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五三（崇新嶽 百思峰 ）

 

（125）

 

　　根據邱會作的回憶，毛澤東其實也是部署一步步拿掉林彪的，隻是因為拿林彪的戰略，不像拿劉少奇那樣的透明，在新聞報紙上廣為宣傳，搞得眾人皆知。毛澤東拿掉林彪的戰略部署是不透明的，隻有在中央最高層的圈子裏才能感覺到，一般中央委員都感覺不到，普通老百姓就更蒙在鼓裏了。

　　毛澤東原準備在九屆三中全會上把問題向全黨公開，進而向全國公開，進而拿掉林彪。可是林彪卻提前動手了，在毛澤東預計的時間之前，他先“叛逃”了。因為新聞報紙長時間宣傳林彪是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所以全國人民對親密戰友也會“叛逃”，一定會感到震驚，進而對毛澤東的英明偉大產生懷疑：如此英明偉大者居然看不出來，自己的親密戰友原來是一個想要暗殺他的野心家和陰謀家。

　　當時新聞報紙在吹捧毛澤東的同時，也在吹捧林彪；在祝毛澤東萬壽無疆的同時，也祝林彪身體健康；在歌頌毛澤東締造解放軍的同時，也說林彪指揮解放軍。當時還有一種“三大助手”的說法，聲稱恩格斯是馬克思的偉大助手，斯大林是列寧的偉大助手，林彪是毛澤東的偉大助手。因為馬、恩、列、斯是並列的，如果把林彪說成是毛澤東的偉大助手，那麽林彪也可以和毛澤東並列了，形成新的“馬、恩、列、斯、毛、林”六大偉人。黃永勝等人就多次說：“林副主席是比恩格斯、斯大林高得多的最光輝的助手。沒有林副主席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就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我們的軍隊，就沒有我們的國家”。

　　毛澤東當然察覺出新聞報紙在吹捧他的同時，也在吹捧林彪。毛澤東準備要拿掉林彪，就首先要停止新聞報紙對林彪的宣傳和吹捧。毛澤東直接下令新聞報紙停止宣傳吹捧林彪，顯然是很難的。因為林彪是接班人，毛澤東找不出理由停止對接班人的宣傳。

　　因此，毛澤東就下令停止對他本人的吹捧，新聞報紙停止了對毛澤東的吹捧，同時也就停止了對林彪的吹捧。由於毛澤東的威信已經很高，停止對毛澤東的宣傳，對毛澤東不會造成什麽損失；相反林彪的威信還不夠高，停止對林彪的宣傳，對林彪的損失就比較大了。所以，毛澤東批評林彪的“天才論”，停止新聞報紙對毛澤東的吹捧，實際上更重要的是停止了對林彪的吹捧。

　　後來1971年8月毛澤東在南巡講話時，把這個問題挑明了。毛澤東說：什麽“大樹特樹”，名曰樹我，不知樹誰人，說穿了是樹他自己。我還要他來樹嗎？現在我已經樹得不得了嘛。還有什麽人民解放軍是我締造和領導的，林親自指揮的，締造的就不能指揮呀？

　　（126）

　　毛澤東這裏明確指出，所謂“大樹特樹”的宣傳，其實並不是在樹毛澤東，而是在樹林彪。因為毛澤東本人已經“樹得不得了”，不需要林彪再樹了。然而，林彪的威信還遠不到程度，還有必要繼續宣傳。因此毛澤東停止“大樹特樹”的宣傳，實際上是停止了宣傳林彪。

　　有人對毛澤東堅持不設國家主席的事情不理解，認為國家主席不過是一個名譽虛銜，給林彪當了也不要緊。這種看法，是建立在毛澤東準備讓林彪接班的前提下。如果毛澤東真要讓林彪接班，給林彪當一個國家主席，當然也沒什麽問題。但如我們前麵已經分析過的，毛澤東並沒有準備讓林彪接班，而是準備拿掉林彪。在拿掉林彪的前提下，毛澤東當然就不能再讓林彪當國家主席了，因為這樣會增加毛澤東拿掉林彪的困難。

　　另外，毛澤東本人當國家主席，顯然也是不合適的。因為毛澤東本來在1959年就主動辭去了國家主席，那麽這次毛澤東為什麽又要重新出來當國家主席呢？人們就會想：毛澤東打倒劉少奇，就是為了自己當國家主席，甚至聯想到毛澤東搞文革的目的，就是為了奪回國家主席的大權，因為當時的外電就是這麽評論的。毛澤東再次當國家主席，不僅對毛澤東本人的名譽不利，連文革運動也會被披上“權力鬥爭”的色彩，所以毛澤東要堅持“不設國家主席”。

　　毛澤東在一年後的南巡講話中，對廬山會議的性質分析說：在廬山搞突然襲擊，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綱領就是設國家主席，就是“天才”，否定九屆二中全會的三項議程，要改成討論“天才”和設國家主席問題。他們名為反對張春橋，實際是反我。

　　有人看到我年紀老了，快要上天了，他們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這次廬山會議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1959年廬山會議跟彭德懷的鬥爭，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跟劉少奇的鬥爭，也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這次廬山會議，又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

　　毛澤東在南巡講話中明確指出“廬山會議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這意味著林彪的性質與彭德懷和劉少奇一樣。既然林彪的性質與彭德懷和劉少奇一樣，那麽林彪就不僅僅是拿下的問題，而是要打倒的問題。

　　不過這次毛澤東打倒林彪時，基本上沒有讓江青和張春橋等人插手，都是毛澤東本人親自出麵。毛澤東這麽做，也是看到江青、張春橋等人在中央的“積怨”太多，如果再這些打手，那麽江青、張春橋等人會引來更大的“民憤”，他們在中央就呆不下去了。所以毛澤東這次要保護一下江青、張春橋等人，自己親自出麵打擊林彪，使得江青和張春橋可以少得罪人。

　　（127）

　　毛澤東要拿掉林彪，這點林彪本人是最清楚的。為此，林彪建立了兩支親信隊伍，一明一暗。“明”的地上隊伍是“黃、吳、李、邱”四大金剛，掌握著總參謀部等軍隊主要指揮係統的權力；“暗”的地下隊伍也稱“小艦隊”，是通過林彪的兒子林立果拉起來的一隻隊伍。關於林立果的個人材料，現在透露出來的不多，但毫無疑問，林立果是一個非常有政治才幹的人。

　　林立果有政治才幹的證明，就是他建立的“小艦隊”。這個小艦隊從事暗殺毛澤東，每個成員都知道這樣幹是有殺身之禍的，可是這些人卻沒有一個人為了保自己的性命而去告密。在林彪外逃後，林立果的小艦隊成員周宇馳等，劫持一架直升飛機，向外蒙古方向逃跑，結果沒有跑成，周宇馳等人開槍自盡。

　　雖說林立果可以仗著林彪的地位，用高官厚祿收買人，但那些隻奔高官厚祿的投機分子，在關鍵時刻肯定是要自保的，絕不會為主子而舍命。林立果有能力組織起一支願意為自己死心塌地的隊伍，周宇馳等人願意為了林立果去死，可見林立果的組織能力非同小可。

　　林立果的“小艦隊”中，沒有一個在關鍵時刻告密的投機分子，這並不是偶然的，而是說明林立果有識人眼力：哪些人是投機分子，哪些人死心塌地，把真正忠誠可靠者吸收進來。考慮到林立果組建小艦隊時，才25歲，似乎真有林彪“少年將軍”的遺傳。

　　有人懷疑林彪要搞政變，不可能把這麽要命的事情交給林立果這樣的毛頭年輕人，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這種看法的錯誤之處，就是教條地認為：年輕人一定不如年老人，重要的事情一定要交給年老的人去辦，這樣才穩妥。

　　林彪21歲當師長，23歲當軍長，到25歲的年齡，林彪已經當軍團長了。毛澤東說過：“在井岡山時代，我們的敵人都比我們年紀大，比我們有經驗，比我們成熟，但勝利的還是我們。”因此，認為年輕人不能擔當重任，是教條主義的看法。

　　林彪根據自己的經曆和經驗，認為25歲的林立果已經不是“嘴上沒毛、辦事不牢”的毛孩子，而已是可以充當天下重任的大將了。林彪的眼力也非同小可，看出了林立果的才幹，敢放手讓林立果去幹。

　　現在有一種頗為流行的觀點，認為林彪這樣的百勝將軍，如果要搞政變的話，他應該依靠“黃、吳、李、邱”等老將，而不是依靠林立果的“小艦隊”。以此推論，因為林彪沒有通過“黃、吳、李、邱”搞政變，所以林彪就沒有搞政變的陰謀。

　　（128）

　　持這種論調的典型是《邱會作回憶錄》，邱會作說：事實已經證明，黃、吳、李、邱是沒有搞政變的，沒有參與“兩謀”（謀害毛主席、南逃另立中央）。林彪，黃、吳、李、邱是軍人，他們政變不利用軍隊，不利用槍炮，不利用飛機、坦克，軍艦，這算搞什麽名堂？難道林彪隻和自己的兒子及幾個空軍的小幹部搞政變嗎？這根本不是林彪，這就是不合情理。

　　邱會作的看法是錯誤的，因為它建立在年輕人一定不如年老人的教條主義上。從各種事實來看，林立果的水平是高於“黃、吳、李、邱”等人的。在“九一三”事件後，從林立果住房中搜查出一張他自己親筆的談話要點：

