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六四（崇新嶽 百思峰 ）

 

（27）

 

　　“九大”確立的中央領導體製，是中共曆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嶄新布局。而“十大”確立的中央領導體製，就在很大程度上“複古”了，回到“八大”以前的體製。

　　“八大”選出四名副主席，而“九大”隻有選出一名副主席林彪。“十大”選出五名副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朱德雖說被選入政治局常委，但未能恢複副主席的職位。康生在林彪事件之後就基本上稱病不出了，他選為副主席，似乎隻是起“湊數”的作用。

　　“十大”政治局委員21人：(以姓氏筆劃為序)毛澤東、王洪文、韋國清、葉劍英、劉伯承、江青、朱德、許世友、華國鋒、紀登奎、吳德、汪東興、陳永貴、陳錫聯、李先念、李德生、張春橋、周恩來、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除毛澤東之外的“十大”政治局委員20人中，在文革這個曆史機遇中起家上台的有14人：王洪文、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華國鋒、紀登奎、吳德、汪東興、陳永貴、李德生、韋國清、許世友、陳錫聯。文革中起家的人，不管是由於什麽原因起家的，他們對文革肯定是有好感的，可以稱之為“文革肯定派”。

　　在文革前已經起家的有6人：周恩來、葉劍英、劉伯承、朱德、李先念、董必武。在文革前已起家的人，他們不但沒有因文革而得益，反而是文革的“受害”者，所以他們可以稱之為而“文革否定派”。

　　從人數上來看，“文革肯定派”占絕對優勢，而“文革否定派”卻掌握著軍政大權。周恩來主政，葉劍英主軍。葉劍英在林彪之後，一直主持中央軍委工作，成為軍中最有實權的人。再在加上朱德、劉伯承這些老將在軍中的巨大影響力，“文革否定派”的勢力遠在“文革肯定派”之上。

　　毛澤東本以為王洪文是造反派出身，天不怕地不怕，到了中央以後，就會像孫悟空大鬧天宮一樣，在中央掀起一股大波浪，聯合多數的“文革肯定派”，把少數的“文革否定派”搞下去。可是沒想到王洪文這個號稱“造反起家”的人，到了中央之後，卻變得膽小如鼠，誰也不敢惹，誰也不敢碰，還不如江青和張春橋這些人。

　　這樣一來，毛澤東很快就對王洪文失望了。在1975年1月召開的四屆人大上，張春橋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而黨內排名在張春橋之前的王洪文，卻什麽職務也沒有，他已經“失寵”了。

　　在王洪文之後，毛澤東又把希望寄托在另外一個人身上，他就是鄧小平。在1975年1月的四屆人大上，鄧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和解放軍總參謀長(三副一長)。當時周恩來病重，國務院的工作移交給鄧小平主持；而鄧小平擔任總參謀長，又取代了葉劍英成為軍中最有實權的人。毛澤東讓鄧小平集黨、政、軍大權為一身，這就表明了鄧小平的接班人地位。

　　毛澤東為什麽讓鄧小平接班呢？這個問題說來複雜，特別是還牽扯到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關係。

　　（28）

　　毛澤東雖說以幹部年輕化為理由，讓王洪文成為接班人，但真正的實權仍然掌握在周恩來手裏。如果毛澤東可以預知周恩來死在他之前，那麽當時批周的很多動作都是不必要的了。然而當時毛澤東的預想，是他死在周恩來之前的可能性更大。一旦毛澤東撒手人世，王洪文這個“兒童團”根本不是周恩來的對手，周恩來馬上可以把王洪文趕下台，自己接班。

　　因此，毛澤東要想讓王洪文順利接班，不僅要趁毛澤東自己活著的時候為王洪文樹威信，而且還要為自己死後的事情為王洪文提前做安排，給王洪文鋪路。當時的毛澤東看來，在他死後對王洪文接班威脅最大的是周恩來。所以毛澤東要自己死前，對周恩來采取一些措施，防止將來周恩來搶了王洪文的班。

　　最有效的辦法是拿掉周恩來的職位，但現在這樣做已經不可能了。毛澤東拿掉劉少奇的職位，是使用黨組織的手續，可是打倒劉少奇，還是依靠黨外的紅衛兵和造反派的力量。現在紅衛兵和造反派已經不再存在了，毛澤東隻有依靠黨內的力量與周恩來較量了。

　　毛澤東在1972年大病一場，1973年再起之後，他與周恩來的實力對比，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周恩來已經深得黨內老幹部的支持，毛澤東要想在組織上拿掉周恩來的職位，必將遭遇老幹部們的強烈反對。毛澤東痛定思痛，當年自己“硬”拿林彪，結果搞得兩敗俱傷；如果這次他再“硬”拿周恩來，對毛澤東自己的損失，恐怕要超過兩敗俱傷，這已經不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問題了。因此，毛澤東在組織上拿掉周恩來，已經是不現實的了。

　　既然毛澤東無法在組織上拿掉周恩來，那就隻有設法降低周恩來的威信，讓人們感到周恩來是不適合當接班人的，形成一股反對周恩來接班的勢力，迫使周恩來放棄接班，而不得不讓王洪文接班。

　　這樣一來，毛澤東就確定了對周恩來的戰略：在組織上不觸動周恩來的職位，而是在個人威信方麵集中打擊周恩來。

　　毛澤東從兩個方麵入手打擊周恩來的威信：第一個方麵針對黨內高官的動作，這就是在外交方麵批評周恩來。周恩來最得意的領域是外交，而毛澤東偏偏就要外交方麵批評周恩來，讓人們感到周恩來的外交水平也不過如此，從而降低周恩來的威信；第二個方麵是針對一般群眾的動作，這就是“批林批孔”和“儒法鬥爭”，向群眾宣傳周恩來是思想保守的儒家，不合適做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這裏先看毛澤東批評周恩來外交的動作。1973年6月5日，毛澤東在會見越南領導人黎筍時說：我們外交部發過通報，說是美國的戰略中心是在亞洲、太平洋。後來我得到這個消息，我說不一定。它在歐洲、中東、還有美國本土，問題不少。它總要抽一部分兵力走，不能老在亞洲、太平洋。

　　（29）

　　周恩來為首的外交部，提出“美國的戰略中心在亞洲太平洋”的觀點，而毛澤東在外國人麵前公開說他不同意這個觀點，這等於是當著外國人的麵，婉言批評周恩來的外交思想。因為毛澤東會見外國客人的談話，要在中央高層傳達或傳閱，高官們都能看到。

　　1973年6月，美國總統尼克鬆與蘇聯總書記勃列日涅夫舉行了首腦會談，並簽訂了防止核戰爭協定。之後，中國外交部一名幹部寫了一篇文章《對尼克鬆一勃列日涅夫會談的初步看法》，刊登在外交部的內部刊物《新情況》153期上。該文的主要觀點是：美蘇有協議比沒有協議更有欺編性，美蘇會談的欺編性更大，美蘇主宰世界的氣氛更濃。

　　周恩來是讚賞該文觀點的。據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憶周恩來口述實錄》一書記載：1973年6月蘇共總書記勃列日涅夫訪問美國，同美國總統尼克鬆舉行會談，雙方簽署了一係列文件。周總理一直關注著這次會談，讓外交部長姬鵬飛好好研究這件事情。在姬外長的指示下，外交部美大司寫了一篇題為《對尼克鬆—勃列日涅夫會談的初步看法》的文章，刊登在6月25日出版的外交部內部刊物第153期《新情況》上。

　　周總理看後，表揚了這篇文章，對外交部說：“《新情況》153期這篇文章寫得不錯。”外交部的同誌高興地說：“受到總理這樣的表揚可不多。”

　　但是事態的發展急轉直下。毛主席看了《新情況》153期後，很生氣，嚴厲批評了這篇文章關於美蘇會談“欺騙性更大”、“美蘇主宰世界的氣氛更濃”的觀點。

　　對於毛主席尖銳批評的原因，周總理心裏是清楚的。但他仍然本著顧全大局、委曲求全、相忍為黨的精神，遵從毛主席的意見，作了檢討，並主動承擔了責任。

　　7月3日，周總理獲悉毛主席的嚴厲批評後，致信外交部：“這個錯誤主要責任在我，這個觀點是我同意的，是我讓你們寫的。我看了文章，我同意了。這個事情你們沒有責任，如果錯了，這個責任我來承擔。”

　　隨後，周總理召集外交部負責人研究起草了《〈新情況〉153號錯誤何在？》的文章，送交毛主席和部分政治局委員傳閱。並在附信中寫道：“關於錯誤的檢討，我當另寫報告。”

　　毛主席審閱後，批示：“檢討不要寫了。”

　　《回憶周恩來口述實錄》把這件事輕描淡寫了，實際上這件事要嚴重得多。據周恩來年譜記載：7月3日，周恩來從王海容處得知毛澤東對外交部153期《新情況》的批評意見後，致信外交部並檢討說：“這個錯誤主要責任在我。”

　　7月4日，毛澤東約張春橋、王洪文等談話，再次批評153期《新情況》中對世界形勢的看法。當晚，張春橋通知周恩來，要求召開政治局會議傳達毛澤東的談話內容。

　　（30）

　　毛澤東這次在與張春橋、王洪文等人的談話中，嚴厲地批評了外交部153期《新情況》的文章。毛澤東說：

　　你們兩位是負責“十大”政治報告和黨章的，今天找你們來談幾件事。都說此文(153期《新情況》)不錯。我一看呢，也許我是錯的，你們貴部是正確的吧!《新情況》第153期提出的美、蘇合作，欺騙世人，妄圖主宰世界，與黨中央曆來的，至少九年來的意見不相聯係。

