轉載：《文革洞因》六五（崇新嶽 百思峰 ）

 

（54）

 

　　毛澤東給江青回信說：你的職務就是研究國內外動態，這已經是大任務了。此事我對你說了多次，不要說沒有工作。此囑。

　　江青本想在“批評批孔”運動中大顯身手一番，要求給她“工作”，可是毛澤東卻多次回絕她的要求，他給江青的工作不是領導“批評批孔”運動，而是“研究國內外動態”，這就把江青排除出“批評批孔”運動。然而江青還是“閑不住”，她仍然仗著主席夫人的身份，插手了不少“批評批孔”的事情。

　　據毛澤東機要秘書張玉鳳回憶說：1974年1月25日，在首都體育館召開的中央和國家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主席事先是不知道的。遲群、謝靜宜在大會上的發言，主席也不知道。會後，王海容、唐聞生來主席處說起這次大會情況，主席很不滿意，指示大會的錄音不要發。我打電話給總理。總理說：“有的省已經發了，不過我馬上通知他們不放錄音，沒有的就不發了。”

　　針對1月25日“批林批孔”動員大會的問題，毛主席後來在遊泳池專門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會上，主席批評了江青擅自召開這次大會和到處送材料等。

　　召開中央國家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這麽重大的事情，江青事先不請示毛澤東，就擅自召開了，這足以引起毛澤東的不滿。1974年2月6日，江青又給毛澤東送去一些反映“批林批孔”的材料，請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在江青的材料上批示：除少數外大都未看。近日體溫升高兩度，是一場大病。一切人不見，現在恢複中。你有事應找政治局。

　　從毛澤東的批示來看，毛澤東一來不想與江青見麵，二來拒絕為江青送來的材料做批示，而是讓江青“你有事應找政治局”，這就是不讓江青插手“批林批孔”的事。

　　但江青不甘心，她還是要插手“批林批孔”運動，又擅自提出聯係實際“批林批孔”，也就是批“走後門”。江青這麽一說，遲群和謝靜宜不敢反對，於是也發表講話說：在批林批孔中，要抓現實的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嚴肅檢查、批判和糾正‘走後門’這種背叛馬克思主義的不正之風。

　　進一步，江青又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聯係實際“批林批孔”，批評了葉劍英涉及“走後門”的問題。為此葉劍英致信毛澤東，表示接受江青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對他的“幫助”。

　　（55）

　　2月15日，毛澤東給葉劍英回信說：劍英同誌：此事甚大，從支部到北京，牽涉幾百萬人。開後門來的也有好人，從前門來的也有壞人。現在，形而上學猖獗，片麵性。批林批孔，又夾著批走後門，有可能衝淡批林批孔。小謝、遲群講話有缺點，不宜向下發。我的意見如此。

　　這是毛澤東明確否認了江青的聯係實際“批走後門”主張。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將毛澤東的這封信印發給全體中央委員。江青得知後責問周恩來說：“為什麽要印發？為什麽事先不給我看呢？”

　　周恩來回答說：“是主席叫我印發的。”然後周恩來把毛澤東的批件給江青看，江青啞口無言。

　　毛澤東在信中並沒有點江青的名，不過第二天周恩來約遲群和謝靜宜談話時，明確指出：毛主席講的“形而上學猖獗”，是批評江青的。此後周恩來又主持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毛澤東的批示，不點名地批評江青。這樣一來，江青不得不向毛澤東寫檢討，說：我做蠢事，對不起主席！今後當努力學習，克服形而上學、片麵性。

　　江青受到批評後，希望與毛澤東麵談，多次提出麵見毛澤東的請求。毛澤東沒有見江青，而是給她寫信說：不見還好些。過去多年同你談的，你有好些不執行，多見何益？有馬列書在，有我的書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歲了，也不體諒。你有特權，我死了，看你怎麽辦？

　　毛澤東在“批林批孔”中不用張春橋、姚文元寫作組，不讓江青插手，另一個目的應該是避免江青集團進一步得罪人。毛澤東知道，搞大批判是最得罪人的。如果能批倒周恩來，這還沒事；果批不倒周恩來，這個大批判的“帳”，將來肯定是要還的。如果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成為“批林批孔”的槍手，那麽將來的“還賬”，肯定要落到他們身上。毛澤東對這些人還寄托著希望，希望他們在自己死後，還能在中央生存下去，所以不能讓他們進一步得罪人。因此，毛澤東就另外開辟新的“槍手”來幹這件事。

　　據原北京市長吳德回憶說：1974年下半年籌備四屆人大時，周總理提出謝靜宜任人大副委員長，他找我征求意見時，我表示同意。而毛澤東在批閱人大和國務院的人事安排名單時，才把謝靜宜任副委員長劃掉了。由此可見，毛澤東並不想讓謝靜宜等人進入中央高層，他們的任務隻是槍手。

　　粉碎“四人幫”後，“批評批孔”運動中最活躍的兩個寫作組“梁效”和“羅思鼎”，“梁效”的主要負責人遲群判有期徒刑18年，謝靜宜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免於起訴；“羅思鼎”的主要負責人徐景賢判有期徒刑18年，朱永嘉判有期徒刑14年。

　　（56）

　　江青的性格，不是追求物質享受、吃喝玩樂等所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人。如果江青是那種人，她當年也不會從物質生活條件很好的大上海，主動跑到物質生活條件很艱苦的延安去。江青的性格喜歡從政，是喜歡投身於政治運動的政治家型的人。在文革之前，江青一直處身於政治之外，基本上“不問政治”，她本人雖然可以享受第一流的物質生活，但她還是悶悶不樂，老是覺得自己有病。

　　文革給了江青一個從政的機會和表演的舞台，使她大為興奮，過去的各種“病”也不治自愈了。不過凡事有得必有失，江青在“不問政治”的時代，大家都對她的印象不錯，尊她是主席夫人，基本上聽不到有人說江青的壞話。相反，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在政治上頻頻亮相，陪劉少奇出訪大出風頭，倒有不少人說王光美的壞話。

　　文革之後一切都變了，江青積極投身文革，批這個、批那個，的確批倒了不少人，但她本人也因此得罪了很多人。對於這一點，江青本人似乎一直沒有察覺。毛澤東曾多次提醒她，但江青總不以為然，她以為隻要有毛澤東夫人的身份，別人就不敢拿她怎麽樣。

　　“九大”之後，毛澤東對江青的態度變了，想讓江青退出政治圈子，讓江青回到過去那種“不問政治”的狀態。江青本人很清楚毛澤東的意思，但江青卻非常不願意退出政治圈子，她正在搞政治的興頭上，正幹得得心應手，怎麽肯退出來“不問政治”呢？毛澤東希望江青退出，江青不肯退出，這樣一來，毛澤東與江青就不可避免地要發生衝突了。

　　江青知道毛澤東不希望她繼續留在政治舞台上，可以江青卻堅持要幹下去，還想繼續掌權。江青的目標與毛澤東的目標不一致，這時候江青就開始幹擾或阻擾毛澤東的部署了。在這段時間，江青往往故意“誤解”毛澤東的指示，從而達到她的目的。

　　比如在批評周恩來的政治局會議上，江青擅自說周恩來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江青在說這個話的同時，又給毛澤東打報告，要求增補她和姚文元為政治局常委。可見江青想用“第十一次路線鬥爭”把周恩來搞掉，然後她自己趁機取而代之。對此，毛澤東一方麵駁回江青希望增補為政治局常委的要求，一方麵批評說：“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後來毛澤東又進一步說：“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當人大委員長，她自己作黨的主席。”毛澤東的看法是對的，江青的夢想，是自己當黨主席，張春橋當總理，王洪文當人大委員長。

　　（57）

　　不過對於江青“有野心”這個評論，值得商榷。首先作為政治家來說，必須有奪權和掌權的“野心”。國外的政治家競選總統，也都是為了奪權和掌權。如果沒有當總統的野心，又何必去競選總統呢？所以有“野心”並不是一件壞事，隻是一個人的“野心”超過了這個人的“能力”，那麽栽跟頭就不足為奇了。江青問題的核心，就是她的野心遠超能力。這點毛澤東洞若觀火，可是江青卻不明就裏。

　　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江青出於自己的利益，多方幹擾毛澤東的部署，其中批“走後門”就是明顯的例子。毛澤東“批林批孔”的本意，與當年批《海瑞罷官》完全不同。毛澤東並不是想要借“批林批孔”拿掉周恩來，隻是要以此來鋪設阻止將來周恩來等人接班上台的社會基礎。

　　毛澤東把“批林批孔”聯係到中國曆史上的“儒法鬥爭”，把“儒法鬥爭”解釋為始終貫穿中國曆史的“兩條路線鬥爭”。當時的宣傳，把法家解釋為順應曆史潮流而動的進步勢力，把儒家解釋為逆曆史潮流而動的反動勢力。毛澤東試圖通過“批林批孔”，在人民的思想中樹立起一種概念，就是儒家是“開曆史倒車”的，是維護舊體製、舊道德的腐朽勢力，是阻力曆史前進的反動人物，因此中國今後絕不能讓儒家的人物上台執政。

