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9)
林彪飛廣州另立中央的計劃,有各種人證物證。人證有當事人林立衡、江騰蛟、李偉信提供直接的證詞,非當事人李文普、劉吉純、呂學文、以及周宇馳的妻子王聖蘭提供的間接證詞。更有物證,也就是林立果手下的陳倫和等人按照命令真的到了廣州。這些證據都可以證明“廣州另立中央”是沒有疑問的定案。
可是一些為林彪翻案的人,執意要否認“廣州另立中央”之事。因為一旦承認有“廣州另立中央”一事,就無法再聲稱林彪不知情了,林立果是無論如何不可能瞞著林彪到廣州“另立中央”的。
“廣州另立中央”能不能成功另當別論,但至少這個計劃的前期是相當成功的,沒有任何人懷疑和察覺到林彪的計劃,要不是林豆豆的告密,林彪突然飛抵廣州至少是沒有問題的。可是林彪再千謀百慮,也想不到自己的女兒會在關鍵時刻背叛自己。林彪是愛林豆豆的,所以他在9月7日特別把林豆豆和她的未婚夫招來,準備帶他們一起走。如果林彪不喜歡林豆豆,把林豆豆留在北京,不帶她走,不把她叫到北戴河來,那麽林彪的計劃就可以順利實施了,至少不至於摔死在異國他鄉。
直到9月12日晚10 時半,林彪的計劃似乎一切順利,可是這時情況發生了突變,葉群發現林豆豆不見了,估計林豆豆很可能是去告密了。本來林彪去廣州的計劃,是建立在突然襲擊的基礎上,這樣才有可能成功。如果對方已經知道林彪第二天早上去廣州搞政變,就會在廣州做好準備,那時林彪再去廣州,就等於是自投羅網。林豆豆告密之後,去廣州肯定是不行了,於是林彪、葉群和林立果緊急商定,改用第三計劃,先飛外蒙古,然後去蘇聯。
據呂學文回憶:“大約晚11時左右,林立果親自到外邊找林立衡。林立果轉了個小圈以後,匆匆趕回了96號樓。”據此可以推測,林立果找不到林立衡返回96號樓,是晚11時左右的事情。因此林彪、葉群和林立果緊急決定改用第三計劃,應該是在9月12日晚11時左右定下來的。
12日晚11時22分,葉群給周恩來打電話。按照過去的常規,林彪出行是不必通過周恩來批準的。林彪外出的時候,隻是讓林彪辦公室的秘書,打電話通知周恩來辦公室的秘書,告訴周恩來辦公室林彪去哪裏,住在哪裏,以便中央有什麽事可以及時通知林彪。這些事完全是秘書做的事,根本不需要葉群親自打電話通告周恩來。而且葉群也知道,周恩來是大忙人,不是很重要的事情,葉群是不會親自打電話給周恩來的。顯然,這次葉群親自給周恩來打電話,是有重要的事情。
(280)
葉群給周恩來打電話有兩個目的:第一個目的是確認林豆豆的告密,目前已經上報到哪個層次。如果已經上報到毛澤東的層次,那麽一切都晚了,要想走也很困難了;果隻是上報到周恩來的層次,那麽一切還有希望。因為此時林彪一家的命運,就掌握在周恩來手中。如果周恩來手鬆一下,他們就可以走;如果周恩來手緊一下,他們就走不了。因此葉群給周恩來打電話的第二個目的,就是向周恩來求援,請周恩來高抬貴手,放他們走。
雖說現在我們已無法知道那天葉群對周恩來到底說了些什麽,但有一點可以肯定:葉群和周恩來之間的對話,並不是現在透露出來的那一點內容,葉群還應該對周恩來說了一些“交底”的事,請周恩來在關鍵時刻,幫他們一把。當然,葉群肯定不會用明語說,而是用周恩來能夠理解的暗語,雙方心領神會。
葉群也不會告訴周恩來,他們要去廣州另立中央,因為周恩來絕對反對分裂黨的這種事情。所以葉群應該是向周恩來暗示,他們要去蘇聯當“寓公”避禍。葉群之所以要向周恩來“交底”,是因為他們不“交底”的話,周恩來也不知道該怎麽幫他們。
據《周恩來年譜》記載,在9月3日,汪東興已經把毛澤東的南巡講話,專門送周恩來處。因此周恩來是知道毛澤東南巡講話的,也知道毛澤東下決心要拿掉林彪了。接到葉群的電話,周恩來的心情肯定是百感交集。早在林彪就學黃埔軍校的時候,周恩來是黃埔軍校的教官,周恩來結識林彪,甚至比毛澤東結識林彪還早。在幾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周恩來挨過不少人的“整”,但林彪是從沒有“整”過周恩來的少數人之一,周恩來與林彪之間的也可以說是“親密戰友”。
此時此刻,周恩來打定主意,他要救林彪。怎麽救林彪呢?周恩來要做的事情,首先是阻止林彪的飛機起飛。周恩來知道,關於林彪南下廣州另立中央之事,目前隻有林豆豆個人的說法,大家對這種說法都持懷疑態度。隻要林彪的飛機不起飛,那就可以證明,林豆豆說林彪第二天“南下廣州另立中央”之事,完全是胡說八道,周恩來就可以用林豆豆亂說為借口,把這件事壓下去。這樣一來,南下廣州之事就好像沒有發生過一樣,林彪可以繼續留下來,用和平的方式與毛澤東抗爭。
這是周恩來最願意看到的結果,所以他向李作鵬指示,命令山海關機場盡可能阻止林彪的飛機起飛,這不僅是挽救林彪,同時也可以和平地解決這件事。不過此時周恩來很清楚,這件事是絕對不能讓毛澤東知道的,所以周恩來一直瞞著毛澤東,自己處理這件事。
周恩來希望阻止林彪硬幹的念頭,希望林彪留下來,希望挽救林彪。周恩來知道,一旦林彪的飛機起飛,他就無法在中國境內體麵地降落了,這件事情的性質就變了。
當然,周恩來也知道,林彪是性格非常強硬的人,他一旦決定的事情就很難改變。所以周恩來試圖用語言和行動勸阻林彪的同時,也還是給林彪留了後路。如果林彪一意孤行,周恩來還是準備放他走。因此周恩來沒有下令山海關機場采取強硬措施,如果林彪的飛機硬要飛,也還是可以飛的。
(281)
據李作鵬回憶說:大約是0時20分左右,山海關機場值班員報告我說:“李政委,機場站長要同你通話。”
我答:“好,請講。”
對方說:“我是機場站長潘浩,李政委你還有什麽指示?”
我再次向他傳達總理的電話指示。通話中,潘站長突然在電話中又請示:“如果飛機要強行起飛怎麽辦?”
我拿著電話思索片刻:潘浩的請示出人意外。即使總理不同意林彪專機起飛夜航,總理並沒有指示飛機強行起飛該怎麽辦。是阻止?還是不阻止?我不敢決定。我答:“可直接報告周總理。”
當時,在總理沒有明確指示的特殊情況下,我隻能這樣答複機場。因為總理在親自處理林彪專機的問題,隻有總理有決定權。
放下潘站長的電話,我本想立刻給總理打電話,報告潘浩請示的情況。但轉念又一想:潘浩怎麽能夠預先設想到飛機會強行起飛?從來沒有過不經機場塔台指揮,就有飛機強行起飛的事情出現過,所以必須把機場的情況先搞清楚,再給總理打電話。不然總理問我“強行起飛”的根據是什麽?我如何回答呢?
大約0時30分左右,我正準備給機場打電話,機場的電話就打了過來。我當時接到的電話報告詞隻有一句話:“飛機強行起飛了!”
太突然了!我來不及多想,立即向總理報告:“飛機強行起飛了。”
總理十分鎮靜的“哼”了一聲,重複問了一句:“強行起飛了?查一下航向。”
我又向山海關機場打電話查問航向,對方回答:“西北。”
我將飛機航向立即報告了總理。此時大約是13日淩晨0時55分。
其實周恩來並不意外林彪飛機的強行起飛,而且在林彪飛機強行起飛之際,周恩來就知道,這架飛機將飛向蘇聯,因為葉群在電話中已經向周恩來暗示過了。
1981年,李作鵬作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判處有期徒刑17年。李作鵬的《判決書》說:在林彪、葉群叛逃前,李作鵬兩次篡改了周恩來總理的命令,沒有采取阻止起飛的任何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飛機叛逃。事後,李作鵬修改電話報告記錄,掩蓋罪行。
李作鵬對此不服,後來他在《李作鵬回憶錄》中,為自己申辯說:我的《判決書》中所謂“沒有采取阻止起飛的任何措施”、“修改電話報告記錄”的用意,無非是讓不明真相的人們相信:其一,周恩來曾“下命令”阻止林彪專機起飛;其二,林彪是我李作鵬有意放跑的。
周恩來是處理“九一三”山海關機場問題的總指揮。在預審時,以及在特別法庭上,為了維護周總理的威信,我沒有一句涉及到總理的指揮措施,我咬緊牙關保持了沉默。現在,我想把自己的看法公之於眾:
第一、周總理有沒有處置緊急情況的經驗和能力?我的回答是:周總理可以算是中國共產黨高層內,處理緊急情況的第一高人;
第二、周總理事先是否知道內情?眾所周知,林立衡在飛機起飛前幾個小時就向中央做了報告,總理是完全知道內情的;
(282)
第三、所謂“四條電話指示”,是阻止飛機起飛的最佳措施嗎?這個指示是很模糊、很難執行,甚至是根本無法執行的。這完全不是總理處理緊急重要問題的作風和風格,是一種推諉和搪塞的托詞;
第四、林彪在強離北戴河駐地前,開槍打傷了警衛人員,這不僅足以證明林彪要離開北戴河的決心,而且完全說明事態的嚴重性,並不像葉群所說的,林彪要到大連“轉一轉”那麽簡單。此時的周恩來,已經得到報告:“林彪已經和葉群、林立果乘車離開北戴河,車正往山海關機場方向開去,臨走的時候開槍打傷了警衛人員”。
周總理不但不向汪東興下死命令,在北戴河攔截住林彪的專車,而且仍沒有立即采取攔截林彪的第二方案,即向我“下死命令”關閉機場。如果當時周總理下死命令關閉機場,不準專機起飛,我會拚著老命,指揮機場場站采取一切可采取的措施攔截飛機,因為時間還來的及。但周恩來卻語氣平和地做了“待他(林彪)到達機場後,請他給我來個電話”的指示,再次失去了攔截的機會。
總理為什麽要那樣做?總理一生獨自處理許多國內外、黨內外的緊急重大問題,他完全有資格、有權力、有能力、有經驗獨自處理這件事。根據當時他所掌握的情況,他隻要向我下達:“立即關閉機場,不許任何飛機起飛!”這一條死命令就足夠了,根本無須什麽“四條電話指示”,完全是多此一舉;
第五、事後我一直在反複思索,周總理用電話遙控我來傳達他的指示,但又不把當時他所掌握的全麵情況告訴我,這是為什麽呢?周恩來是真想在山海關機場攔截林彪的專機嗎?是對我的不信任嗎?還是另有其他的目的呢?
