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六三（崇新嶽 百思峰 ）

 

　　

       第23節 毛澤東的再起

（1）

 

　　1972年底周恩來退出宣傳領域，公開批判“極左思潮”的運動基本上也就偃旗息鼓了。雖說在周恩來主管的經濟領域中，周恩來繼續用實際行動來批判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但畢竟影響力差了很多。到1973年下半年，隨著毛澤東身體的恢複，毛澤東又複出過問政事。這樣一來，大約一年半時間的短暫周恩來時代，也就悄悄地結束了。

　　毛澤東能夠東山再起，除了他本人的意誌和智慧之外，運氣或者“天意”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1973年毛澤東已經八十歲了，這個年齡的人在大病一場之後，身體能夠恢複，那是不多的，這也是毛澤東的一個奇跡。促成毛澤東再起的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周恩來得了癌症。據《周恩來年譜》記載，1972年5月18日，周恩來被確診患了膀胱癌。

　　關於周恩來的癌症，不得不提到一個所謂毛澤東的“四條批示”(另一說是“三條批示”)。關於這個批示，我們一方麵感到有很大的疑問，因為畢竟沒有文字材料的證據;；在另一方麵，又有一些人在回憶錄中，直接或間接地提到這件事。因為我們無法查證原始資料，隻能把目前可以看到的一些材料列舉出來，請讀者自己判斷。

　　比較典型的是《晚年周恩來》一書中的說法：周恩來是在1972年5月中旬做每月一次的尿常規檢查時，偶然發現尿樣中有幾個紅血球和形態異常的細胞。周恩來的保健醫生不敢掉以輕心，馬上又做了第二次檢查，請北京各大醫院最著名的細胞病理學、泌尿腫瘤專家對檢查結果進行會診鑒定，確診周恩來罹患“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

　　根據討論的意見，醫療專家們隨即向中央寫了書麵報告，詳述周恩來的病況，力陳爭取及早治療的好處和疾病發展的不良預後，並製訂了切實可行的治療方案，等待中央批準。

　　因為按照中共黨內保健製度的規定，凡是政治局委員以上領導人的治病方案，必須經由毛澤東批準後才能實施。然而，毛澤東的表態卻令人感到十分蹊蹺，他通過汪東興向負責周恩來保健的醫療專家們傳達了四條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訴總理和鄧大姐；第二、不要檢查；第三、不要開刀；第四、要加強護理和營養。

　　醫療專家們深知時機對於治療膀胱癌是致命的，因此對中央做出這樣的決定十分不理解，要直接寫信向毛澤東陳情，卻遭到了顯然是深知內情的汪東興的嚇阻。汪東興代表中央出麵找他們談話，讓他們先“穩住”，強調中央這樣的決定是“保總理的”，說：“你們要聽上麵的，要跟主席的思路，主席正在考慮全麵的問題，可過一段時候再行。”

　　（2）

　　這樣一來，對周恩來的治療工作便拖延下來，失去了早期發現後及時治療的先機，等到後來一切都已經晚了。這讓醫療組的專家們後悔莫及，覺得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

　　另據《晚年周恩來》作者高文謙稱，毛澤東的“四條批示”是來自周恩來醫療組的《補充病曆記錄》，但這個資料我們無緣看到。高文謙還說：毛澤東對周恩來治病的“四條指示”，是周恩來身邊工作人員座談會揭發出來的。這次座談會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於1980年11月在毛家灣召開，與會的有曾在周恩來身邊工作的秘書、警衛和醫護人員，當時作會議記錄的是後來擔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的逄（páng）先知先生。

　　另一個比較典型的材料是來自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德寫的《我的伯父周恩來》。該書中寫道：伯伯被確診膀胱癌的準確日期是1972年5月18日。按照慣例，伯伯病情的真實情況立即報告到“遊泳池”。毛主席的親筆批示很快退回到西花廳辦公室：第一、不治療；第二、不要告訴周、鄧；第三、搞好營養。據後來汪東興解釋：批示的“不治療”就是不手術。毛主席說：“陳毅得癌症手術，死了；謝富治得癌症手術，也死了嘛!”言下之意，得了這種病隻能吃點好的，等著。

　　保健醫生張佐良大夫了解和熟悉我伯伯的堅強，為著我伯伯能注意休息和配合藥物治療，他“抗旨不遵”，把真實的病情向我伯伯和盤托出。當然，在中央工作幾年的張大夫也有經驗，他隻字不曾向我伯伯提及毛主席的三條批示。

　　1973年3月2日，伯伯約來了葉劍英、張春橋、汪東興，談了自己病情的發展及檢查治療的問題。三天後，葉帥陪同毛主席接見外賓，送走客人後，葉帥講了總理嚴重的病情，並拿出了裝著總理血尿的瓶子讓毛主席看。毛主席也因問題的嚴重感到吃驚，當即批準先檢查、後治療。

　　3月6日，伯伯去“遊泳池”開會，會前，伯伯又將自己的病情及檢查治療安排等向毛主席作了簡要報告。終於，伯伯以他特有的方式爭取到3月10日檢查治療的機會。

　　1973年3月10日，是伯伯自從1972年5月18日被確診為膀胱癌整整十個月後第一次被批準進行對症檢查治療。我永遠感激吳階平、卞誌強和張佐良三位大夫：為了我伯伯，為了人民的好總理，他們將個人的安危置之度外。進手術室時他們已經定下了“攻守同盟”：隻要電鏡檢查時有用激光燒掉癌症原發病灶的可能，不再請示，立即燒。因為治療癌症最重要的是搶時間，越早發現、早治療，效果越好！

　　（3）

　　無影燈下，吳階平教授從電鏡中看清了：總理膀胱內的癌症原發病灶隻有綠豆大，燒灼方便，也有絕對把握。三人無言地交換了一下目光，吳教授果斷拿起激光槍，在電子顯微鏡下迅速消滅了伯伯膀胱內的癌症病灶。我經常設想，如果不是他們三位醫生的無私和對我伯伯的真摯感情，恐怕伯伯的生命是無法再支撐近三年的。

　　周秉德的說法與高文謙有些不同，她說是“三條批示”，而不是“四條批示”，沒有“不要檢查”一條。不過周秉德的話有一些硬傷：比如用“電子顯微鏡”看病灶是不對的，正確的說法應該是“膀胱鏡”，另外那時候“激光槍”也還沒有出現。不過周秉德不懂醫學，亂用一些專業術語，可以理解。

　　關於周恩來的病情，比較權威的說法當然還是來自參加治療的醫生。周恩來醫療小組組長吳階平在接受電視采訪時，有如下對話：

　　主持人：您是周恩來醫療小組的組長，應該說您是最早發現，總理患了膀胱癌，所以當時是不是您是極力主張要動手術的？　　吳階平：對，我基本上是竭力主張動手術。可是周總理動手術，都需要毛主席批準。所以當時我們不知道，這個怎麽辦就去找葉劍英，葉帥。

　　主持人：但是我聽到這樣一種說法，不知道為什麽。您打手術的報告遲遲沒有批下來，而且更有一種說法是說，當時如果他很快動手術的話，可能總理的生命會延緩很多。

　　吳階平：這也不敢說一定。不過當時就是尼克鬆訪華的前夕，所以毛主席他需要周總理來解決這個問題，來招待尼克鬆。毛主席說，你告訴他們動手術不要去想，你可以用中醫中藥，不能用手術，可以用針灸，可以吃中藥，不能手術。那麽這個時候，我們甚至於想，我們能不能就說，周總理自己願意手術，周總理自己是願意手術的。

　　主持人：你們也是想幫他做手術，可是他一定要毛主席同意。後來毛主席最後同意了，說可以做手術，從你打報告到他同意，是多長時間。

　　吳階平：那好久了，恐怕不止一年吧。後來葉帥又來給我們說：“毛主席說你們先看一看，到底是怎麽樣。”

　　主持人：讓您檢查和醫療兩步走。

　　吳階平：檢查了，你先不要動；你匯報，匯報同意了再做。可是葉劍英同誌也告訴說：“我告訴你，其實沒有那個第二步。”

　　主持人：這時候我就想您的感情一定是非常複雜。因為一方麵醫生的責任，上級的命令，還有您對總理的感情。

　　吳階平：後來我說怎麽辦呢，我就去找鄧大姐，我說：“鄧大姐，現在毛主席說了，分兩步走。那麽我們進去看看，如果看見一塊小石頭，把它拿出來就好了。那不做嗎？”

　　鄧大姐說：“看見那個小石頭，拿出來就算了。”

　　我說這句話就有門兒了，有鄧大姐這句話，我說咱們就不管怎麽著，拚死拚活也得把這個點燒下來，後來就做了，就真是燒下來了。

　　（4）

　　燒下來危險是很大的，因為違背了毛主席的指示，可是有鄧大姐這句話，我們至少可以搪一陣，兩步並成一步走。後來毛主席發下話，說兩步走比一步走好。

　　主持人：就您剛才談這段事情時候，您整個人是顫抖的。那告訴我，這種顫抖是對於這件事情，現在想起來還是後怕，還是別的什麽？

　　吳階平：是對總理的感情。

　　吳階平的回憶也有一個明顯的硬傷：尼克鬆訪華是在1972年2月，而周恩來發現癌症，是1972年5月。因此，說周恩來是為了“招待尼克鬆”而不動手術，是完全搞錯了。

　　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張佐良也回憶說：1972年5月12日，在為周恩來作每月一次的小便常規檢查時，在顯微鏡下發現了4個紅細胞。北京醫院病理科主任極為負責，他請最著名的細胞病理學專家共同來會診，大家一致認為：“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的診斷可以確定。