　　毛澤東自稱自己是法家，對誰是儒家的問題雖然沒有點名，但各種宣傳讓人們感覺到，周恩來是儒家的代表人物。毛澤東認為人民群眾一旦樹立起來“儒法鬥爭”的概念，即使是在他死後，周恩來這些“儒家”也難於上台執政。

　　毛澤東提出“儒法鬥爭”概念，是毛澤東思想的一次新的轉變或者發展。以前毛澤東總是強調“階級鬥爭”，並沒有提過“儒法鬥爭”。按照階級鬥爭的觀點，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鬥爭，才是階級鬥爭，農民起義軍的領袖才是曆史正麵人物。按照正統的馬克思觀點，儒家和法家都屬於地主階級，因此“儒法鬥爭”應該是地主階級內部的內鬥，算不上是階級鬥爭。

　　毛澤東之所以要用新的“儒法鬥爭”概念，取代以前的“階級鬥爭”概念，第一是因為毛澤東感到“階級鬥爭”的宣傳效果不太好。因為“階級鬥爭”的概念是舶來品，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沒有的概念，中國老百姓對階級鬥爭的“意義”難於理解，是很正常的事。而“儒法鬥爭”的概念，是純粹中國傳統文化的東西，中國老百姓應該很容易理解。所以毛澤東試圖用“儒法鬥爭”做示範或例舉，讓老百姓通過“儒法鬥爭”來理解文革這場鬥爭的“意義”。

　　（58）

　　毛澤東試圖讓老百姓理解，他發起的文革，與中國曆史上的曆次變法運動一樣，是旨在推動曆史進步和前進的變革。因此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報刊上大肆稱讚曆史上的“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等變法運動，並聲稱“主張變法的就是法家，反對變法的就是儒家”。毛澤東試圖這種借古喻今的方法，告訴人們“讚成文革的就是法家，反對文革的就是儒家”，並進一步聲明：反對文革就是阻止社會的發展，阻止曆史的前進。

　　毛澤東的“批林批孔”運動，本意隻是一場思想教育運動，並不是要打到誰。“批林批孔”中批判的對象林彪和孔子，都是死人，單純的批判死人是不可能打倒活人的。江青很快看出這一點，單單搞“批林批孔”，誰也打不倒，所以她要把“批林批孔”與現實聯係起來，與活人聯係起來，這樣才能趁“批林批孔”打倒一批當權人物，為自己上台鋪路。

　　因此，江青就想到把“批林批孔”與批“走後門”聯係起來。關於“走後門”，當時主要指的是在招收工農兵大學生時，通過各種不正當關係進大學的問題。因為招收工農兵學員不需要入學考試，唯一的硬指標是具有“三年以上從事工、農、兵的實際經驗”，也就是當過三年工人，或者當過三年農民，或者當過三年士兵的年輕人，都夠工農兵大學生的入學條件。

　　這樣一來，滿足入學條件的人也太多了，所以隻要有門路的人都可以上大學，而沒有門路的人隻能望洋興歎了。以前沒有門路的平頭老百姓，還有可能通過自己刻苦學習，考上大學;現在沒有門路的平頭老百姓，上大學就是絕望了。為此，1972年5月1日，中共中央專門發出《關於杜絕高等學校招生工作中“走後門”現象的通知》：

　　遵照毛主席關於“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的指示，自1970年招生試點以來，招生工作的主流是好的。當前值得認真注意的一個問題是，各地招生工作中程度不同地存在著“走後門”現象，有些地區和單位情況比較嚴重。據反映，有少數幹部利用職權，采取私留名額，內定名單，授意錄取，甚至用請客送禮、弄虛作假等不正當手段，將自己、親屬和老上級的子女送進高等學校。這種“走後門”不正之風，嚴重幹擾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線，破壞教育革命的成果，敗壞黨的優良作風，損害黨群關係和軍民關係。

　　對於“走後門”現象，老百姓是十分厭惡和痛恨的，江青提出“批走後門”，本身並沒有錯，問題是江青“批走後門”的動機。

　　（59）

　　江青試圖把批死人的“批林批孔”運動，結合到現實，變成批活人的“批走後門”，這樣就可以通過“批走後門”，打倒或處分一部分當權的老幹部。江青認為打倒這些老幹部，就可以輪到她掌權了。

　　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張佐良回憶：

    1974年新春伊始，江青一夥以批判林彪為借口，在首都體育館召開了一個惡名昭著的“批林批孔”動員大會，後來人們稱之為“一二五”萬人大會。此會名為“批林批孔”實是“批周公”。

　　那天下午三點多鍾，在周恩來事先毫無準備的情形下，他們設下了圈套，通知周恩來去首都體育館參加會議。為了顧全大局，周恩來一到會場，首先作自我檢討說：“軍隊的同誌(張春橋時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在‘批林’問題上先走了一步，春橋同誌昨天在京西賓館已主持召開了大會，我們中央和國家機關走晚了一步……”

　　周恩來的話音一落，江青、張春橋及其追隨者立即篡奪了會議主持權。他們大聲吼叫：“我們就是要搞鬥爭哲學，我們就是要鬥、鬥、鬥……”

　　他們嘴巴緊貼麥克風，聲嘶力竭地吼著、擴音器音量開得又大，發出陣陣刺耳的尖叫聲，令人耳膜脹痛。他們在一片狂叫聲中不乏含沙射影地攻擊周恩來。我同其他領導人的隨員坐在主席台背後休息室裏，聽到擴音器裏傳來瘋狂的喊叫聲，令我毛骨悚然。

　　江青不時地站起來傳達毛主席關於“批林批孔”的指示，姚文元也少不了插上幾句應聲蟲似的話。在沒有得到中央正式批準的情況下，他們竟然在大會上公開點名批判郭沫若等幾個領導人，整個會場氣氛緊張，形勢咄咄逼人，充滿了火藥味。

　　1月25日的“一二五”萬人大會之後，江青、張春橋之流掀起的“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波瀾達到了高潮。1月27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召集解放軍總政治部和《解放軍報》等軍隊宣傳係統的負責人開會，到會的領導人有周恩來、葉劍英、康生、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和汪東興等人。

　　會議由周恩來主持，他神情嚴肅，隻說了幾句開場白。江青早已等不及了，跳出來發言。江青發言的中心意思是，中央決定要向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派駐記者當聯絡員。她著重指出：“聯絡員可以參加地方的黨委會議，地方黨政軍領導機關應給予方便與協助，不得進行幹預或阻攔。

　　這時，江青忽然又從座位上站起來，大聲喊道：“總政的田維新來了嗎？”

　　田維新是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是一位高個子的標準軍人。他坐在人群中間，聽到江青呼叫他的名字，立即站起來在原地立正，向江青行了軍禮回答道：“到！我在這裏。”

　　（60）

  　江青問：“田維新!我問你，《共產黨宣言》是哪一年發表的?”

　　田維新一時語塞，回答不上來。如果事先未做準備，恐怕能答得上來的人不多。

　　江青怒斥田維新說：“田維新!你這個總政治部副主任，連《共產黨宣言》都說不清楚!”

　　田維新說：“我，我沒有準備……，學習得不夠……”

　　江青怒斥說：“什麽學習不夠？你還跟我強嘴？”

　　田維新並不是強嘴，他說的是老實話。江青不講道理，他隻好保持沉默。

　　江青朝門外大聲吆喝道：“來人哪，把他的領章帽徽通通給我摘下來！”

　　門外立刻進來幾個軍人，走到田維新跟前，動手摘下了作為軍人榮譽標誌的領章與帽徽。看來，今天的事情是江青成心要整人，她事先作了安排，會場門外的解放軍戰士能招之即來，就是證明。

　　此時，會場裏的人被江青突如其來的舉動驚呆了，大家瞪大了眼睛，以恐懼、同情和憤懣的目光注視著這一切。事情尚未結束，江青的威風還要繼續耍下去，她接著轉向第二個目標，又大聲吆喝起來：“《解放軍報》的華楠來了沒有？”

　　華楠中等個頭，是《解放軍報》主編。華楠從人群中站起來，向江青行了軍禮回答道：“到！”

　　江青問：“你跟我說說，巴黎公社是哪一年成立的？”

　　華楠一時也答不上來，愣了一下，急得額頭上直冒汗。不久之後，田維新與華楠都被“靠邊站”，罷了官。

　　在這同一次會議上，江青還有一件“張狂”的事情。江青氣勢洶洶地衝著葉劍英責問道：“劍英啊，聽說你有個兒子在空軍，他是怎麽參的軍呀？是不是走了後門啊？”

　　江青本想借題發揮，利用“批林批孔”的機會，再製造事端，企圖擴大打擊麵來整治葉劍英等老一輩革命家，但葉帥當時沉住了氣，未予理睬。事後，葉帥專門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談及此事。毛澤東對此表示：“參軍走前門的也有壞人，走後門的也有好人。”

