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五五（崇新嶽 百思峰 ）

 

（175）

 

　　邱會作回憶說：當時軍委座談會已經結束，大多數的人還沒有走，經我們商量後，軍委辦公廳又通知各地軍隊領導幹部來開會，因為我們對主席的批示要做檢討，沒有人聽也不行呀。軍委辦事組成員，按排名順序做了“檢討”。會後，黃永勝又報告總理，請總理安排我們幾個人在一定的範圍作檢討。總理考慮後說：“就在全國計劃會議上檢討吧。”

　　中央政治局主持召開的小型全國計劃會議，於1971年2月間在人大會堂舉行，會議由周總理主持。總理在會上說：“今晚的會議，同時還要傳達毛主席對批判陳伯達問題的指示，毛主席對軍委辦事組有批評的批示，我看現在請黃永勝同誌先發言。”

　　黃永勝事先有準備，他代表軍委辦事組首先發言，他的發言是經過軍委辦事組討論的。在黃永勝發言之後，以江青一夥為主對黃、吳、李、邱進行了猛烈攻擊，總之，要給軍委辦事組一個下馬威。要是意誌軟弱一點的人，在這種情況下是會被嚇倒的。

　　張春橋發言說：“我今天上午去看了康老。當他知道了毛主席對軍委辦事組的批評後，表示非常關心。他要我為他帶三句話到今晚會議上來。這三句話是：軍委辦事組不批判陳伯達，可以理解不可以原諒；陳伯達跟軍隊究竟是什麽關係，一定要搞清楚；對軍隊往何處去，不能等閑視之。”

　　張春橋接著說：“我認為軍委辦事組不批判陳伯達，不是一個認識問題，而是一個立場問題。為什麽對陳伯達連批判一下都不行呢？毛主席對你的批評，我看就是向你們提出了希望。你們同陳伯達不一樣，我是同意的，但希望你們自己不要硬往陳伯達那裏鑽。你們究竟是要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還是要陳伯達那個政治騙子？這是你們必須抉擇的問題。”

　　接著，列席會議的毛遠新發言，他說：“軍隊幾個人為什麽不批判陳伯達，可能是不傷同類吧？現在來看廬山的問題就更清楚不過了。廬山沒有被炸平，是陳伯達動手太早了，你們內部也協調不好。廬山問題的實質是未遂的政變。”

　　毛遠新又說：“文化大革命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我們把劉少奇司令部打垮了。那麽，出現另外一個司令部怎麽辦？我們的回答是：像對待劉少奇司令部一樣的老辦法！我勸你們不要令利智昏，毛主席的威望是高於一切的。”

　　毛遠新的發言，影響是很大的，他似乎等於是毛主席的代言人，我認為毛遠新的重頭話是不敢亂說的。

　　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黃永勝即席做了很簡短的發言。從總理的眼神看有些吃驚和擔心，我真是手心裏捏出汗來。黃永勝說：“今天的會議活像造反派的鬥爭會，連說話的語言都是造反派慣用的，就差戴高帽子，掛牌子了。現在，我倒是要問：毛主席說的話算數？還是你們說的算數？我是堅定不移的擁護毛主席的，有錯誤我們會誠懇向毛主席檢討。所以任何人企圖打著毛主席的牌子來嚇唬人，對我都是無效的。”關鍵時刻黃永勝還真扛得住。

　　最後，周總理說了幾句話，他說：“毛主席原定對廬山會議問題處理的方針、政策都沒有變，也不能有任何改變。我們的一切提法都要以毛主席的話，即最高指示為準。”

　　（176）

　　在全國計劃會議上黃、吳、李、邱四人的檢討，是林彪事件的一個轉折點。在此之前，毛澤東隻是批評吳、李、邱等人在廬山會議上配合陳伯達“稱天才”和“設國家主席”的錯誤，因為黃永勝前期沒有參加廬山會議，沒有發言，所以黃永勝對“稱天才”和“設國家主席”這兩個問題是沒有錯誤的。也因為如此，黃永勝不肯檢討。因為黃永勝一檢討，錯誤的性質就變了，就不單純是廬山會議上的問題了。

　　這時周恩來把問題的實質“點穿了”，周恩來說：“在會上有沒有發言，發言不發言，在主席那裏都是一樣的，主席要打你們的宗派主義。”

　　這也就是說，毛澤東要批評的已經不單單是“稱天才”和“設國家主席”的問題，而擴大為是“宗派主義”的問題。黃永勝聽到周恩來這麽說，隻得檢討了。所謂“宗派主義”，用古代的話就是“結黨營私”，搞小集團幫派活動。因此，在全國計劃會議上黃、吳、李、邱四人檢討時，江青集團的人就不再批他們“稱天才”和“設國家主席”的問題，而是把問題轉為批判他們的小集團幫派活動。

　　康生還算是就事論事地說：“陳伯達同軍隊究竟是什麽關係一定要搞清楚”；張春橋就開始上綱說：“軍委辦事組不是認識問題，而是立場問題”；毛遠新更是扣大帽子說：“廬山問題的實質是未遂的政變。”

　　這次會上毛遠新的發言是耐人尋味的。邱會作說：“我認為毛遠新的重頭話是不敢亂說的，他似乎等於是毛主席的代言人。”這個看法是合理的，因為“未遂政變”這麽重的話，毛遠新如果沒有得到毛澤東的同意或暗示，是不敢隨便說的。特別是毛遠新說：“出現另外一個司令部怎麽辦？要用對待劉少奇司令部一樣的老辦法！”這句話，幾乎是說林彪是另外一個司令部，要像打倒劉少奇那樣把林彪打倒。

　　毛遠新的話，意在威嚇“四大金剛”，讓他們知道如果再繼續留在林彪的司令部，就要重蹈劉少奇的下場。張春橋也說：“你們究竟是要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還是要陳伯達那個政治騙子？這是你們必須抉擇的問題。”

　　然而黃、吳、李、邱四人並沒有被嚇住，黃永勝反駁說：“主席說的話算數，還是你們說的算數？任何人企圖打著毛主席的牌子來嚇唬人，對我都是無效的。”黃永勝這麽說，是因為毛澤東的公開講話，還是“批陳整風”，並提到過“未遂政變”和“另一個司令部”的問題。

　　這時周恩來出麵替林彪集團打圓場，他說：“毛主席原定對廬山會議問題處理的方針政策都沒有變，我們的一切提法，都要以毛主席的話為準。”周恩來的話，婉言否定了毛遠新說的“未遂政變”和“另一個司令部”的提法，因為這並不符合毛澤東的公開講話。

　　（177）

　　雖說黃永勝在這次會上還表現出“扛得住”的樣子，但他們四人的心中越來越慌張和動搖起來。

   據邱會作回憶說：

   在全國計劃會議上，黃、吳、李、邱受到了廬山會議以後最為嚴重的打擊。在會後清晨4時回到京西賓館，我們幾個人議論了兩個問題：一是，將情況向林總匯報（葉群未參加會）；二是，我們要從被動爭取主動，這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我發表意見說：“當前即使請林總出來講話，對問題的解決不僅無利，反而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煩。我提議，請周總理同我們談一次話，主要是接受總理對我們的批評。”

　　這個提議，大家同意了。對第二個問題，我們商定，軍委辦事組一麵進行整風學習，同時要盡快向毛主席寫檢討。我們爭取主動的唯一辦法就是“自我批評”，隻要有比較好的自我批評，並獲得了毛主席的基本同意，我們就主動了。

　　據邱會作回憶，“四大金剛”在這次會後曾想向林彪匯報，但邱會作反對說“向林總匯報反而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其他人也同意了邱會作的看法，於是他們就沒有去向林彪匯報，而是請周恩來跟他們談話，向周恩來求援。有人說林彪搞政變，應該動用他的“四大金剛”，這種說法顯然是不現實的。因為當時“四大金剛”都已經“躲著”林彪了，他們在會上挨批，毛遠新說出“另一個司令部”這麽重要的事情，他們也不去向林彪匯報，甚至連葉群都不通知。在這樣的情況下，林彪怎麽能動用“四大金剛”呢？因此，在廬山會議之後，林彪在事實上已經無法再用“四大金剛”了。