   1970年8月的廬山會議之後，林立果與江騰蛟、王維國、陳勵耘談話說：這是一次未來鬥爭的總預演，演習，拉練。雙方的陣容都亮了相，陳（伯達）是鬥爭中的英雄，吳（法憲）是狗熊。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間脫節，三是沒有一個好的參謀長。

　　這些老總們(黃、吳、李、邱)政治水平低，平時不學習，到時胸無成竹，沒有一個通盤，指揮軍事戰役還可以，指揮政治戰役不可以。說明了一點，今後的政治鬥爭不能靠他們領導，真正的領導權要掌握在我們手裏。

　　林立果說“黃、吳、李、邱的政治水平低，指揮軍事戰役還可以，指揮政治戰役不可以”，這個看法是中肯的。吳法憲、邱會作和李作鵬在回憶錄中都承認，自己“不懂中央政治”。周恩來為此教育他們，他們也還是不懂。

　　林立果特別說“真正的領導權要掌握在我們手裏”。林立果這裏提到的“我們”，就是林彪的地下部隊。在廬山會議之後，林彪發現黃、吳、李、邱等人搞政治鬥爭根本不行，所以林彪放棄依靠“四大金剛”，轉而依靠林立果這支地下部隊。

　　有人說林彪搞暗殺，基本上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所以推論林彪不會幹這樣的“傻事”。這種看法也是錯誤的，我們應該理解所謂的“英雄”，就是敢想敢幹一般人認為不可能成功的事情。如果按照上述的看法，陳勝、吳廣在大澤鄉起義是幹“傻事”，因為他們推翻秦王朝的可能性太小了，倒是被秦王朝的軍隊消滅掉的可能性很大；毛澤東上井岡山也是幹“傻事”，因為他們推翻蔣介石政權的可能性太小了，倒是被蔣介石軍隊消滅掉的可能性很大。

　　其實林彪也清楚，林立果他們成功的可能性並不大，最多也就是百分之一。不過作為一個敢想敢幹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來說，百分之一的取勝機會，就很值得去爭取了。我們返回頭來看，當年毛澤東上井岡山，打敗蔣介石奪取全中國的可能性有多大？恐怕千分之一也沒有吧。林彪搞政變成功的可能性，應該遠大於毛澤東上井岡山時成功的可能性，所以林彪是值得一試的。況且，即使是失敗，林彪還有外逃的退路。因此，林彪下決心試試自己的運氣。

　　（129）

　　在分析林彪後續的所作所為之前，有必要先提一下關於林彪事件的定性。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出現很多對林彪事件的翻案性研究，這些研究大大推翻了官方說法，提出各種嶄新的論點，但也造成人們的思想混亂。

　　關於林彪事件的定性，最關鍵的是三條：一、林彪為什麽要外逃；二、有沒有試圖暗殺毛澤東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三、林彪是否知道《五七一工程紀要》。

　　一、林彪為什麽要外逃

　　關於林彪為什麽要外逃的官方解釋，最早是1971年9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的文件《關於林彪叛逃出國的通知》，該文件摘要如下：

　　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於1971年9月13日倉惶出逃，狼狽投敵，叛黨叛國，自取滅亡。

　　現已查明：林彪背著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極其秘密地私自調動三叉戟運輸機、直升飛機各一架，開槍打傷跟隨多年的警衛人員，於9月13日淩晨爬上三叉戟飛機，向外蒙、蘇聯方向飛去。同上飛機的，有林彪的妻子葉群、兒子林立果及駕駛員潘景寅、死黨劉沛豐等。

　　在三叉戟飛機越出國境以後，未見敵機阻擊，中央政治局遂命令我北京部隊立即對另一架直升飛機迫降。從直升飛機上查獲林彪投敵時盜竊的我黨我軍大批絕密文件、膠卷、錄音帶，並有大量外幣。在直升飛機迫降後，林彪死黨周字馳、於新野開槍打死駕駛員，然後兩人開槍自殺，其餘被我活捉。

　　對林彪叛黨叛國事件，中央正在審查。現有的種種物證人證業已充分證明：林彪出逃的罪惡目的，是投降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根據確實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飛機已於蒙古境內溫都爾汗附近墜毀。林彪、葉群、林立果等全部燒死，成為死有餘辜的叛徒賣國賊。

　　林彪反黨到底，跟著他投敵的，隻有他的妻子、兒子和死黨幾個人，而在緊要關頭揭發林彪私調飛機，陰謀叛國投敵，為黨立功的，又正是林彪的女兒林立衡。這就說明：即使像林彪這樣名聲很大的資產階級野心家，一旦背叛革命，是多麽孤立。這是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

　　中央相信，林彪這個隱藏在黨內的定時炸彈自我爆炸是大好事。跟著林彪走絕路的隻能是極個別的，中央號召全黨同誌，首先是高級幹部同林彪劃清界限，各級黨委應當深入揭發和嚴格批判林彪的錯誤和罪行。

　　（130）

　　林彪叛黨叛國問題，根據內外有別、有步驟地傳達的原則，目前隻傳達到省、市、自治區黨委常委以上的黨組織。有關林彪的文字、圖畫、電影等均暫不改動，並望切實注意嚴格保密。

　　這份中央文件是在林彪9月13日外逃5天後最早發出的第一手資料。發出這份文件的時候，中央還沒有發現《五七一工程紀要》，所以該文件中隻是說林彪外逃是為了投降蘇聯，而沒有提到試圖暗殺毛澤東的《五七一工程紀要》。

　　“九一三”事件的大致情況是：林彪私自調他的專機（三叉戟型飛機）到山海關機場，而林彪的女兒林立衡（林豆豆）在關鍵時刻向中央揭發了林彪私調飛機之事。9月13日淩晨，林彪、葉群、林立果等人開槍打傷警衛人員後，緊急登上三叉戟型飛機，飛機於9月13日零時30分從山海關機場強行起飛，飛入外蒙古後，因燃油不足迫降失敗，機上人員全部死亡。

　　9月13日3時15分，林彪死黨周宇馳等人在北京沙河機場劫持一架直五型直升機，周宇馳等人用手槍逼飛行員向境外飛。飛行員騙過周宇馳等人，將飛機飛回北京並迫降在懷柔縣境內。周宇馳開槍打死飛行員，然後周宇馳等兩人開槍自殺，另一人被活捉。

　　“九一三”事件，並不是林彪的一架飛機外逃，而是兩架飛機試圖外逃，隻是後一架飛機沒有外逃成功。搞清楚“九一三”事件是兩架飛機外逃，對理解林彪事件是非常重要的。

　　關於林彪為什麽外逃問題，有很多翻案性的研究，比如“導彈擊毀說”、“西山鎮壓說”、“綁架出逃說”、“替身代死說”、“軟禁老死說”等，這些觀點過於荒謬，這裏隻討論一下最具有代表性的“避禍說”。

　　“避禍說”認為林彪並無暗殺毛澤東的計劃，也不存在《五七一工程計劃》，林彪外逃的原因，隻是為了躲避毛澤東準備打倒他。林彪擔心自己遭到劉少奇的下場，就帶著老婆、兒子逃亡蘇聯，試圖“避禍”。這種說法還宣稱林彪外逃是毛澤東“逼”的，“九一三”事件是被逼出來的。

　　“避禍說”乍看上去似乎頗有道理，但它有一個致命缺陷，就是無法解釋第二架直升飛機為什麽要外逃。如果說林彪外逃還有“避禍”的理由，劫持直升飛機的“主犯”周宇馳，不過是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小小芝麻官一個，他有什麽理由要“避禍”呢？

　　周宇馳如果不是幹了《五七一工程計劃》那樣的事，他為什麽要劫持直升飛機外逃？為什麽要槍殺飛行員？為什麽要自殺？所以說，“避禍”隻能解釋第一架三叉戟的外逃，卻完全無法解釋第二件直升機的前仆後繼。因此，“避禍說”是經不起邏輯推理和無法自圓其說的。

　　（131）

　　幾乎所有的關於林彪的翻案性研究，都用了一個“小花招”，就是略去第二架外逃直升飛機的存在，把整個“九一三”事件，描述為僅僅是林彪一架三叉戟在外逃，這樣他們的論點才能成立。而一旦引入第二架外逃直升飛機，他們的論點就不成立了。

　　因為“九一三”事件中，存在兩架飛機外逃的事實，所以不管任何觀點，必須同時解釋這兩架飛機同時外逃的原因。目前隻有官方的說法，隻有存在《五七一工程紀要》這樣的東西，才可以同時解釋這兩架飛機外逃的原因。而各種對林彪的翻案性研究，都無法同時解釋這兩架飛機外逃的原因。盡管官方的說法有很多時代的政治色彩，但仔細推敲下來，還是官方的說法比較合理。因此，我們認為官方的說法大體上是真實的，當然在一些細節上有商榷的餘地。

　　二、有沒有試圖暗殺毛澤東的《五七一工程紀要》

　　一些研究者否認《五七一工程紀要》，說這是官方偽造的。可是這些人的論證，也都避開第二架外逃直升飛機的問題。顯而易見，如果周宇馳等人沒有幹《五七一工程紀要》那種泄露出來要殺頭的事情，他們何必要劫持直升飛機外逃呢？又何必要槍殺飛行員和自殺呢？

