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六一 （崇新嶽 百思峰 ）

 

第22節 短暫的周恩來時代

　　（1）

 

　　“九一三事件”發生後，因為群眾對林彪問題一點思想準備也沒有，為了避免引起太大的震動，中央沒有立刻公開宣布林彪事件。“九一三”不久恰逢國慶節，往年在天安門前的慶祝集會和遊行以及晚上的焰火晚會，這一年都被取消，理由是“節省開支”和“戰備需要”。這是建國來第一次用這樣的方式慶祝國慶，而且毛澤東從此再沒有在國慶節登上過天安門城樓。

　　林彪事件之後，周恩來成了中國事實上的第二把手。前任的第二把手劉少奇和林彪，黨的宣傳機構都對他們有很大力度的宣傳，比如劉少奇標準像與毛澤東並列在一起，對林彪更是鋪天蓋地宣傳說“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而周恩來成為第二把手以後，報章刊物上從來沒有正麵宣傳過，從來沒有“以毛主席為首、周總理為副的黨中央”這種說法，盡管周恩來在林彪事件之後，是貨真價實的第二把手。

　　雖然宣傳機構沒有對周恩來進行正麵宣傳，周恩來的威信和實力，不管在高官中間還是在群眾中間，都遠在劉少奇和林彪之上。劉少奇當權時，隻是主管黨務；林彪當權時，隻是主管軍隊；而周恩來當權時，是黨、政、軍都管，實權遠大於劉少奇和林彪。特別是毛澤東在林彪事件之後的一段時間內，身體情況相當差，國家事務基本上全由周恩來主持，因此這段時間可以稱之為“周恩來時代”。

　　周恩來掌權後，就試圖推動中國走上自己設想的道路。周恩來大幅度地修改了毛澤東的文革路線，按照當時的話叫做“扭轉局麵”。周恩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借著林彪事件，讓一批在文革中被批判和靠邊站老幹部重新出來工作，重新出來掌權。周恩來讓這些“靠邊站”的高官們趕快“揭發批判”林彪，利用批林彪成為鋪墊自己複出的墊腳石。

　　揭批林彪罪行的“靠邊站”高官有：朱德、劉伯承、陳毅、李富春、聶榮臻等人。

　　朱德給毛澤東寫信說：

    毛主席，黨中央：當我開始看了主席親自批發的57號文件時，對大叛徒、大賣國賊，大漢奸，大野心家林彪及其死黨的叛黨賣國的罪惡活動，感到很突然，並且非常氣憤。當從文件中看到林賊及其一夥，妄圖謀害偉大領袖毛主席時，更使我異常憤慨。

　　近日來，經過反複回想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史和林彪其人，感到他走上反黨反革命的道路，不是偶然的。他出身於地主階級家庭。他的個人英雄主義、野心家的剝削階級烙印，在井岡山時期就有所表現。他不顧黨和革命的大局，死守著小團體不放，實際上是擴大了的個人主義。

　　在毛澤東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國內外革命形勢日益高漲的大好形勢下，在他們的反革命勾當不能得逞的情況下，他們竊機向蘇修方向逃竄，看來他與蘇修及其豢養的漢奸王明是早有勾結的，看來他們是有國際背景的一路貨色。

　　最後，我懇切希主席多多保重、永遠健康長壽，這也是全黨、全軍、全國和全世界人民的希望。

　　專此敬禮！餘容後呈！朱德。1971年10月22日

　　（2）

　　劉伯承在揭發談話中說：

    林彪這個人當麵一套，背後一套，我同他幾十年，他沒說過什麽真話。紅軍過了金沙江後，林賊就反對毛主席，他夥同彭德懷要毛主席放棄指揮。解放戰爭時期，林賊在東北，毛主席叫林彪打錦州，而林彪不聽，卻要打吉林，結果貽誤了戰機。現在看來，林賊搞政變是有根子的，在解放戰爭時，他就是抓權，就是積蓄力量、占地盤、擴充自己的勢力。林彪卻對政變很有研究，專門搜集政變事例，可見他搞政變是存心已久的。

　　李富春在揭發談話中說：

    遵義會議後林彪就反對毛主席，他就散布攻擊毛主席的言論，夥同彭德懷、張聞天等一起來反對毛主席。在東北，林彪同高崗關係密切。在召開東北局會議前，他往往先同高崗商量。高崗在東北想當東北王，到了中央，野心更大了，這是因為有林彪、彭德懷、饒漱石等人的支持。

　　陳毅給毛澤東寫信說：

    主席：我堅決擁護主席和黨中央，對大叛徒、大賣國賊、大漢奸，大野心家林彪及其死黨所采取的一係列的正確措施。林賊妄圖謀害主席，叛黨叛國的陰謀未逞。倉惶出逃，墜機自取滅亡。這是賣國賊的必然下場。這是黨的又一次最偉大的勝利。今後的勝利會更大。特此祝賀！

　　我患病將近一年，仍在繼續治療。我感謝主席和黨中央對我的關懷。我揭露林賊罪行的錄音稿太長，難於看。茲先整理一份摘要材料，先送呈，請審閱。

　　敬祝主席萬壽無疆!陳毅。1971年10月10日

　　陳毅在揭發講話中說：

    紅四軍九次大會後，主席給他寫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一封長信，批評了他的消極悲觀，對革命喪失信心的錯誤思想。這說明大叛徒林彪對主席極不老實，耍兩麵派，是反對主席的又一次大暴露。

　　1944年我在延安時，同林賊接觸不多。有一次我問他第三國際情況，林賊大肆吹噓季米特洛夫、曼努也爾斯基、艾爾科裏等人。林賊這樣吹捧這些人，同這次倉惶出逃蘇聯可能早有曆史根源。

　　……

　　以上是我現在能夠回憶得起來的林賊的一部分罪行。我不否認林彪在主席和黨中央領導之下曾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1928年湘南進軍，我是犯了錯誤的，林賊在桂東一仗還是打得對的；紅四軍七次大會上我是反對毛主席的正確路線的，林彪是寫信支持毛主席的，這也是曆史事實。

　　在揭發林賊罪行時，我不否認我在曆史上所犯的這兩次大錯誤，和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所犯的嚴重錯誤。以上揭發的事實，提供參考。

　　聶榮臻在揭發談話中說：

    第一次廬山會議後，林賊主持軍委工作，打著紅旗反紅旗，調子越來越高，巧妙地掩蓋了他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麵派的真麵目。但絕沒有想到他這樣陰險，這樣仇恨毛主席，要陰謀殺害毛主席，叛國投修，做可恥的漢奸賣國賊。現在真相大白，真是驚心動魄，令人憤慨萬分！

　　（3）

　　這些老幹部雖說揭批林彪口誅筆伐，但揭發的理由多半牽強附會，沒有多少說服力。其實這些高官過去與林彪的關係都不錯，甚至是支持林彪的。比如陳毅在1970年廬山會議上，曾旗幟鮮明地支持林彪，陳毅說：“九大之後，我是被打在陰溝裏的，現在我必須爬出來，跟著林副主席一起戰鬥。”

　　現在這些高官上綱上線地大批林彪，他們心中並非真的那麽痛恨林彪，這些隻是一種政治策略而已。隻可惜當時劉少奇已死，否則劉少奇也很可能會寫信揭批林彪。

　　最著名的還是鄧小平寫給毛澤東的信，鄧小平寫道：

    林、陳反黨集團這樣快地被揭發被解決，真是值得慶幸的大事。如果他們的陰謀得逞，正如中央通知所說，即使他們最終也得被革命人民所埋葬，但不知會有多少人頭落地，我們社會主義祖國會遭到多少曲折和災難。現在終於解除了這個危險，我和全國人民一道，是多麽的高興嗬！

　　鄧小平在信中揭批了林彪的五個問題之後，筆鋒一轉說：我在主席的關懷下，到江西來整整兩年了。這兩年，我每天上午到工廠勞動，下午和晚上，看書、看報、聽廣播和做些家務勞動，除到工廠外，足不出戶，與外界是隔絕的。在這時期，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過勞動和學習自我改造，絕對遵守我向黨作的保證，除自己的親屬外，沒同任何人有來往。

　　我個人沒有什麽要求，隻希望有一天還能為黨做點工作，當然是做一點技術性質的工作。我的身體還好，還可以做幾年工作再退休。報上每天看到我們社會主義祖國在國內建設的突飛猛進，和國際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動起來，想做點事，使我有機會能在努力工作中補過於萬一。

　　周恩來對林彪的揭批，調子卻是比較緩和的。周恩來說：

    不能講毛主席從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已看出林彪反黨、隻是當時為了打倒劉少奇而沒有提林的問題，這不是我們黨看問題的方法和主席的作風。我們要曆史地、辯證地、發展地看問題。

　　因為一個人的思想是發展的，不能說林彪早先的思想和他以後的思想是一樣的，會有變化的。同樣，我們對林彪的認識也有一個發展的過程。怎麽會一下子就識破他呢？九大時還不可能識破他，否則，怎麽會讓他當副主席？林彪的欺騙性也就在這裏。因此，對林彪要作具體分析，他也有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不要以為說他壞，就從頭到尾都是壞的。林彪取得接班人的地位是有曆史原因的，是當時黨內形勢發展的結果。總之，對我們黨來說，林彪事件的教訓是深刻的。