　　毛澤東不讓江青幹擾“批林批孔”大方向，故有關“走後門”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江青搞“批走後門”，顯然是幹擾了毛澤東“批林批孔”的大方向，試圖利用“批林批孔”運動整掉一批老幹部。因此，毛澤東批評江青說：現在，形而上學猖獗，片麵性。批林批孔，又夾著批走後門，有可能衝淡批林批孔。

　　被毛澤東批評後，江青不得不向毛澤東寫檢討說：我做蠢事，對不起主席！今後當努力學習，克服形而上學、片麵性。

　　（61）

　　江青曾在大會上發言說“批林批孔就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但這完全不是毛澤東的意思。毛澤東發起“批林批孔”運動，目的並不是1966年發動文革那樣的“全國全麵奪權”，也不是想打倒什麽人，而是旨在對人民群眾進行思想教育，喚醒和提高群眾的思想覺悟。但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卻也有一位高官“落馬”，他就是李德生。

　　關於李德生，在前麵我們介紹過，他是毛澤東為了對林彪集團“摻沙子”而破格提拔起來的。對李德生，毛澤東曾經是非常信任的。1968年李德生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兼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1969年，李德生上調北京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在毛澤東與李德生談話時，李德生說：“我水平不高，怕不能勝任這麽多重要的工作，安徽、南京的工作能不能免去？”

　　毛澤東把手一揮說：“不要免，一個也不要免。南京的不要免，安徽的也不要免。”

　　這樣一來，李德生就成為身兼“黨政軍”三職的高官，被看作是大有前途的政治新星。過去的解放軍總政主任分別是羅榮桓、譚政和蕭華，軍銜分別是元帥、大將和上將。而李德生的軍銜不過是一個少將，他能得到如此殊榮，當然是靠毛澤東推上去的。文革中毛澤東看上了四個人：安徽的李德生、河南的紀登奎、上海的王洪文、湖南的華國鋒。而其中第一個得到毛澤東重用的，就是李德生。

　　1970年12月，李德生突然接到通知立即去北京，毛澤東麵見了他，讓他擔任北京軍區司令員。當時李德生已經兼職很多了，任國務院業務組成員、軍委辦事組成員、總政治部主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十二軍軍長、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所以李德生向毛澤東提出：“主席，北京軍區的工作任務很重，我努力去做好。總政治部的事還管不管?”

　　毛澤東回答說：“管!但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北京軍區，把屁股坐在北京軍區，兼管總政的工作。總政治部還有副主任嘛。”

　　這樣一來，李德生又兼任最重要的北京軍區司令員，成為當時兼職最多的高官。1971年9月12日，也就是林彪外逃的那一天，毛澤東提前結束在南方的視察回到北京，在豐台火車站召見了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北京軍區政委紀登奎、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北京衛戍區政委吳德，與他們談話兩個多小時，特別點名批評了林彪。

　　李德生回憶這次召見說：最後，毛主席單獨向我交待一項任務，從三十八軍調一個師到南口，這在當時，是一個極端重要的軍事部署，毛主席對林彪一夥可能要搞武裝政變的最壞情況都估計到了。

　　毛澤東單獨向李德生交待調動一個師，這些都說明毛澤東對李德生是高度信任的。在中共“十大”上，李德生又進一步升格為黨的副主席，排名在王洪文之後。但這次提名李德生當副主席的，卻不是毛澤東，而是周恩來。

　　（62）

　　據李德生的秘書祝庭勳回憶說：8月22日，中央政治局再次討論“十大”人事安排，毛澤東參加了會議。毛澤東說：“主席誰當啊?”

　　大家都說：“還是主席擔任好。”

　　毛澤東又說：“誰當副主席?”

　　周恩來談了大家醞釀的情況，毛澤東說：“我看，恩來算一個，洪文算一個。”

　　毛澤東聽說政治局會議上，不少人不同意王洪文，便用說服的口吻，解釋說：“王洪文當過兵，當過農民，當過工人，不能看不起兒童團。”

　　毛澤東接著說：“康老算一個，劍英算一個。”

　　按照當時中央的規定，39歲以下為青年，40歲至59歲為中年，60歲以上為老年。在主席、副主席候選名單裏，毛澤東已近80歲，周恩來75歲，康生75歲，葉劍英76歲，都屬於老年了，隻有王洪文38歲，屬於青年範圍。

　　毛澤東沉思了一下說：“我看，現在的候選人裏麵，有老的，有青的，還沒有中的啊?我們不是講老、中、青三結合嗎?我們也應當老、中、青三結合啊。”

　　大家對這個原則沒有異議。而當時符合中年條件的政治局委員，卻有好幾個，究竟是誰呢?不料毛澤東說：“這個‘中’，我的意見是從軍隊裏麵選。”毛澤東提出的這個範圍，實際上就把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排除在“中”的候選人之外了。

　　按照毛澤東提議的條件，周恩來發言說：“建議德生同誌作為一位候選人。”當時，李德生57歲，是屬於軍隊裏的中年範圍的。

　　毛澤東說：“可以。”其他政治局委員都表示讚成。

　　李德生根本沒有這個思想準備，他連忙說：“我不合適，我的水平和能力，都不合適。”他又說：“從我們黨內來說，先念同誌是可以作為黨的副主席人選的。”

　　李先念就坐在李德生的旁邊，他拉拉李德生的袖子，悄悄地對他說：“主席已經表過態了，你不要再說了。”

　　李先念當時是64歲，雖然比周恩來、葉劍英小10多歲，按照有關規定，也是屬於老年範圍了。

　　李德生本人也回憶說：在籌備召開十大，討論提名黨的主席、副主席候選人過程中，在議定了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提名之後，毛主席提出是否還要增加一個啊。他認為，現在的候選人中有老的，有青的，但還沒有中年。當時規定，39歲以下為青年，60歲以上為老年。

　　毛主席說：老中青三結合嘛!當有一個中年的同誌，並建議在軍隊裏麵選。當時政治局委員中，符合中年年齡條件的人不少，但具備後一個條件的人卻不多。

　　周總理提出：建議李德生同誌作一個候選人。毛主席表示同意，政治局其他委員也都沒有提出異議。我當即表示自己不適宜做黨的副主席，並提議李先念同誌作為黨的副主席候選人。先念同誌拉拉我的衣服，輕聲地說：“主席已經表過態了，你不要再說了。”1973年8月30日十屆一中全會上，我當選為黨的副主席。

　　（63）

　　從上述回憶來看，毛澤東直接提名了四個副主席，但最後一個李德生，毛澤東則沒有直接提名，這說明毛澤東對李德生的信任程度已經有所下降。這個理由，主要是在毛澤東1972年病倒的一年多裏，李德生積極協助周恩來搞“批林整風”。這在毛澤東看來，李德生已經不太可靠了，所以對提名李德生並不積極，而是由周恩來提出來的。不過當時毛澤東對李德生的態度是繼續“看看”，對他還有“挽救”的希望。

　　林彪事件之後，軍委辦事組撤銷，由葉劍英負責軍委日常工作，李德生協助，這樣李德生就在軍隊中成為僅次於葉劍英的第二號人物。毛澤東把李德生放在這麽重要的位置，是希望李德生在軍隊中貫徹執行他的指示和意圖。但李德生在“批林批孔”中的表現，卻讓毛澤東徹底失望了。

　　據李德生的秘書祝庭勳回憶說：“批林整風”中提出“批孔”，李德生最早是在1973年5月25日聽到的。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先講了批林整風，然後提出要注意抓意識形態，並要求學一點曆史和批判孔子。這是李德生第一次聽到毛澤東提到批孔，是把它作為抓意識形態的一項內容提及的。

　　1973年7月5日，李德生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張春橋傳達了前一天毛澤東的談話，談到外交部近來有若幹問題不大令人滿意，並講到“批孔”問題，毛澤東認為林彪和國民黨一樣，都是“尊孔反法”的，他不讚成罵秦始皇。李德生開始感到毛澤東對“批孔”的強調。

　　1973年7月17日，李德生看到毛澤東接見楊振寧的談話記錄。毛澤東再次談到這個問題，說：“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張社會要向前發展，反對倒退的路線，要前進。”李德生開始找有關書籍來看。

　　1973年8月6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江青顯得很神氣地傳達毛澤東講述曆史上的儒法鬥爭情況。毛澤東認為：曆史上有作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都主張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則滿口仁義道德，主張厚古薄今，開曆史倒車。李德生專門查找《史記》和《封建論》閱讀，看來毛澤東對於“批孔”很是重視。

　　江青在會上要求將毛澤東有關儒法鬥爭的內容，寫進“十大”《政治報告》。周恩來當時表示，對此要理解、消化一段時間，不必馬上公布。後來，毛澤東對此也沒有異議。

　　就在江青傳達毛澤東意見的第二天起，8月7日和13日，《人民日報》連續發表了兩篇“批孔”文章。

　　（64）

　　“十大”閉幕後，9月4日，《北京日報》登載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以“梁效”筆名發表的長篇文章《儒家和儒家的反動思想》，接著，一些報刊陸續發表批孔、批儒的文章，公開影射周恩來。