第六、“九一三”淩晨,總理麵臨著十分棘手的問題,內情深處太複雜了。把林彪放跑了,不管林彪跑到哪裏,都不亞於爆炸一顆原子彈,對國家、對黨中央都是極大的損害,特別是對毛主席的權威是極大的損害。林彪跑不了,比跑了好的多,這是大局,我認為周總理在當晚有充足的時間權衡利弊。但他兩次貽誤了攔截時機,最終也沒有下最後的決心。
綜上所述,我認為:周恩來在全麵掌控北戴河林彪、葉群的動向和企圖,全麵掌控山海關機場和二五六號飛機的情況下,未采取果斷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飛機叛逃”,更符合曆史的事實。
當然,周恩來未能采取果斷措施,可能還有更深的原因和背景。林彪“得以趁機外逃”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麽?到底是想“真攔”還是想“真放”?誰又是真正放跑和希望放跑林彪的人?這個事件的背後是不是還有文章?曆史最終會解開這重重謎團。
(283)
李作鵬在回憶錄中,指出周恩來在處理“九一三”事件時的問題,是有一定道理的。從當時的情況來看,周恩來未采取果斷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飛機外逃”,這個結論也是合理的。這樣一來,就出現一種陰謀論,認為是周恩來故意放走了林彪,這樣既除掉了林彪,又打擊了毛澤東的威信,可謂一箭雙雕。周恩來成為“九一三”事件的最大得益者。
周恩來真是這樣嗎?如果從單單從“九一三”事件孤立地來看,周恩來的確有較大的嫌疑。可是如果從“九一三”事件前後的整個曆史來看,周恩來又不屬這樣的人。下麵我們不妨這樣分析:
對於國家領導人來說,他需要有兩方麵的條件,地位才能穩固。第一方麵是軍隊和高官的支持,第二方麵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能夠同時得到這兩方麵的條件,領導人的地位很穩固;如果同時得不到兩方麵,隻得到一個方麵,領導人地位也能維持;如果兩個方麵都得不到,那麽領導人的地位就不穩定了,隨時有倒台的可能。
毛澤東在文革前,既有軍隊和高官的支持,在人民群眾中又有很高的威信,他的地位是穩固的;在文革中,毛澤東得罪了大批高官,其中也有大量軍隊高官,因此毛澤東失去了軍隊和高官的支持。但毛澤東卻在人民群眾中獲得了極高的威信,威信就成為毛澤東掌權的主要武器。
正如李作鵬說的那樣:“不管林彪跑到哪裏,對毛主席的權威都是極大的損害。”欽定的接班人“不辭而別”,極大地損害了毛澤東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人們不再像以前那樣迷信和信仰毛澤東了,甚至一些人對毛澤東開始產生懷疑。在林彪事件之前,誰要是敢說一句對毛澤東不敬的話,馬上就會有人匯報上去;而在林彪事件之後,就不再有人向上匯報這種事了,對毛澤東不敬的話也悄悄開始在民間蔓延。到1976年4月的天安門廣場上,已經有人公開貼出反毛的詩詞: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始皇的封建社會已一去不返了……
在文革之後,毛澤東失去了高官們的支持;在林彪事件之後,毛澤東在人民群眾中的崇高威望又大打折扣,這樣一來,毛澤東的領導人地位就不穩了。相反,周恩來在林彪事件之後,既有高官們的支持,在人民群眾中也有相當的威信,所以周恩來是有相當大的機會將毛澤東“取而代之”的。據說當時已有一些高官給周恩來煽風,希望他帶頭向毛澤東發難,把毛澤東的大權奪過來,讓毛澤東真正退居二線。
但周恩來卻拒絕這麽做,他一直在維護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從未想過將毛澤東“取而代之”。由此可見,周恩來在具有那麽多有利條件的情況下,都沒有對毛澤東發難,又何必在林彪事件上,搞什麽傷害毛澤東的陰謀呢?
(284)
我們在前麵分析過,周恩來對林彪的態度,一方麵勸說林彪放棄硬來的念頭,不希望林彪出走;另一方麵,如果林彪一意孤行,執意要出走,周恩來又給林彪放一條生路,這就造成李作鵬抱怨周恩來“未采取果斷措施”的原因。周恩來之所以放走林彪,應該主要是兩人之間的關係親密所致。
毛澤東與林彪是“親密戰友”,毛澤東自己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毛澤東說這句話,就是給自己的“親密戰友”林彪放一條生路。毛澤東可以給自己的“親密戰友”放生路,周恩來為什麽不能給自己的“親密戰友”放生路呢?因為周恩來與林彪也是“親密戰友”。
我們把話題轉回來看9月12日發生的事。這裏先說一點題外話,關於“九一三”之前林彪一家在北戴河的情況,林立果的未婚妻張寧寫過回憶錄《我寫我自己》。但張寧的回憶錄屬於文學創作,與曆史事實相距甚遠,基本上沒有作為曆史資料的參考價值。
9月12日晚上葉群給周恩來打電話之後,林彪一家很快就動身了。關於林彪一家是怎麽走的,有多位當事人提到這件事,這裏先看周恩來的說法。
邱會作回憶錄中提到了9月13日周恩來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說法:周總理說:“晚上11點半多一點,接到北戴河中央警衛團(八三四一部隊)的報告說:葉群宣布:‘周總理同意首長今晚起身去大連。’葉群一宣布,就上汽車走了。接著林豆豆從北戴河中央警衛團打來電話說:‘他們(指葉群、林立果等人)坐汽車把我爸爸搞走了’。”
周總理說:“接到豆豆的第三次電話,也是十一點半多了。這個人(林彪)的脾氣是很怪的,很難說服他不走,但為了安全,我還是命令警衛部隊要把他們追回來。晚上無論如何不能放行,出了問題怎麽負得了責!”
周總理繼續說:“葉群他們到山海關機場之後,是采取緊急上飛機的辦法走的。在當時的情況下,基層單位是很難攔得住的。”
周恩來敘述的林彪出走過程是這樣的:
一、9月12日晚11點半多,葉群宣布“今晚首長去大連”,並聲稱得到了周恩來的同意;
二、葉群宣布完,很快就與林彪一行人上汽車走了;
三、此時林豆豆從北戴河打來電話說:葉群、林立果把林彪搞走了;
四、周恩來說林彪這個人脾氣很怪,很難說服他不走。這也是委婉地說:林彪非要走不可;
五、周恩來出於對林彪“安全”的考慮,派出警衛部隊把林彪等人追回來,不讓林彪的飛機在晚上起飛;
六、山海關機場並沒有放行飛機,而林彪一行是強行起飛走的。
(285)
周恩來的說法,得到了其他人的印證。
林彪衛士李文普回憶說:
大約晚11點多鍾,葉群拉我到林彪臥室門外,叫我等著。她先進去和林彪說了幾句話,然後叫我進去。這時,林彪早已從床上起來穿好衣服,林彪對我說:“今晚反正睡不著了,你準備一下,現在就走。”
我說:“等要了飛機再走。”
葉群插話騙我說:“一會兒吳法憲坐飛機來,我們就用那架飛機。”
我當時懷疑為什麽不讓我調飛機,有些反常,心裏越來越沒有底。
前麵提到葉群給吳法憲打電話調飛機的事。葉群給吳法憲打電話調飛機,其實並不是真的為了調飛機,葉群是借著調飛機的事,向吳法憲打個“招呼”,希望吳法憲在關鍵時刻能夠對他們“網開一麵”。因為吳法憲畢竟是空軍司令,吳法憲要是手鬆一點,林彪他們就會少掉很多麻煩。
但吳法憲事先接到周恩來的電話,對葉群態度冷淡,並抬出周恩來說事。這時葉群看出吳法憲靠不住了,也就不提“打招呼”的事了。事後證明葉群沒有向吳法憲“打招呼”還是對的,後來吳法憲主動提出派戰鬥機打林彪的座機,這真可謂辜負了林彪對吳法憲一生的栽培。
葉群對李文普說“一會兒吳法憲坐飛機來,我們就用那架飛機”,其實也不是想騙他,隻是想讓李文普把這個消息散布到林彪辦公室,讓大家以為林彪要等吳法憲的飛機來了之後才走。這樣大家就會放鬆警惕,坐等吳法憲的飛機來到。這時林彪他們突然出走,就會讓其他人措手不及。
李文普繼續回憶說:我從林彪那裏出來,葉群也跟著出來,叫我快點調車,並說:“快點吧,什麽東西也別帶啦!有人要來抓首長,再不走就走不了啦!”