　　周恩來讓文革中批臭打倒的老幹部重新出來工作，這本身就是變相地否定文革，這些人的平反，本身就是證明打倒老幹部的做法是錯誤的。但令人意外的是，麵對周恩來這種變相否定文革的做法，毛澤東不但沒有反對，反而積極支持給一部分老幹部平反，重新“請”他們回來工作。

　　毛澤東這樣做，一方麵是對前一段文革運動的自我否定；另一方麵，也使得前一段文革的成果“前功盡棄”。因為毛澤東費了很大的力氣，才把這些有影響力的高官“靠邊站”了，現在再把他們“請”回來工作，豈不是前功盡棄嗎？毛澤東為什麽要把被打倒的老幹部再“請”回來呢？

　　（4）

　　林彪作為黨的第二把手倒下之後，出現巨大的權力真空，必須有人來填補這個空缺。不論從資曆還是能力，周恩來都是最為恰當的第二把手，但毛澤東從來沒有想過讓周恩來填補這個空缺。打倒劉少奇的時候，本來應該由第三位的周恩來接任第二把手，可是毛澤東卻破格提拔排名第六位的林彪頂替劉少奇的空缺。從曆史上看，毛澤東似乎從來沒有想過讓周恩來當自己的接班人。

　　由於林彪的倒台過於突然，毛澤東完全沒有準備，不得不讓周恩來暫居第二把手的位置。周恩來也清楚，自己不是毛澤東意中的接班人，自己的第二把手隻是暫時的，毛澤東早晚會找別人來取代自己。後來毛澤東試圖讓王洪文當第二把手和接班人，就是明顯取代周恩來的舉措。

　　然而周恩來一旦上了第二把手的位置，他就不能輕易下來，他要爭這個位子。按照現在的主流說法，周恩來爭第二把手的位置，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黨和國家”。因為周恩來如果不“占住”第二把手的位子，這個接班人的位子就要被江青集團“四人幫”拿去。周恩來表麵上是與“四人幫”爭權，實際上是與毛澤東爭權。

　　前麵說過，毛澤東發動文革時，最初以為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取勝，可是遇到種種困難之後，毛澤東發現自己已不可能在有生之年完成文革，他要把“繼續革命”的任務交給他的接班人來完成。因此在文革後期，毛澤東的主要布局不再是奪權，而是安排自己的後事，也就是接班人。

　　因為林彪不是毛澤東意中的接班人，所以毛澤東必須拿掉林彪，換上自己意中的接班人。林彪的自我爆炸，某種情況解決了毛澤東拿掉林彪的麻煩，可是毛澤東還要麵臨一場更為艱巨的戰役，這就是拿掉周恩來。毛澤東知道，周恩來是他搞文革最大的阻力，如果讓周恩來接班，他的文革不僅不可能完成，而且要半途而廢，白忙一場。因此，毛澤東為了完成他的文革“繼續革命”大業，就必須在他的有生之年內，拿掉周恩來，換上自己意中的接班人。

　　林彪事件之後，一場新的接班人之爭，就在毛澤東與周恩來之間悄悄展開了。這場毛、周的接班人之爭，與毛、林的接班人之爭有相似之處。毛澤東試圖用“四人幫”中的張春橋取代林彪，又試圖用“四人幫”中的王洪文取代周恩來。

　　林彪和張春橋爭奪接班人，用的是“硬辦法”。林彪在廬山會議上，親自吹響批張春橋的號角，然後陳伯達和“四大金剛”一齊煽風點火，刮起一股揪“張春橋”之風。林彪試圖用“硬辦法”，逼毛澤東被迫放棄張春橋。

　　而周恩來和王洪文爭奪接班人，則是用“軟辦法”。周恩來表麵上支持王洪文當接班人，實際上則用種種辦法，讓王洪文幹不下去，這樣就迫使毛澤東不得不放棄王洪文。“以柔克剛”是周恩來的拿手好戲，而林彪隻擅長打硬仗，不擅長“以柔克剛”的戰術。

　　（5）

　　毛澤東拿掉林彪的戰役，用的是“摻沙子”、“甩石頭”、“挖牆角”的三板斧戰術，毛澤東拿掉周恩來的戰役，同樣也用“摻沙子”、“甩石頭”、“挖牆角”的三板斧。毛澤東先對周恩來實施“挖牆角”。

　　周恩來在文革中保護了大量老幹部，贏得了一大批老幹部的人心，這是周恩來最大的武器。而毛澤東要拿掉周恩來，首先要把支持和擁戴周恩來的一批老幹部“挖”過來，跟周恩來爭取老幹部的“人心”。

　　毛澤東爭取人心的策略，就是把文革中批鬥老幹部的責任推到林彪身上，聲稱自己是聽了林彪的讒言，誤傷了老幹部們。現在林彪倒台了，毛澤東就給老幹部平反，讓老幹部重新出來工作，毛澤東認為這樣就可以把老幹部的人心爭取過來。

　　文革中被打倒的著名人物，主要有八組：第一、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第二、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第三、薄一波為首的61人集團；第四、賀龍；第五、王力、關鋒、戚本禹；第六、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第七、陳伯達；第八、林彪集團。另外還有一組人比較特殊，他們沒有被打倒，但是被“靠邊站”了，這就是“二月逆流”事件中的“三老四帥”。

　　毛澤東在林彪事件後，給老幹部平反的力度是比較大的。第一組人物中的羅瑞卿平反，第二組人物中的鄧小平平反。陶鑄如果不死，也很可能平反；第四組的賀龍平反；第六組的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平反。還有武漢“七二零”事件的首要人物陳再道也獲得平反。

　　這些人雖然得到平反，但都沒官複原職，隻是任一個閑職(鄧小平除外)。比如羅瑞卿任中央軍委顧問，楊成武任副總參謀長，陳再道任福州軍區副司令員。可見毛澤東並沒有想重新啟用他們，給他們平反，隻是為了爭取人心之舉。

　　毛澤東“挖牆角”的第一批對象，直指周恩來派係的鐵杆人物，也就是參與“二月逆流”而被罷官或“靠邊站”的高官們。1971年11月14日，毛澤東在與周恩來、葉劍英等人的談話中，對曾經使他“震怒”的“二月逆流”，采取了平反的態度。

　　毛澤東說：你們再不要講‘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麽性質？是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戚。他們是在黨的會議上公開講的，大鬧懷仁堂嘛！缺點是有的，他們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來講就好了。那時候我們也搞不清楚，王、關、戚還沒有暴露出來，有些問題要好多年才搞清楚。

　　1972年1月6日，毛澤東在同周恩來、葉劍英等人談話時，得知陳毅病重時，再次明確表示說：現已證明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根本沒有這個事，今後不要再講“二月逆流”了。請你們去向陳毅同誌傳達一下。

　　葉劍英立即趕往醫院，向已病危的陳毅傳達毛澤東的意見。當天晚上，陳毅去世。陳毅是因“二月逆流”受打擊最大的人之一，臨終前得知毛澤東為“二月逆流”平反，心情一定是很愉快的。

　　（6）

　　毛澤東破例參加陳毅的追悼會，被傳為文革中的一段佳話。有不少人說：毛澤東參加陳毅的追悼會，是因為毛澤東思念陳毅這位老戰友的舊情，這種看法是不太合理的。一來，毛澤東是一個講路線而不講人情的人，當初批陳毅的時候，毛澤東沒有念舊情，怎麽會在陳毅死後忽然念舊情呢？二來，陳毅是最頑固地抵製文革的“右派”之一，就是在1970年的廬山會議上，陳毅還跳出來公開支持林彪，被毛澤東批為“二陳合流”。

　　毛澤東參加陳毅的追悼會，雖然說裏麵肯定有悼念老戰友的意思，但毛澤東的主要目的並非如此。最能說明問題的，是毛澤東突然決定參加陳毅的追悼會。因為毛澤東不是那種“心血來潮”做事的人，他做事都是有計劃有安排的，比如打倒劉少奇，打倒林彪的過程中，都可以看出毛澤東做事的計劃性。

　　毛澤東的原計劃是不參加陳毅追悼會的，因為當時陳毅的身份隻是普通中央委員。按規定，普通中央委員不算是“黨和國家領導人”，追悼會的規格比較低。不過考慮到陳毅還是中央軍委副主席，所以陳毅追悼會由中央軍委出麵組織，追悼會的規格“低於謝富治，略高於李天佑”。謝富治的身份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上將軍銜；李天佑的身份是解放軍副總參謀長，上將軍銜。陳毅的追悼會，原定由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致悼詞；隻請內賓，不請外賓。

　　關於陳毅的悼詞，周恩來也是頗費心思。陳毅的悼詞總共600字，簡曆就占去了一大半。在審改陳毅的悼詞稿時，周恩來親筆加入了一大段話：(陳毅)功大於過，特別是皖南事變前後，他堅決執行毛主席關於新四軍應渡江深入敵後作戰以求發展的指示，在鞏固和擴大新四軍方麵，做出了極大的貢獻。

　　周恩來把修改後的悼詞送毛澤東審閱，並對他加入的一段話進行了解釋：“陳毅同誌是國內國際有影響的人，我增改的一長句，對黨內有需要。”

