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彼岸洋插隊
一介教書匠，酷愛自家鄉；寓居多倫多，桑梓永難忘。
（25）
毛澤東與林彪的最根本矛盾，其實並不是“設國家主席”，而是“個人崇拜”的問題。關於“個人崇拜”的宣傳，古今中外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方式是“造神”，第二種方式是“歌功頌德”。
“造神”，封建帝王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把封建帝王塑造成“現人神”。人民之所以要服從帝王的意誌，是因為帝王已經超越了“人”，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神”，所以人民必須服從這個“神”的領導。封建帝王不僅權力是至高無上的，而且說出來的話“句句是法律，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
“歌功頌德”，是近代的造神方式。因為隨著科學的發展，民眾的覺醒，用“神”來蒙蔽人民的手法，越來越行不通了。所以近代領導人的“個人崇拜”，普遍采用“歌功頌德”的方式。比如美國也搞個人崇拜，美國總統華盛頓、林肯等人，都修建有規模巨大的紀念碑、紀念堂等紀念性建築，對這些偉人的曆史功績和功勞進行“歌功頌德”，讓人們崇拜這些偉人，敬仰這些偉人。毛澤東曾對他的老朋友美國記者斯諾說：“你們美國，每個州長，每個總統，每個部長，沒有一批人崇拜的話，他怎麽混得下去呢？”
早在建國之前，中共就開始對毛澤東進行“個人崇拜”的宣傳，當然采用的是“歌功頌德”方式。這是因為，毛澤東確實立下了偉大的曆史功績；另一方麵，對毛澤東進行恰當的“歌功頌德”宣傳，對於國家和民族的凝聚力也是有好處的。
每個國家都需要有自己的一麵旗幟，美國如果沒有華盛頓、林肯這樣的偉人旗幟，它就沒有凝聚力，就很難把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團結為一個整體。對於中國這樣的多民族國家，更需要一個超越民族的偉人旗幟，增強各族人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可是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做的著名“五一八講話”，這是中共高層領導人中，第一個把對毛澤東的“歌功頌德”，上升為“造神”的境地。在“五一八講話”中，林彪這樣說：
“毛主席的言論、文章和革命實踐都表現出他是偉大的無產階級天才。有些人不承認天才，這不是馬克思主義。不能不承認天才，毛主席是天才。我們同毛主席哪一點不同？書我們也讀，但我們讀不懂，或者不很懂，毛主席讀懂了。
辯證法的核心，毛主席在幾十年前就懂了，我們沒有懂。毛主席不但懂了，而且還會熟練地運用。從懂到用，有很大的距離，懂了未必會用。
（26）
毛主席廣泛地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在當代世界上沒有第二個人。十九世紀的天才是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紀的天才是列寧和毛澤東同誌。
不要不服氣，不行就不行；不承認這一點，我們就會犯大錯誤；不看到這一點，就不曉得把無產階級最偉大的天才舵手選為我們的領袖。
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歲、一百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誰反對毛主席，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在毛主席身後，如果有誰做赫魯曉夫那樣的秘密報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毛澤東思想永遠是普遍真理，永遠是我們行動的指南，用毛澤東思想統一全軍全黨，什麽問題都可以解決。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
林彪強調：毛澤東之所以和我們不一樣，是因為毛澤東是“天才”。林彪這裏所謂的“天才”，其實就是不點名地說毛澤東是“神”。因此隻有“神”才可以做到“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林彪整篇講話的意思是：我們是人，毛澤東是神。所以我們不服不行，必須服從毛澤東的領導。
林彪說“誰反對毛主席，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這樣的話，完全是臣子對封建帝王“表忠心”用的話，更是把毛澤東當作帝王對待了；對毛澤東喊“萬歲！萬萬歲！”的口號，也完全是封建帝王的待遇。
那麽林彪心裏真的認為毛澤東是“超天才”，是“現人神”，“句句是真理”嗎？顯然不是。林彪早年就多次懷疑過毛澤東，甚至寫信讓毛澤東把軍隊指揮權交給彭德懷。革命勝利建國後，林彪也沒有迷信毛澤東。1971年林彪外逃之後，中央派人去林彪住的毛家灣，搜查林彪家裏的罪證。從幾萬冊圖書中，發現林彪親筆寫的眉批，其中一些是針對毛澤東的。例如：
“他先為你捏造一個你的意見，然後他來駁你的意見。捏造是老東(指毛澤東)的慣用手法，今後當注意他這一招。”
“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為己，過為人。”
從林彪對毛澤東的這些批語來看，他絕對不是真心地認為毛澤東“句句是真理”。既然林彪吹捧毛澤東“句句是真理”不是出於真心，那必然就是別有用心了。接著問題就來了：林彪的別有用心，是出於對毛澤東的好意？還是出於對毛澤東的惡意呢。
要把這個問題分析清楚，需要把林彪的言行，分成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林彪在1966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前，這時林彪還不是第二把手和接班人，他在黨內的排名僅是第六位。
（27）
第二個階段是林彪在1966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這時林彪一躍變成第二把手和接班人。人的地位變了，他的想法和做法跟著改變，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在林彪做出著名“五一八”講話的1966年5月18日，中央已經發出全國開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這時林彪不得不思考：“毛澤東為什麽要發動這場文化大革命呢？”毛澤東發動文革要打倒劉少奇，這點林彪已經看到，但單單為了打倒劉少奇，似乎不需要搞這麽一場轟轟烈烈的全國性運動。毛澤東的文革，除了打倒劉少奇之外，應該還有別的目的。那麽毛澤東的這個別的目的又是什麽呢？
林彪當時想來想去，認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另一個目的，就是毛澤東想當皇帝。
在林彪還不是接班人的時候，林彪對毛澤東盡管不迷信，但對毛澤東還是充滿感激的，畢竟林彪能有今天的一切，少了毛澤東的栽培是絕對不可能的。因此，那時林彪的想法是：不管毛澤東想幹什麽事，他就要幫毛澤東去做這件事。後來從林彪家中抄出來的圖書眉批，有葉群親筆寫的一條：抓一號(毛澤東)的活思想，抓苗頭，把他想辦的事，列入議事日程上。
葉群的這句話，應該也是林彪的意思，就是好好琢磨毛澤東想辦什麽事，提前主動幫毛澤東去做這件事。這時林彪琢磨出毛澤東“想當皇帝”之後，他就要幫忙讓毛澤東實現“皇帝夢”。
林彪想：毛澤東要當皇帝，必須有人替他先行一步搞宣傳。因此，林彪的“五一八講話”，說毛澤東是“天才”、“句句是真理”、“誰反對毛主席，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完全是把毛澤東當作皇帝來進行宣傳了，是一篇擁戴毛澤東當皇帝的“造神”講話。
林彪本以為他這次琢磨出毛澤東的心思，主動幫毛澤東去實現“皇帝夢”，毛澤東一定會大為高興。但林彪沒有想到這次“拍馬屁拍到馬腿上”，毛澤東不僅沒有誇獎他，反而寫了一封間接批評他的《滴水洞家信》，讓周恩來轉給他看。
林彪看了《滴水洞家信》，馬上明白毛澤東沒有想當皇帝的意思。因為如果毛澤東想當皇帝，那就應該繼續鼓勵林彪這麽做，而不是反對林彪這麽做。之後，林彪沉寂下來，沒有再發表擁戴毛澤東當皇帝的講話。
毛澤東作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他知道時代發展到今天，再試圖當皇帝是不符合世界潮流的。50多年前袁世凱試圖當皇帝，搞得眾叛親離，最後不得不自己狼狽地宣布退位。毛澤東不會再犯袁世凱的錯誤，毛澤東不想當皇帝。
（28）
毛澤東其實並不反對進行適當的“個人崇拜”宣傳，但毛澤東所希望的是近代的“歌功頌德”宣傳，而不是林彪搞的古典“造神”宣傳。毛澤東知道，在人們的思想覺悟已經普遍提高的情況下，進行“造神”宣傳，不但沒有正麵的效果，反而會引起人們的反感，造成負麵的結果。
毛澤東希望林彪搞“歌功頌德”式的宣傳，就像歌曲《東方紅》裏說的那樣：“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毛澤東希望林彪宣傳的時候，強調毛澤東把畢生的精力獻給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強調毛澤東的一生，是為了中國人民翻身當家作主而奮鬥；強調人民擁戴毛澤東是有前提的，那就是毛澤東為中國人民謀幸福。這樣的宣傳，才能拉近毛澤東與人民的距離，使人民真心地擁戴毛澤東。