　　這時，我們同吳階平等一起商量將周恩來的病情，向黨中央寫了一份書麵報告，詳細敘述了目前病人沒有任何症狀、應爭取盡早治療的好處，製訂了切實可行的診療方案和疾病發展的不良後果等。

　　在此期間，周恩來的工作實在太忙，抽不出時間作進一步檢查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而早期膀胱癌患者沒有任何自覺症狀，無絲毫痛苦或不適而影響到他的工作及生活，是次要原因。

　　第一次尿血是1973年1月13日，對於“膀胱癌”這三個字，再也無法跟周恩來捉迷藏下去了。吳階平、卞誌強和我，對周恩來的病情都是清楚的。有關情況，我們也曾在1972年5月向黨中央作過口頭與書麵報告。現在我們聚在一起要商量的首要問題是，根據今天早晨周恩來發生血尿的情況，立即提出請求，向黨中央負責同誌口頭匯報，同時寫一份書麵報告呈中央各有關領導同誌，希望周總理能盡早住院治療。

　　一直拖到了1973年3月10日，周恩來才有可能離開工作崗位，當時出於保密考慮，故沒有讓他住醫院，而是安排他住在玉泉山，進行第一次膀胱鏡檢查和電灼術治療。

　　這次膀胱鏡檢查發現腫瘤比預先設想的情況要好，腫瘤隻有0.5公分直徑，呈絨毛狀，很表淺，因而治療效果非常顯著，隻在電灼術後數天，尿色就完全清澈透明。

　　周恩來對於這一次治療十分滿意，在5月份，他於百忙中抽時間愉快地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設晚宴款待專家、醫生及護士。席間，周恩來和鄧穎超多次起來舉杯祝酒，向大家表示感謝。

　　按照醫療組製訂的治療方案，在這次電灼術以後，膀胱粘膜表麵肉眼所見腫瘤確實都被燒掉了。但是，為了鞏固療效、防止複發，待電灼傷表麵痊愈之後，應當定期進行膀胱內化學藥物灌注治療。原定每星期灌注兩次，後來卻因種種緣故，使化療未能按預定方案進行。

　　（5）

　　1973年10月下旬，周恩來又發現血尿，這提示周恩來身上的惡性腫瘤再次複發了。按理應考慮住院作進一步檢查、治療及休養，不能再拖下去了。可是，政壇上常常是風雲突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周恩來的日子愈加不好過了。所以，總理的治病問題隻得暫時擱置下來，一直拖到1974年3月12日方作第二次膀胱鏡檢查和電灼術治療。這次治療的效果極不理想，病症很快又複發了。

　　對於毛澤東“四條批示”的真偽等細節問題，因為材料有限，在這裏我們不做評論，我們隻是從宏觀的角度上來分析一下這個問題。這就是：毛澤東試圖從肉體上“消滅”周恩來嗎？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從以下四個角度來分析。

　　一、毛澤東有從肉體上消滅政敵的先例嗎？

　　毛澤東想打倒周恩來不假，但政治上的打倒，與肉體上的消滅，還是完全不同的。從曆史上來看，毛澤東對他的政敵，都是在政治上打倒，並沒有在肉體上消滅的前例。就是逃往外國的林彪，毛澤東也是說“由他去吧”，沒有試圖從肉體上消滅林彪。因此從過去的先例來看，毛澤東不應該試圖從肉體上消滅周恩來。

　　二、毛澤東不在乎自己的名譽嗎？

　　從各方麵看，毛澤東都是很在乎自己名譽的人，他不願意別人把自己說成是一個陰險狠毒的人。如果毛澤東故意“耽誤”周恩來的治療，自然會讓別人認為毛澤東是陰險狠毒之人，這點毛澤東本人也很清楚。因此從名譽的角度來看，毛澤東也不應該幹這種損害自己名譽之事。

　　三、毛澤東故意“耽誤”周恩來的治療，有利於他與周恩來的政治鬥爭嗎？

　　毛澤東很清楚，他與周恩來的政治鬥爭中，他們兩人的威信都是極為重要的政治砝碼，特別是在老幹部中間的政治威信。毛澤東抱病參加陳毅的追悼會，就是為了改善自己在老幹部中間的政治威信。如果毛澤東故意“耽誤”周恩來的治療，這件事肯定對老幹部們是瞞不住的。老幹部們一旦知道毛澤東幹這樣的事，必定會對毛澤東非常不利，將大大影響毛澤東在高官們中間的政治威信。這樣做的結果，不但不利於毛澤東與周恩來的政治鬥爭，反而完全是負麵的。因此從政治鬥爭的角度來看，毛澤東不應該幹這種損害自己政治威信之事。

　　四、毛澤東故意“耽誤”周恩來的治療，有多大的必要性？

　　毛澤東冒著敗壞自己聲譽的風險，故意“耽誤”周恩來的治療，必須有一個前提，那就是他比周恩來活得長久，這樣毛澤東的此舉才有意義。隻要毛澤東死於周恩來之前，那麽毛澤東搞所謂的“耽誤周恩來的治療”就變得毫無意義。而且不但沒有意義，反而傷及毛澤東的威望和名譽，簡直就是愚行了。

　　（6）

　　現在說毛澤東故意“耽誤”周恩來的治療，都是站在事後諸葛亮的角度來評論，似乎毛澤東已經預知他的“四條批示”可以讓周恩來死在自己之前。但事實上，毛澤東做出“四條批示”(假如有的話)的時間是1973年5月，他怎麽可能預知周恩來病情的發展？怎麽可能預知周恩來死於自己前幾個月？

　　從當時的客觀情況來看，雖說周恩來得了癌症，毛澤東死於周恩來之前的可能性，反而是更大的。那時毛澤東本人的健康情況也很不好，在1972年曾幾次休克。在毛澤東看來，自己已經是隨時可能死的人了，即便是用什麽計謀“耽誤”一下周恩來的治療，“縮短”一些周恩來的壽命，毛澤東照樣沒有自信自己可以比周恩來活得長久。

　　既然毛澤東沒有自信自己可以比周恩來活得長久，那他冒著損毀自己名譽，傷害自己政治威信的危險，去幹“耽誤”周恩來治療之事，豈不是很愚蠢嗎？

　　再說，毛澤東也不是醫生，他怎麽可能知道這種“耽誤”的效果有多大。萬一“耽誤”的效果並不大，反而賠上自己的名譽威望，實在是不值得幹的事情。

　　另外，毛澤東本人對醫生是不相信的。毛澤東得了病，經常拒絕醫生的治療，拒絕吃藥，更不要說手術了。毛澤東晚年得了白內障，就是不肯手術，後來眾人勸了半天，毛澤東最後才同意手術。如果毛澤東本人得了癌症，他也很可能拒絕開刀，拒絕手術。

　　當時中共高官得了癌症，基本上沒有治好的，陳毅、謝富治這些人都是動手術之後就死了。給陳毅、謝富治動手術，就是醫生認為手術可以治愈他們的病。這樣看來，周恩來即使是及時動手術，也未必就能治好。所謂及時動手術就能治好，不過是一種假設而已。

　　事實上，根據周恩來保健醫生張佐良所說，周恩來在1973年3月的手術中，腫瘤已經成功切除了，手術是成功的。後來周恩來的癌症是再次複發。因此即使是周恩來及時進行手術，也無法保證以後不會複發。因此，假設周恩來及時手術，就一定能治愈，是不合理的。周恩來的主治醫生吳階平，對於及時手術可以大大延長生命的說法，客觀地說：“這也不敢說一定。”

　　綜合上述，我們對此事的看法是：毛澤東並沒有故意“耽誤”周恩來的治療，因為這對毛澤東來說，“有害”的一麵要大於“有利”的一麵。周恩來死於毛澤東之前，這似乎是命中注定的“天意”。

　　（7）

　　曹操的名詩：“老驥伏櫪，誌在千裏;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這句詩用來形容八十高齡的毛澤東，也是恰如其分的。毛澤東的誌向是完成他的文革大業，完成繼續革命的理想，因此毛澤東與周恩來的矛盾，並不是出自個人恩怨，而是周恩來阻礙毛澤東完成他心目中的宏偉大業。因此，毛澤東最終對後事的一切安排和布局，都是圍繞著“文革大業”這個中心題目，而不是針對著與周恩來的個人恩怨。毛澤東安排王洪文當接班人，這個安排明顯不是針對周恩來的。

　　毛澤東要在政治上戰勝周恩來，這是完成他的文革大業所必須的。而搞試圖縮短周恩來壽命的“小動作”，這對於毛澤東的文革大業，不但沒有正麵的效果，反而是負麵的效果，更有損與毛澤東自己的形象與威望。因此，毛澤東不應該去幹阻止周恩來治療這種不明智的舉動。

　　按照中共“九大”通過的《黨章》，“十大”應該在1974年舉行。但毛澤東卻急著提前一年，在1973年就要召開“十大”。這主要是毛澤東對自己的身體感到憂慮，急於在自己的身體尚能支持的時候，通過全黨大會解決接班人的問題。毛澤東說：“外國人說我們現在年紀大了，說是我們死了，就會變修。怎麽辦？我的意見就是要搞一點年輕人來當黨的副主席、軍委副主席。所謂年輕人，就是年齡在30歲至40歲之間，要工人和農民。文化水平低一點，用一批知識分子扶助。”

