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五八（崇新嶽 百思峰 ）

 

（252）

 

　　當時我們這些工作人員嘴上不敢問、不敢講，但心裏都感到，近幾天可能要出什麽大事了。

　　葉群曾多次對工作人員說：“豆豆身體虛弱，神經不太好，言談無度，沒有邏輯性。對她說的話，你們一是不要信，二是聽到後要及時向我報告。這要成為一條紀律，必須嚴肅對待。”

　　據負責林彪警衛的原八三四一部隊警衛副科長劉吉純回憶說：9月7日上午，林立衡從北京飛往北戴河，是我派車去山海關機場接的。午飯後，我剛休息，八三四一部隊二大隊長薑作壽來到房間，對我說：“張清林(林立衡的未婚夫)和楊森(林立衡的隨從人員)有事找你。”

　　我隨他到大隊值班室，張、楊兩人已在那裏等我。我問有什麽事，他們說：“不知豆豆被老虎(林立果)弄到哪裏去了？你快去把主任、老虎抓起來。”

　　聽了這沒頭沒腦的話，我大吃一驚：什麽事這麽嚴重？況且我怎麽敢抓他們。我說：“先別著急，去看看再說。”

　　我立即趕到林立果住處外麵，看到他的車停在那裏。我到96樓找李文普，他是“林辦”在北戴河的負責人。我向李文普報告了張、楊講的情況。他說：“你不要聽他們的，沒有那麽回事。”

　　由於事關重大，我也不敢同別人講。晚上，林立衡要我到她那裏去，問我：“他們(張、楊)對你說了些什麽？”

　　我把張、楊講的情況告訴了她。林立衡問：“你和別人說了沒有？”

　　我沒敢說和李文普講過。我問：“到底出了什麽事？”

　　林立衡說：“主任、老虎在外麵做了壞事，被上邊知道了。他們怕挨整，在北京待不住了，想挾持首長到外地去。”

　　我說：“怎麽辦？是否向汪東興、張耀祠、楊德中報告。”

　　林立衡說：“汪在廬山也受到了批評，現在對誰都不要講。首長國慶節還要上天安門。現在離國慶節還有二十多天，等幾天再說吧。”

　　當時我同她商定，她在裏麵、我在外麵觀察動靜。

　　林彪辦公室秘書宋德金也回憶說：大約9月10日，八三四一部隊警衛副科長劉吉純把我拉到僻靜處，悄悄地對我說：“豆豆說，主任與林立果要挾持首長外逃，怎麽辦？”

　　我聽了之後，大吃一驚，繼之又平靜了下來，我說：“不會吧？這怎麽可能呢？或許是他們家庭內部問題。”

　　我當時不可能知道事情的真相，對林彪在1970年廬山會議及其以後的種種情況更缺乏了解，隻是以前隱約聽說豆豆與葉群關係不好。

　　（253）

　　可是我又覺得此事非同小可，當即與劉吉純商定：一、此事事關重大，希望並支持豆豆向中央報告；二、劉吉純注意外邊動靜，我留意辦公室情況，有新情況，隨時交換。當時我們也不知道豆豆在什麽範圍內談及此事，不敢輕易同其他秘書商量，豆豆也囑咐劉千萬不要擴散。

　　林彪貼身衛士李文普回憶說：(9月12日)這天下午，我在平台上乘涼，林立衡突然對我說：“林立果盡幹壞事，要害毛主席，他們還要去廣州，萬一不行就讓首長去香港。你不能讓首長上飛機走。”

　　林立衡說這番話，我確實感到突然，不相信。林立衡和葉群感情不好，林立衡和林立果也有矛盾，感情平淡。現在林立衡冒出一個這麽大的陰謀來，真把我嚇得一大跳，但我首先想這是林家兒女又鬧矛盾了。

　　我同時也問有什麽證據？但林立衡也不說任何證據，我當然就不會很相信了。當時，我想林立衡既然知道林立果要害毛主席，搞反革命活動，這樣大的事，為什麽自己不去向林彪報告，加以製止，卻要我不讓首長上飛機？

　　我對她說：“你有什麽證據？我有什麽理由不讓首長上飛機？如果他要上，我強行阻止，不讓他上，能行嗎？”

　　林立衡見我這樣，就沒有往下說。可能林立衡又去找“林辦”其他工作人員說了此事。

　　由此可見，早在9月7日，林豆豆已經從林立果那裏知道去廣州“另立中央”的計劃，她反對這個計劃，並試圖阻止這個計劃。這件事林豆豆之所以不敢直接向林彪說，是因為她也知道，林彪對這一切都是知情的，林立果並沒有瞞著林彪，所以她才向周圍的警衛員求援。如果真是林立果瞞著林彪，那麽林豆豆應該主動向林彪揭發林立果幹的“壞事”，林豆豆為什麽不告訴林彪呢？

　　據《風雲九一三》的作者張聶爾說，他在1996年初曾經當麵問林豆豆：“你當時為什麽不向你父親報告呢？如果那樣，一切也許會是另一種結局。”張聶爾發現林豆豆的臉在一霎間漲紅了，她隻是回答說：“他都糊塗了。”

　　張聶爾說的林豆豆反應，也證實林豆豆應該知道林彪是知情的。林豆豆說“林彪都糊塗了”，這個完全沒有道理，林彪那時是很清醒的。林彪與毛澤東“鬥爭”的計劃，的確是高明的，因為他的這一招，徹底毀壞了毛澤東的威信。

　　（254）

　　不少人認為林彪搞暗殺、另立中央、出走外國等是不明智的。那麽不妨設想一下，林彪“不走”會是什麽結局呢？

　　一、理想結局：林彪保住副主席地位，繼續當接班人。如果身體好，活過毛澤東，最後還能接班繼位；

　　二、較好結局：林彪丟掉副主席和接班人的位子，但保留政治局委員，成為坐冷板凳的人，而在生活上繼續享受政治局委員的一級高官待遇。朱德和陳雲就是這樣的例子。再差一些，失去政治局委員，保留中央委員，像1966年以前的彭德懷一樣；

　　三、最壞結局：劉少奇和1966年以後的彭德懷就是這樣的例子。1966年8月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劉少奇從排名第二降到排名第八，保留政治局委員，成為坐冷板凳的人。當時人們以為毛澤東對劉少奇的處分到此為止，劉少奇在生活上也繼續享受一級高官的待遇。但劉少奇失權後，很快就失去了生活待遇，妻子被捕，子女被下放，劉少奇本身也失去人身自由，不久就病死了。彭德懷也在1966年以後被關進監獄，失去了以前的一切待遇。

　　林彪不走的話，將會是那種結局呢？第一、理想結局是絕對不可能出現的。因為毛澤東在南巡講話中，已經點了林彪的名，並且說廬山會議上與林彪的衝突是第十次路線鬥爭。毛澤東這個人向來是說話算話的，他既然這麽說出口了，就是已經下決心一定要拿掉林彪，所以林彪副主席和接班人的地位肯定是保不住的。

　　第二、較好結局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因為毛澤東在南巡講話中，明確地說：“1959年廬山會議跟彭德懷的鬥爭，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跟劉少奇的鬥爭，也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這次廬山會議，又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彭德懷搞軍事俱樂部，還下一道戰書，他們連彭德懷還不如，可見這些人風格之低。”

　　毛澤東已經把林彪在廬山會議上的性質，與彭德懷和劉少奇並列起來，稱之為“兩個司令部的鬥爭”。既然把林彪與彭德懷和劉少奇並列，那麽林彪的下場，就是彭德懷和劉少奇的下場，不太可能比彭德懷和劉少奇更好。

　　第三、林彪不走的話，他最可能麵臨的就是最壞結局，像劉少奇那樣，妻子入獄，兒子和女兒被下放，林彪自己被軟禁。軟禁的生活條件是較差的，如果林彪的身體較好，或許還能挺過來，而林彪的身體較差，未必能在軟禁中挺過來。林彪被軟禁的話，好則一年，差則半年，恐怕就要一命嗚呼了。

　　這樣比較一下，林彪自然會選擇“走”，因為他預料自己留下來不會有好的結局。當然，林彪選擇“走”，不僅僅是為了逃命，他這樣做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動機，那就是要戰勝毛澤東。

　　（255）

　　林彪絕不是貪生怕死之人，對於他這樣的軍人來說，死並不重要，勝利才是最重要的，以自己的死去換取勝利，也是值得的，這就是軍人的境界。比如大部隊要撤退，留下一小批戰士阻擊敵人，這些阻擊敵人的戰士，注定都是要犧牲的，而且他們也心甘情願赴死。這是為什麽呢？這就是因為他們相信，自己的死不是“白死”，自己的“死”將換來大部隊的勝利。所以軍人的思維方式，是一切為了勝利，必要的時候可以用自己的生命去換取勝利。如果軍人都不具備這樣的思維方式和思想境界，誰願意留下來阻擊敵人呢?