　　到了這個時候，李德生看出來了，這是在1972年反對“批極左”之後，又在醞釀一場新的鬥爭。報上的“批孔”文章日益增多，調子越來越高，而中央政治局會議並沒有就全國範圍開展“批孔”問題討論過。但是報刊上連篇累牘的批判文章，迅速波及部隊，在部隊引起日漸強烈的反應。

　　李德生親自遇到一件事：1973年10月中旬，北京軍區在華北某地組織軍事演習，李德生乘飛機到演習部隊去，在西郊機場一位幹部匯報說：“聽說‘批林批孔’是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我們不知道下一步應當怎麽搞？”

　　李德生感到很奇怪，怎麽會有這樣的議論呢？李德生坦然地說：“毛主席的這個戰略部署，我怎麽不知道啊？”

　　與此同時，總政治部機關也接到部隊的多次請示，李德生同其它領導同誌說：“我在西郊機場也遇到這個問題了。報紙上的署名文章，不能代表中央。這件事經政治局討論後，有了決定，將通過中央文件來傳達。現在，部隊還是應當抓好“十大”精神的貫徹，在“批林”中聯係批判孔子的反動思想，可以放在政治教育中進行，不要形成運動。”

　　李德生要求總政治部，針對部隊的各種思想反映，起草一個《通知》發給部隊，以便統一思想。1973年10月24日，總政治部起草了《關於在部隊中批判孔子的意見》。李德生審定後，10月27日作了傳達。

　　這個《通知》，是在當時“批林批孔”文章連篇累牘的情況下，做出了軍隊內部教育方麵的規定。《通知》不可能不提“批孔”，但是要求把“批孔”放在適當範圍內，防止亂聯係、亂點名，防止形成一場政治運動。這就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他們“批林批孔批周公”，含沙射影攻擊周恩來，格格不入。江青他們得知總政治部的《通知》後，極為不滿，隻隔兩個月，就公開展開對總政治部《通知》的批判。

　　從李德生秘書的回憶來看，李德生應該很清楚“批孔”是來自毛澤東的意圖，而這個意圖指向周恩來。然而李德生卻沒有積極貫徹毛澤東的意圖，相反卻向部隊發出一個《通知》，限製在部隊中展開“批孔”，這分明就是抵製毛澤東搞“批孔”。這樣一來，毛澤東就不能再重用李德生了，首先要拿掉李德生“總政治部主任”這個非常重要的職位。於是在1973年12月，毛澤東進行了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這次對調的第一個對象，就是針對李德生。

　　（65）

　　1973年12月，毛澤東進行了建國以來最大的一次高層軍官改組，這就是八大軍區司令員的“對調”。毛澤東進行這次大改組的原因，最主要的目的為了扶持王洪文接班。

　　前麵說過，在討論王洪文當黨中央副主席的時候，許世友為代表的大軍區司令員，表現出非常強烈的抵製情緒，對王洪文不服氣。因此毛澤東認為，高層軍官是王洪文接班的最大障礙，所以有必要對高層軍官，特別是掌握實權的各大軍區司令員，進行一次改組和整頓。

　　最有效的辦法，當然是對這批大軍區司令員進行撤職處理，換上對王洪文服氣和聽話的新人。可是這樣做的觸動麵太大，觸犯的人太多，現在的形勢已經與文革初期不同了，不能再用“打倒”的方式了。於是毛澤東就采用“對調”的方式，讓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這樣做，每個各大軍區司令員的職位和職務都沒有變，隻是工作地點變了，這樣可以使他們比較容易接受，阻力比較小。

　　以前的大軍區司令員，不少是長期在一個地方任職。比如許世友，從1955年開始，就任南京軍區司令員，此後一直沒有動過。這樣許世友在南京軍區經營了近二十年，建立起自己的一批人馬和勢力。這次把許世友調任廣州軍區任司令員，而且隻能帶10名以內的隨從。許世友等於是隻身去廣州軍區任職，長年來培養起來的一大批親信都沒有了。這樣一來，許世友的職位雖然沒有動，但勢力卻小了許多，說話不像在南京軍區那麽頂用了。

　　因此，毛澤東把八大軍區司令員進行對調，就是要縮小他們的勢力。這些人在一個陌生的地方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勢力，至少也得幾年。有這幾年的緩衝，王洪文自己的勢力也培植起來了，不用怕這些大軍區司令了，這就是毛澤東的想法和打算。

　　這次的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是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與沈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對調，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誌與武漢軍區司令員曾思玉對調，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與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對調，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與蘭州軍區司令員皮定鈞對調。

　　毛澤東進行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第二個目的，是對李德生的處分。李德生治軍的才能並不是特別優秀，打仗的戰績也不是特別突出，毛澤東看上李德生，主要是看上他的政治才能，讓他當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

　　可是在毛澤東發起“批林批孔”這場政治運動時，李德生主持的總政治部，不但不積極響應，反而“潑冷水”，設限製，這就不免讓毛澤東感到李德生辜負他的期待，所以要把李德生拿下，搬開這塊阻礙“批林批孔”運動的絆腳石。

　　（66）

　　如果用過去的打倒手法，像打倒羅瑞卿、楊成武那樣拿掉李德生，雖說比較簡單，但現在時代已經不同了。複權的老幹部們對“打倒”已經很反感，如果毛澤東再打倒李德生，不但人心盡失，而且會火上澆油，在軍隊中引發更大的抵觸情緒，對王洪文的接班也不利，所以這次毛澤東要用新的辦法拿掉李德生。於是毛澤東就想出一個新的處理李德生的辦法，就是不對他進行降職處分，而是把他平級調走，即所謂“平調”。

　　此時李德生不僅是黨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而且還兼任總政治部主任，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的這些職務中，黨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和總政治部主任是不能調動的，而北京軍區司令員則是可以調動的，所以毛澤東就用“對調”的辦法，把李德生調到沈陽軍區任沈陽軍區司令員。

　　李德生到了沈陽之後，人不在北京，當然就無法再兼顧總政治部主任的職務，也不能經常參加政治局常委會議，這樣就在無形之中，把李德生的黨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和總政治部主任的職務拿掉了。不過在名譽上，並沒有對李德生進行任何降職處分，這樣可以“傷人”較小，減少老幹部們的不滿和抵觸。

　　李德生調到沈陽軍區之後，他並沒有“知錯就改”或者“戴罪立功”，甚至還走得更遠了。這樣一來，毛澤東就要進一步拿掉李德生的黨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的職務。當然這也不能用過去的“打倒”方式，所以毛澤東就讓李德生“辭職”，讓他體麵地下台。

　　原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曾兼任北京軍區政委，與李德生這個北京軍區司令員是“搭檔”。據紀登奎之子紀坡民撰文說：對李德生同誌辭職的事，父親是知道的。李德生同誌辭去黨中央副主席職務，是1975年黨中央的“一號文”公布的。大概是1974年底吧，父親和李先念同誌兩人受中央委派，去和李德生同誌談話，提到要他辭去黨中央副主席的職務。

　　大概是我們黨內從來沒所謂“辭職”的先例吧，李德生聽了以後很詫異，還以為是“四人幫”整他，很生氣。父親和李先念隻是奉命辦事，不願意和李德生同誌爭論，再傷害他。父親便直截了當地說：“德生同誌，你應該明白，你是黨中央的副主席，我們兩人隻是政治局委員，按規矩，我們是沒有資格和你談這個話的。要你辭職，這是毛主席的意見。”

　　李德生同誌聽了這個話，便不再說什麽了。他辭去黨中央副主席的職務之後，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到1980年代，李德生還擔任國防大學的政委。

　　（67）

　　1973年12月12日，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會上毛澤東提出八大軍區司令員相互對調的建議。毛澤東說：我主張把大軍區司今員、政治委員都找來。議什麽事，要議軍。我提議，議一個軍事問題，全國各個大軍區司令員互相調動。葉劍英你是讚成的，我讚成你的意見，我代表你說話。我先找了總理、王洪文兩位同誌，他們也讚成。

　　陳錫聯同誌當北京軍區司令，李德生同誌到沈陽軍區去；楊得誌同誌跟曾思玉同誌對調；許世友同誌跟丁盛同誌對調；韓先楚同誌跟皮定均同誌對調。一個人在一個地方搞久了不行，搞久了就油了。

　　有幾個大軍區，政治委員不起作用，司令員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幾年了，主要問題是軍區司令員互相調動，政治委員不走。在一個地方太久了，不好。相互調動，又不開除你的中央委員、軍區司令員，照樣做官嘛，照樣革命嘛，換個地方革命嘛。