而林彪搞的“造神”式的宣傳，是反時代而行的。秦始皇時代，人們或許還會相信“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這樣的話。可是到了20世紀的今天，稍微有點頭腦的人，都會懷疑這種“句句是真理”的造神宣傳。“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才”、“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之類的話，人們盡管嘴上不敢提出異議，心中肯定是不相信的。因此，這樣的“造神”宣傳，不僅不能拉近毛澤東與人民的距離，反而引起人們的反感，疏遠了毛澤東與人民之間的感情。
毛澤東本來以為林彪看了他的《滴水洞家信》，會停止這種“造神”宣傳，而林彪不但沒有停，反而變本加厲，調子越來越高。這是為什麽呢？這是因為林彪的地位變了。林彪本來一度停止了“造神”宣傳，可是他在1966年8月當上接班人之後，又重新開始了“造神”宣傳。
林彪本來沒想當接班人，可是一旦當上了，林彪就要當下去，這個原因前文中已經分析過。曆史上的太子，往往是“大好”和“大壞”兩種下場，因此林彪需要鞏固他的太子地位。這時林彪發現，把毛澤東造成“神”，對自己是有利的。
劉少奇曾是接班人，可是毛澤東找個借口就把劉少奇拿下來，因為那時毛澤東還不是“句句是真理”。如果毛澤東成為“句句是真理”的神，那麽毛澤東說過的“林彪是接班人”，也自然就上升為真理，誰也不能推翻，誰也不能懷疑。這樣一來，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就等於有了“皇帝欽定”的保險。
如果說在林彪成為接班人之前，他對毛澤東進行造神宣傳，是出於對毛澤東的“好意”；那麽林彪成為接班人之後對毛澤東進行的造神宣傳，那主要就是為了林彪自己，而不是為了毛澤東了。在林彪成為接班人之後，進行造神宣傳的代表作，就是《〈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
（29）
在林彪的主導下，軍隊中早在1964年就開始出版《毛主席語錄》。不過早期的《毛主席語錄》的《前言》，都是署名“總政治部”，並無林彪個人的名字出現。1966年12月17日，全國報紙在顯著位置發表署名“林彪”的《〈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這時林彪的名字就與《毛主席語錄》掛靠在一起，成為不可分的一部分。人們學《毛主席語錄》之前，先要學林彪的《再版前言》，在宣傳毛澤東的同時，也在宣傳林彪。
林彪的《再版前言》這篇重要的造神文牘，是這樣寫的：
毛澤東同誌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誌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因此，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用毛澤東思想武裝全國人民的頭腦，堅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澤東思想掛帥，是我黨政治思想工作最根本的任務。
廣大工農兵群眾、廣大革命幹部和廣大知識分子，都必須把毛澤東思想真正學到手，做到人人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
學習毛主席著作，要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為了把毛澤東思想真正學到手，要反複學習毛主席的許多基本觀點，有些警句最好要背熟，反複學習，反複運用。
在報紙上，要經常結合實際，刊登毛主席的語錄，供大家學習和運用。幾年來廣大群眾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經驗，證明帶著問題選學毛主席的語錄，是一種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好方法，容易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現在我們偉大的祖國，正在出現一個工農兵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新時代。毛澤東思想為廣大群眾所掌握，就會變成無窮無盡的力量，變成威力無比的精神原子彈。《毛主席語錄》的大量出版，對廣大群眾掌握毛澤東思想，推動我國人民思想革命化，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措施。
希望每個同誌認真地、刻苦地學習，在全國範圍內，掀起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在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下，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科學文化和現代國防的偉大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
林彪的《再版前言》是典型的“造神”宣傳，而不是“歌功頌德”宣傳。《再版前言》隻字不提毛澤東對中國革命事業做出的貢獻和功績，隻字不提毛澤東為人民謀幸福的努力和奮鬥，而是宣稱“毛澤東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天才”。
（30）
林彪號召人們要像讀《聖經》那樣，背誦毛澤東的話，並聲稱毛澤東的話，像《聖經》一樣，具有“立竿見影”的“精神原子彈”威力。
林彪的《再版前言》發表於1966年12月，而林彪在1966年7月就看到了毛澤東的《滴水洞家信》，因此，林彪應該已經知道毛澤東不喜歡這種“造神”宣傳。然而這時林彪卻將錯就錯，繼續進行“造神”宣傳，應該主要是為了他自己了。
另外還有一點值得一提，就是林彪的《再版前言》最後一句話是：“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科學文化和現代國防的偉大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
這個提法，與後來周恩來提出的“四個現代化”差不多完全一致。1966年12月正是文革的高潮時期，林彪的《再版前言》在最後沒有說“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而是提出了“四個現代化”。這樣的思想，幾乎就是後來被批判的“唯生產力論”，也是林彪起草“九大”《政治報告》的主題思想。由此可見，林彪與毛澤東的思想分歧，是由來已久的。
毛澤東曾在一篇新華社電訊稿上，對當時的中宣部長陶鑄批示道：“以後請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頂峰’、‘最高指示’一類的語言。”
毛澤東的這些話，明顯是針對林彪的語言。而陶鑄接到毛澤東的指示後，給毛澤東寫了一個報告，說：中宣部召集首都各報負責人，傳達了主席關於今後不要用‘最高最活’、‘頂峰’、‘最高指示’一類語言的指示，作了討論，大家肯定林彪同誌提出的這些話是正確的。這些話開始從解放軍報宣傳，以後逐漸成為全國普遍運用的語言，非常深入人心。
主席指出：“今後不用這類語言”。大家認為這是偉大領袖的謙遜態度。我們應當按主席的指示辦，但考慮到群眾情緒和當前鬥爭的需要，不宜於突然全部停止使用這類語言，因此，大家建議采取如下的步驟……”
陶鑄反而讚成了林彪的造神宣傳，認為毛澤東反對造神是“謙虛”。陶鑄提出的“不宜突然停止使用這類語言”，等於是抵製了毛澤東的意見，毛澤東對此也無可奈何。
在“造神”宣傳問題上，毛澤東被綁上了林彪的戰車，想下也下不來。這就像毛澤東在《滴水洞家信》中說的：“我曆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這樣的講法過去沒有過，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這叫做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吧。”
（31）
中共“九大”之後，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就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因為上一次的三屆人大是1965年召開的，按照每五年召開一次的原則，四屆人大應該在1970年召開。前麵提到，在召開黨代表大會前，事先要準備好兩份重要文件：《政治報告》和《修改黨章報告》；在召開全國人大前，也要事先準備好兩份重要文件：《政府工作報告》和《修改憲法報告》。
起草《政府工作報告》，理所當然是由周恩來主持，因為政府一直是周恩來主管的；而修改憲法是大事，中央專門成立了一個“憲法起草委員會”，毛澤東為主任，林彪為副主任，但具體起草《修改憲法報告》，毛澤東則指定由康生主持，由張春橋主筆，這就讓陳伯達很不高興。因為新中國1954年製定的《憲法》，就是由陳伯達起草的，所以陳伯達認為他應該主持修改《憲法》。陳伯達不高興，他就跟林彪跟得更緊了。
據林彪秘書張雲生回憶說：1970年夏天，毛家灣內顯得異常忙碌。東院的庭院內，常常停放著一排客人坐乘的小轎車；西院的會客廳，常常坐滿了各種各樣的電影“觀眾”。這些“觀眾”大半是毛家灣特別邀請來的，因為每一場電影隻能容納一、二十人，所映的影片，大部分是進口的外國片，也有一部分是文命前的國產片。這些“觀眾”難道沒看過這些影片嗎？倒也不一定。但不論主人或客人都明白，有幸被毛家灣請去看一次電影，那個“政治含量”是不輕的。