　　對於林彪來說，他已經把他與毛澤東的鬥爭看成是一場戰爭。林彪既然有“常勝將軍”的美譽，他當然不能輸掉這場戰爭，他一定要贏，哪怕是丟了自己的性命，也要贏，這才是軍人的本色。然而，林彪與毛澤東的實力對比相差太大，正麵公開的鬥爭，林彪絕無贏的可能。林彪在廬山會議上的大敗，也證明了這一點。因此，林彪要贏，必須出奇兵，用詭計，為了勝利，不惜一切手段和一切代價。

　　林彪取勝的最簡單辦法，就是拿掉毛澤東的肉體生命，也就是暗殺。這個辦法想起來容易，做起來卻很難。一般搞暗殺，都是買通黑社會，雇用職業殺手，這樣即使是暗殺失敗，自己也不會暴露。國民黨統治時期的舊中國，暗殺是經常發生的，這樣的暗殺不管成功失敗，一般都查不出誰是主使人。

　　可是新中國既沒有黑社會，也沒有職業殺手，所以雇人去暗殺毛澤東是不可能的，林彪隻有動用自己的兒子去幹。這樣一來，一旦暗殺失敗，林彪這個主使人就必然會暴露，林彪就要背上一個搞暗殺的汙名。但林彪偏偏不怕這個汙名，這個理由後麵再說。

　　林彪也清楚，就是有黑社會的地下組織，有職業殺手的豐富經驗，要想暗殺毛澤東這樣警衛森嚴的人，也是極難的。林立果這支10人左右的小部隊，又毫無搞特務工作和暗殺的經驗，要想暗殺成功毛澤東，簡直比買彩票中頭彩的可能性還小。既然這樣，林彪為什麽還要幹呢？這是因為暗殺即使失敗，也是有價值的，這個理由也在後麵說。

　　林彪取勝的第二個辦法，是組建自己的軍隊打敗毛澤東，這就是林彪在廣州另立中央的計劃。然而鑒於毛澤東的巨大威信，盡管廣州的部隊是林彪過去的嫡係部隊，但此時廣州的部隊會不會跟著林彪“造反”，是疑問很大的事情。從當時的情況來看，廣州的部隊跟隨林彪造反的可能性不會超過百分之十。即使這樣，林彪也要幹，這也是因為另立中央即使失敗了，也是有意義的，這個理由也在後麵說。

　　（256）

　　林彪取勝的第三個辦法，是向外國“借兵”打敗毛澤東。向外國借兵的事，古今中外都很多，林彪想到的是向蘇聯借兵。當時中蘇關係非常緊張，蘇方認為核心問題是毛澤東的反蘇，所以蘇聯極欲搞掉毛澤東，在中國建立一個親蘇的政權。在周恩來訪蘇的時候，蘇聯人就裝著醉酒，向周恩來提出共同搞掉毛澤東的設想。如果中國的第二號人物林彪與蘇聯合作，共同搞掉毛澤東，蘇聯是很願意的。

　　因此林彪外逃蘇聯，向蘇聯借兵打回中國來，毛澤東是很難招架的。因為林彪對中國軍隊和中國的軍事部署太熟悉了，由林彪指揮蘇軍來打中國，取勝的可能性很大。即使不占領全中國，隻要占領東三省等部分地區，在那裏建立一個反毛澤東的蘇聯衛星國，也是蘇聯很願意看到的。

　　如果中國沒有原子彈，蘇聯是願意出兵幫助林彪“打回來”的。可是中國已經有了原子彈，與中國開戰就意味著一場核戰爭，蘇聯願意冒著核戰爭的危險借兵給林彪嗎？這是阻礙林彪這個設想的關鍵。一般看來，當時的蘇聯領導人，應該是沒有魄力麵對核戰爭的，所以林彪借兵的可能性也不大。這樣林彪外逃蘇聯，就會落下一個“叛國”的汙名，但林彪卻偏偏不怕這個汙名，這是為什麽呢？

　　我們回頭看看“五七一工程”的三個計劃：第一個暗殺計劃，第二個另立中央計劃，第三個外逃借兵計劃，都是為了戰勝毛澤東的計劃。林彪也知道，這三個計劃要成功的可能性都不大，因此林彪還有一個沒有寫在《五七一工程紀要》中的第四個計劃，那就是與毛澤東“同歸於盡”的計劃。作為軍人來說，不能戰勝敵人，與敵人同歸於盡，也算是沒有失敗。

　　如果說林彪前三個戰勝毛澤東的計劃，成功的可能性都不大，那麽與毛澤東“同歸於盡”的計劃，成功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當然林彪的“同歸於盡”，不是在肉體上與毛澤東“同歸於盡”，而是在政治上與毛澤東“同歸於盡”。

　　林彪知道，毛澤東之所以能夠發動文革，可以打倒劉少奇等一大批高官，最主要靠的是人民群眾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個人崇拜是毛澤東最大的政治武器。而毛澤東個人崇拜的建立，林彪是做出很大貢獻的，可以說沒有林彪的助推，毛澤東不可能建立起那麽高的個人崇拜。

　　水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林彪可以幫毛澤東建立起個人崇拜，也可以打掉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林彪打掉毛澤東個人崇拜的辦法，就是以自己給自己潑髒水，弄黑自己，也就染黑了毛澤東。林彪要把自己變成一個“壞人”，這樣才能打掉毛澤東的個人崇拜。

　　（257）

　　當時人們已經把林彪看成是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如果林彪這個親密戰友並不是壞人，隻是犯了錯誤，下了台，受到了批判，這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影響並不大。可是一旦人們發現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原來是“壞人”的話，那麽毛澤東就很尷尬了，他怎麽向人民群眾解釋呢？如果毛澤東連自己的親密戰友是“壞人”都看不出，都被自己的親密戰友欺騙了，那麽毛澤東英明在哪兒？這幾年的文革到底為了什麽？

　　因此，林彪下台，被批判，都不會影響毛澤東的政治聲望，而林彪是“壞人”，才能打擊毛澤東的政治聲望。林彪怎麽把自己變成“壞人”呢？

　　一般人心目中“壞人”，是那種搞陰謀詭計，當麵說好話，背後下毒手的人。林彪就要搞暗殺，把自己變成“當麵說好話，背後下毒手”的人；一般人認為分裂國家的人是“壞人”，林彪就要另立中央，分裂國家；一般人認為叛國的人是“壞人”，林彪就要外逃蘇聯“叛國”。

　　這樣一來，如果林彪搞的暗殺計劃失敗，另立中央計劃失敗，外逃蘇聯計劃失敗，那麽林彪的第四個“同歸於盡”計劃，就不聲不響地成功了。因為此時林彪已經變成分裂國家、投敵叛國、陰謀暗殺的標準壞人，想要給林彪說好話都很難。這時人們驚訝地發現，林彪原來是這麽一個壞事盡幹的“壞人”，那麽毛澤東為什麽會把這麽壞的人，當成自己的親密戰友呢？因此，林彪表現得越“壞”，毛澤東就越慘越尷尬，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就喪失越大。

　　這樣分析之後，就清楚林彪為什麽不怕搞暗殺的汙名，為什麽不怕分裂國家的汙名，為什麽不怕叛國的汙名。林彪就是要用這些“汙名”，與毛澤東“同歸於盡”，讓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喪失和政治威信掃地。事實上，林彪事件之後，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的確喪失殆盡了，人們不再相信毛澤東是永遠正確和英明偉大的，人們看到“紅寶書”，就想起搖著“紅寶書”的林彪這個陰謀家，“紅寶書”自然而然失去它的魔力。

　　林彪的叛逃，造成林彪和毛澤東兩個人都是輸家，這就是林彪“同歸於盡”計劃的結果。毛澤東在建國以後可以說從沒遇到過這樣大的失敗，這次林彪讓毛澤東在全國人民麵前出了洋相，讓毛澤東失去了他最大的政治武器：個人崇拜。

　　毛澤東失去個人崇拜，還直接影響到他的接班人。人們不再迷信毛澤東了，那麽毛澤東的接班人也就失去了神聖的光環。粉碎“四人幫”，華國鋒下台，都與毛澤東失去個人崇拜有直接的關係。

　　因此，對於林彪來說，他的“出走”絕不是單純的外逃，而是戰勝毛澤東的一種方式。即使是外逃失敗，林彪喪命，他也不算是完全的敗者，畢竟他這是與毛澤東“同歸於盡”了。

　　（258）

　　之所以稱“九一三事件”，是因為林彪的飛機於1971年9月13日淩晨零時30分起飛，而真正驚心動魄的事，其實是發生在1971年9月12日這一天。

   汪東興回憶當時毛澤東的情況：

　　毛主席身體健康的時候，每年都要外出巡視工作，返程時間一般都在9月底。1971年8月15日，我們陪著毛主席乘專列從北京出發，毛主席這次去南方巡視的目的，開始我們是不知道的。但毛主席在巡視途中曾經說到：“陳伯達在華北幾十天，周遊華北，到處遊說。我這次就是學他的辦法，也到處遊說。我是黨的主席、軍委主席，我能不能到處遊說？”

　　這時參加談話的幾個人都說：“毛主席到各地談話，是造革命的輿論，是完全可以的。”

　　毛澤東這次南巡的日程是：1971年8月15日離京，8月16日至27日在武漢；8月27日至8月31日在長沙；8月31日至9月2日在南昌；9月3日至9月10日在杭州。均找多位地方高官談話。

　　汪東興回憶說：

   9月8日晚上，杭州有一位好同誌派人暗示毛主席說：“杭州有人在裝備飛機。”還有人指責毛主席的專列停在杭州筧橋機場支線‘礙事’。這種情況過去是從來沒有的。毛主席根據前後所了解和掌握的一係列情況，於是他當機立斷，及時采取措施。毛主席首先把我找去，提出要把專列轉移。

　　我問毛主席：“專列是向後轉移，還是向前轉移？”我還建議，可以轉向紹興的一條支線上，觀察動靜。

　　毛主席同意轉向紹興，說：“可以，那樣就可以少走回頭路了。”

　　當時，毛主席還不知道林彪的那個手令，也不知道林彪一夥進行武裝政變的計劃。但是，毛主席憑著他多年高度的警覺性和豐富的鬥爭經驗，在思想上、行動上已作了各種防範準備。

　　我從毛主席住地出來，馬上就打電話找當時負責毛主席在杭州警衛工作的陳勵耘，緊接著我就找到張耀祠說：“趕快去找專列的同誌講清楚，火車馬上開走。”

　　當時天氣太熱，我還要求在專列轉到新的停車地點後，給毛主席的主車和餐車上麵搭個棚子，起到防曬作用。毛主席的專列於9日淩晨轉到靠近紹興的一條專線上。

　　9月10日中午，毛主席叫我去，對我說：“走啊，不要通知陳勵耘他們。”

　　我請示說：“到上海後車停在哪裏？”

　　毛主席說：“停在上海郊外虹橋機場專用線，顧家花園就不進去了。”

　　專列9月10日13點40分由紹興返回，14點50分抵達杭州站。下午4點，毛主席乘坐專列匆匆由杭州出發，晚10點抵達上海。在杭州動身前，我打電話告訴了王洪文，叫他通知許世友到上海來，毛主席要找他們談話。專列到達上海，停到靠飛機場的支線上，我下車後隻見到了王洪文，王洪文說許世友還沒有來。