　　那些否認《五七一工程紀要》存在的人，沒有一個人能夠解釋清楚，如果沒有《五七一工程紀要》，第二架直升飛機為什麽要外逃。因此，否定《五七一工程紀要》的論點也是經不起邏輯推理和無法自圓其說的。

　　三、林彪是否知道《五七一工程紀要》

　　一些研究者承認有試圖暗殺毛澤東的《五七一工程紀要》存在，卻又說這隻是林彪兒子林立果單獨搞的，林彪並不知情。然而這種說法也是有違常理的。

　　第一、因為暗殺毛澤東是風險極大、孤注一擲的行為，林立果怎麽可能不經過林彪的同意，拿他父親一生的名節和全家的性命去冒這樣的巨大風險？

　　第二、林立果策劃暗殺毛澤東的時候，必須想好一個退路，就是暗殺失敗怎麽辦。顯然，林立果暗殺失敗的退路，就是乘林彪的專機外逃。而乘林彪專機外逃還要有一個準備工作，就是事先必須做好飛行員的工作。如果飛行員不配合，林彪的飛機根本起飛不了，更談不上外逃了。

　　如果沒有林彪的同意，林立果怎麽可能調動林彪的專機？如果沒有林彪事先做工作，飛行員怎麽可能配合林彪外逃？

　　因此，林彪是知道《五七一工程紀要》的，而且他就是幕後總指揮，這樣才能解釋後來發生的各種事情。

　　（132）

　　寫林彪的“地上部隊”相對比較容易，因為相關的史料較多，而寫林彪的“地下部隊”就比較困難，因為相關的史料很少。人們對林彪的“地下部隊”知道得很少，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事，因為這是一支搞暗殺等秘密活動的隊伍，他們對外一切都是保密的，所以我們不可能詳細知道他們的內幕。

　　有人說：因為沒有發現林彪參與《五七一工程》的確鑿證據，所以就做出結論說林彪沒有參與這件事。這樣的結論是過於輕率了，因為找不到林彪的確鑿證據，是理所當然的事。林彪試圖要搞暗殺，他的一切行動必然是極其秘密的，自然不會留下明確的證據。雖說林彪與此事有關的確鑿證據找不到，但蛛絲馬跡還是有的，我們還是可以推證出林彪是真正的幕後老板。

　　對於史料來說，可以分為三種：一級史料；二級史料和三級史料。一級史料是檔案，文件，會議記錄，當事人的回憶；二級史料是研究論文，人物傳記，曆史著書等；三級史料是文學野史、傳聞軼事等。

　　一級史料是未經過加工處理的原始材料，二級史料是經過作者加工、整理、裁剪的東西。然而作者在加工、整理、裁剪的時候，難免會混入一些自己的主觀看法；三級史料的文學野史，主要是為了娛樂，並不注重曆史真實性，但有的也夾雜一些對當事人的采訪，其史料價值要認真考辨。

　　真正搞曆史研究，一定要基於一級史料，因此我們在文章中基本上都采用一級史料。可是寫林彪的“地下部隊”時，因為一級史料太少，隻好也選用一些二級史料。關於林彪地下部隊的一級史料，目前可以看到的是《五七一工程紀要》原文，當事人李偉信、江騰蛟等人的交代材料，當事人周宇馳的女兒、妻子的回憶等。比如周宇馳的女兒周向紅的一篇回憶文章《現代荊軻：回憶我的父親周宇馳》，承認她父親確是要去暗殺毛澤東，所以稱她父親為“現代荊軻”。周向紅的文章雖說沒有直接涉及《五七一工程》，但還是從側麵提供不少有參考價值的東西。

　　關於林彪“地下部隊”的活動細節，最主要的文章是《解放軍報》高級記者邵一海寫的《“聯合艦隊”的覆沒》以及《林彪出逃真相》，當時在《解放軍報》連載(1985年)，曾經轟動一時。但邵一海是以報告文學的形式寫的，對文中的資料並沒有給出出處。後來文革史專學王年一等人寫的《大動亂年代》、《文革十年史》等書，在講到林彪的“地下部隊”時，也是轉引用邵一海的《“聯合艦隊”的覆沒》等文章。因為王年一等人在引用資料時，畢竟做過一些考證，所以我們這一部分轉引一些《大動亂年代》、《文革十年史》等書中提供的史料。

　　（133）

　　1966年文革開始時，林立果21歲，在北京大學物理係一年級讀書。在學校停課鬧革命之後，林立果沒有像很多高幹子弟那樣，積極投身文革參加紅衛兵和造反派，而是采取觀潮派的態度，因此林立果沒有參加過造反派。林立果的這個態度，應該是來自林彪的意思。在那時，毛澤東的女兒李訥和侄兒毛遠新，都是造反派的頭頭。1967年3月，就在全國大奪權的高潮中，林立果離開北大，當兵入伍，到空軍黨委辦公室當秘書。

　　關於林立果到空軍的事，當時的空軍司令吳法憲回憶說：文革開始以後，全國各個大、中學校便很快開始了停課鬧革命。當時，林彪的兒子林立果是北京大學物理係的學生，學校停課以後，書讀不成了，葉群又不願意林立果到處去串聯。當時，葉群認為參軍是一個好出路，把林立果放到軍隊裏控製起來，比讓他參加社會上的一些活動要好。

　　由於空軍是個技術性比較強的兵種，很多高級幹部都願意把孩子送到空軍裏來。比如毛遠新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畢業以後，根據汪東興的意見，實際上是毛澤東的意見，我把他安排在空軍一個導彈部隊當幹部。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我又根據周恩來和汪東興的意見，保送毛遠新回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參加文化大革命，他很快成了該校造反派的頭頭。以後，毛遠新又相繼成了中央文革駐東北地區的聯絡員、遼寧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沈陽軍區空軍政委等職務。

　　另外，還有周恩來、朱德、董必武、彭真、劉伯承、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楊成武、許世友、韓先楚、汪東興、楊德中等許多人的子女和親屬，都先後來到了空軍，空軍雲集了許多中央和軍隊領導人子弟。

　　1967年初的一天，葉群問我：“把林立果放到北京軍區空軍司令部當個參謀是不是可以？”

　　我說：“放到北京軍區空軍，還不如直接放到空軍司令部。林立衡（女兒）現在空軍政治部，如果把林立果放到北京軍區空軍，就比他姐姐低了一個檔次，他能願意嗎？如就放在空軍司令部，我也好直接管理和照顧。”

　　聽了我的話，葉群很高興，說：“那好，就放在空軍司令部。可是幹什麽好呢？”

　　我說：“當個參謀也可以，當秘書也可以，當秘書可以放在空軍黨委辦公室。”

　　葉群說：“那還是當個秘書吧。但是立果不熟悉業務，不會做工作怎麽辦？”

　　我說：“那好辦。‘黨辦’有老秘書，我可以指定一、兩個人來專門培養立果。”

　　（134）

　　我們就這樣商定了。我萬萬不會想到，當時的這一決定，竟會在以後發生那樣嚴重的後果。

　　不久，林立果來到空軍，我把他安排到空軍黨委辦公室，並且指定“黨辦”一個名叫周宇馳的科長來負責幫助林立果。以後，幫助林立果的人又加上了一個劉沛豐。

　　周宇馳原來是哈爾濱第一航校的一個宣傳科長，後來給劉亞樓（軍司令）當了秘書。一次，因為他犯了錯誤，被下放到部隊去鍛煉。由於周宇馳的寫作水平不錯，1966年冬天，我們又把他調回“黨辦”當了科長。周宇馳和林立果相識以後，很快就得到了林立果的信任，他們倆幾乎到了形影不離的地步。

　　剛開始的一段時間，林立果的表現還不錯。過了半年以後，葉群就提出：“立果到現在還不是黨員，能不能培養他入黨？”

　　我說：“可以，周宇馳是一個老黨員，就要他培養林立果入黨好了。”

　　接著，葉群又要我給空軍黨委辦公室主任王飛作一個交代，要王飛多關照一下林立果。所以我又告訴王飛：“要多照顧和鍛煉林立果。他是林副主席的獨子，林副主席把林立果交給我們，這是對我們空軍的信任，一定要把林立果培養成才。”

　　不久，周宇馳向我匯報說：“可以發展林立果入黨了。”

　　周宇馳認為，林立果在各方麵都夠條件，沒有問題。他還提出：“由首長你和我兩個人作為林立果的入黨介紹人。”

　　我表示說：“隻要他夠條件，我就可以做他的入黨介紹人。”

　　以後，作為入黨介紹人，我親自參加了通過林立果入黨的支部大會。我還在這次會上講了話，我說：“林立果到空軍以後，有不小的進步，工作表現很好，介紹他入黨是應該的。希望林立果同誌繼續努力，成為一個真正優秀的共產黨員。”

　　林立果發言表態說：“我一定要努力學習，力爭從政治上、業務上很好地提高自己，決心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奮鬥到底。”

　　最後，支部大會全體人員一致通過了林立果的入黨申請。林立果入了黨，葉群非常高興，她對我說：“空軍是可以信得過的，把林立果放在你們那裏是很正確的。”葉群還說：“立果在空軍，對你們也會有幫助，他可以支持你的工作，可以直接向林總匯報。”

　　在對待林立衡和林立果的問題上，葉群的態度有些不太一樣。從1965年林立衡來到《空軍報》社工作以後，葉群對林立衡在空軍的情況，一般不予過問，更不加幹涉。我對林立衡也沒有給過什麽特殊的照顧，隻是在後來把林立果提升為空軍黨辦副主任的同時，也將林立衡任命為《空軍報》的副總編輯。