　　毛澤東閱後刪去“功大於過”等話，批示說：“基本可用。功過的評論，不宜在追悼會上作。”毛澤東雖然刪去“功大於過”等話，但也沒有說“陳毅是好同誌”等讚揚陳毅的話，更沒有表示要參加陳毅的追悼會。

　　可是就在陳毅的追悼會舉行前一個多小時，毛澤東突然決定要出席，此舉眾人都沒有想到。據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張玉鳳回憶說：1月10日午飯後，照例主席要睡一會兒，但這一天他卻沒有睡意。我勸他休息一會兒，他說到沙發上坐坐，坐下以後便隨手抓起一本書看。他顯得那麽煩躁，我們不敢多問什麽。

　　過了一陣，主席突然問我：“現在是什麽時間？”

　　我告訴他：“現在是1點半。”

　　主席馬上說：“調車，我要去參加陳毅同誌的追悼會。”

　　（7）

　　主席這個突然決定，我一點都沒有想到，我也不知道今天中午有什麽安排。主席說要參加追悼會，我就趕緊地通知調汽車，又通知了汪東興等領導同誌。

　　這時，主席還穿著睡衣，下身是一條薄毛褲。我們拿著他平時出門見客時，總要穿的那套灰色‘毛式’服要給他換上，他說：‘不要換了，我套在睡袍外麵就行了。’

　　我們給他穿好上衣，再穿製服褲子時，他便不讓穿了，弄得我和吳旭君都感到無所適從。主席隻穿著薄毛褲出門，怎麽行呢？可是主席的脾氣我們是很了解的，有時候他要做的事情，誰都別想阻攔；他不想做的事，你動員他做也不那麽容易。所以，我們隻好在外麵給他穿了件大衣。主席乘坐上他那輛吉斯牌轎車,沿長安街徑直向西駛去。”

　　毛澤東來到八寶山悼念大廳的休息室後，提出要見陳毅夫人張茜及其子女。張茜領著子女來到休息室，坐在沙發上的毛澤東由工作人員攙扶著站起來迎接。張茜握住毛澤東的手，流淚哽咽著問：“主席，你怎麽也來了？”

　　毛澤東說：“我也來悼念陳毅同誌嘛！陳毅同誌是一個好同誌。”

　　張茜喃喃地說：“陳毅不懂事，過去反對過主席。”

　　毛澤東打斷張茜的話，說：“不能這麽說，也不全怪他，他是個好人。陳毅同誌對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是做出貢獻、立了大功勞的，這已經作了結論了。”

　　張茜說：“主席，您坐一下就回去吧。”

　　毛澤東搖頭說：“不，我也要參加追悼會，給我一個黑紗。”身旁的人立刻把一塊黑紗戴在毛澤東的大衣袖子上。

　　據陳毅之子陳昊蘇回憶說：聽說毛主席到了那一天，他就老惦記著這個事情，然後臨時就說，讓身邊的人派車，他要去，當時很急促。我們進休息室，看到毛主席是穿著一件睡衣，後來進入這個大廳就在追悼會的現場披了一件大衣。

　　我們當時有一個最大的印象，就是毛主席那時候有胡子，胡子很長。因為經常在報紙上或者是電視上看到毛主席的照片都是沒有胡子的，毛主席如果是事先就預定要來的話，他當然會把胡子刮掉，看來是臨時來的。

　　毛主席在見我們的時候，就鼓勵我們要努力奮鬥，為人民服務，而且說過這樣的話：“一個人要真正懂得這個世界的大事兒，並不容易，你總要準備去奮鬥20年，摔很多的跟頭，才能夠懂事兒。”

　　我當時就有一個感想，因為他們老一代人，大概都是這樣奮鬥過來的，也都是摔過很多跟頭的，都是走過坎坷的道路。

　　（8）

　　周恩來接到毛澤東要參加追悼會的電話後，立即以最快的速度發出通知：“馬上通知在京政治局委員，宋慶齡副主席，全國人大、全國政協的負責人參加陳毅同誌的追悼會，並邀請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也參加。凡是提出去參加陳毅同誌追悼會的，都可以去參加。”周恩來根據毛澤東要參加追悼會，立即把陳毅追悼會提高到最高的規格。

　　在周恩來的安排下，在京的高官們迅速趕到追悼會會場，宋慶齡、朱德、葉劍英、江青、張春橋等人都來了，西哈努克親王夫婦也被“特別邀請”出席。在休息室裏，毛澤東把林彪事件告訴西哈努克親王，說：“林彪，他跑了！的飛機摔到蒙古溫都爾汗的沙漠裏。他摔死了！”

　　毛澤東還指著周恩來、葉劍英等人說：“林彪是反對我的，陳毅是支持我的。要是林彪的陰謀搞成了，是要把我們這些老人都搞掉的。”

　　陳毅追悼會原定是葉劍英致悼詞，而葉劍英在快開會的時候，把悼詞遞給周恩來，意思是改請周恩來致悼詞。周恩來也心領神會，就改為他親自致悼詞。周恩來對陳毅的感情是很深的，短短幾百字的悼詞，周恩來三次哽咽念不下去。在向陳毅遺體告別時，周恩來還掀起覆蓋的白布單，撫摸陳毅的手背。

　　周恩來念完悼詞後，毛澤東率領眾人向陳毅遺體三鞠躬。毛澤東離開八寶山時已無法自己上車，他的腿腳無力，幾次邁步都蹬不上汽車，隻好由工作人員幫他登上汽車。毛澤東這次突然參加陳毅的追悼會，由於事先沒有準備，穿著單薄的衣服在嚴寒中受涼，結果感染了肺炎，不久又發生休克，使毛澤東的健康急劇惡化。這些是後話了。

　　第二天的《人民日報》等報紙，都在第一版刊登通欄標題《首都隆重舉行追悼陳毅同誌大會，偉大領袖毛主席參加了追悼會》，用整版的篇幅報道了陳毅追悼大會，同時刊登了陳毅遺像、周恩來的悼詞和西哈努克的悼文。陳毅追悼會大大超出了原定的範圍，成為新中國建國後最隆重的追悼會之一。

　　現在的各種資料顯示，毛澤東在參加陳毅追悼會之前，曾經做過長時間的反複再三思考，最後才終於下決心參加陳毅的追悼會。為什麽毛澤東參加陳毅的追悼會，需要如此慎重地前思後想呢？

　　毛澤東自己說，他一生幹了兩件大事：第一件是把蔣介石趕到了台灣，第二件就是文革。因此，毛澤東最後幾年的所作所為，都是圍繞“文革”這件大事展開的，毛澤東試圖把“繼續革命”的重任托付給他的接班人。可是現在周恩來已經占了接班人的位子，所以毛澤東不得不拿掉周恩來。

　　（9）

　　毛澤東急於拿掉周恩來，是基於自己死在周恩來之前的考慮。從1971年到1972年這段時間來看，周恩來的身體遠好於毛澤東。1970年九屆二中全會後，毛澤東的睡眠就很不好，不停咳嗽，痰多又吐不出，沒有完全止住過。有時因為咳嗽而無法臥床，隻能日夜坐在沙發上。而周恩來雖說有心髒病，但身體狀況還是很好，一天可以工作十幾個小時。

　　所以那時大家普遍認為，周恩來將活到毛澤東之後，誰也沒想周恩來的身體急劇惡化，居然走在了毛澤東之前。如果毛澤東可以預知周恩來走在自己之前，那麽“批林批孔批周公”、“宋江投降派”等針對周恩來的“甩石頭”之事，根本就沒有必要了。

　　毛澤東拿掉周恩來的最大障礙，是周恩來在老幹部們中間的口碑極好，特別是文革中周恩來盡可能地“保”老幹部，不管什麽派係的，隻要能保他都保。從這點來看，周恩來真的有點像《水滸傳》中的及時雨宋江，不管誰有為難之事，他都伸出援助之手。

　　老幹部們普遍認為毛澤東要打倒他們，而周恩來在保護他們，所以老幹部對周恩來心存感激之情，而對毛澤東心懷不滿，甚至怨恨。這樣一來，老幹部們的感情天平是傾向於周恩來的，這是毛澤東要拿掉周恩來的最大障礙。因此，毛澤東一定要把老幹部們的感情爭取過來，這是拿掉周恩來不可缺少的一步棋，否則老幹部們緊緊團結在周恩來周圍，毛澤東根本搬不動周恩來。

　　林彪事件給了毛澤東一個機會，毛澤東借此給眾多高官“平反”，試圖讓他們意識到，毛澤東當初打倒他們，隻是因為誤聽了林彪的讒言。現在毛澤東要和老幹部們重新修好，要把老幹部們重新團結到自己的周圍。因此，毛澤東親自參加陳毅的追悼會，是與老幹部們“修好”的一個極具象征意義的事件。

　　陳毅在文革中是作為“右派”的典型代表，他對文革有嚴重的抵觸情緒。而毛澤東參加陳毅的追悼會，就意味著像陳毅那樣對“文化大革命”有嚴重抵觸的老幹部，毛澤東都改變了看法，稱他為“好同誌”。那麽對於其他沒有那麽嚴重錯誤的老幹部們，毛澤東更應該認為他們都是“好同誌”了。因此，毛澤東參加陳毅追悼會，對團結老幹部來說，是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這件事在當時也的確被傳為佳話。