　　（259）

　　毛主席一直等到 9月l1日上午10點鍾，許世友方才來。王洪文這時說了一句話：“許司令，毛主席等你快15個小時了。”

　　毛主席馬上打斷王洪文的話說：“不要這樣，不要緊嘛。”

　　毛主席馬上開始和許世友、王洪文談話，談了一個多小時。談到中午，毛主席說：“吃中午飯啦！今天，我就不請你們在車上吃飯了。王洪文，你請許世友到錦江飯店去吃飯，喝幾杯酒。”

　　我送許世友、王洪文下車時，看到當時任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空四軍第一政委王維國臉紅脖子粗地站在車門口等著。王洪文把他拉上車來，與毛主席在車廂門口握了一下手。毛主席對王維國很冷淡，連話都沒有講。

　　我送走許世友、王洪文、王維國等人後，馬上回到車上去見毛主席。

　　毛主席問：“他們走了沒有？”

　　我說：“走了。”

　　毛主席馬上說：“我們走。你立即發前衛車(在專車前方‘壓線路’的火車)。”

　　我說：“不通知他們了？”

　　毛主席說：“不通知，誰都不通知。”

　　我們執行毛主席的命令，立即發了前衛車。13點12分，我們的車也走了，專列18點35分抵達南京站，停車15分鍾；到濟南是早上5點，停車50分鍾；在濟南車站，我打電話通知紀登奎、李德生、吳德、吳忠到豐台站，毛主席要找他們談話。

　　12日中午13點10分，專列抵達豐台站停車。毛主席與李德生、紀登奎、吳德、吳忠和我談了話，一直講到下午3點多鍾才結束。過去，毛主席從來沒有白天到北京站下車的，這次是個例外。15點36分，專列由豐台站開出，16點5分到北京站。毛主席下火車後坐汽車回到了中南海。

　　回來後，我打電話給周總理。周總理感到詫異，問：“你們怎麽不聲不響地就回來了？連我都不知道。路上怎麽沒有停？原來的計劃不是這樣的呀？”

　　這時，林立果等人正在加緊策劃和實施謀害毛主席和黨中央其他領導同誌(張春橋等)的陰謀，突然接到王維國從上海打來的電話，報告毛主席的專列已經離開上海。這幫家夥被嚇壞了，林立果連聲說：“糟糕，糟糕！”

　　林立果探聽到毛主席確實於9月12日下午回到中南海後，深感謀害毛主席的陰謀已經破產，他在驚恐之餘，給在北戴河的葉群打電話，說：“情況緊急，兩個小時以後飛往北戴河。”

　　他們要實施早在《五七一工程紀要》中密謀的方案，即謀害毛主席不成，就轉移到廣州去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國家，這就是審判林彪反革命集團時所說的“兩謀”：一個是陰謀殺害毛主席，另一個是陰謀帶領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和邱會作南逃廣州，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國家。

　　後來據調查得知，林彪他們有一個先談判、後動武的計劃。他們想到了廣州以後，先提出條件同北京談判，但他們估計談判成功的可能性小。這樣，他們就計劃在廣州立即召開師以上幹部會議，進行動員，並宣布成立中央政府。要動武，就聯合蘇聯，南北夾擊。

　　（260）

　　據汪東興回憶，毛澤東當時雖然不知道“五七一工程”，但他出於某種警覺，臨時改變了日程，提前回到了北京。這次毛澤東提前回北京，連周恩來也沒有通知，等到汪東興告訴他時，連周恩來都十分吃驚。

　　毛澤東在9月12日下午4時到達北京後，下午7時林立果乘林彪的256號專機匆匆飛往北戴河。關於此行，256號專機的第二副駕駛康庭梓回憶說：

　　1971年9月12日是星期天，按慣例，我應該回城裏探望家人。但是一天前，專機師副政委潘景寅找到我，說周末有任務需要值班，於是我給家裏打電話說這個周末不回家了。9月12日晚18點開飯，這時值班室人員說：“康庭梓，你快回去，有緊急任務！”

　　當我到達值班室時，潘景寅進來了，他隻夾個小資料包，神色也沒見任何異常。機組9個人到齊後，我們坐車到達停機坪。這時，一輛油車正在給飛機加油，心直口快的陳聯炳隨口說了句：“加那麽多油幹什麽啊？”潘景寅沒有吭聲。

　　一切準備完畢，我們就在機場待命。過了一會兒，一輛藍色伏爾加小轎車駛來，下來的是空軍黨委辦公室的劉沛豐，從車上卸下很多東西。等了一會兒，伏爾加又開過來了，下來幾個人，我認出濃眉大眼的是林立果，還有林立果的英文翻譯程洪珍。和林立果同車抵達的還有兩個不到20歲的女兵，身材高挑，眉清目秀。這次專機就是林立果、劉沛豐、程洪珍和那兩個女兵，一共5位乘客。

　　19點40分，256號三叉戟從西郊機場起飛，機長是潘景寅，第一副駕駛是陳聯炳，我是第二副駕駛。 35分鍾後，飛機降落在山海關機場。下飛機前，林立果禮節性地同機組成員握手，還一臉莊重地說了句：“明天首長要坐這架飛機，我代表首長感謝大家。”

　　林立果當時雖然隻有26歲，但身份已是空軍作戰部副部長。他那時也經常以林彪代言人身份出現在很多場合，所以他的這一番話我們聽來，也沒有什麽不正常的。

　　林立果等人下飛機後，機組人員開始例行檢查。這時潘景寅走到李平跟前說：“待會兒把飛機加油到17噸。”

　　這是潘景寅第二次囑咐加油，我一聽，馬上就問：“為什麽加這麽多油？明天上哪兒去啊？”

　　潘景寅沒有直接回答我的問題，隻是說：“一會兒咱們上了飛機研究一下航線。”

　　油車開過來後，才發現出了小麻煩。三叉戟飛機是用一個特殊的接頭，但山海關機場的這輛加油車導管不配套，無法正常加油。潘景寅聽匯報後說：“那就不要加了，等明天早上再說吧。”粗略地講，飛機上此時剩了12噸半油，這也決定了256號後來的命運。根據潘景寅之前多次要求加油的情況，我想：潘景寅最初是知道要飛廣州的。

　　（261）

　　據康庭梓回憶，在9月11日潘景寅就告訴他，周末有任務要值班。因為9月12日是星期天，所以所謂“周末”，隻能是9月12日。在9月11日，毛澤東還在上海，那時候除了毛澤東本人之外，沒有任何人知道毛澤東將於9月12日返回北京。由此可見，潘景寅早就做好飛廣州的準備，這個計劃並不是因為毛澤東突然回北京才臨時做出的。

　　北京到北戴河的距離很近，潘景寅指示飛機加大量的油，這是為了飛廣州做準備的。後來飛機上剩12噸半油，這個油量還是可以勉強飛到廣州的。

　　飛機到北戴河後，林立果對機組人員說“明天林彪要用這架飛機”，可見此時林彪到廣州另立中央的計劃已經定下來了，這個計劃也不是在9月12日晚上才臨時定的。

　　這次飛機上的五個人，後來林立果和劉沛豐上了外逃的飛機，程洪珍和兩個女兵被留在山海關機場，沒有帶上飛機，可見他們三人是不知情的。

　　關於專機機長潘景寅，有不少人認為他不是林彪死黨，理由是後來鄧小平說了一句話。據孫一先著《在大漠那邊》寫道：1980年11月15日，鄧小平在接見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總編輯費爾時談到了“九一三”事件，鄧小平說：“據我個人判斷，飛行員是個好人。因為有同樣一架飛機帶了大量黨和國家的機密材料準備飛到蘇聯去，就是這架飛機的飛行員發現問題後，經過鬥爭，飛機被迫降，但這個飛行員被打死了。”

　　鄧小平的話，隻能說是他的一個判斷。但正是因為有了鄧小平這個話，1981年12月23日，解放軍總政治部，做出了潘景寅是“在蒙古溫都爾汗飛機墜毀死亡”的結論，民政部門發給了潘景寅的家屬應有的撫恤金。

　　真是像鄧小平說的那樣，潘景寅在飛機上進行過搏鬥嗎？

   原空軍司令員王海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到了當時空軍專家組的意見，該意見說：駕駛員潘景寅當時不可能進行搏鬥，這一點可以從他當時的政治和思想情況，以及飛機起飛前後的情況判斷出來。

　　9月12日深夜，林彪一夥是倉皇出逃的，登機時沒有正常舷梯，是從工作梯爬進機艙的，這些情況駕駛員當然清楚。

　　林彪一夥登機後，駕駛員沒有得到航管部門的指令就匆匆開車，強行起飛。由於操作慌亂，256號飛機的機翼航行燈撞到了加油車的加油口上，這有事後在山海關機場撿到的256號飛機航行燈玻璃碎片為證。這一切都是駕駛員自覺自願所為，他當然也就不可能隨後在飛機上進行搏鬥了。

　　空軍專家組的意見，顯然否定了鄧小平的說法。其實鄧小平隻是隨便說“據我個人判斷……”，並不是代表組織做出的正式決定。或許鄧小平自己並不清楚，他說話也是“一句頂一萬句”的。解放軍總政治部聽到鄧小平這句話後，馬上給潘景寅做出“在蒙古溫都爾汗飛機墜毀死亡”的結論，而且還給潘景寅家屬發了撫恤金。潘景寅的上述結論，是典型的“唯上媚上”結果，不能作為分析林彪事件的證據。

　　（262）

　　9月12日這一天，北戴河卻很熱鬧，因為這天舉辦林豆豆和未婚夫張清林的“訂婚儀式”。關於9月12日之前北戴河的事，林彪的衛士李文普回憶說：9月6日，周宇馳帶著毛澤東南巡講話材料來到北戴河見了林彪、葉群和林立果。他們的談話內容，我不清楚。隨後，葉群親自打電話到北京，要林立衡帶著正談戀愛的張清林，還有張寧(林立果的未婚妻)馬上到北戴河來，說：“陪首長去大連住幾天，國慶節回北京。”

