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五四（崇新嶽 百思峰 ）

 

（151）

 

　　因為這時林彪與毛澤東的關係已經相當不好了，毛澤東當眾諷刺林彪提出的“四個偉大”，而林立果也借著“毛澤東思想治精神病”來反諷刺毛澤東。

　　雖說林立果的《講用報告》全文很冗長，中間夾了很多毛主席語錄，這是那個時代的特征。但在文革那個時代，林立果能講出這樣的話，的確是讓人耳目一新，至少有開眼界的感覺。由此看來，林立果這個人是有頭腦的，特別是在當時的高幹子弟中，應該說是出類拔萃的。

　　林立果的另一份“傑作”就是大名鼎鼎的《五七一工程紀要》。關於《五七一工程紀要》的出籠時間，據《周恩來年譜》記載：

   1971年3月初，林彪授意林立果搞一個武裝暴亂計劃，說：“南唐李後主有兩句詩：‘幾曾識幹戈，垂淚對宮娥’。李後主就是因為不懂得武裝鬥爭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國。這是前車之鑒，我們不能束手待斃。”

　　《周恩來年譜》沒有直接提到這個記載的資料來源，但應該是來自李偉信的交代材料。乘第二架直升機外逃的三人周宇馳、於新野、李偉信，周宇馳和於新野自殺身亡，李偉信被活捉。後來關於《五七一工程》紀要的內幕，主要是來自李偉信的交代材料，因為李偉信是《五七一工程紀要》的唯一知情人。

　　當然，交代材料與回憶錄不同。回憶錄是在自由的情況下寫的，作者沒有壓力，可以寫得比較真實。而交代材料是在非自由的情況下寫的，作者為了減輕自己的“罪行”，往往不敢實話實說，所以對交代材料的真實性要打折扣。

　　不過現在主流的曆史學者，都認為李偉信交代的這些材料雖然是“孤證”，但還是有相當的合理性，所以《晚年周恩來》等書都采用《周恩來年譜》的這個記載，認為林彪是在1971年3月初授意林立果搞《五七一工程紀要》的。

　　據文革後最高人民檢察院對林彪反革命集團的起訴書記載：

   1971年2月，林彪、葉群和林立果在蘇州密謀後，派林立果到上海，召集“聯合艦隊”的主要成員周宇馳、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處長於新野以及七三四一部隊政治部副處長李偉信，從3月21日至24日，製訂了反革命武裝政變計劃《五七一工程紀要》。

　　《文革十年史》寫道：

   1971年2月12日，林彪、葉群攜林立果到蘇州別墅，具體布置林立果進行秘密串聯，建立反革命政變基地的步驟。3月18日，林立果、於新野、周宇馳、李偉信等人匯聚在上海，3月21日，他們遵照葉群說的“在上海要注意隱蔽、安全”的指示，在上海巨鹿路一幢樓房的密室裏召開秘密會議。

　　（152）

　　他們這樣分析形勢：“目前首長(指林彪)的實力和權勢占優勢，但是正在起變化。”他們研究了林彪接班的問題，認為有三種可能：

　　一、林彪“和平接班”。

　　周宇馳說：“(林彪)再過五、六年就差不多可以接班了，也可能更短。”

　　林立果說：“(林彪)再過五、六年還接不了班。即使五、六年，其中變化就很大，很難說首長的地位能否保得住。”

　　二、林彪“被人搶班”。

　　周宇馳認為一下子不可能。

　　林立果認為，毛主席威信高，隻要毛主席說一句話，林彪隨時都可能被趕下台。

　　三、林彪“提前搶班”。

　　林立果說：“辦法是搞掉B-52(他們稱毛澤東的代號)。”

　　懾於毛澤東的崇高威望，他們對這手著實有點心虛。周宇馳說：“當然一定要這樣做，也可以想辦法。如：把毛主席軟禁起來談判，也可以把毛主席害了，再嫁禍於人。反正那時首長掌權，可以由他出來說話。”

　　最後他們商定：爭取“和平過渡”，作好“武裝起義”的準備。目前，主要有兩件事要做：一件事是要成立“教導隊”；另一件事便是要根據林彪的意思，製定武裝政變的計劃。林立果說：“我看就叫‘五七一’，這是武裝起義的諧音。”

　　他們決定把武裝政變計劃定名為“五七一工程”，林立果對於新野說：“根據目前局勢，首長叫先搞一個計劃。我看這個計劃，就按在杭州商量的框框，由你來寫。我已經把我們在杭州研究的情況，給子爵號(葉群的代號)說了一下。”

　　3月22日至24日，他們把計劃寫成了文字。

　　《文革十年史》提供的細節，有三點值得注意：一、他們分析了林彪接班問題的三種可能性，結論是：毛澤東的威信高，隻要毛澤東說一句話，林彪隨時都可能被趕下台。因此，他們認為林彪的地位是非常不穩和脆弱的；二、他們的計劃是兩手準備，一方麵爭取“和平過渡”，另一方麵作好“武裝起義”的準備；三、林立果說：是林彪讓他們搞一個計劃；林立果還說，他已經把他們研究的情況跟葉群說過。這也就是說，林彪和葉群都是知道《五七一工程紀要》的。

　　林彪在1971年3月初下決心，搞一個“武裝起義”的計劃。前麵我們提到，在1970年10月國慶節的時候，林彪與毛澤東的關係，至少在表麵上還過得去，那時林彪還沒有想到搞“武裝起義”。顯然，在1970年10月到1971年2月這四個月時間內發生的事情，促使林彪下決心搞“武裝起義”的計劃。因此，這四個月中發生的事情，就是促成林彪“九一三”事件的導火索。關於這四個月的事情，我們將在後麵分析。

　　（153）

　　1970年10月到1971年2月這四個月內，有幾件事讓林彪對毛澤東產生忿怨。

   第一件事是毛澤東對葉群檢討信的批語。

   葉群為什麽寫檢討信呢？這要回溯一下毛澤東對林彪親信“四大金剛”的處理。

　　廬山會議結束後，毛澤東處理“四大金剛”的第一件事，是讓周恩來和康生出麵，代表中央找黃、吳、李、邱談話，追查廬山會議的問題，給四人施加壓力。

   據吳法憲回憶：早在廬山會議上，周恩來就給我們打過招呼，下山以後要繼續找我們談話。果然，9月9日晚上，周恩來和康生就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同黃永勝、我、李作鵬、邱會作談話，繼續追查廬山會議的問題。

　　周恩來一開始讓我先談，於是我就又把8月13日修憲小組會上與張春橋爭吵的事情，一一說了一遍。然後我說：“我在廬山說的話有錯誤，錯了就檢討，但我們沒有什麽非組織活動。”

　　聽了我的話，康生鼓著眼睛盯著我說：“你們事先就有活動。廬山下有活動，廬山上有活動，下了廬山還有活動。”

　　周恩來也說：“你在8月13日晚上的活動我就不清楚。”

　　我回答說：“那天晚上我是第一個給你打電話的，當時我在陳伯達家裏。我把情況都向你匯報了，你也表示同意我的意見，還說毛主席從來沒有說過‘赫魯曉夫發展了馬列主義的話’，而且你也表示讚成設國家主席。”

　　我這一說，周恩來很不高興，同時也很緊張。這時康生插話說：“吳法憲，你說毛主席偉大謙虛，這句話不對。毛主席不是謙謙君子，毛主席有的地方要求很嚴格。”康生講話的態度比周恩來凶得多。

　　接著就是李作鵬講，李作鵬說得很簡單，他說：“我在青島接到黃總長打來的電話，說修憲小組發生了爭論，要我回來支持吳法憲。我回來以後就沒有爭論了。”

　　邱會作也說：“聽吳法憲說有爭論，但具體情況不清楚。”

　　黃永勝則說：“這件事我是8月13日號晚上聽吳法憲打電話說的，當然我們的觀點是一樣的。之後，我又打電話通知了李作鵬。我沒有搞什麽活動。”

　　那天晚上一共談了四個小時，由於我們四個人的口徑一致，沒有談出什麽結果來。

　　9月12日晚，周恩來和康生又在人民大會堂繼續找我們談話。周恩來說：“上次我和康生找你們談話的情況，已經向毛主席匯報了。毛主席批評了你們，說你們軍委辦事組搞宗派，你們一統天下。你們要好好想一想，要交代你們之間的活動，在廬山會議前有什麽活動，會上有什麽活動，會下有什麽活動。”

　　（154）

　　周恩來說了以後，大家都不吭聲。周恩來就點了黃永勝的名，說：“永勝同誌，請你先談。”