　　近來外交部有若幹問題不大令人滿意。我常吹‘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而外交部忽然來一個什麽‘大欺騙、大主宰’。總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麵，不看實質。

　　你們年紀還不大，最好學點外文，免得上喬老爺、姬老爺那些老爺的當，受他們的騙，以至上他們的賊船。凡是這類屁文件，我照例不看，總理的講話也在內。因為不勝其看。

　　結論是四句話：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動，勢必搞修正。將來搞修正主義，莫說我事先沒講。

　　毛澤東的講話主要體現了三點：第一點是周恩來與他的觀點不同，毛澤東的觀點是“大動蕩、大分化”，而周恩來的觀點是“大欺騙、大主宰”。毛澤東這裏批評周恩來的外交觀點，試圖以此說明周恩來的水平有限，“看表麵，不看實質”。

　　第二點是要王洪文等人學點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爺的當，受他們的騙”。毛澤東的這句話份量就很重了，言外之意，似乎是周恩來主持的外交部，欺毛澤東不懂外文，經常騙他。毛澤東這裏批評周恩來的作法，試圖以此說明周恩來在架空他。毛澤東還明確點了周恩來的名，說：“凡是這類屁文件，我照例不看，總理的講話也在內。”

　　第三點是結論：“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動，勢必搞修正。”毛澤東批評周恩來隻抓小事，不抓大事。這樣就等於否認了周恩來具有當接班人的素質，這也是試圖降低周恩來的威信。

　　據《周恩來年譜》記載：7月5日，周恩來召開政治局會議，在張春橋傳達了毛澤東的談話後，周恩來表示接受毛澤東對外交工作的批評，主動承擔了責任，作了自我檢討。

　　7月12日，周恩來約外交部有關負責人開會，研究寫一篇糾正153期《新情況》觀點的文章。

　　7月14日，周恩來審閱外交部起草的《〈新情況〉153號錯誤何在？》一文，將該文送毛澤東審定，並傳部分政治局成員校閱，同時附信提出：“關於錯誤的檢討，我當另寫報告。”

　　當日，毛澤東閱後將外交部文章中“受到中央的嚴厲批評”一句內“嚴厲”二字刪去，並批：“檢討不要寫了。”

　　根據毛澤東意見，周恩來指示外交部：將《〈新情況〉153號錯誤何在？》一文，發至各駐外使領館，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區黨政軍部門。

　　毛澤東此舉的目的，並不是要對周恩來進行什麽處分，隻是要把這件事通報到“各駐外使領館，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區黨政軍部門”，讓高官們了解到周恩來搞外交並不怎麽樣，這就達到降低周恩來威信的目的了。

　　7月14日之後，這件事情告一段落，周恩來照樣主持“十大”的準備工作。8月20日，毛澤東確定由周恩來代表中央作《政治報告》，這意味著周恩來在“十大”以後將繼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31）

　　1973年7月，毛澤東針對外交部153期《新情況》，在外交方麵對周恩來進行了一次批評。“總理挨批評了”的消息不脛而走。到開完“十大”之後的1973年11月，毛澤東再一次在外交方麵嚴厲批評周恩來，調子比1973年7月那一次又升高了許多。這次周恩來挨批是起因於1973年11月10日至14日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第六次訪華。

　　按照以往的慣例，像基辛格這樣影響中美關係至關重要的人物，應先由周恩來陪同會見毛澤東之後，再由周恩來代表中方與美方舉行正式會談。但這次有所不同，11月11日，周恩來先與基辛格舉行了會談，並在中美關係、台灣問題等關鍵問題上交換了意見。基辛格讚譽周恩來說：“最初我們由於相互需要走到一起來了，我們在此基礎上懷著坦率、真誠、有遠見的態度，又進一步發展了這種關係。世界上沒有任何別的國家領導人能像周總理這樣全麵思考問題。”

　　周恩來立即表示謙虛：“你過譽了。這些話可以用在毛主席身上，我作為戰友向他學習，但學得不夠。”

　　周恩來雖說表示謙虛，但他在談話中自稱是毛澤東的“戰友”。周恩來以前很少稱自己是毛澤東的“戰友”，畢竟“戰友”有平起平坐的味道。

　　11月12日，周恩來陪同基辛格去毛澤東那裏會見，這次毛澤東說話的態度也有所不同。以前毛澤東都是談一些“哲學問題”，具體的問題留給周恩來去談。而這次，毛澤東開始主動談“具體問題”了，而且是最為棘手的台灣問題。下麵是這次毛澤東與基辛格會談的摘要：

　　毛澤東：我們現在來討論討論台灣問題。美國跟我們的關係，應當和我們與台灣之間的關係分開來處理。

　　基辛格：原則上……

　　毛澤東：隻要你們跟台灣切斷外交關係，就可以來解決我們兩國之間的外交關係問題，這跟我們和日本之間的處理方式是一樣的。至於我們跟台灣的關係，就相當的複雜，我看沒辦法和平解決。他們(蔣介石集團)都是一夥反革命分子，怎麽會跟我們合作呢？我說我們可以暫時不要台灣，過一百年再去管他。至於你們跟我們的關係，我想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處理。

　　基辛格：我相信是這樣，我們之間應該會快得多。

　　毛澤東：不過這是你們自己要決定的事情，我們也不會催你們。要是你們覺得有必要，我們就配合。如果你們覺得現在還不行，那我們也可以緩一點。

　　基辛格：在我們而言，我們希望能夠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困難在於我們不能馬上就切斷與台灣的關係。有幾個理由，而這些理由全都跟我們的國內情勢有關，我跟周總理說過。所以我們要找到某種方式，來建立我們之間的外交關係。因為就技術層麵來說，中美互設的“聯絡處”用處非常大。

　　（32）

　　毛澤東：這是可以的。

　　基辛格：什麽可以？

　　毛澤東：可以照現在的辦法來做，因為現在你們還需要台灣。

　　基辛格：這不是需不需要台灣的問題，而是實際上可不可行的問題。在台灣問題上，我想我們都很了解各自的立場。所以唯一的問題是，我們是不是都認為，或者在某一個程度上認為，應該象征性地顯示，中美關係在各方麵說來都是正常的。

　　毛澤東：我們也有和蘇聯與印度建交啊，不過關係也不怎麽樣，甚至還沒有我們與你們的關係好。所以這不是很重要，整個國際情勢才真的重要。

　　毛澤東在這次會談中，與基辛格談了台灣問題的具體解決辦法。毛澤東提出的建議是：一、隻要美國與台灣斷交，中美就可以建交；二、台灣問題不可能和平解決；三、我們可以暫時“不要”台灣。

　　基辛格沒有接受毛澤東的建議，他解釋說：美方不能馬上切斷與台灣的關係。基辛格提出的建議是：中美雙方暫不建交，繼續保持互設“聯絡處”的關係。

　　毛澤東同意了基辛格的建議，說“可以照現在的辦法來做，因為現在你們還需要台灣。”並且說建交隻是一種形式，不是很重要，整個國際情勢才重要。

　　毛澤東的這次談話，確定了中美關係隻保持“聯絡處”的水平。這種情況直到毛澤東去世之後，鄧小平才重新打開中美關係。

　　基辛格作為洞察力非凡的政治家，他馬上覺察出這次會見時的氣氛異常。基辛格在回憶錄中寫道：1973年11月12日，我們開始明白在這次訪問中，為中國規定外交政策路線的並不是周恩來。新奇的是，這次毛澤東用明確的語言，代替了他以前使用的蘇格拉底式語言。這一次，毛澤東要代替周恩來擔任明確闡明政策的角色。毛澤東並不滿足於指明總的方向;他打算把路線圖也畫出來。

　　按照預定日程，基辛格將於11月14日晨結束訪問回國。在11月13日在告別晚宴結束後，基辛格突然臨時提議，希望與周恩來再舉行一次單獨會談，討論一下中美雙方的軍事合作問題。

　　基辛格當時已經看出毛澤東要“代替周恩來擔任明確闡明政策的角色”，為什麽他還要特別與周恩來再次單獨會談呢？這大概是基辛格認為周恩來的靈活性比較大，比直接與毛澤東談更容易一些。

　　按照慣例，會見基辛格這樣非常重要的外國客人，外交活動的安排都是事先規定好的，送毛澤東審批的。基辛格提出臨時與周恩來舉行一次單獨會談，這就超過了這次外交活動的事先安排，理應請示毛澤東批準。然而周恩來以“來不及請示”為由，他和葉劍英連夜與基辛格就中美軍事合作問題又舉行了一輪會談。

　　（33）

　　1973年11月13日晚夜間10時至12時，周恩來和葉劍英與基辛格舉行會談。基辛格在會談中提出：美國與中國之間應設立熱線，美國有很好的間諜衛星，可以事先偵知蘇聯的軍事行動，美國願把這些情報及時提供給中國。下麵是這次會談的摘要：

　　基辛格：任何國家都有一個早期預警的問題，我們有很好的衛星係統可提早預警，重點在於將情報快速傳給你們。我們準備在美國與北京之間建立一條熱線，幾分鍾之內就可將消息傳給你們。

　　周恩來：?