　　據李文普的回憶，周宇馳在9月6日這天把毛澤東南巡講話向林彪、葉群和林立果三人匯報了。此後，葉群親自打電話叫林豆豆帶著未婚夫來北戴河。為什麽要急著叫林豆豆來北戴河呢？顯然他們準備就在北戴河“行動”，把林豆豆叫來，就是準備帶她走。

　　由此可見，在9月6日這一天，林彪、葉群、林立果和周宇馳就做好了南下廣州另立中央的計劃。因為暗殺毛澤東的事，完全不需要叫林豆豆來，而要南下廣州，才需要叫林豆豆來。

　　李文普繼續回憶說：9月7日上午，林立衡、張清林、張寧，加上專做林立衡警衛工作的處長楊森到了北戴河，住進56號樓。到達不久，林立果就把林立衡接到他在57號樓的住處密談。這時林彪、葉群告訴我，要見林立衡，我去57號樓，周宇馳擋在門口，不讓我進。我告訴他：“是首長要見豆豆”，周宇馳才讓我進去通報。

　　據李文普回憶，林豆豆一到北戴河，林立果就找她密談。這次密談中，林立果應該對林豆豆講了暗殺毛澤東，南下廣州等計劃。暗殺毛澤東的計劃當然與林豆豆無關，而南下廣州的計劃就要帶林豆豆一起走，因此林立果要事先給她打招呼，讓林豆豆先有個思想準備。沒想到林豆豆聽了以後，馬上跟周圍的警衛人員說了，這在前麵已經提到過。

　　李文普還回憶說：林彪看到張寧、張清林，很高興。葉群問他滿意不滿意時，林彪表示：“滿意，很滿意。一個老紅軍的女兒，一個勞動人民的兒子，很好！”

　　因為張寧和張清林是在9月6日突然被葉群叫來的，林彪見到林立果的未婚妻張寧和林豆豆的未婚夫張清林，表示很高興，一點沒有意外，可見林彪對這些計劃都是知情的。

　　李文普接著回憶說：9月8日，林立果突然去了北京，說是去治牙，葉群叫我瞞住林彪。這一天林彪一切如常，林彪也沒有問我林立果到哪裏去了。到了晚上，林立果從北京打來電話，說已安全到達北京，要我向首長報告。我馬上去報告了林彪和葉群，林彪點頭說：“好！”

　　當時我就感到林彪是知道林立果去北京的，葉群有意說假話騙我。

　　（263）

　　葉群有意說假話騙李文普，應該不是為了防範李文普，而是放煙幕彈。這次林立果去北京，是搞暗殺的極為重大之事，所以葉群怕別人懷疑林立果去北京的真實目的，就放風說“去北京治牙”，又說“不要告訴林彪”，這樣就造成林立果去北京，似乎與林彪完全無關的感覺。葉群希望李文普把“林立果背著林彪去北京治牙”這件事散布出去，這就等於釋放一顆煙幕彈，不會引起有人懷疑林立果的行動。

　　關於葉群釋放煙幕彈，吳法憲也回憶說：9月9日下午，我去空軍學院禮堂做報告，秘書給我遞了一個條子，說是葉群來電話找我。我不知道有什麽急事，就宣布會議暫時休息，去接電話。沒想葉群告訴我，林立衡很快就要結婚了，結婚的那天，準備放兩部電影，讓全體工作人員表示慶賀。

　　由於林立衡是空軍的幹部，所以葉群要陳綏圻(吳法憲妻子)幫助找兩部影片。葉群還說：“隻要提出影片的名字就可以了，提出來以後，告訴林辦，他們自然就會找出電影，送到北戴河。”

　　接完這個電話，我當時心裏想：“這是什麽問題，還要打電話來找我？”

　　回家以後，我就要陳綏圻幫著找一找。陳綏圻找了一本《大眾電影》合訂本，坐在那裏翻了半天，也沒有找出什麽合適的。以後葉群沒有再來電話問，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葉群讓吳法憲找電影，根本就是沒事找事，吳法憲也納悶“這種事還要打電話來找我？”其實葉群的目的，是希望吳法憲把“林立衡要結婚”的消息散布出去，讓人們認為北戴河正在忙著為林豆豆準備婚事。這樣一來，人們就不會懷疑北戴河在策劃其他的事，這也是一顆煙幕彈。

　　李文普繼續回憶說：9月10日中午，劉沛豐帶著材料坐飛機來到北戴河。見了葉群，密談了約20分鍾，談什麽我不清楚。我叫食堂給劉沛豐準備午飯，不知什麽原因，他沒有吃飯，又急急忙忙坐飛機走了。當天下午，林立衡帶了張清林、張寧、楊森去山海關遊玩，買了一些送給林彪、葉群的小禮品，林彪見了禮物很高興，葉群叫我給他們照了相。

　　9月11日上午11點左右，葉群叫我給北京毛家灣打電話，要家裏把副軍級以上幹部名冊和全軍部隊部署情況登記表拿來，說：“首長要準備研究一下戰備問題。”

　　這一天，葉群試探性地向我講了一下想去廣州。我當時回答說，“現在天氣這樣熱，去廣州幹什麽？”葉群沒有深說。現在看來，她是為南逃廣州分裂中央做準備。

　　“九一三”事件發生的前一天，9月12日，是我一生中最緊張、思想鬥爭最激烈的一天。上午，林彪叫我收拾一下東西，準備去大連，大連是林彪常去的地方。這天下午，我在平台上乘涼，林立衡突然對我說：“林立果盡幹壞事，要害毛主席，他們還要去廣州。萬一不行就讓首長去香港，你不能讓首長上飛機走。”

　　當時，我想林立衡既然知道林立果要害毛主席，搞反革命活動，這樣大的事，為什麽自己不去向林彪報告。卻要我不讓首長上飛機？我從來沒有幹過這樣的事，負不起這個責任。林立衡見我這樣，就沒有往下說，我就到空軍療養院辦事去了。

　　（264）

　　李文普回憶，劉沛豐9月10日坐飛機到北戴河與葉群密談20分鍾，內容應該是關於林立果他們策劃暗殺的事情。9月11日，葉群向李文普透露去廣州的事。此時毛澤東還在上海，誰也不知道毛澤東會在第二天突然回北京。由此可見，南下廣州的計劃是事先製定好的，而且林彪和葉群都是知情的，否則葉群不會對李文普提出去廣州之事。另外這天林彪要看“副軍級以上的幹部名冊”，也應該與廣州另立中央的計劃有關。9月12日上午林彪說要去大連，在也是釋放煙幕彈，其實上是準備去廣州。

　　另外，9月12日下午林豆豆與李文普談到“林立果幹壞事，要害毛主席，要去廣州，不行去香港”。9月12日下午，毛澤東還在返回北京的路上，林立果他們的暗殺計劃還沒有“失敗”，可見南下廣州的計劃是早就策劃好的，並不是暗殺計劃失敗之後才臨時想出來的。

　　關於9月12日這天的事，李文普繼續回憶說：晚飯前，林彪也沒有說要去大連，而是和葉群一起為林立衡、張清林舉辦婚禮，要我準備照相。葉群領著林立衡、張清林到林彪麵前，說：“張清林求婚，豆豆同意了，今天晚上就舉辦一個‘訂婚儀式’。”

　　林彪說：“很好嘛！祝賀你們訂婚啦！”

　　葉群把我叫進客廳，給林彪、葉群、林立衡、張清林照了合照；又強拉著林立衡、張清林接吻，拍了照，又讓女兒女婿出去同工作人員一起合影留念。

　　晚飯後，在96樓走廊裏放映香港電影《甜甜蜜蜜》，這時林立果正從北京乘飛機返回山海關機場。機場打電話問是誰來，秘書們都不知道。葉群告訴我：“豆豆今晚訂婚，立果聽說後很高興，坐飛機趕回來祝賀。”

　　葉群要劉吉純坐車去接。林立果是坐機場的汽車，在半路上換乘劉吉純的車回到北戴河的。這時，已經到了晚上8點以後。過去，負責照顧林彪生活的內勤，是不能離開內勤值班室看電影的，葉群卻把他們趕出來看電影，自己躲進林彪房間，關上門長時間地密談。

　　林立衡聽說林立果快要回來，便去林彪房門口偷聽，裏邊談話聲音很低聽不清。21點左右，林立果回到96號樓，馬上和葉群鑽進林彪臥室，三人一起密談。

　　據李文普回憶，林彪、葉群和林豆豆、張清林拍了合照，表示祝賀他們訂婚。這時林立果乘飛機來北戴河，葉群告訴他們，林立果是“趕來”為林豆豆祝賀的，顯然這是為了掩人耳目。在看電影時，葉群又違規把林彪身邊的內勤“支走”，她與林彪兩人單獨密談。林立果來了之後，他們三人又一起密談。

　　（265）

　　對此警衛科長劉吉純也回憶說：

   晚飯後，我們在院裏納涼，忽然聽到空中有一架大飛機飛往山海關方向。這時，葉群打來電話說：“老虎專程從北京來這裏祝賀豆豆和張清林訂婚，你快去機場接他。”

　　我找司機駕一輛“吉姆”同去機場，過秦皇島不遠，看到前方有車過來，我叫司機把車停靠在路中間。這時對麵的車也開過來了，裏麵正是林立果和劉沛豐。我說：“主任叫我來接你們，因為通知晚了，所以才到這裏。”

　　林立果什麽話都沒說，與劉沛豐各提一個小箱子，改乘我們的“吉姆”車走了。我同司機上了他們從機場借來的吉普車，返回駐地。回到駐地後，我一直沒有見到林立果，懷疑他來北戴河一定有別的事情，不像是為林立衡訂婚而來。

　　我見到李文普，問他：“怎麽看不到老虎？他的房子準備好了沒有？”

　　我見李文普不說話，便說：“我覺得老虎回來有點不對勁，是不是要出事呀？”

　　李文普說：“等上飛機後再說。”

　　我說：“上了飛機可就晚了，工作人員中就咱倆有槍，是不是從部隊挑選幾個人上去？”李文普沒表態。

　　過了一會兒，葉群給秘書辦公室打來電話，她派我去大連看房子。我問：“怎麽去？”