1970年夏天，毛家灣的待客熱有一個很窄的範圍。說來說去就是這些人，從陳伯達到黃、吳、李、邱，他們相聚的時間大都在晚上，力圖避開釣魚台方麵的注意。例如陳伯達到毛家灣來，通常是從釣魚台出發後，先在市內其他地方兜兜圈子，然後再轉向毛家灣。再如，黃、吳、李、邱到毛家灣來“看電影”，也是對釣魚台嚴加保密的。
1970年8月，修改憲法進入收尾階段，8月13日，在康生主持下，中央修改憲法工作小組召開會議，討論《憲法草案》。這次會上，吳法憲同張春橋發生激烈爭吵。對此吳法憲回憶說：
由於我們軍委辦事組和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從“九大”以來就分成兩派，這個問題，也反映到憲法修改小組裏來了。從一些小的問題開始，就逐漸形成了兩派，陳伯達、李作鵬和我是一邊；康生、張春橋是另一邊。在討論問題時，大家都是放開講話的，時常有些爭論之詞，有些爭論還非常激烈。
（32）
8月13日下午，憲法修改小組在中南海懷仁堂繼續開會。這天到會的有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和我。李作鵬因為被周恩來派到青島去處理問題了，沒來開會，紀登奎不知什麽原因也沒有來。
會議進行過程中，陳伯達出去打了幾個電話，長時間不在會場。所以，這一天實際上隻有康生、張春橋和我在那裏開會。
當討論憲法中的國家機構問題時，我說國務院的這一章，應該寫上：“毛澤東思想是國務院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但康生和張春橋一起反對我，他們說：“再寫上就重複了，毛主席也不同意寫。”
其實當時他們的意見應該是對的，可張春橋當時說的幾句話，引起了我的反感。他的第一句話是：“有人口口聲聲馬列主義到處都掛。”
我想這隻是衝著我來的，沒想到他接著又說：“到處堆砌毛澤東思想，並不是馬列主義，有人口口聲聲說天才地，全麵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連赫魯曉夫都是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呢。這簡直是一種諷刺。”
當時我認為，張春橋的話是衝著林彪《<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來的，我就說：“張春橋，你說這話是指誰說的？請你解釋清楚。‘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繼承、捍衛和發展馬列主義’是誰提出來的？你這是在諷刺林副主席吧？你口口聲聲赫魯曉夫，你指的是誰？”
我這話一說，張春橋一下就急了，說：“我不是這個意思，是毛主席說的：赫魯曉夫發展了馬列主義。”
我追問他：“毛主席在哪裏說過？我怎麽沒有聽到過？”
張春橋一時說不上來，當時我們都很激動。我又說：“你今天吹這樣的風是幹什麽？用意何在？毛澤東思想為指針你們不讚成，‘天才地，全麵地，創造性地’三個副詞你也反對，你想借口毛主席的偉大謙虛來貶低毛澤東思想，我堅決反對你這種謬論。”
這時康生也很不冷靜地說：“好、好，在國務院的前麵加上‘以毛澤東思想為指針’就是了。”
我說：“我是個人的意見，寫不寫由你們決定，因為我是憲法修改小組的成員，有權提出個人意見。”
康生說：“對，對，寫上，寫上。”
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文革小組幾個文人，打倒了那麽多的老同誌，現在又公開把矛頭指向了林彪，我心中真是氣憤不過。林副主席有什麽錯，難道又要被打倒嗎？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經過幾十年戰爭和政治鬥爭的考驗，親自選定的接班人，是你張春橋之流能啃得動的嗎？
（33）
現在想起來，給張春橋扣上“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來貶低毛澤東思想”的這頂帽子，也有點捕風捉影，牽強附會。但當時我在很多事情上對張春橋不滿，積怨甚深，也就借題發揮，這樣吵了一通。我和康生、張春橋在這次會議爭吵的情況，李鑫都作了記錄。
據吳法憲回憶，這次爭論是張春橋引發的。本來吳法憲提出“以毛澤東思想為指針”，並不算太大的問題，可是張春橋把話題引到了林彪身上，公然諷刺林彪的三個副詞‘天才地，全麵地，創造性地’，這當然會引起林彪派係的吳法憲跳起來反對。
以張春橋的身份，如果背後沒有人給他撐腰，肯定是不敢公然諷刺林彪的。如果是比較有政治頭腦的高官，聽到張春橋敢說這樣的話，就會猜到張春橋背後有人，不但不會跟張春橋爭吵，反而自己要好好思考一下，張春橋說這些話的用意何在。
但頭腦比較簡單的吳法憲，沒細想為什麽張春橋會這麽大膽，以為隻是張春橋個人的“陰陽怪氣”，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跳起來跟張春橋爭吵。林彪派係的軍人，多半是吳法憲這樣的有勇無謀之人。吳法憲繼續回憶說：
陳伯達打完電話回來後，我告訴他剛剛發生的情況。我說：“老夫子，你這個人，討論憲法三心二意，你跑到哪裏去了？”
陳伯達這時立即對我說：“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見，寫上。”這樣，陳伯達就公開同我站在了一起。
散會以後，我和陳伯達走在一起。我對他說：“今天張春橋實在沒有道理，口口聲聲赫魯曉夫，這明明是反對毛主席，諷刺林副主席嘛!”
陳伯達說：“走，先到我家去。”
我跟著陳伯達到他家後，他對我說：“今天的事情不簡單，你應該向林副主席反映一下，周總理和黃總長那裏也反映一下。”
吳法憲頭腦的確簡單，會後他還對陳伯達大罵張春橋，認為這件事隻是張春橋個人的問題。雖說陳伯達是書生，但政治頭腦還是比吳法憲強許多，立即察覺到“今天的事情不簡單”，讓吳法憲把情況向林彪，周恩來、黃永勝匯報一下。吳法憲繼續回憶說：
我按照陳伯達的意見，首先給周恩來打了一個電話，當時周恩來還沒有睡覺。我把會議情況向他作了詳細的匯報，我說：“關於國務院的指導思想，他們不同意寫上‘以毛澤東思想為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
周恩來說：“我支持你，你批評得好。國務院的指導思想應該加上毛澤東思想，這是應該寫上的。”
（34）
我又告訴總理：“張春橋說，毛主席說過，赫魯曉夫也是天才的，創造性的發展了馬列主義。”
周恩來問：“他是這樣說的嗎？毛主席從來沒有說過這樣的話，我從來沒有聽到毛主席說過這樣的話。”
周恩來還說：“關於設國家主席的問題，這件事情我讚成。”
據吳法憲說，周恩來對他的意見完全表示支持，而且特別說到讚成設國家主席。吳法憲繼續回憶說：
好了，總理的意見有了，我就更有底了。這件事情我是第一個報告周恩來的，因為當時我們和周恩來的關係一直是很融洽，也是很親密的。接著，我又打電話給黃永勝，黃永勝當然全力支持我，他還提出讓李作鵬立即從青島趕回來支持我，不然的話，我和陳伯達在憲法修改小組裏比較孤立。黃永勝表示：“這兩條意見，一是設國家主席，二是以毛澤東思想為指針，一定要堅持。”
當時我還想和林彪、葉群通個話，但夜已經很深了，所以電話沒有打。第二天我才和葉群通了電話，我把會議上的爭論情況告訴了她，並要她轉報林彪。不到一小時，葉群的電話來了，她說：“林彪同誌說，吳法憲的意見是對的，要堅持這兩條(設國家主席和以毛澤東思想指針)，對康生和張春橋駁得好，抓住了他們的尾巴。”
有了林彪的這個態度，周恩來、陳伯達、黃永勝又都支持我，而且李作鵬、邱會作更不會有問題，於是我就打電話和黃永勝商量，下一步如何在政治局會議上與江青、張春橋等人進行鬥爭。這時，李作鵬也趕了回來，我和陳伯達、李作鵬各自查了些書和文件，準備在政治局的會議上再同他們鬥一鬥。
關於此事，邱會作也回憶說：會後，吳法憲報告了周總理，周總理聽後對吳法憲的意見表示支持，周總理明確地說：他從來沒有聽過毛主席說過“赫魯曉夫天才、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這是一個諷刺”的話。周總理還說，他同意設國家主席。周總理關於同意設國家主席的意見，不止和我們說過一次。
關於這次會上的爭論，吳法憲也報告了葉群，葉群很快就傳回了林彪的話：“吳胖子說得好，他立了功，抓住了張春橋的尾巴。”
當然，張春橋會後立即報告了江青，江青又詳報了毛主席。
吳法憲和邱會作的回憶都說，林彪明確支持吳法憲，鼓勵吳法憲跟張春橋鬥。對於這場鬥爭，林彪一點沒有退卻的意思，他讓他的四大金剛以及陳伯達，在會上與張春橋等人好好鬥一鬥。
（35）
不過吳法憲等人可能沒有意識到，他們要鬥的對手，表麵上是張春橋，實際上是毛澤東。這樣，吳法憲就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林彪的棋子，而張春橋是毛澤東的棋子。吳法憲和張春橋的鬥爭，其實就是林彪與毛澤東的代理鬥爭。
邱會作繼續回憶說：8月14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會議由周恩來總理主持，對《憲法草案》最後定稿。會前，軍委辦事組特別召回了在外地檢查工作的李作鵬，以加強戰鬥力量。葉群沒有參加會議，她從北戴河打電話給陳伯達、黃永勝等人，讓他們準備好，在會上跟張春橋鬥。
周總理估計會上要爭鬥起來，他也做了思想準備。周恩來是支持林彪，支持軍委辦事組，支持吳法憲的。周總理的思想是，這些評價是正確的，寫就寫上嘛，張春橋又在人為地添亂。周恩來最討厭人為添亂，使正常工作難以進行。
周總理在會上是很小心的，他拿著《憲法草案》，一條一條地念，念一條討論通過一條。念下麵一條時，總理總是提醒大家：“聽好啊!”