　　基辛格：我們可從兩方麵避開注意。一方麵，我們可以隻宣布建立一條熱線，就像我們和莫斯科、日本等一樣。但跟你們的這一條熱線，另外有一個不為外人所知的用途，這就是為你們在受到攻擊時提供事先預警。你們那時也會需要從北京與各個基地暢通的通訊係統，我們或許也可以在這方麵暗中協助你們。我們也可以提供某種雷達的科技，但你們必須自己去建造。

　　周恩來：雖然在戰爭中，人的因素是決定性的，但現實問題同樣舉足輕重。我想，有些東西可能對我們會有所幫助。至於您希望討論的特殊議題，我們還要考慮，要報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決定。明天在您離去之前，我將去拜訪並送行。

　　基辛格提出中美之間互設“熱線”，是非常重要事情，周恩來沒有當時回答，而是說第二天早上給基辛格送行時，再給他答複。周恩來本應該將此事通報毛澤東之後，再做決定。可令人意外的是，周恩來並沒有向毛澤東請示，而是自己做了決定。

　　1973年11月14日上午7時30分至8時30分，周恩來在基辛格臨行之前，又與基辛格舉行了短暫會談。下麵是這次會談的摘要：

　　周恩來：如果如你所提議的，能夠在預警措施上合作，我們在情報上會有很大的幫助，當然，這也包括通訊網絡。可是要做得不讓人發現我們的合作關係。

　　基辛格：我同意。但要“秘密”的建立一條熱線是不可能的。

　　周恩來：是的。我了解。

　　基辛格：不過一旦“熱線”建立起來，其特定的用途，應該是可以保密的。

　　周恩來：在我們這邊，主要負責的人是我本人與葉帥，以及我們的助手。在中美軍事合作的問題上，雙方今後可各指定一個人繼續交換意見。

　　據說周恩來在11月13日晚，曾打電話向毛澤東請示，但被告知“主席已經休息了”。周恩來以時間緊急，基辛格第二天一早就要走為由，自行做了決定。但是從規定和慣例來看，重大的外交問題，不應該以時間緊急為理由而擅自決定。即使是當時毛澤東已經睡覺，也應該叫醒毛澤東;或者把這個問題擱置起來，這次不答複，以後再談，可是這次周恩來卻自己做了答複。雖說周恩來沒有完全答應這件事，但基本上同意這個原則，並準備進一步交換意見。

　　無論從哪方麵來說，周恩來在這種重大問題上擅作主張，都有越權的嫌疑。之後，毛澤東批評周恩來在對美外交中犯了“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事先不向他請示，就擅自接受了美國核保護傘。毛澤東說：“有人要借我們一把傘，我們就不要這把傘，這是一把核保護傘。”

　　（34）

　　這次毛澤東與周恩來的衝突，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出他們兩人外交思想的不同。1973年11月基辛格來華訪問的一個重要話題，就是討論美中兩國的軍事合作問題。

　　兩個國家的軍事合作，無非是兩種形式：主從型和對等型。美國與北約諸國以及日本的軍事合作，都是主從型的合作關係。因此美國仗著自己的實力，也希望與中國的軍事合作，成為以美方為主，中方為從的主從型合作關係。

　　然而毛澤東的戰略思想，極其強調獨立自主。蘇聯對“社會主義大家庭”以及華約成員國的關係，也都是主從型的。中國在1950年初期與蘇聯的關係，也是主從型的。在斯大林逝世後，毛澤東開始強調“獨立自主”，蘇聯在1950年代也與中國討論過建立軍事合作關係，但都被毛澤東以有損國家的獨立自主而拒絕。

　　比較有代表性的是1958年，蘇聯總書記赫魯曉夫向中方提出：中蘇兩國建立“聯合艦隊”。蘇聯大使尤金向毛澤東以及中共領導層傳達了赫魯曉夫的意思，尤金說：赫魯曉夫同誌要我對您說，蘇聯的地理條件，使得我們海軍艦隊在東半球的活動範圍受到了嚴重限製，成了蘇聯的軍事軟肋，而中國有漫長的海岸線，因此蘇聯希望與中國共同建立一支聯合艦隊，對付共同的敵人，保衛社會主義陣營。

　　毛澤東非常不快的表示：這個建議是對我們民族自尊心和我們主權的侮辱，中國是獨立的國家，不是蘇聯的附屬，也不是蘇維埃的十幾個加盟共和國之一。你們就不相信中國人，隻相信你們斯拉夫俄國人，俄國人是上等人，是白種人，中國人是下等人，黃種人，毛手毛腳，幹什麽都不行，所以必須靠與俄國人合營才行。一切都要合營，我們的海陸空軍隊，我們的工農業生產。我們的一萬多公裏的海岸線，我們全交給你們，我們搞遊擊隊。看來，我們與你們還是不要混在一起為好，你們搞你們的，我們搞我們的。當二把手不好辦啊！

　　根據毛澤東當年對蘇聯軍事合作的態度，不難判斷出毛澤東現在對美國軍事合作的態度，當然也是強調獨立自主，要建立與美國的對等關係，絕不能當“二把手”。基辛格在來華之前，對毛澤東進行過深入研究，估計到毛澤東很可能不會答應與美國建立主從型的軍事合作關係。但基辛格作為外交家，他也不能放棄自己的職責，他要試圖說服中國接受美國領頭的軍事合作關係。

　　基辛格認為說服中國的要點，就是強調蘇聯的威脅，強調蘇聯有可能進攻中國，這樣就使中國感到有必要接受美國的保護，進而接受美國的領導。1973年11月12日，基辛格在與毛澤東談話時，試探性地談到這個問題。

　　（35）

　  基辛格說：“赫魯曉夫1959年到這裏訪問時，好像不太成功。”

　　毛澤東說：“赫魯曉夫說我們像是好鬥的公雞，我們在1959年決裂。1958年他們想要控製中國海岸和中國海港時，我們開始失和了。我和蘇聯大使討論的時候，我差一點拍桌子罵他一頓(笑)。當時，赫魯曉夫提出聯合艦隊的構想，就是蘇聯和中國共組一個聯合海軍艦隊，這是他提出的建議。那時候，赫魯曉夫十分自大，因為他見過當時擔任美國總統的艾森豪威爾將軍，就有了點所謂的‘戴維營精神’。赫魯曉夫在北京向我炫耀，說他認識美國總統，提到艾森豪威爾總統時還說了兩個英文字，說他是‘我的朋友(my friend)’。”

　　基辛格說：“現在中東的問題是要防範被蘇聯掌控。”

　　毛澤東說：“蘇聯不可能掌控中東，因為雖然他們的野心很大，但能力卻有限。以古巴為例，你們一恐嚇他們，他們就跑了。關於蘇聯，你們的見解似乎跟我們的大致相同，也就是蘇聯有可能會想要攻擊中國。”

　　基辛格說：“主席先生，我以前以為這種可能性隻是理論上的，現在我覺得有一點實際的可能性。這個我說過，特別是跟周總理和你們的大使說過，我想蘇聯最想要做的，是摧毀你們的核武器。”

　　毛澤東說：“但是我們的核武器隻不過像蒼蠅這麽大。”(笑)。

　　基辛格說：“不過蘇聯他們擔心的是十年後會是什麽樣子。”

　　毛澤東說：“我會說他們擔心的是三十年後或五十年後，一個國家要在短時間內興起是不可能的。”

　　基辛格說：“我已在很多場合說過，上次也跟主席提過，我們相信如果終將會有這樣的事，對每個人都會造成嚴重的後果。我們決心自己獨力去防範這樣的事，就算跟中國沒有做任何安排也一樣。”

　　基辛格說“蘇聯想摧毀中國的核武器”時，毛澤東笑著說“我們的核武器隻不過蒼蠅那麽大”。毛澤東用這個來比喻：蘇聯擁有的幾千枚核武器，而中國隻有幾十枚核武器，所以中國不是蘇聯的主要威脅，蘇聯的戰略重點還是在歐洲，蘇聯沒有必要對中國動手，因此來否定基辛格說的“蘇聯想摧毀中國的核力量”。

　　基辛格又解釋說：雖說中國目前還沒有對蘇聯構成威脅，但蘇聯擔心中國十年後會對蘇聯構成威脅。

　　毛澤東又把基辛格的話否定了，說：一個國家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興起。

　　基辛格本想用“蘇聯要摧毀中國核武器”來挑起毛澤東對蘇聯的擔心，但毛澤東明確表示對此不擔心，否認了基辛格的看法。特別是毛澤東提出當年與蘇聯之所以“失和”，就是因為蘇聯“想要控製中國海岸和海港”，強調了中國的獨立自主性。這樣一來，基辛格隻好把話題收回去，聲稱“我們決心自己獨力去防範這樣的事”，也就是放棄與中國進行軍事合作的設想。

　　（36）

　　基辛格見他的話打不動毛澤東，但又不死心，於是想到再與周恩來談談。因為基辛格在與周恩來打交道的過程中，感到周恩來這個人比較“務實”，所以認為或許能從周恩來那裏找到什麽突破口。於是基辛格就在11月13日晚，突然提議與周恩來再進行一次中美軍事合作問題的談判。

　　這次基辛格與周恩來談話時，沒有說美國準備向中國提供“核保護傘”，而是退了一步，說美國準備向中國提供早期預警的情報。在周恩來看來，接受美國早期預警的情報，與接受美國的核保護傘，還是有很大差別的，這似乎不會損害到中國的自主性，所以周恩來認為這是可以考慮的。因此周恩來對基辛格說：第二天早上給他答複。