　　邱會作四人統一認識之後，黃永勝在會上作了一次檢討，他主要說：一、承認他們與陳伯達“有一些關係”；二、承認在廬山會議上，陳、吳、李、邱在一起，長時間談論過張春橋的問題；三、承認開幕式上林彪講話之後，葉群和他們談過“陸定一式人物”的問題。

　　這是“四大金剛”在檢討中，第一次提到葉群。這次提到葉群，下一次就有可能提到林彪了，這也是“四大金剛”動搖的表現。

   邱會作回憶說：

　　在我們整風的基礎之上，周總理同軍委辦事組談了一次話。總理首先說：“我看到永勝同誌發言的記錄稿，這是一篇很好的講話。在這個記錄稿的基礎上，可以寫一篇較好的檢討報告，你們應立即向毛主席寫個報告。”

　　總理說：“主席對你們仍然是很關心的，我剛才就是從主席那裏來。主席交代我說：‘你告訴他們，要犯得起錯誤，要做得起檢討。’有了這兩條，你們還有什麽顧慮？”

　　總理接著說：“現在關鍵的問題就是你們要有自我批評，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你們應當看到主席對你們抓得很緊，你們應當從正確的方麵來理解主席的精神。”

　　（178）

　　根據周總理的談話精神，我們向毛主席寫了一個報告。緊接著，我們幾個就向主席寫了檢討報告。黃永勝召集吳、李、邱開了數次會議，黃永勝說了不少話，但中心是說“統一思想、統一認識、統一口徑”的三個統一。

　　對“三個統一”的前兩個，大家沒有多少意見，對“統一口徑”的意見就不一致了。黃、吳、李、邱幾個人之間，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這是廬山會議以來辦事組第一次這樣激烈的爭論。

　　李作鵬說：“統一口徑的具體內容是什麽？”

　　黃永勝說：“隻說自己，不涉及別人。”

　　李作鵬說：“不涉及別人，我同老邱就不需要寫報告。我們的事是從你們正、副組長那裏來的。”

　　黃永勝說：“我說的不涉及別人的意思，你們會理解的。除了林總這個大局之外，其餘的人無論怎麽說都可以。”

　　黃永勝怕吵起來，就說：“今天不談了。”

　　過了幾天，大家又在一塊談，這次主要是談吳法憲新寫的檢討稿。吳法憲向大家讀了一遍，然後黃永勝讓我們發言。我說：“稿子寫得很‘文氣’。”

　　李作鵬很生氣地說：“什麽‘文氣’，應當是‘憋氣’，這是什麽檢討稿？”

　　黃永勝趕緊說好話，他說：“我們好好商量，互相幫助。老吳的稿子是一定會寫好的。”

　　吳法憲聽了李作鵬的話，手拿著他的稿子，抱著一個皮包，起來就走了。吳法憲邊走邊說：“我的稿子好壞，我自己負責。你們不要為我操心了。”

　　吳法憲走了，我們也就沒有談下去了。黃永勝最後說：“看來在一起要談得好，是不可能的了。在一起不僅談不好，還容易傷和氣。”

　　從此以後我們四人，就沒有再在一起談檢討報告的事了。

　　邱會作回憶說明，“四大金剛”之間的團結從此也開始瓦解了，他們開始自己寫自己的檢討，不再相互商量了。而且，指導他們寫檢討的是周恩來，他們寫的檢討事先送給周恩來看，周恩來說可以之後，才送到毛澤東那裏。他們四人寫的檢討，事先都沒有給林彪看過，他們也不敢給林彪看了。

　　邱會作繼續回憶說：

   黃永勝、李作鵬和我，在3月中下旬都分別向毛主席寫了檢討報告。我的檢查報告寫好後，於1971年3月中旬就送給周總理。總理看到報告之後，認為寫得不錯，他很高興，轉給了毛主席。

　　毛主席收到黃永勝、李作鵬和我的檢討報告，很快就批了下來，主席的批示是：“黃永勝、邱會作、李作鵬三同誌的檢討都看了，我認為寫得很好，以後是實踐這些申明的問題。”

　　其實我們的檢討寫得一般，但滿足了毛主席的心願。1971年3月24日下午3時，毛主席在中南海住處和周總理、康生接見了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紀登奎、李德生。

　　（179）

　　毛主席是在他的臥室接見我們六個人的，主席坐在沙發上，向我們進去的人微笑招手。我們進去的人都先向主席敬禮、握手，然後在兩旁坐下。我們坐好之後，毛主席說：“早就要請你們幾位來談談，今天才實現。中國人有句話叫做：禮多人不怪，有禮不怕遲。”

　　原來堅持不肯寫書麵檢討的黃永勝、邱會作、李作鵬，這次也寫了書麵檢討，也就是向毛澤東這邊靠攏了，毛澤東比較滿意，因為這是孤立林彪的第一步。於是毛澤東趁熱打鐵，親自召見“四大金剛”，進一步拉他們一下。

　　邱會作回憶說：

   毛主席說：“中央準備召開一次會議，主要內容是講批陳整風問題。你們之中的一些同誌也發言做點自我批評，名義上討論陳伯達的問題，實際上給你們做點自我批評創造條件，這樣做好不好？”

　　黃永勝立即說：“我們完全擁護主席的決定。我們犯了錯誤，應該進行自我批評。”

　　周總理說：“我們要發揚延安整風精神，用自我批評和批評的武器來解決問題。”

　　毛主席說：“我們黨快五十年的曆史了，但對待犯錯誤的問題，還沒有很好解決。在我們的隊伍內，作為犯錯誤的來源，無非是兩個問題。一個是貪生怕死，貪汙公款等，為個人利益犯錯誤；另一個是思想問題，為革命犯錯誤。”

　　毛主席說：“除了為個人打算的錯誤以外，所有犯錯誤的人，都是為革命而犯錯誤的。我是讚成不怕犯錯誤的，一個人要工作就要不怕犯錯誤，怕這怕那還做什麽工作？當年，我們上井岡山，黃永勝也是跟著上去的一個，就沒有事先考慮錯誤與正確的問題，是逼上山的。如果事先去考慮會犯錯誤，還能上井岡山？”

　　毛澤東這裏說了兩個問題，第一個是中央準備開會一次會，要讓黃永勝等人在會上作自我批評，黃永勝答應了這個條件。林彪是黃永勝等人的直接領導人，按照一般的慣例，自己的部下犯了錯誤，領導人也應該做相應的自我批評。黃永勝等人一旦在中央會議上公開自我批評，承認自己犯了錯誤，那麽他們的上司林彪不做自我批評，就說不過去了。因此，黃永勝等人做檢討，就是“逼”林彪做檢討的第一步。

　　另外，毛澤東還安慰這幾個人說，犯了錯誤也不要怕。毛澤東說到犯錯誤的兩個原因：第一個是“為自己”犯錯誤，第二個是“為革命”犯錯誤。所謂“為革命”犯錯誤，就是好心辦壞事。毛澤東說一個人不應該怕犯錯誤，否則就會畏縮不敢工作。毛澤東還用自己的例子證明，如果當年他們害怕犯錯誤，也就不可能上井岡山了。

　　（180）

　　邱會作回憶毛主席的召見過程時說：

   接著，毛主席手持報告，對著我說：“這個報告（指我的檢討報告）是你自己寫的嗎？”

　　我立即回答：“是我自己寫的。”

　　對我的回答， 毛主席既不認可，也不否定，好像還要說別的什麽似的。

　　周總理接著說：“是他自己寫的，他是可以寫一些東西的。”

　　毛主席說：“是呀，此人的文化是背識字牌背出來的。他還很年青的時候，在長征的路上我們就熟悉了。”

　　周總理說：“我是在瑞金就同他熟悉的。在長征的路上，他是我們的青年小科長。”

　　毛主席說：“啊，不簡單，報告寫得不錯，你的字也寫得不錯嘛。我死後你可以來這裏當中央委員會主席！”

　　主席的突而其來之語，全場都震驚了，我反應還算快，立即站起來大喊一聲：“祝毛主席萬壽無疆！”

　　周總理對我非常滿意，大家也發出了笑聲，全場的氣氛很活躍。

　　毛主席說：“我提議，恩來同誌帶你們幾個人（黃、吳、李、邱、紀、李、汪）到北戴河去一趟，去同林彪同誌商量一下開會的問題。林彪同誌這個人，想問題常常比我們想得都深刻，對開會的問題，先征求他的意見再做決定，是很必要的。”