　　黃永勝說：“我知道的情況很少。關於設國家主席的事，我同法憲同誌的意見是一樣的。廬山會議的情況，我上山以後聽葉群告訴了我一些，吳、李、邱在廬山上的情況我不清楚。”

　　康生插話問：“你負什麽責任？”

　　黃永勝回答說：“我是總參謀長、軍委辦事組組長，從組織上說我有責任。”

　　康生說：“我就不信你沒有參加。”

　　黃永勝也很不客氣地說：“那就請你們追查嘛！”這個時候，談話的氣氛有些緊張了。

　　我就對周恩來說：“8月13日的爭論，我當時就向你總理、黃總長、葉主任都匯報了，這個你清楚，這都是公開的，不是什麽秘密活動。”

　　我說到這裏，周恩來臉色沉了下來，他說：“你們不要激動！我隻是傳達毛主席的指示。你們都是政治局委員，毛主席的話我不能不向你們傳達。你們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實事求是嘛。”

　　周恩來最後說：“你們現在都是政治局委員，毛主席的意思還是保護你們的，你們要接受教訓，今後要注意團結合作，搞好辦事組的工作。”

　　兩次談話，都沒有什麽結果，事情就這樣擱了起來。

　　周恩來的這兩次談話，是毛澤東指示的，所以當吳法憲等人把怨氣發在周恩來身上時，周恩來不高興地說：“你們不要激動，我隻是傳達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話我不能不向你們傳達。”

　　當時被中央領導叫去“談話”，已經是相當嚴重的事情，而且周恩來又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要他們四人相互揭發，“交代你們之間的活動，在廬山會議前有什麽活動，會上有什麽活動，會下有什麽活動。”這樣一來，四人受到的壓力就更大了。毛澤東希望這四個人在壓力之下，出於“自保”的心理而相互揭發，來保住自己。可是這四個人頂住了壓力，在9月9日和12日的兩次“談話”中，都沒有相互揭發。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隻能轉用新的方式，“逼”這四個人寫書麵檢討。

　　在當時，口頭檢討是比較輕的，意味著隻是犯了比較輕的錯誤；而書麵檢討則要重得多，就是意味著犯了嚴重的錯誤。吳法憲在廬山會議後期做過三次口頭檢討，但沒有做過書麵檢討。9月16日，毛澤東把汪東興的檢討信批“政治局傳閱”，還讓周恩來和康生拿著汪東興的檢討信去給林彪看。周恩來明確告訴林彪，毛澤東希望看到“黃、吳、李、邱”和汪東興一樣，寫檢討信，做書麵檢討。

　　（155）

　　毛澤東讓周恩來直接找林彪談，也是給林彪施加壓力，他希望林彪為了“自保”，順著毛澤東的話，親自發話讓“黃、吳、李、邱”做檢討。因為“黃、吳、李、邱”在廬山會議上的所作所為，是按照林彪的意思去做的。如果林彪親自讓他們做檢討的話，“黃、吳、李、邱”就會有被拋棄的感覺，毛澤東就可以把林彪與“黃、吳、李、邱”的聯盟關係瓦解掉。

　　然而林彪沒有“中計”，他沒有出麵與“黃、吳、李、邱”談話，而是請周恩來去找“黃、吳、李、邱”談話。周恩來找“黃、吳、李、邱”談話，希望他們寫個檢討。黃永勝堅決不肯檢討，李作鵬和邱會作也表示不檢討，隻是吳法憲鬆動了。吳法憲在未與黃、李、邱等人商量的情況下，自己寫了檢討書，於9月29日送交毛澤東。

　　據汪東興回憶說：

   吳法憲看到我的書麵檢討和毛主席的批示後，於9月29日第一次寫出了書麵檢討。在這份檢討中，吳法憲承認“犯了嚴重的錯誤，幹擾了主席，幹擾了主席親自主持的二中全會”，並帶著“最沉痛的心情向主席檢討認錯”。可是，他在檢討中把自己說成是“上了大壞蛋陳伯達的當”，是自己“政治上極端幼稚”的表現。

　　我把吳法憲的這份檢討書送給了毛主席。毛主席看後，在10月14日作了批示：“此件已閱。我願意看見其他宣講員的意見。”主席還在吳法憲的檢討書上寫了許多批語。

　　10月12日，葉群也向毛主席交出了第一次書麵檢討。葉群說毛主席國慶節在天安門城樓上對她的諄諄教導，使她受到極大的啟發和教育，承認“我犯了嚴重錯誤，幹擾了主席，幹擾了中央和到會同誌，心情是沉重的。”但葉群的檢討書中，把她的問題說成是上了陳伯達的當，說自己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的發言的“動機是出於對主席和主席思想的熱愛，但效果是很不好的。”

　　10月15日，毛主席看了葉群的檢討，也作了批示，並在裝檢討書的信封上批示：“林、周、康及其他有關同誌閱後，退中辦存。”

　　關於此事，邱會作也回憶說：

   吳法憲的報告，送上去有十多天都不見批回來。吳法憲很著急，又去鼓動葉群給主席寫檢討報告，以起到提醒毛主席注意吳法憲報告的作用。葉群回京參加國慶節，在天安門她找主席談話，因為與主席談話談得“很好”，以為寫了檢討就能過關，所以她也向毛主席寫了一個檢討報告。

　　葉群給毛主席的檢討報告，確實起到了“提醒毛主席批示”的作用。10月14日和15日，毛主席對吳法憲、葉群的報告批下來了，毛主席對他們兩個人的檢討報告批得很嚴厲，劈頭蓋腦地打下來。

　　（156）

　　據邱會作的回憶，葉群在天安門城樓上“與主席談話談得很好，以為寫了檢討就能過關”。這大概是毛澤東向葉群表示，隻要寫個檢討，這件事就算過去了。於是葉群回來後寫了一份書麵檢討，10月12日交了上去。葉群寫書麵檢討，林彪應該是首肯的，因為這麽大的事，葉群不與林彪商量是說不過去的。然而葉群沒想到的是，毛澤東看了她的檢討信，不但沒有表示寬恕，反而在她的檢討信上做出嚴厲的批語。

　　吳法憲對此事回憶說：

   我不用秘書，自己用了兩天的時間，寫了一個兩千多字的檢討，送上去了，一個多星期就批下來了。我當時心裏想，不管批得好，批得壞，總算是有了一個回音。哪知道一看嚇了一大跳。我記得主要有這麽幾條：

　　毛澤東批示的第一條是：“作為一個共產黨人，為什麽這樣缺乏光明正大的氣概，由幾個人發難，企圖欺騙二百多中央委員，有黨以來從來沒有過。”

　　毛澤東批示的第二條不隻是批我了：“軍委辦事組各同誌，(除了李德生以外)忘了九大通過的黨章，又是什麽天才問題，不過是一個借口。”

　　毛澤東批示的第三條是批我說的“毛主席偉大謙虛”，他說：“什麽偉大謙虛，在原則性的問題上，從來沒有客氣過，要敢於反潮流。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一個原則，在廬山會議上我的態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對毛澤東的這些批示，我想了很久都沒有想通。什麽叫光明正大？當時在中央全會上公開講的，怎麽就不是光明正大？說我們企圖欺騙二百多個中央委員，中央委員都是那麽好騙的嗎？人家就沒有自己的是非觀點嗎？一個人站錯了隊，反正是“錯也是錯，對也是錯”。看來，這次廬山會議得罪了他老人家，我是死活過不了關了。

　　我把毛澤東的批示拿給軍委辦事組的其他人看，黃永勝看完若無其事，李作鵬則說：“我說沒有完吧，果然如此。”

　　關於毛澤東給葉群檢討信的批示，汪東興回憶說：葉群在檢討書中說，她“這次犯的錯誤是嚴重的是路線性的”。毛主席在“路線性”三個字下邊劃了一道杠，在旁邊寫了一句：“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

　　葉群在檢討書中談到她在北戴河時，連續接了幾個這方麵反映情況的電話，而她沒有注意核實情況。毛主席在旁邊寫道：“愛吹不愛批，愛聽小道消息，經不起風浪。”

　　（157）

　　葉群在講到林彪要寫信給毛主席，她出來勸阻，結果幫了倒忙。毛主席在這句話下邊劃了一道杠，在旁邊寫了這樣一段話：“‘九大’勝利了，當上了中央委員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線拋到九霄雲外，反‘九大’的陳伯達路線在一些同誌中占了上風，請同誌們研究—下是不是這樣的呢？”