但出人意料之外的是，當總理念到“設國家主席”和“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時，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在會上一言不發，根本沒有爭起來，他們表示同意。
總理似乎感到有些奇怪，他很恭敬地問江青：“江青同誌的意見呢？”
沒想到從來是頤指氣使的江青，竟很和氣地說：“大家討論”。
這樣帶有“設國家主席”和“毛澤東思想指導方針”這些詞句的憲法修改草案，被順利通過了。周恩來如釋重負，終於鬆了一口氣。
林彪知道會議的情況後，卻緊抽了一口氣。林彪太了解毛澤東了，會議出現這樣的結果，肯定有人點撥張春橋、江青等人。林彪認為到廬山(九屆二中全會，8月23日召開)上，會有更大的鬥爭。
林彪是很有眼力的，他看出張春橋、江青等人的突然讓步，讓《憲法草案》順利通過，其實是得到了毛澤東的指點，是毛澤東讓他們故意讓步的。林彪不得不思考：毛澤東在這個關鍵時刻突然讓步，是不是要麻痹和迷惑一下林彪？是不是毛澤東要在幾天後的廬山會議上，發起什麽重大的動作呢？
林彪一點也琢磨不透毛澤東的下一步棋是什麽，這是最讓林彪擔心害怕的。因為毛澤東的戰術，總是出人意料，防不勝防的。因此，林彪下了決心，他在廬山會議上，要先發製人，主動出擊，才能避免被動挨打，才能避免他被毛澤東的戰術打得措手不及。
（36）
1970年8月19日，毛澤東登上廬山，出席中共九屆二中全會，這是毛澤東建國後第三次上廬山。早在19世紀末，外國人看中了廬山這塊避暑勝地，九江租界和漢口租界的外國人紛紛在此興建別墅，後來國民黨軍政要人也再此修建別墅。到抗日戰爭爆發前的1935年，共建成三百多幢別墅，最有名的當屬蔣介石的“美廬別墅”，另外還有汪精衛別墅等。
中共建國後，中央在廬山開過三次會議。第一次是1959年8月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這次毛澤東下榻於廬山上蔣介石的美廬別墅，據說毛澤東進門時曾高喊：“蔣委員長，我來了！”在第一次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寫了《萬言書》，出現一次驚心動魄的黨內鬥爭。
1960年，在廬山上專門為毛澤東修建了一所別墅“蘆林一號”。據說1959年廬山會議時，毛澤東對陪同他的當地官員說：“這裏的山好、水好、人也好。”卻唯獨沒有提到“房子好”。於是聰明的官員就在廬山上專門為毛澤東修建了一幢別墅。
毛澤東第二次上廬山，是1961年9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這次毛澤東入住為他專門修建的“蘆林一號”。1970年8月毛澤東第三次上廬山，也依舊入住“蘆林一號”。而林彪成為接班人之後，聰明的官員也在廬山上，專門為林彪修建了一幢別墅。林彪別墅於1969年建成，所以1970年8月林彪上廬山時，就入住進了專門為他修建的別墅。而周恩來大概是為了拉開自己與毛澤東和林彪的距離，沒有住進以前他曾經住過的馬歇爾公館，居然住進普通的樓房。
據參加這次會議的原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回憶說：這裏都是一幢幢依山而築的小洋房，大多是過去達官貴人以及外國人避暑的別墅，也有一些是解放後新建的招待所和療養院。開全會期間，政治局委員們是一人住一幢，中央委員是兩人往一幢，候補委員是三人合住一幢。每幢別墅都配備了一名服務員，每兩幢房子配備了專門的廚師。他們白天來，晚上去，負責整理房間，做淸潔工作，打茶水和做飯。在房子外麵的樹林裏，警衛戰上們日夜站崗放哨。
周恩來總理是個大忙人，他住在大路旁小賣部附近的一幢普通樓房裏，便於和各地的中央委員們接觸。全會開始前的氣氛是輕鬆的，這從周恩來的神態中也可以感覺到。會前，我們幾個年輕的中央委員相約去看望周恩來和鄧穎超，周恩來穿著一件白色的翻領兩用衫，一條米色的長褲，足登一雙半新的牛皮涼鞋，顯得風度翩翩而又十分精神。
周恩來告訴我們，這次全會的議程很簡單，主要是討論通過《憲法修改草案》，然後提交給四屆人大正式通過後頒布，另外還要討論一下國民經濟計劃等。周恩來說：“會期不長，有三、五天就可以了。”
我們幾個年輕人都驚呼起來：“啊，隻有三、五天？”我們覺得會期太短，看廬山都看不夠。
（37）
這次廬山會議之前，除了毛澤東和林彪之外，包括周恩來在內的高官們，都沒有聞出火藥味。他們以為這次會議將是一次簡單而輕鬆的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原北京市委書記吳德也回憶說：“初到廬山，氣氛並不緊張，我沒有料到會有一場巨大的風波。”
這有點像1959年的廬山會議，當時人們也以為那次會議是一次簡單而輕鬆的會議，沒想到會上彭德懷突然拋出《萬言書》，改變了會議的進程。
在毛澤東上廬山之前，還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據汪東興回憶說：
在廬山會議前，我提前去廬山看毛主席要住的房子。到了廬山一看，在安排毛主席要住的房屋上邊，正在隆隆地炸石頭，當時的江西省委書記程世清，事先也沒有把這件事告訴我。
我問程世清：“這是在搞什麽？”
程世清說：“在修飛機場。”
我不解地問：“怎麽能在這裏修飛機場？”
程世清說：“這塊地方大，飛機降落比較安全。”
我又問他：“你們在這裏修機場，是經過哪裏批準的？”
程世清說：“是軍委批準的。”
我說：“你是什麽時候接到命令的？”
程世清想了一下回答：“命令是前天收到的。”
我又到現場去看了一下，飛機場已經修了大部分，快修好了。
我說：“這個機場就在毛主席住房的上麵，這樣會影響毛主席休息和辦公的。”
程世清說：“那怎麽辦？”
我當時沒答複他，也沒有做聲。我回到杭州，就把修機場的事向毛主席報告了。
毛主席問我：“誰下的命令呀？”
我說：“不知道。”
毛主席說：“你打電話問問總理，他知道不知道。”
我打電話問周總理，周總理說：“我也不知道。”
我說：“這可就麻煩了，你也不知道？”
周總理說：“我問一下。”
周總理問了黃永勝，黃永勝答複周總理說：“我知道有這麽回事，因為當時有些老同誌要去廬山開會，坐汽車不行，坐飛機又快又安全，空軍就準備了幾架直升機。”
周總理問：“你這麽決定，報告了中央嗎？”
黃永勝說：“我報告了林副主席。”
然後，周總理打電話告訴我說：“是林副主席批準的。”
我報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對我也沒說什麽，隻是點了一下頭。
毛澤東對在他的住房周圍大搞土木工事，是十分敏感的，因為劉少奇已經搞過一個“列車竊聽案”，把竊聽器裝到他的專列上。在毛澤東看來，這次林彪下令在“蘆林一號”附近修飛機場，會不會趁著修飛機場的機會，派人在毛澤東的住處悄悄安裝竊聽器，甚至安裝炸彈呢？還有，在毛澤東別墅附近修了飛機場，林彪就可以突然派出大量空降兵，突然從天而降，包圍毛澤東的住所。
（38）
因為在毛澤東別墅附近修飛機場，連周恩來也不知道，這讓毛澤東更加懷疑裏麵“有鬼”，所以毛澤東對此不能不防。後來在廬山會議最激烈的時候，毛澤東曾一度搬出“蘆林一號”，住到了另外的別墅中。在後來的廬山會議上，毛澤東還專門說“大有炸平廬山之勢”，這就是暗指在他的別墅附近修飛機場這件事。
在8月23日九屆二中全會開幕的前一天，毛澤東召集五位政治局常委開會。據列席這次會議的汪東興回憶說：