　　毛澤東看中的接班人，是來自上海的王洪文。關於王洪文，我們前麵斷續介紹過，他出生於1935年，時年38歲，當過農民，當過工人，當過兵，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頭頭。在“十大”之前，王洪文擔任中共中央委員、上海市委書記、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

　　毛澤東本來是看中張春橋當接班人的，但在1970年的廬山會議上，林彪向張春橋“發難”時，眾人一呼百應，張春橋幾乎處於“人人喊打”的被圍攻局麵。毛澤東看出，張春橋因為文革中在中央工作，得罪人很多，“人怨”太大，所以不適合當接班人。因此毛澤東就想到，找一個文革中沒有在中央工作過地方幹部當接班人。這樣的人因為沒有在中央整過人，沒有什麽“人怨”，各方麵都能接受他。

　　毛澤東為什麽要破格提拔王洪文當接班人呢？了解這一點，對於理解毛澤東的思想作風是重要的。

    原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提供了一些毛澤東與王洪文的細節：

    毛澤東為什麽要選王洪文做接班人？外界曾經有過很多議論分析和猜測。我作為和王洪文一起造反，又在文革中長期與他共事的人，我願意提供一些背景材料和真實細節。

　　（8）

　　1966年毛澤東發表《炮打司令部》大字報時，王洪文在上海十七棉紡廠造了廠黨委的反。一個是黨中央主席，一個是保衛科幹事，可以說根本沒有謀麵的機會。在毛澤東和王洪文之間起了媒介和橋梁作用的，是張春橋。張春橋從1967年初返回上海工作以後，每隔幾天就要向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寫一份書麵匯報。這樣，毛澤東就從張春橋的一係列書麵報告中，陸續了解到上海造反派“工總司”頭頭王洪文等人的情況。

　　毛澤東第一次“見到”王洪文，是1967年8月的事。武漢“七二零”事件後，毛澤東經周恩來安排，從武漢來到上海，住在西郊顧家花園招待所。當時正值上海“八四”事件，王洪文調動三十多萬工人，提了長矛，拿了短棍，出動卡車，消防車，砸掉了反對派上海柴油機廠“聯司”組織。

　　毛澤東覺得上海的形勢與武漢大相徑庭，工人造反派完全能夠左右全局，把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毛澤東感到很高興。毛澤東在上海期間，電視台播放了上海工人武裝衝砸上柴“聯司”的紀錄片，毛澤東在招待所裏看得津津有味。張春橋陪同毛澤東在招待所收看電視，電視中出現王洪文時，張春橋向毛澤東介紹了王洪文的情況，這是毛澤東第一次“見到”王洪文。這個指揮幾十萬工人踏平上海柴油機廠的“工總司”司令，在電視裏侃侃而談，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8年國慶節，黨中央國務院邀請全國工人代表到北京去觀禮，王洪文是上海代表隊的領隊。最最使王洪文感到意外的是：在檢閱國慶遊行隊伍以後，毛澤東竟然又在天安門城樓上，單獨接見了他，這使王洪文喜出望外。

　　毛澤東自從在1967年8月在上海的電視熒幕上見到了王洪文以後，一直有意進一步認識和了解一下這個上海工人造反組織的首領人物。於是經過張春橋的引見，毛澤東找王洪文單獨談話。王洪文接到通知，懷著興奮和忐忑不安的心情跨進天安門城樓，步入用屏風阻隔著的貴賓會見廳，看到毛澤東坐在中央的沙發上。這時張春橋避開了，這是張春橋的聰明之處，他知道這種時刻是毋需他在場的。

　　穿著當時流行軍便服的王洪文，快步走上前去向毛澤東敬禮，毛澤東把他介紹給坐在一旁的林彪。林彪禮節性地和王洪文握手，他對王洪文是一無所知。林彪瞅瞅這個年輕人，萬萬沒有想到麵前的這個工人，日後會取代他的位置，成為毛澤東的第三個接班人。

　　毛澤東按照他的習慣，首先問王洪文的個人情況。王洪文說他是貧農家庭出身，從小就給人放牛放豬，16歲報名參加了解放軍，後來又參加了抗美援朝。毛澤東問：“是什麽部隊？”

　　王洪文說;“是二十七軍。”

　　毛澤東很熟悉軍隊，記憶力相當好，說：“哦，軍長是尤太忠，尤大麻子。”

　　（9）

　　王洪文說：“我是軍部的警衛員和通訊員，當了六年半兵，在部隊裏入了黨。1956年複員到上海十七棉紡廠當保全工，1964調到保衛科當幹事，文化大革命中跟著毛主席起來造上海市委的反……”

　　毛澤東不要聽後麵的這些話，打斷了問：“你現在是在工廠裏，還是在‘工總司’工作？”

　　王洪文說：“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工作，也兼著‘工總司’的工作，廠裏每個星期都去勞動。”

　　毛澤東點頭叮囑說：“永遠不要脫離勞動、脫離群眾。”

　　這次與王洪文的個別談話，給毛澤東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後來毛澤東一再向別人推薦說：“王洪文種過田、當過兵、做過工，工、農、兵都齊了，後來又當過幹部，經曆比較全麵。”

　　王洪文受到毛澤東的單獨接見以後，身價倍增，他被指定列席1968年10月召開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就是這次全會把劉少奇定為叛徒、內奸、工賊，並把他永遠開除出黨。在10月31日的閉幕會上，毛澤東對參會的全體人員說：“介紹一個人，此人叫王洪文，站起來看一看(王洪文站了起來)。王洪文是上海‘工總司’的負責人，前年的‘安亭事件’就是他搞的。”

　　在接下來的“九大”上，王洪文不僅擔任上海代表團的負責人，而且被指定為華東大組的組長，多次參加毛澤東親自主持的小型會議。在各大區組長會議上，毛澤東曾三次提到王洪文，並和他展開了對話，說明毛澤東對王洪文越來越器重了。

　　王洪文最“出風頭”的是在1969年4月14日“九大”大會上，代表全國工人階級作了發言。這天在周恩來、陳伯達、康生發言以後，毛澤東親自宣布“王洪文同誌講話”。王洪文一本正經地從主席台座位上走向旁邊特設的講壇，用他那口清晰而又略帶一點東北口音的普通話，代表全國工人階級發言。第二天大會公報發表的時候，王洪文的名字第一次和毛澤東、林彪以及其它中央常委排在一起；他的發言照片，也登上了報紙的顯著地位。

　　在“九大”的選舉中，王洪文和我都當上了中央委員，張春橋和姚文元則都進了政治局。張、姚此後的精力主要放在中央工作，不可能有很多時間回到上海來，他們就指定由王洪文和我共同主持上海的工作。

　　1971年毛澤東巡視南方，一路講話吹風，揭露林彪一夥的反黨活動。9月10日，毛澤東從杭州突然來到上海，第一天在專列上接見了王洪文，第二天又把南京軍區許世友司令叫到上海，當麵召見了許世友和王洪文，向他們交了“底”。林彪自爆以後，在揭露林彪集團反黨活動的過程中，王洪文的忠誠進一步取得了毛澤東的信任。

　　毛澤東決心撇開現有的中央政治局，從省市一級選拔一個接班人上來，他想到的第一人選，就是王洪文。王洪文忠實於毛澤東的文革路線，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毛澤東對這個年輕人隻見過幾次麵，畢竟還不夠了解，毛澤東決定先把王洪文調到身邊來，全麵地加以考察，看他是否能當此重任。

　　（10）

　　1972年9月的一天，在上海的王洪文接到北京張春橋的電話，告訴他中央決定調他到北京去學習。王洪文接完電話，趕緊找我、馬天水和王秀珍商量。我說：“這次中央決定調老王去學習，肯定是毛主席的決策，因為毛主席在‘九大’就說過，要從工農積極分子中提拔幹部。”

　　王秀珍嘴快，一拍巴掌：“哈，老王要進中央政治局了！”

　　其實，當時我們幾個人的看法都是一致的，我們認為：王洪文去中央，很可能會增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或候補委員。但我們誰也沒有想到，王洪文的職務會超越張春橋和姚文元，一躍成為黨中央副主席。這一點，連王洪文自己也是萬萬預料不到的。

　　王洪文調到北京以後，中央要他一麵學習，一麵參加中央的工作。毛澤東等王洪文安頓下來以後，連續找他談了幾次話，詳細地詢問他的曆史，並且在交談中提出各種問題，聽取他的看法和觀點，既對王洪文進行考察和麵試，又對他進行開導和幫助。毛澤東還關照周恩來親自幫帶王洪文，凡是周恩來主持的會議，周恩來都通知王洪文參加。中央辦公廳還給王洪文送來了完整的馬、恩、列、斯和毛澤東的著作，供他學習使用。

　　毛澤東有時也把王洪文派到全國矛盾比較尖鋭的地區去，觀察和鍛煉他處理問題的能力和水平，先後把他派往新疆、浙江等省、市、自治區。王洪文很喜歡外出，因為他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抵達那裏，能受到當地負責人的隆重歡迎和盛宴招待，至於處理兩派衝突和地區武鬥等，又是他所熟悉的。王洪文在上海的時候，經常要到現場去處理和調解兩派的矛盾，解決文革中“老、大、難”單位的問題，積累了一定的經驗。

　　所以，現在王洪文到了那些“老、大、難”的省、市、自治區，把兩派的頭頭都召集來開會，向他們轉達毛主席和黨中央的關懷，要求兩派各自多作自我批評，基本上能做到“一碗水端平”，工作頗有成效，經他去處理過的省、市、自治區，形勢都有所好轉。這些成果，反映到毛澤東那裏，使他感到欣慰，對王洪文增添了不少好感。