　　周恩來的外交路線，要比毛澤東“靈活”許多，也比毛澤東“務實”。周恩來認為中國適當接受一些美國的軍事援助，可以減少中國在軍事方麵的負擔，有助於中國發展經濟和改善人民生活。周恩來從“國家利益”的角度出發，認為可以接受基辛格提出的早期預警情報，進而進一步取得美國的一些軍事援助。周恩來的這種想法，也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認為中國沒有必要與美國蘇聯爭，隻要埋頭發展自己的經濟，這是最實惠的。

　　但周恩來也清楚，毛澤東的外交路線是獨立自主第一，在獨立自主方麵絲毫不能讓步。如果把基辛格提出的早期預警問題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肯定不會同意。因此周恩來考慮再三，最後決定不向毛澤東匯報，自己把這件事定下來。當然，周恩來與基辛格講的時候，說話還是很靈活的，隻是表示出讚同這個建議的意向，但具體的問題以後還要再談。

　　周恩來也意識到，他擅自做主與基辛格會談，又擅自表現出接受基辛格建議的意向，這肯定會惹毛澤東不高興，進而惹來毛澤東的批評。但周恩來認為自己這麽做是對中國“有利”的，所以就拚著被毛澤東批評一頓，把中美軍事合作的問題接受下來。不過周恩來大概沒想到毛澤東的反應會如此激烈，否則他或許不會這麽幹。

　　據《周恩來年譜》記載：1973年11月17日，毛澤東依據不可靠匯報，誤認為周恩來在與基辛格會談中說了錯話，招周恩來和外交部負責人及其它有關人員到毛澤東處開會。毛澤東談了對不久前中美會談的一些看法，提議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他的意見。

　　11月17日晚，根據毛澤東指示，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毛澤東對中美會談的意見，並介紹同基辛格會談的情況。會上，江青斥責周恩來是“右傾投降主義”，周恩來起而與之爭辯。

　　11月18日，周恩來兩次向毛澤東書麵報告政治局會議情況，表示自己在此次中美會談中“做得不夠”。

　　11月21日到12月初，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央政治局連續開會批評周恩來和葉劍英的所謂“錯誤”。會上，江青等人對周恩來和葉劍英進行圍攻，斥責此次中美會談是“喪權辱國”、“投降主義”，周恩來違心地作了檢查。江青、姚文元還提出這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誣蔑周恩來是“錯誤路線的頭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澤東。

　　（37）

　　之後，江青把要求增補她本人和姚文元為政治局常委的意見，報告毛澤東。對江青所提增補常委的意見，毛澤東表示：“增補常委，不要。”

　　12月9日，毛澤東先後同周恩來、王洪文等談話，提出;“這次會開得很好，就是有人講錯了兩句話。一個是講‘十一次路線鬥爭’，不應該那麽講，實際上也不是；一個是講總理‘迫不及待’。總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周恩來年譜》勾描了這次事件的輪廓，實際上的細節要複雜得多。在討論這些細節之前，先說一下發生在這事件之前的另一件重大事件，這就是公安部長李震自殺事件。

　　李震是中共軍隊高官中少有的大學生出身，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後一直在軍隊工作，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1964年任沈陽軍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66年文革開始後，李震調到公安部任常務副部長，當時的公安部長是謝富治。李震原是謝富治的部下，在謝富治任第二野戰軍三兵團政委時，李震任三兵團下屬的第十二軍副政委，這個經曆大概與李震到公安部受重用有關。

　　謝富治比李震的資格和地位都高得多，1955年授上將軍銜，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文革後又任北京市革委會主任，北京軍區第一政委。當時李震隻是作為謝富治的副手，沒有突出的地方或醒目的表現。1969年“九大”上，公安部有謝富治和李震2人當選中央委員，謝富治還進一步當選政治局委員。此後，謝富治較少過問公安部的事，公安部的工作基本由李震主持。1972年謝富治病逝，李震繼任公安部部長。在1973年8月的“十大”上，李震再次當選中央委員。

　　1973年10月21日，李震突然自殺，引起中央高層的震動。關於李震的自殺，曾參與此案的張宏軒後來回憶說：張其瑞等人帶著大家看了有關李震活動過的地方和發現屍體處的現場：在鍋爐房看了地下暖氣管道，從暖氣道口進去向西約30多公尺處，看了發現屍體的現場；看了辦公樓環境和李震辦公室，辦公室窗簾繩被剪斷。經過技術鑒定，剪繩的剪刀就是李震秘書剪信封常用的那把剪刀。

　　張其瑞說那天晚上有人打電話到李震家裏(是誰打的電話查不出來)，要李震到會議室開會，李震要手電未找到就出門走了，是他的女兒找到手電後，追出來交給了李震。李震到會議室去了，深夜沒有回家，由於往常也有類似情況，家屬也沒有問過。以後是因為總理辦公室打來電話要李震講話，到處找沒有找到，才發現失蹤了。

　　原公安部副部長施義之也回憶說：10月22日，我去北京醫院看牙，9點多種秘書打電話到醫院，問我：“知不知道李部長上哪去了？昨晚一夜李部長都沒有回家，現在還沒有找到。”

　　（38）

　　11多鍾我從醫院回來，看見很多人聚在公安部五號樓門前，氣氛很緊張。他們告訴我已到處找過，五號樓地下管道內也找了，沒有。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呆站在那裏，似乎有不祥的預感。組織人再去找，包括全院子的地下管道內都要找。結果兩位工人在大院東南角的一個地下管道口內，發現了李震的屍體。李震是半躺半跪在地下管道裏，脖頸勒有繩子，吊在管道上。李震服了大量安眠藥，口袋裏還有安眠藥，還不能確定死因。

　　據李震愛人反映：10月21日晚。李震在家接到一個電話後去的五號樓，說是去開會，一夜沒回。到了清晨。問李震的秘書鄭愛萍，鄭愛萍一點也不急，催問幾次才去找。

　　這時立即電話報告國務院和周總理，周總理指示說“李震絕大可能是被害”。晚7時左右，周總理把全體核心小組成員找到國務院會議室，要我們談各自的看法，我說：“我同意周總理的判斷，李震為什麽要自殺？大可能是被害。”

　　周總理在會上指定，破案組由華國鋒領導，指示公安部要配合破案組工作，主要是發動群眾提供線索。周總理指示：“破案組要發動群眾，至少要動員千人以上來揭發，公安部要關起門來整頓。公安部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已發展到對抗，殺人奪權的地步。”

　　12月的一天，核心小組全體成員參加了破案組會議，會上華國鋒說：“沒有調查研究說李震是自殺是錯誤的，不調查研究說是他殺也是不對的，結論應該在調查研究之後。”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中央領導人說李震之死有自殺和他殺兩種可能。華國鋒還傳達了毛主席在聽取周總理的匯報之後說：“為什麽要殺人呢？要調查研究。”

　　毛主席舉了明代發生的三大疑案。由於我缺乏曆史方麵的知識，當時回來後翻了曆史書籍，才知道毛主席舉的是三起明朝宮廷內發生而沒有查清的案子。

　　1974年1月初，破案組確認李震是自殺。

　　李震被確認是自殺之後，但李震案並沒有因此而結束，因為還必須要查清楚一個問題：李震為什麽要自殺？如果查不出合理的自殺動機，難以讓人信服。對此施義之也說：從個人角度講，對於李震的死，我是很惋惜的。我在李震領導下多年，得到過他很多幫助，我們的關係也很融洽。他死後，我從感情出發最無法接受“自殺”一說，認為他不會自殺，也不應該自殺。

　　關於李震自殺案，一直到粉碎“四人幫”以後的1977年3月，才算最後結案。當時的中央批準了破案組關於李震自殺的結論，該結論說：據調查，李震因追隨謝富治積極參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在林彪問題敗露後，畏罪自殺。

　　（39）

　　古今中外高官的自殺不算罕見，其原因無非四種情況：第一種是受到直接的人身迫害，不堪受辱而自殺；第二種是被貶官放逐，對政治前途悲觀失望而自殺；第三種是上級交待的任務完成不了，無法“交差”而自殺。第三種情況和平時代比較少見，但戰爭時代是多見的。比如上級經常向下級發出“死命令”，完不成任務就“提頭來見”。這時下級如果完不成任務，隻好自殺了；第四種情況是幹了不可見人之事，被暴露出來後，感到無臉見人而自殺。

　　李震沒有受過批鬥等人身侮辱，在自殺前也沒有被貶職或受到處分，所以導致李震自殺的原因，不應該是第一種或第二種情況，而應該是第三種或第四種情況。1977年官方得出李震是“畏罪自殺”的結論，也就是屬於上述的第四種情況。

　　官方材料說：據事後查證，李震確有自殺取死之因。1970年他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與林彪黨羽劉豐曾秘密串聯，進行反黨活動。劉豐被捕審查後，他又篡改了劉豐的供詞，掩蓋自己的罪行。在這之前，李震還參與陳伯達、吳法憲製造‘中國共產黨非常委員會’冤案，誣陷許多中央領導人和一大批黨、政、軍負責幹部。

　　1973年9月，李震去山東省查破一個與該案相似的案件，知道中央對冤案製造者處理很嚴，因而畏罪思想壓力很大。同年10月，中共中央追查陳伯達交代的一份材料，他因為這份材料被壓在自己的手裏感到很害怕。由於罪孽深重，李震畏罪自殺不足為奇。

　　1977年的這個官方說法，問題是比較大的。首先，李震在曆史上屬於第二野戰軍係統，與林彪沒有直接聯係，更不是林彪嫡係。建國後李震在沈陽軍區工作，也與林彪或陳伯達沒有任何直接的工作關係。毛澤東當年重用不屬於林彪係統的謝富治掌握公安部這個重鎮，就是為了平衡林彪的勢力。如果李震是林彪派係的人，肯定不能在公安部受到重用，更不可能在謝富治死後出任公安部長。