　　吳法憲這樣回憶毛澤東的召見：

   我們在周恩來的帶領下，來到了毛澤東的書房。毛澤東、周恩來、康生坐在前排，我們在後麵坐著。毛澤東說：“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三人的檢討我看了，批了‘很好’，可以過關了；吳法憲和葉群的檢討雖然寫過多次，現在看來不夠了，要再補寫一個。”

　　談話中，毛澤東問邱會作說：“你的檢討是秘書寫的，還是自己寫的？”

　　邱會作回答說是自己寫的。接著，毛澤東又問黃永勝和李作鵬，他們倆也都說是自己寫的。

　　毛澤東說：“邱會作，你的字寫得很好嘛。我死了以後你可以去當主席。”

　　邱會作反應很快，趕緊站起來說：“毛主席萬壽無疆！”

　　這次談話不到一個小時，主要是毛澤東一個人講，周恩來和康生都沒有講話。毛澤東講完以後，就叫我們走。臨走時，毛澤東對我說：“吳法憲，你再寫一個檢討，我是保你的。”

　　聽見毛澤東這樣說，我動了感情，說：“主席保重，我謝謝主席！”

　　毛澤東接著說：“你走吧，你要知道，我是保你的，見到林彪同誌去認個錯。”

　　我說：“我一定記住主席的話。”這次談話就這樣結束了。

　　在這次接見中，毛澤東表示出對“四大金剛”相當友好的態度，甚至開玩笑說“邱會作的字寫得好，我死後你可以當主席”。這個玩笑就使緊張的氣氛活躍起來，讓他們感到一種在自己人圈子裏談話的輕鬆氣氛。毛澤東要讓“四大金剛”感到，毛澤東對他們是很好的，隻要他們離開林彪，毛澤東是不會虧待他們的。

　　（181）

　　毛澤東召見“四大金剛”的中心目的，是讓周恩來帶著“四大金剛”去北戴河見林彪。這一方麵是向林彪“示威”，意思是：你看，你的四大金剛已經答應在中央會議上公開檢討了，他們已經站到我這邊來了。這自然會讓林彪感到空前的孤立；另一方麵是向林彪“施壓”，毛澤東希望林彪在這樣的壓力下投降，也答應在中央會議上做自我批評。隻要林彪作了自我批評，承認自己犯了錯誤，毛澤東的下一步棋就好走了。

　　邱會作繼續回憶說：

   1971年3月29日，周總理領黃、吳、李、邱、紀、李等六人，由北京乘專列火車到北戴河去了。我們到北戴河，得到最為熱情的接待。葉群親自到北戴河車站去迎接周總理，生活也安排得很好。周總理、黃永勝各單獨住一棟樓，吳、李、邱、李、紀等五人，住在空軍療養院。晚上，黃、吳同葉群談話去了，其餘的人都同總理一起，在他的住處看電影。

　　4月1日下午3時，林總主持了在他的住處舉行的匯報會議。那天的天氣還是相當的冷，但我們到達時，林總和葉群在門口等待周總理。總理到了之後，林、周進房子，還互讓了一會。林要周總理走在前，總理讓林走在前，正在相讓時，還是葉群說：“我走前麵給總理引路。”

　　在葉群引導之下，林、周才並排走進去，互相之間十分親切。

　　林總主持了匯報會，他簡單幹脆地說：“歡迎總理講話。”

　　會議開始時，葉群還在走來走去，林副主席用嚴肅的口吻說：“葉群，你坐下來聽總理講話。”

　　周總理說：“毛主席要我領他們幾位，到這裏來向林副主席匯報和請示中央要召集一次會議的問題。主席說，廬山會議的問題到現在都有半年多了，本來問題已經處理了，但發生了一些新的情況，還需要做一次處理。”

　　另外，總理還談了國際形勢和外交工作的一些重要問題。周總理說完之後，他要黃永勝簡要說一下戰備工作方麵的問題。黃永勝說完之後，李德生和紀登奎也作了匯報，周總理又要我簡要說一下國防工業的問題。

　　最後，林總發表了簡短的講話，他說：“廬山會議後半年多來，批陳整風運動取得了很大成績，我完全讚同。國內的工作很有成績，國際活動打開了新的局麵，都是很好的，戰備工作有成績，國防工業生產情況良好，都是好事。全黨、全國、全軍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我們在毛主席領導下，可以克服各種困難，勝利前進。”

　　林總還說：同意毛主席對黃、李、邱的批示，對三人檢討很高興，並要求吳法憲、葉群重寫一次檢討。林總說：“他們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絕沒有想到陳伯達的問題那樣嚴重。這次把陳揪出來，是很大的勝利。”

　　在林總住處開完會之後，我們即上原來的專列火車回北京，葉群到車站歡送周總理。

　　毛主席派中央常委、政府總理率六名中央政治局委員，去外地向自己的副主席匯報和商量問題，這即便不是“史無前例”的，也是非常罕有的。

　　（182）

　　關於這次北戴河之行，吳法憲也回憶說：

   在毛澤東那裏談話後的第二天，周恩來通知我們，要我們晚上10點鍾在北京車站上車，準備去北戴河向林彪匯報。

　　晚上，我準時到達北京火車站貴賓候車室。上站台後見到一列專列駛過來，周恩來分給我們每人一節車廂。車廂很寬敞，非常漂亮，裏麵有沙發床和辦公桌，據說這是周恩來的專列，我坐這樣的專列還是頭一次。周恩來除了有專列以外，在我們空軍和民航還各有一架專機。

　　上了火車，夜已深了，各自就都休息了。我心中不安，從走廊裏過去見周恩來，見到一個女服務員正在為周總理剪指甲，我過去坐了一會兒。周恩來問我：“你睡不著覺啊？”

　　我說：“我是在想我的檢討怎麽寫，我想請示一下總理，有一個問題我吃不準，就是林立果‘講用報告’，這個問題寫不寫？這個問題主席提出過批評。不寫，主席那裏交代不過去；寫了，怕林副主席不滿意。”

　　周恩來很耐心地告訴我說：“這個問題不要寫，越寫越複雜，說不清楚，牽涉的麵太寬了。”

　　我當時非常感謝周恩來對我是一片好心，周恩來又說：“你寫好以後，先送給我看，我再送給毛主席。你不要有壓力。”

　　火車走了一夜，第二天上午8時到了北戴河。汪東興安排前期工作，已提前到了這裏，他把周恩來安排在原來毛澤東住的小樓，把黃永勝安排在另一座樓裏，我們幾個則住在一個招待所裏。

　　上午休息，當天下午，我們一起見了林彪。首先由周恩來傳達毛澤東的指示和決定，這件事情毛主席說要他來請示和征求一下林彪的意見，還要向林彪匯報一下近來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的一些工作。

　　周恩來說完，便由黃永勝匯報戰備工作情況；李德生匯報華北會議情況；紀登奎匯報國務院的工作情況；最後再由周恩來談外交情況；一共談了三個多小時。

　　聽匯報時，林彪沒有說什麽話。最後，林彪表示完全讚成毛澤東關於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的意見，以及對黃、李、邱檢討的批示。關於我們的問題，林彪隻說了“無心插柳柳成行”這樣一句話，就是這麽一句話，也沒有批評我們的意思。林彪再沒有多說什麽，一共講了三分鍾。

　　當天晚上，葉群以怎麽寫檢討為名，把黃永勝和我兩個人叫到她那裏去。我把自己的檢討稿給她看了，黃永勝對她的檢討提了一些意見，我沒有說什麽。當晚，我們沒有見到林彪。

　　第二天下午2時，我們從北戴河返回北京。這一次，不像往常，我們沒有向林彪、葉群辭行，因為是周恩來領頭來的，我們不好單獨行動。看樣子林彪也不想單獨見我們，總之是避嫌的意思吧。在火車上我和邱會作兩個人在周恩來的車廂聊天，天南地北，晚上10點鍾，到了北京，各自回家。