　　葉群在檢討書中寫道，九屆二中全會上她接到軍委辦事組寄給她一份論天才的語錄。毛主席在下邊劃了一道杠，在旁邊寫道：“多年來不讚成讀馬列的同誌們，為何這時又向馬列求救，題目又是所謂‘論天才’，不是在‘九大’論過了嗎？為何健忘若此？一個共產黨人不讀一點馬列怎麽行呢？我指的主要是擔負高級職務的人。”

　　葉群還說她對陳伯達的反動本質認識不足，警惕不夠，因而過去對他的鬥爭不夠有力。毛主席在旁邊寫道：“鬥爭過嗎？在思想上政治上聽他的話，怎麽會去同他鬥爭？”

　　在葉群的檢討書末尾，毛主席寫道：“不提‘九大’，不提黨章。也不聽我的話，陳伯達一吹就上勁了，軍委辦事組好些同誌都是如此。黨的政策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除了陳伯達待審查外，凡上當者都適用。”

　　吳法憲對此事回憶說：

   拿到毛澤東對葉群檢討的批示，我讓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他們比較一下。他們都說，毛澤東對葉群批得更厲害，而且批葉群，直接關係到了林彪，隻不過給林彪一個麵子，沒有點名。

　　邱會作有回憶說：

   吳法憲和葉群的檢討信，毛主席都批給政治局閱。江青他們看到了毛主席對吳法憲和葉群的批示，如同在廬山看到了毛主席《我的一點意見》是一樣的高興，對他們起到了極大的鼓勵作用。張春橋在會上就叫服務員給他拿茅台酒喝，十分囂張；姚文元也舉杯向江青說：“我們向江青同誌祝賀，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一定會最後勝利！”

　　毛主席對吳法憲、葉群檢討信的批示，尤其對葉群檢討報告的批示不給麵子，實際上就是不給林彪麵子，這對黃永勝震動很大，對黃、吳、李、邱是一個嚴重的打擊。當時我們在政治上還是很幼稚，自欺欺人地告慰自己：“毛主席整個批示，還是一個思想認識問題，還沒有提到敵我問題。”想起來當時我們也太天真了，毛主席連林彪都不想要了，我們還有什麽舉足輕重之處呢！

　　毛澤東為什麽要在葉群的檢討信上做出嚴厲批示，不給林彪麵子呢?我們將在後麵分析。

　　（158）

　　毛澤東對吳法憲檢討信的第一條批語是：“作為一個共產黨人，為什麽這樣缺乏光明正大的氣概？”對毛澤東的這句批語，吳法憲感到不服氣。其實毛澤東表麵上是對著吳法憲說，實際上是對著林彪說的。

　　差不多一年後的1971年8月，毛澤東在南巡講話中，把這件事挑明了。毛澤東說：1970年廬山會議，他們搞突然襲擊，搞地下活動，為什麽不敢公開呢？可見心裏有鬼。他們一點氣都不透，來了個突然襲擊。彭德懷搞軍事俱樂部，還下一道戰書，他們連彭德懷還不如，可見這些人風格之低。他們這樣搞，總有個目的嘛！

　　毛澤東的意思，是責問林彪“來了個突然襲擊”，肯定是有目的，肯定心裏有鬼。林彪的目的是什麽？“鬼”是什麽？毛澤東大致是清楚的，而吳法憲等人則不一定清楚。吳法憲等人隻是按照林彪的意思去做，並沒有想過林彪的動機問題。

　　毛澤東對吳法憲檢討信的第二條批語是：“軍委辦事組各同誌，又是什麽‘天才’問題，不過是一個借口。”

　　毛澤東的意思，是責備吳法憲等人把“天才”問題，作為一個搞倒張春橋的“借口”。9月19日，毛澤東從外地回到北京，他讓紀登奎（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吳德（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吳忠（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到豐台車站去等他，他要和這幾個人談話。這幾個人毛澤東是比較信任的，毛澤東和他們談話，其實是向他們“交底”。當時北京市委第一書記謝富治病重住院，所以毛澤東沒有叫謝富治。

　　據吳德回憶說：我們到豐台時，毛主席的專列已經到達，毛主席在火車上與我們談了話，汪東興也參加了。毛主席說：“廬山開會，有人反對現在修改的憲法，這是康生、春橋他們搞的，是按我的意思寫的。天才問題，三個副詞在九大新黨章起草時和這次修改憲法，康生等同誌幾次寫上，三個副詞我都勾掉了。不設國家主席，也是我提的。陳伯達明明白白知道這件事，而他卻說這是反對我的。”

　　毛主席這麽說，使我意識到了陳伯達後邊還有人，不僅是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這些軍委辦事組的人，而是地位更高的人。我想到了林彪。

　　毛澤東之所以要對吳德等人“交底”，是因為有些人本來是真心擁護毛澤東的，比如廬山會議上許世友等人跟著林彪集團揪張春橋和推舉毛澤東當國家主席，可是因為他們不知道毛澤東的底牌，反而站錯了隊，幫了林彪。

　　（159）

　　所以毛澤東這次要先向吳德等人交底，也就是要讓他們明白三點：

　　一、張春橋說的話是毛澤東本人的意思；

　　二、林彪提出的三個副詞是毛澤東親自刪掉的；

　　三、不設國家主席也是毛澤東本人提出的。

　　這樣一來，這些人就知道應該怎麽去擁護毛澤東了，這就是：一、支持張春橋；二、反對三個副詞；三、反對設國家主席。

　　在一年後的南巡講話中，毛澤東親自揭開了為什麽找吳德等人談話的“謎底”。毛澤東說：他們先整了二十四軍，又整了二十一軍、六十九軍，最後整了三十八軍，有的采取組織調整的辦法。二十一軍調到陝西時，胡煒（二十一軍軍長）就講這下可好了，脫離了他們的指揮，都高興離開北京軍區。六十六軍就不服，六十六軍的前軍長就頂住了，就是不讓他們鑽到天津市革委會裏去。北京衛戍區他們就插不進去，因為有謝富治、吳德、吳忠，不聽他們那一套。

　　毛澤東一到北京就找吳德等人談話，是因為謝富治、吳德、吳忠等人不聽“他們那一套”，這裏的“他們”，顯然是指林彪集團。毛澤東先向吳德等人“交底”，就是要事先把“不聽他們那一套”的吳德、吳忠等人，完全徹底地團結到自己這一邊。

　　毛澤東對吳法憲檢討信的第三條批語，是：“什麽偉大謙虛，在原則性的問題上，我從來沒有客氣過。要敢於反潮流，在廬山會議上我的態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毛澤東這話其實是針對林彪說的。林彪以為在眾人一致推舉擁戴毛澤東當國家主席的情況下，毛澤東不好意思駁眾人的麵子，隻好違心地當國家主席。而毛澤東卻是敢“反潮流”的人，敢於“一意孤行”違背多數人的意見。在眾人一致推舉擁戴毛澤東當國家主席的情況下，他也不幹。

　　至於葉群寫檢討信，我們前麵提到過，是因為葉群在天安門城樓上與毛澤東“談話談得很好，以為寫了檢討就能過關”。林彪本來是不肯檢討的，因為這有前車之鑒。

　　大家都知道，毛澤東是比較喜歡讓別人檢討的。有人說毛澤東讓別人檢討，是為了“捉弄人”，這種看法是把嚴肅的政治鬥爭“兒戲化”了。毛澤東並不是心胸狹窄的人，沒必要搞“捉弄人”的報複。

　　（160）

　　因為政治家搞“捉弄人”的報複，隻會降低自己的威信，對毛澤東本人毫無益處可言。毛澤東讓別人檢討的目的，其實是出於維護自己威信的目的。

　　舉個容易理解的例子，法院起訴一個嫌疑人，而嫌疑人堅決不認罪。當然法院可以硬判嫌疑人有罪，但由於嫌疑人不認罪，不少人就會認為嫌疑人是被冤枉的，轉而同情嫌疑人，甚至認為法院的判決不公正。這樣一來，法院在人們心中的威信就會有降低。

　　相反，如果嫌疑人自己認罪了，這時法院再判嫌疑人有罪，就不會有人同情嫌疑人，因為他自己都認罪了。在嫌疑人自己認罪的情況下，人們就認為法院對該人判罪是沒有錯的，法院的威信就不會有損失。

　　毛澤東要處分一個人，如果該人堅決不認錯，雖說毛澤東可以依仗自己的權力，硬對該人進行處分。但這樣的話，不少人就會認為該人被冤枉了，不僅同情該人，甚至還可能認為毛澤東的處分不公正。這樣一來，毛澤東在人們心中的威信就會有所降低。