　　毛澤東先說了軍區司令員互相調動的理由，是“一個人在一個地方搞久了不行，搞久了就油了”，所以要互相調動。毛澤東又強調說：“又不開除你的中央委員、軍區司令員，照樣做官嘛”，這就告訴這些司令員們，這次是平調，不是降職。而且毛澤東也說明，他事先與周恩來和葉劍英都商量過，他們兩人都同意了。

　　毛澤東對韓先楚說：我不是跟你講過嘛，這個世界上這類事啊，心放寬些，膽子壯些。無非是做官嘛，革命嘛。一個不撤，一個不批，這個會差不多了吧。

　　毛澤東對韓先楚說“一個不撤，一個不批”，再次強調八大軍區司令員不會被撤職，更不會挨批。毛澤東又對許世友說：許世友同誌，你現在也看《紅樓夢》了嗎？要看五遍才有發言權呢。《紅樓夢》是把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寫出來。真事不能講，就是政治鬥爭，吊膀子這些是掩蓋它的。

　　你許世友就隻講打仗。你這個人以後搞點文學吧。“常恨隨陸無武，絳灌無文。”絳是說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許世友這個人也是少文。如果中國出了修正主義，大家要注意啊！

　　許世友插話說：“把它消滅！不怕，那有什麽關係！”

　　毛澤東說：不怕啊？你許世友就作周勃嘛。你去讀《紅樓夢》吧。

　　毛澤東為什麽讓許世友讀《紅樓夢》呢？他點破了關鍵是“真事隱去，假語村言”。毛澤東更直接地說：“真事不能講，就是政治鬥爭。”毛澤東這裏是想借《紅樓夢》提醒許世友等人，毛澤東自己的講話也是“真事隱去，假語村言”。因為政治鬥爭是不能直接用大白話明講出來的，所以毛澤東不能直接講，隻能用“假語村言”來提示，讓他們自己去琢磨和體會。

　　（68）

　　毛澤東又提到李德生說：我們還有一位李司令，司令常來常往嘛！李德生剛來北京軍區不久，司令員對調，他是陪綁的。

　　接著毛澤東對李德生說：到一個新地方有很多困難呢。不熟人，不熟地方，不熟黨，不熟軍。黨、政、軍、民都不熟。慢慢來，就會順手。如果到那邊不順手，我們也可以商量一下。

　　李德生插話說：“一定順手。”

　　毛澤東說：靠不住！你不從壞處著想，單從好處著想。你李德生是唱李鐵梅的，你一家出了一個李鐵梅。你也做些好事吧，將來上帝也請你喝燒酒。然後毛澤東風趣地說：李德生活到九十九，上帝請你喝燒酒。

　　毛澤東對李德生說這些話，是安撫一下他。不過李德生後來真的活到96歲，差一點就99歲了。

　　毛澤東又說：現在好多人看不起兒童團，我也是兒童團過來的，你們也都是吧？你們那個青年時期，十幾歲，二十幾歲就那麽高明，我就不相信。

　　這裏毛澤東又替王洪文說話，讓大家不能小看王洪文，因為他們這些司令員，當年也是二十幾歲就當軍長、當師長了。然後毛澤東又提到鄧小平，說：現在，請了一個軍師，叫鄧小平。發個通知，當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我想政治局添一個秘書長吧，你不要這個名義，那就當個總參謀長吧。

　　你們的老上司，我請回來了，政治局請回來了，不是我一個人請回來的。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辦事比較果斷。他一生大概是三七開。

　　毛澤東又對到會的鄧小平說：你(指鄧小平)呢，人家有點怕你，我送你兩句話，柔中寓剛，棉裏藏針。外麵和氣一點，內部是鋼鐵公司。過去的缺點，慢慢地改一改吧。

　　在這之前，鄧小平已經恢複國務院副總理職務，開始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了。不過這是毛澤東首次公開說要讓鄧小平當總參謀長，也就是準備給鄧小平軍權。

　　最後毛澤東說：軍委不議軍，政治局不議政，以後改了吧。你們不改，我就要開會，到這裏來，跟你們吹一吹，當麵講。政治局要議政。軍委要議軍，不僅要議軍，而且要議政。不議政，軍隊政治思想工作就提不起綱來。

　　要準備打仗！內戰外戰都來，我還可以打一仗呢。我能吃飯，也能睡覺，所以要打，我最歡迎了。一打來就可以分清，誰是真正願意打的，誰是勾結外國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

　　毛澤東後麵這些話，顯然又是影射周恩來對美國“軟”，怕打仗。前麵提到，毛澤東在1973年11月下旬到12月5日，曾多次開政治局會議批評周恩來。然而在12月6日以後，毛澤東與周恩來又“和解”了。毛澤東安排在12月12日，也就是在與周恩來和解之後，才提出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之事，這也是考慮周恩來的原因。

　　（69）

　　不少人認為1973年11月底到12月初召開的一係列批評周恩來的政治局會議，是毛澤東準備從組織上拿掉周恩來，隻是後來因為種種原因而作罷。這種看法雖有一定道理，但不能解釋一些基本的事實。因為毛澤東要拿掉某個高官，從來不是一時興起的意氣用事，毛澤東總是非常慎重地進行事前的部署。

　　毛澤東的事前部署可以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事先向自己信任的高官“打招呼”，第二個部分是事先做好軍事方麵的防範性部署，以防被拿掉的人鋌而走險。林彪在被拿掉之前鋌而走險，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毛澤東在拿掉某個高官之前，事先總要“打招呼”，把自己的政治意圖向信任的高官們“交底”，這樣才能使那些高官在關鍵時刻正確地領會和貫徹毛澤東的意圖，更不至於“站錯隊”。這種“交底”，都是毛澤東親自出麵講，絕不會通過第三者來傳話。因為第三者的傳話，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傳達毛澤東的意圖。在打倒劉少奇之前，毛澤東事先親自向周恩來等人“交底”；在拿掉林彪之前，毛澤東也在南巡中，親自向高官們事先“交底”。

　　如果毛澤東要在1973年11月，借著召開批評周恩來的政治局會議，一舉拿掉周恩來，那麽毛澤東肯定事先要向自己最為信任的江青集團“交底”。至今為止，我們看不到任何關於毛澤東向江青集團成員或者其他高官“交底”之事。江青在這次會上指責周恩來“迫不及待”，並說“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後來江青的這些話受到毛澤東的批評，此事反過來可以證明毛澤東沒有向江青“交底”。如果毛澤東真想拿掉周恩來，而事先不向江青“交底”，這是不太可能的事。

　　再者，如果毛澤東真要拿掉周恩來，他就必須事先防範周恩來鋌而走險，幹出無法預測之事。因為誰也不能保證，周恩來會那麽“老實”地束手就擒，林彪最後的鋌而走險就是很好的教訓。所以毛澤東真要拿掉周恩來的話，軍事上的防範性動作，是事先必須要做的。

　　前麵提到過，在拿掉劉少奇和林彪這兩個人之前，毛澤東都事先做了防範性的軍事部署。而至今為止，我們看不到任何關於毛澤東做針對於周恩來的軍事部署的情報。毛澤東事先不做任何軍事部署，就著手直接拿周恩來，這也是不太可能的事。

　　其實毛澤東在批評周恩來的同時，也向周恩來放出強烈的信息，就是這次會議隻是批評一下周恩來，不會觸動周恩來的職位和權力。

　　（70）

　　毛澤東這麽做，就是要防止周恩來誤解他的意圖。萬一周恩來誤以為這次毛澤東要拿掉他，來個最後一搏，幹出什麽鋌而走險之事，那就要出大亂子了，所以毛澤東不能讓周恩來誤解他的意圖。

　　毛澤東讓周恩來理解他的意圖，第一件事是不動周恩來的外圍，直接批周恩來，而且還把周恩來和葉劍英一起批。從打倒劉少奇的過程中，可以明顯看出毛澤東的“剝筍”策略，先拿掉劉少奇的外圍彭真等人，最後才向劉少奇動手。打倒林彪的過程不完全，但也可以看出，毛澤東是先拿掉林彪的外圍“四大金剛”，最後才準備向林彪動手。

　　如果毛澤東真的要拿掉周恩來，那麽他還是要“剝筍”，先拿掉周恩來的外圍，不會直接上來就把火力對準周恩來，更不會把周恩來和葉劍英一起批，因為這有違毛澤東“各個擊破”的一貫戰術。周恩來看毛澤東沒有先對他的外圍動手，就應該估計出這次毛澤東隻是“動嘴”，不會“動手”。

　　毛澤東讓周恩來理解他的意圖的第二件事，是不親自參加批周的會議。毛澤東在打倒劉少奇的過程中，最後的關鍵會議上，他都是直接參加的，這樣才能鎮住場麵，才能讓高官們敢於批劉。而這次批周的會議，毛澤東隻是讓唐聞生等人傳他的話，自己不出席，這樣會議的力度就大打折扣，並且沒有毛澤東的親自撐腰，許多高官也不敢向周恩來發難。所以周恩來看毛澤東不親自參加這些會議，也應該估計出這次毛澤東隻是“動嘴”，不會“動手”。