　　周恩來這次帶著“四大金剛”去北戴河見林彪，是林彪事件中的一場重頭戲，我們將在後麵分析。

　　（183）

　　在當事人的回憶中，周恩來帶著黃、吳、李、邱等人的北戴河之行，有幾點值得深思：

　　一、在接見臨別之際毛澤東對吳法憲說：“我是保你的，見到林彪同誌去認個錯。”吳法憲回答：“我一定記住主席的話。”

　　毛澤東讓吳法憲當麵向林彪認錯，這是讓林彪難堪的事。因為林彪反張春橋的講話，就是根據吳法憲和張春橋的爭論來的。如果吳法憲本人認錯了，那麽林彪的那個講話，自然也就是錯了，這就是所謂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因為林彪的講話是“毛”，吳法憲的爭論是“皮”。

　　可是吳法憲到了林彪麵前，卻又沒有向林彪認錯，這樣就避免了林彪的一次難堪，算是吳法憲在關鍵時刻沒有對林彪反戈一擊。可是吳法憲答應過毛澤東“我一定記住主席的話”，這樣一來，他就對毛澤東失言了。對於吳法憲這種半路出家搞政治的人來說，夾在兩位政治巨人之間的滋味肯定是不好受的。

　　二、吳法憲沒有兌現他對毛澤東的許諾，周恩來起了相當重要的影響。吳法憲回憶說，他在列車上和周恩來談話時，對他的檢查上寫要不要寫林立果《講用報告》的問題，向周恩來請教。吳法憲說：“不寫，主席那裏交代不過去；寫了，怕林副主席不滿意。”

　　吳法憲的問題其實很簡單：寫了林立果的問題，就是毛澤東滿意，林彪不滿意；不寫林立果的問題，就是林彪滿意，毛澤東不滿意。吳法憲請教周恩來：我是應該站在毛澤東一邊？還是應該站在林彪一邊？

　　這時周恩來立即回答說：“這個問題不要寫，越寫越複雜，說不清楚，牽涉的麵太寬了。”周恩來勸吳法憲做出“讓林彪滿意而毛澤東不滿意”的選擇。吳法憲信任周恩來，就按照周恩來的話去做了，檢討報告上沒有寫林立果的問題。同時，吳法憲在向林彪當麵認錯的問題上，也根據周恩來的啟發，做出了“讓林彪滿意而毛澤東不滿意”的選擇，也就是沒有認錯。

　　周恩來顯然是偏袒林彪的，如果他慫恿吳法憲在檢討報告上揭發林立果的問題，把林彪的問題擴大到廬山會議之外，就會進一步把林彪推入窘境，林彪事件的發展也會大不一樣。周恩來對他的偏袒，林彪也是心知肚明的，他暗暗感謝周恩來。

　　三、林彪對周恩來的感謝之情，外人也能看得出來。邱會作說：“那天相當冷，但我們到達時，林總和葉群在門口等待周總理。林、周進房子，還互讓了一會兒。林要總理走在前，總理讓林走在前，正在相讓時，還是葉群說：‘我走前麵給總理引路。’在葉群引導下，林、周才並排走進去，互相之間十分親切。”

　　（184）

　　林彪知道，周恩來雖說是中立態度，但在一些重大問題上，還是站在林彪的一邊。因此在這個關鍵時刻，林彪一定要與周恩來搞好關係，於是有上述的一幕。躋身政治局的高官們都已經看出，這次毛澤東要“整”林彪，很多人都不敢和林彪來往了，連“四大金剛”都躲著林彪。此時，周恩來表現出與林彪“關係親切”，那就是對一種林彪無聲的支援。

　　四、林彪隻是泛泛地表示支持毛澤東的決定，既沒有自我批評說自己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有錯，也沒有批評吳法憲等人。林彪隻是說吳法憲等人“無心插柳柳成行，絕沒有想到陳伯達的問題那樣嚴重”。這其實是為吳法憲等人辯解，根本算不上批評。

　　五、林彪沒表示參加將要召開的“批陳整風”會議，對“批陳整風”運動更沒有任何表示，這等於是對毛澤東的無聲抵製。

　　六、林彪沒有召見“四大金剛”，“四大金剛”也沒有提出要見林彪，雙方都在“避嫌”。吳法憲說：“這一次不像往常，我們沒有向林彪、葉群辭行，因為是周恩來領頭來的，我們不好單獨行動。看樣子林彪也不想單獨見我們，總之是避嫌的意思吧。”

　　邱會作說：“毛主席派總理率六名中央政治局委員，去外地向林彪匯報和商量問題，這即便不是史無前例，也是非常罕有的。”

　　毛澤東為什麽要這麽做呢？

   據另一位當事人李德生回憶說：在華北會議基礎上，中央準備召開批陳整風匯報會，周總理帶著我和黃、吳、李、邱去北戴河看林彪。總理告訴我，此行的目的，是毛主席要林彪出來參加一下即將召開的“批陳整風匯報會”，講幾句話，給他一個台階下。

　　到北戴河見了林彪以後，林彪隻是表麵上叫黃、吳、李、邱檢討錯誤，而他自己卻不表態認錯，也不願出席會議。

　　據李德生說，周恩來帶他們去見林彪，主要是兩個目的：第一是讓林彪表態認錯，第二是讓林彪出席會議。可是林彪既不表態認錯，也不願出席會議，因此毛澤東的兩個目的都沒有達到。

　　周恩來一行人從林彪那裏回來之後，立即去向毛澤東匯報。

   邱會作回憶說：1971年4月1日，毛主席在中南海住處裏，又一次接見了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這是周總理領黃永勝等到北戴河去同林彪商談後的接見，陪同接見的有周總理、康生。

　　（185）

　　我們走進毛主席住處時，主席正坐在沙發上看黃、李、邱寫的檢討報告。我們坐好之後，靜候毛主席說話。毛主席首先說：“在北戴河挨罵了吧？”（指在北戴河受到了林總批評之意）

　　黃永勝很聰明，腦子反應很快，按照主席的思路，為取悅主席，黃永勝立即回答說：“受了批評舒服。”總理如釋重負地向他點頭。

　　毛主席說：“批評也是武器，同槍炮是一樣的。前者用來打錯誤的東西，是思想武器；後者用來打敵人，是戰鬥武器。槍炮可以打敵人，也可以打傷自己的人；批評也是一樣的，可以用來打錯誤的東西，也可以傷自己人。”

　　接著毛主席的談話進入了正題，一口氣說了三個問題：第一點說的是路線問題，第二點說的是批陳整風問題，第三點說的是陳伯達問題。然後主席說：“你們幾個人的報告（黃、李、邱）我都看了，報告寫得都好。我批的是（手拿黃的報告，照念的）：報告寫得都好，我都同意。今後就是實踐自己的申明了。”

　　毛主席念完批示之後，又說：“你們幾個人（指黃、吳、李、邱）的問題，在我這裏就全部處理完了。剩下開會的具體問題，請總理去辦。”

　　周總理說：“完全擁護主席對黃永勝等五位同誌的報告的批示，這是毛主席的重大決策。”

　　毛主席的第二次接見，黃、吳、李、邱的心情是難以描述的，可以說是真正放下了思想包袱。從廬山會議到現在已經八個月了，在此期間，可以概括為八個字“坐臥不安，矮人一等”。今天毛主席同我們談了之後，問題解決了，哪有不高興之理？

　　這次毛澤東召見，主要是想了解黃、吳、李、邱到北戴河的情況。毛澤東首先問：“在北戴河挨(林彪的)罵了吧?”如果林彪罵他的“四大金剛”，那就是林彪投降了，可是林彪並沒有罵他的“四大金剛”。如果把此事如實說了，毛澤東肯定不高興。此時黃永勝巧妙地回答說“受了批評舒服”，就讓毛澤東誤以為林彪批評他們了，因此“總理如釋重負地向他點頭。”

　　毛澤東說：“黃、吳、李、邱的問題，在我這裏就全部處理完了。”這就讓黃、吳、李、邱大為高興，以為他們已經過關了，當然是非常高興的。其實毛澤東之所以這麽說，是當時被黃永勝忽悠了，誤以為林彪罵了他的“四大金剛”，這就說明林彪已經投降了，所以毛澤東也就放過黃、吳、李、邱了。可是很快毛澤東就知道了實情，林彪並沒有罵“四大金剛”，這就是說林彪還沒有投降，“四大金剛”當然也就不能放過了。