　　再者，林彪事件發生於1971年，在1973年8月的“十大”上，已對林彪案做了結案處理。李震在林彪事件結案之後，再次當選“十大”中央委員，這本身就說明他與“林彪、陳伯達集團”並無關係，否則不可能繼續得到重用。因此，把李震說成是林彪集團的人，是不合理的。況且李震與陳伯達素無來往，毫無交情可言，他為什麽冒險袒護陳伯達，扣押陳伯達的材料呢？因此，人們對1977年的官方說法疑問較大。

　　（40）

　　而李震的同事，原公安部副部長施義之，則提供了另外一種說法。在李震自殺前的一段時間，公安部正在搞“批林整風”。圍繞著怎樣搞“批林整風”問題，公安部的領導層出現了兩種對立的意見：第一種意見是“不算舊賬”，也就是隻追查與林彪“五七一”事件有關的事，與林彪前期的關係就不追查了；第二種意見是“算舊賬”，就是與林彪前期的關係也要追查。

　　文革奪權運動後，公安部也成立了“幹部、軍隊、群眾”的“三結合”領導班子，也稱“核心小組”。過去在公安部工作的副部長於桑和劉複之等人，是“核心小組”中老幹部的代表；從軍隊新到公安部工作的李震部長和施義之副部長等人，是“核心小組”中軍隊的代表。林彪事件後，軍隊勢力大受打擊，所以公安部中的老幹部勢力，想借著“批林整風”，把公安部中的軍隊幹部排擠出去，所以提出要“算舊賬”。李震是公安部中軍隊幹部的代表，所以李震是反對“算舊賬”的。

　　施義之回憶：關於“算舊賬”問題的爭論，在很長一段時期成了“核心小組”中矛盾的焦點，無論中央領導怎樣批評，也無法使問題真正解決。遵照周總理指示，應該統一思想後寫報告給國務院。李震起草的《報告》中有“算舊賬有損於文化大革命，有損於毛主席”的話，於桑不同意，經“核心小組”多次討論，意見還是不統一。

　　1973年10月20日晚“核心小組”開會，因討論《報告》意見不一，於桑曾拍桌子爭吵起來，會開不下去了。李震自殺的當天10月21日是星期日，我因發低燒和牙疼躺在家中。白天李震來看我，他心情很沉重，說：“你看昨晚又吵起來了。”

　　我勸道：“意見不一，吵幾句沒有關係，隻要你不吵就行了。”

　　李震坐了一會就走了。因為領導班子思想不統一，無法向上交代，我非常同情他。《報告》拖了很長時間定不了稿，直到李震死的前夕，在“核心小組”會上討論時還爭吵不休，《報告》最終流產。

　　從施義之的回憶來看，李震之死，似乎是因為完不成上麵交待的任務，無法交差而自殺。施義之還回憶了周恩來的看法，施義之說：10月26日下午，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召集公安部“核心小組”全體成員開會。廳裏，周總理、葉劍英、華國鋒、紀登奎、陳錫聯、江青、張春橋、吳德等已坐在那裏，除朱德之外的政治局委員幾乎全部在場。

　　（41）

　　周總理說：“李部長是被害的。我把陳錫聯同誌請來了，他很了解李震。李震在政治上中央是信任的，工作上中央是支持的，家庭生活是和睦的，沒有自殺因素。公安部長被害，建國以來是沒有的。李震死在黨的十大後，四屆人大前，你們要想的深一點、遠一點。”

　　總理還說：“李震被害的教訓是他政治上軟，受到批評就知難而退，想回部隊。”

　　紀登奎插話：“李震就是軟，一軟就轉，一轉就死。”

　　汪東興插話：“他們(指於桑、劉複之)是反文化大革命、反黨中央、反毛主席的。”

　　當我匯報到“我感到公安部有一股落後勢力”時，江青插話說：“什麽落後勢力，是一股反動勢力”。

　　根據施義之的回憶，周恩來一方麵懷疑李震是他殺，另一方麵也認為李震“政治上軟”、“知難而退”，所以懷疑李震也有自殺的可能。

　　周恩來說“李震死在黨的十大後，四屆人大前，你們要想的深一點、遠一點”，這是很有道理的。因為公安部是左右政治局勢的極其重要部門，向來都是毛澤東非常信任的人物擔任公安部長。李震死後，華國鋒接任公安部長，也可以看出公安部長位置的重要性。

　　謝富治是忠實執行毛澤東文革路線的人物之一，李震是謝富治重用和信賴的得力助手，可見他也應是忠實執行毛澤東文革路線的人物。1977年的結論，把李震分類為“林彪、江青集團”的人，也是從這個角度出發。

　　如果李震不自殺，那麽之後粉碎的就不應該是“四人幫”，而是包括李震在內的“五人幫”了。而粉碎“四人幫”時，如果當時的公安部長仍是李震，那麽粉碎“四人幫”恐怕就不會那麽容易。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一書，對李震事件有這樣的注釋：李震於文化大革命初期從軍隊係統調到公安部門工作，兼管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第三辦公室的工作。1972年，李因公安係統肅清極左思潮不力，並繼續排斥老幹部，受到周恩來的批評。此案後經調查，證實李確係自殺。

　　總而言之，李震自殺事件，疑點和謎團仍然很多，有待進一步的分析研究。我們這裏再轉回來說毛澤東批評周恩來與基辛格會談的問題。

　　（42）

　　1973年11月14日周恩來與基辛格單獨會談後，毛澤東是怎麽得知他們的談話內容的呢？現在有一種流行的說法，說是王海容和唐聞生兩位翻譯，去毛澤東那裏告了周恩來的狀，因為王海容和唐聞生是周恩來與基辛格談話時的現場翻譯。該說法據稱是來自毛澤東機要秘書張玉鳳，她說：王海容、唐聞生兩位翻譯，從張玉鳳那裏了解到周恩來這兩天既沒有見毛澤東，也沒有來電話。唐聞生說：“那就怪了，這麽大的事，總理為什麽不請示主席，也沒和政治局其他人商量，就急忙去見基辛格，答複建立核保護。”

　　我們對這種說法表示懷疑，因為這種說法給人一種印象，似乎毛澤東得到的情況隻是通過某些人的匯報或者告狀，有偏聽偏信之嫌。我們認為情況應該是這樣：毛澤東看了周恩來與基辛格的談話記錄之後，感到“有問題”，於是招兩個現場翻譯來了解情況。因為王海容和唐聞生這兩位翻譯，如果毛澤東不召見她們，她們也不是隨便可以去見毛澤東的。按照正常的程序，周恩來與基辛格的談話記錄，應該很快送交毛澤東那裏審閱，這點周恩來是不可能隱瞞的，原本用不著兩位翻譯去“告狀”。

　　毛澤東看了周恩來與基辛格的談話記錄，有些疑問，想要核實一下周恩來是不是真的那麽說的，於是他派王海容和唐聞生兩人去找周恩來當麵核實。據周秉德侄女在《我的伯父周恩來》一書中說：每一次和美國人會談，伯伯總是先到毛澤東主席那兒去請示匯報，會談方案都是伯伯拿去，經過毛主席點頭同意。

　　獨有這一次，因為一切都已經談完了，基辛格準備第二天早晨七點鍾上飛機。下午五點鍾左右，他給西花廳來了一個電話，還要和周恩來見麵，有些問題還需要討論。伯伯立即給遊泳池打電話，但回複說：“主席已經睡了。”

　　伯伯考慮不見基辛格不好，反正按這次談判的中央精神辦事嘛，他便驅車去了釣魚台。與基辛格會談的全部內容都記錄下來，報到主席那裏。

　　第二天早晨五點，正好是張樹迎值班，哨兵來電話：“王海蓉、唐聞生兩位要見總理。”

　　張樹迎趕緊報告，正在批文件的伯伯沒抬頭隻應道：“讓她們來吧，先在中間會客廳裏等一下，我批完文件就出來。”

　　她們坐下不一會，伯伯就出來了。她們拿著昨天會談的記錄稿，不同的是，在有些段落下麵已經畫出了紅杠杠。王海蓉、唐聞生將有杠杠之處念出來，一一詢問伯伯：“您是這樣講的嗎？”

　　伯伯一一回答：“對，這是記錄稿嘛，我就是這個意思。”

　　談了個把小時，她倆告辭出門。

　　（43）

　　周秉德這裏講的比較清楚，周恩來把“會談的全部內容都記錄下來，報到主席那裏”，然後主席派王海蓉、唐聞生來核實。而且特別在一些段落下麵畫了紅杠杠，向周恩來核實說：“你是這樣講的嗎？”

　　毛澤東之所以要核實，是因為批評周恩來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事，如果周恩來本人說的話，與會談記錄上的話有出入，那麽就要核實準確周恩來到底是怎麽說的。周恩來也不想隱瞞，如實說：“我就是這個意思。”

　　據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記述：毛澤東聽取了不正確的匯報，認為周恩來、葉劍英在中美會談中的態度軟弱了，犯了錯誤。11月17日上午，毛澤東召集周恩來和外交部一些成員開會，批評說：“對美國要注意，搞鬥爭的時候容易‘左’，搞聯合的時候容易右。”毛澤東提議中央政治局開會，批評此次中美會談中的錯誤。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向毛澤東作了檢討，表示自己在中美會談中“做得不夠”。

