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五一（崇新嶽 百思峰 ）

 

（75）

 

　　林彪為什麽要“造反”？在後來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中，倒是講得很明白：九屆二中全會後，政局不穩，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尖銳。一場政治危機正在醞釀，奪權正在進行，對方目標在改變接班人。

　　《五七一紀要》明確說“對方目標在改變接班人”，這裏的“對方”，當然就是毛澤東了。這也就是明確指出毛澤東要改變接班人，這是林彪“造反”的關鍵。

　　《五七一紀要》還寫道：B-52（指毛澤東）好景不長，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幾年內安排後事，對我們不放心。一場新的奪權鬥爭勢不可免，我們不掌握革命領導權，領導權將落在別人頭上。革命的領導權落在誰的頭上，未來政權就落在誰的頭上，取得了革命領導權，就取得了未來的政權。

　　《五七一紀要》明確說“毛澤東要在近幾年內安排後事”，所謂“安排後事”，就是更換接班人。《五七一紀要》又說“取得了革命領導權，就取得了未來的政權”，這裏的“革命領導權”，就是指林彪的第二把手和接班人的地位。也就是說，隻要保住林彪的第二把手和接班人的地位，就等於保住了未來的政權。

　　《五七一紀要》又寫道：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隻要他們上台，我們就要下台，進監獄、衛戍區。或者我們把他們吃掉，或者他們把我們吃掉。

　　這裏所謂的“他們”，是指江青集團。也就是說，隻要張春橋等江青集團上台，林彪集團就要下台，就要進監獄。因此，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是勢不兩立的，不是林彪集團把江青集團吃掉，就是江青集團把林彪集團吃掉。

　　至於林彪集團的戰術，《五七一紀要》中也明確寫道：打著B-52的旗號反擊B-52的力量，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先斬B-52的局部爪牙，先和B-52既成事實，逼迫B-52就範，逼宮形式。

　　林彪在廬山會議上采取的，正式《五七一紀要》中說的這種戰術，“打著毛澤東的旗號打擊毛澤東的力量”，先斬張春橋這個“爪牙”，逼迫毛澤東就範。

　　《五七一紀要》又道出他們急於“搶班奪權”的原因：敵我雙方騎虎難下，目前表麵上的暫時平衡維持不了多久，政局正朝著有利於‘筆杆子’，而不利於‘槍杆子’方向發展。戰略上兩種時機：一種我們準備好了，能吃掉他們的時候；另一種是發現敵人張開嘴巴要把我們吃掉時候，我們受到嚴重危險的時候，這時不管準備和沒準備好，也要破釜沉舟。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後發製人，軍事行動上先發製人。

　　（76）

　　林彪後來的行動，大致是按照這個思路走的。這裏所謂的“筆杆子”是指江青集團，而“槍杆子”則是指林彪集團。這些是後話了，這裏仍轉回廬山會議。

　　林彪在廬山會議上堅持設國家主席，堅持天才論，是因為他看出政局朝著有利於江青集團，而不利於林彪集團的方向發展。關於這點，在廬山會議上，汪東興發表了一篇明顯支持林彪的講話之後，有人問汪東興：反對毛主席的人是誰？汪東興說：“我一說你們就明白了：現在是筆杆子壓槍杆子，壓得很厲害呀！”

　　林彪看來，毛澤東已經是鐵了心要換接班人，讓張春橋或者其他人接班，政局朝著不利於林彪集團的方向發展。因此林彪越早出手，主動權就越大。林彪認為，如果等到毛澤東一切布置就緒的時候，那就太晚了，隻有束手就擒了。在林彪看來，劉少奇的教訓就是因為等到毛澤東部署好了之後，不得不束手就擒。所以，林彪要搶在毛澤東還沒有布置好之前，搶先下手，打亂毛澤東的部署，爭取主動權。這可以說就是林彪在廬山會議上“迫不及待”地跳出來的原因。

　　至於汪東興的動機，與林彪和陳伯達又有不同。1970年汪東興隻有54歲，比陳伯達和林彪的年齡小很多，隻比張春橋大一歲。由於汪東興比毛澤東年輕23歲，盡管他現在是全身心地為毛澤東服務，但汪東興也不得不考慮，自己在毛澤東去世之後，將遇到什麽樣的局麵和結局。所以，毛澤東的接班人是誰，對於汪東興來說，絕不是一件與自己無關的事，而是關係到自己將來命運和前途的大事。

　　封建時期的朝臣都知道，儲君是不能得罪的。如果得罪了儲君，雖說老皇帝“保”著現在，可是一旦老皇帝過世，新上台的儲君，必然遭到報複。這樣的事情曆史上數不勝數，比如在秦國搞變法的商鞅，老皇帝過世，新皇帝上台，很快就遭到車裂之刑的報複。

　　汪東興得以近距離毛澤東，當然能看出了毛澤東的戰略部署是用江青集團取代林彪集團，這使汪東興自然產生一種危機感。因為汪東興與江青的關係一直不好，而與林彪的關係較好。因此，如果是江青集團的張春橋等人接班，那麽對於得罪了江青的汪東興來說，肯定不會有什麽好下場。相反，如果林彪接班的話，汪東興的下場就好得多。

　　這樣一來，汪東興出於對自己的未來命運考慮，也要盡可能阻止江青集團接班，這個動機與林彪是一致的。因此，汪東興不顧毛澤東的指示，力助林彪當國家主席，力保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說到底，還是為了自己將來的後路。

　　（77）

　　汪東興本來與張春橋並無個人恩怨，但出於自己將來後路的考慮，汪東興也要幫林彪打倒張春橋。

　　據邱會作回憶，汪東興對我們說：“張春橋最不是東西，他以為巴結上江青就能接近主席。張春橋既滑頭又膽小，上海一月風暴是主席、總理和伯達他們指揮的。九大以後，不怎麽提中央文革小組了，不過張春橋、江青還是念念不忘中央文革小組。如果張春橋靠邊站了，江青也很難有什麽搞頭。

　　毛澤東當然看得出來，汪東興並不是林彪集團的人，他支持林彪的動機，隻不過是出於為自己將來的考慮。毛澤東早就不信任汪東興了，在“九大”上汪東興沒有進入政治局，就是明顯的表現。但毛澤東要撤汪東興的職，卻又是“投鼠忌器”。雖說撤汪東興的職很簡單，但汪東興兼任著兩個至關重要的職務：中央辦公廳主任和中央警衛局局長。如果撤了汪東興，那麽讓誰來接任中央辦公廳主任和中央警衛局局長呢？

　　汪東興在廬山上犯錯誤之後，毛澤東一度讓汪東興停職反省，當時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王良恩暫時接管中央辦公廳，中央警衛局副局長楊德中暫時接管中央警衛局。楊德中是周恩來的親信，王良恩則被認為與林彪有說不清的關係。如果汪東興被正式撤職，那麽中央辦公廳將由王良恩接管，而中央警衛局則將由楊德中接手。

　　對於中央辦公廳，毛澤東可以讓張春橋等人當主任，還能應付過去。而張春橋等文人，因為在軍隊中沒有資曆，沒有威信，讓張春橋接管中央警衛局，肯定是接管不了的。這樣的話，打倒汪東興的代價，就是中央警衛局被楊德中接管，也就是中央警衛局將被周恩來完全控製了。

　　誰都知道，中央警衛局是“重中之重”，汪東興盡管不讓毛澤東滿意，但汪東興至少不是周恩來的人。留著汪東興，毛澤東還能控製中央警衛局；而打倒汪東興，毛澤東就將失去對中央警衛局的控製。對於毛澤東來說，從全局的利弊來考慮，顯然是保留要比打倒好得多。所以，盡管汪東興做了很多“出格”的事，毛澤東還是保留了他。

　　毛澤東保留汪東興，並不等於信任汪東興，更不等於欣賞汪東興這個人。後來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王良恩被打成林彪集團的人，王良恩自殺了，據說王良恩的死與汪東興有關。據邱會作回憶說：我放出來以後，1989年到北京，我的一個知己來看我。他聽吳旭君同誌說：“王良恩被逼死後，汪東興去給毛主席報告，汪東興離開時，毛主席指著汪東興的背影說：“這家夥又要了人家一條人命！”

　　（78）

　　毛澤東上廬山之後，並沒有召見任何人。據汪東興回憶說：“8月19日、20日、21日，毛主席在廬山看書和休息。”也就是說，毛澤東在獨自一人思考問題。每次毛澤東在大戰之前，似乎都要一個人獨自思考一番。比如在打倒劉少奇之前，毛澤東獨自一人在滴水洞思考了11天之後，才最後做出打倒劉少奇的戰略部署。所以這次毛澤東在廬山上獨自思考了3天，毛澤東冥思苦想的應該是林彪的問題。