究竟往哪裏走?我越發懷疑,我就到值班室給北京打電話,找到空軍主管專機工作的副參謀長胡萍。我說:“首長要馬上走,什麽也不帶,我覺得方向不明確,你知道去哪裏吧?”
胡萍在電話中很不耐煩地說:“你不要問了,不要問了!你不要再往北京打電話了!”不容我再說,胡萍就把電話掛斷了。
這時,林立果把我叫到葉群的辦公室,給在北京的周宇馳打電話,叫我在門外看著。我聽到林立果說:“首長馬上就走,你們越快越好!”他放下電話出來,催我快去調車。
這裏葉群對李文普“交底”了:“有人要抓林彪,再不走就走不了”,因為林彪準備帶李文普一起走,不“交底”是不行的。不過葉群沒有把具體去哪裏告訴李文普,現在告訴李文普還為時過早。此時李文普也感到情況異常,就向在北京的主管專機的空軍副參謀長胡萍打電話詢問。這時周恩來已經派吳法憲找胡萍查飛機了,胡萍怕與林彪方麵的人再接觸會進一步給他“惹禍”,就拒絕與林彪辦公室的人聯係,說“你不要再往北京打電話了”。
(286)
同時,林立果給在北京的周宇馳打電話,通知他們取消“南下”計劃,改為“北上”。據周宇馳妻子王聖蘭回憶說:周宇馳在家接電話,都是關著門的,本來是聽不見的。但因為那天天熱,窗戶開著,加上線路不好,他聲音很大,因此從窗戶那裏飄來一些聲音。所以我聽見周宇馳大聲問:“上哪兒?上哪兒?哦,北上?北上啊!”
結合李文普和王聖蘭的回憶,可知林立果當晚給周宇馳打電話是用暗語講的,第一句是“首長馬上就走,你們越快越好”;第二句是“北上”。周宇馳得到消息後,馬上找於新野等人劫持飛機飛往蒙古,這與林彪飛機的飛往地點是一致的。林立果在電話中,隻對周宇馳說了一句“北上”,周宇馳就馬上明白飛往蒙古,這也說明“北上”的計劃是早就策劃好的,不是9月12日才臨時決定的。
李文普繼續回憶說:我回到秘書值班室,給58樓八三四一部隊張副團長打電話,告訴他:“首長馬上就走。”
張副團長問我:“怎麽回事?”
這時林立果又走了進來,問:“是誰來的電話?”
我說:“是張副團長。”林立果立即伸手把電話壓了。
我拿了林彪常用的兩個皮包走到外邊,楊振剛把車開上來。剛到車庫門口停下,林彪光著頭出來和葉群、林立果、劉沛豐走到車旁。這是一輛三排座大紅旗防彈車,林彪第一個走進汽車坐在後排,葉群第二個走進汽車,坐在林彪身邊,他們坐定了,中間第二排座才能放好。第三個上車的是林立果,他坐在第二排在林彪前麵。第四個上車的是劉沛豐,坐在葉群的前麵,我最後上車,坐在前排司機旁邊。身後就是林立果坐的位置。
按照常規,林彪出行時,不能林彪的專車單獨出去,要有八三四一部隊的警衛車輛開道和押尾。因此,林彪正常的出行是要事先通知八三四一部隊的。這時李文普按規矩通知八三四一部隊林彪準備走,而林立果卻壓斷了電話,不讓李文普與八三四一部隊聯係。關於此事,林彪辦公室警衛科長劉吉純也回憶說:
晚11點多鍾,聽到葉群在走廊上大喊:“快走!快走!”
我以為是去大連,就跑到秘書辦公室,讓宋秘書給大連打電話。宋秘書剛撥通,把話機交給我,恰好林立果進來,問我:“給哪裏打電話?”
我說:“大連。”林立果立即按斷電話機。
這時,八三四一部隊張宏副團長打電話給李文普,詢問情況。林立果又把電話按斷,並大聲喊:“誰都不要打電話,也不準接電話!”
接著,林立果拉李文普出去,李文普立即叫司機楊振剛備車。我跑到大隊部,讓薑作壽趕快派人去機場,先把飛機看住,別讓起飛。等去機場人員上車後,我回到96樓,剛到樓前,看到林彪的車已經開了出來。由於沒有看見葉群的車,我到秘書辦公室,讓李秘書看葉群的車走了沒有。他看過後,說還沒有走。
就在這時,林彪的內勤張恒昌跑來說:“他們都坐一輛車跑了。”
我看到院子裏停著一輛伏爾加轎車,就跟宋秘書、李秘書和小張一同上去。考慮到四個人中就我一個人有槍,又拉一個有自動步槍的戰士,直奔山海關機場。
(287)
林彪辦公室秘書宋德金也有類似的回憶,他說:9月12日晚上,電影廳裏放映香港電影,我照例是不看的,仍在辦公室。劉吉純告訴我,豆豆說林立果又逼她表態,他已陪豆豆到58號樓向張副團長、薑大隊長報告了這裏的情況,並且做了布置。
不大一會兒,林彪的警衛李文普匆匆回到辦公室,一邊忙著辦別的事情,一邊讓我立即給大連打電話,通知做好準備。電話剛接通,站在我旁邊的劉吉純拿起話機剛要講話,林立果進來,問是哪裏電話,並立即將電話按斷。林立果說:“哪裏也不要通知。”隨後就匆匆出去了。
平時林彪辦公室的行動,由李文普統一調動,林彪的車在前,葉群的車緊跟,秘書及其他人員殿後。這次則一片混亂,聽說要行動,我們按慣例注視著葉群的車,不見啟動,以為她仍在房間。忽然,林彪的內勤小張氣喘籲籲地跑上來說:“主任、老虎他們都坐首長的車跑了。”
這時我們才真正感到問題的嚴重。於是急忙叫上一名警衛部隊的司機,駕駛伏爾加轎車飛速緊追,車中有我同劉科長、李秘書和小張。我忽然想到,四人之中僅有劉科長是警衛人員,配帶一隻手槍,其餘都是赤手空拳,遂在58樓前,拉上一名持長槍的戰士,直奔山海關機場。
根據上述人員的回憶,上林彪專車的人共有六個:林彪、葉群、林立果、劉沛豐、李文普以及司機楊振剛。這六個人都是林彪認為最為信任的,準備帶走的。很顯然,李文普和楊振剛應該是事先做了“思想工作”的,但李文普跳車“臨陣脫逃”,而司機楊振剛則忠於林彪,不僅把林彪送到機場,還和林彪一起上了飛機。關於李文普和楊振剛的事,我們後麵專門分析,這裏先看事情的發展。
這裏有一個重要情況,就是李文普、劉吉純、宋德金的回憶中,都沒有提到林彪或者葉群叫林豆豆一起走,可見此時他們已經不要林豆豆了。
對這件事,林豆豆本人的回憶是:
就在這時,張清林在56號樓接到林彪的衛生員小張打給我的電話:“他們(指葉群、林立果和劉沛豐)正在床上拽首長,首長馬上就要被拽走了!你們快,快呀!”
一進值班室,張清林便氣呼呼地對張宏說:“情況萬分火急!最多不超過十分鍾上麵的汽車就要開跑了!部隊為什麽還沒行動?為什麽還不進行阻攔?”
(288)
這時已是11點30分,我責問張宏:“兩小時以前我就對你說好了,你為什麽還不調動部隊,你快帶部隊,快上!”
張宏默不做聲,不慌不忙地當著我的麵往北京掛電話,在電話裏向對方說:“他們剛才說再過十分鍾汽車就要開走了。”
接著,隻見張宏頻頻點頭,連聲說:“是,是,是……”
放下電話後,張宏慢條斯理地對我說:“中央指示你們跟著上飛機,跟著走。”
我氣憤之極,往大隊部值班室的床上一坐,問張宏:“為什麽叫我們跟著上飛機?”
張宏說:“這是中央指示。”
我質問道:“中央是誰下的指示?我坐在這兒就是不走了,要上,你們自己上!”
張清林揮動著拳頭說:“在這麽大的事兒麵前,你們再也不能猶豫了。汽車馬上就開動了,如果被你們放跑了,黨和人民絕不會寬恕你們!”
張宏火了,大聲說:“請你們不要在這裏指揮。我們是聽中央的!”
我不禁哭著喊:“中央?首長難道不是中央負責人嗎?首長的安全你們難道不管嗎?你開始不是說得好好的嗎?求求你們快攔住吧!副團長!……”
值班室裏的人越來越多,肖奇明中隊長等警衛幹部卷著袖子,提著槍,急得嗷嗷叫,跳著喊:“還不下命令,衝上去就來不及了!……下命令吧,副團長!”
但張宏始終沒有下命令讓他們衝上去。我反複問他:“到底是誰讓我們跟著上飛機的!”
張宏說:“中央。”
我問:“你剛才和哪位領導通的電話?”
張宏又不回答。
我進一步問:“你剛才是不是和張耀祠團長通的電話?”