　　（135）

　　林立衡為空軍辦了好幾件實事，例如毛澤東為《空軍報》的題詞，就是我通過她去辦的。當時我對她說：“你經常到毛主席那裏去，能不能請毛主席為《空軍報》寫個報頭？”

　　結果林立衡很快就辦成了，毛澤東還在題詞上特別寫道：“送林彪同誌的女兒林豆豆。”

　　毛澤東還很欣賞林立衡寫的一篇題為《三訪九廠》的通訊，他曾經當麵對我說：“林立衡的這篇文章寫得不錯。”

　　林立果來到空軍以後，情況就大不相同了。對林立果的事情，葉群不僅經常過問，而且不時地要我們為他做這做那，有時候還通過林立果直接插手空軍的事情，讓我們很難辦。

　　據《文革十年史》記述：林彪時刻不忘記按自己的意圖關心林立果的成長。其實幾年前，林立果剛20 歲時，林彪就讓他看發給自己的所有機密文件和各種資料，還有意讓林立果參與許多黨和國家的重大決策。許多重大問題，林彪都求過林立果的意見，甚至還讓林立果參加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林彪在某次軍以上幹部會議上的講話，就是林立果參與起草的。由於林立果已經開始幫助起草文件，在葉群“老虎（林立果的小名）不是孩子了”這句話的關照下，林立果從此可以“合法”地從秘書那裏看閱一些發給黨副主席的文件了。

　　對林彪來說，最重要的是提攜他的“龍子”。1969年，林立果到空軍大約兩年了。為此，林彪在1969年2月26日，親筆寫信給空軍的周宇馳和劉沛豐，說：“這兩年老虎在你們幫助下，能力已有進步，今後你們可讓老虎多單獨行動，以便鍛煉他的獨立工作能力。此致敬禮，並感謝你們過去對他的幫助。”

　　過了半年，1969年10月2日林彪在北京住地召見吳法憲。根據後來吳法憲的供詞，摘錄一段他們的對話：

　　林：“我請你來，是問問老虎的亊。他在空軍表現怎麽樣？”

　　吳：“很好，很好，他在空軍很受大家擁護。他在空軍我們就可以經常聽到您的指示，這對空軍建設有很大意義。”

　　林：“空軍是一個新軍種，全世界都在發展空軍，所以我腦子裏經常硏究空軍的問題。我依靠老虎給我了解匯報情況，這也是幫助你們搞好空軍建設。”

　　吳：“是的，是的。有林立果在空軍，就等於林副主席在空軍，我們就有了依靠。”

　　林：“我的意見嘛，為了更好地了解空軍的問題，可以讓林立果兼任作戰部副部長，這樣就可以向你們提一些有益的意見。”

　　吳：“很好，很好。我完全擁護林立果任空軍司令部作戰部副部長，並兼任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

　　（136）

　　然而後來吳法憲在回憶錄中，又推翻了當時的供詞。吳法憲回憶說：1969年10月的一天，葉群對我說：“‘101(林彪)’的意見，立果除了負擔辦公室的工作以外，如果他能兼任作戰方麵的一些工作，就可以從中研究和學習空軍的戰術和技術。另外，通過立果對一些問題的匯報，‘101’也可以幫助考慮建設空軍的許多問題，對你們也可以有所幫助。”

　　由於葉群是打著林彪的名義，她提出來這個問題以後，我想應該考慮一下。在葉群提出這個問題之前，中央已經任命毛遠新為遼寧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李訥也已擔任《解放軍報》的副總編輯。我想：葉群之所以會提出這樣的要求，可能與毛遠新和李納的任職有關。這樣，我考慮林立果是林彪的兒子，是不是也可以在空軍任一個差不多的，但要比毛遠新和李納級別低一些的職務。

　　我同空軍黨委的同誌一起作了研究，我說：“林副主席把立果交給我們，這是對我們空軍的信任，對空軍工作的支持。我們一定要把立果培養好。”

　　經過研究，大家一致同意任命林立果為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

　　林立果出任空軍作戰部副部長的任職命令公布後不久，王飛、周宇馳帶著林立果來看我。林立果說：“謝謝吳司令對我的培養和教育。”

　　我說：“是你自己的努力。今後你可以放手工作了，凡是有關空軍建設的問題，你就可以直接向林副主席匯報。你在空軍可以調動一切，可以指揮一切。”

　　這句話一出口，我就感到有一點冒失，但已經無法收回了。我當時說這話的意思，是因為林立果可以直接向林彪匯報，可以直接接受林彪的指示，所以就不假思索地衝口出來了這“兩個一切”。

　　我萬萬沒有想到，這句話後來被王飛和周宇馳有意加以利用和擴散。周宇馳在黨委辦公會議上說：“吳司令對林立果評價很高，說林立果在空軍可以指揮一切，調動一切。”

　　這次黨委辦公會議我沒有參加，但周宇馳說的這番話，事後我知道了。我很想出麵加以說明或進行製止，但還是害怕得罪林彪，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事情也就不了了之。回想起來，當時我是應該出麵製止周宇馳等人把我在私下場合說的話，當作指示來任意擴散。現在看來，他們這樣做是別有用心的。

　　但後來說我的這句話，就是把空軍的指揮大權交給了林立果（見最高法院的判決書），這不是事實。實際上，不僅是林立果，就是我這個空軍司令，在空軍也不是能指揮一切、調動一切的。

　　（137）

　　林彪日常生活最注意的就是溫度，平常穿衣多少要根據溫度來定，這是1950年代北京醫院的專家給他定的，以溫度30度來增減衣服。那時候還沒有空調呢，我就用溫度計測定。人們對林彪的誤解，很多來自對林彪的身體狀況、生活習慣以及性格的誤解。一般人的印象中，林彪身體非常虛弱，怕光、怕風，對室溫、食物等要求很嚴，並認為林彪的性格冷漠，喜怒不形於色。有人說林彪是一個每天坐在不見陽光黑屋子裏的怪人，失去行動控製能力，聽任葉群擺布，並由此推論說，林彪這樣的身體狀況是不可能知道葉群和林立果的活動，進一步推論說林彪是被“劫持”上飛機的。

　　搞清林彪的身體狀況、生活習慣和性格，對理解林彪事件是很重要的。近年來發表了林彪的衛士李文普和內勤劉文儒等對林彪的回憶，他們披露了比較真實的林彪的身體狀況、生活習慣和性格等，幫助人們澄清對林彪的誤解。

　　過去對林彪身體和性格的“標準”描述，具有代表性的是文革史專家王年一著《大動亂年代》。

   該書寫道：正如林彪自己講的，他“身體不好”，他“神經不好”，他怕光、怕風、怕水、怕冷、怕出汗。林彪不洗澡，不吃水果。他對室溫有嚴格的要求：21度相差不能超過半度。他要求在室內的各個部位都放著溫度計，以便隨時查看。

　　林彪不能讀文件，需要秘書“講”給他聽.文化大革命中送到林彪那裏的文件，經過秘書選擇和概括，講給林彪聽，講的時間限製在30 分鍾內。一天隻許講一次，有一段時間準許講兩次。講文件的秘書，必須離他幾米遠，因為他害怕翻動文件時有風。

　　林彪在生活上有不少獨特的習慣。他不吃魚肉，不吃大米，喜歡喝麥片糊糊，喜歡吃炒了的黃豆。偶爾吃一點肉餅。食物不在乎味道，而注重熱量和溫度。林彪睡覺時從不蓋棉被而蓋毛巾被，視溫度高低而決定蓋幾條；冬天從不穿棉衣而穿單衣，視溫度高低而決定穿幾件。

　　林彪沉默寡言，幾乎從不與別人閑聊，他除“轉車(坐在車上出去轉悠)”外，常常坐著不動，有時在室內背手踱步。林彪冷漠而極少發脾氣，喜怒不形之於色。他孤獨、超脫、高傲，遇事置身事外。

　　林彪的衛士李文普和內勤劉文儒等對林彪的回憶，推翻了過去人們對林彪身體和性格的典型看法：

　　一、林彪要求住房的室溫恒定21度嗎？

　　李文普回憶說：林彪的心髒、肝、肺等主要器官都沒有毛病，隻是容易出汗、拉肚子。出汗就容易感冒，我們和醫生、專家商量，注意控製室內溫度，及時增減衣服。夏天溫度高些，冬天溫度低些，他並沒有規定一年到頭室溫非保持21度不可。他沒有蓋棉被，隻蓋毛巾被。北京醫院院長研究告訴我們：蓋一幅毛巾被可增加4度，穿一件華達呢中山服也可增加4度，我們大體上按這個要求掌握。

　　（138）

　　劉文儒回憶說：一般沒事，他穿一件襯衣就夠了，秋天和冬天就不行，我得個把小時要看一次溫度表，他自己也看，溫度低了就主動找我給他加衣服。每天看溫度計成了他的常態，走廊、廁所、會客室到處都為他安放有溫度計。

　　最初給林彪加衣服，套三件身上就擁擠的難受了，他要我把領子給拆掉，穿上身脖子好受些，他又發現口袋堵胸，我又給他把口袋拆掉。他從不穿棉毛衫，背心也沒有，冬天不穿棉。林彪穿衣服不講究，隻要合適溫度就行。林彪的換洗衣服有七八件，都是舊的。