　　在廬山會議之前，毛澤東和林彪因為“設國家主席”的爭執，已經使兩人的關係相當緊張了，毛澤東必須把解決林彪問題提到當務之急的議事日程上來。從毛澤東一貫的作風來看，毛澤東這次在廬山會議上，一定會對林彪有所行動的。即使是林彪不發表講話，不揪張春橋，毛澤東也照樣會做出一些打擊和削弱林彪勢力的動作。

　　其實在廬山會議之前，毛澤東就已經對林彪有動作了。廬山會議9天前的8月14日，張春橋在修憲小組會上，對著林彪的親信吳法憲公然說：“天才地……發展了馬列主義，是一種諷刺。”

　　“天才地……發展了馬列主義”這句話，是林彪寫在《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上的原話，是最為人熟知的林彪語錄之一。因此，張春橋說“天才地……是一種諷刺”，是非常明顯地在諷刺林彪本人。所以吳法憲聽到這句話之後，馬上跳起來說：“張春橋，你說這話是指誰說的？你這是在諷刺林副主席吧？”

　　張春橋把這句話說給林彪的親信吳法憲聽，就是要吳法憲把這句話轉告到林彪那裏。林彪知道，張春橋本人肯定是不敢諷刺自己的，一定是得到毛澤東的授意。那麽毛澤東為什麽要讓張春橋諷刺林彪呢？林彪不能不思考這個問題。林彪認為，毛澤東在這次廬山會議上，很可能會利用某種時機，親自說出“天才地……發展了馬列主義，是一種諷刺”這樣的話。

　　如果毛澤東親口說出這樣的話，毛澤東的幹將們再跟著助陣，那麽林彪一點兒反擊的餘地都沒有了，隻有認栽。因此，林彪要先發製人，打亂毛澤東的部署，先攻擊張春橋。

　　林彪明白張春橋說“天才地……是一種諷刺”，是代表毛澤東說的，這是毛澤東借張春橋的嘴指桑罵槐地諷刺自己。因此，林彪在廬山會議上不點名地批評張春橋，也同樣是指桑罵槐地批評毛澤東。

　　對於張春橋來說，一旦他說了“天才地……是一種諷刺”這種諷刺林彪的話，那肯定把林彪徹底得罪了。但張春橋仗著有毛澤東撐腰，以為林彪不敢把自己怎麽樣。然而，當林彪在大會上不點名地批評張春橋時，張春橋有點害怕了。據坐在張春橋身邊的邱會作說，張春橋居然神情失措地請他抽煙。

　　（79）

　　張春橋的害怕是有道理的。如果林彪要逼毛澤東做出選擇：是選擇林彪？還是選擇張春橋？這時毛澤東有可能選林彪，而拋棄張春橋。這樣的事，已經有過王力、關鋒等人的前車之鑒。在一般人看來，林彪是毛澤東幾十年的老戰友，而張春橋不過是一個小記者，如果毛澤東“二選一”的話，肯定要選擇林彪的。

　　基於這樣的想法，吳法憲等林彪的親信，以為張春橋肯定要完蛋。吳法憲回憶說：“接到汪東興的電話以後，我心裏有一點疑慮，但轉過來一想，在這件事情上，毛澤東是不會支持張春橋的。這樣一想，心裏就坦然了。”

　　對於毛澤東支持張春橋，邱會作也想不通，他說：“毛主席為了一個造反派張春橋(林彪稱之為小記者)，竟然打擊了跟隨他一生，南征北戰，出生入死，一身戰功、一身槍傷的林彪，究竟是為了什麽？”

　　因此，邱會作甚至懷疑這裏麵有什麽內幕，林彪沒有告訴他。邱會作回憶說：

　　我從西北小組會場回來後，對廬山會議二十多個小時以來，發生的兩次突然變化，完全想不通。我和李作鵬商量，必須再次嚴肅問一下吳胖子，問他究竟知不知道林總要在開幕式上講話。如果他知道林總在開幕式上要講話，又不跟我們打個招呼，就可能有什麽新的內幕。那樣，葉群、汪東興、吳法憲他們就是一夥了，我們就不是林總最信任的人了。

　　晚上，我和李作鵬一起到吳法憲住處去。對上述問題，我們直截了當地問了吳法憲，他有點莫名其妙。吳法憲說：“我真不知道林總在開幕式上提出張春橋的問題。要是我知道林總要反張春橋，不跟你們說，那是無論如何說不過去的。你們應該相信我說的話是真的，我可以給你們立個字據，連我的人格、老婆孩子都列入擔保之內。”

　　吳法憲說得很誠懇，我們認為吳法憲的話是誠實的，我們相信了他的話，也就放心了。

　　一般人都認為毛澤東會舍棄張春橋而要林彪，張春橋當然就更擔心了。而且，毛澤東上廬山後一直獨自一人思考，沒有召見過江青、張春橋等人，這就更讓張春橋擔心了。8月25日張春橋看到《六號簡報》之後，感到大事不好，但毛澤東還是沒有召見他們的意思。因此，張春橋就請江青帶著他們，作為不速之客，硬闖到毛澤東那裏去“告狀”。與其說是告狀，其實是向毛澤東求救。

　　張春橋也知道，按照規矩，見毛澤東一定要事先向他的秘書申請，得到毛澤東的批準之後，才能去毛澤東那裏。毛澤東非常討厭別人不請自來，所以硬闖毛澤東那裏去告狀，弄不好要惹得毛澤東大怒一場，情況可能搞得更糟。

　　（80）

　　這樣一想，張春橋他們就計劃先到周恩來那裏去說，再由周恩來把這件事轉告毛澤東，這樣就可以避免硬闖告狀，惹毛澤東生氣的危險性。據周恩來說：江青、張春橋已經到了他那裏，周恩來還沒來得及出來見他們，他們又走了，直接去找毛澤東了。

　　這可能是江青、張春橋到了周恩來住處之後，再仔細一想，這件事如果先跟周恩來說，很可能反而會弄巧成拙，所以他們又急忙從周恩來那裏出來。從後來的情況來看，江青、張春橋緊急離開周恩來去見毛澤東，的確是在關鍵時刻挽救了他們自己。關於這點我們後麵還要談到。

　　據汪東興說：“江青帶著張春橋和姚文元，乘江青的汽車闖進了毛主席的住處。江青進毛主席的門時，衛兵擋了她的車。江青說：‘我自己的家裏也不許進去嗎’衛兵、江青正在爭議時，張耀祠出來了，這時江青才進去的。江青向毛主席說：‘我帶春橋、文元來見你一麵。他們快死了，真正擁護文化大革命的人，你要保呀！’張春橋、姚文元這兩個家夥，見到主席立即跪在麵前，一人抱著主席一條大腿痛哭，這兩個家夥把主席的褲子都哭濕了。”

　　為什麽江青帶著張春橋和姚文元“闖”毛澤東的住處呢？肯定是他們先給毛澤東的秘書打電話，求見毛澤東，而毛澤東的秘書推說毛澤東要休息了，不見江青他們。所以江青迫不得已，才帶著張春橋和姚文元“硬闖”進來。徐景賢回憶了江青向他們得意地說起“硬闖”這件事，徐景賢說：

　　8月25日晚上，約摸九點鍾光景，有一個穿軍裝的工作人員走了進來，把王洪文和我叫到客廳門外，輕聲說：“首長請你們去一次，車已經派來了。”

　　哪一位首長？王洪文和我不便多問，隻是緊隨著那人走下坡去，一起坐上了一輛大紅旗轎車，在一個大院子的門外停了下來。穿軍裝的人把我們引上高高的台階，走入房屋。這時，隻見江靑的警衛員大周迎了出來，原來是江青接見。

　　我們走進客廳，看見張春橋和姚文元兩個人已經坐在那裏了。張春橋的神情鬆快多了，他主動招呼我們在對麵沙發上坐下，並說：“等一下江青同誌要見見你們。”

　　過了片刻，江青出來了，烏黑的頭發短齊耳根，朝後梳著，看得出還吹過風，有一點暗波浪。江青裏麵穿著白襯衣，外麵罩一身淺灰色的毛料服裝。江青熱情地伸出手來握手，接著輕鬆而隨便地往身後的長沙發上一靠，邊坐邊說：“今天找你們兩位來，是想聽聽你們對這次會議的看法。我聽春橋說，你們華東組開會的時候，有些人很凶呀。”

　　張春橋微微一笑，坐在一旁的姚文元卻接口說：“其實各個組都差不多，我這次參加西北組，也有‘宣講員’。”

　　（81）

　　江青打斷了姚文元的話，自顧自地說下去：“今天早上，春橋說有急事找我，他帶來那份《六號簡報》。看完《六號簡報》，我們三個人一商量，覺得情況嚴重啦，打算一起去找總理。上了車以後，不知道那輛車怎麽搞的，一開開到主席那兒去了。”