張宏非常勉強地點了點頭。
林豆豆的回憶,是造成“九一三”事件撲簌迷離的關鍵因素之一。然而仔細分析林豆豆就會發現,她的話硬傷太多,不合理的地方太多,而且得不到其他人的印證,因此林豆豆的回憶可信性不高。關於林豆豆的回憶,已有人專門做過研究,這裏不再贅述。這裏隻講一個關鍵的問題,就是“中央”命令她跟著一起上林彪的飛機之事。
先看一下林豆豆回憶中提到的幾個當事人的說法。林豆豆回憶提到八三四一部隊中隊長肖奇明“急得嗷嗷叫,跳著喊”,那麽肖奇明本人又是怎麽說的呢?
(289)
肖奇明回憶說:林立衡對我說:“肖隊長,你們快帶人去把他們抓起來。如果在樓裏不動手,到了機場就打不過他們了。林立果對我說了,他們從上海帶來60多人,武器比你們好,都是微型衝鋒槍。”
在這緊張時刻,作為警衛部隊,沒有上級的命令隨便抓人,萬一弄錯了,後果不堪設想。再說,96樓有林彪的一套完備的指揮係統,如果他們借口說我們暗害他們,問題將更加嚴重。因此,我請林立衡跟我一起去值班室找領導。
這時,張副團長正在值班室,林立衡又把情況向張副團長說了一番,其中她還是強調馬上派人去把葉群、林立果抓起來。張副團長沒有表態,他立即打電話向張耀祠同誌請示。耀祠同誌在電話裏答複是:“現情況不明,不能扣他們。他們走,你們隨後跟著,並嚴密監視他們的行動。”
接著林立衡也和張耀祠在電話裏講了話,耀祠同誌與林立衡講完話後,又在電話裏向張宏指示,要求我們把林立衡保護起來,保證她的人身安全,不能出事。
肖奇明本人的回憶與林豆豆的說法大相徑庭,林豆豆要求張宏等人阻攔林彪的汽車,肖奇明不僅沒有支持林豆豆的要求“急得嗷嗷叫,跳著喊”,而是拒絕了林豆豆的要求。肖奇明說:“作為警衛部隊,沒有上級的命令隨便抓人,萬一弄錯了,後果不堪設想。”
顯然肖奇明的說法是合理的,肖奇明作為中央警衛團的中隊長,他當然知道應該遵從上級的命令。林豆豆的話又不是上級指示,他怎麽可能“急得嗷嗷叫”地附和林豆豆的要求呢?
張宏給張耀祠打電話後,張耀祠指示說:“現情況不明,不能扣他們。他們走,你們隨後跟著,嚴密監視他們的行動。”肖奇明轉述的張耀祠的指示是合理的,因為沒有上級指示,張耀祠這個級別的官員,怎麽可能下令阻擋林彪的坐車呢?更不可能扣押葉群和林立果。
張耀祠本人則回憶說:
晚23點40分,張宏再次向我報告:“他們已經調汽車了。”
我問:“你們準備好了沒有?”
張宏說:“準備好了。”
我說:“他們走時,你們要跟上他們,要特別注意他們去的方向。”
這時還沒有報告毛主席,中央還沒有指示,我隻能向張宏交待注意去的方向。
張耀祠的回憶與肖奇明相差不多,而與林豆豆的回憶大相徑庭。張耀祠明確說“此時還沒有報告毛主席,中央還沒有指示”,而林豆豆卻說張耀祠向她傳達了“中央指示”,並讓她很林彪一起走。後麵將分析對比一下林豆豆和張耀祠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
(290)
在說林豆豆提出“中央”命令他們上飛機之前,先看看林豆豆這個人。林彪經曆過兩次婚姻,共有三個子女。林彪與前妻張梅生育一個女兒林曉霖(1941年生),與葉群生育林立衡(乳名豆豆,1944年生)和林立果(乳名老虎,1945年生)。林豆豆出生於延安,據說“豆豆”這個乳名是來自林彪喜歡吃黃豆的嗜好。
林豆豆1962年進入清華大學電子工程係,1964年從清華大學轉學到北京大學中文係二年級,林立衡轉學到北大後,北大中文係指定了兩名女教師輔導她的功課。林立衡到北大後,因病經常缺課,北大中文係建議,有病長時間不能上課,可辦休學手續,保持學籍,病好後可以複學。林豆豆因此辦了休學手續。
但林豆豆休學後,卻沒有再回北大就學,而是於1965年去了《空軍報》工作。據說毛澤東知道林豆豆的情況後,同意她到《空軍報》工作鍛煉,《空軍報》專門指派了兩名業務骨幹幫助林豆豆。1969年,林豆豆升任《空軍報》副總編輯,此時毛澤東的女兒李訥《解放軍報》任總編輯,林豆豆比李訥低半級,與林彪比毛澤東低半級的情況一樣。
林豆豆脾氣,那是元帥府大小姐的典型脾氣:任性。葉群與林豆豆關係不太好,正好當時陸定一的妻子嚴慰冰寫匿名信給林豆豆,說葉群不是她的親生母親,搞得林豆豆與葉群的關係更加緊張。因為林彪寵愛林豆豆,她的任性脾氣沒人敢管,葉群也怕林豆豆三分,因為林豆豆動不動就要自殺。1964年和1968年,林豆豆兩次自殺未遂,搞得林家更不敢管她了。
一些小事也可以看出林豆豆的大小姐脾氣。林彪專機的副駕駛康庭梓,回憶了他們1971年9月7日把林豆豆從北京接到北戴河林彪住處的情況。康庭梓說:9月7日,這一次飛行性質也是“訓練飛行”。可是那天我一到西郊機場,就發現有點不一樣。平時的訓練飛行,飛機都停在停機坪上,可這一次卻拖到了候機室,隻有專機或者有重要任務的時候,才會這樣。
正在我納悶時,看見一群穿著空軍衣服的年輕人上了飛機,我認出其中一位瘦瘦的女軍人是林立衡。等到人都坐齊,我準備推操縱杆滑行的時候,林立衡突然說:“不行,不行,還有點事兒,停一下!”
後來知道,是林立衡落了一雙皮鞋要回去拿,於是我們等了40分鍾,等她第二次上飛機,才開始正常飛。不過林立衡坐的不是專機,屬於搭便機,這種飛行在我們部隊還是很多的。
據康庭梓回憶,林豆豆坐的並不是專機,而是“搭便機”。林豆豆為了回去取一雙皮鞋,讓機組人員和其他“搭便機”的乘客等她40分鍾,林立衡也認為這是理所當然,沒有表示什麽歉意。
(291)
我們再看林豆豆對八三四一部隊領導的說話口氣,都是命令式。比如八三四一部隊中隊長肖奇明回憶說:“林立衡對我說:‘肖隊長,你們快帶人去把他們抓起來。’”
林豆豆是什麽官職,她有什麽資格下命令抓人呢?這就是帥府大小姐的脾氣。因為林豆豆自從懂事以來,周圍的人都對她唯唯諾諾,養成她出口就命令別人的脾氣。林豆豆本人也回憶說:
我責問張宏(中央警衛團副團長):“兩小時以前我就對你說好了,你為什麽還不調動部隊?你快帶部隊,快上!”
張宏火了,大聲說:“請你們不要在這裏指揮。我們是聽中央的!”
以林豆豆的官職,她隻能向張宏匯報情況,絕無向張宏下命令的資格。張宏不買林豆豆的帳了,林豆豆反而還很生氣。林豆豆憑什麽生氣呢?林豆豆似乎認為,張宏應該違背“中央”,聽她的指示才對。
再看林豆豆寫給“中紀委”的材料,口氣也完全是一副“自己完全正確,錯誤都是別人”的大小姐脾氣。原空軍政委高厚良回憶了林豆豆在“九一三”事件後的一些情況,高厚良說:“九一三事件”發生後,林豆豆在玉泉山寫了不少揭露林彪搞兩麵派,表麵高舉緊跟,私下流露對毛澤東不滿的真實情況,同時認為林彪叛逃是受葉群、林立果的影響,為她父親開脫。
周恩來和中央政治局在接見林立衡時,曾對她“自以為是”的某些觀點提出批評,決定讓她回空軍報社,接觸群眾,通過學習,正確對待自己。1972年9月,林豆豆要回到《空軍報》參加學習。總政工作組李平在報社作了動員,說“過去她是仙女,你們夾道歡迎。現在她不是仙女,你們也要歡迎。她是起義的,起義說明她也是有錯誤的。”
李平說林豆豆“起義”的事實根據是:1971年9月7日,林立果把謀殺毛澤東不成就去廣州另立中央,再不成就去蘇聯當“寓公”的計劃,告訴了林豆豆,談了兩個多小時。林豆豆自己說:“當時怕林立果對自己下毒手,都曾向林立果表示‘跟你們走’。”
林豆豆思想鬥爭激烈,不同意林立果的行為,卻因林立果向她說過“首長也同意”,而不敢去當麵勸阻父親林彪製止林立果的活動。9月9、10、11日三天,林豆豆都在北戴河林彪身邊,還去山海關遊覽購物送給父親。林豆豆知道林立果在北京從事謀害毛澤東的活動,但沒有及時向中央檢舉揭發,直到9月12日晚林彪、葉群、林立果要逃跑之前,才去八三四一部隊打電話向中央報告。所以中央、總政認為她是“起義”。
(292)
高厚良說總政認為林豆豆是起義的,“起義說明她也是有錯誤的”,這句話是對的。林豆豆9月7日就知道林立果的暗殺計劃,卻不向中央匯報,這就任聽毛澤處於危險的境地。從這點來看,林豆豆的態度有機會主義的傾向:如果林立果暗殺成功,林豆豆就不向中央匯報了,坐享勝利果實;如果林立果暗殺失敗,準備外逃,她此時才告發他們。林豆豆在毛澤東最危險的幾天,不向中央報告,這顯然是林豆豆的“錯誤”。周恩來也批評林豆豆“自以為是”,讓她回《空軍報》學習。
高厚良繼續回憶說:林立衡以“九一三事件”的功臣、反林英雄自居,向大家宣傳她一貫反對林彪。林豆豆說自己對林彪很早就“有所認識、有所警惕、有所察覺、有所鬥爭”,說自己是林彪的“掘墓人”。林豆豆還說:“我想把《空軍報》辦成反林立果的基地”;“我很早就想給主席寫萬言書,講林彪不能當副統帥”;“九一三以前我沒有向中央報告,主要是為了裏應外合,配合毛主席這場反林、葉的鬥爭。”
林豆豆隨意講的一些情況,難以自圓其說,和群眾的差距越來越大。大家不接受她的觀點,她就說:“多少年後要恢複曆史的本來麵目。”這時,林豆豆就經常借口寫材料,不到報社來參加學習,有時來也不發言,私下對人說:“你們把我當敵人看待。”
由高厚良的回憶可知,林豆豆經常毫無根據地隨意講一些情況,造成大家對她的疏遠,然而林豆豆卻還是“自以為是”,自認為“多少年後要恢複曆史的本來麵目”。高厚良繼續回憶說:1974年2月,林豆豆再次自殺未遂。因為林豆豆鬧自殺,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過一次,周恩來、江青都參加了。後來周總理生病,汪東興向我們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說:“政治局要再議一下,對林立衡要解除監護,她和死黨有區別,準許她同張清林來往。讓她到農場勞動鍛煉,更多地接觸群眾。”
空軍黨委研究挑選了條件較好的河南開封某空降兵師農場安置林立衡和張清林。二人打報告提出結婚,空軍政治部批準他們結婚。林立衡在開封農場,隻幹一些輕微的勞動,享受正常的黨員幹部待遇。1975年10月,林立衡夫婦作轉業處理,11月中旬安排到鄭州汽車廠某分廠任革委會副主任。
林立衡在報刊上說:“她沒有轉業手續,上不了戶口,拿不到購糧本、肉證,也領不了工作證,仍然用假名,從此化名路漫,十四年來可以說是名符其實的黑人。”
這種說法完全是聳人聽聞的謊言,轉業是中央批準由河南省委接收辦的手續。工廠按廠級領導幹部對待,生活用品經常送到家,怎麽可能成了“沒有戶口的黑人”?