　　據其他一些材料介紹，毛澤東在這次會上還說：有人要借我們一把傘，我們就不要這把傘，這是一把核保護傘。果真蘇聯打過來，就知道誰是敢打的，誰是要投降，當兒皇帝的。當著你們的麵講，政治局開會，你們也可以來，在後麵排一排椅子。誰要搞修正主義，那就要批呢。

　　據《毛澤東傳》記述，周恩來向毛澤東檢討，說自己在中美會談中“做得不夠”。周恩來說“做得不夠”這樣的話，隻能勉強算檢討，並非“誠懇”認錯。前麵說過，毛澤東要在外交方麵打掉周恩來的威信，而周恩來隻是檢討說“做得不夠”，那麽他的威信不僅沒有打掉，而且還有“不服氣”的味道，於是毛澤東決定加大批評周恩來的力度。

　　據《周恩來年譜》記載：11月21日到12月初，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央政治局連續開會批評周恩來和葉劍英的所謂“錯誤”。會上，江青等人對周恩來和葉劍英進行圍攻，斥責此次中美會談是“喪權辱國”、“投降主義”，周恩來違心地作了檢查。江青、姚文元還提出這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誣蔑周恩來是“錯誤路線的頭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澤東。

　　在11月21日的會上，江青提出周恩來和葉劍英在同美方會談時“右傾軟弱”，指責周恩來不貫徹毛澤東的聯美抗蘇戰略，被蘇聯的原子彈嚇破了膽，向美國投降。江青還上綱上線地批周恩來“喪權辱國”、“蒙騙主席”、“給美國人下跪”等等，並提出要批判周恩來在外交路線上的“右傾投降主義”。

　　（44）

　　周恩來剛開始還態度還好，表示接受批評。後來周恩來也有點忍不住，當場拍桌子說：“我周恩來一輩子犯過很多錯誤，可是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扣不到我的頭上！”

　　毛澤東本來就是“吃軟不吃硬”的性格，周恩來這樣的態度，自然讓毛澤東進一步加大了“批周”的力度。從11月25日起，政治局會議改為政治局擴大會議，並成立了一個對周恩來的“幫助小組”，由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汪東興、華國鋒六人組成。

　　在擴大會議上，唐聞生介紹了中美會談的情況，並傳達了毛澤東在最近一個時期對周恩來外交工作的批評。江青更上綱上線地說：“這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並聲稱周恩來“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

　　對這次會議的情況，周恩來的衛士高振普回憶說：多年來的習慣，散會時，總理多數是最後走出會場，而且往往是幾個人一邊走出會場一邊交談。這幾天情況有點反常，總理都是第一個走出來，而且是一個人，情緒又是那樣的不好。

　　這幾天，總理隻是在這裏開會，沒到過別處，也沒約別人談話，毛主席那裏也沒去過。種種跡象表明：出事了。綜合文革以來我們看到的現象，說明這次事出在總理身上。這次開會是對著總理的，通俗地說，是開整總理的會。

　　會議還在繼續開，參加的人逐步增加，先是外交部的人，後又中央聯絡部的人，當然都是部級負責人，我們猜想與外事有關。會議不停地開，會場內的氣氛變得更緊張了，有時一次會進行七、八個小時，我們等在外邊更是坐立不安。

　　我們幾人單獨在一個小房內休息，這不是誰規定的，而是我們無心與別人在一塊交談，我時刻觀察著會場外的變化。

　　會議的特殊性，把我們提醒總理休息、及時送飯、及時吃藥的三項服務任務縮減為一項，隻剩下及時送藥了。有一次，我把藥交給服務員，讓她送給總理吃。

　　她還給我空藥瓶時，避開我的目光，低著頭跑進服務間。我覺得不對，緊步跟了過去，看她用手絹擦淚。她轉身看到我，就止不住地哭出聲來，對我說：“他們還在批總理。”

　　我按捺住難過的心情，強忍住要滾出的眼淚，壓低嗓音，對她說：“別哭了！別叫別人看見了。”

　　看她實在止不住哭聲，我就把她讓進了隔壁的福建廳，說：“你在這裏哭一會兒吧，有事我來叫你。”

　　（45）

　　1973年12月5日，持續十幾天的會，今天照例是晚8時開始，出乎意料的是，會議隻進行三個多小時就散了。這次總理不是第一個出來，先出來的是那些部長們，他們哭喪的麵孔不見了，臉上露出笑容，看到我就主動打招呼，問一聲：“還好嗎？”

　　這一聲“好”，問得我心裏頓時暖乎乎的，我猜想這次的會大概快結束了。王海蓉更加直率地對我說：“你又可以吃宴會了。”

　　她以此向我透露總理又可以見外賓了，我一直提到嗓子眼的心總算落了下來。

　　據周恩來侄女周秉德回憶說：過去凡是有關外事的政治局會議都是伯伯主持，這次明確指定王洪文主持會議。很明顯，伯伯已經被置在了受審席上。會議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召開，輪流在外等候的張樹迎、高振普明顯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原來開政治局會，都是總理第一個到會議廳，最後一個離開會場。這次則不同：是會場裏的人都坐好了，才讓總理進去;會議結束，第一個讓總理出來，可會議還繼續進行，是研究下一次怎麽繼續批判總理。

　　再則，會場外其他等候首長的衛士、醫生，原本與張樹迎、高振普熟悉且十分客氣，這時都仿佛不認識了，惟恐避之不及。連續二十多天，警衛人員不準進會議室，隻有服務員能進去倒水。

　　有一次，會議開得很長，伯伯該吃治療心髒病的藥了，張樹迎管不了什麽規定了，他拿著藥推門走進會場。會場裏的緊張氣氛，一下把他的心揪緊了，真難以置信和忍受。

　　總理單獨坐在大廳的一個角上，前麵擱個茶幾，一人孤零零地坐在一張單人沙發中。其他人圍成一個圈，完全是一個批鬥的架勢。

　　雖隻聽了隻言半句的發言，張樹迎便血向上湧，心髒“砰砰”亂跳，他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卻又不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乎眾口一致，聲色俱厲，都在批總理和葉劍英“喪權辱國，投降主義”，“迫不及待搶班奪權”！江青、姚文元還提出這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

　　伯伯每次走出會議廳，總是麵色灰白，緊抿雙唇，眼神悲涼，步履踉蹌，有好多次都是張樹迎和高振普迎過去，趕緊用雙手插進他的腋下，用盡全力架著他挪步上電梯。

　　成天守在伯伯身邊的張樹迎和高振普真是心如刀絞：他們兩人私下裏已經做好了精神準備：跟著總理一起去蹲大獄！

　　（46）

　　毛澤東這次開會批周恩來，隻是想打掉周恩來的威信，並不想拿掉周恩來的職務。毛澤東這樣做的理由，前麵也分析過。如果硬拿掉周恩來的話，誰來接替周恩來的位置呢？毛澤東培養的王洪文，現在還不能獨當一麵，根本取代不了周恩來。毛澤東深知，現在的情況下，拿掉周恩來絕對是不明智的，因此他不會動周恩來的地位，也不會削周恩來的權力，隻是打一打周恩來的威信。

　　在會議後期，毛澤東指示說：“要開成一個團結的會。不能搞紅衛兵上街貼大字報，打倒總理、葉帥的那一套，要內部開會解決。又要批評，又要工作。”

　　會議最後按照毛澤東的意思，並不是對周恩來進行處分，而隻是要周恩來做“認真的檢討”。周恩來要求麵見毛澤東當麵做檢討，毛澤東回答說：“要檢討就在會上做。”

　　周恩來在會議上的作了自我檢查。毛澤東閱後批示：“可以了。”這樣，這次“批周”就算是過去了，周恩來重新出來工作，職務和職權都沒有任何變化。

　　1973年12月9日，毛澤東會見尼泊爾國王，周恩來陪同會見。會見記錄記載：毛澤東同周恩來長時間熱烈握手，毛澤東指著在座的曾向他匯報有關情況的兩位女翻譯說：“總理啊！現在的小將不好惹呢。把他們提起來，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

　　“總理啊，你挨整了，聽說他們整得你不亦樂乎啊。說是你愛插我的話，弄得你現在都不敢講話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

　　江青並不理解毛澤東“批周”的寓意，自作主張對周恩來上綱上線，稱這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並說周恩來“迫不及待”。對此，12月9日，毛澤東在會見尼泊爾國王之後，特別與陪同會見的周恩來、王洪文以及兩位女翻譯談話，說：這次會開得很好，就是有人講錯了兩句話：一個是講“十一次路線鬥爭”，不應該那麽講，實際上也不是；一個是講總理“迫不及待”。總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這裏毛澤東特別當麵向周恩來澄清，他並沒有打倒周的意思，並解釋說，江青給周恩來扣的“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和“迫不及待”的帽子，那隻是江青個人的說法，毛澤東並不讚成。

　　這時周恩來也明白了毛澤東的意思：隻是要打一下他的威信，並不動他的職務和職位。於是周恩來在12月11日，主動致信毛澤東，提出在外交部、中央軍委、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務院學習討論政治局“批周”會議有關內容。毛澤東圈閱批準了周恩來的信，於是對周恩來的批評被傳達到了相當大的範圍。

　　這次“批周”會議上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鄧小平在後期也被通知參加了這次會議。鄧小平在“批周”會上當然不能不發言，鄧小平對周恩來說：“你現在的位置離主席隻有一步之遙，別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及，而你卻是‘可望而可及’，希望你自己能夠十分警惕這一點。”