　　《大動亂年代》說林彪對室溫有嚴格的要求，21度相差不能超過半度。這樣就給人一種感覺，林彪對居住環境要求非常苛刻。可是林彪身邊工作的李文普和劉文儒都說，林彪並沒有規定室溫非保持21度不可，對室溫並無特別要求，林彪隻是根據室溫不同，穿衣服的數量和厚薄不同而已。林彪在室內的各個部位放溫度計，隻是為了根據室溫增減衣服，而不是查看室溫是不是保持在21度。

　　另外，林彪的衣服也不是特製的，隻是一般的衣服拆掉領子，拆掉口袋。從這些情況來看，林彪對居住環境和衣物並無特殊的要求。隻是林彪因為身體較弱，怕出汗而引起感冒，比較注意及時增減衣服而已。

　　二、林彪自己不能看文件，坐著不動嗎？

　　劉文儒回憶說：林彪身體好的時候就6點起床，看一陣文件，早上7點半吃飯。他吃完早飯總是在走廊裏轉，走廊一頭有個沙發，轉累了就往那兒一坐，這時秘書就開始給他念文件了，下午通常重複上午的活動。林彪吃完晚飯，也要到院子裏走走，有時候葉群陪他，豆豆或老虎在家也陪著轉，沒人陪他就自己轉，轉到晚上9點多鍾回來就睡覺。

　　《大動亂年代》說“林彪不能讀文件”，而根據劉文儒回憶，林彪在身體好的時候，早上起來是自己看文件的，然後再聽秘書念文件。可見林彪的身體並沒有到不能看文件的地步。

　　《大動亂年代》說“林彪除轉車外，常常坐著不動”，還有一些書把林彪描寫為每天枯坐在不見陽光的黑屋子裏，這樣一來，林彪就變成一個非常不正常的怪人了。而根據劉文儒回憶，林彪不但不是“常常坐著不動”，而是每天在走廊裏走動，還要到院子裏走動，走累了坐下來休息一下，然後睡覺。根據劉文儒的描述，林彪的行為是通常的老人行動，並沒有什麽特別不正常的地方。

　　三、林彪吃飯講究，不洗澡嗎？

　　劉文儒回憶說：林彪吃的比較簡單，比如洋白菜、菜花、空心菜、胖頭魚他都吃，他吃的菜都是煮的，他拒絕吃炒的菜，說吃了上火。長期素食，營養很差，林彪的臉上幾乎沒有血色。林彪也吃零嘴，他隻吃花生糖，他想吃的時候，不言語，對我隻伸兩根手指，表示吃兩塊。

　　林彪外出不讓帶自己的炊事員，司機也不帶，就帶秘書，內勤確實是輕車簡從。林彪外出的時候就帶個菜譜，我每到一個地方，就先把菜譜和製作方法交給那裏的廚師。

　　（139）

　　劉文儒還回憶說：早先林彪不願洗澡，後來到廬山，有人告訴林彪說：蔣介石的睡眠好，就是經常洗澡。林彪從那兒開始天天洗浴，下山後還能做到十天半月洗一次。

　　林彪要洗澡我幫他弄好水，還要拿溫度計量，溫度要求調到37度，他自己洗，洗的時候水裏要放點醋精，用藥皂，紅顏色的那種。林彪洗澡很快，在水裏糊弄幾下就上來了。

　　據劉文儒的描述，林彪吃飯並不講究，外出時不帶自己的廚師，比較隨便。林彪後來也洗澡，這與一般人差異也不大。

　　四、林彪不與別人閑聊，性格冷漠嗎？

　　劉文儒回憶說：林彪一直是神經衰弱的，經常失眠，睡不著就叫我：“到我這兒坐一會兒吧！”我就坐到床跟前的沙發上跟他聊。林彪發困了，就說：“你看到我要睡著了你就走。”有時長時間睡不著，他就說：“別管我了，你去睡覺吧。”

　　據劉文儒的描述，林彪並不是不與別人閑聊。林彪在睡不著覺的時候，經常與他聊。

　　李文普回憶說：有時，林彪和葉群吵嘴打架（幾乎年年都有），林彪生氣，不願見到葉群，就叫我轉告葉群，不叫她，不準過去進他的房間，我也隻好對葉群注意觀察，提前通報。林彪氣消了，葉群去和林彪談事，我自然不敢參預。

　　據李文普的描述，林彪並不是性格冷漠，也不是喜怒不形於色。林彪不時與葉群吵嘴，不時因生氣而不理葉群，這是一般夫婦之間常見的。由此可見，林彪的脾氣並非特別冷漠孤僻，與一般人也沒有特別大的區別。

　　五、林彪吸毒，打興奮針劑嗎？

　　李文普回憶說：關於外界傳的林彪吸毒問題，言過其實。從1964年我回到他身邊，從沒有見他吸食毒品或打過杜冷丁、興奮劑之類的藥針，有時打針是注射丙種球蛋白。盡管林彪腸胃不好，休息不行，但絕沒有像一些人所描繪的那樣，“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到了“一陣風就能吹倒”的可怕程度。

　　劉文儒回憶說：報刊上時不時說林彪吸毒，還有個攝影記者說他在天安門上還聞到林彪的身上有鴉片煙味。我一天24小時都在林彪身邊，林彪幹了這種事，我能不報告？什麽渠道提供的煙土？誰參與？說得出來嗎？

　　有人說林彪上天安門要靠打強心針支持，還經常給他注射改變思維、改變意誌和記憶的針劑。這全是胡說八道，給林彪打針，都是我打的，注射的都是維生素，根本不是什麽劇毒藥品。

　　由此可見，關於林彪吸毒，打興奮針劑的事情是不存在的。林彪的身體固然不好，但絕沒有到靠毒品或藥劑維持的地步。

　　從近年來林彪身邊的工作人員披露出來的林彪生活細節來看，林彪並不是特別異常的怪人，他和一般人也差不多，隻是身體比較虛弱而已。而且，從林彪身邊工作人員的回憶來看，林彪的性格還是比較平易近人的，林彪也是有正常喜怒哀樂的人，並非傳聞的“喜怒不形於色，孤獨、高傲”。

　　對林彪的身體和性格有一個正確的概念，有助於理解林彪的所作所為，有助於理解林彪事件。

　　（140）

　　前麵對林彪的身體狀況做了較多分析，這是因為不少人認為林彪的身體已經到了“風一吹就倒”，不能公開露麵的嚴重地步。如果林彪的身體真的到了那樣的狀況，那麽他爭當國家主席之類的事情，顯然就沒有必要了。事實上，林彪的身體還是可以湊合的，當然在健壯方麵不能與毛澤東相比。像毛澤東70多歲還能暢遊長江的老人，的確是超出常人了。

　　從1966年開始，每年10月1日國慶節，林彪都要在天安門城樓上發表國慶講話。1970年8月的廬山會議之後，1970年10月1日的國慶節，林彪依舊登上天安門城樓，並發表了國慶講話。隻是1971年10月1日，取消了在天安門前舉行國慶遊行，因為在十幾天前的9月13日，林彪“不辭而別”了。

　　林彪1970年10月1日的國慶講話，講話稿是張春橋等人準備的，林彪隻是念念稿子。這次的國慶講話基本上還是套話，值得注意的是，這次林彪的國慶講話中隻字不提“文化大革命”。在前一年的1969年10月1日，林彪在國慶講話中提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而這次林彪的國慶講話中，居然沒有一次提到“文化大革命”，反而講了不少發展生產的話。

　　林彪在1970年國慶講話中說：在慶祝七十年代第一個國慶節的時候，我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要響應黨的九屆二中全會的號召，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堅持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政策，繼續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項戰鬥任務。

　　我們要抓住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綱，把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高潮繼續推向前進，為完成和超額完成1970年國民經濟計劃和第三個五年計劃，並打好第四個五年計劃基礎而努力奮鬥。我們要用各條戰線上的新勝利，迎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開！

　　林彪的國慶講話隻字不提“文化大革命”，應該是毛澤東的意思，因為後來揭批林彪的時候，沒有揭發林彪國慶講話中不提“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毛澤東為什麽在1970年不提“文化大革命”了？這個問題我們後麵分析。

　　1970年10月1日國慶節上，毛澤東和林彪在天安門上進行了一些交談，從兩人在天安門城樓上的合影照片來看，當時兩人的關係在表麵上看還是可以的。然而到了1971年5月1日五一節，毛澤東和林彪兩個人的關係，在表麵上看都不可以了。一貫提前幾分鍾迎接毛澤東的林彪，這次卻比毛澤東晚到，並且勉強在天安門上坐了幾分鍾，就不辭而別了，與毛澤東沒有說一句話。

　　（141）

　　1971年5月1日的勞動節，既是林彪最後一次上天安門，也是毛澤東最後一次上天安門。林彪事件之後，毛澤東的身體一下子垮了下來，從此再也沒有登上天安門城樓了。因此，林彪在“九一三”完蛋了，但毛澤東也不是勝利者，林彪外逃使毛澤東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麵前出了一個“洋相”，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也在無聲無息中消失了。