　　然而毛澤東參加陳毅追悼會，卻又有“不利”的一麵，這就是它會影響人們對“文革”這件事的看法。對於“文革”這樣的革命運動，必須要讓人們感到一種“正當性”和“合理性”，這樣才能激發人們來為它奮鬥獻身。因此，樹立和保持文革的“正當性”與“合理性”，對於毛澤東來說，也是極為重要的。

　　（10）

　　單純看林彪“叛逃”這事件本身，它對毛澤東的衝擊並不大，最大的問題在於人們把林彪與文革聯係在一起。這裏摘錄一段1968年10月公布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公報》：

    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下，經過兩年來的極其複雜尖銳的階級鬥爭，終於摧毀了以劉少奇為代表的妄圖篡黨、篡政、篡軍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奪回了被他們篡奪的那一部分權力。

　　當時人們的想法，文革並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發起的，而是毛澤東為首、林彪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領導和發起的。當時的報章刊物，都把文革描述為兩個司令部的鬥爭：即毛澤東為首、林彪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和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鬥爭。現在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副司令林彪成了反革命，人們就不得不重新思考這個“無產階級司令部”到底是怎麽回事。

　　林彪在推動文革運動方麵，的確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特別是文革早期大樹特樹毛澤東的權威，大搞學習毛主席語錄。“三忠於四無限”，就是林彪發起和促成的，還有隨時隨地手拿《毛主席語錄》紅寶書學習，也是林彪開創的“一代新風”。

　　文革從發起到開展的一係列重大事件，有許多是林彪出麵主持的；文革中的不少重要思想和提法，都是由林彪首先講出來的。林彪這位文革中湧現出來的風雲人物，忽然成了反革命，這就使人們不可避免地對文革這場運動的“正當性”和“合理性”產生了懷疑。

　　正當人們對文革的“正當性”和“合理性”產生懷疑的時候，毛澤東突然參加陳毅的追悼會，人們又會怎麽想呢？

　　人們的第一個想法，是陳毅被冤枉了，陳毅被“靠邊站”是冤案，所以毛澤東參加陳毅的追悼會，是表示一種歉意和安慰。盡管可以說陳毅是被林彪的讒言陷害的，但不管怎麽說，這也是文革這場運動所造成的。還有羅瑞卿的冤案，賀龍的冤案，楊成武的冤案，這些都是文革中搞出來的冤案。雖然可以說這些冤案的責任者是林彪，但文革這場運動，居然被壞人利用，造成這麽多的冤案，那麽人們就不得不懷疑文革的“合理性”。

　　人們的第二個想法，是對領導文革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產生懷疑。當時一般人普遍認為，陳毅不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所以陳毅才被“靠邊站”了；而林彪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所以林彪才成為寫入《黨章》的接班人。

　　根據當時的宣傳，人們對“無產階級司令部”是不能懷疑的，更不能懷疑副統帥。而毛澤東參加陳毅追悼會，又說陳毅反對林彪是正確的。當時林彪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副司令，陳毅敢於反對林彪，事實上也就是敢於質疑“無產階級司令部”，進一步推論“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也不一定絕對正確，對“無產階級司令部”也不能盲從。

　　（11）

　　“無產階級司令部”中，除了毛澤東之外，還有江青等人。根據上述推論，“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也不一定絕對正確，人們也可以質疑江青等人，甚至可以質疑毛澤東。既然領導文革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也不一定絕對正確，也是可以質疑的，那麽人們也就有理由質疑文革的“正當性”了。

　　綜上所述，毛澤東參加陳毅追悼會，對修複和改善毛澤東與老幹部們的關係，是“有利”的；而對於保持和改善人們對文革這場運動的“正當性”和“合理性”看法，又是“不利”的。因此，毛澤東對參加陳毅追悼會這件事，不得不前思後想，權衡利弊，直到最後一刻，毛澤東才終於決定參加陳毅的追悼會。

　　常言道：“人算不如天算”，毛澤東參加陳毅追悼會，本想借此修補與老幹部們的關係，以便在後來“倒周”的時候，老幹部們可以站到自己的一邊。可是沒想到匆匆參加陳毅追悼會，使毛澤東受涼得了重病，差點見了馬克思。在1972年到1973年上半年，毛澤東基本上處於養病狀態，無力掌控整個國家的政治局麵，這就在客觀上造成了周恩來掌權的“短暫周恩來時代”。

　　在1972年的時候，毛澤東已是79歲高齡之人，一般人在這個年齡得了重病，要想恢複是很難的。所以當毛澤東病重的時候，包括周恩來在內的高官們，都以為毛澤東的日子不多了，沒想到毛澤東在1973年下半年之後，身體又恢複過來，重新掌權，這是後話了。

　　對於高官們來說，領導人的健康狀況是非常重要的情報。如果領導人的健康狀況不好，大家看他“來日無多”，很多人就會趕緊“另尋出路”。1966年毛澤東在打倒劉少奇之前暢遊長江，並大肆宣傳，就是要讓高官們對自己的身體有信心。可是在1972年，高官們對毛澤東的身體都失去信心，除了江青集團之外，包括汪東興、張耀祠等毛澤東的親信，都在水麵下活動，尋找在毛澤東身後的出路。

　　領導人得勢的時候，身邊會有大批高官前呼後擁，高呼萬歲，宣誓盡忠；可是當領導人失勢或者死去的時候，真正能夠盡忠的高官，就寥寥無幾了。劉少奇失勢的時候，對劉少奇“盡忠”的，除了妻子王光美之外，還有一個全國總工會副主席陳少敏，在開除劉少奇黨籍時，拒絕舉手，可以不嚴格地算為“盡忠”。

　　林彪失勢的時候，除了妻子葉群之外，沒有一個高官為林彪盡忠。最後拚死為林彪盡忠，幫林彪出逃的，都是一些小人物或小官：飛行員、機械師、司機、還有林立果拉起的隊伍裏的小官周宇馳、於新野、劉沛豐等人。毛澤東去世後，也隻有江青和張春橋兩個人為毛澤東“盡忠”，連王洪文和姚文元都積極檢舉揭發，表示要戴罪立功。

　　（12）

　　毛澤東病重，高官們自然而然地團結到了周恩來的周圍，這也是開創周恩來時代的重要因素。周恩來不是一個膽小怕事的人，一旦他有了可以比較自由地行使的權力，周恩來馬上亮出自己的顏色，走出自己的道路。在短暫的周恩來時代，周恩來做了和準備做三件事：一、外交上走出新的“聯美抗蘇”的道路；二、政治上展開“批林整風”，批判林彪的“極左思潮”。雖說批判“極左思潮”表麵上是針對林彪的，實際上涉及到毛澤東的文革思想；三、經濟上抓生產，一掃文革中重視革命，不重視生產的傾向，使經濟有較大的回升。

　　先說周恩來時代的外交成績：實現了與美國關係正常化和與日本建交。新中國與美國和日本的關係，是最難處理的兩個外交關係。與美國的關係，牽扯到台灣問題；與日本的關係，牽扯到曆史問題，都是非常棘手的問題。在台灣問題上，由於曆史原因，如果中國方麵毫不讓步，就無法打成協議；而如果中國方麵讓步太多，又有被貼上“賣國”標簽的可能性。周恩來勇於承擔責任，完成了中美關係正常化和中日建交的兩大外交難題。

　　從曆史來看，中共高層中可以不嚴格地分“親美派”和“親蘇派”。中共高層為什麽會有親美派呢？這要追溯到抗戰時期。美國對日本宣戰後，向蔣介石提供了大量美元和武器物質，希望蔣介石積極對日軍發起作戰，消滅一部分日軍的有生力量，這樣可以減少美國對日作戰的傷亡。

　　可是蔣介石拿到美元和武器物質後，卻保存實力，對日軍避而不戰，這樣就大大激怒了美國人。美國反感蔣介石政府的腐敗和避戰，開始轉而接觸在延安的中共，試圖向延安提供武器物質，讓中共向日軍發起作戰。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領導層，對美國的這個設想大為歡迎，聲稱隻要美國的援助到位，他們就立即開始對日軍作戰。

　　1944年11月4日，毛澤東致函美國總統羅斯福，祝賀他再次當選總統，並表示中共軍隊如果得到先進武器裝備，一定會更好地配合美軍的太平洋作戰，更大規模地殲滅日軍。毛澤東還托人向羅斯福總統轉達：如果在白宮把中共當作中國的一個重要黨派來接見，毛澤東和周恩來願意盡快地單獨或同去華盛頓。

　　後來因為種種原因，美國援助中共對日作戰的計劃未能實現，但中共卻因此與美國建立了“交情”。抗戰結束後，美國又積極促成國民黨與共產黨停止內戰，建立聯合政府。1945年10月，毛澤東在美國特使的陪同下，親自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國共內戰再開之後，美國的調停失敗，美國轉而支持蔣介石政府，中共與美國的接觸就此中斷。盡管如此，中共還是感謝美國幫助和平調停，因為當時成立聯合政府，對中共是有利的，因此也就產生了親美派，親美派為首的就是毛澤東和周恩來。