　　（186）

　　前麵提到，毛澤東說“黃、李、邱三人的檢討‘很好’，吳法憲和葉群的檢討不夠，要再補寫一個。”因此吳法憲在毛澤東接見他們之後，馬上趕寫檢討報告。

   吳法憲對此回憶說：

　　當天晚上，我加了一夜的班，把檢討寫了出來。第二天，我把這個檢討帶到軍委辦事組，請黃、李、邱一起研究，他們三人都認為，我不應該對張春橋說道歉的話。

　　我問他們：“不道歉能行嗎？”

　　李作鵬說：“什麽時候也不能向張春橋道歉。”

　　邱會作也說：“道歉有什麽用？”

　　黃永勝則說：“你這樣寫，別人一看就會說，你沒有誠意檢討。有意見先吞下去，以後再說。”

　　聽了他們的意見，回到家裏，我又用了三個小時，把檢討稿重新寫了一遍。寫完，反複校對，最後用個大信封，自己親自裝好密封，寫上“送呈毛主席親收”，通過機要部門速送周恩來。

　　檢討送上去以後，兩天都沒有回音，我心裏又是緊張不安。終於到了第三天晚上，邱會作從人民大會堂打來電話說，他和周恩來一起開會，周恩來要他打電話告訴我，我寫的檢討毛澤東已經批了。毛澤東的批示說：我和葉群的檢討“可以了”。

　　說到這裏，邱會作還補充了一句告訴我，周恩來說“可以了”（指毛澤東對我和葉群檢討的批示）和“很好”（指毛澤東對黃、李、邱的批示）是一樣的，讓我不要有什麽想法。

　　我想，毛主席現在對我們已經是“區別對待”了，但是不管怎麽說，也算是勉強過關了。黃永勝、李作鵬和邱會作也安慰我說：“我們幾個人是分不開的，今後也一樣同呼吸、共命運。‘很好’和‘可以了’差不多。”

　　李作鵬的話說得好：“‘很好’也好不了，‘可以’也不可以，都是一回事。”

　　我寫的檢討稿子，一直沒有退回，就直接交給中央辦公廳排印了。等我和葉群的檢討一印好，就立即通知召開“批陳整風匯報會”。

　　據吳法憲回憶，他在最後一次寫檢討的時候，曾經寫了向張春橋道歉的話，這樣就是完全認錯，完全認輸了。然而其他幾個“金剛”，不同意吳法憲向張春橋道歉，最後吳法憲聽從了他們的勸告，刪去了對張春橋道歉的話。吳法憲聽從了其他三人的話，這就意味著他陷入林彪集團拔不出來了。

　　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吳法憲在信封上寫“送呈毛主席親收”，可是卻通過機要部門先送到周恩來那裏，這就體現了他對周恩來的信任。吳法憲請周恩來看過之後再轉呈毛澤東，如果有問題可以及時得到周恩來指點。

　　（187）

　　周恩來得知毛澤東對吳法憲的批示之後，也立即讓邱會作打電話通知吳法憲，並安慰他“不要有想法”。這樣一來，吳法憲就更加信任周恩來了。“四大金剛”從林彪門下，轉到了周恩來的門下。

　　1971年4月15日，“批陳整風匯報會”在北京舉行，中央各部門負責人、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軍隊各總部大軍區負責人，共99人參加了會議。

   據邱會作回憶說：

　　這次會議名義上是“批陳整風”，實際上是和江青一夥的較量，因此整個會議過程都鬥爭得很激烈。

　　4月14日晚上，政治局檢查“批陳整風”會議的準備情況時，發現已經印發的文件，隻有黃、吳、葉、李、邱的檢討報告，“批陳整風”的文件一份也沒有印發。這樣，會議很自然就會從批“黃、吳、葉、李、邱”開始，而不會從批陳伯達開始了，會議批判的目標變了。

　　周總理發現了這個問題，他著急了。總理問張春橋說：“為什麽不先印發批陳的文件，而隻印發他們的檢討報告？現在立即趕印批陳文件，並通知各小組照原定計劃辦。各小組隻能批陳，不能隨便批判別的什麽人。”

　　“批陳整風”匯報會議的主要形式是小組會，因此控製小組會的導向成了主要鬥爭場所。第二天的小組會上，出現了一個異常情況，江青一夥的姚文元、毛遠新、徐景賢等人，竄到各小組發言，他們說：“這次會議不是‘批準’檢討，而是‘聽取’檢討。要是前者就不用開會了，印發他們的檢討就行了。”

　　他們一個勁煽動，要大家逼著黃、吳、葉、李、邱在大會上做檢討。他們認為陳伯達已經打倒了，繼續批判毫無意思。姚文元到我所在的西北組來遊說了半天，姚文元講話之後，胡煒等熱烈響應他的講話。然後，粟裕、鄧穎超先後發言：“主席的批示(對黃永勝檢討報告‘很好’的批示)，就是我們會議的指導思想，另外提出任何問題都是不合適的。”

　　胡煒說：“在小組會發言，任何人都可以說自己的話。每個人都說一樣的話是不可能的。”

　　粟裕說：“我們的小組會，可以與毛主席的指示對立起來嗎？這是不可想象的。”

　　鄧穎超說：“我們不應當接受與毛主席批示相違背的任何東西！”

　　氣氛緊張了，小組會開不下去了。小組召集人冼恒漢隻好宣布：停會看文件。

　　我把小組會情況，特別把姚、粟、鄧、胡等人的發言情況，立即向周總理報告了。4月17日晚，在政治局會議上，總理明確了如下兩點：一、會議隻能提批陳；二、從廬山會議以來，毛主席沒有說過的話，不要說。

　　（188）

　　我所在的西北小組，在傳達了周總理的指示後，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極大多數人都同意總理的指示，也有少數人不同意總理的指示。在小組會上，姚文元向我挑戰說：“邱副總長，你是不是也像在廬山會議開始時那樣，同我們說點內情嘛。”

　　我一句話也不說，隻是抽煙、喝茶，我在小組會上“泰然自若”。姚文元又逼著我發言，我就是不開口，會議已形成了僵局。

　　這時鄧穎超走出會場去叫總理，總理來後，簡明扼要地說：“我們要批陳，這是首要的！會上可以進行同誌式的批評，不是批判。”

　　總理說完就走了。姚文元看總理動真格的了，他也不說話了。

　　據邱會作回憶，會議開始時，隻印發了黃、吳、葉、李、邱的檢討報告，“批陳整風”的文件一份也沒有。如果這樣開會，這次會議就變成對黃、吳、葉、李、邱的批判會了。這時是周恩來挽回了局麵，趕印出“批陳整風”文件，並作出明確指示：“各小組隻能批陳，不能隨便批判別的什麽人。”

　　另外在邱會作遭到姚文元等人攻擊時，周恩來親自出麵支持邱會作，扭轉了局麵，控製了會議的大方向。

　　吳法憲也回憶說：

   會議開始後，各組便開始討論我們的檢討。我們這個組裏還有朱德、李先念、聶榮臻等老同誌，當時，讓我感動的是這幾位老同誌，他們自始至終都沒有批判我。他們多年了解中央鬥爭的情況，政治經驗比較豐富。與他們相反，下麵來的一些新同誌發言比較激烈。也難怪，他們剛剛到中央，積極性正高，和我們當年是一樣的嘛。

　　康生這次會議以後就稱病了，從此以後基本上不出來活動，這也是一個辦法。總之這樣的黨內鬥爭，讓人人都有自危的感覺，不知道哪一天，災難會落到自己頭上。隻是一些下麵來的新人，積極性蠻高。

　　會議開始以後，天天出簡報。政治局開會研究情況，把我們都排除在外，因為我們是批鬥對象。周恩來每天都向毛主席匯報情況。林彪和葉群在北戴河沒有回來，也是在有意回避會議的意思。周恩來指定黃永勝和我每天打電話給葉群，這是周恩來直接安排的，他的用意很妙，這樣他可以雙方都不得罪。我們隻是把《簡報》的情況及時向葉群匯報，再由葉群轉報林彪，林彪和葉群對會議的問題沒有任何表示。