　　為什麽毛澤東和林彪的關係，在1970年國慶節時表麵上還過得去，而到1971年的五一節，兩人在表麵上都過不去了？是因為這段時間內，必定有事。

   先看毛澤東方麵。

　　1970年9月6日九屆二中全會閉幕之後，毛澤東一直在廬山上住到9月9日，他是最後一個離開廬山的。離開廬山後，毛澤東的專列先到長沙，再到武漢。汪東興回憶說：

　　9月15日，專列抵達武昌，送毛主席到東湖賓館住下。安頓好後，我就考慮根據自己新的認識，再寫一份檢查。到了晚上，我的檢查寫好了，呈送給毛主席。現將我第二次書麵檢討的主要內容抄錄如下：

　　“主席：我這次犯了嚴重的錯誤，……，我越想越難受，總覺得對不起主席，對不起黨中央。我真是辜負了主席的信任和教育，幹擾了主席的戰略部署，這是有罪的，我應牢記這次教訓，努力改正錯誤。

　　我在九屆二中全會中前三天，被陳伯達利用欺騙有三件事：

　　一、因為我的無能，陳伯達在華北組突然而有計劃的發言，讓我心情非常激動，便不顧自己的身份，成了陳伯達的炮手。

　　二、我懷疑陳伯達事先看過修改過華北組的簡報，他利用簡報到各組煽動欺騙人。我建議中央派人追查陳伯達，這期簡報發出最早最快，而且簡報內容中他的很少，我的很多。我看有陰謀，有鬼。

　　三、陳伯達利用聽林副主席錄音報告時，把‘論天才’的語錄交我打印五份（當時我交代打印二十份，準備政治局同誌要時免得再打印）。現在看來是陳伯達的陰謀詭計，可能是要我發言時引用，結果未得逞。

　　由於我的世界觀沒有改造好，存在著個人主義，平常學用毛澤東思想不好。因此，遇到陳伯達這樣的陰謀家、野心家，我不僅沒有識破，反而受他蒙蔽利用了。……

　　上述認識是否妥當，請指示。”

　　毛主席看過我的第二次檢查後，表示滿意，在檢討信上麵用鉛筆作了批示：“此件請汪東興同誌麵交林、周、康及其他有關同誌一閱，進行教育，詳由東興麵談。”

　　（142）

　　毛澤東對汪東興的檢查是比較滿意的，主要是汪東興的檢查，不僅僅檢討了自己的錯誤，更積極揭發陳伯達，這就表現出他與陳伯達徹底劃清界限的態度。相反後來吳法憲、葉群等人的檢查，都是隻說自己的錯誤，不揭發別人。在毛澤東看來，這樣的檢討是沒有誠意的。因為不揭發別人，就沒有戴罪立功的表示，那就是不準備上毛澤東的這條船。

　　汪東興繼續回憶說：9月16日上午10點半，毛豐席讓吳旭君（毛主席的護士長）通知我去談話。這次談話一直談到了11點50分。

　　毛主席說：“你寫的檢討信我看過了，信中對問題的認識很好，接受教訓。《六號簡報》要抓緊核實，你懷疑陳伯達事先看過、改過，由總理、康生和你一起查實為好。”

　　毛主席一麵抽著煙，不時地呷口茶，一麵和我慢慢地談著。他問我：“你說他們（指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在各組一起動作，煽動，他們幾個，還有黃永勝報名要發言，都用了陳伯達的語錄，這當中好像是有點名堂，你清不清楚？”

　　我搖了搖頭，說：“我不清楚。”

　　毛主席接著說：“他們在北京是否和陳伯達處商量過？”

　　我又搖了搖頭，說：“不清楚。”

　　毛主席若有所思地說：“誰知陳伯達住在何處？有何活動？誰能知道？我在簡報上看到，皮定均同誌在發言中說，懷疑他們都在24日下午發言，是統一部署的。”

　　在談話中，毛主席提出要我先回北京。他說：“你先回去，讓總理和康生召集會議，把你給我的檢討信給他們看，傳達我對你的信的批示及我今天談話的內容，爭取犯錯誤的人早點覺悟。你這封信可以啟發他們，讓他們也可以寫信，或找我來談。”

　　毛澤東與汪東興的談話，表現出毛澤東要對廬山會議的事追查到底。同時，毛澤東的意思也很明確，他把汪東興的檢討信作為“樣板”，希望黃永勝、吳法憲等人看到汪東興的檢討信，也給毛澤東寫檢討信，或者親自找毛澤東談話。這是給他們一個機會，讓他們與林彪劃清界限，投靠到毛澤東這邊來，所以毛澤東說：“你這封信可以啟發他們，讓他們也可以寫信，或找我來談。”

　　林彪的“四大金剛”看到汪東興的檢討信，反應如何呢？

   邱會作回憶說：

　　廬山會議之後，大概在9月中旬，汪東興又向毛主席寫了一個檢討報告。他的檢討報告很短，內容也很簡單，隻說了上了陳伯達的當，受了騙。主席對汪東興的檢討報告除批了“政治局傳閱”外，還授意總理和康生拿著汪東興的檢討信到毛家灣給林彪看，並提議黃、吳、李、邱“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寫檢討”。

　　（143）

　　總理已經把話說開了：“雖然主席說等你們想通了再寫檢討，實際上主席希望看到你們的檢討，這也是我們親自登門的目的。”林總也隻能同意周、康的意見，並順手推給總理和康生跟我們幾個談。

　　周總理和康生按照毛主席的交待，與我們幾個談話，總理說：“汪東興做了兩次檢討，這很好。你們幾個應向主席、林副主席寫個檢討，希望你們盡快拿出行動來。”

　　總理的談話是誠懇的，但黃永勝堅決不檢討，他認為他在廬山沒有發言，因而沒有犯錯誤。更重要的是黃永勝認為江青、張春橋一夥會因我們檢討而幸災樂禍，為此更不能檢討。

　　我和李作鵬心裏也不服氣，認為我們在廬山不是以軍委辦事組的名義在發言，而是以中央委員的身份在發言。我們的調子並不算高，至少比汪東興、許世友等低多了，我們也沒有表示要寫檢討報告。

　　李作鵬還說：“這不是檢討，是給別人送把柄。”

　　總理和康生把我們的情況向主席匯報了，主席說：“這幾個人沒有想通，也不急於寫檢討，他們與陳伯達的問題性質不同。”

　　聽到主席的話我們很高興（事後主席是言行不一的），我們一無所悟，思想很麻痹大意。

　　但吳法憲在汪東興得到“解放”的啟示下，9月底也向毛主席寫了一個檢討報告，這是他的權利。如果我們阻止他寫檢討報告的話傳到主席那裏，問題就了不得了。吳法憲寫檢討之前並未同大家商量過，寫好之後也沒有給大家看過，就送上去了。

　　這樣看來，毛澤東送去的汪東興檢討信，還是產生了示範作用。盡管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三人堅持不檢討，但吳法憲卻“動了心”，不與“大家”商量，就自己寫了檢討送到毛澤東那裏去了。顯然，如果吳法憲也堅持不檢討，那麽情況就不一樣。可是一旦吳法憲檢討了，他又是引發廬山“戰火”的關鍵人物，這樣林彪就陷入被動了。

　　吳法憲寫道：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我犯了嚴重的錯誤，幹擾了主席，幹擾了主席親自主持的二中全會，幹擾了林副主席，破壞了主席教導的要把全會開成團結的會、勝利的會的方針，我內心萬分沉痛。由於我對陳伯達這個壞人沒有識破，盲目地認為他讀的書多，是‘理論家’，所以對他搞的語錄就相信，根本沒有通過自己的腦子想一想是否對，在發言時就念了這些語錄，上了當，受了騙，是自己‘政治上極端幼稚’的表現。

　　吳法憲在檢討中，並沒有像汪東興那就檢舉揭發別人，隻是講自己錯誤。這樣的檢討，在毛澤東看來顯然是沒有誠意的，吳法憲隻是想兩頭討好，蒙混過關，並不想與林彪劃清界限。

　　（144）

　　現在知道，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之後，就抓住這件事不放，對林彪步步緊逼。按照毛澤東的話，他對林彪施展的政治戰術叫“摻沙子、甩石頭、挖牆腳”，這是毛澤東自己承認的政治權謀。不少人對“權謀”持否定態度，認為政治家應該光明磊落，不應該使用權謀。這種觀點表現了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的道德至上論，《三國演義》中的曹操，就因為使用權謀，長期成為壞人的形象。

　　然而現實中的政治鬥爭，和軍事戰爭是一樣的。大家都承認軍隊打仗需要計謀，不用計謀就無法取勝，像“宋襄公之仁”是愚蠢而不可取的。政治鬥爭同樣也需要權謀，不用權謀就無法取勝，這個道理完全是一樣的。毛澤東不用“摻沙子、甩石頭、挖牆腳”等政治權謀，他就戰勝不了林彪，。所以不應用儒家說教和“書生之見”來評論政治權謀。

　　有人以為毛澤東靠著一個“黨中央主席”的頭銜，就能掌握大權，就能指揮一切；也有人以為林彪靠著一個“接班人”的頭銜，就能保證接班，這樣的看法是把嚴酷的政治戰場“書本化”了。如果用“頭銜”來衡量一個人權力的大小，新中國以來權力最大的是華國鋒，當時華國鋒任黨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中央軍委主席，可謂一個人獨攬“黨、政、軍”三大權力，這是毛澤東也沒有做到的事情。