　　（13）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由於種種原因，中共實行對蘇聯“一邊倒”的政策，繼而中國誌願軍又在朝鮮戰場與美軍作戰，中共進入直接與美國對抗的階段。這樣中共高層親美的聲音暫時消失了，但在內心感情上，毛澤東和周恩來還是比較親美的。因為蘇聯斯大林一直不喜歡毛澤東，支持王明，所以毛澤東對蘇聯也是不喜歡的。

　　朝鮮戰爭結束後，中共與美國沒有外交關係，於是兩國就在第三國開展大使級的會談。中美大使級會談的地點，1955年到1958年在瑞士的日內瓦，1958年到1970年在波蘭華沙，所以又稱“中美華沙會談”。1970年以後，中美建立了直接會談的渠道，華沙會談也隨之結束。“中美華沙會談”一共進行了136次，但由於會談雙方的官員級別低，誰也作不了主，所以會談基本上沒有什麽成果。

　　1968年8月，蘇聯武裝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69年3月，中蘇爆發珍寶島邊境衝突，一時間中蘇關係極度緊張，有一觸即發的大戰危險。1969年1月新上台的美國總統尼克鬆，從中蘇關係緊張看到美國對付蘇聯的新的可能性，就是聯合中國共同反蘇。於是尼克鬆開始考慮“打中國牌”，向中國方麵發出一係列“信息”，並多次聲明他將把改善美中關係作為美國政府的外交目標之一。尼克鬆還請巴基斯坦總統向北京傳話，表示美國無意孤立中國，願在任何時候同中國進行會談。

　　對於中國方麵來說，由於受到蘇聯巨大的軍事壓力，也開始考慮“打美國牌”來對付蘇聯。1969年7月，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四名元帥，向毛澤東、周恩來提交了《對目前局勢的看法》的書麵報告，該報告認為：蘇聯與美國的矛盾，大於與中國的矛盾，所以蘇聯不會輕易發起侵華大戰；中國與蘇聯的矛盾，大於與美國的矛盾，所以可以考慮利用美國對付蘇聯。

　　據原國務院總理助理熊向暉回憶說：在《對目前局勢的看法》定稿後，陳總(陳毅)提出他對打開中美關係的設想。

    陳毅說：關於打開中美關係，我考慮了很久。華沙會談談了十幾年，毫無結果，現在即使恢複，也不會有什麽突破。中美大使級會談已經證明不能解決實質問題，必須舉行中美外長會議才是解決這個問題的切實可行的途徑。

　　現在情況發生變化，尼克鬆出於對付蘇修的戰略考慮，急於拉中國。我們要從戰略上利用美、蘇矛盾，有必要打開中美關係，這就必須采取相應的策略。我有一些“不合常規”的想法：

　　第一、在華沙會談恢複時，我們主動提出舉行中美部長級或更高級的會談，我估計美國會樂於接受。如果我們不提，我估計美國也會向我們提出類似的建議。如果這樣，我們應該接受；

　　第二、隻要舉行高級會談，本身就是一個戰略行動。我們不提先決條件，並不是說我們在台灣問題上改變立場，台灣問題可以在高級會談中逐步謀求解決。

　　（14）

　　陳毅的“不合常規”想法核心是：一、中方應該放棄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教條，主動與美國接觸，更不要拒絕美方提出的建議；二、中美關係的核心問題是台灣問題，可以在這方麵適當讓步。後來中美關係的發展，正應驗了陳毅的“不合常規”設想。

　　1969年12月3日，在波蘭華沙舉辦的時裝表演會上，美國駐波蘭大使與中國外交官搭話，但中國外交官卻離開會場走了。這時美國大使急忙叫住中方的翻譯，用波蘭語說：他得到華盛頓的指示，尼克鬆總統想與中國進行“重大的、認真的會談”。

　　中方翻譯不敢做主，隻是把這件事匯報上去。毛澤東得知此事後，最初的反應是：尼克鬆、基辛格的動向可以注意。1970年1月，在華沙再次舉行中美大使級會談，周恩來在中方的發言稿中提出：“如果美國政府願意派部長級的代表或美國總統的特使到北京，進一步探討中美關係中的根本問題，中國政府願予接待。”

　　1970年2月，在華沙又再次舉行中美大使級會談，美方基本上接納了中方的建議，準備派特使到北京會談。不久從巴基斯坦傳來美方的口信：尼克鬆準備開辟一條白宮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在絕對保密的情況下，派基辛格來中國秘密接觸。

　　就在中美關係即將出現突破的時候，1970年3月18日，美國支持的柬埔寨朗諾集團發動政變，推翻了西哈努克親王領導的王國政府，美國軍隊入駐柬埔寨。中國為了支持柬埔寨，推遲了舉行中美高級會談的計劃，直到1970年底，中方才重新把中美高級會談提到日程上。

　　1970年12月，毛澤東會見老朋友美國記者斯諾時，毛澤東對斯諾說：尼克鬆早就說要派代表來，他對於華沙那個會談不感興趣，要當麵談。如果尼克鬆願意來，我願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當作旅遊者來也行，當作總統來也行。總而言之，都行。

　　1971年3月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的第三十一屆世乒賽上，美國代表隊提出訪華的希望，外交部經過研究，提出“現在訪華時機還不成熟”的結論。其實周恩來是傾向於邀請美國隊來中國的，可是他還摸不清毛澤東的底，怕貿然同意美國隊訪華，會惹來“投降派”的帽子，所以周恩來在外交部的“訪華時機還不成熟”的報告書上，寫了“擬同意”三個字，然後把報告呈送毛澤東。

　　周恩來寫“擬同意”這三個字非常巧妙，既不說自己已經同意了，也不說自己不同意，“擬同意”讓別人抓不到把柄。這樣不管毛澤東是讚同還是反對美國隊訪華，周恩來都不會讓人抓到把柄。

　　（15）

　　4月4日，這份報告轉到毛澤東那裏，毛澤東最初在報告上圈閱同意，也就是同意外交部不邀請美國隊來中國。對此事，毛澤東的護士長吳旭君回憶說：

    毛主席在4月6日那天，給我看了外交部關於不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的報告。這上麵，毛主席在他自己的名字上圈閱了。我當時想，這麽看來，不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這個大局已定，因為大家的意見一致。主席讓我看完文件退給外交部辦理。

　　辦完這件事後，我覺得主席有心事。至於有什麽心事，我不知道。就在4月6日那天，主席要提前吃安眠藥，他要提前睡覺。晚上11點多了，他就坐在床邊，我坐在床前麵的桌子上吃飯，就坐在他對麵。

　　主席因為吃了大量的安眠藥，困極了，他就腦袋這麽低著，就在那兒這麽低著睡，就是不肯躺下。過了一會兒，他突然間說話了，嘟嘟嚷嚷的，聽不清說什麽。聽了半天，我才聽出來，他要我去給王海容同誌打電話，他說要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

　　我的天哪，我一聽這話當時就愣了，我想這跟白天退走的文件正好相反。如果按他現在說的去辦，那跟白天的文件精神不符合呀？主席曾經跟我交待過，說他吃了安眠藥以後，講的話不算數。那麽現在跟我交待的這件事，就是他吃了安眠藥後講的，那算不算數呢？

　　我得想一個辦法來證實主席現在到底是清醒還是不清醒。用什麽辦法呢？我想，那就是我得讓他再主動地講話。過了一會兒，主席勉強地抬起頭來，使勁睜開眼睛看著我，說：“小吳，你怎麽還坐在那吃呀？我叫你辦的事你怎麽不去辦呢？”

　　我想這下可對了，主席可說話了。我就很大聲地問他：“主席，你剛才都跟我說了什麽啦？我盡顧吃飯了，沒聽清楚，你再跟我說一遍。”

　　主席又斷斷續續一個字一個字地，慢吞吞地又把剛才交待的事，重新說了一遍。我就反問了一句：“你現在都吃了安眠藥了，你說的話算數嗎？”

　　主席就向我這麽揮了一下手，說：“算，趕快辦，要不就來不及了。”這個時候我意識到，毛主席做了最新的決定。

　　據吳旭君回憶說，毛澤東剛開始並沒有決定邀請美國隊訪華，因為這是中方主動向美方示好。新中國自從朝鮮戰爭後，中美雙方一直處於戰爭狀態，當時的宣傳也把“美帝國主義”說成是全世界人民的頭號敵人。現在中國要向這個頭號敵人“示好”，很多人必然在思想一下子轉不過彎來，所以毛澤東不得不慎重考慮。

　　不過毛澤東經過認真思考後，也就是吳旭君說的“有心事”，最後還是決定邀請美國隊。得到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馬上通知邀請美國隊訪華，這就是所謂的“乒乓外交”。“乒乓外交”是中國主動向美方示好，加快了中美高級接觸的進程。

　　（16）

　　美國乒乓球隊訪華之後，1971年4月21日，周恩來通過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館，向美國政府傳遞了《周恩來總理給尼克鬆總統的口信》：要從根本上恢複中美兩國關係，必須從中國的台灣和台灣海峽地區撤走美國一切武裝力量。而解決這一關鍵問題，隻有通過高級領導人直接商談，才能找到辦法。因此，中國政府重申，願意公開接待美國總統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國國務卿甚至美國總統本人來北京直接商談。