　　張春橋在一旁補充說：“主席那天剛要睡覺，主席的習慣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

　　江青用手勢比劃著說：“是呀，那天可狼狽啦，主席正坐在床上脫襪子，剛剛準備睡覺，給我們請起來了。”江青吃吃地笑起來說：“我趕緊給主席報告：‘主席呀，不得了啦！要揪人啦！’主席開始時莫名其妙，他根本不知華北組出了《六號簡報》。”

　　江青突然故意把聲音壓得低低的，以顯示她說的這番話十分秘密和重要：“他們要陳老夫子搞了一份馬恩列斯毛關於天才的語錄，給幾條槍杆子每人發一份，24日那天，他們都充當‘宣講員’，到各個組去宣講。所以，各個組都鬧得很厲害，因此主席決定休會。”

　　王洪文把憋在肚子裏好久的問題，當麵向江青提出來說：“那麽，東興同誌為什麽要那樣發言？他可是毛主席身邊的人。”

　　江青說：“老汪嗎？他也收到一份語錄材料，不過他事先不知那些人的活動。那天在華北組會上，聽了陳伯達的發言，不知怎麽搞的，他的頭腦發熱起來，就說了那番話。老汪已經向主席作了檢討。”

　　江青又說：“找你們來，是要讓你們心中有數。那幾條槍，主席已經找他們談話，進行批評了。你們要相信，不管任何情況，主席總是有辦法處理的。”

　　江青說完這一番話，用手背掩著嘴打了一個哈欠，張春橋及時提醒說：“請江青同誌早點休息吧。”

　　王洪文和我站起來告辭，江青就在沙發前握手告別，一邊握手，一邊用左手食指點點王洪文，說：“知道吧，對你的希望很大的！”

　　江青在這裏說的是毛澤東對王洪文的希望。在“九大”期間，毛澤東曾幾次接見王洪文，並要他代表全國工人階級在大會上發言。王洪文很快反應過來，流利地回答：“我一定不辜負主席和江青同誌的希望！”

　　王洪文和我受到江靑秘密接見以後，受寵若驚，回到住處，三腳兩步跨上台階，雀躍不已。因為我們知道，由於毛澤東的親自過問，局勢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王洪文從別墅的酒櫃裏取出喝剩下的半瓶茅台，一飲而盡。

　　林彪早在8月23日第一天的開幕式上，就不點名地批評了張春橋，毛澤東當場聽了林彪的這個講話。所以林彪發動一批人攻擊張春橋，對於毛澤東來說，完全不是意外的事情。

　　毛澤東知道林彪下一步要攻擊張春橋了，但毛澤東在8月24日，卻沒有做出任何措施來阻止林彪攻擊張春橋；到了8月25日，毛澤東仍然照常睡覺，並沒有準備“救”張春橋的意思。隻是在江靑帶著張春橋不請自來，張春橋抱著毛澤東的大腿大哭了之後，毛澤東才決定出手“救”張春橋。

　　這是為什麽呢？

　　（82）

　　現在有一種流行的看法，認為林彪沒有看清毛澤東的意圖，在廬山會議上向張春橋發難，是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錯誤的行動。結果張春橋去毛澤東那裏求救，抱著毛澤東的腿大哭，於是毛澤東就出手“救”張春橋，從而林彪大敗虧輸，但林彪又不肯檢討，因此一年後導致了“九一三”事件。

　　這種看法的典型說法，就如某“林彪問題專家”說的那樣：林彪至少有兩個重大失誤：一是輕視了“江青問題”，以為把“接班人”寫進黨章，事情就會當真，猶如他的前任劉少奇一樣犯了毛澤東的大“忌”；二是林彪不是用“團結”的方法，“韜晦”的謀略，而是極力壓製文革派，想盡快把自己的政治對手逐出政壇，太露鋒芒。曆史證明，像葉劍英、鄧小平那樣韜光養晦，把事情放到毛澤東身後去辦才是大謀略的政治家。

　　上述這種看法，可以說完全誤解了林彪問題。這樣的看法會把林彪問題引入迷途，讓人越看越糊塗。我們認為，研究林彪問題，首先要從宏觀的角度來分析林彪問題的本質，而不是去“摳”各種微觀的細節。從宏觀的角度來看，有幾個實質性的大問題需要闡明。

　　第一個大問題是：毛澤東為什麽要讓林彪當接班人？

　　從曆史來看，中共的高層領導可以分為兩個梯隊：第一梯隊是所謂“四巨頭”，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他們是中共公認的掌舵人；第二梯隊也是四個人：彭德懷、高崗、鄧小平、林彪，這四個人雖說無法與“四巨頭”相比，但與其他中共高官相比，他們又顯得非常突出。

　　特別是後麵三人的年齡都比毛澤東小十幾歲，高崗1905年生，鄧小平1904年生，林彪1907年生，因此這三人被視為中共的“第二梯隊”接班人，他們也具有接班人所需要的才能和威望。

　　第二梯隊中的高崗首先在1954年倒台，彭德懷在1959年倒台，鄧小平在1966年倒台，剩下的就是林彪一個人了。從才能和威望來看，林彪接班，應該是順理成章的。

　　政府和政黨的第二把手就是接班人，這是廢除皇子繼位的帝製之後，人們所公認的基本原則。1945年毛澤東去重慶和蔣介石談判時，就一切交給了劉少奇，萬一毛澤東出事，就由劉少奇接班。所以當年毛澤東選劉少奇接班，曾經是真心的。

　　（83）

　　但後來毛澤東慢慢對劉少奇接班不滿了，1966年毛澤東發起文革，親手拿掉了劉少奇。然而毛澤東在拿掉劉少奇的同時，必須有人來填補二把手這個位置。

　　按照慣例，第二把手的空缺應該由第三把手的周恩來填補，但這又是毛澤東不願意的。當年毛澤東讓劉少奇任第二把手，就是要擋住周恩來。毛澤東不想讓周恩來當接班人，表現得非常明顯，對此人們沒有任何異議。

　　毛澤東打倒二把手，又不願讓三把手接班，但接班人還是必須培養的。1966年8月初拿掉劉少奇的時候，造反奪權還沒有開始，還沒有湧現出王洪文那樣的造反派，所以接替劉少奇的人，隻能從黨內高官中選。從當時的情況來看，合適的候選人顯然隻有林彪一個，再無別人。因此，毛澤東是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讓林彪當接班人的。

　　這裏需要說明一點：一些人誤以為林彪是在1969年的“九大”上成為接班人的，這是一種誤解。林彪早在1966年8月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就已經明文規定成為黨的第二把手和接班人。“九大”上隻是把中央文件裏明文規定的林彪接班人地位，再次寫入《黨章》而已。

　　林彪成為接班人之後，又產生了第二個大問題：毛澤東真的想讓林彪接班嗎？

　　從毛澤東讓林彪接班的動機來看，無非是兩種：第一種動機是真心，真的要把國家的領導權交給林彪；第二種動機是並不想讓林彪接班。因為1966年沒有其他合適的人選，隻好讓林彪暫時當接班人，因為林彪不占住接班人的位置，周恩來就要上來。

　　如果說毛澤東真的想讓林彪接班，那麽他發動文革的目的，就是讓林彪及其派係，打倒劉少奇及其派係，然後取而代之。從整個文革的發展過程來看，完全看不出毛澤東想讓林彪接班掌權的舉措。毛澤東在文革中大力扶持的，是中央文革小組等新興造反派，而不是林彪和林彪派係的老幹部。所以毛澤東並沒有真的想讓林彪接班，這點也是表現得很明顯。

　　（84）

　　毛澤東並沒有真的想讓林彪接班，這又產生了第三個大問題：毛澤東怎麽處置林彪呢？

　　毛澤東不想讓林彪接班，可是林彪因為曆史的原因，又占據了接班人的位置。因此，毛澤東就必須把林彪從接班的位置移除，否則造反派沒辦法接班。

　　移除林彪，也無非三種辦法：第一種辦法是“強行”；第二種辦法是林彪“自願”；第三種辦法是“半強行半自願”，讓林彪不願退出時施加壓力，，讓他迫不得已。後麵兩種辦法是和平方式，前一種方法則必須是“打倒”方式。

　　從毛澤東的角度來看，毛澤東肯定是傾向於用和平的辦法來解決林彪問題，而不是“打倒”。若真發起一場“打倒林彪”的運動，對毛澤東的文革部署和目標，顯然是弊遠大於利。因此，必須拿掉林彪的同時，毛澤東在盡可能使用和平手段。