8月22日下午2時，在廬山毛主席的辦公室，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毛主席、林彪、周總理、陳伯達、康生出席了會議。我列席這次會議，並作記錄。這次會議主要是討論和確定九屆二中全會的議程。
毛主席說：“除了討論修改憲法、經濟計劃問題外，還應該加個形勢問題。據我所知，大家有興趣的是形勢問題。”
康生說：“修改憲法問題搞了很久，憲法委員會也開過第—次會了，全國人民正在討論憲法修改草案。”
毛主席說：“憲法修改草案可以發給大家看，但大家有興趣的還是形勢問題。”
林彪、周總理、陳伯達、康生都表示同意毛主席的建議，並提議由毛主席講形勢問題。
毛主席說：“我主持會議，由總理講形勢吧，修改憲法問題由康生講。”
康生推辭說：“修改憲法問題，也由總理一道講吧。”
毛主席看了康生一眼，然後說：“那你們兩個人去商量解決好了！”
從汪東興的這段回憶，可見這次康生也跟毛澤東有點小小的“頂牛”。毛澤東說要講“形勢問題”，康生卻提出要講“修改憲法”，經毛澤東再次堅持，康生才作罷。不過在毛澤東讓康生講“修改憲法”時，康生又推辭讓周恩來講，於是毛澤東“看了康生一眼”，表示不悅。
這次會上，周恩來和康生都有大會講話，而林彪偏偏沒有大會講話，不免讓林彪覺得他被冷場了。按理說，周恩來已經準備好講“經濟計劃問題”，那麽“形勢問題”就應該讓林彪來講。毛澤東不讓林彪講話，在林彪看來，那就是毛澤東要有意對他“冷場”，要慢慢降低林彪的威信。
在次日的大會之前，林彪突然表示他要講幾句話。本來毛澤東是沒準備讓林彪講話的，可是這次林彪卻“非要”講話，毛澤東也不好駁了林彪的麵子，於是林彪違了毛澤東的意願，成了大會的第一個發言人，而且一講就是一個半小時，這就是林彪著名的“稱天才”講話。這是後話了，這裏還是先看汪東興回憶8月22日的政治局常委會。
（39）
汪東興回憶說：周總理接著談計劃問題。……，談完經濟問題，常委們又議論政治問題。……，毛主席認為會議討論得差不多了，就說：“今天把大會的議程定下來了，會就開到這裏吧！”
8月22日晚8時，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出席九屆二中全會的各大區召集人。周總理、陳伯達、康生傳達了政治局常委會對九屆二中全會議程的安排的討論意見，周總理、陳伯達、康生把常委會討論的情況講完後，讓我作了補充。
汪東興的回憶中，對這次政治局常委會的一些無關緊要的過程，敘述了很多，而把關鍵的“設國家主席”的一件事，卻隱去了。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周恩來年譜》寫道：
1970年8月22日，(周恩來)到毛澤東處參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商定九屆二中全會的會期、議程、分組及在京值班安排等。
關於設國家主席的問題，討論中除毛澤東外，其它四名常委均提出：根據群眾的願望和要求，應實現黨的主席和國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個國家元首、國家主席。
周恩來提出：“如果設國家主席，今後接見外國使節等外交禮儀活動，可由國家主席授權。”
康生說：“設國家主席，這是全黨全國人民的希望，我們在起草憲法修改草案時也這麽希望，但又不敢違反主席關於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處在這一矛盾中，我們感到壓力很大。”
陳伯達說：“如果這次毛主席再擔任國家主席，將對全國人民是一個極大的振奮和鼓舞。”
陳伯達講後，林彪也附和。
毛澤東在會上，仍然堅持不設國家主席、不當國家主席的意見，說：“設國家主席，那是個形式，我提議修改憲法，就是考慮到不要國家主席。如果你們願意要國家主席，你們要好了，反正我不做這個主席。”
毛澤東還強調：“要把這次會議開成一個團結的、勝利的會，而不要開成分裂的、失敗的會。”
《周恩來年譜》的可信度是相當高的，可見在九屆二中全會之前，除毛澤東外的其它四名常委，均提出“設國家主席”的意見。這對於毛澤東來說，不能不說是感到相當大的壓力，甚至有點“逼宮”的味道。對這件事，邱會作回憶錄中也提到了：
8月22日，毛主席在他的住處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毛、林、周、陳伯達、康生出席了會議。會議的目的，主要是毛主席和各常委碰碰頭，並確認一下九屆二中全會的議程。
在常委會中，還討論關於“設國家主席”的問題，這是本次常委會最重要的內容。關於設國家主席的問題，討論中除毛主席外，其他四名常委均提出：“根據群眾的願望和要求，實現黨的主席和國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個國家之首、國家主席。”
（40）
毛主席絕對沒想到在全會還沒有召開，四個常委的就一致提議設國家主席，與林副主席的提議是一致的。因此毛主席剛一上山，就氣鼓鼓的了，尤其是他甚為倚重的康生，也主張設國家主席。
毛主席在常委會上說：“如果你們願意要國家主席，你們要好了，反正我不做這個國家主席”。
毛主席說：“要把這次全會開成一個團結的、勝利的會，而不要開成分裂、失敗的會。”
毛的弦外之音就是：你們不聽我的意見，就是破壞黨的團結。
後來毛主席又說：“關於國家主席，這個不要再提了。如果再繼續這樣搞下去，我就下山，讓你們鬧；再不然，我就辭去黨中央主席職務。”
可是，為什麽不設“國家主席”？毛主席一直沒有講，一直沒有給大家最高指示和“諄諄教導”。
邱會作的回憶，與《周恩來年譜》的記錄大體一致。邱會作繼續回憶說：
當天晚上開政治局會議，主要是總理、陳伯達、康生傳達政治局常委會的精神。我記得總理並沒有說什麽大的問題，總理在晚上的政治局會議上，也沒有傳達常委會上，主席和四常委對“設國家主席”問題的態度。
總理說：“今天下午，在主席那裏開了常委會。主席同林副主席說，他以前說過的那些問題(沒有點明什麽問題，後來汪東興補充發言時給點出來了)，這次好好說一下。明天下午三點是開幕式，會議從二十四日開始，主要是小組會。我們大家都要參加小組會議，身體不好的，還是以休息為主，其他人也不要放棄這次休息的好機會。”
吳法憲、李作鵬和我同時提出：“我們最希望總理能休息一下。”
總理講完後，對汪東興說：“你來做補充。”
汪東興接著發了言，他說：“我首先聲明，我是中央辦公廳的工作人員，列席了中央常委會。主席在會上談的問題，我做點補充傳達。主席說：‘九大以後，有的人在後麵搞了一些活動，這些都是見不得人的事，那些事也搞到總理和伯達同誌頭上去了(指5月17日，江青找部分政治局委員談話的事)。這些事，在中央全會上應當講清楚，這對黨的團結是有利的。’”
汪東興平時還是一個挺嚴謹的人，今天的確比較隨意，也許他有意找機會抨擊江青，出江青的洋相。汪東興在補充中說的內容，總理都沒有講到，汪東興竟然敢“補充”出來。當時康生就很生氣，胡子翹得老高。散會後，康生走過汪東興身邊時說：“革命這麽多年，還是個警衛員的水平。”
我看當時汪東興樣子，有些不以為然。後來，陳伯達下台之後，康生在政治局會議上，以亂傳達毛主席的講話，指責了汪東興。
汪東興這個人，我跟他打交道較多，不過都是些具體事務，對他也不很了解。我認為這個人的主要特點有兩個：一是裝腔作勢；二是肚子裏事不少。至於他的辦事能力，康生說他隻是個“警衛員的水平”，當然有點挖苦人，汪東興還是有能力的。
（41）