　　毛澤東讓周恩來理解他的意圖的第三件事，是不對軍隊做任何布置或動作。如果毛澤東在批周的同時，進行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那麽就有可能讓周恩來誤以為這次軍區司令員對調是針對他的，就有可能“刺激”周恩來幹出什麽鋌而走險之事。所以毛澤東要把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這件事，放在他與周恩來和解之後，這樣才能讓周恩來放心這些事不是針對他的。

　　據原中聯部部長耿飆回憶說：1974年1月25日的“批林批孔”動員大會後，他到中南海西花廳周恩來辦公室，談到江青在“批林批孔”大會點了他的名，他想辭職不幹了。周恩來聽後說：“耿飆同誌，我送你三句話。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論怎麽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趕你，不管他怎樣趕，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樣整，你自己不要死。”這幾句話不僅是說給耿飆的，也是周恩來自己的心態。

　　（71）

　　周恩來挨批的心情，肯定是不好受的，心裏肯定不痛快，這些毫無疑問。但周恩來當時也應該很清楚，毛澤東此舉隻是要打一打他的威信，不是觸動他的職權，所以周恩來並不會擔心自己被打倒。現在不少人誇大了這次批周會議，把周恩來描述成地位已經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這是不正確的。

　　還有人說毛澤東不打倒周恩來，是因為毛澤東擔心或害怕失去周恩來，就沒有人替毛澤東“幹活”了。似乎少了周恩來，毛澤東的政權就維持不下去了。這種說法也是不合理的。毛澤東從來沒有依靠或依賴過周恩來，所以他也從不擔心少了周恩來，政權就會維持不下去。事實上，周恩來早於毛澤東半年多去世，周恩來死後，毛澤東沒有任何的擔心或害怕，毛澤東的政權照樣正常運轉，絕沒有出現少了周恩來就“不行”的情況。其實這個世界，少了毛澤東本人也不會“不行”。所以毛澤東不可能擔心少了周恩來，他就維持不下去了。

　　不過在1973年12月的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會上，毛澤東還是不點名地批評了周恩來，說：“軍委不議軍，政治局不議政，以後改了吧。政治局要議政。軍委不僅要議軍，而且要議政。不議政，軍隊政治思想工作就提不起綱來。”

　　毛澤東這裏說的“議政”，就是“批林批孔”，因為周恩來主持的政治局和葉劍英主持的軍委，對“批評批孔”都持消極抵製的態度，所以毛澤東要督促他們“議政”。在毛澤東的督促下，1974年1月中央發出“批評批孔”的一號文件，號召在全國展開“批林批孔”運動。

　　“批評批孔”開展之後，江青又滿懷熱情地投身於這場政治運動中。盡管毛澤東不希望江青在這次運動中出麵，可是江青仍然仗著她的身份和地位，不僅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大出風頭，而且還做了不少幹擾毛澤東運動方向的舉動，其中之一就是吹捧武則天。

　　據陳伯達的秘書王文耀回憶說：1967年3月間，陳伯達對我們說，毛主席在一次小範圍的會議上，對江青的霸道行徑嚴厲地批評過。毛主席生氣地說：“有人說她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這話不對！她是一人之上，萬人之上，她根本就沒有把我放在眼裏！我多次批評過她，她聽了嗎？她這個人呢，有武則天之心，而無武則天之才。”

　　毛澤東說完後，誰也沒有說話。後來，還是周總理打破沉悶的氣氛，說：“江青同誌還是做了不少工作的，很辛苦，是有成績的。”這時緊張的氣氛才緩和下來。

　　（72）

　　然而散會後，沒有一個人傳達毛澤東對江青的批評。陳伯達不滿地說：“別人做錯了事，主席有時生氣地批評幾句，就馬上向下傳達，被批評的人，很快就會倒台了。而主席這麽嚴厲地批評江青，就沒人傳達一句，反而還護著她。”陳伯達說完直歎氣。

　　可是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組會上，還哭鬧著訴委屈，說：“正因為我是他（指主席）的老婆，他總是限製著我。這麽多年來，如果不是這樣，我早就放開工作了，我真是受不了……”

　　毛澤東批評江青“有武則天之心，無武則天之才”，還真說的不錯。江青借著“批林批孔”運動，真的公開吹捧起武則天來。1974年第四期《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上，發表署名“梁效”的文章《有作為的女政治家武則天》，公然吹捧武則天：武則天敢於大膽地參與國事，親自執政，推行法家路線，這本身就是對儒家所謂正統思想的蔑視和造反，就是對“男尊女卑”傳統觀念的批判。

　　武則天一登上曆史舞台，就實行堅決鏟除分裂勢力、維護國家統一、加強中央集權的法家政治路線，改革政治製度。在她所統治的時期內，基本上是貫徹了一條法家政治路線。她采取的措施，基本上是符合當時曆史發展需要的。

　　“梁效”原是毛澤東建立的獨立於江青集團的寫作組，可是江青發現這個寫作組後，就積極插手，把自己的“私貨”塞進去。遲群、謝靜宜等人也不敢得罪江青，隻好盡可能滿足江青的要求，於是就按照江青的意圖，寫了吹捧武則天的文章。

　　“梁效”寫作組吹捧武則天的文章發表後，其他刊物當然積極跟上，繼而發表了《談武則天的反儒精神》、《武則天——尊法反儒的女政治家》等一係列吹捧武則天的文章。“梁效”寫作組還按照江青的意思，寫了吹捧劉邦夫人呂後的《法家人物簡介——呂後》等文章，為江青將來掌握最高領導權製造社會輿論。

　　江青在此期間明顯幹涉毛澤東的決策，是反對鄧小平以中國代表團團長的身份，出席在紐約的聯合國大會。對此，毛澤東不得不給江青寫信，明確地告訴說：鄧小平同誌出國是我的意見，你不要反對為好。小心謹慎，不要反對我的意見。

　　1974年4月10日，鄧小平出現在紐約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的講台上，這是鄧小平自1966年被打倒之後，第一次公開在國際舞台露麵，這理所當然地在中國引起一次政治震動。王洪文作為接班人，人們已經感到意外了；而鄧小平成為接班人，人們更是感到“意外中的意外”。

　　（73）

　　在戰爭年代高官犯了嚴重錯誤，受到降職或撤職處分之後，又重新複出的現象很多。毛澤東本人就有過這樣的經曆，鄧小平也有過這樣的經曆。但新中國建國後，就不再有這樣的例子了。高崗、饒漱石、彭德懷、劉少奇等人犯了錯誤之後，都是“一擼到底”。隻有鄧小平是唯一的例外，他犯了嚴重錯誤，被打倒之後，又再次複出。當然，在毛澤東去世後，文革中被打倒的大批官們複出，當屬另外一回事了。

　　毛澤東當初打倒鄧小平的時候，並沒有把鄧小平一棍子打死，而是把他保留下來作為備用的棋子。如果文革的發展形勢很順利，當然用不著備用。可是文革卻出乎意料的不順利，以至於毛澤東不得的用鄧小平作備用棋子了。

　　毛澤東最初動用鄧小平的用意，並不是讓鄧小平接班，而是讓他輔佐王洪文，當王洪文的軍師。毛澤東知道，要想讓王洪文這樣的年輕人順利接班，最好是有一個執政水平高、謀略老練的軍師來輔佐。然而這樣的軍師卻很難找，因為有一個自相矛盾的問題：執政水平高的人，往往威信也高，很容易將王洪文取而代之；執政水平低的人，威信當然也低，不會對王洪文的地位構成威脅，但對王洪文的幫助也會有限。

　　讓周恩來、朱德這些人輔佐王洪文，在毛澤東死後，肯定要取而代之。周恩來在毛澤東活著的時候，都敢抵製毛澤東的方針政策，一旦毛澤東去世，那就要一切聽周恩來的，王洪文肯定要靠邊站。因此，理想的軍師人選，最好是執政水平高，而威信卻不高的人。

　　這樣一來，毛澤東就看上了鄧小平。鄧小平的執政水平高，毛澤東是相信的，而鄧小平在文革中被大批判了一次，威信受到很大打擊，正好滿足毛澤東期待的“執政水平高，威信卻不高”的要求，所以毛澤東就想到讓鄧小平給王洪文當“軍師”。毛澤東在1973年12月大軍區司令對調會議上，對眾人說：“現在請了一個軍師，叫鄧小平。”毛澤東這裏很明確給鄧小平的定位是“軍師”，而不是“王儲”。

　　毛澤東的理想是：在他死後，王洪文當黨中央主席，是國家方向路線的製定者；鄧小平當國務院總理，是國家方向路線的具體執行者。因為毛澤東相信王洪文有堅定的立場，不會走資本主義道路，但對王洪文的執政能力卻表示懷疑；毛澤東相信鄧小平有高超的執政能力，但對鄧小平的立場堅定性又表示懷疑。所以最好就是把這兩個人“搭配”起來，取長補短。毛澤東希望王洪文和鄧小平的搭配，就像他與周恩來的搭配一樣，毛澤東製定路線，周恩來執行路線。