　　毛澤東對王洪文的好評也逐步升級了，毛澤東對張春橋當麵說：“王洪文做過工人，當過兵，當過農民，他的條件比你、我兩個優越。我們要了解工、農、兵，還要搞調查研究，他自己做過工，當過兵，已經具備這種條件了。”從這裏可以看出，毛澤東已經考慮把王洪文的位置放在張春橋之上了，所以他要先做通張春橋的思想工作。

　　1973年8月20日，中央通知我們出席“十大”選舉準備會議。毛澤東沒有到會，周恩來宣布說：根據毛主席的意見，由王洪文擔任選舉準備委員會主任，周恩來、康生、葉劍英、江青、張春橋、李德生為副主任。周恩來宣布完畢，立即謙恭地從主持人的地位上退下，請王洪文接下去主持會議。

　　參加會議的全黨104名高級幹部，包括中央委員和各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立刻明白了毛澤東的意圖。王洪文躍升到毛澤東接班人的地位，而周恩來的任務就是輔佐他，帶一程，送上馬。

　　毛澤東最早選擇劉少奇當接班人，以及後來選擇林彪當接班人，都主要是出於政治鬥爭的需要，並不是毛澤東真的非常“欣賞”劉少奇或林彪。而毛澤東選擇王洪文當接班人，主要的原因就是毛澤東“欣賞”他，而不是其他的原因。那麽毛澤東究竟看中和欣賞王洪文的什麽呢？

　　（11）

　　現在有不少人認為，毛澤東選王洪文當接班人過於草率，這種看法是不合理的。毛澤東選王洪文當接班人，就等於是把整個江山社稷都托付給他，這怎麽重大的事情，毛澤東怎麽可能草率行事呢？毛澤東肯定經過認真慎重的再三考慮之後，才選中王洪文的。

　　王洪文成為接班人的消息出來之後，在中國馬上引起一陣驚訝。當時廣為流傳著一個謠傳，說林彪死黨在上海試圖對毛澤東開槍，是王洪文挺身而出為毛澤東擋了子彈，所以毛澤東讓王洪文當接班人。這個謠傳，說明一般老百姓想不通王洪文當接班人的理由，而這個謠傳可以“合理”地解釋這個理由。在一般老百姓眼中，人都是自私自利的，所以他們認為毛澤東選王洪文，也是出於王洪文對毛澤東有救命之恩這個“自私”的考慮。

　　不管從哪方麵看，毛澤東選王洪文接班，都看不出“私心”的因素。所謂“私心”，就是為自己謀利益，為自己的家人謀利益，為對自己做過貢獻的人謀利益。王洪文沒有對毛澤東做過什麽貢獻，更沒有做過讓毛澤東感到需要回報他的事，同時王洪文與毛澤東也沒有任何血緣親戚關係。

　　有人說如果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還活著，毛澤東一定會讓毛岸英接班。這種說法，是基於毛澤東要把接班人傳位於自家血統後代的自私心理。雖說毛岸英死了，可是毛澤東的親弟弟毛澤民的兒子毛遠新是健在的。按照中國的古法，皇帝沒有兒子，可以由皇帝親弟弟的兒子繼承皇位。近代的清朝，同治皇帝沒有兒子，由同治弟弟的兒子光緒繼位;光緒皇帝沒有兒子，由光緒弟弟的兒子宣統繼位。

　　如果毛澤東真的想把主席傳位給自己家的血統，那麽傳位給毛遠新是完全可以的。再說，毛澤東並不是重男輕女的人，也可以把主席之位傳給自己的女兒李訥。作為同時代的人，蔣介石就把總統傳位給自己的兒子蔣經國，如果毛澤東把主席傳位給自己的侄兒，也可以說是有先例的。

　　被毛澤東打敗的蔣介石，是一切以“私”字為中心思想的典型領導人。張學良回憶蔣介石說：人家批評蔣先生，說他是買辦政治，他確實是這樣。你要說他有沒有中心思想？沒有的。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我”，就是他自己。我怎麽能得這個權益，我就得。原來我對蔣先生很尊重的，後來就不尊重了。不尊重的原因，因為他是完全的自我主義，他就是唯我的利益獨尊。

　　（12）

　　從蔣介石讓自己的兒子接班這點來看，也符合張學良的這個評價。毛澤東不是沒有條件安排自己的後代家族接班，而是他根本就沒有想要這麽做。所以說毛澤東在接班人問題上，並沒有私心的表現，這點對照蔣介石可以看得很清楚。

　　毛澤東選王洪文的理由，要追溯到毛澤東提出的接班人標準。在文革前夜的1966年3月，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說：不要壓青年人，讓他冒出來。年紀小的、學問少的打倒那些老的、學問多的。要年紀小的，學問少的，立場穩的，有政治經驗的、堅定的人來接班。

　　由此可見，毛澤東心目中的接班人標準，大致是四條：一、年輕；二、學問少；三、立場穩；四、有政治經驗。1966年3月毛澤東講這番話的時候，大家都以為毛澤東隻是隨便說說而已，沒想到毛澤東是當真的。在七年後的1973年，毛澤東真的按照這四條標準，選出了自己的接班人。對照毛澤東的四條標準，王洪文是完全符合的。

　　一、王洪文年輕，當時隻有38歲；二、王洪文學問少，他隻上過的小學，加上後來的自學，文化程度也就是初中水平；三、王洪文貧農出生，16歲參加革命，無產階級立場應該是“穩”的；四、王洪文當過農民，當過兵，當過工人，後來又當過幹部，所以應該說政治經驗是比較豐富的。根據毛澤東的接班人條件，他看中王洪文，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毛澤東的四條接班人條件，其他三條都比較好理解，但“學問少”這一條不太好理解。一般人認為，接班人的學問越多越好，毛澤東為什麽反其道而行，偏偏要選學問少的呢？這就涉及到毛澤東思想中的一個核心問題：對知識分子的看法和評價。

　　按照通常的標準，有大專以上文憑的，算知識分子；有碩士以上文憑的，算高級知識分子；大專以下文憑的，隻能算“有文化”，不算知識分子。毛澤東本人是大專文憑，可以算是知識分子，但算不上高級知識分子。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範畢業後，一度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打工。當時北京大學是高級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毛澤東這種大專文憑的人，在北大肯定是吃不開的。

　　（13）

　　1936年美國記者斯諾寫的《毛澤東自述》中，毛澤東提到他在北大的情況說：我做北大圖書館佐理員，薪俸是每月八塊大洋。我的職位如此之低，以致人們都不屑和我來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記來館讀報的人名，不過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裏。在這許多人名之中，我認得有幾個是新文化運動著名的領袖，是我十分景仰的人。我很想和他們討論關於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過他們都是極忙的人，沒有時間來傾聽一個湖南口音的圖書館佐理員所講的話。

　　有些人根據毛澤東在北大的遭遇，推斷毛澤東因此而“仇視”知識分子，這種看法是不合理的。一來，毛澤東不是那種心胸狹窄的人；二來，更確切地說，與其說毛澤東“嫉妒”知識分子，不如說毛澤東“看不起”他們；三來，“仇視”知識分子，對毛澤東這樣要成就大事業的人，是利還是有害呢？

　　但凡開創事業者，都清楚人才的重要。開公司，你要招攬到精明的經紀人；打江山，你要招攬到能征善戰的將軍。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共，不僅在戰將方麵，在其他各方麵也都是人才濟濟，這是毛澤東推翻蔣介石的根本原因。

　　難道蔣介石不重視人才嗎？非也！蔣介石重視人才的程度，絕不亞於毛澤東，隻是兩人采取的方式不同。蔣介石特別重視人才的文化程度，知識水平。比如蔣介石的秘書秦孝儀，是具有人文學博士學位的留美洋博士。而毛澤東的秘書陳伯達，隻讀過上海勞動大學，莫斯科中山大學等非正規的大學，而且也沒有畢業，沒有文憑。

　　如果說戰爭年代毛澤東找洋博士當秘書有困難，那麽新中國建國後，接受了大批洋博士。毛澤東要想換一個或幾個洋博士來給自己當秘書，那是輕而易舉的事。可是毛澤東身邊的秘書，始終沒有一個有碩士以上文憑的高級知識分子。

　　毛澤東為什麽不用高級知識分子給自己當秘書？為什麽不請一批“學可鬥量”洋博士來給自己當參謀，或者在做重大決策時為自己出謀劃策呢？相比之下，蔣介石身邊的高級參謀是很多的。蔣介石打仗，身邊還要帶一個外國軍事專家顧問團，蔣介石經常虛心聽取專家們的意見。

　　這是事情發展的結果，卻證明了一件與人們的常識相反的事。這就是具有一群高級知識分子做參謀的蔣介石，反而敗給了沒有高級知識分子做參謀的毛澤東。這樣一來，我們就不得不思考一個問題：高級知識分子真的起作用嗎？是起正麵的作用，還是負麵的作用？

　　（14）

　　毛澤東對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的看法和認識，來自兩個方麵：曆史的經驗和個人的經驗。

　　從曆史的經驗來看，中國知識分子從宋朝之後，基本上成為依附於統治階級的保守集團，文人讀書隻是為了做官，缺乏革命性，對曆史的前進不但沒有起到推動作用，相反起著阻礙作用。