　　4月29日，美方傳來口信，表示接受邀請，並提議：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來總理舉行一次秘密的預備會談。基辛格在6月15日以後來中國。

　　5月26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商討中美會談的方針問題。會後，周恩來寫了《中央政治局關於中美會談的報告》。

　　5月29日，毛澤東批準《中央政治局關於中美會談的報告》。同一天，中方向美方發出口信，歡迎基辛格來北京與中國領導人舉行秘密會晤。

　　7月9日，基辛格乘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飛機秘密抵京，在北京停留48個小時，與周恩來行了6次總計17小時的會談，雙方商定尼克鬆總統在1972年5月前訪華。

　　基辛格在回憶錄中，談到這次他對周恩來的印象：

    周恩來是一個傑出的曆史人物，他精通哲學、熟諳往事，長於曆史分析，足智多謀，談吐機智而有風趣，樣樣都卓越超群。他對於情況的了解，特別是美國的情況，也包括我個人的背景，了如指掌，簡直令人吃驚。

　　我生平所遇到的兩、三個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人中，周恩來是其中之一。他溫文儒雅，耐心無窮，聰慧過人，機巧敏捷。他在我們討論之際，輕而易舉地就點破了我們新關係的實質，他的一言一行幾乎都是有明確目的的。

　　7月15日，中美雙方同時發表關於基辛格訪華公告，全世界都被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震動。注意到1971年7月這個時間，此時林彪“九一三”事件還沒有發生，林彪還是黨的副主席。據吳法憲回憶說：

　　中美和解的事情，以前就有醞釀了。第一是尼克鬆公開發表講話，說他願意訪問中國，願意和毛澤東會談，這個消息曾在《參考消息》上發表過。第二是“乒乓外交”事件，美國隊來北京訪問，周恩來還接見了他們。第三是斯諾訪華，1970年12月，毛主席通過斯諾向美國政府發出信息，說：“我說如果尼克鬆願意來，我願意和他談。”除此之外，我們還通過巴基斯坦總統作中間橋梁，多次向美國秘密傳話。

　　之後，美國國務卿基辛格表示準備來中國進行一次秘密訪問。毛主席製定的方針是，同意基辛格來談，具體的工作由周恩來全麵負責。最後商定，基辛格從巴基斯坦秘密到北京來，飛機降落在南苑軍用機場。

　　一切都是精心安排的，外交部方麵由王海容司長和翻譯唐聞生去巴基斯坦接基辛格，還派了中國的領航員一同前往，把他們的飛機領進來。飛機方麵的事情，周恩來交給我來負責。一路上的航行安全保護，機場著陸等都由我負責。另外，基辛格來時南苑機場封鎖起來，以免走漏消息。

　　（17）

　　這件事情是十分突然的。因為從1949年起，經過朝鮮戰爭，中美雙方一直處於戰爭狀態。全黨全國對於基辛格的到來，思想上要有一個很大的轉變。這樣要在黨的高級幹部中打一個招呼，不然的話，怕思想轉不過彎來。所以毛主席在政治局討論時，決定開一個會議，討論怎樣在全黨和全國轉這個彎。

　　這樣，中央“批陳整風”匯報會剛結束，就又開起了中美關係通氣會，內容是討論中美關係。會議首先由外交部詳細介紹美國的情況，並通報了中、美通過巴基斯坦之間多次聯係的情況。接著，傳達毛澤東確定的方針，以及外交部的意見。

　　外交部的意見說，我們歡迎基辛格先來，因為我們認為中美關係已經到了有所轉機的時候。我們首先要爭取通過中美正常關係的建立，進入聯合國；第二、要求美國承認我們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爭取解決台灣問題；第三、中美之間懸而未決的一些問題可能會提出來，如美國在華財產的凍結問題。如美提出歸還，我們準備怎麽對付等等。

　　外交部的意見還說，在中美建交以後，我們處理中美關係的原則，是求同存異，能一致的一致，不能一致的放在一邊，繼續和他們鬥爭。我們的原則是又聯合又鬥爭，又建交又鬥爭。

　　最後，我們要在國內對中美關係的變化，進行公開的宣傳和教育，要在思想上轉過彎子來。為此，會議最後形成了一個文件，這個文件報經毛澤東批準，成為中央的正式文件。

　　相對於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親美立場，劉少奇是比較明顯的親蘇立場，而林彪因為一直不負責外交問題，所以他對中美和中蘇關係的立場不明確。現在有兩種說法：一種認為林彪是親蘇派，反對中美接近；另一種認為林彪也是親美的，至少是反對中國與美國對抗。

　　前一種說法，主要是從林彪最後出走蘇聯，以此來證明他的親蘇傾向。後來毛澤東在會見美國總統尼克鬆時，也提到說：“我們國內有一派也反對我們跟你們往來，結果坐一架飛機跑到外國去了。”

　　（18）

　　關於後一種說法，據吳法憲回憶說：在整個中美關係轉變的過程中，林彪除了同意毛澤東的意見以外，沒有說過任何其它的話。當時，為了廬山會議的事情，林彪自己已經自顧不暇，哪裏還有精力去反對中美關係的改善呢？

　　據我了解，在國家不受到直接威脅的情況下，林彪是不主張與美國直接對抗的。最明顯的例子，就是1950年在決定出兵朝鮮問題上，林彪的態度是消極甚至是反對的。本來，林彪是率領軍隊入朝作戰的最合適人選，但林彪的態度是消極的，毛澤東隻好去請彭德懷出山。在毛主席親自批示的《中發1971年57號》文件中指出：“在是否出兵抗美援朝的問題上，林彪夥同劉少奇反對毛主席抗美援朝的主張。”所以，說林彪和我們反對中美關係的改善，這是憑空轉嫁，是沒有任何事實根據的。

　　1971年9月的林彪事件，並沒有影響到改善中美關係的決議和進程。1971年10月20日至26日，基辛格第二次訪華，此時林彪事件才結束不久，周恩來與基辛格進行了十次會談。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以壓倒多數的表決結果，通過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的代表，台灣不再被承認是中國的代表。這是新中國外交的一大勝利。

　　中國如此迅速地得到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也出乎中國領導人的意料。周恩來後來對外賓說：那天聯合國的表決完全出乎意料，不但出乎我們的意料，也出乎美國的意料。我們沒有派一個人去聯大活動，而且提案國是由地中海兩岸的兩個國家帶頭的。這麽多的國家對我們寄予希望，我們感謝他們。

　　1971年11月30日，新華社發表公告：中美兩國政府商定，尼克鬆總統將於1972年2月21日對中國訪問。這樣，中美接近的事情就向全世界公開化了。

　　關於周恩來的外交政績，正確地說，戰略構想還是毛澤東的，周恩來的功勞，主要體現在具體事務上。周恩來後來會見美國曼哈頓銀行董事長，談到中美關係時說：“打開中美關係，乒乓球起了重要作用，這是毛主席下的決心，他相信這個‘球’打出去，你們會響應的。”

　　不過雖說毛澤東下決心“打美國牌”，但真的要把“美國牌”打好，真正開辟出“聯美抗蘇”的外交新格局，沒有一個好的外交家來操辦這件事，肯定也是不行的。特別是中美關係牽扯到台灣當局和主權問題，是非常不好談的棘手問題。如果讓江青或者張春橋去負責談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問題，恐怕非談砸了不可。周恩來能把“中美關係正常化”這麽棘手的問題談下來，談得不卑不亢，美方對中方也很敬佩，這是很不容易的。

　　毛澤東也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他知道周恩來搞外交的能力比自己強，所以他在會見美國總統尼克鬆時，說：“具體的問題不在我這裏討論，而是應該和總理討論。我和你隻討論哲學問題。”

　　（19）

　　尼克鬆預訂於1972年2月21日訪華，然而就在尼克鬆訪華前9天，2月12日的淩晨，毛澤東突然休克昏迷了。當時護士長吳旭君正在毛澤東身旁，及時發現毛澤東發生了休克，立刻叫人搶救。如果毛澤東像斯大林那樣，一個人單獨呆在房子裏，發生休克後無人知道，那就非常危險了。

　　周恩來得知毛澤東病危的消息，立刻趕到毛澤東住處。據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張佐良回憶說：進了毛澤東的臥室，看見毛澤東高大的身軀，橫靠在那張特製的大床上，背後用被子和枕頭墊著。周恩來走到床邊，雙手握住毛澤東的一隻手，大聲地呼喊著：“主席啊，主席啊，我是恩來呀！主席，你聽見了嗎？”

　　周恩來的嗓子有點沙啞，而且有點發顫，毛澤東沒有絲毫反應。毛澤東的臉色青紫，呼吸極其微弱，幾乎看不到胸部的起伏，看上去大家心情都很沉重。房間裏有幾位心髒內科、呼吸科專家，他們有的在給毛澤東測量血壓，有的在數脈搏。