　　因此又產生了第四個大問題：毛澤東什麽時候拿掉林彪呢？

　　在1967年到1968年的奪權高潮中，因為局勢非常混亂，毛澤東暫時無暇顧及林彪問題；1969年的“九大”時，因為要處理的文革遺留問題太多，而且當時與蘇聯的關係極度緊張，到了戰爭的邊緣，所以毛澤東仍然無暇顧及林彪問題；到了1970年，國內的政治局勢平穩下來，國際形勢也緩和下來，這時候毛澤東可以騰出手來解決林彪問題了。因此在1970年，毛澤東就開始對林彪有所動作，削弱林彪派係的力量。

　　從毛澤東的計劃來看，他應該是考慮在1971年左右拿掉林彪，最晚不應晚於1972年。毛澤東拿掉林彪之後，就馬上把自己的新接班人推上來，作為毛澤東的真正接班人。毛澤東拿掉林彪的時間，絕不能太晚，因為毛澤東本人的身體狀況也不允許他把時間拖得太久。

　　綜合上述，從宏觀的角度來分析林彪事件，可以得出四大結論：一、毛澤東讓林彪當接班人，動機是讓林彪暫時占住劉少奇空缺的位置；二、林彪不是毛澤東意中的接班人，拿掉林彪隻是早晚的事；三、毛澤東盡可能用和平的方式拿掉林彪，實在不行，隻好“打倒”；四、拿掉林彪的時間應該在1971年左右，不應晚於1972年。

　　（85）

　　上述分析是從毛澤東的角度，對於林彪來說，應該是另外一個角度：毛澤東是不是真的要讓他接班？

　　林彪剛開始就對毛澤東讓他當接班人的動機十分疑惑，林彪越來越看出，毛澤東並不是真想讓他接班，他隻是一個暫時替別人占位置的角色。然而，林彪既然坐上接班人的交椅，他也不會甘心再下來，而他手下的一幫嘍囉也不會允許。

　　當時的中共並無退休製度，像朱德等八十多歲的人，照樣擔任現役公職。所以那時中共高官退下來，有三種形式：

　　第一、犯錯誤降職，情況嚴重的被打倒。這樣退下來的高官，在文革時非常多。

　　第二、坐冷板凳，表麵上沒有降職，但失去實權，失去參加高層會議的資格。朱德、陳雲就是這樣的例子，陳雲曾說：“不知道從什麽時候起，我就不是常委了。”因為從1964年開始，劉少奇就不再通知陳雲出席政治局常委會議了。

　　第三、“退居二線”，這種情況比較特殊，一般是因病或者其他原因，暫時退出高層領導，但隨時又可以回到高層來。

　　林彪在1959年接替彭德懷當國防部長以前，曾一度是“退居二線”的狀態，最著名的當然是毛澤東曾經退居二線。

　　林彪以“退居二線”的方式讓出接班人交椅,毛澤東恐怕不會接受。如果林彪“退居二線”，交班張春橋，林彪的威信毫無損失，但因為林彪比張春橋的威望高出很多，隻要毛澤東不在了，林彪隨時可以從“二線”回到“一線”，張春橋根本擋不住林彪。這就像毛澤東從“二線”回到“一線”，劉少奇根本擋不住一樣。

　　從毛澤東看來，林彪應該以“不可逆”的方式讓出接班人的位子。這樣就要找出林彪犯了錯誤，讓林彪的威信失落，把林彪趕到冷板凳上，逐步淡出政局。如果林彪不肯坐冷板凳，那就隻能打倒了。

　　林彪是一個榮辱感非常強的人，讓林彪做冷板凳，他肯定是難於接受的。林彪不甘心毛澤東給他安排的命運，他要奮起抗爭，這就必然要與毛澤東發生一場衝突了。1970年3月，毛澤東傳來指示“不設國家主席”，在林彪看來，毛澤東的此舉正是衝著林彪來的，這是把林彪趕上冷板凳的第一步。

　　（86）

　　一些人以為國家主席不過是一個名譽虛銜，林彪沒有必要去爭，甚至有人說林彪的身體不行，他根本就不想當國家主席。這種說法是不合理的，因為它無法解釋最基本的事實。

　　毛澤東六次提出不設國家主席，而林彪六次堅持設國家主席。如果林彪真的不想當國家主席，毛澤東提出“不設國家主席”，正好可以滿足林彪不當國家主席的願望，那林彪為什麽還要堅持設國家主席呢？

　　又有人說林彪堅持設國家主席，是誤解了毛澤東意思，這更是胡扯。林彪跟隨毛澤東幾十年，在這種重大問題上，怎麽會誤解毛澤東呢？再說，第一次、第二次還可以用“誤解”解釋，毛澤東都說了六次了，再來“誤解”，何以服眾？

　　林彪為什麽要堅持設國家主席呢？據葉群(或者汪東興)說：“不設國家主席、副主席，林副主席往哪裏擺？”這句話是有道理的。因為林彪的“接班人”，隻是象征性的虛職，不是具體的實職。林彪擔任的唯一具體的實職，是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而林彪在黨內的地位已經在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之上，所以林彪繼續擔任國務院副總理肯定是不行了。

　　那麽林彪辭去國務院副總理，隻擔任國防部長行嗎？也不行。因為國防部是國務院下屬的一個部，國防部長自然就是國務院總理的下級。林彪再擔任國防部長，就成了周恩來的下級，就是“名不正、言不順”。因此林彪要辭去國務院副總理的同時，也同時要辭去國防部長，這才能“名正言順”。可是林彪辭去他這個唯一的實職國防部長，那不是正好符合毛澤東讓林彪淡出政局的意圖嗎？

　　林彪不甘心這麽淡出政局，他要“爭一爭”。林彪繼續“名正言順”地擔任國防部長的唯一辦法，就是林彪任國家主席或國家副主席。因為國家主席或國家副主席，地位是高於國務院總理的。據中國憲法規定：國務院總理由國家主席提名，交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體投票通過，再由國家主席根據全國人大的決定任命。因此，國家主席或副主席，名義上和地位都在國務院總理之上。周恩來也說過：“我這個總理還是少奇同誌任命的。”

　　林彪當國家主席，或者毛澤東當國家主席，林彪當國家副主席，林彪就可以以國家主席或國家副主席的身份兼任國防部長，既“名正言順”在周恩來之上，又保住了國防部長這個實職。

　　（87）

　　本來在劉少奇時代，還有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的機構。國防委員會主席的地位比國防部長地位高，與國務院總理地位一樣。在劉少奇時代，國防委員會主席是由國家主席兼任的，因此劉少奇從1959年開始一直兼任國防委員會主席。

　　如果毛澤東讓林彪當“國防委員會主席”，林彪是可以不爭國家主席的。但毛澤東既然主張不設“國家主席”，當然就更不會設“國防委員會主席”了。

　　這樣分析下來，就可以看出林彪為什麽要堅持設“國家主席”的內在動機了。盡管“國家主席”是一個虛職，但林彪不當上這個虛職，就無法保住國防部長的實職。

　　因此，隻要設“國家主席”，不管林彪當國家主席還是副主席，都能“名正言順”地繼續兼任他的國防部長職務。而毛澤東“不設國家主席”，實質的問題其實是逼林彪辭去國防部長，否則林彪就陷入“名不正、言不順”尷尬境地。

　　因此，林彪在廬山上向毛澤東發起突然襲擊，試圖依靠眾人對毛澤東的崇拜心理，把毛澤東硬推上國家主席，這樣林彪也可以順勢當上國家副主席。毛澤東不當國家主席，讓給林彪當國家主席，那當然是更加理想。於是這一場“強烈擁戴”毛澤東當國家主席的風潮，就被林彪集團掀起來了，甚至連康生、許世友等毛澤東派係的人，也都跟著起哄了。

　　林彪認為毛澤東有可能拗不過眾人，最後不得已當上國家主席。當然毛澤東也有可能硬是不當國家主席，這種結局林彪也想到了，不過林彪認為還是值得爭取一下。即使這次爭取不成功，自己也不會有重大損失，這樣的冒險值得試一試。最後讓林彪陰溝翻船的，並不是“設國家主席”問題，而是“稱天才”問題。關於這點將在後麵分析。

　　8月25日上午言辭激烈的華北組《六號簡報》出來之後，對人們的震動很大。據楊福雲回憶說：25日上午，中南組繼續開會討論林彪講話。從會上的反映看，大多數人還沒有看到《六號簡報》。中南組上午的發言，主要對“那幾個人”（一些發言者對被攻者的代稱）展開了批判，有的發言目標明確，有的隨大流，一般性地譴責。比昨天更深入一層的是，有的人提出要把“那幾個人”揪出來，至少要送到鄉下勞動改造。