　　相反，如果該人檢討了，自己認錯了，這時毛澤東再處分該人，就不會有人同情該人，因為他自己都認錯了。在該人自己認錯的情況下，人們就會認為毛澤東對該人的處分是正確的，這樣毛澤東的威信就不會有損失。

　　有兩個典型的例子：彭德懷和劉少奇。彭德懷堅持不檢討，不認錯，因此有很多人同情彭德懷，認為毛澤東對彭德懷處理錯了，黨內為彭德懷翻案的呼聲一直不斷。而劉少奇則檢討了，認錯了，把毛澤東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對他的指責，全部承認下來。劉少奇檢討書，一直下發到縣團級，後來又向群眾公布了。人們看到劉少奇的認錯檢討書，自然認為毛澤東對劉少奇的處分沒有錯，因為劉少奇本人也都認錯了。這樣一來，就很少有人認為毛澤東對劉少奇處理錯了，毛澤東的威信得到了維護。

　　毛澤東在處理彭德懷問題上，威信是受了損失的；而在處理劉少奇問題上，威信沒有受損失，這與彭德懷和劉少奇兩人的態度有關。彭德懷堅持不檢討，不認錯，反而使他在黨內和群眾中，間接地樹立起他的威信。如果劉少奇也向彭德懷那樣，堅持不檢討不認錯，劉少奇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就會大不一樣。而且毛澤東在劉少奇堅持不認錯的情況下，硬打倒劉少奇，自己的威信也會受到不小的損失。

　　（161）

　　當然嫌疑人都是不肯輕易認錯的，所以這時候就要進行“引導”，讓嫌疑人感到隻要認錯了，就能得到寬大處理，這時候嫌疑人就會為了得到寬大處理，而主動認錯，這就是所謂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因此，在林彪問題上，毛澤東也希望林彪像劉少奇那樣，自己認錯，寫檢討書，那麽毛澤東處理林彪就會好辦得多。可是林彪看到了前人的經驗教訓，堅持不認錯，不肯檢討。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葉群做了檢討，也是對毛澤東的一大幫助，所以毛澤東要引導葉群寫檢討信。但是葉群的檢討信毛澤東不滿意，因為她沒有實質性地承認錯誤，所以毛澤東在葉群的檢討信上寫了不少嚴厲的批語。

　　毛澤東給葉群的第一條批語是：“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這也就是說，葉群的思想政治路線不正確，這就決定了她的檢討不能過關。

　　毛澤東給葉群的第二條批語是：“愛吹不愛批，愛聽小道消息，經不起風浪。”這是批評葉群的人品性格，是很重的話。因為毛澤東把葉群的檢討信和他的批語發給政治局的眾人傳閱，人們看到毛澤東批評葉群的人品，就會使葉群在人們中間的威信大損，這也引發了林彪對毛澤東產生忿怨。

　　毛澤東給葉群的第三條批語是：“九大勝利了，當上了中央委員不得了了，要上天了。”這是間接地諷刺林彪。因為林彪集團在“九大”上大獲全勝，葉群和“四大金剛”都進入了政治局。所以毛澤東諷刺林彪在“九大”以後認為自己“不得了了，要上天了”。

　　毛澤東給葉群的第四條批語是：“多年來不讚成讀馬列的同誌們，為何這時又向馬列求救？”因為林彪在文革中曾多次說：“馬列的書不一定讀，隻要讀好毛主席著作就行。”因此毛澤東這裏諷刺林彪是“多年來不讚成讀馬列的同誌們”。

　　毛澤東給葉群的第五條批語是：“一個共產黨人不讀一點馬列怎麽行呢？我指的主要是擔負高級職務的人。”毛澤東這裏也是間接批評林彪，因為林彪說馬列的書不一定要讀。

　　毛澤東在葉群檢討信的末尾寫道：“黨的政策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除了陳伯達待審查外，凡上當者都適用。”毛澤東說這句話，意思是林彪、葉群、還有黃、吳、李、邱等人，隻要認錯檢討，還是有出路的。希望他們趕緊檢討，爭取寬大處理。

　　（162）

　　毛澤東自己說，他對付林彪的三項辦法是“甩石頭，摻沙子，挖牆角”。1971年8月，毛澤東在南巡時說：對路線問題，原則問題，我是抓住不放的。廬山會議以後，我采取了三項辦法：一個是甩石頭，一個是摻沙子，一個是挖牆角。我在一個文件上加了批語，我的辦法就是拿到這些石頭，加上批語，讓大家討論，這是甩石頭；土太板結了就不透氣，摻一點沙子就透氣了。軍委辦事組摻的人還不夠，還要增加一些人，這是摻沙子；改組北京軍區，這叫挖牆角。

　　毛澤東在吳法憲、葉群這些人的書麵檢查上加上嚴厲批評的批語，這就叫做“甩石頭”。“甩石頭”是為了打壓對方的政治空間。以當時毛澤東的威信，被毛澤東嚴厲批評的人，其他人就會自動疏遠該人，甚至會主動檢舉揭發該人的問題，這樣一來，該人在政治上就會被逐步孤立起來。

　　毛澤東對林彪的第二次“甩石頭”，是1970年12月與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毛澤東在這次談話中，間接地批評了林彪，所以這也是一次對林彪的“甩石頭”。經毛澤東本人批準，中共中央把毛澤東與斯諾的談話紀要作為正式文件印發到“黨的基層支部，口頭傳達至全體黨員”。也就是說，毛澤東對林彪的這個“石頭”，甩到了全體黨員中間。

　　毛澤東與斯諾這次談話時間較長，內容也很廣泛。在談到計劃生育問題時，毛澤東是讚成的：

　　斯：這次來，我去看了一些我十年前參觀過的公社，這些公社都取得了很大進步。

　　毛：現在有些進步了，但還很落後，識字的人還不多，女人節育的還不多。

　　斯：但是現在沒有人反對節育了。

　　毛：你這個人受人欺騙喲！農村裏的女人，頭一個生了是個女孩，就想個男孩子。第二個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男孩子。第三個生了，還是女孩，還想要男孩子。……，一共生了九個，都是女孩子，年齡也四十五歲了，隻好算了。

　　斯：是啊。但是現在反對節育的人不多了，年輕人不反對了。

　　毛：重男輕女，這個風俗要改。我看你們美國可能也是重男輕女，要有一個時間才能改變。

　　斯：現在美國有一個婦女解放運動，規模很大，她們要求男女完全平等。

　　毛：你要完全平等，現在不可能。

　　毛澤東的第二個話題，是尼克鬆訪華的問題，這個話題當時沒有傳達下去，我們放在後麵分析。毛澤東的第三個話題，是個人崇拜：

　　斯：我有一個問題想提出來，即你什麽時候明顯地感覺到，必須把劉少奇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

　　（163）

　　毛：那就早啦，1965年1月《二十三條》發表的時候。《二十三條》中的第一條，就是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在那以前，劉少奇出的書黑《修養》不觸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國民黨，說不要奪取政權，共產黨是不要奪取政權的。當個共產黨，不奪取政權幹啥啊？

　　斯：那末，你是不是在那時感到必須進行一場革命的？

　　毛：嗯。1965年10月就批判《海瑞罷官》，1966年5月16日政治局擴大會議就決定搞文化大革命，1966年8月召開了八屆十一中全會，《十六條》搞出來了。

　　斯：劉少奇是不是也反對《十六條》？

　　毛：他模模糊糊。因為那時候我已經出了那張大字報了，他就不得了了。他實際上是堅決反對。

　　斯：就是《炮打司令部》那張大字報嗎？

　　毛：就是那張。

　　斯：劉少奇也知道他是司令部了。

　　毛：那個時候的黨權、宣傳工作的權，各個省的黨權、各個地方的權，比如北京市委的權，我也管不了的。所以那個時候我說無所謂個人崇拜，倒是需要一點個人崇拜。現在就不同了，崇拜得過分了，搞許多形式主義。

　　斯：過去是不是有必要這樣搞啊？

　　毛：過去這幾年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現在沒有必要了，要降溫了。

　　毛澤東這裏說明文革初期要搞個人崇拜的原因，他指出：“那時的黨權、宣傳工作的權、各個省的權，我也管不了的，所以那個時候我倒是需要一點個人崇拜。”這也就是說，毛澤東當時讚成搞個人崇拜的原因，是為了奪權，也就是奪“黨權”、“宣傳權”以及“地方行政高官的權”。而現在這些大權，毛澤東基本上奪過來了，因此也就不在需要再搞個人崇拜了。