(293)
林豆豆的同父異母姐姐林曉霖,曾多次直接或間接批評林豆豆,規勸她為人要正直,要誠實。1977年冬天,林曉霖特地從北京趕到鄭州探望妹妹,詢問“九一三事件”的有關情況。那時,林豆豆就說:“林彪是被毛澤東逼走的”、“是林立果和葉群綁架把他弄上飛機的”、“中央公布的那些材料不真實”。
林豆豆拿出她寫的許多材料給林曉霖看,林曉霖看後覺得林豆豆所寫的材料水份太大。例如她說:“林彪在公開場合講的許多話,是中央有人給他服了一種藥,改變了他的思維和精神狀態。”林豆豆還說:“葉群搞了幾年選美,是因為毛澤東好色,葉群為了討好才在全國各地挑選美女向毛澤東進貢。”
林曉霖當時就覺得林立衡說這些話太假,便說:“你講這些別人能信嗎?我們不能隻從林彪是我們父親,要為他翻案的個人利益出發,說一些不負責任的話。”
這樣姐妹倆就發生了尖銳的矛盾。林豆豆一心為林彪辯護,把林彪幹的事都推在毛澤東身上,似乎林彪什麽錯都沒有。林曉霖說:“我和豆豆同是一個父親所生,姐妹同根,我也不能說豆豆多麽壞,但對她愛虛榮、愛說假話,我也深感痛心。因為假話不能持久,終究要被事實揭穿,到頭來害的還是自己。”
以上說了那麽多林豆豆的事,就是想說明一個問題:林豆豆是那種毫無根據隨意說話的人,因為,對林豆豆提出的“中央”命令他們上飛機之事,也沒有必要特別深究,因為這本來就是林豆豆隨便說的事情。
有人在林豆豆說“中央”命令他們上飛機之事上,大做文章。其實林豆豆說的這件事,本身就是無法自圓其說的。林豆豆說的“中央”,肯定隻能是毛澤東或周恩來,其他人都擔不起“中央”這兩個字。
如果說周恩來命令林豆豆“上飛機”,那就是說周恩來要主動放飛林彪的飛機,所以才會命令林豆豆上飛機。然而在事實上,不隻是汪東興、張耀祠等人,就是吳法憲、李作鵬等被判刑的人,也都承認周恩來曾向他們下令,盡可能阻止林彪的飛機起飛。周恩來一方麵要阻止林彪的飛機起飛,另一方麵又命令林豆豆“上飛機”,這豈不是自相矛盾?
如果說是毛澤東命令林豆豆“上飛機”,那就等於是毛澤東要放飛林彪,主動讓林彪跑到蘇聯去。林彪跑到蘇聯去,對毛澤東來說是有百害而無一利,毛澤東似乎還不至於愚蠢到搬石頭砸自己的腳的地步。因此,根據林豆豆隨意說的話去探究曆史,隻能是走入歧途。
(294)
這裏轉回來說林彪上飛機的情況。
據林彪衛士李文普回憶說:
當時已是深夜,天很黑,林彪的專車開動了。葉群對林彪說:“李文普和老楊對首長的階級感情很深。”我和楊振剛都沒有說話。
車開到56樓時,我突然聽林彪問林立果:“到伊爾庫茨克多遠,要飛多長時間?”
林立果說:“不遠,很快就到。”
汽車開到58樓時,薑作壽大隊長站在路邊揚手示意停車。
葉群說:“八三四一部隊對首長不忠,衝!”楊振剛加快車速,過了58樓。
聽林彪說要去伊爾庫茨克,我才知道不是去大連,是要到蘇聯去。當時一聽去蘇聯的地方,腦子裏第一個反映就是叛逃,所以,在這一瞬間,我思想上產生了激烈的鬥爭。跟著跑,這不是當叛徒了嗎?自己的老婆、孩子不成了叛徒的家屬了嗎?便決心下車。
我本能地大喊了一聲:“停車!”
楊振剛把車停下來,我立即開門下車。
葉群氣衝衝地說:“李文普,你想幹什麽?”
我說:“你們究竟要到哪裏去?當叛徒我不去!”
我轉身朝58樓喊了一聲:“來人哪!”與此同時,我聽到了車門響聲和槍栓聲,林立果就向我開槍。當時距離很近,隻一米左右,我側著身,手揚著,所以子彈從前胸擦向左臂。受傷後,我倒在路邊,先後聽到三輛車通過。
林立果開槍把我打傷之後,叫楊振剛加快速度馳向機場,劉吉純和八三四一部隊的幹部戰士分乘幾輛車在後麵追趕。追車的八三四一部隊幹部戰士途中被一列火車擋住耽誤了時間,到達機場時,林彪的二五六號三叉戟飛機已經強行起飛升空了。
九一三事件發生之後,林立衡、張清林被中央接到北京玉泉山高級首長住處,寫回憶及揭發材料。我和林彪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到北京亞洲青年療養院接受審查。因為我沒有像林立衡那樣及時向中央報告林彪、葉群要從北戴河逃跑的情況,被認為是參與了陰謀活動,犯有嚴重政治錯誤的幹部。
對於李文普為什麽跳車的問題,有很多爭議,這個話題放在後麵說。這裏先把李文普說的林彪專車出走的過程整理一下:
一、林彪、葉群、林立果、劉沛豐、和李文普上車之後,司機楊振剛馬上就開車了;
二、汽車開到58樓時,薑作壽大隊長站在路邊揚手示意停車;
三、葉群說“衝!”,楊振剛沒有理會薑作壽示意停車,衝了過去;
四、李文普大喊“停車”,然後打開車門跳車出去;
五、林立果向李文普開了一槍,李文普倒地,楊振剛繼續開車駛向機場;
六、林彪辦公室的劉吉純和八三四一部隊的幹部戰士分乘幾輛車在後麵追趕;
七、追車的隊伍途中被一列火車阻攔,等他們到達機場時,林彪的飛機已經強行升空了;
八、林豆豆作為“起義有功”,到北京玉泉山高級首長住處寫材料;李文普等林彪辦公室的人被認為是參與了“陰謀活動”,受到隔離審查的處理。
(295)
薑作壽也回憶說:
大約晚11時半左右,林彪的內勤小陳打電話給我說:“大隊長,他們走了,都乘首長那輛車,連我也不讓上車。快點,快點。”
聽得出小陳很是緊張。我放下電話,向張副團長(張宏)做了報告,便往樓下跑。從96樓乘車出去,必須經過58樓門前,我想在這裏把車攔住問一問:“首長,你們現在要去哪裏?我們警衛部隊怎麽跟你走?”
我剛站到馬路中央,就看見林彪那輛大紅旗保險車拐過了彎,開著大燈直射過來,照得我連眼都睜不開,轉眼之間,車子駛過百餘米的坡路逼近我的身邊。我做出緊急停車的手勢,高喊:“停車!停車!快停車!”