　　搶救工作大約進行了二十多分鍾，毛澤東的麵部由青紫漸漸泛起了淡紅色，胸部起伏的呼吸動作也隱約可見，血壓，脈搏和心電圖檢查也趨正常，毛澤東的神誌慢慢地清醒過來。

　　毛澤東這次雖然死裏逃生，從休克中清醒過來，但此後毛澤東的健康狀況一落千丈。據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毛澤東傳》記載：經過這次重病以後，毛澤東的健康狀況再也沒有得到恢複。毛澤東離不開人了，常缺氧，隨時需要吸氧。身邊人小心翼翼地不使毛澤東再受涼感冒，因為受涼感冒對他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毛澤東大多數時間躺在床上，有時閉著眼，不說話，陪同的人難以判斷他是睡著了，還是昏迷，隻能用手到他鼻孔前試試才知道。毛澤東需要什麽東西時，常常不開口，隻是用手指指，例如要用熱手巾、要換墊子等，但毛澤東的個性依然那麽強。

　　護士長吳旭君回憶說：“有什麽不舒服，主席他從來不說。高燒到攝氏三十九度五的時候，你不知道，一摸臉和手，燙極了，他還哈哈笑。有時正在輸液，總理來了，他就說：‘拔掉，用不著，我要到沙發上去坐。’扶著他走十來步到沙發旁，他還談笑風生地說：‘我什麽事都沒有。’”

　　毛澤東重病的這些情況，外人自然都不知道。但在1972年這一年內，毛澤東沒有出席重要會議，沒有長篇講話，在文件上作的批示也極少。這是文化大革命以來這幾年中，從來不曾有過的現象，這也反映出毛澤東當時的健康狀況。

　　1973年，毛澤東的病情穩定了一些，批閱的文件、參加的活動、會見的外賓，都比1972年明顯增多。成立了一年多的毛澤東醫療組也結束了，有關專家陸續回到原單位去。

　　（20）

　　毛澤東在1972年到1973年上半年身體健康狀況很差，這就在客觀上造成這一年半短暫的“周恩來時代”。盡管這段時間內毛澤東的健康狀況很差，但像尼克鬆這樣重要的客人，毛澤東還是堅持要見。尼克鬆來華的日子，距毛澤東突然休克病危的日子隻有9天，毛澤東健康狀況仍處在極不穩定的狀態，毛澤東卻下決心“冒險”會見尼克鬆。對這件事吳旭君回憶說：

　　毛主席醫療組是挺為這件事擔心的，因為我們盡量保證毛主席按時會見尼克鬆，可是我們必須要有兩手準備，另一手就是我們要做好一切搶救準備，以防萬一在接見過程中發生什麽意外。

　　在會見時，我們所有工作人員都在門後頭，甚至於我們把給他用的強心劑都抽在了針管裏頭。我認為，我們的準備工作是相當充分，因為要分秒必爭，是處於臨戰狀態。

　　可是我們的毛主席，他又很頑強，他跟衰老跟疾病作鬥爭，表現得非常頑強，也很驚人。在主席跟尼克鬆會談的整個時候，他表現出偉人的氣魄，統帥的風度，他的思維是敏捷的，他是在談笑風生的，我想他也是在頑強地進行著鬥爭。所以這一點，讓我們所有的人看到了，都非常敬佩他，也很感動。當時外交部給主席安排隻是接見15分鍾，可是主席跟尼克鬆談了65分鍾，我覺得毛主席真是費盡了心啦。

　　當然，尼克鬆等人是不知道毛澤東真實健康狀況的。尼克鬆到中國的當天下午2時，便在周恩來陪同下，來到中南海毛澤東的住處。尼克鬆事後回憶說：1972年2月17日10點35分，我們的飛機離開安德魯斯空軍基地，飛往北京。我們的飛機平穩著陸，幾分鍾後停在候機樓前。

　　周恩來站在舷梯腳前，在寒風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蓋不住他的瘦弱。我們下梯走到快一半時，周恩來開始鼓掌。我略停一下，也按中國的習慣鼓掌相報。

　　我知道，1954年在日內瓦會議時，杜勒斯拒絕同周恩來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級時，決心伸出我的手，一邊向他走去。當我們的手相握時，一個時代結束了，另一個時代開始了。

　　周恩來和我同乘一輛掛著簾子的轎車進城。在我們離開機場時，他說，“你的手伸過世界最遼闊的海洋來和我握手。25年沒有交往了啊。”

　　我們被引進一個陳設簡單、放滿了書籍和文稿的房間，在毛澤東坐椅旁邊的咖啡桌上攤開著幾本書。毛澤東的女秘書扶他站起來，我同他握手時，他說：“我說話不大利索了。”

　　周恩來後來告訴我，毛澤東患了所謂支氣管炎已經有一個月光景，但中國公眾並不知道這件事。

　　（21）

　　每一個人，包括周恩來在內，都對毛澤東表示其所應得的尊敬。房間裏站有兩、三個文職和軍職人員，在談話進行了大約十分鍾後，周恩來揮手讓他們退出去。然而，我注意到他們仍舊站在前廳裏看著。

　　毛澤東伸出手來，我也伸出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約一分鍾之久，這一動人的時刻在談話的記錄裏大概沒有寫進去。

　　顯然，毛澤東有一種非凡的幽默感。他不斷吸引基辛格參加談話。這次談話本來料想隻會進行十分鍾或十五分鍾，卻延續了將近一個小時。我發現周恩來已經看了兩、三次表，便意識到大概應該結束了，免得毛澤東過分疲勞。

　　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學教書時，曾經指定他班上的學生研讀毛澤東的著作。毛澤東用典型的謙虛口吻說：“我寫的這些東西算不了什麽，沒有什麽可說的。”

　　我說：“主席的著作推動了一個民族，改變了整個世界。”

　　可是毛澤東回答說，“我沒有能夠改變世界，隻是改變了北京郊區的幾個地方。”

　　毛澤東很活躍，緊緊抓住談話中的每一個細微含義，但我看得出他很疲勞了。周恩來越來越頻繁地偷看手表，於是我決定設法結束這次會談，我說：“主席先生，在結束的時候，我想說明我們知道你和總理邀請我們來這裏是冒了很大風險的，這對我們來說也是很不容易做出的決定。但是，我讀過你的一些言論，知道你善於掌握時機，懂得‘隻爭朝夕’。”

　　聽到譯員譯出他自己詩詞中的話“隻爭朝夕”，毛澤東露出了笑容。

　　關於毛澤東與尼克鬆會談的具體內容，除了《尼克鬆回憶錄》和基辛格的《白宮歲月》中不完整地提到之外，現在網上流傳一份《解密毛澤東與尼克鬆談話》，號稱是來自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的解密材料。不過這份材料的疑點甚多，隻能作為參考。總而言之，毛澤東與尼克鬆的會談全文並不重要，隻有兩點值得注意：

　　一、毛澤東隻談哲學問題，讓周恩來談具體問題。

　　尼克鬆說：“如果可能，我希望跟總理，以及以後跟主席除了討論眼前的問題，台灣問題、越南問題、朝鮮問題……”

　　毛澤東不等尼克鬆講完，就說：“這些問題我不感興趣，那是總理跟你談的事。”

　　基辛格也回憶說：“當尼克鬆列舉了一係列需要共同關注的國家時，毛澤東客氣但又堅定地回答說：‘這些問題不是在我這裏談的問題，這些問題應該同周總理去談。我隻談哲學問題。”

　　二、關於中美關係的看法。

　　尼克鬆說：“周總理指出，他感到美國在伸手，蘇聯也在伸手，那麽問題是，人民共和國麵臨的危險，是來自美國的侵略？還是來自蘇聯的侵略？這是一個困難的問題，但我們要討論這個問題。”

　　毛澤東說：“來自美國方麵的侵略，或者來自中國方麵的侵略，這個問題比較小，也可以說不是大問題，因為現在不存在我們兩個國家互相打仗的問題。你們想撤一部分兵回國，我們的兵也不出國。”

　　尼克鬆說：“主席先生，我知道，我多年來對人民共和國的立場，是主席和總理所完全不同意的。我們現在走在一起來了，是因為我們承認存在著一個新的世界形勢。”

　　毛澤東說：“就是囉。”

　　（22）

　　尼克鬆說：“當我們看到美國和中國這兩個偉大的國家時，我們知道中國並不威脅美國的領土。”

　　毛澤東說：“也不威脅日本和南朝鮮。”

　　周恩來說：“任何國家都不威脅。”

　　關於毛澤東的這些話，基辛格分析說：毛澤東在這裏暗示“我們的兵也不出國”，這個保證消除了美國政府的噩夢：害怕中國會武裝幹涉印度支那。

　　基辛格還分析認為：尼克鬆提出的問題是“人民共和國麵臨的危險，是來自美國的侵略？還是來自蘇聯的侵略？”毛澤東並未回答這個問題，根本不提蘇聯，而是說“現在不存在我們兩個國家互相打仗的問題”。通過排除法，說明蘇聯是毛澤東在安全方麵主要擔心的對象。

　　基辛格又認為：毛澤東說“中國不威脅日本和南朝鮮”，這是毛澤東在告訴我們：北京不會對美國的主要利益提出挑戰。

　　三、毛澤東對過去中國僵硬的對美政策做了“自我批評”。

　　毛澤東對尼克鬆說：“我們辦事也有官僚主義。你們要搞人員往來這些事，搞點小生意，我們就死不肯。十幾年，說是不解決大問題，小問題也不幹，包括我在內。後來發現還是你們對，所以就打乒乓球”。