　　毛澤東繼續說：比如什麽“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GreatTeacher，GreatLeader，GreatSupremeCommander，GreatHelmsman”，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隻剩下一個Teacher，就是教員。因為我曆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其他的一概辭去。

　　斯：我有時不知道那些搞得很過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誠意。

　　毛：有三種，一種是真的，第二種是隨大流，“你們大家要叫萬歲嘛”，第三種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斯：對於人們所說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須由一位個人把國家的力量人格化。在這個時期，在文化革命中間，必須由毛澤東和他的教導，來作為這一切的標誌，直至鬥爭的終止。

　　毛：這是為了反對劉少奇。過去是為了反對蔣介石，後來是為了反對劉少奇。他們樹立蔣介石，我們這邊也總要樹立一個人啊。樹立陳獨秀，不行；樹立瞿秋白，不行；樹立李立三，不行；樹立王明，也不行。那怎麽辦啊？總要樹立一個人來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國革命不能勝利啊。多災多難啊，我們這個黨。

　　斯：你覺得黨現在怎麽樣？

　　毛：不怎麽樣。

　　斯：是不是好一點了？

　　毛：好一點。你說好一點我讚成，你說中國怎麽怎麽好，我不讚成。

　　（164）

　　這裏毛澤東明確地說“四個偉大”討嫌，甚至說“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四個偉大”。斯諾不一定清楚“四個偉大”的含義，但隻要是對政治敏感的中國人都清楚，“四個偉大”是林彪的象征。說“四個偉大”討嫌，就是影射林彪討嫌；說總有一天要去掉“四個偉大”，也就意味著總有一天要去掉林彪。毛澤東還說“第三種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毛澤東這裏說的“那一套”，顯然是指林彪的那一套。林彪聽到毛澤東在外國人麵前這麽繞著彎子奚落他，還把這些話大張旗鼓地傳達到全體黨員，不可能不產生忿怨。

　　毛澤東把這次與斯諾的談話傳達到基層，最主要的目的還是為了要讓大家的思想轉彎，給大家說明為什麽要反對個人崇拜。因為人們有個樸素的疑問：在文革初期大張旗鼓地搞個人崇拜，毛澤東不反對，為什麽這時候又開始反對了？

　　因此毛澤東在談話中解釋說，他當初讚成搞個人崇拜的原因，是“為了反對劉少奇”。毛澤東並且說，過去為了反對蔣介石，中共樹立過陳獨秀、瞿秋白、王明等人，他們不但不行，反而成了革命的阻力，所以毛澤東說“王明不打倒，中國革命就不能勝利。”

　　這樣一來，毛澤東借著這次談話，把他對個人崇拜的看法傳達給全體黨員。這就是文革初期為了打倒劉少奇，搞個人崇拜是有必要的；現在劉少奇已經打倒了，所以個人崇拜也就沒有必要了，要降溫了。借與外國人談話，把自己的想法告訴全黨，也是高明的一招。如果毛澤東專門在大會上做一次講話，來解釋自己對個人崇拜的看法，反而很不自然。

　　最後斯諾問毛澤東“黨現在怎麽樣？”，毛澤東坦誠地說：“不怎麽樣。”毛澤東對當前黨的狀況，是相當不滿意的，這也是毛澤東要把文革繼續搞下去的原因。

　　毛澤東對付林彪的第二項辦法是“摻沙子”，首先是在林彪控製的中央軍委辦事組中，摻入非林彪派係的人。本來中央軍委辦事組，是由葉群和林彪的“四大金剛”黃、吳、李、邱五人組成的，這時林彪可以完全控製軍委辦事組。在“九大”後，毛澤東向軍委辦事組摻入謝富治和李德生兩個人，不過此時林彪也還可以掌控軍委辦事組。之後毛澤東繼續向軍委辦事組“摻沙子”，1971年4月，紀登奎和張才千參加了軍委辦事組，之後毛澤東還準備讓李先念也參加軍委辦事組，隻是由於“九一三”事件而作罷。

　　“九一三”事件後，1971年10月3日，中央決定撤銷軍委辦事組，成立了由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主持的軍委辦公會議，負責軍委日常工作。此後葉劍英代替了林彪，成為除毛澤東之外，軍隊中權力最大的人。

　　再者，毛澤東對林彪的“挖牆角”，也並不是一次性的。1970年12月，毛澤東又召開華北會議，改組北京軍區，對林彪進行二輪“挖牆角”。

　　（165）

　　毛澤東要對林彪動手，就不得不事先做出各種防範，包括防範林彪集團搞政變。毛澤東要防範第一個重點是政治中心北京。毛澤東在拿掉劉少奇之前，先拿掉與劉少奇關係密切的羅瑞卿，再拿掉獨霸一方的北京市委書記彭真，再改組北京軍區。

　　文革前北京軍區司令員為楊勇，政委為廖漢生。楊勇與彭德懷的關係密切，廖漢生是賀龍的外甥。因此，毛澤東以加強首都警衛工作為由，1966年5月成立葉劍英、楊成武、謝富治等人組成的首都工作領導小組，直接領導北京衛戍區。同時，毛澤東還通過林彪，對北京周邊的軍隊進行了調配，防止劉少奇的死黨鋌而走險。

　　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的著名《五一八講話》中，專門提到這件事說：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采取了很多措施。羅瑞卿問題發生後，談過這個問題。這次彭真問題發生後，毛主席又找人談這個問題。毛澤東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毛主席這幾個月就是作這個文章。毛主席為了這件事，多少天沒有睡好覺，這是很深刻很嚴重的問題。

　　毛澤東在1966年5月做好軍事部署之後，1966年8月親自寫《我的一張大字報》，一舉拿掉劉少奇。毛澤東在拿掉毫無兵權的劉少奇之前，還要對北京地區進行防範性的軍事部署，那麽毛澤東這次拿掉對軍隊有很大影響力的林彪，在此之前肯定要進行一些預防措施。

　　1970年12月，毛澤東改組北京軍區，將北京軍區政委李雪峰和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撤職，換上毛澤東信任的謝富治、李德生、紀登奎掌管北京軍區。

　　林彪從上次毛澤東拿掉劉少奇之事得到了經驗，認為毛澤東這次改組北京軍區，就是針對他林彪來的，這也就是毛澤東要對他動手的前兆。因此，毛澤東改組北京軍區，加劇了林彪的危機感，促使他做出製定暗殺毛澤東《五七一工程》的決定。

　　毛澤東改組北京軍區，也是用“甩石頭”的辦法，第一步是製造石頭。1970年l1月16日，中央做出《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的指示》，號召全黨全軍立即開展“批陳整風”運動。該指示說：“了解陳伯達的情況和問題的同誌，要進行檢舉和揭發，將揭發材料妥送中央。”

　　毛澤東通過中央文件，號召高官們對陳伯達“進行檢舉和揭發，將揭發材料妥送中央”。這樣對陳伯達的揭發材料，就成為毛澤東進行“甩石頭”的石頭。果然，該中央文件發下去不久，北京軍區的三十八軍就送上來一份揭發陳伯達反黨罪行的報告：

　　（166）

　　據我們知道，陳伯達不擇手段地插手軍隊，搞宗派活動，妄圖亂軍、奪權。陳伯達的手伸得很長，活動反常、手段惡劣。據我們所知，北京軍區的許多重要會議，他都到場講話。有的人把陳伯達當成“精神支柱”，把他的講話當“聖經”，北京軍區負責人縱容陳伯達在這裏亂跑亂說，使他成了華北地區的“太上皇”。

　　三十八軍的這份揭發報告，正是毛澤東想要的。於是1970年12月16日，毛澤東抓住這塊石頭甩出去，在這份揭發報告上批示：

　　林、周、康及中央、軍委各同誌：

　　此件請你們討論一次，建議北京軍區黨委開會討論一次，各師要有人到會，時間要多一些，討論為何北京軍區聽任陳伯達亂跑亂說。陳伯達在北京軍區沒有職務，中央也沒有委托他解決北京軍區的軍政問題，是何原因陳伯達成了北京軍區及華北地區的“太上皇”？林彪同誌對我說，他都不便找三十八軍的人談話了。以上建議，是否可行，請酌定。

　　毛澤東這裏提到林彪對陳伯達“有意見”，這應該是強加給林彪的。毛澤東這麽說，是要把林彪和陳伯達分開來處理，這是毛澤東常用的“各個擊破”手法。更重要的是，毛澤東借著三十八軍的揭發報告，召開華北會議，改組北京軍區，對林彪實施第二步的“挖牆腳”。