　　會議中間，編在東北組的王輝球和王秉璋揭發我在廬山會議上同他們串聯，要他們擁護林彪的講話，並要他們攻擊張春橋、姚文元。這一下子，東北組哄起來了。

　　（189）

　　周恩來本希望毛澤東和林彪雙方講和，可是毛、林誰都不肯讓步，這樣周恩來的斡旋也就失敗了。緊接著，周恩來打來電話問我：“廬山上是否有這回事情？”

　　我說：“是有這回事情。我要他們擁護林副主席的講話，要他們批評張春橋。不過，後來我又要他們不要講了。”

　　周恩來說：“揭發出這樣的事情，你不要緊張，還是和原來一樣，沒有什麽變化。”

　　這個情況，黃永勝在當天晚上告訴了葉群，葉群又報告了林彪。不久，葉群給我打來電話，要我準備飛機，說林彪要回北京。

　　我想：林彪之所以在這個時候回北京，一是讓葉群參加會議，因為這個會也有她的檢討，不參加不好；二是林彪親自回來坐鎮，準備在必要的時候直接出麵同江青、康生、張春橋對抗。

　　周恩來不願意擴大事態，於是把王輝球、王秉璋揭發我搞串聯的這個事情壓下去，沒有再繼續追查。周恩來為此還專門給我打電話說：“這個情況，不再追究。”

　　第二天中午，林彪、葉群回到了北京。葉群直接來參加了會議，林彪一直在家裏。由於事情已經被周恩來壓了下去，看看沒有什麽情況，林彪也就一直沒有到會。

　　大概是毛澤東的意思，想讓林彪在會議結束時講幾句話，作個檢討，因為整個廬山會議的事情都是由林彪講話引起的。可林彪堅持不講話，一直到會議結束都沒有在會上露麵。周恩來曾向我說：“林副主席要是以講話的形式檢討幾句就好了。”

　　邱會作也回憶這件事說：林總得知吳法憲被迫害的消息，就由北戴河回到北京了。葉群由西郊機場直接到了人民大會堂，並且遊走了兩、三個小組。葉群在各小組都說：“毛主席要林彪同誌回來加強對會議的領導，我們都回來了。”林總回京後，對我們起到了很大的支持作用。

　　周總理知道林總回到北京，很高興。周總理很希望主席、林彪能在會議期間見大家一次，如能給大家講幾句話更好，使會議開成一個真正團結的會，說穿了就是調節好主席和林彪的關係。

　　為此，24日總理將會議情況報告送呈主席、林彪。但毛主席批示：我這幾天不出門。林總也表示不參加會議。這樣，總理工作的難度是很大的，他也隻有按毛主席的心願了結這次會議。

　　（190）

　　據吳法憲和邱會作回憶，林彪本來是不準備參加這次會議的。可是當林彪聽說會上有人要揪吳法憲時，他立即趕回北京，準備在必要的時候親自出麵支持吳法憲。因為吳法憲一旦倒台崩潰，那麽林彪也就差不多了。由於揪吳法憲的事情被周恩來壓下去了，所以林彪也就沒有出麵。

　　關於這次會議以後的事，吳法憲回憶說：會議的後期，周恩來把鬥爭的大方向，引到批判陳伯達身上去了，會議又批了陳伯達一個星期。對於我們來說，這樣才算是鬆了一口氣。

　　4月29日，中央“批陳整風”匯報會議結束。在閉幕會議之前，周恩來要我們幾個每人表一個態。根據他的意見，我們在閉幕會上每人都說了幾句。最後由周恩來作會議總結。他隻是照著稿子念了一遍。

　　周恩來念完總結，是當時的國家代主席董必武帶頭鼓起掌來。董必武是黨內德高望重的老同誌，他這一帶頭，大家就都跟著鼓起掌來，一下子會議的氣氛變了。在熱烈的掌聲中，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都跑過來同我們幾個人緊緊握手，表示團結。

　　“批陳整風”匯報會以後，林彪就要回北戴河，我去機場送林彪，向他匯報空軍訓練的情況，但他一言不發。我心裏想，林彪怎麽變了呢？是避嫌？還是因為其它？

　　但是有一點，我應當實事求是地說明，從九屆二中全會之後，我沒有聽到林彪說過一句對毛主席不滿的話，林彪的思想上是不是有一個禁區？或者是有什麽其它的想法我就不知道了。

　　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林彪。從那一次機場送別以後，我就再沒有見到過他。

　　對此邱會作也回憶說：

   林總對主席是深知的，不但對主席的思想、意誌了解，對主席的個性也了解。我們則一無所知，總把主席當成神聖的領袖。廬山的事，林總對主席遠了，其實對我們也遠了。林總深知隻要把問題攤開了，在毛、林之間，不論誰是誰非，我們肯定會選擇毛。所以林總對我們也不說話了，不向我們提任何建議。

　　“批陳整風”匯報會結束後，總理來到京西賓館，深情地對我們說：“還是要振作精神，我還指望你們一起工作呢。沒有你們我是寸步難行呀！”

　　因為我們同總理熟悉，我就更熟悉一點，我說：“他們在會上的做法，比廬山厲害得多，我們反他們的宗派沒反成，反而把宗派的帽子扣到我們頭上。我們今後怎麽工作？”

　　我說了“我們今後怎麽工作”時，黃永勝坐在沙發裏傷心得落了淚，他這天還正好發燒，帶病去挨“板子”。總理看見黃永勝那麽難過，就過去拉黃永勝說：“開飯的時間到了，我們一起去吃晚飯吧。”其實，總理是眼見肚明的。

　　（191）

　　本來毛澤東安排這次“批陳整風匯報會”是由林彪主持的，這就像當年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會議，批判他手下的大將彭真一樣。可是這次林彪不肯出席會議，所以隻得由周恩來主持了。不過周恩來利用自己主持會議的特權，在這次會上保護了林彪的“四大金剛”黃、吳、李、邱，把鬥爭大方向引到批判陳伯達身上去。“四大金剛”要不是周恩來的出手庇護，當場就被眾人哄倒了。

　　周恩來在會議最後代表中央作總結講話時，一方麵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對黃、吳、李、邱點名批評，也對葉群點名批評了。但周恩來批評的調子是緩和的，隻是說他們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在組織上犯了宗派主義錯誤，但錯誤的性質還是人民內部問題，希望他們認真改正錯誤。周恩來特別提到毛澤東對黃永勝等人檢討的批示：“我認為寫得很好。以後是實踐這些申明的問題。”

　　同時周恩來也婉言為林彪說話，他談到林彪在廬山會議開幕式上的講話時，說：“林副主席聽了毛主席的話，並沒有在報告裏再強調設國家主席的問題，還提到了我們黨的曆史證明跟著毛主席就勝利，不聽毛主席的話就犯錯誤。”

　　周恩來還為林彪的“天才論”做開脫，說：“林副主席在宣傳和捍衛毛澤東思想的當時，為反對劉少奇的不提和對抗毛澤東思想，用‘最高最活’的提法，有鼓舞全黨全軍全國人心，打擊劉少奇反動氣焰的必要。”

　　林彪的“四大金剛”也把周恩來當成自己人了，據邱會作回憶，他們在“批陳整風匯報會”之後，公然在周恩來麵前抱怨江青等人，黃永勝還在周恩來麵前委屈地落淚。他們之間如果不是特別信任的關係，是不敢這麽說話的。

　　黃永勝等人感到委屈，是因為他們夾在毛澤東和林彪之間很難受。整個廬山會議的問題，都是由林彪在開幕式上的講話引起的。因為林彪不檢討不認錯，毛澤東隻好讓黃永勝等人“李代桃僵”。黃永勝等人再檢討，而林彪不認錯不檢討，這件事情也結束不了。因此，黃永勝等人就想勸說林彪做個檢討，把這件事情結束了。

　　邱會作回憶說：針對當時的情況，我同黃永勝交換過一次意見。我說：“我看現在的溫度比廬山上還高了。”

　　黃永勝說：“對我們抓住不放，同在廬山上是差不多的。”

　　我說：“以你的看法，毛主席在抓什麽？”

　　黃永勝說：“要我們做自我批評。”

　　我說：“我們的自我批評是需要的，在一定條件下，也可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主要是要有副帥的態度。我看，林總要表示自己的態度，可能會起到很好的作用。”

　　黃永勝說：“你說的有一定的道理，但誰能開這個口呢？”