　　葉群說：“坐火車去。”

　　我說：“夜裏沒有開往大連的火車。”

　　葉群改口說：“機場不是有架小飛機嗎？”

　　我想了一下，說：“我不想去。”

　　葉群說：“不去就算了。”

　　當時我感到很蹊蹺，因為夜間乘火車去大連，第二天晚上才能到達，而他們第二天上午乘飛機，一個小時就可以到大連了。況且，大連的房子，林彪多次住過，不用做什麽準備，先給那邊打個電話就行了。我想，葉群是否要把我支走？

　　據劉吉純回憶，李文普對他提起“上飛機”的事，是因為林豆豆也向劉吉純說過，要求他千萬阻止林彪上飛機。

　　當時林彪這樣高官的警衛體製，分成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林彪辦公室的人員。不過林彪辦公室裏，大部分都是秘書、保健醫生、照顧林彪生活的內勤等工作人員，他們並不負責保衛林彪的安全。在林彪辦公室中，隻有李文普(林彪辦公室警衛處長)和劉吉純(林彪辦公室警衛科長)兩人是負責林彪安全的，所以隻有他們兩個人有槍，其他人都沒有槍。李文普和劉吉純是固定跟著林彪的，林彪到哪裏，他們就跟到哪裏。

　　第二個部分是八三四一部隊的警衛人員。這些人不是固定跟著林彪的，林彪在北京，有警衛戰士在他的住處附近站崗放哨；林彪到北戴河，並不是把在他北京的警衛戰士帶到北戴河，而是由八三四一部隊另外派人到北戴河警衛。八三四一部隊的警衛人員都是帶槍的。

　　林彪辦公室中的兩個警衛中，林彪和葉群信任李文普，不太信任劉吉純，所以葉群試圖派劉吉純去大連，想把他“支走”。李文普基本上是幫林彪的，隻是在最後一刻才臨陣脫逃。如果李文普聽從劉吉純的意見，派幾個帶槍的八三四一部隊戰士事先上飛機裏麵警戒，那麽林彪的飛機就很可能無法飛走了。

　　（266）

　　李文普繼續回憶說：晚上，林立衡又突然把我叫到小廁所裏，再次對我講“不能讓林彪上飛機”的事。對她的話，我心中還是沒有底，仍然問她：“有什麽證據？沒有證據，我怎好不讓首長上飛機？”

　　對此，林立衡也沒往深處說。後來，她走了。對於林立衡的這次談話，我還是有考慮的。除了上次講的原因，我要證據，沒證據我一個工作人員怎麽能不讓首長上飛機呢？

　　對此劉吉純也回憶說：當晚10點半左右，林立衡對我和李文普說：主任、老虎要挾持首長到廣州去，在廣州呆不住就去香港，她想要去八三四一部隊的值班室報告。

　　李文普說，他怕林彪、葉群會找他，他不去。

　　我見李文普不去，便和林立衡一起去八三四一部隊值班室。那時部隊幹部戰士早已休息，我把林立衡帶到小樹林裏，然後找到薑作壽大隊長，說：“林立衡有重要情況向中央報告。”

　　我把薑作壽領到小樹林後，說：“你們談吧，我過去看看動靜。”

　　我並囑咐薑作壽，為了林立衡的安全，就不要讓她回去了，在部隊會安全些。

　　我回到96樓後，心情十分緊張，但因事關重大，又不敢對別人講，一時不知如何是好。我對林彪在廬山會議上的情況一無所知，隻看到陳伯達不參加會議，覺得他可能出了問題，至於別的情況，就不清楚了。

　　對這天的事，林豆豆本人回憶(林豆豆的材料據說被人修改過)說：我從9月7日便分別找劉吉純、李文普及林彪身邊的兩個衛生員陳占照、張恒昌談話，其中和李文普談的最多。開始，李文普並不相信我說的林立果要帶首長去廣州、萬一不行就讓首長去香港，以及林立果要害毛主席的事，後來他也感到事情有些不對頭。

　　9月12日下午5點左右，葉群當著林彪的麵，為我和張清林舉辦婚禮。晚8點，我去秘書辦公室，宋德金秘書接到海軍方麵的電話，說一架飛機要在山海關降落，問是不是“林辦”的飛機。宋秘書不清楚，便去問李文普，李文普也不知道。

　　晚9點，葉群叫我到她的住處看電影，這時我才知道是林立果回來了。我立即找林立果，問他要去哪兒？他說馬上去廣州。為了以防萬一，我決定去八三四一部隊講明情況，讓他們作好準備以對付緊急情況，並通過八三四一部隊與中央取得聯係。因為單靠“林辦”的工作人員，即使能把問題解決了，許多事情中央不知道還是不行。

　　（267）

　　這時已是晚上9點50分了，我和劉吉純跑步到位於58號樓的八三四一部隊大隊部。我在外麵等著，劉吉純進大隊部，與張宏、薑副大隊長談了一會兒，便陪他們來見我。我問張宏：“葉群，林立果要帶著首長逃走，先到廣州，然後再去香港，你看怎麽辦？”

　　我問張宏：“我是提著腦袋來找你們的，我講的情況你相信不相信？要是不信，你就問問他(指劉吉純)和李文普。”

　　張宏點頭說：“我們相信，劉科長已經對我說了，你放心，不要著急。有些事情我也看出來了，我們為林副主席裏裏外外當守衛和內勤這麽多年，也了解和聽說了不少情況。”

　　我對張、薑二人說：“雖然到明早6點還有一段時間，但要防止林立果他們提前行動”。

　　我請張宏立即采取措施，調動部隊包圍林立果、劉沛豐住的57號樓，同時將林彪、葉群及工作人員住的96號樓也包圍起來，必要的話先把林立果、劉沛豐扣起來再說。

　　張宏說：“這些都需要好好安排一下，需要研究具體的措施和步驟。現在的問題是要馬上請示中央。” 張宏說要馬上把這些情況向汪東興報告。

　　我問：“向汪東興報告行嗎？”

　　張宏說：“那先向周總理報告。”

　　我說：“北京現在也不知道怎麽回事。就是向總理報告，時間恐怕也來不及了，遠水解不了近渴。你們是專門負責這裏警衛的，要絕對保護首長安全，請立刻調動部隊、采取主動措施。”

　　張宏說：“我還得向汪主任報告，他是我們的直接領導。汪主任會向上報告的，我一邊報告一邊馬上采取具體措施就是了。”

　　我見張宏副團長態度這樣明確，考慮問題這樣周到，就放心地和劉吉純離開大隊部返回林彪住地。進屋後，我坐到走廊原先的座位上，將去八三四一部隊的情況告訴了還在看電影的張清林。就在這時，葉群的內勤來找我，說葉群讓我馬上去見她。

　　我去了葉群的房間，她通知我，明早6點出發去廣州，叫我和張清林、張寧三人準備一下行裝。

　　（268）

　　在林豆豆再三催促下，八三四一部隊大隊長薑作壽向北京打電話通報。

   汪東興回憶說：

   1971年9月12日，林彪、葉群在接到林立果馬上要飛來北戴河的電話後，耍了一個花招，宣布當天晚上他們的女兒林立衡要與其戀愛對象張清林舉行訂婚儀式。葉群指示秘書和工作人員說，不請人吃飯，但要準備好煙、酒、糖果、茶等，另外再準備兩部電影招待大家。他們這樣做，是要轉移工作人員的注意力，掩蓋他們的陰謀活動。

　　晚間，葉群還與林立衡一起看電影。晚8點多鍾，林立果乘專機飛到山海關機場，9點鍾到了林彪住地，林立果送了一束鮮花給林立衡，表示祝賀。林彪、葉群他們搞陰謀的事，林立衡當時不知道。林立衡聽到林彪、葉群、林立果三個人在一起談話，隱隱約約地聽他們說，要去什麽地方，她心裏很緊張，馬上去向當時在北戴河保衛林彪的八三四一部隊中央警衛團副團長張宏和大隊長薑作壽報告。

　　晚上9點20分左右，張宏、薑作壽聽到林立衡的報告，薑作壽立即打電話將情況報告給在北京的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張耀祠立即趕到我的辦公室，說：“情況很緊急，林彪要走動，怎麽辦？”

　　我馬上打電話找周總理。周總理當時正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開會，主持討論將在四屆全國人大會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的草稿。

　　張耀祠在回憶錄中說：9月12日下午4時，毛主席安全回到中南海。林立果得知毛主席回到北京後，哭著說：“首長交給我的任務沒有完成，首長把性命都交給我了，我怎麽去見首長呢？”

　　葉群接到林立果的電話，林彪說：“慌什麽，快執行第二方案。”林彪的第二方案，就是暗殺不成逃往廣州。林立果要了一架三叉戟飛機飛到北戴河。林立果一到，三人便開始商量向外逃跑的方案。他們原計劃如果暗殺不成功就逃往廣州，另立中央，形成南北對峙局麵。

　　這時候，林立衡聽到了他們要逃跑的情況，便立即找到警衛秘書李文普，要他立即向八三四一部隊負責人報告此情況，李文普說：“我離不開。”

　　林立衡隻好在晚上9點50分左右，到八三四一部隊找到大隊長薑作壽，她說：“林立果、葉群正商量要挾持林彪逃跑，我要找你們的負責人報告。”

　　薑作壽給張宏副團長打完電話後，在晚上10點20分鍾給我打來電話，先將上述情況作了報告。我立即用電話把這個情況報告了汪東興同誌，汪東興又馬上將此情況報告了周恩來總理。

　　（269）

　　據周恩來的衛士高振普回憶說：

   1971年9月12日下午5時左右，周總理起床，他是工作到上午11時才睡的。這天由於睡夠了六個小時，總理顯得特別精神。早已等候的楊德中(中央警衛團政委，主管總理的警衛工作)跟著總理進了衛生間，向總理報告：“毛主席的專列已停在豐台，到豐台後就把李德生、紀登奎、吳德、吳忠叫上車。”