　　邱會作回憶說：

   華北會議是廬山會議之後的第一次重要會議，毛主席稱之為“挖牆腳”。會議表麵上是解決廬山問題的主要當事人陳伯達的問題，實際上是對著林彪的。其實，北京軍區並不是林總的“地盤”，他也從沒有安插過幹部。主席開華北會議，改組北京軍區，主要是為了北京的“安全”，也是為了他自己的“安全”，這個“安全”是高過一切的。

　　邱會作這裏也說，毛澤東召開華北會議，是針對林彪的，改組北京軍區，是為了北京的安全。

   邱會作繼續回憶說：周總理在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毛主席對批判陳伯達的指示。其內容大致是：對廬山發生的問題，是陳伯達興風作浪搗的鬼。他不僅是一個政治騙子，在曆史上也還有不清楚的問題。陳伯達的問題講清楚，這樣，犯了錯誤的同誌也就有出路了。

　　周總理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後，政治局會議的會場上，立即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情緒。軍委辦事組幾個人一句話不說，這時江青來勁了，她說：“以牙還牙，過去他們怎樣整我的，我就怎麽還擊，我是不管他姓什麽。陳伯達在廬山那樣的表現是仗勢欺人，他自己沒有什麽了不起，我們要批判陳伯達的幕後人和轎夫。”

　　江青的話很顯然是指批判林總和軍委辦事組的黃、吳、李、邱等人。

　　周總理的態度是很鮮明的，他立即帶有情緒的口吻說：“我們一定要按照主席指示辦事。”

　　黃永勝毫不含糊地立即表態說：“我們擁護毛主席批判陳伯達的指示，我們的一切行動都以毛主席的指示為準則。”他說話的音量相當大，也略有點神氣。

　　（167）

　　周總理看到會議難以繼續開下去，於是就采取老辦法：“今天的會到此為止。”一邊說一邊起身就走了。

　　過了兩天，周總理又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說：“主席指示，要召開華北地區黨、政、軍領導幹部的會議。”這就是華北會議的由來。

　　華北會議表麵上是解決陳伯達對華北的影響，實際上是為了奪北京軍區的權。人們都稱陳伯達、李雪峰、鄭維山是華北三巨頭，主席對他們不信任不放心了，換上主席信任的謝富治、李德生、紀登奎去掌管北京軍區。李雪峰、鄭維山他們，經過華北會議之後都下台了。

　　從邱會作的回憶來看，江青提出要批判陳伯達的“幕後人和轎夫”，“幕後人”顯然就是林彪，而“轎夫”顯然就是黃、吳、李、邱等人。此時周恩來沒有支持江青，而是用毛澤東的話來壓江青。周恩來說：“我們一定要按照主席指示辦事”，因為毛澤東的指示中，隻有批陳伯達，並沒有批“幕後人和轎夫”。周恩來這裏偏袒了林彪。

　　參加這次會議的原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吳德回憶說：1970年12月，召開了華北會議。華北會議開得好緊張，江青在會上點了李雪峰的名字，還說他把河北省會由保定搬到石家莊是個陰謀。

　　李雪峰調任河北省委書記、省革委會主任時，陳伯達與他一起去了河北。陳伯達問題株連到李雪峰、鄭維山。李雪峰緊張極了，派他的秘書回石家莊去燒有關的文件、檔案。李雪峰派秘書回去的情況，不知怎麽被人知道了，他的秘書還沒把文件、檔案銷毀，就被緊跟而來的人將這些材料全部沒收，並把李雪峰的家也抄了，事情更鬧大了。

　　華北會議上說李雪峰與陳伯達有關係。根據當時情況，我認為李雪峰與陳伯達沒有特殊關係。李雪峰後來被撤銷了職務，關到安徽的農場去了，後來又被開除了黨籍，整得很慘。鄭維山也被免職了。粉碎“四人幫”後，李雪峰的黨籍也恢複了，先任政協委員，後又到中央顧問委員會任委員。

　　其實李雪峰和鄭維山，並非林彪死黨，但由於李雪峰與陳伯達有一些關係，而且在廬山會議時，李雪峰是華北組的組長，李雪峰沒有反對陳伯達的發言。

   據吳德回憶說：在廬山會議上，我對李雪峰說：“毛主席早就講過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他打過招呼。為什麽你們華北組還有四位同誌發言，反對憲法不設國家主席？這是怎麽回事？李雪峰說：”這是中央全會，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有什麽意見，可以自由發言。”李雪峰的這種態度，當然被毛澤東懷疑是陳伯達的重要支持者。

　　另外，被說成是“反革命簡報”的華北組《六號簡報》，又是李雪峰的秘書起草的，這些事都讓毛澤東對李雪峰產生懷疑。至於李雪峰派秘書去燒文件，這就更讓人懷疑了。因此在1971年的林彪事件後，李雪峰被打成林彪死黨，開除了黨籍。1976年粉碎“四人幫”後，中央認定李雪峰與林彪無關，給他平反，恢複黨籍，並安排了工作。

　　（168）

　　關於華北會議，李作鵬也回憶說：

   1970年12月，根據毛主席提議，黨中央召開了華北會議。這個會議的起由，是三十八軍的《檢舉揭發陳伯達反黨罪行報告》引起的。華北會議由毛主席、周總理親自領導，並指定李德生、紀登奎、黃永勝和我負責會議的日常具體工作。

　　黃永勝看到毛主席親筆排列上述四人的先後次序（依次為李德生、紀登奎、黃永勝、李作鵬），征求我的意見：“工作怎麽搞法？”

　　我說：“最好由李、紀牽頭，我們協助。如果他倆不願牽頭，那你就應多尊重他倆的意見，挺身而出，大膽工作，絕對不可采取消極觀望態度。”

　　黃永勝說:“難哪！”

　　我又說：“遇事多向總理請示。”黃永勝表示同意。

　　華北會議采取小組會議、中型會議、全體會議相結合的方式進行，重點是批判李雪峰、鄭維山等人的錯誤。毛主席決定李雪峰、鄭維山隔離審查，北京軍區由李德生、紀登奎領導。

　　據李作鵬回憶，在華北會議上，黃永勝排名已經在李德生和紀登奎之後了。黃永勝是總參謀長，軍委辦事組組長，而李德生隻是總政治部主任、軍委辦事組的組員，毛澤東把黃永勝排在李德生之後，意味著黃永勝的地位已經下降了。

　　對此，吳法憲也回憶說：

   接著就輪到黃永勝了。這時，毛澤東已經不再像在廬山那樣，一下飛機就拉去徹夜長談，拚命地拉黃永勝了。毛澤東看看黃永勝實在拉不過來，也就批開了。11月13日，黃永勝陪同外賓去見毛澤東。接見完畢，毛澤東讓外賓先走，把黃永勝留下，就批評黃永勝說：“廬山會議發難，你黃永勝是個頭。你們辦事組一統天下，我要打破你們的一統天下。我現在要謝富治、紀登奎參加你們辦事組。”

　　關於華北會議的情況，邱會作還回憶說：

   華北會議結束的時候，周恩來總理代表毛主席、黨中央做了總結，並宣布了改組北京軍區的決定。毛主席稱讚華北會議開得好，解決了主要問題。按照主席的要求，政治局委員都參加了華北會議，江青在會議上表現得非常不像話，動輒訓人，甚至罵人。揭發出來的問題也無非是一些是是非非的問題，甚至雞毛蒜皮的小事，這樣的問題也要撤銷職務，是不妥的。當然，毛主席是要把北京軍區和北京地區握在自己手中，冤枉李雪峰、鄭維山就不重要了。

　　時任北京軍區司令員的李德生，在文革後期是一個得到毛澤東信任的重要人物。毛澤東是怎麽看上李德生的呢？

　　（169）

　　《李德生回憶錄》說：

   毛澤東選李德生到中央工作，也不是單從李德生在安徽“三支兩軍”工作的成績，不是單看文字報告就確定的。毛澤東從許多方麵調查情況，多次當麵考察，毛澤東後來親自對李德生講過：“我不是隻從南京軍區，而是從多方麵了解你的。”

　　在李德生到中央工作以前，毛澤東兩次當麵考察李德生的情況。第一次是1968年10月13日，八屆十二中全會的開幕式上，周恩來宣布出席會議人員的編組名單，當他念到華東組列席的李德生時，毛澤東突然打斷周恩來的話，問道：“哪個叫李德生？”

　　毛澤東雖然在多次文字報告中，熟悉了李德生領導的十二軍在安徽“三支兩軍”的情況，卻未見其人。周恩來當即介紹說：“李德生同誌，是安徽省革委會主任、十二軍軍長。”