　　（88）

　　25日下午，大概是中午人們看了華北組《六號簡報》，下午，一些人的情緒又上來了，一些發言很激烈，對“那幾個人”展開了尖銳的批判。會議開到後半段，在一些人的提議下，中南組通過了兩項“決議”。第一項是要求在新憲法中寫上“國家主席”一節，大家鼓掌通過；第二項是要揪人，大意是：要求中央把“犯錯誤的人”調離中央，交全會批判，下放勞動。大家鼓掌通過。

　　在會議形勢向林彪一邊倒的情況下，毛澤東再不出手是不行了。8月25日下午，毛澤東緊急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楊福雲回憶說：就在中南組的中央委員們鼓掌通過兩項“決議”的時候，他們並不知道，此時毛澤東正在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與會者除五位常委外，還有各大組組長，會議在毛澤東住的樓下召開。毛澤東從樓上下來，一邊走一邊斥責汪東興：“汪東興，你不是要設國家主席嗎？你去當好了。”

　　毛澤東在會議室對大家說：“你們繼續這樣，我就下山，讓你們鬧。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不要再提了，要我早點死，就讓我當國家主席。誰堅持設，誰就去當，反正我不當！”

　　毛澤東還對林彪說：“我勸你也別當國家主席。誰堅持設，誰去當！”

　　這次常委擴大會議決定：一、立即休會，停止討論林彪在開幕式上的講話；二、收回華北組2號簡報；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團結起來。

　　會議情況之所以發生逆轉，是因為毛澤東的處理比較高明。首先，毛澤東在開常委擴大會議之前，先分別找其他四位常委單獨談話。關於這點，《汪東興回憶錄》中也說：毛主席要我馬上通知政治局常委及政治局委員3時到毛主席辦公處開會。我通知了林彪、周總理、陳伯達和康生，其他的政治局委員是由中央辦公廳負責通知的。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來後，毛主席分別同他們談了話。

　　前麵提到，因為四位常委一致同意“設國家主席”，所以毛澤東不能直接召開常委會，否則毛澤東將麵臨人數劣勢。因此毛澤東轉而采用個別談話的形式，因為個別談話場合下的人數比是“一對一”，毛澤東就不會處於人數劣勢了，他要一個一個地把常委爭取過來。

　　（89）

　　第一個爭取過來的是康生。本來康生以為林彪和張春橋發生衝突時，毛澤東肯定是舍林彪而拋棄張春橋，沒想到這次毛澤東卻橫下心來舍棄林彪。當康生明白毛澤東決定舍棄林彪時，馬上轉變過來，支持毛澤東而反對林彪了。

　　毛澤東第二個爭取過來的是周恩來，在周恩來麵前挑明，不惜一切代價舍棄林彪。周恩來看到這種情況，為了顧全大局，也就不再偏袒林彪，以避免刺激毛澤東幹出“出格”的事情。

　　爭取到康生和周恩來，毛澤東在常委中的人數比已經是“五比二”了，剩下的兩個人是林彪和陳伯達。這樣毛澤東在人數上已經有優勢，就不怕召開常委擴大會議了。

　　即使是對陳伯達，毛澤東暫時也要爭取和團結一下，據陳伯達回憶說：等了一會，毛主席那裏來電話要我去。我很高興去，這是我最後見毛主席。見麵握手以後，毛主席說：“這兩年你都不來見我了。”

　　毛主席這句話，對我來說，含有一段很難過的曆史。的確，這兩年除了開會外，我很少單獨去見毛主席，這違反了以前多年的習慣。解放初，最早我住黨校，隨後毛主席要我住中南海，因為打電話到黨校找我來一趟，至少要半個鍾頭，很不方便。住中南海後，見麵倒是很方便，而且我總是隨叫隨到。

　　但是文革後，江青幹涉我見毛主席的事，江青於是就對我下逐客令：“中南海是主席住的地方，你們不能再在中南海住了，要搬出去。”江青下令把我趕出中南海，自此以後，要見毛主席，總要先打電話向秘書(主要是徐業夫)打聽，主席起床沒有，有沒客人……等等。幾次打電話，我聽得很不愉快，有時秘書就幹脆說：“我要回家了。”

　　於是，我感覺要見毛主席已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漸漸地不單獨求見毛主席了。這件事首先涉及江青，我是很不便向毛主席說清楚的。當然，對黨來說，遠不過是極微小的事，但毛主席這時見麵劈頭一句話就提“兩年不見”的問題，可見江青的挑撥離間手段所起的作用。

　　毛主席談話簡短，他說：“你可以去找和你一塊工作過的幾個人談談。”毛主席的最後一句是：“團結起來。”

　　毛澤東給陳伯達的暗示是，隻要他離開林彪，還是給他出路的，還是要團結他的。因此陳伯達在關鍵時刻，又放棄了對林彪的支持。陳伯達的背離，使林彪麵臨極為被動的境地，這是廬山會議上林彪失利的主要原因之一。

　　（90）

　　毛澤東和林彪在廬山上的衝突，主要是“設國家主席”和“天才論”兩件事。如果說“設國家主席”這件事是林彪挑起來的，那麽“天才論”這件事則是毛澤東挑起來的。

　　前麵我們多次提到，早在1966年毛澤東就在《滴水洞家信》中對林彪的“天才論”表示過不滿，但毛澤東公開表示反對“天才論”，則是在1969年“九大”的時候。“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這三個形容毛澤東的副詞，是林彪寫在《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上的話，後來變成了林彪的象征。否認“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這三個副詞，就等於是否認林彪。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前，會見羅馬尼亞客人時，對外賓說“天才地”等三個副詞“是個諷刺”，這句話明顯是諷刺林彪的。因此林彪也要在大會上，借著批張春橋來捍衛自己，這是回應毛澤東挑起的批評“天才論”。林彪在廬山會議開幕式上的講話，並沒有提到設國家主席的問題，卻重點講了“天才論”，強調說：“我們說毛主席是天才，我還是堅持這個觀點。”

　　但林彪這次疏忽大意了，沒有注意到早在1969年的“九大”《政治報告》和《黨章》中，毛澤東就已經刪掉了林彪的這三個副詞。

　　在“九大”《政治報告》和《黨章》初稿中，都寫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這三個副詞，這是對林彪的肯定。可是最後送到毛澤東那裏審閱時，毛澤東把它們劃掉了，所以《政治報告》和《黨章》正式出版印刷的時候，這三個副詞都沒有了。

　　這本來是一件大事，可不知為什麽，林彪以及林彪集團的人沒有注意到，甚至連周恩來也沒有注意到。這可能是因為毛澤東沒有特別提起這件事，而周恩來等人都很忙，他們隻看了初稿，以為最後的印刷稿不會有大的變化，也就沒有專門再花時間去看印刷稿。

　　據吳法憲回憶說：8月27日早上，林立果來找我，交給我一本“九大”《黨章》，說是林彪叫他來送給我的，並告訴我，早在“九大”上通過的《黨章》中，關於毛澤東思想前麵的三個“副詞”，就已經不見了。我翻開《黨章》一看，果然如此。

　　這天上午，周恩來和康生繼續找我們談話。去談話時，我帶上了這本黨章。我把“九大”《黨章》拿出來，把寫著“黨內允許有不同意見的爭論”的那一頁，翻給周恩來看，然後我問周恩來：“九大《黨章》中的‘三個副詞’，為何刪掉了？”

　　這一問把周恩來給問住了，他說：這三個副詞實際上不是林彪提出來的，而是“八大”由鄧小平提出來的。但是周恩來不清楚“九大”《黨章》為何刪掉了這三個副詞，這個問題康生也搞不清楚。後來周恩來指示要辦公廳的同誌去查，結果發現是毛主席審閱黨章時，自己圈掉的。

　　（91）

　　林彪不知道“九大”《黨章》中毛澤東已經刪掉了這三個副詞，所以他看到吳法憲和張春橋因為這三個副詞發生爭吵，以為這次抓住了張春橋的把柄，找到了打倒張春橋的突破口，所以林彪在廬山會議開幕式上，在這三個副詞上大做文章，不點名地批評張春橋。如果林彪事先知道毛澤東已經刪了這三個副詞，他應該不會揪住這三個副詞來批張春橋。後來毛澤東批評他們說：“那幾個副詞，是我圈過幾次的嘛。‘九大’《黨章》已經定了，為什麽不翻開看看？”這讓林彪等人無話可說。

　　8月25日下午，毛澤東在張春橋他們告狀之後，並沒有立即做出結論，隻是臨時決定暫停小組討論，休會兩天。此時眾人已經感覺到風雲有變，但具體的形勢還不明朗，大家還搞不清到底是怎麽回事。

   據邱會作回憶說：8月25日下午5時，西北組的召集人冼恒漢，參加了中央常委會回來說：“毛主席決定小組會暫停，以後怎麽開會，待通知。”