　　但在實際上，華國鋒根本不要說指揮一切，就連說話也不算數，給華國鋒再多的“頭銜”，他也掌不了權。因此，在中國能不能掌權，不是看一個人的頭銜，而是看一個人的威信。毛澤東從高手如雲的政治家中間拿到第一把手的大權，除了靠正確的戰略遠見和政策之外，高明的政治權謀也是毛澤東建立起他在黨內威信的重要支撐。

　　毛澤東對付林彪的第一步是“挖牆角”，首先是把林彪的黃永勝等“四大金剛”挖過來。即使不能挖過來，也要讓“四大金剛”對林彪的忠誠度有所下降。盡管“四大金剛”不接毛澤東拋過來的橄欖枝，毛澤東仍然沒有輕易放棄拉攏“四大金剛”，毛澤東對他們說：“你們幾個同誌，在批陳問題上為什麽老是被動，不推一下，就動不起來。這個問題，應該好好想一想。為什麽老是認識不足？原因何在？應當研究。”

　　毛澤東之所以不斷拉“四大金剛”，是因為毛澤東對他們“不薄”。雖說“四大金剛”是靠林彪進入中央的，但沒有毛澤東的首肯，他們是不可能進政治局的。本來林彪的意思是讓黃永勝當“代總參謀長”，而毛澤東去掉“代”字，直接讓他當總參謀長。毛澤東對這四個人也是“有恩”的，這是毛澤東拉他們四人的基本前提。

　　（145）

　　林彪當然看出來毛澤東對他實施“挖牆角”，拉攏他的“四大金剛”。林彪也清楚，“四大金剛”對毛澤東並無怨恨，因為過去毛澤東對他們也很不錯，他們內心對毛澤東是有感謝之意的。因此，讓“四大金剛”幫助林彪當國家主席，幫助扳倒張春橋，這還問題不大；讓他們去幹暗殺毛澤東的事情，肯定是不行的，因為毛澤東從未虧待過他們。毛澤東過去對“四大金剛”的重用和優待，其實也是對林彪的另外一種看不見的“挖牆角”。

　　因此，林彪建立另一支地下隊伍的成員，物色的標準有兩個：第一、對毛澤東有怨恨的人；第二、從來沒有受過毛澤東恩惠，隻受過林彪恩惠的人。

　　第一種人的代表人物是江騰蛟。江騰蚊1919年生，1930年11歲時參加紅軍，1937年入黨，在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是典型的紅小鬼出身老幹部。1964年葉群在江蘇省太倉縣洪涇大隊搞“四清”的時候，認識了當時在上海任空四軍政委的江騰蛟，很快江騰蛟與葉群建立起比較密切的關係。1965年，葉群把女兒林立衡送到上海，請江騰蛟照顧她治病；1966年11月林彪和葉群又把兒子林立果送到上海委托江騰蛟照顧，以免林立果留在北京參與造反派的活動。

　　1967年2月，江騰蛟升任南京軍區空軍政委。1967年春節，葉群邀請江騰蛟到家裏過春節，林彪親自接見了江騰蛟，此後江騰蛟就成為林彪“四大金剛”之外的新親信。1967年11月，林立果對江騰蛟說：“有個重要情況給你透露一下，如果吳法憲當了總政治部主任，空軍司令員的人選有個考慮，想要你當。”

　　後來吳法憲沒有當上總政治部主任，江騰蛟也就沒有當上空軍司令。不過此後江騰蛟開始交厄運了，他帶領南京軍區空軍機關的一些人，公開支持對南京軍區司令許世友造反，把許世友逼到大別山老家躲起來了。許世友重回南京軍區主持工作後，向毛澤東告江騰蛟的狀，毛澤東支持許世友，於是在1968年改組南京軍區空軍黨委，免去了江騰蛟的南京軍區空軍政委。

　　江騰蛟被免職後，林彪想把江騰蛟調到北京任空軍政治部主任，卻遭到毛澤東的反對，毛澤東說：“此人不能重用。”這樣一來，毛澤東的一句話，就斷絕了江騰蛟的政治生命。因此，江騰蛟也對毛澤東產生了怨恨。

   邵一海的《聯合艦隊的覆沒》寫道：

　　1968年，中央軍委決定改組南京軍區空軍黨委，免去了江騰蛟的職務。林彪、吳法憲要讓江騰蛟擔任空軍政治部主任，毛澤東指出：此人不能重用。林彪、葉群、林立果對江騰蛟表示關懷，江騰蛟在1968年以後，給林彪一家先後寫了20多封效忠信，他在信中一再表示：“我非常明白，是首長和主任救了我。沒有首長，就沒有我的一家，沒有我的一切。不管什麽時候，需要我幹什麽，下命令吧！我江騰蛟絕對不會說出一個難字。”

　　（146）

　　第二種人的代表人物是周宇馳、王飛、劉沛豐等林立果身邊的人，這些人是毛澤東根本不知道他們存在的小人物，他們當然隻知道林彪對他們的恩惠。據《聯合艦隊的覆沒》寫道：

　　1970年5月2日晚上，空軍司令部的一小批人，連同家屬小孩，被邀到林彪家裏做客，葉群親自招待大家看內部影片，吃糖，還送了紀念品。林彪親自接見，又是談話，又是照相。這些受到接見的人：周宇馳、王飛、劉沛豐等，都是林立果周圍的親信。而更重要的是，這次接見有著一種極不尋常的、更深的含義。

　　老奸巨猾的林彪，別有用心地問周宇馳：“是你領導立果，還是立果領導你？”

　　周宇馳完全理解這句問話的含義，他立即回答：“當然是立果領導我們嘍！”

　　周宇馳、王飛等人，對於林彪、葉群導演的這場戲的含義，心領神會。第二天5月3日晚上，他們召集一些受到林彪接見的人一起開會，向林彪表忠心，並按照林彪的授意，共推林立果為他們的“頭”。周宇馳在會上作了重要發言：“我們要永遠堅信林副主席、忠於林副主席，忠於林副主席也就是忠於毛主席。要知道，林副主席也是一個天才，是一個曆史上罕見的偉人，是一個可以和馬、恩、列、斯並列的革命導師和領袖。”

　　周宇馳說：“我們要一輩子永遠同立果同誌戰鬥在一起。立果同誌也是一個天才，一個全才，我們沒有哪個人能夠和他比得上。一個單位，一個集體，總要有一個頭。在我們這個戰鬥集體中，應該以立果同誌為頭，為核心。實際上，也隻有他才能當得起這個頭和核心。”

　　到了這年秋天，林立果看了日本電影《山本五十六》、《啊，海軍》之後，便把這個反革命組織定名為“聯合艦隊”，而林立果則成了當然的“艦隊司令官”。林立果還根據英語“司令官”的譯音，為自己取代號為“康曼德”。

　　林彪知道，因為他本人的目標太大，如果他親自出麵的話，這支地下部隊就要暴露了。所以地下部隊必須讓一個絕對信得過的人來指揮，這當然就是自己的兒子林立果莫屬。為此，林彪要扶兒子樹立威信。

　　《文革十年史》寫道：林彪早就有將他從事的政治鬥爭的領導權，移交給林立果的打算。1970年11月，林彪對通過《講用報告》在軍內已大出風頭的林立果說：“要與軍以上的幹部見見麵，不見麵就沒有指揮權。”為此，林立果在軍內的活動範圍擴大了，在軍內的地位也提髙了。

　　吳法憲對《講用報告》的出籠回憶說：

   林立果當年還曾經做了一件在空軍大有影響的事情，這就是他作的《講用報告》。這種“講用報告”是當時全國學習毛澤東著作的一種形式，是當時的一種時髦。

　　（147）

　　林立果的這個《講用報告》，最初曾經在“林辦”講過一次。葉群告訴我：“‘林辦’的人對林立果的《講用報告》反映強烈，都認為講得不錯。”

　　我說：“林立果是空軍的幹部，既然‘林辦’的同誌反映很好，那就叫林立果在空軍的幹部會上也講一次吧。”

　　林立果的這個《講用報告》很長，差不多講了整整一天。林立果作《講用報告》的時候，我不在場，事後調來錄音聽了一遍。從錄音上聽，這個報告大致上可以分三個部分，第一是學習毛澤東著作，第二是抓革命促生產，第三是中國要強盛。聽完以後，我感覺林立果講話的口氣太大，尤其是第三部分，如果由林彪來講還比較合適，但出自林立果之口，就顯得太高調了。

　　過後，我打電話給葉群，跟她說：“林立果的這個報告講得很好，是在空軍放了一顆政治衛星。”

　　葉群聽了我的話很高興，說：“都是吳司令你的栽培。今後對立果還要嚴格要求，讓他不要翹尾巴。”

　　當時空軍正在召開“三代會(四好連隊、五好戰士、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林立果在空軍機關作報告的消息很快就傳到了“三代會”。我起初不想播放這個錄音，代表們出於對林彪的敬仰，一再要求，我也就同意了。林立果的《講用報告》錄音播放以後，代表們反映強烈，紛紛要求印發這個報告。王輝球又把代表們的這個意見反映給了我。

　　我不同意印發，對他說：“林立果的報告是好的，但是有些地方還要推敲。這個報告現在不能印發，如果印發了，反而會給林副主席幫倒忙。”

　　但是，林立果和空軍機關及下麵的一些人，一直在這個問題上興風作浪，在王飛、周宇馳等人的蓄意謀劃和推波助瀾下，在空軍內部泛濫開來，讓我怎麽擋也擋不住。後來，林立果的《講用報告》不僅在空軍中廣為傳播，而且還傳向了全軍，傳向了全國。