　　（47）

　　鄧小平在“批周”會上的發言是非常巧妙的，讓毛澤東和周恩來雙方都可以接受。從毛澤東看來，鄧小平警告了周恩來不要有“越權”的野心；從周恩來看來，鄧小平對他的批評，並沒有批評他的人格，甚至還有對他“肯定”的味道。江青等人批評周恩來是“喪權辱國”、“給美國人下跪”、“右傾投降”等，都是批評周恩來的人格。而鄧小平說周恩來對主席之位是“可望而可及”，這也是從反麵肯定了周恩來具有當主席的才能和威望，所以隻有周恩來才“可望而可及”，而別人則“可望而不可及”。

　　從曆史上看，鄧小平是屬於毛澤東派係的人，與劉少奇並無曆史淵源，鄧小平純粹是在思想上讚同劉少奇，才成為劉派的人。鄧小平與周恩來，倒是有一定的曆史淵源。早年在法國勤工儉學時，鄧小平就與周恩來結識。鄧小平從蘇聯學習回國後，到上海白區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工作。當時周恩來任中央組織局主任，負責處理中央日常工作，鄧小平任中央秘書長，負責協助周恩來處理中央日常事務。這段時間鄧小平與周恩來建立了一定的個人交情，鄧小平後來說：“在上海時期與我工作關係最密切、個人關係也最親密的，就是周恩來、鄧穎超夫婦。”

　　然而鄧小平到江西蘇區之後，卻支持與他全無交情的毛澤東，成為第一批的“毛派”。1933年，鄧小平因支持毛澤東被打倒，直到1935年遵義會議之後，毛澤東複出，鄧小平也隨後跟著複出了。毛澤東並沒有忘記鄧小平早年支持他的事，1972年，毛澤東在鄧小平來信上批示說：鄧小平同誌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出麵整他的人是張聞天；二、他沒曆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誌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作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

　　1938年，在毛澤東的支持下，鄧小平任八路軍129師政委，師長為劉伯承。在隨後的11年中，鄧小平始終和劉伯承在一起。129師改編為中原野戰軍、及第二野戰軍後，鄧小平始終任政委，與司令員劉伯承合稱“劉鄧大軍”而載入史冊。鄧小平在軍隊中任高級要職的經曆很長，本來是有資格評元帥的，隻是因為當時鄧小平已退出軍隊到中央工作，所以沒有參加評元帥。

　　（48）

　　新中國成立後，鄧小平擔任西南局第一書記。1952年鄧小平上調北京，擔任政務院副總理，任財政部長，主持中央財政工作。1954年“高饒事件”後，鄧小平接任了饒漱石的中央組織部部長。1955年中共七屆五中全會上，為了補任弼時和高崗之缺，鄧小平與林彪增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這時鄧小平進入了中共最高領導層。

　　1956年召開的中共八大上，劉少奇作《政治報告》，鄧小平作《修改黨章報告》，周恩來作《國民經濟計劃報告》，這是鄧小平首次得到在全黨大會上作報告的殊榮，當然與毛澤東的支持分不開。在隨後的八屆一中全會上，鄧小平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總書記，在黨內排名第七位，與劉少奇一起負責中央日常工作。

　　此後鄧小平與劉少奇一起工作後，開始支持劉少奇的政治主張，成為劉少奇的幹將，同時也與毛澤東疏遠了，兩人的良好關係開始破裂。文革中，鄧小平作為僅次於劉少奇的第二號“走資派”被打倒。但毛澤東對待鄧小平，與對待劉少奇還是不一樣的，沒有開除鄧小平的黨籍，始終給鄧小平留下複出的機會。

　　毛澤東之所以欣賞鄧小平，也因為鄧小平在某些方麵像毛澤東，比如在“不講人情講路線”方麵。在江西蘇區的時候，鄧小平與毛澤東並無個人交情，可是鄧小平認為毛澤東的路線正確，所以支持毛澤東，導致他的第一次被打倒。建國後，鄧小平與劉少奇也無個人交情，可是鄧小平卻認為劉少奇的路線正確，轉而支持劉少奇，導致他的第二次被打倒。1974年毛澤東讓鄧小平複出，並給予他事實上接班人的地位。

　　可是鄧小平卻沒有念毛澤東對他個人的“恩情”，鄧小平認為周恩來的路線正確，轉而支持周恩來，結果導致他的第三次被打倒。

　　鄧小平的性格是立場作風鮮明，不是見風使舵的那種人，所以才有三次被打倒的“三落三起”經曆。這點也與毛澤東相像，毛澤東也有一次被打倒的“一落一起”經曆。

　　而劉少奇是“一落不起”，一次被打倒就再沒有起來；周恩來則是“不落”，從來沒有被打倒過。周恩來的“不落”，當然也與他的性格有關。鄧小平的話題，放在後麵介紹，這裏先說毛澤東發動的“批林批孔”運動。

　　前麵提到，毛澤東敲打周恩來的威信，分黨內和黨外兩個部分。在黨內主要是兩次批評周恩來的外交問題，並把批評周恩來的材料，下發到黨內相當廣泛的範圍。在黨外則是發起“批林批孔”運動，用借古喻今的手法，聲稱“儒家”是開曆史倒車的，而“法家”是推動曆史前進的。

　　毛澤東自喻“法家”，那麽誰是“儒家”呢？雖然沒有明確點名，但大家心裏都清楚，這是指向周恩來的。毛澤東搞“批林批孔”的目的，籠統地說是為了防止“複辟倒退”，明確地說就是為了防止否定文化大革命。

　　（49）

　　在林彪事件後，毛澤東巧妙地把“批林”與“批孔”結合起來。這樣一來，“批林批孔”就成為“批孔”為主，“批林”反而淡化了。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周恩來強調“批林”，毛澤東則強調“批孔”。

　　林彪與孔子有什麽關係呢？據說林彪臥室裏有一個條幅“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克己複禮”，這就作為林彪“尊儒反法”的證據。

　　毛澤東最初明確提出“批孔”，是在1973年7月4日，他與張春橋、王洪文的談話。毛澤東在這次談話中，主要是批評外交部的153期《新情況》，這些前麵講過；另一方麵，毛澤東也明確提出要把“批林”與“批孔”聯係起來。

　　毛澤東說：“林彪同國民黨一樣，都是‘尊孔犯法’的。法家在曆史上是向前進的，儒家是開倒車的。”

　　然後毛澤東又批評郭沫若，說：“郭老在《十批判書》裏自稱人本主義，即人民本位主義，孔夫子也是人本主義，跟他一樣。”郭沫若曾大肆撰文批判秦始皇，而毛澤東勸郭沫若少罵秦始皇。在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中，聲稱毛澤東是“當代的秦始皇”，說毛澤東是“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7月17日，毛澤東會見美籍華人楊振寧時，也批評郭沫若說：我們郭老，在曆史分期這個問題上，我是讚成他的；但他在《十批判書》裏邊，立場觀點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張社會要向前發展，反對倒退的路線，要前進。

　　8月5日，毛澤東做《七律》一首，題目是《讀封建論呈郭老》：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

　　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9月23日，毛澤東會見埃及副總統時說：“秦始皇是中國封建社會第一個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中國曆來分兩派，一派講秦始皇好，一派講秦始皇壞。我讚成秦始皇，不讚成孔夫子。”

　　11月12日毛澤東在會見基辛格時，也提到郭沫若。基辛格在回憶錄中寫道：毛澤東突然問我是否見過“懂德語”的郭沫若(基辛格是德裔美國人)，雖然在此之前“懂德語”並不是同我見麵的前提。當我說從未見過郭沫若先生時，毛澤東說：“他是尊孔派，但現在是我們的中央委員。”

　　（50）

　　1973年8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廣州中山大學曆史係教授楊榮國的文章《孔子：頑固地維護奴隸製的思想家》，這是在報刊上發起“批孔”和“批儒”文章的開端，但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最為著名的卻是“梁效”。梁效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筆名，梁效即“兩校”的諧音。

　　文革後期，出現一些著名的寫作組，比如筆名“羅思鼎”的是上海市委寫作組，羅思鼎諧音“螺絲釘”；筆名“池恒”的是《紅旗》雜誌寫作組，池恒寓意“持之以恒”；筆名“初瀾”的是文化部寫作組，諧音“出藍”，寓意“青出於藍”；筆名“唐曉文”的是中央黨校寫作組，諧音“黨校文”。

　　文革後一些寫作組仍沿用筆名方式，比如筆名“仲祖文”是中組部寫作組，諧音“中組部文章”；筆名“鍾軒理”是中宣部寫作組，諧音“中宣部理論局”；筆名“鍾政軒”是中央政法委寫作組，諧音“中央政法委宣傳局”；筆名“任仲平”是諧音“人民日報重要評論”；筆名“國紀平”是諧音“國際問題重要評論”；筆名“皇甫平”是諧音“黃浦江評論”，等等。

　　在諸多寫作組當中，“梁效”的地位是最高的，當時有“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梁效”的說法。因為署名“梁效”的文章一旦發表，全國各地大小報刊必要轉載，被視為中央高層意圖的反映。“梁效”寫作組具有這麽高的地位，是因為它是在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毛澤東開展“批林批孔”運動，又用了一個非常規的舉措，這就是創辦“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