　　相比之下，西方的知識分子是具有革命性的，西方國家的文藝複興等近代化進程，都是在知識分子的主導下實現的。在14世紀至17世紀的歐洲文藝複興運動的同時，中國經曆著元朝、明朝、清朝的朝代交替。推翻元朝的農民革命，推翻明朝的農民革命，都是由農民而不是知識分子發起。當時的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都是維護現有統治集團的保守勢力，而不是推動社會變革的革命勢力。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知識分子的主體依然是保守派，不管“中體西用”也好，“變法維新”也好，絕大部分知識分子都提倡保皇，而不是提倡革命。發起辛亥革命的革命黨，最初都是一些毫無名氣的留學生，當時的大文人，高級知識分子，都是遠離革命黨的。隻是在革命成功之後，他們又蜂擁而來，投機革命。在近代中國的曆次革命中，中國的知識分子階層基本上是保皇派，或者是觀望派，對革命沒有做出過什麽貢獻。

　　毛澤東對接班人的期待，是完成他“繼續革命”的理想，因此要求接班人有高度的革命性。從曆史的經驗來看，中國的工、農、兵都具有很強的革命性，而知識分子是缺乏革命性的。從這個曆史經驗出發，毛澤東就需要選擇知識較少的工、農、兵出身的人當接班人，這樣才能保證接班人具有高度的“革命性”。

　　另外從毛澤東的個人經驗來看，他對知識分子的確沒有好的印象。總的來說，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看法是兩條：第一是懷疑知識分子的立場，第二是蔑視知識分子的能力。

　　先說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立場的懷疑。中共在井岡山革命創建時期，主體都是農民，就是毛澤東、周恩來這些領導人，也隻是勉強算知識分子的小人物，有點名氣的知識分子都不會參與進來。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要不然站在蔣介石一邊，要不然站在一邊觀望，並沒有投身於中共發起的這場新民主主義革命(當時還不是社會主義革命)。隻是中共的革命成功了，奪取了中國大陸的政權，這些知識分子無路可去，不得已才接受中共的領導。

　　從毛澤東的角度來看，對這批從舊中國留下來的知識分子，顯然是難以信任他們的。把他們說成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也是有根據的。因為事實證明，在1949年以前，這些知識分子，特別是大學教授、專家學者等高級知識分子，都是支持蔣介石的，或者是主張第三條道路的，支持中共的人極少。既然中共是“無產階級”的政黨，那麽這一大批不支持中共的知識分子，自然就屬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了。

　　（15）

　　現在這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留下來接受中共的統治，並不是因為他們改變立場開始喜歡或支持中共，而隻是因為沒有辦法，不得已歸順而已。所以在毛澤東看來，這些知識分子的“資產階級”思想或者本性並沒有變。中共不信任他們，把他們排除在領導集團之外，也是理所當然的。

　　當然中共在建國之後，對大學教授、專家學者等高級知識分子，還是需要的。1966年，毛澤東在談到知識分子問題時說：過去我們的大學生，大多數是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的兒女。工人、貧下中農都進不起學校，小學都進不起，何況進大學？

　　舊的知識分子至少有幾百萬人，文化教育掌握在他們手裏，我們沒有掌握。那麽多小學，我們沒有小學教員，隻好用國民黨留下來的小學教員；我們也沒有自己的中學教員、大學教授、工程師、演員、畫家，也沒有搞出版社和開書店的人員。

　　現在大、中、小學大部分都是被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地主、富農出身的知識分子壟斷了。解放後，我們把他們都包下來，當時包下來是對的。把知識分子包下來，有好處也有壞處。包下來了，拿定息，當教授、校長，這批人實際上是一批國民黨。那些舊人有一部分鑽到黨內來，暫時潛伏不動，待機而起。

　　毛澤東這裏談到建政後的知識分子政策，對知識分子僅是使用和利用，而不是重用和信任。因為這些人原本都是支持國民黨的，隻是由於國民黨的失敗，不得已成為共產黨的“臣民”，對他們當然是不能重用和信任的。同理，知識分子得不到重用和信任，他們也當然就會對中共心懷不滿，就像毛澤東說的那樣“暫時潛伏不動，待機而起”。

　　再說毛澤東對知識分子能力的蔑視。毛澤東為什麽會蔑視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呢？這裏有他親身實踐的結果證明。

　　蔣介石集團有很多高級知識分子參與和組成，總體的知識水平比中共高得多。蔣介石有那麽多高級知識分子，有那麽多外國專家顧問，卻打不過不認識幾個字的“土八路”。這個結果自然讓毛澤東產生對專家教授的蔑視心態。

　　毛澤東在1966年說：書是要讀的，但讀多了是害死人的。譬如共產黨人和我們的軍事幹部，一字不識和稍識幾字的占了百分之九十幾，而多識一些字的，例如讀過幾年中學，進過黃埔軍校、蘇聯軍事院校的，隻有極少數，大學畢業生幾乎一個也沒有。所以有人說，共產黨“無學有術”，而他則是“有學無術”。這話從形式上看來是有些對的。但從實質上看，則是完全錯誤。

　　共產黨人曾經進過二十幾年的軍事大學和革命大學，即二十幾年的戰爭與革命，而那些大學教授和大學生們隻會啃書本，這是一項比較最容易的工作。他們一不會打仗，二不會革命，三不會做工，四不會耕田。他們的知識貧乏得很，講起這些來，一竅不通。所以我常說，知識分子和工農分子比較起來，是最沒有學問的人。他們不自慚形穢，整天從書本到書本，從概念到概念，其他一樣也不會。

　　（16）

　　毛澤東在1969年接見大學生造反派領袖時，又說：學問不是學校裏學來的。我看我們的一些孩子讀書讀十幾年，把人毀了，就睡不著覺。真正的大學校是工廠、農村。黃埔軍校你們知道多少天？三個月，六個月，就是訓練一下，改變一下觀點。我就沒上過什麽軍事學校，沒讀過什麽兵法。人家就說我打仗靠《三國演義》、《孫子兵法》。我說《孫子兵法》我沒看過，《三國演義》我是看過的。

　　我跟你們講了馬、恩、列、斯，除了馬克思大學讀完了，其他人都沒有讀。列寧讀法律讀了一年，恩格斯中學還沒讀完，父親叫他到工廠當會計，在工廠裏接觸了工人。斯大林沒有進大學，他是中學畢業的。高爾基隻讀了兩年小學。數學家華羅庚，就是中學生，自學的。蘇聯把衛星送上天的是個中學教員，發明蒸汽機的是個工人，不是大學老師。

　　毛澤東對中國知識分子的蔑視，說他們不如工農，雖然有過激之處，但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最近一家美國公司和一家德國公司聯合發布了一份“勞動力精神”國別報告，結果中國員工被公認為最勤勞，是“勤勞”的世界冠軍。但該報告又稱，中國的創新力不足，有待提高。

　　現代社會中，生產活動是由體力勞動者，也就是工人、農民來從事的；而研究開發等創新活動，則是由腦力勞動者，也就是知識分子來從事的。中國的GPD成為世界第二，這是因為中國的體力勞動者非常優秀，是世界上“最勤勞”的。而在中國的創新不足，也是因為中國的知識分子不行。

　　改革開放35年來，中國在生產方麵突飛猛進，而在科研創新方麵則毫無成績可言。比較可以稱道的載人航天技術，其中最關鍵的運載火箭，也還是毛澤東時代的遺產。

　　中國的工人被譽為世界第一，中國的知識分子又怎麽樣呢？從這個角度來看，毛澤東說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如工農，也是有道理的。

　　對於中國曆史上的封建帝王，毛澤東也認為知識比較少的皇帝，反而比較好。毛澤東說：曆史上當皇帝，有許多是知識分子，是沒有出息的。隋煬帝就是一個會做文章、詩詞的人；陳後主、李後主，都是能詩能賦的人；宋徽宗既能寫詩，又能繪畫。一些“老粗”能辦大事情，比如成吉思汗、劉邦、朱元璋。

　　《明史》我看了最生氣。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不識字的兩個皇帝搞得比較好，明武宗、明英宗稍好些以外，其餘的都不好。

　　基於以上這些的觀點，毛澤東認為他的接班人，不應該是知識分子，而應該是知識比較少的工農，所以他選擇了王洪文做他的接班人。

　　（17）

　　1972年9月毛澤東調王洪文到北京學習，1972年底，周恩來明確放出王洪文將成為接班人的消息。據原《人民日報》副總編王若水回憶說：1972年12月28日，北京軍區黨委會議結束，中央首長接見。周恩來、葉劍英、李先念、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都去了，使人感到意外的是，多了一個王洪文。

　　葉劍英在講話中提到接班人問題，說：“主席從1964年起就講接班人。在座的王洪文同誌，貧農出身，參加抗美援朝，又當過工人，30多歲，主席早就注意了，要培養。”

　　周恩來的講話傳達了毛澤東的意圖，他說：“毛主席說，外國人說我們年紀大了，寄希望於年輕人。我(毛澤東)的意見，是要搞些年輕人當軍委副主席、黨的副主席。”

　　接著周恩來說：“我講一講，讓你們有個精神準備，讓你們震動一下，看你們受得了受不了。年老的容易保守、自滿，也會摔跤。主席講，接班人的年齡要在30歲到40歲之間，要工人農民。”

　　這時，全場的眼睛都注視著坐在主席台上的王洪文。

　　1973年5月20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決定，王洪文、華國鋒、吳德三人“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並參加工作”。這個決定實際上是“預告”王洪文、華國鋒、吳德將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的這個安排值得注意，他選王洪文為接班人的同時，也想到了王洪文有可能“扶不起來”。因此毛澤東又暗暗選了兩個代替王洪文的人，這就是華國鋒和吳德。後來華國鋒真的成了毛澤東最後認定的接班人。