自從毛澤東1943年成為中共第一把手以來，他的意見被所有的政治局常委反對，這是第一次。在1966年8月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還是以政治局常委中的微弱多數，勉強通過了罷免劉少奇。這次毛澤東要對付的林彪，顯然比劉少奇難對付多了。
政治家的最主要能力，就是團結人。周恩來在黨內的地位撼不動，就是得益於他超強的團結人的能力。看來林彪團結人的能力也是一流的，不僅把毛澤東的筆杆子陳伯達拉了過去，這次連康生都被林彪團結過去了，這不能不讓毛澤東暗吸一口冷氣。
毛澤東本以為林彪是彭德懷那樣的一介武夫，沒想林彪打政治仗的水平也是一流的。在平時百事不管的林彪，到了關鍵時刻，就像換了一個人一樣，這就是所謂“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的高手。毛澤東意識到自己小看了林彪的政治能力。
在政治局常委中遭遇“四比一”的絕對劣勢，一般人就會屈服，但毛澤東卻不會，如果屈服了也就不是毛澤東了。有人說：毛澤東不遵從“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這是“個人獨裁”的表現。
這種說法，是學者們喜歡翻弄的書本教條；而對於大腕級政治家來說，他們從來不把“少數服從多數”看作是一種需要遵循的原則，而僅僅看作是一種政治手段而已。
“少數服從多數”的問題，需要辯證地看待。往往真理在開始階段，總是掌握在少數人手裏的。如果在真理的開始階段，就必須遵從“少數服從多數”，那麽真理就會扼死在搖籃中。
僅上井岡山為例。1927年中共大部分中央委員，都反對毛澤東上井岡山搞農村根據地，那時多數中央委員認為蘇聯模式的大城市暴動，才是正確的道路。
毛澤東上井岡山，違反大多數中央委員的意見，違反了“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但後來的事實證明，大多數中央委員的意見是謬誤，而毛澤東的少數意見倒是正確的。
如果當年毛澤東遵從“少數服從多數”原則，跟著搞大城市暴動，那麽中共今天還在上海租界裏爭吵不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江山了。
再比如說1976年華國鋒“粉碎四人幫”，也是違反“少數服從多數”原則的。據參與此事的吳德回憶：“在為毛澤東治喪期間，華國鋒、李先念、陳錫聯、紀登奎和我，在國務院後邊的會議室裏，議論過解決‘四人幫’的問題。”
（42）
“我們分析了當時中央委員的成員情況，我們認識到：在中央委員會投票解決‘四人幫’，我們沒有把握。‘十大’選舉中央委員時，‘四人幫’利用他們手中的權力，把許多屬於他們幫派的人和造反派頭頭塞進了中央委員會。如果召開中央委員會，在會上投票解決問題，是要冒風險的，采取‘隔離審查’的辦法才是上策。我們一直討論到早晨五點，認識一致了。”
吳德回憶的情況，非常典型地表現出政治家們對“少數服從多數”的態度。華國鋒等人的看法是：如果能夠在中央委員會取得多數，就用“少數服從多數”的方法來罷免“四人幫”；如果不能在中央委員會取得多數，就用“隔離審查”的方法抓捕“四人幫”。
很顯然，他們把“少數服從多數”原則，隻不過是當作一個“工具”來用，能用就用，不能用就不用，沒有一個人主張要把“少數服從多數”當作必須遵循的原則。
現在大部分人都說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問題上立了功，如果當時華國鋒遵循“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四人幫”就很可能粉碎不了，後來的“改革開放”也就不會有了。
因此，“少數服從多數”並不能教條地遵守，而是要看兩個問題：第一、那個“多數派”是不是代表正確的道路，代表正確的發展方向；第二、那個“多數”人的意見是不是正確的。華國鋒的立功，就是在於他沒有教條地遵從“少數服從多數”原則，因此被稱為“英明果斷”。
在毛澤東看來，盡管這次林彪為首的四個人的意見是多數意見，但這個意見對不對呢？毛澤東認為他們的意見不對，更認為他們四人不是正確路線的代表。
因此，從毛澤東的立場來看，是不應該遵從他們的多數意見的。不能簡單地把這個行為，說成是毛澤東“個人獨裁”，不尊重大多數人的意見。
當然，毛澤東要想反對掉政治局常委的多數意見，肯定不能像華國鋒那樣派軍隊來解決問題，必須用和平的手段來解決，這就需要高超的政治手腕了。毛澤東首先要搞定的人，當然還是周恩來。對付周恩來，毛澤東依舊是“一手硬，一手軟”的老辦法。
毛澤東對周恩來“一手軟”的辦法，就是向周恩來示好，拉攏一下周恩來。
（43）
據邱會作的回憶，汪東興向大家透露了一個消息，毛澤東曾在那次常委會上說：“九大以後，有的人在後麵搞了一些活動，那些事也搞到總理和伯達同誌頭上去了。這些事在中央全會上應當講清楚，這對黨的團結是有利的。”
毛澤東說的事，是指1970年5月江青找黃永勝等軍委辦事組的人談話，說周恩來和陳伯達的壞話，試圖拉攏軍委辦事組的人。這次談話，引起了周恩來對毛澤東的懷疑。現在，毛澤東要團結周恩來，所以趕快想把這件事情解釋清楚，向周恩來示好。
毛澤東本來準備安排江青做一個檢討，向周恩來說明，這件事隻是江青的個人行為，與毛澤東無關，以免周恩來懷疑毛澤東是江青的背後指使。所以毛澤東說：“這些事講清楚，對黨的團結是有利的。”隻是因為後來林彪先發製人，先發表了“稱天才”的講話，改變了大會的議事日程，江青檢討之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毛澤東對周恩來“一手硬”的辦法，還是過去“重上井岡山”的老辦法。毛澤東再次放“狠話”說：“關於國家主席，這個不要再提了。如果再繼續這樣搞下去，我就下山，讓你們鬧；再不然，我就辭去黨中央主席職務。”毛澤東的這些“狠話”，對林彪無效，對周恩來還是很有效的。周恩來的哲學是“顧全大局”，就怕黨內大亂，天下大亂，一旦遇到毛澤東要“豁出去”，周恩來就讓步了。
1969年8月23日下午，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禮堂開幕，255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到會。毛澤東主持開幕式。在開幕之前，政治局的五位常委先在禮堂的小會議室碰頭，最後確認一下情況。據汪東興回憶說：
開幕前，政治局常委在禮堂的小會議室集合。毛主席問周總理和康生：“你們誰先講啊？”
毛主席剛說完這句話，林彪突然說：“我要講點意見。”
林彪提出要講話後，周總理和康生都說：“那好吧，你先講。”
林彪要講話，講些什麽內容，多數常委事先都不知道。在常委會討論九屆二中全會議程時，林彪並沒有說這個問題。
毛主席看了看林彪，說：“你們三人講吧！”
這時，開會的鈴聲響了，常委們進入會場並在台上就座。毛主席主持開會，周總理宣布全會議程，林彪首先講話。
（44）
據汪東興的回憶，本來沒有林彪的講話，而是林彪在開會前，突然提出“要講點意見”，毛澤東不得不同意林彪講話。另外由於林彪的地位高，所以周總理和康生都讓給林彪先講。可是另一位當事人陳伯達的回憶，又與汪東興的有所不同。陳伯達回憶說：