　　我說：“我看你就能開口。為慎重起見，可以先向葉群說，如果說得下去，再向林本人說。”

　　黃永勝當時情緒還好，他同意了我的意見。過了大約三天，黃永勝主動對我說：“北戴河回話了。”

　　葉群傳達了林總對黃永勝建議的回答。

　　林總說：“一、自我批評本來是我們黨的正常生活，隻要有錯誤就應當進行批評。但對廬山的問題我是沒有什麽可自責的。全會開幕上我的講話，毛主席是同意的，我講話的要點毛主席是知道的。

　　（192）

　　二、他們妄想要從我們的自我批評中，得到什麽東西，這是不可能的。在廬山興師動眾鬧了幾天，還不就是得到了‘天才論’和設‘國家主席’兩個問題。這兩個問題，前者是老得掉牙的問題。我是提過堅持天才的觀點，難道我連提個人觀點的權利都沒有了？

　　三、廬山的問題不是做自我批評可以了結的。”

　　最後，林總還說了幾句：“告訴他們，要是晚上睡不著，可以加點安眠藥。”

　　黃永勝要我去把林總的話，向周總理匯報。我把黃永勝的建議和林總回答，都向總理匯報了。周總理隻說了一句話：“林總善於把複雜的問題條理化。”其餘什麽也沒有說。

　　邱會作等人希望林彪做一個自我檢討，認個錯，這樣就可以減去壓在他們身上的負擔，可是林彪卻不肯檢討認錯。林彪強調了自己的理由：

　　第一、林彪的講話是得到毛澤東批準的。這裏林彪有點強詞奪理了。如果林彪要征求毛澤東的批準，就要事先給毛澤東看他的講話稿。因為這種長篇講話，隻看“要點”，是看不出來問題的。隻有毛澤東看了林彪的講話稿，才存在批準或不批準的問題。林彪事前並沒有給毛澤東看講話稿，毛澤東不知道他要講什麽話，怎麽能談得上批準或不批準呢？

　　第二、林彪看出毛澤東想要從“我們”的檢討中，得到什麽東西。林彪不便把這個“什麽東西”點破，他讓黃永勝等人自己去猜，可是黃永勝等人不但沒有去猜，甚至沒有細想這個問題。林彪認為，毛澤東讓他們檢討，就是在為他們下台鋪墊道路。因此林彪想說的是，做檢討就是等於自己給自己挖墳墓。

　　第三、林彪說廬山的問題不是做自我批評可以了結的。這點林彪是看破毛澤東的這盤棋，林彪看出來廬山問題，其實是聯係到毛澤東要解決的接班人問題。不把他林彪搬掉，毛澤東的接班人問題就解決不了。可是黃永勝等人還以為林彪是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根本沒有想到林彪並不是毛澤東理想的接班人。比如邱會作說：“我們認為，如果說林彪在廬山的講話不適合，甚至講錯了，希望毛、林之間談一談，消除誤會就成了，他們當然還是‘親密戰友’。”

　　邱會作等人沒有懷疑過毛、林之間的‘親密戰友’關係。因此，他們還把林彪對他們的談話，向周恩來匯報了，這也可見林彪的“四大金剛”對周恩來是完全信任的，把什麽事情都告訴他。周總理聽了邱會作的匯報，當然不好說什麽，因為這種事情不能明說，隻有自己去體會。

　　1971年4月的“批陳整風”會議結束之後，一直到1971年8月的近五個月時間裏，一直太平無事，黃、吳、李、邱等人以為這場風波總算是過去了。而他們萬沒有想到，就在這段時間裏，林彪開始啟動他的地下部隊，準備實施“五七一工程”了。

　　（193）

　　林彪知道毛澤東不是心胸狹隘的人，他看出來毛澤東要拿掉他，並不是源自個人恩怨，也不是因為林彪做了什麽錯事得罪了毛澤東。如果真是因為毛澤東怪罪林彪做了什麽錯事，那麽林彪向毛澤東好好檢討一番，或者來個負荊請罪，憑著他們幾十年的親密戰友關係，毛澤東肯定會原諒他的。

　　林彪對毛澤東是了解的，他意識到毛澤東與他的矛盾，是因為不能完成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想，甚者可以說林彪是毛澤東實現他理想和抱負的障礙。毛澤東要完成文化大革命，要把繼續革命堅持下去，林彪就必須拿掉，這是一場路線鬥爭。毛澤東決心發動文革的時候，就下決心與他的老戰友們決裂，當然也包括親密戰友林彪。

　　現在有不少思維混亂的觀點，有說毛澤東搞文革是為了解決個人恩怨問題的，也有說毛澤東是那種“不得罪則已，一旦得罪就索性得罪到底”的。這些說法是經不起推敲的。比如說毛澤東“一旦得罪就索性得罪到底”，那麽怎麽來解釋毛澤東重新啟用鄧小平呢？毛澤東重新啟用鄧小平，顯然不符合“一旦得罪就索性得罪到底”。

　　因此，從毛澤東發起文革，到林彪事件這一連串的事情，都不應用“個人恩怨”的觀點來理解。從曆史上來看，林彪對毛澤東的貢獻和幫助都很大，也沒做過什麽對不起毛澤東的事，林彪與毛澤東之間不存在什麽個人恩怨的問題。如果從“個人恩怨”的角度來理解林彪事件，就會越想越糊塗。隻有從路線鬥爭的角度，才能把毛、林鬥爭的實質看清楚。

　　在林彪事件中，還有一些莫衷一是說法，比如認為《五七一工程紀要》是林立果背著林彪搞的，林彪不知道這件事。這種觀點並沒有直接的證據，隻是憑想象。他們按照常理來推證，認為這麽重大的事情，林彪應該親自指揮才對，而不是交給林立果這樣毫無經驗的年輕人去指揮。林彪沒有親自指揮這件事，所以就推論林彪不知情。

　　按照一般的常理，這種觀點是可以成立的。但這種觀點忽略了極為重要的關鍵，就是林彪“能不能”親自指揮。如果林彪“不能”親自指揮，那麽他就理所當然地不得不把這個重任交給林立果。這裏分析一下林彪“能不能”親自指揮的問題。

　　林彪身邊的警衛人員，並不是林彪自己招募的親兵，而是中央辦公廳下屬的中央警衛團，也就是八三四一部隊的一部分官兵。中共高官沒有自己的親兵或保鏢，安全工作一律由中央警衛團負責，這是中共的特點。這樣一來，中央警衛團派去的警衛官兵，就有特殊的雙重身份，一方麵保衛高官的安全，另一方麵又可以監視高官的行動。

　　（194）

　　在正常的時候，警衛官兵當然是保衛高官的安全，可是當該高官出了“問題”後，那麽中央警衛團就會對該高官身邊的警衛官兵進行“換人”。換人之後的警衛官兵，他們的主要任務就變成了監視該高官，一旦發現該高官有異常情況或異常活動，就立即向上級報告。

　　林彪身邊的警衛官兵，顯然是進行過“換人”的。在林彪出逃的時候，他身邊的警衛官兵不僅阻止林彪的坐車，甚至向林彪的坐車開槍。可想而知，此時林彪身邊的警衛人員，已經成為監視他的人了。

　　現在尚不清楚林彪身邊的警衛官兵是什麽時候“換人”的，推測大概是在1971年初改組北京軍區的前後。林彪當然知道他身邊的警衛官兵被“換人”了，所以林彪也就清楚，自己已經被二十四小時監視了。

　　再看一下“指揮”的問題。一個將軍要進行指揮，他必須有兩個條件：第一要得到情報，然後根據情報做出指示；第二是把指示下達到執行部隊，部隊按照將軍的指示行動。所以林彪要親自指揮，他也必須要有得到情報和下達指示的途徑。

　　那麽林彪怎麽得到情報和下達指示呢？第一種方式是用秘密電台，林彪當然不可能自己架設電台；第二種方式是用電話。

　　林彪身邊的警衛官兵都被“換人”了，那麽林彪的電話肯定也被監聽了，所以林彪要是用電話得到情報和下達指示，那就等於是找死，因此電話是不能用的；第三種方式是最原始的辦法，就是直接通過人來得到情報和下達指示。如果有人頻繁地來找林彪密談，這個情況馬上會被林彪身邊的警衛人員報告上去，這個人一出門就會被盯上，林彪的計劃很快就會暴露。