　　總理聽後說：“怎麽這麽快就到了豐台？”總理問毛主席什麽時候進北京，楊德中說還不清楚。

　　周總理和往常一樣，吃完一杯豆漿衝雞蛋後，帶上他那厚厚的文件包，去人民大會堂，準備晚上開會。會議是晚8時開始，地點在福建廳，內容是討論即將在四屆全國人大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

　　會議準時開始，當會議進行到10時40分左右，張耀祠(中央警衛團團長，主管毛主席的警衛工作)來電話，有緊急事情要向總理報告。周總理離開會場，接通了電話。

　　張耀祠向總理報告說，接張宏從北戴河打來的電話：“林豆豆來八三四一隊部報告說，葉群和林立果要挾持林彪出逃，先去廣州，再去香港，晚8時已調來了林彪的專機二五六號。”

　　周總理緊鎖眉頭，對張耀祠說：“請告張宏同誌，派人密切注意動向，及時報告。”

　　周總理並問張耀祠：“現在什麽地方？”

　　張耀祠回答說：“在中南海遊泳池。”周總理實際上是在詢問毛主席在哪裏。

　　總理放下電話，進入會場，向開會的人宣布，今天的會議結束，政治局的成員留下，其他人員請回。

　　周總理向空軍司令吳法憲查問飛機去山海關機場的情況,吳法憲支支吾吾說不清楚，總理叫他馬上查。吳法憲就用空軍副參謀長胡萍編造的假話向總理報告，說是一架改裝的飛機，試飛中發生故障，降在山海關機場。總理聽後，叫吳法憲下令這架飛機停在原地，不準起飛。

　　晚11時20分，葉群與總理通電話說：“首長(林彪)想動一動。”

　　總理仍沿用他多年的習慣說：“是天上動，還是地上動？”凡關係到領導人的重要活動，總理都用對方可理解的語言講話，這是他多年養成的保密習慣。

　　葉群答：“是天上動。”

　　總理問：“你那裏有飛機嗎？”

　　葉群說：“沒有。”

　　周總理知道停在山海關機場的飛機是當天晚上調去的，葉群卻說沒有飛機，純屬假話。總理看透了她電話的目的，也想到了事情發展的嚴重性。總理指示海軍政委李作鵬，下令山海關機場，不準那裏的任何飛機起飛。

　　據高振普回憶，周恩來這天的安排本來與林彪毫無關係，隻是在接到林豆豆的揭發電話後，周恩來停止了正常的會議，專門處理這件事。由此可見，周恩來對此事是非常重視，所以他才會停止會議。

　　周恩來對林豆豆的話當然是半信半疑，因為她沒有說任何證據。林豆豆話中唯一可以作為證據的事，就是有一架飛機已經調到山海關機場，所以周恩來就從飛機查起。周恩來之所以打電話給李作鵬，是因為山海關機場是由海軍管理和警備的。

　　（270）

　　關於周恩來給吳法憲的電話，吳法憲回憶說：

   大約是當晚的11點鍾，周恩來突然打電話來問我：“是不是調了飛機到山海關機場？”

　　我回答說：“沒有。”

　　周恩來再次追問我：“究竟有沒有？”

　　我說：“絕對沒有。”

　　但周恩來仍然告訴我：“還是要查一查。”

　　我說：“好！”

　　放下電話，我立即打電話給空三十四師(負責領導的專機)師長時念堂，問有沒有調飛機到山海關機場。出乎我的意料，時念堂告訴我，三叉戟專機被調到山海關去了，並說：“是胡萍副參謀長調去的。”

　　我立即感到有問題了，因為平時任何專機的調動，都必須經過我來批準，但這次三叉戟的調動情況，我竟然不知道，而且是周恩來親自查問過來的。

　　我立刻要胡萍聽電話，胡萍向我解釋說：“是飛機改裝以後的試飛，所以沒有報告。”

　　我又追問：“為什麽要飛到山海關，而不去別的地方？”

　　胡萍沒有答複。我告訴胡萍，飛機要立即調回北京。胡萍答應說：“好。”

　　可是過了五分鍾，胡萍就打來電話說：“飛機發動機故障，正在檢修。”

　　我當即告訴胡萍，飛機修好了立即回北京。放下胡萍的電話，我馬上打電話給周恩來，報告了我和胡萍通話的情況，以及我要胡萍立即把飛機調回北京的措施。周恩來表示同意，並指示：“飛機返回的時候，不準帶任何人到北京。”我又立即把周恩來的這一指示傳給了胡萍。

　　吳法憲之所以不知道調飛機的事，是因為林彪已經不信任他了，怕吳法憲知道了會說出去，所以調飛機的事完全是瞞著吳法憲的。那麽空軍副參謀長胡萍為什麽要瞞著吳法憲給林立果調飛機呢？其實胡萍並不是林彪死黨，不過在後來的審判中，胡萍因為向林彪提供飛機，以“資敵罪”判處有期徒刑11年。

　　胡萍對此不服，後來他回憶說：作為空軍副參謀長，我的工作就是分管專機，我按正常情況派專機，怎麽能是“資敵罪”？那時的林彪是黨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林立果乘坐三叉戟到北戴河，根本不可能告訴我他們要叛逃。

　　吳法憲查問三叉戟，並要北戴河的三叉戟飛回北京，我並不清楚這中間的嚴重後果，還以為是吳法憲在搗鬼。廬山會議很緊張，但我不知道細節。林立果讓周宇馳對我們說：吳法憲在廬山上表現不好，和吳法憲的鬥爭，是兩條路線的鬥爭。要我們警惕吳法憲，不要跟吳法憲走。空軍以“反吳”和“保吳”劃線，很多人都知道吳法憲在廬山上犯了錯誤，正在沒完沒了地寫檢討。

　　我承認我有私心，怕打倒，怕站錯隊。可是話又說回來，又有哪一個人願意被打倒？

　　（271）

　　胡萍說的是可信的。那時胡萍這一級別的人，搞不清上邊的鬥爭，他隻知道吳法憲犯了錯誤，受到毛澤東的批評，但並沒有聽說林彪也犯了錯誤。既然吳法憲犯了錯誤，按當時的做法，要想不牽連到自己，就要跟吳法憲“劃清界限”。林立果是代表林彪的，那麽胡萍自然認為林立果是空軍裏“正確路線”的代表，而吳法憲是空軍裏“錯誤路線”的代表。胡萍因此要緊跟林立果，與吳法憲“劃清界限”。

　　這次林立果與吳法憲給了胡萍不同的指示：林立果讓胡萍把專機調到北戴河，供林彪第二天用；而吳法憲卻讓胡萍立即把專機飛回北京。胡萍心想：如果自己按照吳法憲的指示，把專機立即調回北京，那麽肯定就要徹底得罪林立果和林彪了，那麽以後自己怎麽在空軍裏混呢？

　　胡萍無法想象林彪會叛逃，他寧可得罪吳法憲，甚至寧可得罪周恩來，也不敢得罪林彪。畢竟在胡萍眼中，林彪還是堂堂正正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胡萍當然不敢做得罪林彪的事。因此胡萍就騙吳法憲，說飛機出了故障，不能立即飛回來，這樣就可以把飛機留在北戴河供林彪使用，這樣也就不會得罪林彪了。因此，胡萍的做法隻是為了討好林彪，他對“五七一工程”是完全不知情的。

　　關於葉群和周恩來打電話，應該是“九一三”事件中很關鍵的一件事。可是對這件事的細節，當事人的說法又有所不同，各種回憶錄也差異較大，有必要在此進行一些分析。首先看《汪東興回憶錄》中的說法，汪東興說：

　　晚上11點半鍾，周總理親自打電話給葉群。

　　周總理問葉群說：“林副主席好不好呀？”

　　葉群說：“林副主席很好。”

　　周總理問葉群知道不知道北戴河有專機。葉群說她不知道。葉群稍微頓了一下後，又改口對周總理說：“有，有一架專機，是我兒子坐著來的。是他父親說，如果明天天氣好的話，他要上天轉一轉。”

　　周總理在電話裏又問葉群：“是不是要去別的地方？”

　　葉群回答周總理說：“原來想去大連，這裏的天氣有些冷了。”

　　周總理說：“晚上飛行不安全。”

　　葉群說：“我們晚上不飛，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氣好了，再飛。”

　　周總理又說：“別飛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氣象情況掌握好。”

　　接著，周總理還說：“需要的話，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誌。”

　　周總理提出要去北戴河，這一下子葉群警覺了，她慌了。周總理要是一來，林彪南逃廣州、另立中央政府的陰謀也就搞不成了。葉群勸周總理不要到北戴河來，對周總理說：“你到北戴河來，林彪就緊張，林彪會更不安。總之，總理不要來。”

　　這些情況和對話，是周總理後來告訴我的。周總理後來對我說，他確實打算去北戴河，已經讓楊德中準備飛機了。

　　（272）

　　張耀祠在回憶錄中的說法，與汪東興不同，他說：當晚23點30分，葉群為了掩蓋逃跑企圖，給周總理打了個電話，她說：“林彪今天晚上想動一動。”

　　總理問：“是空中，還是地上？”

　　葉群說：“是空中。”

　　總理問：“有飛機嗎？”

　　葉群含含糊糊地說：“沒有，報告總理後再調。”

　　總理講道：“晚上飛行怕不安全吧？”

　　葉群說：“不要緊，林彪想看看夜景。”

　　張耀祠的說法，與高振普回憶相似。另外邱會作在回憶錄中，提到周恩來在9月13日上午向政治局委員介紹林彪出走的經過，當時還不知道林彪的飛機已經墜毀。邱會作在回憶錄中說：

　　1971年9月13日淩晨3時許，秘書到臥室來叫醒我說：“總理通知，在人大會堂四川廳開政治局會議，要你立即去。”

　　文革當中，無論什麽時候開政治局會議都是常事，我也沒多想什麽，馬上就起來了。我因剛吃了安眠藥，腦袋暈暈忽忽的，到了人大會堂四川廳，江青、姚文元等人已經先到了。我到了不久，張春橋也到了。李作鵬也在警衛員的摻扶下進入會場，他也服了安眠藥，站不穩。紀登奎，李德生也是後到的。在這個時候，政治局究竟開會幹什麽？誰也不知道。