九屆二中全會正式開會前，林彪單獨和毛主席在一個房間談話，周總理和我，還有其他人，在另一個房間等著，等的時間不短。他們談完後出來，大會開了。原定議程是康生報告憲法草案的問題，並沒有林彪講話的安排，但林彪突然搶先講話，記得是講關於憲法草案寫毛澤東思想的問題和關於天才的問題。林彪講話似乎有一個擬稿，但語言無序。林彪講後，康生便要我也先講，我沒有講。於是康生夾七夾八地講了，並引用當時林彪的幾句話。
散會後，我去問林彪，他的講話是否事先同毛主席談過，林彪說：他的講話是毛主席知道的。我愚蠢至極，竟相信了。這件事，我本應直接去問毛主席，可是已有很長一段時間，我求見毛主席很困難，每次求見時，毛主席的秘書徐業夫總是說毛主席有事，慢慢地我就不去主動求見毛主席了。
陳伯達的這段回憶，經常被人斷章取義，用來證明毛澤東事先知道林彪的這次講話內容，這個問題放在後麵專門介紹。
陳伯達提到，毛澤東和林彪在開會之前，曾經兩個人單獨談了很長時間，他和周恩來、康生在外麵等。這點與汪東興的說法不一樣，汪東興說政治局常委五個人在一起談話，而不是毛澤東和林彪單獨講話。
關於這個問題，邱會作回憶中是這樣說的：
8月23日下午3時，全會在小禮堂開幕。但常委們一直沒有出來，大約等了40分鍾，毛主席、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五人才走出來在台上就座。政治局委員和元帥們坐在台下前排。
全會由毛主席主持，主席宣布：“我們的二中全會，現在開幕！”
然後，毛主席左看右看地看了一下林彪、周恩來，之後即說：“請林彪同誌講話。”
林總對毛主席笑笑地說：“好，我說幾句。”
毛主席又接著說了一句：“現在，請林彪同誌講話。”
林彪的講話，不到兩個小時。平心而論，林彪的話講得很一般，問題也不是講得很清楚，但事後產生這麽大的反響，真是意料之外。
（45）
另據參加這次會議的憲法修改小組楊福雲回憶說：
8月23日下午3時前，我們早早到了會場，我們幾個還未近距離見過毛主席，今天是難得的機會。我們早到會場，坐在前麵。時間過了下午 3時，中央常委還沒有出現在主席台上，直到3時45分，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才走上主席台，會場上爆發熱烈的掌聲。
毛澤東坐在主席台正中間，他左邊坐著林彪、陳伯達，右邊坐著周恩來、康生。他們一就座，記者一擁而上，拍電影、拍照。強光罩著毛澤東，很快他就不耐煩了，打手勢，叫他們趕快離開。
周恩來馬上示意記者，叫他們停止拍照，關燈。五位常委，都顯得很嚴肅，誰都沒有笑容。我當時想，中央全會理該這麽嚴肅。
毛澤東宣布全會開幕，然後說：“今天誰先說？恩來，你報告一下議程。”
周恩來宣布全會的三項議程，並傳達了毛澤東關於把全會“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的意見。周恩來傳達完後，毛澤東問：“還有誰講？”
林彪說：“我講幾句。”
毛澤東看林彪一眼，沒有說什麽。
另據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中說：(《陳伯達傳》提到毛澤東與林彪單獨談話)但是，毛澤東和林彪兩人究竟談了些什麽，書中沒有提及。實際上，這是陳伯達故意使用的曲筆，有難言之隱罷了。倒是吳法憲在保外就醫後，接受本書作者的訪問時，回答了這個問題。
不過，吳法憲當時也有很大顧慮，一再向作者表示：“這一點，我過去不敢講”，然後披露了毛、林之間這次談話的內容，這是葉群事後親口告訴他的。
吳法憲回憶說：“本來，葉群已經在山下為林彪準備好了講話稿。林彪上山後，開始是不準備講話的。後來開大會前，常委在後麵休息室裏閑談，林彪問主席：“我想講話行不行？”
主席問：“講什麽？”
林說：“聽吳法憲講，在討論憲法修改草案時發生了爭論，張春橋不讚成寫上國家機構要以毛澤東思想為指針，還說赫魯曉夫天才地創造發展了馬列主義，我想講講這個問題。”
主席聽了後說：“這不是張的意見，是江青的意見，是江青在背後搞的鬼，你可以講，但不要點張的名字。”
此外，散會後，葉群也向陳伯達、李作鵬、邱會作等人交待說：“林總的講話，是對陸定一式人物不點名的批判，他在事前報告了毛主席。”
陳伯達為此在當晚還專門跑去問過林彪。林彪沒有從正麵回答，反而問他是聽誰說的。當陳伯達表示是聽葉群講的之後，林彪叮囑道：“這事你知道就行了。”
關於上述幾個人回憶的不同，以及高文謙提供的吳法憲的話，我們將在下麵分析。
（46）
按照官方的見解，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的“稱天才”講話，是暴露林彪“篡黨奪權”野心的最重要證據之一，是瞞著毛澤東和黨中央搞的一次“突然襲擊”。1971年毛澤東在“南巡講話”中也說：“林彪同誌那個講話，沒有同我商量，也沒有給我看。”
中共高官在公開場合上講話，一般來說，如果是短暫的講話，講話內容當然不必經過上級批準。但如果是長篇講話，比如林彪“稱天才”那樣長達一個半小時的長篇講話，講話內容就應該經過上級批準，或經過集體討論。黨員在公共場合擅自發表與中央精神不同的個人意見，要作為違紀論處。林彪這次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的長篇講話，事先沒有經過黨中央主席毛澤東的同意，也沒有經過中央討論，所以從黨紀上來說，林彪的講話是有違紀問題的。
然而，近年來一些試圖為林彪“翻案”的人，試圖“顛覆”過去官方的見解。他們著書撰文，聲稱林彪的“稱天才”講話，事先得到過毛澤東的同意，並反過來說毛澤東的話“林彪沒有同我商量，也沒有給我看”，反而是不實之詞。進一步，他們又因此而推論出林彪被“冤枉”了，林彪事件要翻案。
這種“新見解”真的有道理嗎？在這裏特別進行一些分析。
現在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林彪事先向毛澤東提交過“稱天才”講話的書麵文稿，更沒有毛澤東在林彪講話稿上“畫圈”同意的書麵證據。所以持“新見解”的人，聲稱毛澤東在與林彪談話的時候，“口頭上”同意了林彪的講話。那麽林彪和毛澤東在什麽時候進行過交談呢？
毛澤東於1970年8月19日乘專列到九江，然後換汽車上廬山；林彪於8月20日乘飛機到九江機場，然後換汽車上廬山；周恩來也於8月20日晚到廬山。九屆二中全會8月23日開幕，在開會前的8月20日到23日的三天時間內，毛澤東和林彪都在廬山上，可以說住得近在咫尺。在開會前的這三天時間內，毛澤東與林彪見過麵，談過話嗎？沒有。毛澤東與林彪在這三天內，沒有任何單獨接觸。
這似乎不符合“親密戰友”應有的氣氛，但事實卻是這樣。毛澤東肯定是沒有召見林彪，那麽林彪主動提出求見過毛澤東嗎？也沒有林彪主動求見求毛澤東的記載。甚至，連周恩來也沒有主動求見過毛澤東，毛澤東當然也沒有召見過周恩來單獨談話。
據《周恩來年譜》記載：1970年8月21日，(周恩來)就即將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議程等問題，書麵報毛澤東、林彪。……，先後到林彪、康生、陳伯達、江青處談話。
在8月21日這一天，周恩來把九屆二中全會議程等問題，隻是用書麵形式呈報毛澤東和林彪，沒有與毛澤東單獨談話。相反，周恩來到林彪的住處，與林彪進行過單獨談話。可見此時周恩來與林彪之間的情感熱度，是高於毛澤東的。
（47）
在周恩來與林彪單獨談話後的第二天8月22日，毛澤東召集政治局常委開碰頭會，這次會上四位常委向毛澤東提出“設國家主席”的問題，這件事前麵已經說過。
8月22日的常委碰頭會，是林彪上廬山之後，第一次與毛澤東見麵。但在這次會上，林彪並沒有提出他在第二天的開幕式上要講話。8月22日的常委會之後，林彪和周恩來都沒有與毛澤東單獨談過話。