　　（74）

　　因此，毛澤東的思路是，在他死後，把黨權交給王洪文，把政權交給鄧小平。而在至關重要的軍權問題上，毛澤東卻比較猶豫，他很清楚軍隊是講論資排輩講戰功的。像江青、張春橋這些既沒有資曆，也沒有戰功的中年人，在軍隊中是很難指揮得動那些老將軍的，更何況王洪文這個年輕的“兒童團”。所以要想讓王洪文掌握軍權，肯定是不現實的。而鄧小平早年就在軍中任職，是第二野戰軍政委，既有資曆，又有戰功，在軍隊中的威望甚至要超過葉劍英元帥，可以指揮得動那些老將軍。

　　不過毛澤東把軍權全部交給鄧小平，又怕他的權力太大，王洪文控製不住，所以毛澤東就想到讓葉劍英和鄧小平分享軍權。毛澤東讓葉劍英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地位高於鄧小平；讓鄧小平任總參謀長，實權大於葉劍英，形成兩個人的相互牽製，誰也不能在軍中獨大。這樣一來，王洪文就能控製這兩個人了。關於毛澤東為什麽重用葉劍英的問題，將在後麵專門分析。

　　上述這些毛澤東的設想能不能實現，要看天時、地利、人和三個因素。天時、地利不是人力可為的，所以毛澤東就在“人和”方麵努力。毛澤東一方麵為王洪文樹威，另一方麵也幫鄧小平恢複一定的威信。畢竟鄧小平在文革前幾年中，一度被批得很“臭”，因此需要幫鄧小平恢複威信。

　　1972年底鄧小平恢複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以後，出頭露麵並不多，特別是沒有單獨出頭露麵的機會。因此在1973年3月，毛澤東給鄧小平一個單獨出頭露麵的機會，讓他當中國代表團團長，去美國紐約的聯合國大會發言。

　　這次本應由周恩來代表中國參加聯合國大會，但此時周恩來病情較重，不宜出國遠行。周恩來讓王海蓉去打探毛澤東的意見，3月19日，王海蓉向毛澤東請示後，毛澤東說：“由鄧小平同誌擔任團長好，但暫不要講是我的意見，先由外交部寫請示報告。”

　　於是王海蓉就按照毛澤東的意思，起草了一份《關於參加特別聯大的請示報告》，建議由鄧小平副總理任團長。3月22日，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外交部的建議，提出由鄧小平率團出席聯大會議，並代表中國政府作大會發言。可是在這次會上，江青卻公開表示反對，她認為鄧小平犯過嚴重錯誤，剛剛恢複工作，也不是政治局常委，不能代表中國政府作大會發言。

　　（75）

　　因為江青的反對，政治局的討論沒有結果。3月24日，周恩來把外交部的建議和江青的意見送毛澤東審批，毛澤東圈閱同意外交部的建議。然而就在同時，江青把王海蓉、唐聞生叫到她的住處，要求外交部收回請示報告，阻止鄧小平率團出國。

　　王海蓉把江青的要求告訴周恩來，周恩來弄不清楚江青代表毛澤東的意見，還是個人私貨，於是提出與王洪文一起去向毛澤東請示。當天毛澤東身體不好，讓秘書傳話說：“關於鄧小平出國的事，我是這個意見。如果政治局大家都不同意，那就算了。”

　　周恩來對毛澤東的秘書說：“將在明天向政治局傳達主席的指示。”

　　同時在這天，江青四次打電話給王海蓉、唐聞生，繼續要求外交部撤回請示報告。王海蓉、唐聞生也搞不清江青的“來頭”，於是打電話給毛澤東秘書問：“毛主席是否仍主張由鄧小平率團出國？”

　　秘書回話說：“毛主席說，讓鄧小平去是他提議的。如果政治局的同誌都不同意，那就算了。”

　　3月26日，政治局會議繼續討論此事。這次會議周恩來特別請王海蓉和唐聞生來列席。會上江青對王海蓉和唐聞生進行了訓斥，再次要求外交部撤回請示報告，但王海蓉也寸步不讓，兩人就在會上爭吵起來。最後，參加會議的政治局成員，除江青外都同意了鄧小平率團出國，而江青仍然堅持反對，說：“我要保留意見，主席是允許保留意見的。”

　　3月27日，毛澤東給江青寫信說：“小平同誌出國是我的意見，你不要反對為好。小心謹慎，不要反對我的建議。”

　　江青收到毛澤東的信，隻得改變意見，同意了鄧小平出國。但4月3日至5日政治局會議討論鄧小平聯大上的發言稿時，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都稱病沒有出席會議。

　　周恩來很快看出毛澤東重新啟用鄧小平的用意，也看出毛澤東這一招棋是高手。不過周恩來也有他的破解辦法，就是把鄧小平團結和爭取到自己這一邊來。周恩來是非常善於團結和爭取人的，4月6日，周恩來親自率全體政治局成員和在京的黨、政、軍各部門負責人以及四千餘名群眾，到機場為鄧小平送行。4月19日，鄧小平率中國代表團回國時，周恩來再次親臨機場，以同樣的規格迎接鄧小平一行凱旋而歸。周恩來親率數千人為迎送鄧小平，給足了鄧小平麵子，也讓群眾感覺到了鄧小平在中央的地位。

　　（76）

　　晚年的毛澤東總結自己的一生說：我八十多歲了，人老了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件事是與蔣介石鬥了幾十年，把他趕到海島上去了，對這件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另一件事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

　　毛澤東說他發動的文革“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主要是指黨內高官對文革的反對。毛澤東的文革之所以搞了十年還無法取得勝利，關鍵就是黨內存在一個強大的反對集團，而周恩來就是這個反對集團的首領。毛澤東從發動文革之初，就清楚地知道周恩來在反對文革勢力中的首領地位，毛澤東也多次試圖拿掉周恩來，但因為種種原因，一直沒能實現。林彪事件之後，周恩來的實力大增，毛澤東在組織上拿掉周恩來已經不現實了，隻能在思想上跟周恩來進行“鬥爭”。

　　在毛澤東生命的最後三年中，他發起了兩次針對周恩來的思想運動，第一次是1973年下半年開始的“批林批孔”運動，第二次是1975年下半年開始的“評《水滸》批宋江”運動。這兩次運動都不是要對周恩來進行什麽組織處理，而是要與周恩來以及周恩來為代表的反文革派爭奪“思想陣地”。

　　“批林批孔”運動的針對性還不是特別明顯，可以看成是對周恩來1972年發起的“批判極左思潮”運動的反擊；而“評《水滸》批宋江”運動的針對性就十分明顯了，以至於周恩來在進手術室之前，仍公然抗辯說：“我不是投降派！”

　　我們從《人民日報》上發表的相關文章可以清楚地看出這兩次運動的軌跡。

　　1973年1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右傾機會主義和孔子思想》

　　1974年1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略論秦始皇的暴力》

　　1974年2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林彪與孔孟之道》

　　1974年2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把批林批孔的鬥爭進行到底》

　　1974年2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克己複禮”與野心家陰謀家林彪》

　　1974年2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批“克己複禮”：林彪妄圖複辟資本主義的反動綱領》

　　1974年3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再批“克己複禮”》

　　1974年4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孔丘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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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8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重視對<水滸>的評論》

　　1975年8月31日，《人民日報》發表《評<水滸>》

　　1975年9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開展對<水滸>的評論》

　　1975年9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投降主義路線的讚歌：批判<水滸>對農民起義的歪曲》

　　（77）

　　這裏先說“批林批孔”運動。1974年2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的《把批林批孔的鬥爭進行到底》，可以說是“批林批孔”的綱領性文章，該文開宗明義：在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下，一場群眾性的深入批林批孔的政治鬥爭，正在各個方麵展開。

　　該文首先聲明：一、批林批孔是一場政治鬥爭；二、這場鬥爭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這就是聲明“批林批孔”和“文化大革命”一樣，都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也說明毛澤東對這場運動的高度重視。

　　社論繼續寫道：中外反動派和曆次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都是尊孔派。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林彪，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為什麽拚命鼓吹孔孟之道呢？就是因為孔孟之道是複辟之道。他和孔孟的反動思想體係是一致的，都要複辟舊製度，妄圖把曆史拉向倒退。“孔子要複禮，林彪要複辟，兩人一樣的。”

　　該文在這裏說明批孔的理由，聲稱孔孟之道是複辟之道，要複辟舊製度，要把曆史拉向倒退。這裏所謂的“舊製度”，暗指文革以前的舊體製，暗指“恢複文革以前的舊體製，就是要把曆史拉向倒退”。

　　該文進一步敘述：批林批孔是我國當前的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是意識形態領域裏的一場徹底革命，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頭等大事。在批林批孔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上，是積極還是消極，對每一個領導者都是一個考驗。各級領導都要站在鬥爭的前列，把批林批孔當作頭等大事來抓。