　　在此同時，毛澤東又做了另外一個大膽決定，就是重新啟用鄧小平。鄧小平也是毛澤東考慮的接班人，也就是說，毛澤東考慮的接班人有王洪文、鄧小平、華國鋒、吳德四個人。1972年3月29日，毛澤東親自召見了鄧小平，之後周恩來在政治局會議上宣布：鄧小平正式參加國務院業務組工作，並以國務院副總理身分參加對外活動，並且列席政治局會議，參加討論重要政策問題。關於鄧小平和華國鋒的問題，後麵將專門提到。

　　由毛澤東的這些布局可以看出，毛澤東在接班人問題上，是經過慎重考慮的，而且不是把“寶”全部壓在一張牌上。毛澤東明裏安排王洪文接班，暗裏又布置了另外三個人作為王洪文的替補。

　　在毛澤東看來，王洪文的優點是年輕，時年38歲，工人成分，立場堅定，能把他的文革繼續搞下去，是最理想的接班人。王洪文的缺點是資曆太淺，難於壓住老幹部，接班的困難程度最大。

　　（18）

　　鄧小平的優點是資曆老，時年69歲，年齡比王洪文大31歲，能力也很優秀，讓鄧小平接班的困難程度最小。但毛澤東最大的擔心，就是鄧小平接班後不僅不會繼續革命，反而會“翻案”，這是毛澤東眼中鄧小平的缺點。

　　華國鋒時年52歲，比王洪文大14歲，比鄧小平小17歲，年齡介於王洪文和鄧小平之間，資曆也是介於王洪文與鄧小平之間。華國鋒比王洪文接班容易，比鄧小平接班難。吳德時年60歲，也是介於王洪文和鄧小平之間的人物。

　　從後來的結果來看，毛澤東在1973年上半年安排的四個接班人候選人，後來用到三個。先用王洪文不行，換鄧小平；鄧小平又不行，再換華國鋒。這些都是後話了，當時毛澤東最中意的還是王洪文，其他人都是王洪文的預備頂替。

　　毛澤東提名王洪文當接班人，在黨內自然會遇到不小的阻力。據徐景賢回憶說：毛澤東選中王洪文做接班人，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在中央最高層就遭遇到阻力。

　　在“十大”召開以前，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黨中央副主席的預選名單，周恩來傳達了毛澤東的提議，王洪文擔任黨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周恩來之後，康生，葉劍英之前。周恩來重申了毛澤東對王洪文的評價：“王洪文做過工，當過兵、種過田，以後又在工廠裏當了幹部，比較全麵，還主持過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工作，調到中央以後表現也是好的，所以要提拔這樣的年青幹部……”

　　不料，周恩來說話以後，政治局委員們都不吭氣，李先念，紀登奎等悶聲不響，張春橋、姚文元不便搶先表態，會場裏沉默了半晌，使坐在一旁的王洪文感到十分尷尬。過了片刻，許世友嘟囔著說：“王洪文太年輕了。”意思是他不讚成王洪文當副主席。

　　最後，還是葉劍英出來表態，葉劍英說：“重視提拔年輕幹部，是主席的一貫思想。我們這些人當軍長、師長的時候，有的還不到三十歲，現在王洪文同誌已經三十八歲了。我擁護主席的提名，讚成王洪文同誌擔任當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總理之後。”

　　通過葉劍英一再做工作，同時在副主席預選名單上，又增補了一名軍隊幹部李德生，這才使副主席的預選名單在政治局會議上獲得通過。但是，這已經使王洪文嚇出了一身冷汗。事後，他向我提到這件事，仍然是耿耿於懷。

　　中央文獻出版社編的《毛澤東傳》也說：“十大”召開前按原計劃還需要召開九屆三中全會，出乎意料，在中央內部又發生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問題的發生，是醞釀“十大”主席團副主席人選引起的。主席團主席由毛澤東擔任，沒有任何異議。當議到副主席人選時，會上先後提出四人，即周恩來、王洪文、康生和葉劍英。這時，政治局委員許世友提出：“我看隻要一個副主席就行了!”

　　許世友所講的“一個副主席”，是指周恩來。後來，許世友又認為有三個老同誌(即周、康、葉)就夠了。許世友的態度，表明他對迅速進入黨中央核心，並在十大籌備工作中身居要職的王洪文強烈不滿。

　　（19）

　　這種看法也代表了很多老幹部的意見。為此，政治局決定再召集出席十大的中央和地方負責人開會，以便“打通思想”、“統一認識”。

　　8月23日晚，在周恩來主持下，召開了中央黨政軍直屬機關和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會議。會上，周恩來著重說明毛澤東選調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情況，表示說：“主席講的我要傳達，因為主席給我不知說過多少次了。我們應該按照這一精神，重視選拔青年幹部，不能看不起‘兒童團’。我年紀大了，但我還是要為黨鞠躬盡瘁的。”

　　盡管這樣，到會的許世友仍很不服氣，多次插話陳述自己的意見。會上，當提名為“十大”主席團秘書長的張春橋，指責許世友‘反對主席的意見’時，許世友當眾大聲訓斥張春橋：“你有什麽了不起！”

　　輪到王洪文講話時，包括許世友在內的一些老幹部，都沒有像聽了周恩來講話後那樣鼓掌，而是用沉默來表示不滿。雖然會議最後還是通過了各項預選名單，但以上這些跡象，已顯示中央內部在“十大”前夕存在的分歧。對王洪文的反感和不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許多人對文化大革命的不滿。

　　據中央文獻出版社的《紅牆大事》寫道：1973年12月1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一次政治局會議，進行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會上，毛澤東當麵宣布對調的命令。這時，毛澤東想給王洪文一次機會，想讓他在將帥們麵前樹立一點威信，於是便委托王洪文點名。王洪文不知深淺，大大咧咧地點起名來。

　　王洪文說：“許世友！”沒有人答應。王洪文向會場看去，隻見許世友臉色鐵青，眼望著天花板，理也不理他。

　　王洪文壯著膽子又點了一次名：“許世友！”

　　忽聽得“咚”的一聲，原來是許世友把茶杯猛地往茶幾上一磕，發出了巨響。王洪文抬眼望去，楊得誌、皮定鈞這些威名赫赫的將軍都鄙夷地望著他。

　　王洪文心虛了，轉過頭來求助似地望著毛澤東。毛澤東鐵青著臉，一聲不響，王洪文嚐到了將軍們的厲害。

　　周恩來開始救場，他拿過名冊，看也不看，就先從其他司令員點起名來：“李德生、陳錫聯、許世友……”這些將軍們，一個個響亮地回答著。

　　毛澤東也知道王洪文在黨內樹立威信不易，他要想方設法幫王洪文樹威，其中一個重要的辦法，就是在會見外國客人的時候，讓王洪文坐陪，這樣就讓全世界都知道王洪文了。

　　（20）

　　1973年9月12日，毛澤東會見法國總統蓬皮杜，王洪文坐陪。次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中法首腦會晤的照片，毛澤東、蓬皮杜居中，兩側為周恩來、王洪文。這樣的外事安排，清楚地向全世界表明了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

　　1973年10月13日，毛澤東會見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周恩來和王洪文坐陪。

　　1973年11月2日，毛澤東會見澳大利亞總理惠特拉姆，周恩來和王洪文坐陪。

　　1973年11月7日，12月9日，1974年1月5日，2月22日，2月25日，3月25日，4月2日，5月7日，5月11日……，毛澤東先後16次讓王洪文陪同，會見來訪的外國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當時一位英國記者評論說：“38歲的上海造反領袖王洪文，已明白無疑地成為毛的繼承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後每一次會見外國首腦，坐在他兩側的總是周和王。周已75歲，是毛的同輩戰友。因此，毛用這種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

　　毛澤東在其他方麵也不遺餘力地為王洪文樹威。比如在“十大”上，毛澤東因身體不適缺席，委托王洪文代表他投票，這些都強烈地表示出毛澤東對王洪文的信任。

　　但毛澤東用心良苦，似乎並沒有起到什麽作用。王洪文還是辜負了毛澤東的期待，不僅沒有樹立起自己的威信，而且也不懂得如何樹立自己的威信。

　　王洪文不懂得“樹威”的最大問題之一，就是怕江青，不敢反對江青的意見，更不敢頂撞江青。相反鄧小平出來工作的時候，就敢於當麵頂撞江青，這樣就把自己的威信樹立起來了。毛澤東曾告誡王洪文說：“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在江青後麵批東西。”

　　可是王洪文卻說：“江青同誌有許多的好主意，我不聽行嗎？”

　　毛澤東說：“這要講究方法，不要讓人看出你總是跟在江青後麵批東西，人家就會說你沒有主心骨，你這個副主席的威望就建立不起來，對江青的影響也不好。這裏有很多的辯證法需要體會，要好好學習點東西，慢慢地就有所長進了。”

　　不過王洪文始終沒有理解毛澤東的這些話，後來毛澤東也對王洪文失望了，說：“王洪文當時提的快了，沒有考慮好，這是我的錯誤。此人沒有經曆過風雨，以後恐怕要補課。”

　　毛澤東並不希望王洪文和江青搞在一起，更不希望王洪文成為江青集團的一員，結為“四人幫”。江青在文革中為毛澤東立功極大，毛澤東在“十大”中的一個難題，就是如何安排江青。