在8月23日上午，林彪和毛澤東沒有見麵，隻是到了8月23日下午3時前，林彪才與毛澤東見麵，這時距離林彪發表他的“稱天才”講話，已經不到一個小時了。
這次林彪與毛澤東的見麵，是單獨談話呢？還是有其他人在場？這個問題有兩種說法：第一種說法是林彪與毛澤東不是單獨談話，而是五位常委在會前碰頭時，林彪向毛澤東提出他要在大會上講話。
第一種說法的根據主要有兩個：一個是來自《汪東興回憶錄》：開幕前，政治局常委在禮堂的小會議室集合。毛主席問周總理和康生：“你們誰先講啊？”
毛主席剛說完這句話，林彪突然說：“我要講點意見。”
林彪提出要講話後，周總理和康生都說：“那好吧，你先講。”
毛主席看了看林彪，說：“你們三人講吧！”
第一種說法的另一個根據，來自《晚年周恩來》作者高文謙獨家提供的吳法憲的回憶。在吳法憲自己的《吳法憲回憶》中，並無這樣的內容。高文謙提供的吳法憲回憶說：
開大會前，常委在後麵休息室裏閑談，林彪問主席：“我想講話行不行？”
主席問：“講什麽？”
林說：“聽吳法憲講，張春橋不讚成寫上國家機構要以毛澤東思想為指針，還說赫魯曉夫天才地創造發展了馬列主義，我想講講這個問題。”
主席聽了後說：“這不是張的意見，是江青的意見，是江青在背後搞的鬼。你可以講，但不要點張的名字。”
據汪東興說：林彪在開會前，當著其他常委的麵，突然提出要在大會上講話。毛澤東同意林彪講話，但毛澤東並不知道林彪要講什麽，所以這不能算是毛澤東“同意”了林彪的講話內容。
再據高文謙提供的吳法憲回憶說：在開大會前，常委們在休息室裏閑談的時候，林彪突然提出要在大會上講話。這也就是說，林彪是在休息室裏，當著其他常委的麵，向毛澤東提出講話的要求。
毛澤東問林彪要講什麽？林彪簡單說講張春橋的問題。毛澤東說這不是張春橋的問題，而是江青搞鬼，並要林彪講話時不要點張春橋的名字。
高文謙提供的吳法憲回憶，有不少不符合邏輯的地方：
一、張春橋當時已是政治局委員，對於一個政治局委員，必須經過中央討論決議，才能在大會上點名批評。林彪無論如何不可能擅自點名批評張春橋，這根本不需要毛澤東提醒林彪，這種常識林彪應該是有的。因此，毛澤東特別提醒林彪“不要點張春橋的名字”，反而顯著很不自然。
（48）
二、毛澤東說“江青在背後搞鬼”這樣的口氣，顯然表現出毛澤東支持林彪，而不支持江青或張春橋。如果是這樣，那麽為什麽後來毛澤東的態度會發生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又轉而公開支持江青或張春橋呢？所以毛澤東在這裏表示支持林彪，是不合理的，否則就無法解釋毛澤東後來的態度。
關於這次林彪與毛澤東見麵的第二種說法，是來自陳伯達的回憶。陳伯達說：毛澤東和林彪在開會之前，曾經兩個人單獨談了很長時間，我和周恩來、康生在外麵等。
陳伯達的第二種說法，有一個有力的旁證，就是大會原定下午3時開幕。在3時前，所有中央委員，包括邱會作等政治局委員，都已經在座位上就座，就等著五位政治局常委出來。可是五位政治局常委遲遲不出來，一直讓眾人等了45分鍾，五位常委才出來。
如果按照汪東興的說法，林彪與毛澤東的談話時間不到一分鍾就完了，沒必要讓眾人等45分鍾；同樣按照高文謙提供的吳法憲回憶，林彪與毛澤東的談話也不過幾分鍾就完了，也沒必要讓眾人等45分鍾。
怎樣解釋五位常委遲了45分鍾才出來這個事實呢？在這個問題上，陳伯達的說法是合乎邏輯。因此我們認為，毛澤東與林彪在會前曾經進行過一次長時間的單獨談話。
毛澤東與林彪單獨談話的內容，第三者無法知道，毛澤東和林彪後來也都沒有提起過他們兩人的談話內容，因此，這次談話內容就成為千古之謎了。但不管怎麽說，這次談話肯定是不愉快的，兩個人的矛盾不但沒有消解，反而激化了。在這次談話之後，林彪馬上發表了他的“稱天才”講話，使兩人關係進入難於逆轉的對立時期。
陳伯達還回憶說：散會後，我去問林彪，他的講話是否事先同毛主席談過？林彪說：他的講話是毛主席知道的。我愚蠢至極，竟相信了。這件事，我本應直接去問毛主席。
陳伯達的這段回憶，本意是說，自己被林彪所騙，居然還愚蠢地相信了林彪。聯係前後語言，陳伯達的意思很明顯，他強調“毛澤東事先不知道林彪的講話內容”。
不少為林彪翻案的人，在引用陳伯達的這段回憶時，刪去了“我愚蠢至極，竟相信了……”後半句話，隻是斷章取義地引用前半句話：“散會後，我去問林彪，他的講話是否事先同毛主席談過，林彪說：他的講話是毛主席知道的。”
這些為林彪翻案的人，就根據這個斷章取義的前半句話，撰文下結論說：“據陳伯達回憶，毛澤東事先知道林彪的講話內容。”這樣的斷章取義，完全違反了陳伯達原話的本意。所以毛澤東事先知道林彪的講話內容，是沒有根據的。
綜上所述，近年來為林彪翻案的這種“新見解”，其實並沒有站得住腳的證據，不過是一種炒作而已。在這一點上，還是官方的見解站得住腳，毛澤東說的“林彪同誌那個講話，沒有同我商量，也沒有給我看。”也是站得住腳的。
（49）
1970年8月23日九屆二中全會開幕，毛澤東主持開幕式，周恩來宣布全會議程，之後林彪作了長篇發言，這就是後來著名的“稱天才”發言。林彪的這個發言，是會議日程中原來沒有的，不過絕大部分參會人員，對此並沒有在意，他們根本沒有想到林彪會“別有用心”，更不可能懷疑這個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因此，林彪講話時，眾人依舊給予非常熱烈的鼓掌歡迎。
林彪這個長篇講話，大部分內容是他一貫對毛澤東的高度評價，都是冠冕堂皇的，不了解高層內情的一般中央委員，根本聽不出林彪的講話有什麽異樣。當時作為一般中央委員參會的吳德回憶說：“我當時認為林彪是代表中央講話的，沒有感覺出林彪的講話有什麽特別的意思。”
但是作為黨和國家的最高層的政治局委員們，聽了林彪這個所謂的“即興講話”，就馬上感覺到非同小可。林彪講話的關鍵內容，夾雜在空話、套話之中，不知內情的人，一聽而過毫無印象，而知道內情的人，就體會出林彪的講話大有深意。
林彪說：昨天下午，主席召集了常委會，對這次會議作了重要指示，我完全擁護主席的指示。這次全會的三個題目，即憲法問題，計劃問題，戰備問題，是全國人民政治生活中間的三件大事。我同意恩來同誌剛才所講的關於這次會議的議程安排。
林彪在講話的開始，和往常一樣，先說“我完全擁護主席……”之類的套話，然後又特別提到周恩來，說“我同意恩來同誌剛才所講的議程安排”，林彪這裏是對周恩來拉攏一下感情。
林彪繼續說：這次我研究了這個憲法，它表現出這樣的特點：就是突出毛主席在全國的領導地位；肯定毛主席的偉大領袖、國家元首、最高統帥的這種地位；肯定毛澤東思想作為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這一點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憲法的形式把這些固定下來非常好，非常好！可以說是憲法的靈魂，是《憲法》三十條中間，在我看來是最重要的一條。
毛主席的領導，可以說是我們勝利的各種因素中間的決定因素。這是大量的、長時期的、重大的事實上所鐵一般地證明了的事情。差不多可以說：我們的工作是前進或後退，是勝利或者是失敗，都取決於毛主席對中央的領導地位是鞏固，還是不鞏固。凡是碰到毛主席的思想不能貫徹的時候，就使革命受到挫折、失敗；得到貫徹的時候，就蓬勃地發展。可以說這已是我們看慣了的事情，其例子是不勝列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