　　在毛澤東與尼克鬆會談之後，周恩來就著手與美方談具體的問題，最關鍵的問題都體現在《中美聯合公報》中。《中美聯合公報》打破了外交上的常規，一方麵沒有掩飾雙方在主要問題上的重大分歧，另一方麵又強調雙方有共同的利益。《中美聯合公報》最後能夠簽署，周恩來的作用是很大的。

　　周恩來與美國談判最難的是台灣問題。首先，美國過去對台灣的一貫立場，是所謂“台灣地位未定論”。這裏稍花筆墨說明一下“台灣地位未定論”。

　　1895年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戰敗，清政府代表中國與日本簽署了《馬關條約》，正式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從此台灣正式劃入日本版圖，這是符合國際法的。1943年11月美國、英國、中國發表了《開羅宣言》，聲明：“日本過去從中國所得到的所有領土，比如滿洲、台灣及澎湖群島，應該歸還給中華民國。”不過《開羅宣言》隻是單方麵的“宣言”，並不是雙方簽署的“條約”，所以沒有法律效力。

　　按照國際法，中國應該在戰後與日本重新簽署一份兩國條約，在《條約》中規定日本把台灣歸還中國。可是由於種種原因，中日雙方始終未簽署這樣的條約。這也就是說，從國際法來看，日本並沒有在法律上把台灣歸還中國，這就是“台灣地位未定論”的基礎。

　　（23）

　　中日雙方為什麽沒有簽署歸還台灣的條約呢？這是因為這段曆史非常複雜。1945年二戰結束後，美國杜魯門總統發出命令，派隸屬於盟軍的中國軍隊進駐台灣。美國認為，中國軍隊進駐台灣，隻是軍事占領，並不意味著中國擁有了台灣的領土主權。這與當年美國軍事占領日本，並不意味著美國擁有了日本的領土主權一樣。

　　不過蔣介石可不管什麽“國際法”，他認為既然在《開羅宣言》說了台灣歸還中國，那麽台灣就是中國的領土了。1946年，國民黨政府下令將日本國籍的台灣人，改為中華民國國籍。美英兩國曾對此提出抗議，認為中國隻有對台灣的“管轄權”，還沒有對台灣的主權。中國對台灣的主權，應該由中國與原主權國日本簽訂了正式條約之後，才能生效。

　　然而1949年中共奪取大陸政權之後，出現了兩個中國政府。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總統杜魯門派遣第七艦隊保護台灣，並宣稱：“台灣未來的地位，必須等待太平洋地區的安全恢複，以及對日本的和平條約成立，或經過聯合國討論後，再作決定。”這是美國開始公開宣布“台灣地位未定論”。

　　1951年，日本與48個國家簽署《舊金山對日和平條約》，正式結束戰爭狀態。本來作為參戰國的中國，是應該參加簽署《舊金山條約》的，可是因為此時出現兩個中國政府，究竟由哪個政府代表中國出席呢？蘇聯主張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席，美國則主張由中華民國出席，雙方僵持不下，最後決定“兩個中國”都不邀請。

　　這樣一來，由於中國沒有參加《舊金山條約》，所以《舊金山條約》中隻是規定：“日本放棄對台灣及澎湖群島的一切主權。”《條約》沒有說日本放棄對台灣的主權後，把主權移交給誰。這樣一來，台灣在國際法上的地位，就成為“未定”了。

　　當然，不論是蔣介石和毛澤東，都堅決反對美國的“台灣地位未定論”。蔣介石認為台灣已經是中華民國的固有領土，不存在主權“未定”的問題。但由於退居台灣的蔣介石力量弱小，不敢與美國正麵爭執，所以蔣介石政府沒有正麵否認美國的“台灣地位未定論”。

　　1954年美國與蔣介石政府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但又加注說：“本條約不得視為台灣法律地位的變更。技術上，台灣和澎湖的地位並未決定，這是因為在《舊金山和約》上隻載有日本放棄主權。”而蔣介石政府盡管反對“台灣地位未定論”，卻沒有敢公開進行反駁或論戰。

　　美國也知道，中國大陸不比台灣，他們在這方麵必須做出讓步。不過讓步多少，就要看雙方在談判中討價還價了。這次周恩來與美國談判，第一個底線是要求美國不承認“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第二個底線是要求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運動”，第三個底線是要求美國放棄“台灣地位未定論”。

　　（24）

　　在談判中，美方接受了中方的第一個和第二個底線，而第三個底線，美國卻沒有讓步。當時美方把“台灣地位未定論”作為交換條件，前提是中方做出“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明確承諾。由於中方拒絕做出“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承諾，因而美方也沒有放棄“台灣地位未定論”的立場。至今在美國國會中，還不時有政客援引“台灣地位未定論”來討論台灣問題。2007年，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說“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而美國政府則致函潘基文，明確表示美國不接受這樣的說法。

　　不過在談判中，周恩來口頭表示，中國將努力“和平解決台灣問題”；而基辛格也口頭表示，他可以保證美方官員不再發表“台灣地位未定”的聲明。周恩來又追問基辛格：“如果日本或其它國家提出台灣地位未定論時，你們將持什麽態度？”基辛格表示：“如果其他政府提出台灣地位未定的問題，我認為我們將不會支持。”

　　1972年2月28日，經過激烈的討價還價，《中美聯合公報》在上海發表，故又稱《上海公報》。該公報采取十分特殊的形式，就是中美雙方“各抒己見”：

　　應中國總理周恩來的邀請，美國總統尼克鬆自1972年2月21日至2月28日訪問了中國。尼克鬆總統於2月21日會見了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兩位領導人就中美關係和國際事務認真坦率地交換了意見。尼克鬆總統和周恩來總理就美國和中國關係正常化以及雙方關心的其他問題進行了廣泛、認真和坦率的討論。

　　中、美兩國多年彼此“絕緣”之後，趁此機會坦誠表達觀點，雙方認為是有益的。他們闡明了各自的立場和態度。

　　中國方麵聲明：堅決支持越南、老撾、柬埔寨三國人民為實現自己的目標所作的努力；堅決支持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朝鮮和平統一八點方案》；堅決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複活和對外擴張。

　　美國方麵聲明：應該允許印度支那各國人民在不受外來幹涉的情況下決定自己的命運，美國預計從這個地區最終撤出所有美國軍隊；美國將支持大韓民國為謀求在朝鮮半島緩和緊張局勢的努力；美國最高度地珍視同日本的友好關係。

　　《中美聯合公報》的這一部分講的是國際問題，主要是中國的近鄰：越南、朝鮮、日本三國。這三國的問題雖說不是中美關係正常化的主要障礙，可是因為雙方的立場相差太大，所以隻能是“各說各的”。

　　（25）

　　《中美聯合公報》繼續說：中國方麵重申自己的立場：台灣問題是阻礙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關鍵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解放台灣是中國內政，別國無權幹涉。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旨在製造“一中一台”、“兩個中國”、“台灣獨立”和鼓吹“台灣地位未定”的活動。

　　美國方麵聲明：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隻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美國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

　　美國在這裏含糊地使用了“acknowledge”(認識到)，而不是“recognize(承認)”。美方沒有說“美國承認隻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而是說“美國認識到隻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在中文中，“認識到”和“承認”的意思差不多，而在英文中，“acknowledge”和“recognize的意思是不一樣的。

　　雖說中方沒有完全達到目的，但從總體上看，這個《公報》對中國是有利的，所以說《中美聯合公報》可以說是中方的一個勝利。從此之後，中國與美國在各方麵迅速接近，對抗共同的敵人蘇聯。

　　中美關係正常化之後，周恩來又積極推動解決另一個外交難題，就是實現中日建交。中國與日本建交的關鍵問題，主要是曆史問題，特別是戰爭賠款問題。

　　二次大戰後，根據國際法有資格向日本索取戰爭賠款的戰勝國是：中國、美國、英國、蘇聯、荷蘭、澳大利亞、印度、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緬甸、越南、老撾、柬埔寨……。其中美國、英國、蘇聯、荷蘭、澳大利亞、印度等國放棄了戰爭賠款，而印尼、菲律賓、越南、老撾、柬埔寨等國則得到了戰爭賠款。具體賠款額為(當時價格)：印尼8億美元；菲律賓8億美元；緬甸2億美元；韓國3億美元……，戰後日本支付的戰爭賠款共計約22億美元。

　　前麵提到，中國由於沒有參加《舊金山和約》，所以中國在國際法上並沒有放棄對日本索要戰爭賠款的權力。中國的受害遠大於印尼、菲律賓等國，1951年中國政府新公布了抗戰期間的人員和財產損失：人員損失1000萬人，經濟損失500億美元，中國政府聲明中國保留要求日本賠款的權力。

　　因為中國對日本戰爭賠款的要求可以高達500億美元，所以日本與中國建交的先決條件，就是中國放棄戰爭賠款。對此周恩來表示說：“中國不準備靠他國的戰爭賠款來建設國家，而且要求沒有戰爭責任的一代人為前人支付戰爭賠款，是不合理的。”

　　由於中國放棄了對日本戰爭賠款的要求，所以中日建交比較順利。在台灣問題上，日本比較“痛快”地承認了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雙方發表《中日聯合聲明》，宣布實現邦交正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