　　各組都宣布暫停開小組會，但究竟是怎麽一回事，當時大家都不清楚。這對全會的極大多數人是一瓢涼水，澆得大家昏頭轉向，可中央文革小組那些人興奮極了。

　　25日晚上，政治局開擴大會議，會議由總理主持，這時江青、張春橋他們那種不可一世的勁頭又來了。因為毛主席的決心還不知道，尤其是主席對林彪的態度還不知道，我當時就隱隱感覺到，主席的屁股可能坐到江青那邊了，可我萬萬沒有想到主席在山上和下山後的一切都是對著林彪來的。

　　總理在會上說：“會議的日程做一些調整，根據主席的指示，休會兩天，大家休息休息。很多人還沒有來過廬山，可以去遊一遊，換換空氣。”

　　散會以後，吳法憲要到林總那去，我們勸他不要去，他還是堅持要去。為了等消息方便，我們就坐在吳胖子住處等，不久他就回來了。吳法憲說：“我去時，林總剛從主席那裏回來，主席召集開常委會，各大組的負責人也到了，林總說主席對會議不高興，說陳伯達在華北組起哄，並說以後不要再提‘天才’了。林總說：沒有什麽了不起的事情，不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

　　我回到住處，總理給我來了電話，他對我說：“主席說廬山問題還是一般的思想認識問題，但發生在不同的人的身上，就有一定的嚴重性。你沒有什麽大事，但要化被動為主動，因為你究竟有沒有大事，不是你自己定得了的。”

　　總理的話，都說到這種程度，我仍然沒感到自己會有什麽事，隻是我感到陳伯達可能要倒黴了。可是為什麽要搞到陳伯達頭上，我真是搞不清楚。

　　（92）

　　吳法憲也回憶這件事說：

   8月25日下午4點多鍾，召集人張國華回來了，他說：“毛主席召集了中央常委和各大組組長會議，決定停止討論和學習林副主席的講話，同時也要停止批判。這個空氣太熱了，要冷下來。因此毛主席決定，休會兩天，換換空氣。”

　　這真是風雲突變！我當時在心裏想：“這個張春橋真有辦法，到毛主席那裏去一哭，就把毛主席哭過來了。”

　　現在情況完全變了，但是什麽情況還不清楚。帶著這樣一種心情，吃過晚飯，我急忙到了林彪的住處，想了解一些情況。葉群對我說：“林彪同誌到毛主席那裏開會去了，會議可能要休息幾天，不要緊張，沒有什麽大不了的情況，你們沒有來過廬山，可以到外麵去玩一玩，散散心嘛。”

　　葉群說的這些話，是在安慰我，還是真的不在乎，我不知道，總之她是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

　　時間不長，林彪回來了。他一坐下就對我說：“毛主席態度變了，不高興了。他批評了陳伯達，說陳伯達在華北組跳出來，起哄要揪人了。”

　　林彪還說：“國家主席和‘天才論’的事情都不要提了，就是這個情況，沒有什麽大不了的事情，不要緊張。”

　　這個事情，林彪對我說得很簡單，看來他也很沉得住氣，但我的心裏還是感到不安了。

　　林彪對毛澤東的這個態度，應該是有思想準備的，所以能沉得住氣。但林彪擔心的是，吳法憲等人沉不住氣，所以特別安慰他們說“沒有什麽大不了的事情，不要緊張。”但後來的事情，應驗了林彪的擔心是有道理的，吳法憲沉不住氣崩潰了，給林彪造成極大的被動。

　　毛澤東休會兩天，第一個目的是感到當時人們揪張春橋的情緒很熱烈，所以要休會兩天，讓人們頭腦冷靜下來;第二個目的是毛澤東要進行水麵下的活動，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重新整頓自己的隊伍。 

   《毛澤東傳》寫道：

   從8月26日到30日的五天裏，全會各小組一直休會。毛澤東不分晝夜地找人談話或開小會，進一步了解情況。在這期間，毛澤東每天工作達十二、三個小時，有時到淩晨兩三點鍾才返回住所。

　　吳法憲也回憶說：

   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全會休息兩天。這兩天裏，說是“換換空氣”，其實是充滿了一片緊張的氣氛。毛澤東整天召集常委和各大組長開會，反而把我們政治局委員排除在外，這種情況是很不正常的。

　　在這兩天裏，康生、張春橋、姚文元這幫人也活躍起來，他們拚命地做工作拉人，這兩天都是他們在活動。而我們一下子沉默了，一天無所事事，不了解情況，也不好去打聽，隻有去找葉群問問。而葉群卻一再跟我們說：“沒有什麽事情。你們在家不如出去玩玩，散散心。”可我們哪裏有這份心情呢？

　　（93）

　　毛澤東不停地找人談話，主要是團結和整頓自己的隊伍，把大家模糊不清的思想扭轉過來。毛澤東特別注意江青、張春橋等人，要與其他人搞好團結。毛澤東對張春橋成為眾矢之的是有些意外的，他必須做一些挽回和補救工作。關於這點，徐景賢回憶了張春橋請許世友吃飯之事，徐景賢說：

　　毛澤東先後找有關人員作個別談話，做做工作。他找了許世友，又找了張春橋，他特意叮囑張春橋，要請許司令吃一次飯。

　　毛澤東知道許世友和張春橋不和，早在文革初期，許世友任南京軍區司令員，張春橋兼任南京軍區第一政委，張春橋支持造南京軍區的反，許世友當然不高興。這一回在廬山，由於陳伯達和幾條槍杆子的發難，毛澤東覺得許世友和張春橋更有加強團結的必要，所以他親自出馬做調節關係的工作。

　　張春橋在廬山自己住的別墅裏，備了一桌豐盛的筵席，讓廚師做了十幾個菜，廚師還別出心裁地烹調了廬山特有的名菜“三石”：石雞、石魚和石耳。石雞是一種長在山間石洞穴裏的蛙類；石魚是在山澗淸溪裏的魚，肉質特別細嫩肥美；石耳是生長在廬山岩縫裏的一種菌類，很難采集到。“三石”俱全，這桌筵席就真正地上檔次了。

　　張春橋鄭重其事地向許世友發出邀請，許世友也知道這次請客是毛澤東的意思，所以欣然應邀赴宴。這桌筵席隻有兩個人，沒有陪客，兩個人又都善飲。許世友喝茅台量大是有名的，張春橋呢，別看他文縐縐的，喝起茅台來卻很凶。這一次在廬山，許、張兩人第一次開懷暢飲，喝得痛快，把張春橋餐廳裏玻璃櫃子裏的存酒，喝了個精光。

　　會議快結束之前，各分組分別搞一次會餐。華東組的會餐地點設在山坡上的一幢俱樂部裏，許世友特意把張春橋也請來了，作為對張春橋設宴的回請。張春橋和許世友坐在一桌，舉杯對飲，我們作陪。

　　飯吃到一半，空五軍政委陳勵耘，手裏舉著一杯茅台酒，走到張春橋身邊。就是他在8月25日華東組會議上衝著張春橋大吼：“站出來嘛！”

　　現在，陳勵耘那股有恃無恐的氣勢半點也沒有了，他臉上露著不自然的笑容，謙恭地說：“春橋同誌，對不起，多多冒犯，請允許我敬你一杯！”

　　張春橋把眉毛一揚，嘴角略帶微笑回答：“我不在乎。”

　　兩個人碰了一下杯，把不是滋味的酒喝幹了。

　　（94）

　　毛澤東在休會的這兩天裏，通過談話等各種方式，把重要人物都團結到了自己一邊。這時，毛澤東才正式亮出他的牌：打倒陳伯達。

   邱會作回憶說：

　　8月27日下午4點左右，陳伯達叫吳法憲、李作鵬和我到他的住處去談話，對此我們有點猶豫。吳法憲說：陳伯達告訴他。主席叫他找我們的。

　　我們到陳伯達的住處時，我們看到陳伯達精神十分緊張，很沮喪。大家坐下之後，喝了一點熱茶，陳伯達精神的緊張程度稍微紓緩一點，他說：“我叫你們來是經過主席批準的。主席叫我去談了一下，對我有批評，對你們也有批評，主席要我找你們幾位談一下。”

　　陳伯達顛三倒四地說了不少話，在談話的時候，吳法憲拚命記錄，我也幫他記了一些要點。

　　陳伯達說：“毛主席批評了我，說我自以為懂得理論，鼓吹‘天才論’，在華北組起哄。毛主席說我欺騙了你們，你們把我的語錄都燒掉吧。”

　　陳伯達說：“毛主席指責我參加了‘軍事俱樂部’，說我背叛了中央文革小組，要我到江青、康生那裏去承認錯誤，爭取他們的原諒，搞好團結。康生指責我把林副主席綁上了戰車，甘願當叛徒，投靠了軍委辦事組。”