　　（21）

　　江青在文革中為毛澤東立下汗馬功勞，這點毫無疑問。毛澤東一方麵看重江青，另一方麵也看出她不堪接班人重任。江青固然有敢打敢衝，不怕得罪人的優點，但缺點也是明顯的，就是不會、也不懂得團結人的藝術，隻能搞一個小團夥，聚不成一個大派別。江青集團如果不是“四人幫”，而是“四十人幫”、“四百人幫”，那情況就會大不一樣。

　　以江青的性格和才能，做一個衝鋒陷陣的前鋒大將，是有能力的；可是做運籌帷幄、指揮全局的元帥，那就不太適應；至於擔當國家重任，她當然是堪不重負。

　　將領的特長是衝鋒陷陣。戰爭一旦結束，衝鋒陷陣的戰將們也就“失業”了，這時他們解甲歸田，養老還鄉是最好的選擇。如果這些戰將沒有自知之明，仗著自己過去的戰功，還想繼續躋身於高層政治領導，甚至想當領導人，那麽他們的下場就注定是悲慘的。

　　江青在性格上和作風上，其實與彭德懷有些相像。彭德懷在軍事戰場上是一員猛將，而江青在政治戰場上也是一員猛將，這點兩人差不多。他們兩人也都遇到的一個同樣問題，就是戰爭結束了，他們失業了，他們之後該怎麽辦？

　　朝鮮戰爭結束之後，毛澤東希望彭德懷“解甲歸田”，所以不讓彭德懷進入政治局常委。可是彭德懷不願意，他還要繼續從政參政，這也導致了後來彭德懷的悲劇。文革的奪權運動結束後，江青也失去了用武之地，毛澤東也希望江青“解甲歸田”，所以也不讓江青進入政治局常委。可是江青也不願意，她也還要繼續從政參政，這點與彭德懷頗為相像，這也是導致江青悲劇的因素。

　　如果江青按照毛澤東的安排，從“九大”之後就淡出政壇，回家休養，那就不會有後來的牢獄之災。可是江青卻不甘心退出政壇，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有野心”。特別是江青在“十大”之後，經常還要幹涉毛澤東的決策，這讓毛澤東非常不滿，多次在會上公開批評江青，這是以前從未有過的事情。

　　1974年，毛澤東在政治局會上對江青說：“江青同誌，你要注意呢！別人對你有意見，又不好當麵對你講，你也不知道。不要設兩個工廠，一個叫鋼鐵工廠，一個叫帽子工廠，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們要注意，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

　　毛澤東又特別聲明：“她(江青)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總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毛澤東在1974年給江青寫信：鄧小平同誌出國是我的意見，你不要反對為好。小心謹慎，不要反對我的提議。

　　毛澤東還給江青寫信說：不要多露麵，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組閣(當後台老板)，你積怨甚多，要團結多數。至囑。人貴有自知之明。又及。

　　（22）

　　江青的問題，就如毛澤東指出的“缺乏自知之明”，執意要做自己的能力不能及的事情。江青想組閣，想當主席，這樣必然重重地摔下來。當然，江青也有她的不滿，她認為自己在文革中功勞很大，居功自傲，認為鄧小平、華國鋒等人對文革有什麽貢獻？憑什麽讓他們接班？江青對此不服氣，於是就與毛澤東發生了衝突，這點與彭德懷也有相似之處。

　　總之，在“十大”以後，毛澤東與江青之間發生了比較明顯的矛盾，毛澤東多次批評江青，並且公開在政治局高層傳達，降低江青的威信。毛澤東批評江青，目的是讓她有自知之明，淡出政治舞台，這其實也是為了“保護”江青。為此毛澤東給江青寫信說：過去多年同你談的，你有好些不執行，多見何益？我重病在身，81歲了。你有特權，我死了，看你怎麽辦？請你考慮。

　　與此同時，毛澤東還在態度上，明顯對江青冷淡起來。據中央文獻出版社編《毛澤東傳》寫道：張玉鳳(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回憶說：“1970年、1971年江青同主席見麵的機會還多些，談話時間也比較長。

　　1972年春，江青來主席處，主席發過幾次脾氣，還給我們規定了：沒有他的同意，江青不能隨便到他的住處來，來了要擋。這以後，主席即使有時同意江青來，有些情況也同過去不一樣了，以往江青見主席的笑容不見了。

　　到了1973年，江青打電話要求見主席，主席總是推托，不見。江青要當麵向主席反映情況很難，隻有通過信件，或請人把意見反映給主席。

　　毛澤東對江青的冷淡，也是希望江青不再過問政治，淡出政局。但江青始終沒有明白毛澤東的用意。

　　“十大”的政治局常委是：毛澤東、周恩來、王洪文、葉劍英、朱德、李德生、張春橋、康生、董必武。王洪文和張春橋都進入了常委，而江青卻沒有進常委，這也體現了毛澤東讓江青淡出政局的意向。江青的話題後麵再說，這裏先轉回來說“十大”。

　　十大於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召開，參加大會的代表共1249人，代表當時全國2800萬黨員。在十大召開前的8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過決議，永遠開除林彪、葉群、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李雪峰的黨籍。

　　毛澤東親自主持了大會開幕式，周恩來作《政治報告》，王洪文作《修改黨章報告》。毛澤東出現在“十大”開幕式會場時，眾人隻是對他報以熱烈鼓掌，這與“九大”上那種震撼人心的會場氣氛有天壤之別。“九大”開幕式上，毛澤東一出現在主席台上，全場的眾人就站起來振臂高呼“毛主席萬歲!”，口號聲和掌聲經久不息，而且毛澤東的講話，多次被眾人的掌聲和口號聲打斷，場麵十分震撼。

　　這次“十大”開幕式上，沒有人喊“毛主席萬歲!”，更沒有人揮動《毛主席語錄》紅寶書。這次大會的氣氛，與文革前開大會的情況差不多，一切好像又回到了起點。

　　（23）

　　毛澤東的身體情況也明顯不行了，他不像在“九大”開幕式上做長篇講話，隻是簡單地宣布大會開始，說：“今天，大會開始。”

　　周恩來首先問：“主席講幾句不講？”

　　毛澤東沒有講，隻是說：“請總理周恩來同誌作報告。”

　　於是周恩來就開始做《政治報告》。在黨大會上做《政治報告》，是隻有黨的第一把手或第二把手才有的殊榮。“七大”《政治報告》是毛澤東做的，“八大”《政治報告》是劉少奇做的，“九大”《政治報告》是林彪做的。而“十大”的《政治報告》，毛澤東曾想讓王洪文做。

　　據《周恩來年譜》記載：1973年7月10日晚，周恩來到毛澤東處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談到由誰作黨的十大《政治報告》問題。之後，張春橋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十大《政治報告》可由王洪文來做。1973年8月20日毛澤東在十大《政治報告》稿上批示“原則同意”，並確定由周恩來作這個報告。

　　“十大”於1973年8月24日開幕，而直到開會前4天的8月20日，毛澤東才決定由周恩來作《政治報告》，可見毛澤東最初是沒有想讓周恩來做《政治報告》的。隻是因為不敵黨內的反對呼聲，最後隻好讓周恩來做了。

　　因為周恩來直到開會前4天才得到做《政治報告》的殊榮，所以他已經不可能起草或者修改《政治報告》了。在“十大”開幕前一天的8月23日，周恩來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政治報告》署了我的名字，但不是我寫的，是張春橋按照毛主席的思想、路線起草的，經毛主席看過。《政治報告》是毛主席的思想，主席要我作報告。

　　盡管周恩來的實力長期以來是黨內第二位，但這是周恩來第一次得到做《政治報告》的殊榮，這也是第一次向黨內外公開他在黨內第二把手的政治地位。

　　雖說王洪文被明確為毛澤東的接班人，但王洪文在黨內的排名，卻排在周恩來之後的第三位，這不同於以前的接班人一定是排名“第二”的慣例。這一方麵說明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脆弱，另一方麵也是周恩來“當仁不讓”。

　　“十大”上選出五位中央副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周恩來儼然排名在王洪文之前，這次周恩來沒有謙讓。毛澤東曾有名言：“什麽偉大謙虛，我在原則問題上，從來沒有客氣過。”在這次，周恩來也沒有客氣，當仁不讓地坐在第二把交椅上。

　　在“十大”開幕式上，周恩來做《政治報告》之後，王洪文接著做《修改黨章報告》。等周恩來和王洪文講完後，毛澤東宣布：“報告完畢，今天就到此為止，散會！”

　　然而在毛澤東宣布散會之後，卻出現了一次意外。據參加這次會議的徐景賢回憶說：開會前，代表們在大會堂裏等候毛主席出場，等了許久不見毛主席上台。據王洪文後來告訴我：“毛主席有病，兩條腿走路不方便，所以他在後台練習走步。走了好一陣，適應了以後，才可以不用人扶，緩步登上主席台。”

　　（24）

　　當毛主席出場的時候，大家沒有呼“萬歲”的口號，隻是熱烈鼓掌，所以大會的氣氛和“九大”相比，要冷靜得多。

　　開幕會結束以後，毛澤東宣布散會，所有的代表們都鼓掌歡送黨中央領導人，可是，毛澤東卻站不起來了，因為他的腿又不行了。隻見毛澤東用雙手撐了兩下座椅旁邊的扶手，做了努力，但仍舊站不起來，他隻得一屁股坐在椅子裏。

　　正在一旁的周恩來著急了，他向全場代表宣布大會已經結束。可是代表們看到毛澤東還坐著，就誰也不肯走，周恩來揮動雙手指揮大家走，大家還是不走。周恩來急了，快步走到後台找護士長，衛士長等人商量，當時既不能公開宣布毛澤東的身體狀況，又不便派人上台去把毛澤東扶下來。

　　周恩來隻得重新上台，對一千多位代表說：“現在，毛主席目送大家退場。請代表們分幾路同時退場!”