　　由上所述，林彪既不能用電台和電話聯係，也不能使用一般的人來進行聯係。唯一可以與林彪頻繁接觸，而又不會引起別人懷疑的人，就是林彪的兒子林立果。因此，林彪把“五七一工程”交給林立果，是唯一可能的選擇。這也體現了林彪的智慧，他居然在二十四小時被監視的情況下，實施自己的計劃。

　　另外，如果林立果沒有特別的公事，而到全國各地頻繁走動，也會被人懷疑，所以必須給林立果四處活動找一個合理的借口，這就是為林立果“選妃子”。

　　（195）

　　“選妃子”這個借口也是非常高明的，一來顯得林立果這個人胸無大誌，不過是個好色之徒，也就不會有人特別注意他了；二來“選妃子”是要保密的，所以林立果神神秘秘的活動，被人們認為是為了“選妃子”，也就不會引起懷疑了。

　　當然，林立果這場“選妃子”的幌子，也必須有個結果，所以林立果最後還真的選了一個“妃子”。但林立果對這個“妃子”並不感興趣，沒跟她說過幾句話，更沒有把她帶走。還有，林立果外出的時候，經常身邊帶一、兩個年輕女兵，這樣就讓別人感到林立果不過是個胸無大誌好色之徒，不會把他與搞暗殺這樣的事情聯係起來。

　　還有人說，林彪如果搞政變，應該動用掌握兵權的“四大金剛”，這樣才符合常理。但這裏的常理，又忽略兩件極為重要的事情，第一是“四大金剛”並不想跟林彪造反，他們早就躲著林彪了，這點前麵提到過；第二件事是“四大金剛”已經被盯死了，毛澤東早就開始防備林彪動用“四大金剛”搞政變了。毛澤東在1971年8月的南巡講話中說：“我就不相信我們軍隊會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黃永勝能夠指揮解放軍造反！軍下麵還有師、團，還有司、政、後機關，你調動軍隊來搞壞事，誰聽你的？”

　　毛澤東在那次南巡時，還親自召當時的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談話。廣州軍區是黃永勝的老巢，也是林彪唯一有可能染指的大軍區。毛澤東對丁盛說：“黃永勝要是打倒了，你們怎樣辦？你們和黃永勝的關係那麽好，黃永勝倒了，你們怎麽得了啊？”

　　丁盛立即向毛澤東表示自己的“紅心”，表示堅決跟著毛澤東走。“九一三”事件後，丁盛並沒有受到任何牽連，更沒有被認為是林彪死黨，他依舊得到毛澤東的信任。

　　綜上所述，林彪既不可能親自指揮搞暗殺，也不可能動用“四大金剛”搞政變，唯一有可能實現的，就是動用不被人們注意的林立果來實施這件事。林立果這支出其不意的奇兵，誰也沒想到，包括毛澤東本人也沒想到。林彪敢於重用林立果出奇兵，可見林彪打仗確是有一套的。

　　1971年3月22日～24日，林立果等人在上海秘密起草了著名的《五七一工程紀要》，這個文件也可以看成是林彪武裝起義的行動綱領。因為《五七一工程紀要》全文較長，我們放在附錄裏。對《五七一工程紀要》的分析，將在後麵進行。

　　（196）

　　附錄：林立果《五七一工程紀要》全文(1971年3月22日～24日)

　　全文共分九個部分：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條件；四、時機；五、力量；六、口號和綱領；七、實施要點；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紀律。

　　一、可能性

　　9.2(九屆二中全會)後，政局不穩，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尖銳，右派勢力抬頭軍隊受壓。十多年來，國民經濟停滯不前，群眾和基層幹部、部隊中下幹部實際生活水平下降，不滿情緒日益增長。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統治集團內部上層很腐敗，昏庸無能，眾叛親離。

　　1、一場政治危機正在醞釀；

　　2、奪權正在進行；

　　3、對方目標在改變接班人；

　　4、中國正在進行一場逐漸地和平演變式的政變；

　　5、這種政變形式是他們慣用手法；

　　6、他們“故伎重演”；

　　7、政變正朝著有利於筆杆子，而不利於槍杆子方向發展；

　　8、因此，我們要以暴力革命的突變來阻止和平演變式的反革命漸變。反之，如果我們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變，一旦他們得逞，不知有多少人頭落地，中國革命不知要推遲多少年；

　　9、一場新的奪權鬥爭勢不可免，我們不掌握革命領導權，領導權將落在別人頭上。

　　我方力量

　　經過幾年準備，在思想上、組織上、軍事上的水平都有相當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質基礎。在全國，隻有我們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氣勃勃。

　　革命的領導權落在誰的頭上，未來政權就落在誰的頭上，取得了革命領導權就取得了未來的政權。革命領導權曆史地落在我們艦隊頭上。

　　和國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們的準備和力量比他們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們比當時蘇維埃力量也不算小。地理回旋餘地大，空軍機動能力強。

　　比較起來，空軍搞“五七一”比較容易得到全國政權，軍區搞地方割據。

　　兩種可能性：奪取全國政權，割據局麵。

　　二、必要性

　　B─52好景不長，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幾年內安排後事，對我們不放心。與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後發製人，軍事行動上先發製人。

　　我國社會主義製度正在受到嚴重威脅，筆杆子托派集團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馬列主義，為他們私利服務。他們用假革命的詞藻代替馬列主義，用來欺騙和蒙蔽中國人民的思想。當前他們的繼續革命論實質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他們的革命對象實際是中國人民，而首當其衝的是軍隊和與他們持不同意見的人。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式的。把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製獨裁式家長製生活。

　　（197）

　　當然，我們不否定他在統一中國的曆史作用，正因為如此，我們革命者在曆史上曾給過他應有的地位和支持。但是現在他濫用中國人民給其信任和地位，曆史地走向反麵。

　　實際上他已成了當代的秦始皇，為了向中國人民負責，向中國曆史負責，我們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他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而是一個行孔孟之道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三、基本條件

　　有利條件：國內政治矛盾激化，危機四伏。

　　──獨裁者越來越不得人心；

　　──統治集團內部很不穩定，爭權奪利、勾心鬥角、幾乎白熱化；

　　──軍隊受壓，軍心不穩，高級中上層幹部不服、不滿，並且握有兵權；

　　──一小撮秀才仗勢橫行霸道，四麵樹敵頭腦發脹，對自己估計過高；

　　──黨內長期鬥爭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擊的高級幹部敢怒不敢言；

　　──農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

　　──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已經發現充當炮灰，後期被壓製變成了替罪羔羊；

　　──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失業；

　　──工人(特別是青年工人)工資凍結，等於變相受剝削；

　　國外矛盾激化：

　　中蘇對立，整蘇聯，我們行動會得到蘇聯支持。

　　最重要的條件：我們有首長（林彪）威信名望、權力和聯合艦隊的力量。從自然條件上講，國土遼闊、回旋餘地大，加之空軍機動性強，有利於突襲、串聯、轉移，甚至於撤退。

　　困難：

　　目前我們力量準備還不足；

　　群眾對B-52的個人迷信很深；

　　由於B-52分而治之，軍隊內矛盾相當複雜，很難形成被我們掌握的統一的力量；

　　B-52深居簡出，行動神秘詭詐，戒備森嚴，給我們行動帶來一定困難。

　　四、時機

　　敵我雙方騎虎難下。目前表麵上的暫時平衡維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暫時的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這是一場你死我活鬥爭！隻要他們上台，我們就要下台，進監獄、衛戍區。或者我們把他們吃掉，或者他們把我們吃掉。

　　戰略上兩種時機：

　　一是我們準備好了，能吃掉他們的時候；另一種是發現敵人張開嘴巴要把我們吃掉時候，我們受到嚴重危險的時候；這時不管準備和沒準備好，也要破釜沉舟。

　　戰術上時機和手段：

　　B-52在我手中，敵主力艦（指毛的主要助手）均在我手心之中，屬於自投羅網式；

　　利用上層集會一網打盡；

　　先斬局部爪牙，先和B-52既成事實，逼迫B-52就範，逼宮形式；

　　利用特種手段如毒氣、細菌武器、轟炸、543、車禍、暗殺、綁架、城市遊擊小分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