　　陳伯達說：“毛主席一出此言，我腦子就懵了。‘軍事俱樂部’是1959年毛主席講彭德懷的話，怎麽在十年以後又拿同樣的話，講起親密戰友林副主席來了？我是罪孽呀，怎麽把林副主席推到第一線了。”

　　臨走時，陳伯達向吳法憲宣布：“我犯了錯誤，你們幾個今後不要再同我來往了，不要互相打電話，也不要寫信了。”

　　這幾句話，把當時發生的問題的性質都點明了。例如“軍事俱樂部”一詞，是上次廬山會議反彭德懷的用語，康生的話是再明顯不過了，我們問題的性質和彭德懷是一樣的。

　　我們三人都認為，問題一下就嚴重了，就決定到林彪那裏去一下。準備走時，吳法憲說給葉群打個電話，陳伯達聽見後像嚇丟了魂似的，懇求吳胖子千萬不要在他的住處打電話，我們就離開陳伯達的住處。

　　吳法憲說：“我們就直接去林彪的住處，如他不肯見就回來。”

　　李作鵬說：“如果不見，那問題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到了林彪的住處，葉群依舊很熱情，說：“快來，快來。”

　　林彪也親自出來了，我們把陳伯達的話講了一遍，林彪還是很鎮靜，好像對這些是是非非的話有反感，林總隻說了一句：“那是講陳伯達。”

　　對於毛主席同陳伯達的談話，我又專門打電話向總理匯報。總理聽到後也非常吃驚，他認為主席把問題搞嚴重了。

　　（95）

　　周總理真是不辭辛苦，立即找吳法憲、李作鵬和我談話。總理說：“主席的話分量是相當嚴重的，要超過‘二月逆流’，但主席是對陳伯達說的，與對你們說，是有區別的。要是有什麽需要你們注意的，我會向你們打招呼的。但你們講話要慎重，別人豎著耳朵聽你們講話，搞不好要影響林副主席。”

　　我們對總理都存有感激之心。因為最高層搞的這些名堂，我們的確一竅不通。

　　由邱會作的回憶可知，毛澤東做出“打倒陳伯達”的決定，事先既沒有與周恩來商量，更沒有與林彪商量。1969年的“九大”號稱是“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人們普遍認為，“九大”象征著這場文革的高潮已經過去，中央將進入安定團結的時代，再不會發生“打倒”的事情了。事實上，從1969年4月的“九大”到這次廬山會議的一年多時間裏，中央高層的確沒有打倒的事情。

　　陳伯達是中共最高層的五名政治局常委之一，“打倒陳伯達”對整個社會造成的衝擊，必將是非常大的。所以周恩來聽到毛澤東準備打倒陳伯達的消息，感到非常吃驚，認為毛澤東把問題搞嚴重了，中央好不容易出現的安定團結局麵，又要結束了。

　　林彪雖說表現出鎮定的樣子，內心中應該也是震驚的，他也沒想到毛澤東下決心打倒陳伯達，更沒想到毛澤東還提出“軍事俱樂部”，這就是準備要把林彪打成第二個彭德懷。不過林彪也認為，毛澤東現在還不到和自己攤牌的時候，因為此時攤牌，對毛澤東一點好處也沒有。所以林彪暫時還不會有危險，但以後就不好說了。

　　毛澤東之所以讓陳伯達與吳法憲、李作鵬和邱會作私下談話，目的還是想“拉”這三個人。如果吳、李、邱三人聽懂了“軍事俱樂部”含義，馬上求見毛澤東，表示與林彪劃清界限，洗心革麵重新跟隨毛澤東，那麽毛澤東不僅可以放過這三個人，還分化了林彪的隊伍。

　　邱會作說他們對“最高層搞的名堂一竅不通”，這也是實話。陳伯達明明告訴他們三人：這是毛澤東的指示。按照道理，既然是毛澤東派陳伯達跟他們三人談話，那麽在談話之後，他們三人就應該給毛澤東的一個回話。而吳、李、邱三人，似乎根本沒有理解毛澤東指派陳伯達與他們談話，是給他們一個改換門庭的機會。他們三人沒有去找毛澤東，沒有給毛澤東回話，反而去找林彪，又告訴了周恩來，這就枉費了毛澤東的一場安排，於是毛澤東隻得拿掉這三個人了。

　　（96）

　　陳伯達被打倒的性質，與林彪完全不一樣。在毛澤東看來，林彪是妨礙把文革搞到底的絆腳石，不拿掉林彪，文革就要半途而廢。而陳伯達不過是一介書生，沒有多大能量，是本不必要打倒的。

　　雖說毛澤東早就對陳伯達有看法了，自從起草“九大”《政治報告》之後，毛澤東就不用陳伯達了，也不見陳伯達，但這並不意味著毛澤東想要打倒陳伯達。

　　如果陳伯達發現毛澤東疏遠他之後，自甘寂寞，稱病休養，就不會有後來被打倒的悲劇。毛澤東的另一位政治秘書胡喬木，與毛澤東發生矛盾之後，很快就稱病了。胡喬木於1961年8月17日，給毛澤東寫了一信，聲稱自己因病需要請長期病假。

　　毛澤東給胡喬木回信說：“喬木同誌：8月17日信收到，甚念。你須長期休養，不計時日，以愈為度。曹操詩雲：盈縮之期，不獨在天。養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詩宜讀。你似以遷地療養為宜，隨氣候轉移，從事遊山玩水，專看閑書，不看正書，也不管時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作一、二、三年休養打算，不要隻作幾個月打算。如果急於工作，恐又將複發。你的病近似陳雲、林彪、康生諸同誌，林、康因長期休養，病已好了，陳病亦有進步，可以效法。問穀羽好。如你轉地療養，穀宜隨去。以上建議，請你們二人商量酌定。我身心尚好，順告，勿念。毛澤東。1961年8月25日”

　　毛澤東當然知道胡喬木有病隻是借口，真意是退出政壇。毛澤東已經不想再用胡喬木了，可是怎麽處置胡喬木，卻有一點麻煩。現在胡喬木主動提出因病休養，省去了毛澤東處置胡喬木的麻煩，所以毛澤東也很高興，建議胡喬木“從事遊山玩水，專看閑書，不看正書，也不管時事”，安心長期休養。

　　毛澤東信中還特別提到陳雲、林彪、康生三人“長期休養”之事，這三個人的病，明顯地帶有“政治病”的色彩。林彪和康生的病到文革就好了，陳雲的病到毛澤東去世後就好了，胡喬木本人的病在毛澤東去世後也好了。

　　如果陳伯達學胡喬木，向毛澤東提出“長期休養”，毛澤東肯定會欣然同意。這樣一來，陳伯達就很可能保持政治局委員的地位在家休養，一直休養到毛澤東去世後再複出，重登政壇。那樣的話，陳伯達的一生就可以說是十分圓滿了。

　　（97）

　　可惜的是，陳伯達是個不甘寂寞的人，在毛澤東冷落他之後，又去靠近林彪，大概陳伯達天生是個閑不住的人，非要嚐到監獄的滋味才罷休。所以說陳伯達被打倒，很大程度是他自己造成的，隻要陳伯達不介入林彪集團，毛澤東是不會打倒陳伯達的。

　　從毛澤東的角度來看，陳伯達投靠林彪本身就是“老鼠搬家”的行為，這次陳伯達在廬山上又跳出來向張春橋進攻，從側麵向毛澤東發難，更是典型的“背叛”行為。所以毛澤東打倒陳伯達，一方麵是嚴懲“叛徒”，另一方麵是對林彪“敲山震虎”，從側麵打擊林彪。

　　陳伯達沒想到毛澤東會用這麽嚴厲的方式處置他，在毛澤東咄咄逼人的進攻麵前，陳伯達慌了手腳，對應失措，失去了挽回敗局的機會，不僅造成他個人的悲劇，也使林彪陷入非常被動的局麵。從陳伯達的角度來看，雖說不可能全部挽回敗局，但也不至於全軍覆沒，糟糕透頂。

　　陳伯達可挽回敗局的第一件事，是堅持“天才論”沒有錯。

　　當時在極左思潮泛濫的情況下，任何“右”的言論已經沒有存身之地，所以林彪集團隻有打出比江青集團“更左”的言行和旗號，才能反對江青集團，這就是所謂的“打著紅旗反紅旗”。陳伯達這次借著對毛澤東“稱天才”來打擊張春橋，就是要表現得比張春橋“更左”。這樣一來，因為陳伯達的言論比張春橋“更左”，所以要想從陳伯達的言論中揪出錯誤來，反而很不容易。

　　隻要陳伯達堅持自己認為毛澤東是“天才”的看法沒有錯，要想給陳伯達扣一個帽子，倒也很難。即使“毛主席是天才”的這種看法有錯，但這也僅僅是“思想認識”問題，並不是陳伯達做了什麽錯事。既然陳伯達沒有做錯事，隻是對“天才”的看法錯了，那麽這種錯誤就不可能上升到被“打倒”的地步。