　　毛澤東也說：“你們不走，我也不走！”

　　在這種情況下，總算有人帶頭退場。毛澤東目送大家，又和身邊的蔡暢等人談話。代表們心中有一種不詳的預感，可是看到毛澤東神態自若，又放下了心，大家邊退場邊回望，足足走了十多分鍾。當我們幾個最後一批從主席台上離開時，毛澤東還坐在台上。

　　當然，第二天的報紙上，還是赫然登著：“偉大領袖毛主席健步登上主席台，紅光滿麵，神采奕奕。”隻有細心的觀眾，才會發現，當年關於召開“十大”這樣重要的電影紀錄片，由於上述原因沒有公開放映。

　　正因為有了開幕式上這頗為尷尬的一幕，所以到了“十大”閉幕會時，毛澤東索性不來了。可是，閉幕會上要進行中央委員的投票選舉，毛澤東是不能放棄選票的，於是，毛澤東靈機一動，又想出了意味深長的一招，讓王洪文替他投票。

　　對此毛澤東的護士長吳旭君也回憶說：1973年“十大”召開的那段時間，毛主席的身體不太好，主要是他的腿不行，走路走得不太穩，可以說是步履艱難，而且有點氣喘籲籲。

　　大會開幕的時候，主席出席了，代表們熱烈地鼓掌，氣氛相當好。後來宣布散會了，我看到主席兩隻手扶著椅子使勁往下壓，他想讓自己的身體能夠支撐著站起來。於是我馬上叫人過去攙扶他，並把椅子往後挪，好讓他站穩。

　　這時，台上台下長時間地鼓掌歡呼，持續了十分鍾之久。我估計是總理發現主席的腿在顫抖，他讓主席坐下，主席也就毫無顧忌地一下重重地坐到椅子上，一動也不動。而台下的代表仍一個勁地向毛主席歡呼，盡管總理打手勢要大家趕快退場，代表們還是不肯離去。

　　在這種情況下，毛主席隻得向代表們說：“你們不走，我也不好走。”

　　根據我的判斷，再讓主席站起來是很困難了，但這時又不能讓代表們知道主席身體的真實情況。於是我建議總理當場宣布：毛主席目送各位代表退場。總理采納了我的建議。

　　（25）

　　毛澤東召開“十大”的最大目標，就是把王洪文這個接班人“樹”起來，讓王洪文成為中國和世界的政治新星。毛澤東為了“樹”王洪文，可謂是用心良苦。1972年王洪文上調北京“學習”的時候，毛澤東就特別指示王洪文去讀一下《劉盆子傳》。

　　西漢末年的農民起義軍赤眉軍，為了出師有名，就想到找一個劉氏皇族的後代當傀儡皇帝，以便號令天下。這樣他們找到一個15歲的放牛娃劉盆子，據說劉盆子是劉邦的後人，於是赤眉軍就推劉盆子當了“皇帝”。

　　毛澤東讓王洪文讀《劉盆子傳》，意思很明顯，因為劉盆子是一個“壞榜樣”，要王洪文引以為戒。對此徐景賢回憶說：有一次王洪文回到上海搞調查研究，他急著要找朱永嘉。王洪文說：在北京的時候，毛主席要他讀《後漢書》中的《劉盆子傳》，因為是古文，很深奧，王洪文讀不懂，所以要朱永嘉給他講講。

　　王洪文的經曆，在某些方麵和劉盆子有相似之處，他原來的社會地位低微，從小放過牛，也是個放牛娃，革命資曆很淺，隻是依靠文革的機遇造反起家。

　　當時毛澤東對王洪文確是抱有希望的，循循善誘，耳提麵命，唯恐他成不了大器。毛澤東吩咐王洪文讀《劉盆子傳》，也明白無誤地表達了這種擔心和憂慮。

　　朱永嘉原來是複旦大學曆史係的教師，是上海市委寫作小組的負責人。朱永嘉把《劉盆子傳》認真讀了一遍，讀畢，拍案而起，對坐在旁邊的市委寫作組的幾個人說：“意思很清楚，毛主席叫王洪文不要做劉盆子！”

　　接著，朱永嘉急匆匆地來到我的辦公室，和我商量怎麽對王洪文講《劉盆子傳》。我們都懂得：天機不可泄漏。毛澤東要通過《劉盆子傳》傳達給王洪文的信息，隻可意會，不可言傳。所以，我給朱永嘉出了一個主意：“隻做古文翻譯，不發表任何議論。除了把《劉盆子傳》用白話文詳細講解一遍以外，其它什麽話都不說。”

　　第二天，朱永嘉坐在王洪文辦公室裏的沙發上，兩個人翻開《後漢書》，朱永嘉逐字逐句地講解著《劉盆子傳》。王洪文聽得很仔細，還自己捧著《後漢書》看了許久。聽完了，看完了，王洪文若有所思，一聲不吭。

　　王洪文是個乖巧人，政治嗅覺很靈，他隻消把翻譯成白話文的《劉盆子傳》聽了一遍，就明白了毛澤東叫他讀《劉盆子傳》的用心所在了。但王洪文也是胸有城府的人，在朱永嘉麵前，他不動聲色。讀完了《劉盆子傳》，王洪文也不發表讀後感，故意把話題扯開去，這項讀書活動就算結束了。

　　毛澤東擔心眾多老資格的老幹部不肯接受王洪文這個“兒童團”，所以在“十大”預備會議上，特別委托周恩來傳達他的意思。周恩來說：我們最近一次在主席那裏開會的時候，主席作指示說：“希望這一次大會真正能開成一個團結的、勝利的大會。在任何一級黨組織內，大多數決定了，少數就應該服從多數。”　　毛澤東這裏強調“團結”和“少數服從多數”，主要是為了提醒和告誡那些反對王洪文的人。

　　（26）

　　據吳德回憶說：毛主席對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當時是寄予了希望的。“十大”後不久，毛主席在遊泳池住處找我們談話，曾經向政治局提出扶助他們。毛主席指著窗外菜地裏的一些碧綠的蔬菜比喻說：“就像培植它們的生長一樣。”

　　王洪文在《修改黨章報告》中，也強調他們這些新幹部，要虛心向老幹部學習，搞好團結。王洪文說：在討論修改黨章過程中，許多老同誌都有一個強烈的願望，要求進一步做好培養接班人的工作，使毛主席開創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後繼有人。許多年輕同誌也熱烈地表示，經過長期革命戰爭和革命鬥爭鍛煉的老幹部，有豐富的經驗，要虛心學習他們的長處，嚴格要求自己，努力接好革命的班。新老幹部都表示要互相學習，取長補短。

　　毛澤東在“十大”上“樹”王洪文的一件大事，就是委托王洪文替他投票。因為在“十大”會議最後一天投票選舉中央委員，毛澤東自己無法站起來走到投票箱前去投票，他又不願意坐輪椅，或者在別人攙扶下去投票，所以毛澤東就幹脆請假缺席，委托王洪文替他投票。

　　對此徐景賢回憶說：8月28日，“十大”舉行大會選舉。大會按時召開，卻不見毛澤東登台，代表們心中正在嘀咕，隻聽見周恩來宣布：“今天大會，毛主席請假。毛主席委托王洪文同誌代表他投票選舉十屆中央委員。”

　　這簡直是一著寓意深刻，而又不露痕跡的妙棋。用不著作任何解釋，就使1249名“十大”代表恍然大悟，心知肚明：毛主席不委托別人，而委托王洪文代表他投出這莊嚴的一票，說明毛主席最信任王洪文，毛主席親自選定了王洪文做他的接班人！

　　接下來，當周恩來宣布投票開始的時候，穿著簇新軍裝的王洪文，畢恭畢敬地從他的座位上站起來，走到毛澤東的座位前麵，拿起桌子上放著的毛澤東的選票。王洪文雙手捧著這張選票，就好比捧著一份鄭重的信任和囑托，他緩步走向票箱，投下這莊嚴的一票。

　　從周恩來以下的所有的人都注視著他，全場響起熱烈的掌聲，他們不僅是為毛澤東鼓掌，而且是為接班人王洪文鼓掌。

　　在“十大”之後，所有重要文件都由周恩來和王洪文聯名簽署，在周恩來請假治病期間，由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這些都體現了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

　　“十大”當選的中央委員，與“九大”明顯不同。首先是由於林彪事件，來自軍隊係統的中央委員大大減少了。相反，許多在“九大”上落選的老幹部，這次又複出當選了中央委員。這些人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兩個人：第一個是譚震林，第二個是鄧小平。鄧小平的事放在後麵專門說，這裏隻提一下譚震林。

　　譚震林作為“二月逆流”的第一號幹將，受到最嚴重的處分，雖說沒有像鄧小平那樣被打倒，卻在“九大”上落選中央委員。這次“十大”上，譚震林不僅重新當選中央委員，而且還在之後的四屆人大上，當選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雖說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在實權上，遠遠趕不上以前譚震林擔任的副總理，但在級別上是與副總理平級的，這就算是“二月逆流”的事情完全平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