　　周恩來隨即向李德生招招手，說：“李德生同誌，請你站起來一下。”李德生從列席人員的位置站起來。

　　參加會議的人也有點奇怪，毛澤東為什麽對一位列席人員、一位軍長感興趣，不由得回過頭來看李德生是個什麽模樣。

　　毛澤東當著眾多參會人員，笑著說：“不認識你呀，你這個同誌。”

　　毛澤東確實不認識李德生，而李德生當然認識毛澤東。他對於毛澤東的點名，也感到有點意外。

　　毛澤東再次發問：“你是哪個地方的人啊？”

　　李德生大聲回答：“我是河南省新縣人。”

　　毛澤東接著問：“你今年多大歲數了？”

　　李德生回答：“52歲。”

　　兩個月前，毛澤東親自決定轉發十二軍製止武鬥的經驗，現在他還要直接聽聽李德生的看法，又問李德生：“你們是怎麽搞的啊？”

　　人們掉轉目光，準備聽李德生介紹經驗，不料李德生隻說了一句話：“就是大造輿論！”

　　大家以為隻是開場白，靜了一會，卻聽不見下文。這才明白李德生已經講完了，隔了片刻，引起一陣笑聲。

　　毛澤東也笑了，他肯定李德生的經驗，並且把這一話題引導到我黨我軍的曆史經驗：“是啊，就是要造輿論。我們共產黨人鬧革命，幾十年了，就是靠造輿論。不然的話，怎麽能拉起紅軍、八路軍、新四軍、解放軍，搞那麽多隊伍。不做群眾工作，你沒有群眾，也就沒有軍隊，沒有黨，沒有無產階級政權。”

　　在宣布編組名單的時候，出現毛澤東同列席人員這樣大段對話，是很少有的事啊。

　　毛澤東提拔李德生，並不是因為他是毛澤東的老部下，甚至毛澤東一直不認識他。李德生原是紅四方麵軍出身的人，曆史上與毛澤東沒有特殊關係。作為一個領導人，提拔重用一個自己不認識的人擔當至關重要的職務，這是需要相當勇氣的，可見毛澤東是膽大的人。

　　（170）

　　《李德生回憶錄》說：

   毛澤東同李德生的第二次談話，是在1969年4月，黨的九屆一中全會上，周恩來宣布選舉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候補委員結果，在念到政治局候補委員李德生的名字時，毛澤東再次提出：“我再看看李德生同誌。”

　　周恩來示意李德生，李德生習慣地戴好軍帽，站起來敬了一個軍禮。周恩來笑著說：“德生同誌，請你把軍帽摘下來吧。”

　　李德生摘下軍帽，露出一頭濃密烏黑的寸發，寬寬的額頭，微微謝頂。他端莊地麵向主席台，十分精神。毛澤東看到這位參加過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負過6次傷的老紅軍戰士，正值壯年，體魄魁梧，紅光滿麵，風華正茂，當時年已76歲的毛澤東不禁再次問道：“你今年多大年紀了？”

　　李德生答道：“我53歲了。”

　　比李德生年長23歲的毛澤東，接連重複幾遍：“啊，53歲，53歲。”

　　毛澤東在兩次與李德生見麵之後，就決定重用他出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在這次改組北京軍區時，毛澤東又大膽地啟用李德生擔當至關重要的北京軍區司令。

   《李德生回憶錄》對此寫道：

   1970年12月19日，李德生突然接到中央辦公廳的通知，請他立刻回北京，說是主席有事情找他。第二天，12月20日，就乘空軍派來的專機趕回北京。李德生下了飛機，沒有停留，直接到中南海遊泳池毛澤東的住地。

　　毛澤東見了李德生，顯得很高興，問道：“你回來了，你們安徽形勢怎麽樣啊？”

　　李德生不知道毛澤東特地把他叫回來，要談什麽事情，顯然不是談安徽的情況吧。他簡要地匯報了一下安徽的情況。

　　果然，毛澤東沒有接著問下去，而是鄭重地說：“我和恩來商量了，確定你到北京軍區去，擔任司令員。”

　　李德生毫無思想準備。他一直感到職務太多，擔子太重了。李德生向毛澤東建議：“主席，北京軍區的工作任務很重，我努力去做好。總政治部的事還管不管？”

　　李德生想：如果不管總政治部的工作，實際上也就少兼一個職務了。

　　不料毛澤東回答說：“管！但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北京軍區，把屁股坐在北京軍區，兼管總政的工作。總政治部還有副主任嘛。”

　　據李德生回憶，毛澤東親口對他說：“我和恩來商量了，確定你到北京軍區擔任司令員。”這也就是說，李德生任北京軍區司令員，沒有和林彪商量過，毛澤東隻和周恩來商量過，可見此時毛澤東對林彪的戒心已經很重。

　　林彪得知毛澤東不跟自己商量，就任命李德生為至關重要的北京軍區司令員，這當然讓林彪非常不滿。因為林彪名義上是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負責人，任命北京軍區司令員，居然不通過林彪，可見林彪的實權已經被剝奪了。這也是促使林彪下決定製定《五七一工程》的原因。

　　（171）

　　自從毛澤東發起“批陳整風”運動開始以來，北京軍區等軍隊下層已經轟轟烈烈地搞起來了，可是中央軍委還沒有動靜，這是因為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林彪，沒有做出搞“批陳整風”的指示，林彪這是明顯地抵製毛澤東的“批陳整風”運動。林彪抵製“批陳整風”，這就讓他的親信“四大金剛”為難了。

　　這時候，林彪采取了“超然”的做法，就是不對“四大金剛”做指示，讓他們憑自己的想法去自行其事。林彪這種“超然”的做法也是高明的，如果此時林彪繼續給“四大金剛”做指示，一來正好給別人抓住把柄，說他們搞小集團，二來也讓“四大金剛”為難。

　　如果林彪指示“四大金剛”不搞“批陳整風”，顯然與毛澤東的指示相抵觸。如果“四大金剛”不執行林彪的指示，那是不給林彪麵子；執行林彪的指示，又要得罪毛澤東，所以他們將非常為難。所以林彪這時不做指示，任憑“四大金剛”自己行事，反而給“四大金剛”減少了讓他們為難的事情。

　　在“批陳整風”的問題上，“四大金剛”也很知趣，也不去向林彪請示，這樣雙方都可以避免尷尬和為難。不過“四大金剛”與林彪不同，他們並不想徹底得罪毛澤東，還想給自己留後路，所以就不得不搞一些象征性的“批陳整風”，以便向毛澤東那邊交差。

　　為此，軍委辦事組組長黃永勝，考慮召集軍隊高官開一次“批陳整風”的軍委座談會，做出一個“批陳整風”的樣子，企圖以此向毛澤東交差，“蒙混過關”。因為此時林彪已不對他們做指示，黃永勝就與其他幾個“金剛”商量。

　　據邱會作回憶說：

   我是堅決反對倉促開會的，我曾對黃永勝直言不諱地說：“軍委座談會要開失敗了，就會出現嚴重的後果，我們會錯上加錯，他們（江青一夥）會喜上加喜，這一錯一喜就有埋葬我們的可能。”

　　我認為隨便召開一次影響全軍的高幹會，就有一著不慎，全盤皆輸的危險。我們幾個人（黃、吳、李、邱）都是廬山問題的當事人，毛主席現在究竟信任我們，還是不信任我們？這是我們自己不能回答的問題。不被信任的人去主持全軍高幹會，能行嗎？說話能有人聽嗎？

　　黃、吳他們說：“你對有利的因素看得太少了，對可能發生變化的問題估計的太多了。這樣也未必能正確處理問題。”

　　由於軍委辦事組的多數人都同意召開軍委座談會，開會的日期就定下來了。1971年1月9日至2月14日，軍委座談會召開。參加這次會議的人員為：各總部、各軍種、各兵種、各大軍區的首長和負責人，近一百五十人參加。軍委座談會開幕的前一天，黃永勝在開幕式上講什麽話，又是一場爭論。

　　（172）

　　我說：“黃總長明天說什麽好，關鍵是會議怎麽開，我看這是大問題。我主張，在廬山會議犯了錯誤的人，首先要做檢討，我的理由如下：我們批評陳伯達就是包含自我批評，我們沒有自我批評，就不算批判陳伯達。現在毛主席把我們算成陳伯達‘一夥’的了，在這種情況下，隻有自我批評才能同陳伯達劃清界限，真正做到自己‘解放’自己。”

　　黃永勝對我的意見，則用另一種說法表示他不同意。他說：“我們幾個人做檢討是大局，需要請示報告。”