　　我們大概等了近三小時，於13日早6時，周總理進入大廳，葉劍英、黃永勝、李先念、吳法憲等人也跟在總理後麵進來了。周總理剛進來時，我觀察到他的神色很特別，看起來不光是疲勞的問題。但我萬萬沒想到，竟是發生了九一三事件。

　　周總理坐下之後，習慣性地掃視了一下全場，就特意對著江青說：“江青同誌，今天淩晨發生的事你不會感到突然吧？”

　　江青當時不可能理解總理的話，因此她沒有回答總理的問話。總理看江青對他的話毫無反應，又補充了一句：“林彪坐飛機走掉了，飛機出境到外蒙古了。”

　　當時全場立即變得鴉雀無聲，真的肅靜到都能聽到自己的心髒在跳動的地步。大家的麵部表情都凝固了，有的張著嘴巴，有的豎起耳朵，但每個人的雙眼都盯著總理。我自己也和大家一樣，思想上震動極大。我的腦子都麻木了。

　　周總理說：“林彪出走是突然的。在事件發生之前，不僅沒有人想到，也是根本沒有人敢想。”

　　周總理接著說：“12日晚上11點半的樣子，葉群來電話說：101想動一下，去大連住幾天，再回北京開三中全會，特向總理報告。”

　　總理問：“什麽時候起身？”

　　葉群答：“今晚走，準備空中走。”

　　總理說：“晚上飛行不安全，不要坐飛機走，明天白天走。”

　　葉群說：“你知道，那個急性子(指林彪)很難說服得了。”

　　總理說：“為了安全，必須這樣做。你應當耐著性子做說服工作。”

　　（273）

　　總理接著說：“晚11時多一點，接到北戴河中央警衛團的報告說：葉群宣布，周總理同意首長今晚起身去大連，葉群一宣布就上汽車走了。接著，林豆豆從北戴河中央警衛團打來電話說：‘他們(指葉群、林立果等人)坐汽車把我爸爸搞走了。’”

　　周總理說：“接到林豆豆的第三次電話，是11點多鍾了。”

　　總理說：“這個人的脾氣是很怪的，很難說服他不走。但為了安全，我還是命令警衛部隊要把他們追回來。晚上無論如何不準放行，出了問題怎麽負得了責！”

　　周總理繼續說：“葉群他們到山海關機場之後，是采取緊急上飛機的辦法走的。在當時的情況下，基層單位是很難攔得住的。”

　　總理最後說：“13日零時左右，還得到住北戴河中央警衛團的報告說：林彪的老警衛員李文普，在北戴河到山海關的途中被打傷了。又據說林豆豆的報告，昨晚林彪已服了安眠藥，在北戴河上汽車都是兩個人扶著上去的。這些情況都還有待查清楚。”

　　總理最後說：“能想到的辦法都想到了……，飛機是強行起飛的。”

　　總理在政治上是非常成熟的，他可能想得較遠。因此，總理既沒有說他和吳法憲、李作鵬想辦法阻止飛機起飛的情況，也沒有說主席講“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的話。總理有政治態度的話，都是在9月14日確認林彪摔死之後說的。

　　關於9月12日晚周恩來與葉群之間的電話，大致可以分為兩個版本：一個是汪東興為主的版本，李德生在他的《回憶錄》持與汪東興同樣的說法；另一個是張耀祠為主的版本，邱會作和周恩來的衛士高振普在他們的回憶錄中持與張耀祠同樣說法。這兩個版本主要有以下五點不同：

　　一、是周恩來主動給葉群打電話，還是葉群主動給周恩來打電話？

　　汪東興版本：周恩來主動給葉群打電話。汪東興說：晚上11點半鍾，周總理親自打電話給葉群。

　　張耀祠版本：葉群主動給周恩來打電話。張耀祠說：當晚23點30分，葉群為了掩蓋逃跑企圖，給周總理打了個電話。

　　二、葉群是否告訴周恩來他們已經有飛機了？

　　汪東興版本：葉群告訴周恩來他們已經有飛機。汪東興提到葉群說：“有一架專機，是我兒子坐著來的。如果明天天氣好，林彪要坐這架飛機上天轉一轉。”

　　張耀祠版本：葉群告訴周恩來他們還沒有調飛機。張耀祠提到：葉群含含糊糊地說：“沒有調飛機，報告總理後再調。”

　　三、葉群是否堅持晚上起飛？

　　汪東興版本：葉群說晚上不飛了，第二天再飛。汪東興提到葉群說：“我們晚上不飛，等明天早上天氣好了，再飛。”

　　張耀祠版本：葉群堅持晚上飛。張耀祠提到：葉群說，“不要緊，林彪想看看夜景。”

　　（274）

　　而邱會作在回憶錄中進一步提到：9月12日晚上11點半的樣子，葉群來電話說：“101想動一下，去大連住幾天，特向總理報告。”

　　總理問：“什麽時候起身？”

　　葉群答：“今晚走，準備空中走。”

　　總理說：“晚上飛行不安全，不要坐飛機走。”

　　葉群說：“你知道，那個急性子(指林彪)很難說服得了。”

　　總理說：“為了安全，必須這樣做。你應當耐著性子做說服工作。”

　　四、周恩來是否準備親自去北戴河？

　　汪東興版本：周恩來說他準備親自去北戴河。汪東興提到：周總理還說：“需要的話，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誌。”

　　葉群對周總理說：“你到北戴河來，林彪就緊張，林彪會更不安。總之，總理不要來。”

　　張耀祠版本：沒有提到周恩來說過準備親自去北戴河。邱會作和高振普的回憶也沒有提到此事。

　　五、得知周恩來與葉群電話談話內容的來源。

　　汪東興版本：周恩來事後告訴他的。汪東興說：這些情況和對話，是周總理後來告訴我的。

　　張耀祠版本：張耀祠沒有提別他的來源，而邱會作則說，他們的消息是來自周恩來9月13日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親口講話。

　　汪東興和張耀祠的說法不一樣，因此有人據此說：“汪東興和張耀祠兩人中必有一人說謊。”但如果認真分析下去就會發現，其實汪東興和張耀祠都沒有說謊，他們的說法不同，是因為周恩來本人就有兩種不同的說法。周恩來對汪東興的說法，與他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說法是不一樣的。那麽周恩來為什麽會有兩種不同的說法呢？這要從兩個方麵來理解。

　　一、古今中外的官場慣例：古今中外的官員，對於同樣一件事，他向上級匯報的說法，與他向下級講話的說法，肯定是不一樣的。向上級匯報的時候，一定要說實情，這樣才能得到上級的信任；對下級講話的時候，就不一定說實情了，因為很多實情是不能讓下級知道的。典型的例子有《大參考》和《參考消息》，《大參考》是一定級別以上的官員才能看的，而《參考消息》是一般群眾都能看的。同樣一件事，在《大參考》和《參考消息》上的報道，肯定是不一樣的。

　　汪東興的說法，是來自周恩來向毛澤東匯報的版本，因為很多事情都是通過汪東興向毛澤東轉述的。而張耀祠的說法，是來自周恩來向下級講話的版本。這兩個版本出現不一樣，也是理所當然的。

　　二、林彪事件的特殊性：周恩來與葉群兩人打電話，別人不知道他們兩人具體談了什麽，所以他們兩人的談話內容，隻能出自周恩來之口或者葉群之口。因為葉群已死，周恩來與葉群之間的電話內容，隻有周恩來一人知道了。

　　周恩來在林彪事件中是陷得比較深的。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周恩來“幫助”了林彪出走。如果周恩來真的要“卡”林彪的話，林彪是肯定走不了的。周恩來對林彪的最大“幫助”，就是沒有向毛澤東及時匯報，同時也沒有采取斷然措施。

　　（275）

　　不管是上麵提到的汪東興版本，還是張耀祠版本，他們都沒有說周恩來向毛澤東匯報。當葉群跟周恩來提出“林彪想動一動”的時候，如果周恩來接口說：“好，我去請示一下毛主席。”周恩來馬上打電話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知道了這件事，那麽林彪肯定是走不了的。事實上，毛澤東是在林彪的飛機起飛30分鍾之後，才知道這個消息的。

　　周恩來得知林豆豆的揭發，大約是當晚10時半；與葉群通電話，大約是當晚11時半；林彪飛機起飛，大約是次日淩晨0時半；毛澤東得知林彪的消息，大約是次日淩晨1時。如此重要的情況，周恩來在兩個半小時之後，才向毛澤東匯報，這就給林彪出走爭取到最寶貴的時間。

　　有人說周恩來為阻止林彪出走，采取了不少措施，比如下令林彪專機返回北京，下令必須有周恩來、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四個人下命令才能起飛等等，但周恩來做了這麽多事，為什麽就不能報告毛澤東呢？此時毛澤東就在人民大會堂不遠處的中南海，周恩來要見毛澤東，十幾分鍾就可以趕到毛澤東的住處，可是周恩來偏偏要獨自處理林彪的事情。

　　再者，林彪在黨內的級別高於周恩來，按道理，周恩來沒有資格處理林彪的事。比如周恩來下令，隻有周、黃、吳、李四個人下命令，林彪的專機才能起飛。因為林彪是周、黃、吳、李四人的上級，林彪的飛機是否起飛，難道還要遵從這四個下級的命令嗎？因此，周恩來應該向比林彪級別更高的毛澤東匯報，由毛澤東親自來決定林彪的專機是否可以起飛，而不是不告訴毛澤東，由周、黃、吳、李四人自己決定林彪的專機是否可以起飛。周恩來這種處理林彪事件的方式，從黨紀上來說，也是不合適和不應該的。可以說周恩來處理林彪事件，有點像現代版的關羽華容道。

　　正因為周恩來在林彪事件上陷得比較深，所以他需要向毛澤東“解釋”一下這件事，因此就有了汪東興的版本。我們再回頭看一下周恩來和葉群的電話問題。

　　一、究竟是誰給誰主動打電話呢？據林彪辦公室的記錄：“11 時 22 分，葉群給周總理來電話。”也就是說，葉群主動給周恩來打電話是正確的。那麽周恩來為什麽對汪東興說，是他主動給葉群打電話呢？