可是,車不僅不減速,而且在加足馬力,鳴著短促的喇叭,旁若無人地直衝過來,根本沒有停車的意思。若不是我快捷躲開,看那樣子,就是把我撞死了也不會停車的。瞬息之間,紅旗保險車從我身邊擦身而過。
據薑作壽回憶,他讓示意林彪的坐車停車,並不是真的想阻攔,隻是想問問林彪去哪裏,他們這些警衛隊伍怎麽跟著走。而林彪的坐車卻以為他要阻攔,加速衝了過去。
林彪坐車衝過薑作壽的阻攔後,李文普跳車,林立果向李文普開槍並打傷李文普。一旦開槍,事情的性質就變了,由“文鬥”變成了“武鬥”。林立果對李文普開槍,這就意味著林彪的武裝反抗,這個性質就上升為敵我矛盾了。一些為林彪翻案的人,為了避免林立果開槍造成“敵我矛盾”的難題,於是就說林立果沒有開槍,李文普的槍傷是他自己開槍打自己的。為此李文普辯解說:“我已經跳車了,又何必再打自己一槍?”
李文普為了表明他不再跟林彪了,有跳車的行為就足夠了,再打自己一槍完全沒有必要。再說,自己開槍打自己的槍傷是很容易鑒別的,李文普試圖以此來欺騙組織也不太可能。因此,李文普自己開槍打傷自己的說法,是不合理的,李文普的槍傷應該來自林立果。
另一位八三四一部隊中隊長肖奇明回憶說:
林彪的轎車從96樓方向迎麵駛來,見前麵有人時,車不但沒有停,反而加足馬力鳴著短促的喇叭呼嘯而過。然而這輛紅旗車卻在距離我們50米左右的地方突然停下,從車上下來的是林彪的衛士李文普。當我追到離紅旗牌轎車約20米左右時,林立果向我連開了兩槍,接著我又聽到一聲槍響,李文普倒下了。
這時,一個念頭在我腦中急閃而過:林立衡的報告已變成了現實。我憑借著路旁的樹作掩護,迅速掏出手槍,“啪啪”還擊了兩槍。林彪一夥見警衛部隊有人竟敢攔阻他們的專車,並追趕不舍,而且公然開槍還擊,更加惶恐萬分,連車門都顧不上關,駛車倉皇逃竄。
(296)
張耀祠雖說非當事人,但他做作為八三四一部隊的團長,當然有自己的渠道了解消息。
張耀祠對此事回憶說:
林彪的汽車離開96號樓後,路上被八三四一部隊中隊長肖奇明擋了一下,沒有攔住,汽車跑出約二十多米,李文普叫停車,他從車裏跳出來,與此同時連響三槍,可能是林立果他們打的,李文普左手負傷。此時肖奇明聽到槍聲,還擊了兩槍。林彪的汽車加大了油門,以每小時100公裏的速度向機場飛馳而去。
綜合肖奇明和張耀祠的回憶,林彪坐車遭到槍擊的情況如下:
一、大隊長薑作壽阻攔林彪坐車,被闖過;
二、李文普叫停車,林彪坐車停下;
三、與此同時李文普跳車出來,肖奇明追向林彪坐車;
四、林立果打開車門,向遠處的肖奇明開兩槍,向近處的李文普開一槍,李文普負傷倒地。
五、肖奇明沒想到林立果會向自己開槍,讓林豆豆說的話變成了現實,一時激動,於是就向林彪的坐車還擊兩槍。這兩槍據說打在林彪專車的後風擋玻璃上,因為林彪專車是防彈玻璃,所以子彈沒有穿透。後來,周恩來對這兩槍提出了批評,說:“沒有明確指示,怎麽能開槍呢?”
因此肖奇明對林彪專車開槍,並不是來自上麵的指示,而隻是自己一時激動的個人行為。
林彪的坐車開走後,警衛科長劉吉純等人驅車在後麵追趕。
劉吉純回憶說:
雖然我們的車已開得很快,我們還是不斷催促司機開得再快一些。由於車速太快,天黑又沒路燈,司機突然刹車,拐了一個大彎後才停了下來。原來前麵正有一輛長長的火車通過,我們的伏爾加車已接近鐵軌,若不是司機年輕機敏,我們不是撞上火車便是翻到路邊溝裏。如今回想起來,還很後怕。
當我們趕到機場時,那裏一片黑暗。林彪乘坐的紅旗車停在那裏,這時,飛機已經起飛了。稍後,張宏副團長也趕到機場,把沒有上飛機的機組人員集中起來。我和一起去的幾個人乘車返回北戴河。下車後,才知道李文普已受傷住院。“林辦”所有在北戴河的工作人員一起被軟禁起來,開始接受長達四年的審查。
張耀祠繼續回憶說:
9月13日0點22分,林彪的汽車一進機場,就直奔停機坪開到二五六號專機附近。汽車還沒有停穩,葉群先跳下車,高聲嚷叫:“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我們要走了!”
葉群、林立果、劉沛豐拿著手槍亂喊:“快,快!飛機快起飛!”
他們不等飛機加完油和開機艙門,就順著駕駛艙的小梯子往上爬。他們看到八三四一部隊汽車趕來時,顧不上等機組人員和搬運車上攜帶的機密文件,就命令駕駛人員起動飛機。9月13日0點32分,林彪乘坐的飛機,在一片漆黑中強行起飛了。
林彪三叉戟專機的第二副駕駛康庭梓回憶了他們機組人員,從北京到達北戴河山海關機場之後的情況。
康庭梓說:
9月12日晚上,我們就住在山海關機場的招待所裏。潘景寅是師級幹部,被安排在單獨的高幹房間。剩下我們7個人住在另一棟平房裏:最東邊第一間住調度室主任李海彬;第二間住程洪珍;第三個房間正好有3張床,分給了3個機械師:李平、邰起良和張延奎;我與領航員李成昌住第四個房間;第五間住陳副駕駛陳聯炳和通訊員陳鬆鶴。
(297)
過了一會兒,潘景寅來了,我們機組9個人聚集在3個機械師的房間裏。按慣例,在飛行結束後有個講評會,潘景寅簡單地評了一下當天的飛行。潘景寅最後交代:“明天6點起床,6點半吃飯,然後早些到機場準備飛機,待命。”
睡覺的時候接近晚11點了。我就睡在靠近窗戶的床上,我的窗戶離機械師們的房間不到1米遠。9月份的山海關夜晚已經有點寒意,臨睡前我還特地把窗戶關得嚴嚴的。睡得正香,突然聽見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李海彬在門外急呼:“首長到了!快起床!”
接著又聽到猛敲隔壁房門的聲音。我一下子就爬起來了,打開電燈,李成昌也起來了,我們都以最快的速度穿衣服。當我穿第二隻皮鞋的時候,突然聽見很響的一聲“轟——”,這聲音我太熟悉了,是三叉戟發動機的轟鳴聲。我更著急了,沒顧上係鞋帶,衣扣也沒扣好,提個包就往機場跑。
借著招待所外的燈光,我看到陳聯炳和陳鬆鶴兩人已經跑在了我們前麵。我們4個人還沒上,飛機怎麽就走了呢?我滿腦子都是不解,也顧不上想很多,隻有加速往停機坪跑。
我看到三叉戟飛機正在快速移動,準備進入跑道,發動機的聲音在深夜顯得格外大。這時,海軍地麵人員也迅速趕來,我們站在一起,不約而同望著飛機,呆在那裏,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混亂中,一隊人馬突然從黑暗中出現,一輛卡車滿載著荷槍實彈的陸軍士兵在停機坪中央停住,有人已經端著步槍從車上跳下,有人喊:“開槍!”,又有人喊:“不準開槍!”在那輛卡車到達的同時,一輛吉普車也出現在離我幾米遠的地方。一位40多歲的陸軍軍官急速跳下車,他看我上身穿飛行員工作服,知道我是機組人員,左手拉住我的右臂,右手拿著手槍點著正在滑行的飛機,操著濃重的山東口音非常著急地說:“你,你……快把飛機攔住!”
我也很著急,就一個勁兒問他:“誰在飛機上?”
他答非所問,隻是不停地說:“這架飛機不能起飛!你把它攔住!”
我看到停在那裏的吉普車,急中生智:“你拉我幹嗎?你把汽車開到跑道上堵住它,就不敢起飛了!”
他趕緊上了吉普車,可是這時飛機已經滑入跑道的一頭,開始增速滑跑,幾十秒鍾後,便衝天而起,消失在機場西南方的夜空。此時是1971年9月13日零時32分。
山海關機場調度室的塔樓裏氣氛異常緊張。我看見調度員正在用話筒喊:“聽到請回答!”、“快回來!”這些話,可是對方一片沉寂。我明白,機上肯定把與地麵的通話係統關閉了。八三四一部隊的那些人拿著電話呼叫,喊接“北京九局”。電話接通後,我聽他們說:“向中央報告,老虎和葉群把首長搞走了!”聲音很大,滿屋子人都聽得特清楚。
我們都知道,“老虎”是林立果小名,林立果和葉群把林彪給綁架了?