　　說到“梁效”寫作組，不得不提兩個重要人物，一個是遲群，另一個是謝靜宜。遲群，1932年生，時年41歲，1949年參軍，文革前是毛澤東身邊中央警衛團(八三四一部隊)政治部宣傳科的副科長。謝靜宜，1935年生，時年38歲，1952年參軍，1954年在中央軍委機要學校畢業後，進入中央辦公廳機要局工作，1958年進入中央辦公廳機要學校進修，1959年任毛澤東的機要譯電員，主要工作是接發電報﹑接聽、記錄保密電話。

　　1968年，清華大學因武鬥失控，毛澤東決定派北京的工人為主體的“工宣隊”和中央警衛團的軍人為主體的“軍宣隊”介入清華大學。毛澤東派遲群和謝靜宜作為“軍宣隊”進入清華大學，不久遲群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兼革委會主任，謝靜宜任黨委副書記兼革委會副主任，這兩個人掌握了清華大學的一切大權。不僅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也由這二個人掌管，兩人同時執掌兩所中國最著名的大學。這兩個人的最大特點，就是可以“通天”，直接麵見毛澤東，直接得到毛澤東的指示。1970年7月國務院科教組成立後，遲群任國務院科教組副組長，謝靜宜任國務院科教組主要成員，後來遲群和謝靜宜成為“梁效”寫作組的領導人。

　　（51）

　　“梁效”寫作組最初以“批林批孔研究小組”名義，組建於1973年10月。據“梁效”寫作組的成員範達人（原為北大曆史係教師）回憶：1973年10月，我突然得到一個奇怪的通知，我們黨總書記告訴我說：“範達人，你明天到清華工字樓去開會，這個會很重要。你回來後，內容不要跟其他人講，你也不用向我匯報。”

　　我當時很奇怪，作為普通黨員，向黨組織匯報是我應盡的義務。從來是我有什麽活動，都要向黨總書記匯報的，這次他卻不要我向他匯報，覺得很奇怪，很神秘，但是不知道為什麽。

　　到了清華大學的工字樓，發現原來接到同樣通知有12個人，主持會議的是負責清華大學黨委工作的遲群和謝靜宜。待了一會兒，遲群和謝靜宜就進來了，說：“找你們來，要你們編個材料。我們發現林彪有尊孔的言論，你們大家一起編個材料，這是上麵的意思。這件事情很重要，但是要保密，不要給任何人講。清華、北大兩校的這個合作，搞一個組織，叫做‘批林批孔材料小組’。”

　　謝靜宜當時所說的“上麵的意思”，到底是誰的意思呢？文革後，我專程找到謝靜宜，詢問“批林批孔材料小組”的由來。謝靜宜說：“我們的班子是毛主席提議建立起來的。原來要我們搞材料，清華幾個人搞材料。毛主席看了幾條材料，他說：‘不夠，你們的材料不夠，你們清華搞理科的不行，你們要找北大的文科老師一起搞。’”然後，謝靜宜就把我們文科的老師找去了。

　　在編寫過程中怎麽定題目，采取什麽方式，領導都有指示，我們也根據領導的指示辦。後來我知道，實際上毛主席通過謝靜宜，他一直關心這個事，一直指導這個問題。毛主席看到這些材料多了以後，他說：“你們把林彪和孔子對照起來搞材料。”我們對照起來以後，分幾個標題寫按語，73年底材料搞成了。

　　根據謝靜宜的回憶，江青最初並不知道這個材料小組的存在，她是在我們的材料編好之後，才得知這個材料小組存在的消息。1974年1月18日，《林彪與孔孟之道》作為中央一號文件下達，“批林批孔”運動就在全國開展起來。

　　1974年的中共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轉發<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這樣介紹：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各大軍區、各野戰軍黨委，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領導小組或黨的核心小組：

　　現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選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發給你們，供批林、批孔時的參考。

　　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兩麵派、叛徒、賣國賊林彪，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曆代行將滅亡的反動派一樣，尊孔反法，攻擊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為陰謀篡黨奪權、複辟資本主義的反動思想武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選編的這個材料，對於繼續深入批判林彪路線的極右實質，對於繼續開展對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對於加強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麵的教育，會有很大幫助。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搞批林批孔的材料時，最初是瞞著江青的。“梁效”這個寫作小組，是在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也是獨立於江青集團的。毛澤東為什麽要繞開江青集團，不用他過去一直用的張春橋、姚文元等人主持寫“批孔”的文章，而要另外開發一批新人來主導“批林批孔”運動的輿論導向呢？

　　（52）

　　中共是非常重視宣傳工作的，特別設立“中央宣傳部”負責輿論宣傳。文革之前，全國的宣傳係統和宣傳工具，都在中宣部的領導之下。到文革前夕，中宣部在劉少奇的控製下，毛澤東不得不出奇兵，另立自己的寫作組，這就是江青在上海秘密組建起來的張春橋、姚文元寫作組。這個寫作組直接在毛澤東的領導之下，劉少奇、周恩來等人開始時都不知道它的存在。打響文革第一炮的《評〈海瑞罷官〉》，就是這個寫作組寫的。當時為了不暴露“寫作組”，署了“姚文元”個人的名字。

　　張春橋、姚文元這個寫作組，在文革中寫了大量反映毛澤東文革思想的文章，並且負責起草“九大”和“十大”的《政治報告》。在“九大”上，張春橋和姚文元都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在“十大”上，張春橋又進一步升為政治局常委，這些足見毛澤東對這個寫作組的重視。

　　而在這次的“批林批孔”運動中，張春橋和姚文元都比較沉默，姚文元直到“批林批孔”運動開展一年多之後的1975年2月，才在《紅旗》雜誌上發表署名文章《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這隻算是“馬後炮”，沒有大的作為。

　　毛澤東在“批林批孔”運動中，突然遠離效力多年的張春橋、姚文元寫作組，而是新開發一個“梁效”寫作組，其用意應該在兩個方麵：一、減少江青的幹預；二、避免江青集團進一步得罪人。先說毛澤東減少江青的幹預問題。

　　“九大”後中央文革小組自行取消，江青成了“閑人”，心裏很失落，也感到不滿。江青的不滿，不是反對毛澤東，而是“居功自傲”的心理作祟，這點與建國初期的高崗有相似之處。

　　中共在創業之初，各路“諸侯”建立了不少大大小小的根據地，最有名的是毛澤東、朱德創立的江西中央蘇區根據地，任弼時、賀龍任創立的湘鄂川根據地，張國燾、徐向前創立的鄂豫皖根據地，還有周恩來創立的上海地下黨組織，但這些根據地後來都喪失了，唯一存留下來的是劉誌丹、高崗創立的陝甘根據地，它成為後來中共發展的原點，所以高崗對中共的曆史貢獻是非常大的。

　　中共“七大”上選出的五大書記：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其他四人高崗都能服氣，可是對劉少奇卻無法服氣，因為劉少奇算不上創業者，他的功勞和曆史貢獻都無法與高崗相比。於是高崗“居功自傲”，不滿意劉少奇地位在他之上。高崗心裏的不滿，逐漸變成各種各樣的行動，這最終導致了高崗的倒台。

　　（53）

　　江青在文革中的貢獻，也是遠在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之上，可以說是僅次於林彪的第三位功勞者。林彪成為“接班人”，一般人都認為這是“論功行賞”的結果，不服氣的人不多。在林彪時代，江青也不過於覬覦林彪這個接班人，可是林彪死後，江青認為應該“論功行賞”輪到自己了。可是毛澤東偏偏選了王洪文當接班人，就是張春橋也成為政治局常委，地位升到江青之上。

　　1966年中央文革小組成立的時代，張春橋是江青的下級，王洪文更是沒有級的小人物；到了1969年的“九大”，江青和張春橋、姚文元都進入了政治局，王洪文成為中央委員，但江青的地位仍在張春橋等人之上；可是到了1973年的“十大”，王洪文升為中央副主席，張春橋升成政治局常委，偏偏江青的地位一點兒沒有升。

　　若論王洪文和張春橋有什麽“大功”，顯然是沒有特別值得一提的表現；但顯然江青也沒有犯什麽大的錯誤。既然如此，憑什麽王洪文和張春橋的地位超過她江青呢？因此從江青的角度來看，她必然是想不通，不服氣，不滿意，這就是江青所謂的“野心”。

　　江青心中的不滿，毛澤東心如明鏡。但毛澤東這樣做，其實也是在“保護”自己的老婆，因為毛澤東很清楚江青的智慧和才能無法勝任接班人的要求，如果強力接班，則下場絕對糟糕。可是江青卻自我感覺非常好，認為自己完全有能力接班。所以毛澤東麵對不知深淺的江青，用心良苦，恨鐵不成鋼。

　　江青因為心中有不滿，她對毛澤東的指示就不那麽忠實地執行了，不是加入自己的私貨，就是幹擾毛澤東的決策。這樣一來，江青就與毛澤東發生衝突了，毛澤東不得不開始在中央公開批評江青，阻止江青打著自己的旗號，插手和幹擾自己的事情。

　　1973年11月25日，就是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連續批評周恩來的那段時間，江青沒有請示毛澤東，就擅自把批評周恩來的性質上升為“第十一次路線鬥爭”，這當然引起毛澤東的不滿。

　　正好，這時毛澤東收到一封署名為“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的來信，其中批評江青的民主作風較差，把文藝強調得過分，不執行“雙百”方針等。毛澤東在該信上批示：“印發政治局各同誌。有些意見是好的，要容許批評。”

　　毛澤東把批評江青的信印發到政治局，這就打擊了江青的威信，降低了江青講話的份量。江青受到毛澤東的批評，仍不死心，又給毛澤東寫信說：自“九大”以後，我基本上是閑人，沒有分配我什麽工作，目前更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