　　這是因為，如果是葉群主動給周恩來打電話，周恩來就應該把這件事向毛澤東匯報；相反如果是周恩來主動給葉群打電話，當然就不需要向毛澤東匯報了。因此，周恩來想通過汪東興轉告毛澤東，是他主動給葉群打電話的，這樣這件事他就沒有必要向毛澤東匯報了。

　　（276）

　　二、葉群是否告訴周恩來他們已經有飛機了？這件事張耀祠的版本是正確的，因為它得到其他的旁證。

   吳法憲回憶說：過了不大一會兒，周恩來又打電話找我，告訴我說：“葉群給我打來電話，說副帥要到大連去轉一轉。我問她有沒有調飛機去，葉群說‘還沒有調飛機，等一會兒，我給吳胖子打電話，要吳胖子調飛機過來’。可能葉群很快就會給你打電話，先不要答應她，你就說要請示我。”

　　不久，葉群果然給我打來電話說：“林總要到大連去，讓胡萍來一下，如果你能來也好。”

　　我告訴葉群說：“調動飛機的事情，我不能決定，要請示總理。”

　　同葉群通完電話，我又立即打電話，把這些情況報告了周恩來。我請示周恩來，說我要立即到西郊機場，去進一步追查飛機調動的問題，周恩來同意了。放下電話，我就帶著秘書、警衛員，直接從辦公室去西郊機場。這時，大約是9月13日淩晨零點左右。

　　據吳法憲的回憶，周恩來當時在電話裏告訴他：葉群說“還沒有調飛機，等一會兒要吳法憲調飛機。”後來葉群果然打電話給吳法憲，談到調飛機的事。據此可知，葉群沒有告訴周恩來他們已有飛機，是正確的。當然，葉群不算是說謊，因為林彪的確沒有“調”飛機過來。林立果飛來的那架專機，並不是通過林彪辦公室“調”過來的，而是林立果以搭乘試飛飛機的名義，飛到北戴河的。至於葉群為什麽要打電話給吳法憲調飛機，我們在後麵分析。

　　這裏的問題是：周恩來為什麽對汪東興說，葉群說他們已有飛機了，並說林彪明天準備乘坐這架飛機呢？這是因為，周恩來在發現林立果飛到北戴河的飛機後，沒有采用措施把這架飛機控製起來。如果葉群說林彪不知道北戴河的飛機，周恩來就完全有理由派士兵強行把這架林彪不知道的飛機控製起來；相反，如果林彪知道這架飛機，並聲稱明天要使用這架飛機，周恩來就不便控製林彪準備使用的飛機了。

　　因此，周恩來想通過汪東興轉告毛澤東，因為葉群聲稱林彪明天要使用這架飛機，所以周恩來不便違背林彪的意願來控製這架飛機。

　　三、葉群是否堅持晚上起飛？這件事張耀祠的版本是正確的，因為它也得到其他的旁證。

   李作鵬回憶說：1971年9月12日，星期天，這一天很安靜，沒有別的事情打擾。晚上劉秘書進來說：“總理秘書來電話說，總理要找首長講話。”

　　我聽後說：“立即轉過來。”我拿過來電話，等待總理講話時，看了一眼手表：23時整。

　　周總理在電話中指示我：“你查問一下山海關機場，今天下午是否有一架空軍飛機飛到那裏去了？查的結果告訴我。”

　　（277）

　　當時總理的語氣也很平靜，我沒有聽出任何異常的感覺。23時05分，我就同山海關機場接通了電話。

　　我問：“是否今天下午有一架空軍飛機到達山海關機場？”

　　回答：“是的，有一架空軍三叉戟飛機。”

　　我問：“飛機走了沒有？”

　　回答：“沒有走。”

　　我放下電話，立即要軍委一號台總機接通周總理電話。接通後，我把查問山海關機場那架空軍三叉戟飛機的情況，如實地報告了總理，此時大約是23點10分左右。

　　聽完我的報告，總理仍用十分平靜的語氣說：“有這樣一個情況，第一……”，當我聽到“第一……”時，立即拿起筆準備記錄，並用手勢告訴老伴幫助我記錄。

　　在電話中，總理向我做了四點指示：

　　第一、北戴河那位(我一聽就明白是指林彪)可能要動，要飛夜航，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飛夜航；

　　第二、他要飛夜航，你就告訴山海關機場，待他到達機場後，請他給我來個電話；

　　第三、空軍那架飛機的行動，要聽北京我的指示、黃總長的指示、吳副總長的指示和你的指示才能放飛；

　　第四、我已告訴吳法憲到西郊機場去了，作必要準備。

　　接完總理的電話，當時給我的第一感覺是，林彪可能要回北京，但總理出於安全考慮，不同意林彪飛夜航。23點35分,我要通了山海關機場調度室電話，隨即將總理指示向調度室值班員做了傳達。我對總理的第三條指示，又補充說：“四個首長中，其中任何一個首長的指示均可放飛。”

　　這是我當時對總理電話指示精神的理解：除周、黃、吳、李的指示外，其他人的指示不可放飛。

　　23點45分左右，周總理又打電話問我三叉戟飛機號碼，此時大約是23點55分左右。

　　由李作鵬的回憶可知，周恩來在電話裏對他說：“北戴河那位可能要動，要飛夜航。”可見葉群是堅持要晚上起飛的。那麽周恩來為什麽對汪東興說，葉群答應今晚不飛，第二天飛呢？

　　這是因為，如果葉群答應今晚不飛，第二天飛，周恩來輕信了葉群的話，沒有想到林彪的座機突然在晚上起飛，這樣周恩來就是“被欺騙”的角色，對這件事沒有責任。相反，如果葉群已經明言告訴周恩來，今晚林彪要飛，而周恩來卻沒有采用相應的措施阻止，那麽周恩來就有責任了。

　　因此，周恩來想通過汪東興轉告毛澤東，因為葉群聲稱林彪今晚不飛了，周恩來輕信了葉群的話，所以沒有采取相應的措施。

　　四、周恩來是否準備親自去北戴河？

　　張耀祠版本沒有提到周恩來準備親自去北戴河之事，隻要汪東興版本提到。那麽周恩來為什麽告訴汪東興他準備親自去北戴河呢？這是因為，周恩來在毛澤東與林彪問題上，一直持中立態度，沒有主動幫毛澤東解決林彪問題。而周恩來親自去北戴河，就意味著他準備積極幫助毛澤東解決林彪問題。因此，周恩來想通過汪東興轉告毛澤東，周恩來曾經試圖積極幫助毛澤東解決林彪問題。

　　（278）

　　前麵講了葉群和周恩來打電話的問題，那麽還有一個關鍵的問題需要搞清，那就是為什麽葉群要給周恩來打電話？或者說葉群給周恩來打電話的動機何在？我們先看看在葉群打電話給周恩來之前，北戴河發生了什麽事情。

　　據林豆豆本人回憶，9月12日晚9時左右，林立果乘飛機到北戴河。林立果一到，林豆豆就問他情況。林豆豆說：“我立即找林立果，問他要去哪兒？他說馬上去廣州。”

　　林豆豆得知這個情況之後，馬上找警衛處長李文普和警衛科長劉吉純，要求他們帶她去八三四一部隊報告。林豆豆大約在晚9時50分左右，從林彪住的96樓悄悄溜出去，和劉吉純一起去找八三四一部隊的領導談話，然後又悄悄溜回96樓。

　　林豆豆回來後，葉群叫她過去。林豆豆說：“就在這時，葉群的內勤來找我，說葉群讓我馬上去見她。我去了葉群的房間，她通知我，明早6點出發去廣州，叫我和張清林、張寧三人準備一下行裝。”

　　此時大約是12日晚10時半左右。林豆豆從葉群那裏出來之後，又去找李文普和劉吉純，在院子裏的某個角落密談。林豆豆的不正常行動，引起了葉群的警覺。據林豆豆未婚夫張清林回憶說：葉群連找林立衡兩次，問她哪裏去了？第二次找林立衡時，葉群直接問：“是否去向八三四一部隊報告去了？”葉群顯得很緊張。

　　據林彪的警衛員呂學文回憶說：葉群對林立衡始終不放心，認為她是一塊“心病”。葉群幾次到電影場察看，當她看到席位上隻有張清林，沒有林立衡時，立即過去查詢，並派工作人員四處尋找。大約12日晚11時左右，林立果走出96號樓，親自到外邊找林立衡。林立果轉了個小圈以後，匆匆趕回了96號樓，他可能發現了警衛部隊的異常行動。

　　由此可見，直到12日晚10時半，林彪的計劃還是第二天一早去廣州，葉群親口告訴林豆豆明早去廣州，並要她準備好行裝。

　　這裏再分析一下林彪怎樣飛廣州。按照正常的規矩，林彪的專機起飛之後，就要通知廣州方麵，在哪個機場降落，然後廣州方麵派出警衛部隊，去機場迎接林彪。等林彪一下飛機，警衛部隊就把林彪保護起來。因為廣州方麵派出的警衛部隊，並不是林彪的親兵，林彪被這些警衛部隊“保衛”，他仍然沒有自由，不可能指揮和領導政變。

　　因此林彪第一步，就是要擺脫廣州方麵的警衛部隊。從現在已知的情況來分析，林彪的行動大致是：周宇馳等人率領“聯合艦隊”的先頭部隊，先從北京起飛，到廣州沙堤機場降落。然後林彪的飛機從北戴河起飛，通知廣州方麵準備在廣州白雲機場降落，這樣廣州方麵的警衛部隊就會事先到白雲機場等待。等到林彪的飛機飛到廣州上空後，謊稱飛機故障，忽然在廣州沙堤機場降落。這樣就可以“甩掉”廣州的警衛部隊，由周宇馳率領的“聯合艦隊”把林彪保護起來，立即轉移到安全的地方，開始實施政變。

　　林彪也可能采用另一種方式，就是飛機先飛向大連，到了大連之後，以飛機故障為由，從大連上空直接飛出國境到公海，然後沿著公海飛到廣州，突然在廣州沙堤機場降落，形成突然襲擊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