　　可是陳伯達自己卻認錯了。陳伯達自己一旦認了錯，別人就救不了他了，隻能被打倒了。更有甚者，因為陳伯達說的“天才論”，其實是林彪的觀點，陳伯達承認自己錯了，也就等於承認林彪的“天才論”錯了，就使林彪陷入非常被動的地步。

　　如果陳伯達堅持“天才論”沒有錯，林彪也配合說“天才論”是合理的，毛澤東處理起來就會很棘手，總不能把林彪和陳伯達認為“毛主席是天才”的觀點，作為一種反動的觀點。

　　（98）

　　陳伯達可挽回敗局的第二件事，是堅持認為張春橋有錯，堅持自己對張春橋的批評是合理的。

　　林彪集團早就在收集江青集團的“黑材料”了，張春橋的黑材料當然也收集了不少。

   邱會作回憶說：上海解放軍二醫大革命組織“紅旗”，搞到了張春橋是叛徒的材料，好像也有張春橋的老婆曆史問題的材料，同時還有姚文元父親姚蓬子的材料。我拿到這些材料不知道怎麽處理，因為張春橋、姚文元不僅是江青的紅人，也是毛主席器重的人。

　　有一次我利用開會的機會，給總理嘀咕了幾句，總理很慎重地說：“這個材料你不要轉給我。”

　　稍等片刻總理又說：“群眾來信我是可以收到的。”

　　總理的話提醒了我，二醫大革命組織，把張春橋叛徒的材料，直接寄給了總理，但事後一點動靜也沒有。

　　早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之前，有一次黃永勝在辦事組說：“搞不清張春橋、姚文元是怎麽回事，說多了主席肯定不高興，但抓住‘眼鏡’(指張春橋)就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在“九大”期間，好像是進入選舉程序的時候，黃永勝悄悄告訴我：“告訴你，眼鏡(指張春橋)是個叛徒，材料轉到主席那裏去了。”

　　毛主席好像並不重視這些材料，因為在選舉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時，張春橋仍然榜上有名。

　　張春橋本來在中央裏就不得人心，再加上林彪集團的人，早就把張春橋各種各樣的問題，在私下悄悄傳開了。他們散布消息說，已經找到張春橋是叛徒的證據，可是張春橋的材料送到毛澤東那裏，毛澤東卻沒有處理。所以眾人對張春橋很有看法，隻要陳伯達堅持認為張春橋有錯，毛澤東也很難說服眾人說張春橋沒有錯。這樣一來，陳伯達還能在大部分高官中間贏得一個好名聲。

　　可是陳伯達自己卻認錯了，陳伯達一旦自己認了錯，就等於承認張春橋沒有錯，也就把張春橋從困境中解救出來。關於張春橋有錯的問題，黃永勝就敢於堅持。黃永勝沒有參加前期的廬山會議，直到陳伯達的事情出來之後，黃永勝才趕來廬山。

　　黃永勝上山後毛澤東找他談話，毛澤東說：“搞突然襲擊，還那樣厲害！張春橋手無寸鐵，你們搞他幹什麽？”

　　黃永勝說：“張春橋不得人心，我們確實有些意見。政治局實際上是不團結的，張春橋起的作用不好。”

　　（99）

　　毛澤東說：“你們能不能讓我看張春橋三年？”

　　黃永勝說：“幾十年來的槍林彈雨，艱苦歲月，我都是跟毛主席的，我都是擁護主席的。但中央文革的一些為人為事，我不能同意。造反派到處衝擊，到處奪權，到處打、砸、搶，我不同意。造反派上麵有人，問題最難辦。”

　　毛澤東說：“你也不讚成文化大革命？”

　　黃永勝說：“我堅決擁護毛主席、林副主席！我不同意的是打、砸、搶。”

　　如果陳伯達能像黃永勝這樣，堅持張春橋有錯，那麽情況反而對陳伯達有利。可是陳伯達這樣的書生膽子小，一看毛澤東要打倒他，就徹底崩潰了，把什麽錯誤都承認下來。

　　陳伯達可挽回敗局的第三件事，是把林彪集團牽扯進去。

　　陳伯達出事後，陳伯達怕連累林彪和林彪集團，就把什麽事情都自己一個人承擔下來，聲稱所有一切都是他一個人幹的，與林彪和林彪集團無關。陳伯達這樣做，或許是出於好心，不牽連別人。如果在一般情況下，陳伯達這麽做或許是對的，但在廬山會議這個特殊的情況下，陳伯達這麽做反而弄巧成拙。

　　本來，陳伯達與林彪和林彪集團的確是有“勾結”的，如果陳伯達坦誠地承認，這件事與吳法憲、邱會作等人有關，甚至承認這件事與林彪和葉群有關，那麽毛澤東反而不好處理陳伯達。

　　毛澤東的拿手好戲是“各個擊破”，如果陳伯達聲明這件事是他和林彪以及林彪集團的人一起策劃的，那麽毛澤東要處理陳伯達，就不得不連林彪和林彪集團的人一起處理，這樣就不是“各個擊破”，而是“一網打盡”了。可是對於毛澤東來說，目前顯然不是“一網打盡”的時機。如果毛澤東硬搞“一網打盡”，在廬山上把林彪和林彪集團揪出來，那麽局勢對毛澤東反而不利。

　　對於毛澤東來說，打倒林彪還不是最難的，最難的是打倒林彪之後，林彪的黨第二把手和接班人位置，就必須有人來填補。毛澤東本來想培養張春橋幾年，等張春橋的威信建立起來之後，在拿掉林彪讓張春橋接班。這次毛澤東因為保張春橋而打倒陳伯達，已經引起眾人的不滿，如果再為了張春橋而打倒林彪，那麽人們的不滿就更大了。因為張春橋已成為眾人怨恨的對象，所以毛澤東再想讓張春橋當接班人就不行了，江青更不行。

　　（100）

　　因此，如果毛澤東此時打倒林彪，張春橋又不能接班，那麽林彪倒台後空出來的黨第二把手的位置，隻能讓周恩來接替。毛澤東費了半天力氣，打倒了林彪，結果卻讓周恩來接班，那麽毛澤東豈不是白費力氣為他人做嫁衣裳？

　　所以毛澤東在沒有準備好的時候，還不能打倒林彪，還不能把林彪端出來，這點林彪看得很清楚，他知道毛澤東不會在現在跟他攤牌。如果陳伯達把林彪牽扯進來，聲稱自己和林彪是一夥的，毛澤東為了避免與林彪攤牌，反而要從輕處理陳伯達。

　　林彪並不怕陳伯達把他牽連進來，倒是怕陳伯達一個人把事情承擔下來，聲稱此事與林彪無關，反而使毛澤東可以對他們“各個擊破”，使林彪更加被動。後來吳法憲要檢討，試圖替林彪責任承擔，保護林彪，林彪卻反對吳法憲這麽做。

   吳法憲回憶說：

　　我向林彪報告說：“周總理要我寫個檢討，主要的意思是為‘副帥’承擔一點責任，錯了我負責。”

　　林彪聽完馬上說：“你不要寫檢討！你沒有錯，講話是我講的，錯了我負責。”

　　我解釋說：“總理的意思是要保護你。”

　　林彪說：“要檢討你檢討，你的檢討我也不看，用你的名義上送。”

　　我看得出，林彪對我寫檢討是不高興的。後來，林立果來到我這裏，對我說：“爸爸的意見，不要你作檢討。他的意思是，有問題要檢討，也要由他來檢討，你沒有責任。”

　　我再一次作了解釋，說是周恩來要我作的檢討，主要目的是為了保護林彪。這個時候，林立果不高興了。

　　林彪知道吳法憲一旦檢討了，吳法憲自己都認錯了，林彪就無法再保吳法憲了，就中了毛澤東“各個擊破”的戰術。如果吳法憲堅持不檢討，林彪集團以及陳伯達死死抱成一團，要不然就全部揪出來，要不然一個也揪不出來，這樣毛澤東反而不好辦，反而會從輕處置他們。隻是吳法憲不懂林彪的意思，又抱著檢討之後就能“過關”的僥幸心理，違背林彪的指示作了檢討，結果使林彪更加被動了。

　　綜上所述，陳伯達被打倒，應該說他自己的責任很大。陳伯達要不然就不要卷入林彪集團，要卷進去，就幹脆和林彪死死卷到一起。如果陳伯達一方麵不認錯，另一方麵公開承認自己與林彪是一夥的，這樣毛澤東反而會從輕處置陳伯達。陳伯達選擇的對應方式，應該說是最“糟”的一種，不但“害”了自己，也“害”了林彪。陳伯達這樣的書生，本來不應該卷入政治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