　　我對黃永勝的話是明白的，他說的“大局”就是指林彪反對江青的問題。這個問題，我是同意黃永勝的觀點的，不應該把林彪和江青的矛盾擺到毛主席麵前去，這樣反而使問題複雜化了。

　　黃永勝還說：“自我批評隻能說自己，不能涉及別人。”他的意思我也明白。

　　我說：“在批陳的同時，軍委辦事組不做檢討，能夠叫做批陳嗎？”

　　我說出這句話後，大家都瞪著我。發言後，我自己很後悔，但又覺得自己的話是應該說的。

　　據邱會作回憶，此時四大金剛內部已經出現意見分歧，邱會作認為他們幾個人應該趕緊做自我批評，與陳伯達劃清界限，自己“解放”自己，可是黃永勝等人不同意。黃永勝是堅定支持林彪的，堅持要顧全“大局”，也就是不能隻顧自己“解放”自己，而背叛林彪。黃永勝還說“自我批評不能涉及別人”，這裏的別人，指的就是林彪和葉群。因為黃永勝的意見占上風，邱會作隻得“少數服從多數”。

　　邱會作還回憶說：

   就廬山問題來說，我始終是心情沉重的。因為廬山的問題，是不能簡單了事的。廬山會議鬥爭的實質，是軍隊反江青一夥的鬥爭，由於林總不點名地批了張春橋，問題就不一般了。對廬山問題的處理，關鍵是毛主席對林總的態度。在當時的條件下，也就是毛主席怎樣說一句話的問題，林總的政治生命就在毛主席手裏提著的，這是不能不考慮到的。

　　對主席解決廬山問題的打算，黃、吳、李、邱是非常關心的，因為這是關係到我們政治命運的問題。但我們經常在一起討論的是：如果問題升級涉及到林總，就是黨內大局的問題，1959年廬山會議反彭德懷結局，會不會出現？

　　邱會作這裏說“由於林總不點名地批了張春橋，問題就不一般了”，這句話是有道理的。縱觀林彪的曆史，他是很少主動整人的，極少不點名地批評別人，因此大家都對他口碑不錯。林彪批判彭德懷和劉少奇，那是為了擁戴毛澤東，並不算林彪主動要整彭德懷和劉少奇。

　　（173）

　　如果林彪是康生那樣喜歡整人的性格，那麽林彪不點名地批評張春橋，毛澤東還不會太在意。而有“不整人”口碑的林彪，這次卻一反常態地主動批評張春橋，就讓毛澤東感到不尋常，以至於認為“有鬼”。

　　邱會作說“林彪的政治生命就取決於毛澤東的一句話”，這話也不對。林彪的鬥爭技術大大高於邱會作這些人，毛澤東不可能一句話決定林彪的政治命運，這是一場激烈的政治鬥爭，雙方都有勝負的可能。毛澤東如果把林彪搞成“彭德懷第二”，毛澤東也不算勝利，因為打倒彭德懷使毛澤東的威信受到相當的損失。毛澤東並不希望用自己損失很大威信的代價，來換取打倒林彪。

　　邱會作繼續回憶說：

   軍委座談會2月15日就結束了。會後，黃永勝還是不肯檢討，他的主要理由是他在廬山沒有發言，因此沒有錯誤。公道地說黃永勝說得對，但主席那裏不這麽認為。總理叫我給黃永勝做工作，我也沒有做通。

　　我向總理匯報時，總理就把問題的實質給點穿了。總理對我說：“什麽在會上沒有發言，發言不發言，在主席那裏都是一樣的，主席要打你們的宗派主義。”

　　我一字一句地把總理的話傳達給黃永勝，黃永勝說：“原來是這麽回事！我們檢討吧。我不檢討，你和李瞎子也不便檢討，把你們憋得夠嗆吧？”

　　接著黃永勝又說：“我們不是宗派主義，他們才是宗派主義呢。”看來黃永勝還是沒有想通。不過，這時黃永勝肯寫檢討了，我和李作鵬也前後寫了檢討。

　　據邱會作回憶，“四大金剛”在討論是不是檢討的問題時，完全沒有向林彪請示匯報，也沒有跟葉群商量。“四大金剛”不向林彪請示匯報，他們少為難，林彪也少為難，雙方心照不宣。“四大金剛”隻是跟周恩來商量，周恩來說服了黃永勝做檢討，於是李作鵬和邱會作也就可以一起跟著做檢討了。

　　邱會作繼續回憶說：

   1971年4月19日，毛主席在周總理有關計劃會議的報告上批示：“開展批陳整風運動時，重點在批陳，其次才是整風。不要學軍委座談會，開了一個月，還根本不批陳。”

　　這個批示像晴天霹靂一樣，把軍委辦事組多數人的腦袋都打昏了。毛主席對軍委辦事組“不批陳”的批評，是廬山會議以後最嚴厲的批評，這一批評對軍委辦事組極為不利。黃永勝急得嘴唇也抖動了，他說：“你說問題在哪裏？”

　　我說：“散會再說。”

　　散會後，我到了黃永勝的房子裏，黃永勝很沮喪地坐在沙發裏。我說：“我們的會開了這麽久，都是按照中央提供的陳伯達的材料批判陳伯達，我們自己沒有新的東西，也就是說我們沒有揭發陳伯達，也沒有檢討自己。”

　　我說：“我想在主席看來，軍委辦事組是否批判了陳伯達，唯一的標準是我們這些人是否有自我批評。我們犯了錯誤的人不進行自我批評，就是不批判陳伯達，我們的座談會，是開了一個太失敗的會。”

　　（174）

　　主席的批示對大家震動很大，我們給主席寫檢討，不但勢在必行，而且要加快步伐了，2月20日，我們以軍委辦事組的名義向主席寫了檢討報告。毛主席當天就做了批示：“你們幾個同誌，在批陳問題上為什麽老是被動？這個問題應該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驟，變被動為主動。”

　　毛主席在批示中，強調讓我們作檢討，又表示讓我們過關，毛主席還批道：“要召集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各大軍區軍兵種負責人、中央國務院各部委負責人參加，由黃、吳、葉、李、邱作檢討，讓他們下台過關。並將此情況告訴林彪同誌。”

　　我們當時的思想是：有抵觸情緒，又認真作檢討；想不通，又對毛主席感激萬分。

　　前麵邱會作提到，他和黃永勝等人經常在一起討論的是：“1959年廬山會議反彭德懷結局，會不會出現？”黃永勝他們吃不準毛澤東對林彪的最後態度，在他們看來，毛澤東對林彪的處分，無非是兩種：第一種是像處理劉少奇那樣，徹底打倒；第二種是像1958年處理周恩來那樣，在一段時間內把周恩來整得夠嗆，但最後又讓周恩來過關了，周恩來又官複原職，重新掌權了。

　　如果是徹底打倒林彪的第一種情況，黃永勝他們跳出來揭發林彪，與林彪徹底決裂，反戈一擊，就可以自己“解放”自己；但如果是林彪最後過關的第二種情況呢？如果是這樣的話，黃永勝他們跳出來揭發林彪，那就要徹底得罪林彪。等以後林彪官複原職，重新掌權，林彪能放過他們幾個嗎？那時候林彪肯定會像整倒楊成武那樣，把他們幾個全整倒，而毛澤東也不會救他們。

　　因此，黃永勝他們跳出來揭發林彪，既可能是一步好棋，也可能是一步臭棋，這全取決於毛澤東最後將怎麽處置林彪。黃永勝他們討論的結果是：毛澤東盡管對林彪不滿，要整一整林彪，但最後還是要讓林彪過關的，畢竟他們是“親密戰友”嘛。也就是說，他們認為林彪的結局將是第二種的“最後過關”。當年高崗試圖扳倒劉少奇，也是沒有看出毛澤東隻是對劉少奇不滿，在那時隻是想把劉少奇整一下，最後還是要讓劉少奇過關的。

　　黃永勝等人基於林彪將“最後過關”的假設，那麽他們現在的明智做法，就是盡可能不要得罪林彪。所以黃永勝等人，就想在軍委座談會象征性地批一下陳伯達，向毛澤東“交個差”，試圖蒙混過關。因為他們做檢查將要牽扯到林彪，既然他們認為毛澤東最後是要讓林彪過關的，那麽毛澤東就會讓他們也過關。可以沒想到毛澤東根本不讓他們過關，這似乎也就是不想讓林彪過關了。

　　這下黃永勝等人著急了，趕緊準備做檢討，寫檢查。因為毛澤東表示要給他們出路，他們還很感激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