(298)
這裏再從另外一個角度看看林彪三叉戟專機從北京飛到山海關機場的情況。三叉戟從北京起飛時,機上有9名機組人員,5名乘客。乘客中林立果和劉沛豐下飛機後,立即去北戴河的林彪住處。而另外三名乘客,林立果的英文翻譯程洪珍,以及兩名年輕女兵,被留在機場。為什麽林立果不把這三個人一起帶到林彪住處呢?原因應該是對他們的信任還不夠。
兩名年輕女兵,林立果肯定不會告知她們“五七一工程”;即使是程洪珍,林立果也沒有向他透露暗殺毛澤東計劃等最秘密的情報。這些人當中,隻有劉沛豐是完全知情者,所以他與林立果一起去了林彪住處,又一起上了飛機。
林彪等人登上飛機後,飛機立即起飛,程洪珍和兩個女兵被留了下來。他們三人沒有上林彪的飛機,並不是因為時間來不及,而是因為根本就沒有讓他們上去。
三叉戟的9名機組人員是:機長潘景寅、第一副駕駛陳聯炳、第二副駕駛康庭梓、主管機械師李平、特設機械師邰起良、普通機械師張延奎、領航員李成昌、通訊員陳鬆鶴、女服務員魏秀玲。其中潘景寅和3名機械師上了飛機,其餘5名機組人員沒有上飛機。一些文章說這5名機組人員是沒有時間上飛機,其實不然,他們是完全有時間上飛機的,而是被故意“甩”在機場。
對此第二副駕駛康庭梓回憶說:
三叉戟起飛後,一片混亂的山海關機場漸漸恢複了寧靜,很多信息從各方麵匯集過來,我們也慢慢知道了很多細節。
那天晚上,潘景寅並沒有回他自己的房間睡覺,而是待在調度室主任李海彬的調度室裏,程洪珍也沒有睡,他們3個在一起聊天。9月13日淩晨0點5分左右,潘景寅接到了一個電話,他隨後就通知李海彬叫油車來加油。在李海彬打電話要加油車的時候,潘景寅走出調度室,先經過程洪珍的門口,再經過我們的房間,直接走到3名機械師的房間,把他們叫起來去機場。
我的房間與3名機械師們住的房間隻有一牆之隔,我是個睡覺很輕的人,房間開著燈就不能入睡。可是,3名機械師起床時,我竟沒有聽到任何一點聲音。
3名機械師到機場時,油車還沒有來,他們開始做飛行前的準備。一會兒,油車來了,一名機械師爬到機翼上準備加油時,突然,一輛黑色紅旗牌轎車從停機坪外的黑暗中急駛而來,在飛機的左後方停了下來。此時是0點22分。
這是林彪的專車,潘景寅隨即直奔停機坪。從調度室到停機坪隻有50米,潘景寅到了停機坪,直接登上飛機。潘景寅在0點5分接到電話後把機械師叫醒,讓機械師做起飛準備;最後潘景寅在0點22分登上飛機。在這中間有十幾分鍾的空餘時間,但潘景寅一直沒有把我們其餘5名機組人員叫起來。在我看來,他是有意識地把我們甩掉的。
(299)
現在有很多關於“九一三事件”的評論文章,其中一個觀點是,林立果的最大失誤是把有用的人(指副駕駛、領航員和通訊員)甩下來,而把沒用的機械師帶走了,其實這是一個誤解。機械師是飛機的關鍵人物,飛機艙門的鑰匙都在機械師手裏,加油也靠機械師。飛機在起飛前的種種動作,沒有機械師是完不成的。
我後來聽海軍的地麵人員說,林彪的紅旗車停了以後,第一個下來的是葉群,她說:“有人要害林副主席,現在有情況,快讓油車離開,我們要走!”並高呼:“誓死捍衛林副統帥!”第二個下車的是林彪,他們順著駕駛艙工作人員的軟梯,“上拉下推”地上了飛機。
特設機械師邰起良看見林彪已經到來,而機組其他5位成員還沒到,他可能有點納悶,到飛機下麵抓起臨時內線電話,找到調度室主任李海彬,說:“首長都到了,機組人員怎麽還沒來齊?”李海彬也大驚,才趕緊去敲我們的門。
三叉戟起飛後,我們5名留下來的機組人員都意識到事件的嚴重性,我們推舉第一副駕駛員陳聯炳作為機組的負責人,盡快與上級取得聯係。有人說:我們應該盡快告訴中央,林副統帥半夜乘機不知去向。可是怎麽才能找到黨中央呢?最後大家想起找空軍航行局局長,他是直接管飛行的。陳聯炳把電話打到航行局局長那兒,把前後情況大致匯報了一番,對方的第一反應是完全不相信:“哪有飛機走了,把你們留下來的事?不可能!”
我們又費了一番口舌,他才確信我們說的都是真的,他也傻眼了。
第二天中午飯的時間,我們還在商量匯報的事,這時場站的同誌通知我們:中午飯不要到空勤食堂就餐了,由海軍的同誌直接把午飯送到招待所來。我們聽到後一下子都愣住了,往外一看,外麵都站上了崗。我明白:我們失去自由了。
關於林彪一行人在山海關機場的行動,原山海關場站參謀長佟玉春也回憶說:
1971年9月12日20點15分,一架三叉戟專機在山海關機場降落,我到專機跟前迎接首長下飛機,這是慣例。我看見林彪的兒子林立果從機艙裏出來,後麵跟著劉沛豐。林立果三天兩頭來,老見麵,他和我打了個招呼,就準備坐車走。
我突然發現北戴河沒有派車來接,奇怪?我忙讓場站值班員與北戴河聯係。林立果一臉焦急,像是有什麽急事。他等不及北戴河來車,向我要車。吉普車很快來了,林立果叫司機下來,他坐到了司機的位置上,劉沛豐上車後,林立果飛快地把車開走了。
我注意到林立果走錯了路。天黑了,林立果又不熟悉機場道路,走到機場修理飛機的機庫去了。我馬上趕過去,看見林立果的車撞到了車庫門熄了火。我很快又調來一輛吉普車,林立果也沒有多說話,換了車,和劉沛豐就一溜煙地開跑了。
(300)
我卻越想越不放心,從山海關機場到北戴河40多公裏,路況不好,林立果用的是我們機場的車,別半路出事,我到路上看看。我又調了一輛吉普車,沿路一直追到北戴河西山的大門口,也沒有發現吉普車。我這才放心地返回山海關機場。我返回山海關機場時已經接近22點,山海關機場站長潘浩說:“專機明早7點起飛。”
晚上11點30分左右,場站政委史嶽龍叫我趕快到他家。史政委講海軍第一政委李作鵬先後來了幾次電話,要求飛機起飛要聽北京周總理、黃(永勝)總長、吳(法憲)副總長和他的指示,其他人批準了也不能起飛。這時潘站長也到了史政委家,我們認為這是大事,直奔機場調度室。
我提醒潘站長:是不是與李作鵬政委直接通個話?我們到指揮所後,我用保密機要通海軍總機,然後把電話交給潘浩,由他直接和李作鵬通話。我在一邊提醒潘浩:“現在飛機正在加油,如果飛機強行起飛怎麽辦?”
李作鵬可能也沒想到這種情況,他遲疑一下,說:“強行起飛,就直接報告周總理。”
潘浩又請示:“是不是要告訴林彪專機飛行員潘(景寅)副政委?”李作鵬表示同意。
潘站長去通知潘景寅,但他不在房間裏,事後才知道潘景寅那時正在隔壁李海彬的調度室裏。如果他們到調度室看一看,就可能通知到潘景寅,當然潘景寅聽不聽是另一回事。
13日0點15分,我步行去停機坪。在距離林彪專機不到100米的地方時,林彪的大紅旗車飛快地開進了機場,停在離專機很近的地方,時間是0點22分。
我趕緊往專機跟前跑,看見林立果、劉沛豐先下了車,然後林彪、葉群也下了車。葉群大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我們要走了。”
葉群跑到油車跟前大喊:“快把油車開走!快把油車開走!”被她這麽一喊,油車司機開始猶豫著往後麵倒,可是還沒等油車完全倒走,飛機就急著開始滑行,結果右機翼尖上的紅色航行燈掛在了油車頂部,燈罩的碎片撒落在停機坪上。
林立果下車後也大叫:“快,快,飛機快啟動!飛機快啟動!”
我看見林彪他們沒有等梯子車開過來,就順著駕駛艙工作人員的小梯子往上爬。第一個上去的是劉沛豐,第二個是葉群,林彪緊跟著葉群上去了。
林立果則到專機旁邊打電話(專機旁邊安裝有固定電話)。林彪專機上下來一個人,事後才知道是特設機械師邰起良。潘景寅叫起三個機械師加油,兩名機械師李平和張延奎爬到飛機右翼上加油,特設師邰起良在機艙裏作飛行前的準備。邰起良看見林彪到了,但兩個副駕駛以及領航員、通信員等5名機組成員還沒有到,就下飛機給李海彬打電話。
我攔住邰起良,對他說:“沒有周總理批準,專機不能起飛!”