　　該文章高調宣稱：“批林批孔”是“意識形態領域的徹底革命”、“全國人民的頭等大事”。特別還對“各級領導”敲鍾：“對批林批孔積極還是消極，對每個領導者都是一個考驗。”該文之所以要這麽說，是因為“各級領導”對這場“批林批孔”運動，大部分都是敷衍了事。在1974年的時候，大部分單位的領導權已經被複權的老幹部們掌握。老幹部們已經被文革以來的運動搞“怕”了，不管是針對誰的“運動”，他們都要抵製，因為怕運動搞大了，最後會搞到自己頭上。

　　這樣一來，這場看上去轟轟烈烈的“批林批孔”運動，其實是雷聲大雨點小，報刊上喊得很高，到了基層就無人理睬，最後隻得不了了之。因此，毛澤東不得不在一年之後再發起“評《水滸》批宋江”的運動，這是後話了。

　　在“批林批孔”運動的同時，毛澤東還發起一場號召群眾起來“反潮流”的運動，出現三個重要的風雲人物：李慶霖、張鐵生、黃帥。

　　（78）

　　李慶霖是給毛澤東寫信“告禦狀”而出名的人物。李慶霖是福建人，原為福建莆田縣某中學校長，1957年被劃為右派，受到降職降薪處分，被分配到莆田縣某小學任教。1972年底，李慶霖給毛澤東寫信，反映他兒子下鄉插隊，口糧不夠吃，沒錢看病等問題。

    李慶霖給毛澤東的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毛主席：首先，我向您老人家問好。我是個農村小學教員，家住福建省莆田縣城廂鎮，家庭成分是貧民，我的教員生涯已有二十多個寒暑了。

　　我有個孩子叫李良模，1968年初中畢業，1969年他聽從您老人家關於“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導，毅然報名上山下鄉，經政府分配在莆田縣山區荻蘆公社水辦大隊插隊務農。

　　在孩子上山下鄉後的頭11個月裏，他的口糧是由國家供應的，每個月定量37斤，生活費是由國家發給的，每個月8塊錢，除了醫藥費和日常生活中下飯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的家長掏腰包外，這個生活待遇在當時，對維持個人在山區最低限度的生活費用，是可以過得去的。當國家對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口糧供應和生活費發給斷絕後，孩子在山區勞動，和貧下中農一起分糧，一連串的困難問題便產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糧年年不夠吃，每年裏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糧過日子。在最好的年景裏，一年早晚兩季總共能分到濕雜稻穀兩百來斤，外加兩、三百斤鮮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麥，除此之外，就別無他糧了。

　　那兩百來斤的濕雜稻穀，經曬幹揚淨後，隻能有一百多斤。這麽少的口糧，要孩子在重體力勞動中細水長流地過日子，無論如何是無法辦到的。況且孩子在年輕力壯時期，更是能吃飯的。

　　在山區，孩子終年參加農業勞動，不但口糧不夠吃，而且從未不見分紅，沒有一分錢的勞動收入。下飯的菜吃光了，沒有錢去再買;衣褲在勞動中磨破了，也沒有錢去添製新的。病倒了，連個請醫生看病的錢都沒有。其它如日常生活需用的開銷，更是沒錢支付。

　　從1969年起孩子在山區務農以來，他的生活一切花費都得依靠家裏支持。說來見笑，他風裏來，雨裏去辛勞種地，頭發長了，連個理發的錢都掙不到。此外，他從上山下鄉的第一天起，直到現在，一度沒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當地貧下中農的房子。目前，房東正準備給自己的孩子辦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另找住所。看來孩子在山區，不僅生活上因難成問題，而且連個歇息的地方也成問題。

　　（79）

　　毛主席，您老人家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我完全擁護，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區去務農，我沒意見。可是，當孩子上山下鄉後的口糧問題，生活中的吃油用菜問題，穿衣問題，疾病問題，住房問題，學習問題以及一切日常生活問題，黨和國家應當給予一定的照顧，好讓孩子在山區得以安心務農。

　　今年冬，我又一個孩子又將初中畢業了，是否再打發他去上山下鄉呢？前車可鑒，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們這裏已經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一部分人並不好好勞動，並不認真磨練自己，並不虛心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卻倚仗他們的親友在社會上的政治勢力，拉關係，走後門，都先後優先被招工、招生、招幹去了，完成了貨真價實的下鄉鍍金的曆史過程。

　　有不少在我們地方上執掌大權的革命幹部的子女和親友，縱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們趕時髦上山下鄉 才沒幾天，就被“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調用出去，說是革命幹部子女優先安排工作，國家早有明文規定。這麽一來，單剩下我這些農村小學教員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沒有靠山，又完全舉目無親，就自然得不到“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而加以調用了，唯一的資格是一輩子在農村滾一身泥巴，幹一輩子革命而已。

　　麵對我們這裏當今社會走後門成風，任人唯親的現實，我並不怨天，也不尤人，隻怪我自己不爭氣。我認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鄉務農的道路是走對了，我們小城鎮的孩子，平常少和農村社會接觸，長大了讓其到農村去經風雨和見世麵，以增長做人的才幹，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當孩子在務農實踐中碰到的許多個人能力解決不了的實際困難問題，我要求國家能盡快地給予應有的合理解決，讓孩子能有一條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這該不至於是無理取鬧的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夠忙的，是沒有時間來處理我所說的事。可是我在“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的艱難窘境中，隻好大膽地冒昧地寫信到北京“告禦狀”了，真是不該之至！

　　謹此致傾大安！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小學，李慶霖敬上，1972年12月20日

　　1973年4月25日，毛澤東看到了這封“人民來信”，不禁淚下。毛澤東對李慶霖大膽敢“告禦狀”的勇氣十分讚賞，毛澤東就喜歡這種敢說話，敢造反的人，因為在文革的大環境中，據實直言需要極大的勇氣。

　　毛澤東讓汪東興從自己的稿費中取出300元寄給李慶霖，還問汪東興：“李慶霖是不是黨員？如果是黨員，可以考慮推舉他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黨員，可以讓他出席‘四屆人大’。”毛澤東還說：“可考慮把李慶霖的信編入課本。”

　　（80）

　　1973年5月6日，郵遞員給李慶霖送來一個牛皮紙大信封，上麵印著“中共中央辦公廳”字樣。李慶霖膽顫心驚地打開信封，裏麵是毛澤東回信的打印件(原件留存中央辦公廳檔案室)，李慶霖不敢相信毛澤東會給他回信，激動得淚流滿麵。毛澤東在信中說：“李慶霖同誌：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毛澤東，4月26日”。5月10日，李慶霖又收到毛澤東寄給他的300元錢。

　　1973年4月29日，周恩來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時，宣讀了李慶霖的來信和毛澤東的回信。周恩來說：“一定要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項工作做好，不能再讓毛主席操心。”

　　國務院很快成立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領導小組”，由周恩來親自主持，並吸收李慶霖為領導小組成員，在各省、市、縣也成立了相應的辦事機構。國務院同時做出指示，放寬知青上山下鄉的政策規定，做出改善知青生活的具體措施，並且成立調查小組，調查全國知青上山下鄉的實際情況。

　　中央開始調查之後，全國各地有關迫害知青的案件相繼揭露出來，其中最惡性的案件是黑龍江建設兵團16團團長黃硯田、參謀長李耀東兩人合夥奸汙和猥褻數十名女知青。對此國務院、中央軍委文件發出1973年104號文件《關於黃硯田、李耀東奸汙迫害女知青的通報》：黃硯田，黑龍江建設兵團16團團長，49歲，江蘇泗洪縣人，1943年入伍，1944年入黨;李耀東，16團參謀長，48歲，河北遷西人，1943年入伍，1944年入黨。兩人奸汙、偎褻女知青達數十人，有的被黃奸汙後，又被李奸汙。判處兩人死刑，立即執行。

　　毛澤東給李慶霖的回信，一下子使李慶霖身價百倍，很快入了黨，成為國務院知青辦成員，四屆全國人大常委。當時，“反潮流英雄”李慶霖在介紹自己的“反潮流經驗”時說：有人說：“反潮流危險，隨大流保險”，這是十足的利己主義的表現。有了這種思想，不可能為爭取革命事業的勝利而“鞠躬盡瘁”，到革命隊伍裏來尋找個人的功名利祿，來混飯吃，其麵目實在可憎！

　　更有一種人，他們自己不敢反潮流，看到別人反潮流，就忙著把自己裝扮成飽經風霜和深明世故的“識時務”者，似乎很關切地說：“你敢反潮流嗎？曆史上敢於反潮流的人，到頭來都落一個身敗名裂的可悲下場。”

　　不過後來的曆史似乎是在跟李慶霖開玩笑，反過來應驗了李慶霖批評的“識時務者”的話。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後不久，李慶霖被逮捕，判處無期徒刑。不過後來李慶霖在獄中表現較好，減為有期徒刑10年，於1994年提前出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