　　當“三代會”的各個代表團知道我不同意印發林立果的報告，就紛紛動手自己印。一時間，鉛印的、油印的、手抄的，五花八門，就像是文革前期的小報一樣。討論的時候，也就沒邊沒沿了，什麽“天才”呀、“超天才”呀，說什麽的都有。

　　我在前麵說過，空軍是個高幹子弟雲集的地方，不少人都可以直接通天。空軍內部大肆宣傳林立果的《講用報告》，一下子就反映到上麵去了。

　　首先，周恩來對我說：“林立果的《講用報告》是好，但是這樣吹噓不行。”

　　毛主席辦公室的人也對我說：“空軍對林立果的《講用報告》吹得太厲害了，這樣宣傳不好吧。”

　　當時我正因為廬山上的事情鬧得很緊張，聽到了這些，便立即同葉群聯係。我說：“‘三代會’對立果的宣傳過火了，我擔心這樣是為林副主席幫倒忙。

　　（148）

　　我準備采取措施，全部收回立果的講用報告，不準再這樣宣傳立果。你是不是跟林總和立果講一下。”

　　葉群立刻說：“不用講，就這樣辦！不準他們再幫倒忙。”

　　我當時就打電話給陳綏圻(吳法憲妻子)，要她去“三代會”的駐地，一個代表團一個代表團地去做工作，把各個代表團所散發的《講用報告》統統收起來燒掉，錄音帶也統統洗掉。陳綏圻接到電話以後，便找各個代表團的負責人，要求協助收回林立果的《講用報告》。這樣，一共收回了2000多份“講用報告”和三盤轉錄的磁帶。回來以後，就用我家裏燒熱水的鍋爐，把收回來的《講用報告》燒掉，一直把爐子都燒紅了。

　　說實在的，由於林立果的上麵有林彪和葉群，我對他是不敢得罪的。不過，我也做過一些製止的工作。有些事情是當時我沒有想到的，比如關於收回林立果的報告，我報告了葉群，也當麵向林立果和周宇馳說過，他們都滿口同意，表示堅決執行。但是，他們後來卻在空軍內部開始所謂“路線交底”的活動。

　　他們組織了空軍機關的一些人，到下麵部隊去打招呼，說吳法憲在九屆二中全會犯了錯誤，現在又反對林立果副部長，反對林立果的《講用報告》，甚至還說在空軍中存在著“兩條路線的鬥爭”等等，這真是從何說起！

　　他們搞的這些活動，我當時完全不知道，被蒙在了鼓裏。我想，當時空軍的那些人，如果沒有林立果的撐腰，而林立果沒有葉群的撐腰，他們敢這樣做嗎？

　　據吳法憲的回憶，林立果的《講用報告》最初是在林彪辦公室內部講的，所以林彪應該是聽過林立果的《講用報告》。之後，葉群又向吳法憲推薦林立果的《講用報告》，然後吳法憲再安排林立果在空軍幹部會上講。這樣看來，林立果在空軍做《講用報告》，應該是來自林彪的意思。

　　有人說林立果做《講用報告》完全是個人行為，林彪不知道，這種說法不正確。這就像吳法憲說的：“當時空軍的那些人，如果沒有林立果的撐腰，而林立果沒有葉群的撐腰，他們敢這樣做嗎？”林立果如果沒有林彪的首肯，他是不敢大張旗鼓地搞這種個人宣傳的。

　　林彪為什麽要大肆宣揚林立果呢？這是因為林彪準備要讓林立果出頭從政了。一個人搞政治，首先要有名氣，讓別人知道你。一個人的知名度越高，說話就越有份量。所以林彪首先要提高林立果知名度，而做《講用報告》，就是提高知名度的好辦法。

　　盡管吳法憲的說法有想推脫責任的部分，其實他還是幫助宣傳林立果的最主要幹將之一。林立果經過《講用報告》之後，他的名字在軍隊內廣為傳播，人們知道了林彪有個兒子叫林立果。這樣，宣傳林立果的第一步就達到目的了。

　　（149）

　　盡管林彪曾經是中國無人不知的第二號人物，可是說到林彪的“思想”，人們又很不清楚。這一方麵是因為林彪的公開講話很少，而且這些公開講話中，絕大部分是歌頌毛澤東，歌頌文化大革命的內容，基本上沒有反映出林彪個人的政治思想。最初陳伯達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可能反映了林彪的一些政治思想，可是這份《“九大”政治報告》被毛澤東否決了，現在我們看不到陳伯達起草的那份被否決的《“九大”政治報告》，隻知道一個題目《為把我國建設成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

　　林立果的《講用報告》長達7個小時，3萬多字，而且口氣非常大，很多地方用國家領導人的口氣說話。按理說，林立果這樣身份的人，不應該用國家領導人的口氣說話，所以林立果《講用報告》中，很多應該是來自林彪的看法，也可以說林立果的《講用報告》，是一份反映“林彪思想”的材料。現在的林彪問題研究者們，大多數忽視了林立果的《講用報告》，應該把這份《講用報告》與林彪的政治思想聯係起來。

　　文革中為了大力宣傳毛澤東思想，各單位都召開“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講用會”。在這種“講用會”上講“學習毛主席著作心得體會”，被稱之為“講用報告”。林立果的《講用報告》，本來應該全盤談學習毛主席著作的心得體會，可是林立果的報告內容並非這樣。

　　林立果主要講了三個問題：一、政治和經濟的關係；二、中國一定要強盛；三、學習毛澤東思想。前兩個問題與“學習毛主席著作心得體會”並無直接關係，可是林立果的《講用報告》中，前兩個問題占了三分之二的內容，而且是先講前兩個問題，把“學習毛澤東思想”放在了最後。

　　在林立果《講用報告》中，“政治和經濟的關係”所占的篇幅最大。一般認為林彪隻重視政治，不重視生產，可是林立果的《講用報告》中，卻再三強調生產的重要性。

   林立果宣揚：

　　在處理政治和經濟的關係上，有這麽幾種傾向。一種是隻要經濟不要政治；另一種是空談政治不要經濟，這是極左的，形左實右的，實際上他不要經濟，也就破壞了無產階級政治。

　　用主席思想的觀點來看，我們應該要哪一種做法呢？我們是既要政治又要經濟，以政治為主，以政治統帥經濟，用抓革命來促生產。

　　衡量社會主義企業(也包括農業)，我們體會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政治標準，一個是經濟標準。要以政治標準為主，但經濟標準也是不能少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中指出：“文藝批評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政治標準，一個是藝術標準。”主席這個話有普遍意義，不僅對文藝領域適用，對其它業務部門也都適用。

　　（150）

　　林立果在強調政治第一的前提下，說了很多發展生產的重要性，這在當時是很大膽的突破。這說明林彪的政治思想，還是重視發展生產的，甚至可以說有很大的“唯生產力論”傾向。由此看來，如果林彪真的接班上台，他是不會繼續革命的，而是會走上以發展生產為主的富國強兵道路。從毛澤東的角度來看，他認為林彪是“不合格接班人”，也是有道理的。

　　對“中國一定要強盛”，林立果說：

　　當前，世界鬥爭很激烈，各種政治勢力很複雜，要承認這個差別，講究策略。我們既不搞劉少奇“三和一少”的投降主義，也不搞王、關、戚那一套形左實右，破壞統一戰線的東西。

　　列寧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叫《新的任務和新的力量》，其中講到為完成任務，要利用各種力量，其中包括“暫時的同盟者，有覺悟的朋友和不自覺的助手”。像南斯拉夫、匈牙利、波蘭，他們和我們有多少共同語言？他們就是同蘇修有點矛盾，他們不自覺地幫了我們的忙，是“不自覺的助手”。在某一個問題上或者在某一個時期，他們和我們暫時的同盟，是不自覺的。有自覺的當然更好，不自覺的也能幫助我們。

　　馬克思也講過：“在政治上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結成聯盟，隻是必須要肯定的是你領著魔鬼走，而不是讓魔鬼領著你走。”關鍵在於我們搞反帝反修的統一戰線，領導權必須在我們手裏頭，而不是像王明那樣，把領導權交出去，讓他們牽著我們的鼻子走。

　　林立果的“中國一定要強盛”話題中，外交問題占了相當的篇幅。林立果主張的外交路線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勢力，包括“不自覺的助手”，甚至包括“魔鬼”。文革開始後，中國的外交因為被“寧左勿右”的思想統治，變得非常僵硬，因而引發“火燒英國代辦處”等重大外交糾紛。林立果提出的這種“可以同魔鬼結成聯盟”的靈活外交，也是後來中美建交的思想，這也反映出林彪的外交思想。如果林彪當政的話，他也會搞靈活外交，不會持續文革中形成的“寧左勿右”僵硬外交。

　　在林立果的《講用報告》中，“學習毛澤東思想”所占的篇幅不多，內容空洞，而且舉了一些極端的例子，比如“空軍某醫院用毛澤東思想治好精神病，創造了奇跡。最近三年多來，治好了三百九十五名精神病患者。”

　　本來毛澤東思想“創造奇跡”的好例子有很多，林立果偏偏舉出“毛澤東思想治精神病”這種極端的例子，這就像“用毛澤東思想指導殺豬”一樣，不但對宣傳毛澤東思想沒有正麵意義，反而有嘲弄毛澤東的感覺，這大約也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的一種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