邰起良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沒有說什麽。林立果推著邰起良上了飛機,邰起良似乎有些猶豫,回過頭還看了好幾次。林立果最後一個上了飛機。
(301)
機場的跑道燈沒有開,隻有停機坪上的燈亮著,而警衛連還沒有來。我朝天打了三槍,意思是催促警衛連趕快來。調度員李萬香聽到槍聲後,立即熄滅停機坪上的照明燈,山海關機場漆黑一片。
這時,林彪專機的三台發動機都發動起來了,聲音非常大。因為林彪專機的機頭燈開著,所以我能看見飛機在快速移動。也許是飛行員潘景寅太著急,致使專機提前轉了彎,一個輪子陷入跑道邊的豆子地裏。我急忙坐一輛油車去追,還沒有等我趕到,林彪專機已經加大油門,狂吼著從東向西衝進了跑道,專機升空看不見了。
之後,我們幾個當事人,站長潘浩、政委史嶽龍、我等都被集中到沈陽軍區,各寫各的材料。之後我們又回到機場上班,沒有受到什麽處理。
結合康庭梓和佟玉春的回憶,我們可以知道幾件事:
一、潘景寅這天晚上沒有睡覺。三叉戟專機原定計劃是第二天一早飛廣州,按道理機組人員是應該睡覺的,這樣才能保證第二天的飛行安全。可是潘景寅卻不睡覺,而是一直在調度室裏聊天,這說明事先林立果向潘景寅交待過,讓他今晚隨時待命,以防突發情況,所以潘景寅就沒敢去睡覺。
二、9月13日淩晨0點5分,潘景寅接到了一個電話,這個電話應該是來自北戴河林立果打來的,他通知潘景寅立即準備起飛。
三、潘景寅悄悄叫醒三名機械師,不驚動其他人。康庭梓說他與3名機械師住的房間隻有一牆之隔,竟沒有聽到任何一點聲音。潘景寅不叫醒其他5名機組人員,是因為在緊急起飛的計劃中,其他5名機組人員是事先計劃好不帶上飛機的,怕這些局外人上了飛機不好控製。
四、三名機械師中,主管機械師李平,應該是與潘景寅一樣的知情者。三叉戟飛機的駕駛艙有三個座位:前方是機長和副駕駛,後方是機械師,三叉戟飛機有3名機組人員就可以正常飛行。林彪的二五六專機之所以有9名機組人員,是為了保證副統帥的安全,特別配備了9人。但實際上,飛機隻有機長和機械師兩個人就能駕駛,這是最低限的機組人員。
因此,林彪和林立果要在緊急情況下使用這架飛機,當然沒有必要對多餘的人“做工作”,隻要對機長潘景寅和主管機械師李平“做工作”就可以了。因此,在原計劃中,二五六專機將由潘景寅和李平兩個人來駕駛,其餘的人都是多餘的。但由於當天晚上3名機械師被安排在一間房間睡覺,潘景寅隻叫李平,而不叫另外兩名機械師,會使那兩人起疑心,反而更麻煩,所以隻得把3名機械師一起叫去了。
(302)
特設機械師邰起良和普通機械師張延奎顯然是不知情的。對於普通機械師張延奎,康庭梓回憶說:張延奎本不是二五六專機的機械師,由於當時二五六專機的機械師臨時有事情,就讓張延奎頂替,他莫名其妙地成了冤死鬼。
對於特設機械師邰起良,佟玉春回憶說:邰起良看見林彪已經到來,而機組其他5名人員還沒到,就從飛機上下來打電話通知其他5名機組人員。當佟玉春告訴邰起良“不準二五六飛機起飛”的命令後,邰起良更感到無法理解,最後是被林立果推上飛機的。
五、潘景寅在臨起飛前,緊急通知給飛機加油,可見潘景寅事先知道這次要飛較遠的航程,所以才緊急加油。隻是由於林彪一行人來得太快,加油車沒有來得及加油,反而把機翼上的航行燈撞壞了。
六、林彪一行人下車後,葉群和林立果大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我們要走了”,然後林彪一行人順著駕駛艙工作人員的梯子爬上飛機。
七、林彪一行人上飛機後,飛機馬上起飛,機場調度室熄滅了機場的所有燈火,三叉戟是靠自己的照明燈強行起飛的。
八、飛機起飛後,剩下的5名機組人員才吃驚地發現自己被“甩掉”了。
這裏有一個時間表值得注意:林彪的專車從北戴河出發是12日晚11時30分左右,北戴河距山海關機場40多公裏,那時沒有高速公路,40公裏的路汽車要行駛1個小時左右,林彪的專車於13日淩晨0時20分左右到達機場。
吳法憲回憶說:
我到達西郊機場,正在這個時候,周恩來又打電話到西郊機場,告訴我說:“林彪已經和葉群、林立果乘車離開了北戴河,車正在往山海關機場方向開去,臨走的時候還開槍打傷了警衛人員。”
接到周恩來的電話,我頓時感到問題嚴重了。我估計,汽車從北戴河到山海關機場,需要個把小時,我就要秘書打電話到山海關機場,找到三叉戟飛機駕駛員潘景寅。我在電話裏命令潘景寅:“要絕對忠於毛主席,飛機絕對不能起飛,不管什麽人命令都不能起飛。”當時在電話裏,潘景寅滿口答應。
但是,當我打電話把潘景寅的表態報告周恩來時,周恩來卻告訴我說:“林彪、葉群已經上了飛機,而且飛機已經起飛了。”
周恩來要我注意看飛機的航向,注意它往哪裏飛,降落在任何地方,都要報告他,他準備去和林彪談話。我問周恩來要不要準備飛機,他說:“你準備一下吧。”我當即要34師準備了兩架飛機,因為隨周恩來去的還會有警衛部隊。
林彪專車於晚11時30分左右強行離開北戴河,在出發前還開槍打傷了警衛員,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周恩來立即就知道了,他還打電話把這個情況告訴了吳法憲。可是這麽重要的情況,周恩來卻沒有及時向毛澤東報告。從在12日晚11時30分林彪離開北戴河,到13日淩晨0時22分三叉戟起飛,有50分鍾左右的時間,周恩來是有足夠的時間向毛澤東匯報的,可是周恩來卻沒有這麽做。
(303)
據汪東興回憶說:13日0點32分,我接到張宏從山海關機場打來的電話,說:“飛機已經起飛了。”
與此同時,林立衡也打電話來對我說:“聽到飛機響了,好像是上天了。”
我對她說:“你報告得遲了一點。”
她對我說:“剛聽到飛機聲。”
我對她說:“我現在沒有時間接你的電話。”就把電話掛了,
我立即打電話給周總理.說:“毛主席還不知道這件事。您從人民大會堂到毛主席那裏,我也從中南海南樓到主席那裏,我們在主席那裏碰頭。”
我叫張耀祠同我一起去,我們和周總理幾乎是同時到了毛主席那裏。
我們正在向毛主席匯報時,吳法憲從西郊機場打電話找我,說林彪專機已經起飛30多分鍾了,正在向北飛行,從張家口一帶飛出河北,進入內蒙古。吳法憲請示:“要不要派強擊機攔截?”
我說:“我立即去請示毛主席,你不要離開。”
當時,毛主席的房間裏沒有電話,電話在辦公室裏,離談話的房間還有幾十米遠。我馬上跑步回去,報告毛主席和周總理。毛主席聽了報告以後說:“林彪還是我們黨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攔,讓他飛吧。”
周總理同意毛主席的意見,讓我馬上去傳達給吳法憲。我又跑回值班室,隻告訴了吳法憲一句話,就是“不要派飛機阻攔”,其他的話,我沒有告訴他。
這時已是13日淩晨 l點12分。飛機從起飛時算起,已經飛了40分鍾,快要飛出國境了。把這架飛機放過去,是毛主席、周總理的意見。
這裏還有一個時間表需要注意。13日0點32分,汪東興得到林彪專機已經起飛的報告。汪東興立即通知周恩來,他們一起去毛澤東那裏匯報。周恩來0點32分從人民大會堂出發,到達中南海毛澤東的住處,大約需要15分鍾,那麽毛澤東大約在0點47分左右得知這個消息。此時據林彪專機起飛,已經過了25分鍾了。為什麽毛澤東這麽晚才知道消息呢?我們將在後麵分析。
(304)
在談到毛澤東為什麽這麽晚才知道林彪的消息之前,先要澄清一件事。汪東興在回憶錄中,明確說周恩來和他是在林彪的飛機起飛之後,才去向毛澤東匯報的。而現在有一種新說法,聲稱周恩來在林彪飛機起飛之前,就已經向毛澤東匯報了這件事,並說汪東興的回憶錄是假的。另外,因為林豆豆報告說林立果要派人轟炸中南海,所以毛澤東在林彪飛機起飛之前,緊急從中南海遊泳池的住所,轉移到人民大會堂118廳。
這種新說法例舉了種種“證據”,比如聲稱張耀祠在接受采訪時說:“三叉戟二五六還沒有起飛,主席就已經到了人民大會堂118廳。”但張耀祠本人的回憶錄中,卻並無這樣的說法。細究這種新說法的各種“證據”,就會發現它們基本上都是牽強附會,沒有一個確鑿的證據可以推翻汪東興的說法。這種新說法的最大硬傷是:如果毛澤東在林彪的飛機起飛之前,就知道林彪準備外逃之事,那麽毛澤東必須做出一個指示:是否允許林彪的飛機起飛。
這種新說法中提到的毛澤東指示,還是那句話“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如果毛澤東在林彪的飛機起飛前,就做出這樣的指示,那就意味著毛澤東允許林彪的飛機起飛,允許林彪出走,這樣一來,林彪就是在偉大領袖親自批準之下出走的,又何罪之有呢?
而且,周恩來在向毛澤東匯報之前,曾下令林彪的飛機必須由周恩來、吳法憲等四個人同意才能起飛。如果毛澤東在林彪的飛機起飛之前,就做出“由他去吧!”的指示,那麽就與周恩來的指示發生衝突了。這樣的話,周恩來必須馬上打一個電話到機場,說:毛澤東的最新指示準許林彪的飛機自由起飛,撤銷先前我的命令。
由上述推理可知,毛澤東在林彪的飛機起飛前,做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的指示,是完全不合理的,也是自相矛盾的。所以,這種新說法經不起最簡單的邏輯推證,是不正確的。
前麵說過,9月12日晚11時30分林彪離開北戴河前,與警衛部隊發生了“槍戰”,打傷了警衛員。既然林彪已經開槍,那麽林彪必然是要想逃走的。下麵的問題是:林彪怎麽逃呢?
顯然,林彪的出路隻有“空路”一條,走地麵的“地路”或水麵的“水路”,那是絕對逃不掉的。既然林彪逃走的出路隻有“空路”一條,那麽林彪的飛機就一定要強行起飛,這是很容易推理的結果。
因此,以周恩來的智慧和經驗,他在得知林彪打傷警衛人員強行離開北戴河的時候,就判斷出林彪的飛機是一定要強行起飛的,不然的話林彪是沒有第二條可走的。那麽下麵的問題是:林彪的飛機起飛之後,飛往哪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