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四八（崇新嶽 百思峰 ）

 

第21節   林彪事件(上)

　　（1）

 

　　雖說“九一三”事件已經過去42年了，但對林彪事件的研究，似乎是走入了歧途，結果越研究越糊塗。國內、海外的研究者們，把關注點放在具體的細節上，比如林立果怎麽策劃暗殺計劃，林彪怎樣倉惶出逃，卻忽視了最關鍵的動機問題：林彪出逃的動機何在？

　　曆史案件和現實案件一樣，動機是理解案情最重要的東西。搞不清作案動機的案件，自然讓人感到無法理解，感到撲朔迷離。人們認為林彪事件撲朔迷離，其原因就是想不通林彪為什麽出逃。

　　關於林彪的動機，目前主要有兩種說法，但說服力都不強。第一種說法是來自1972年中央對林彪事件的定性：林彪是因為篡黨奪權的陰謀暴露，迫不得已乘飛機外逃。在第一種說法中，毛澤東對林彪是仁至義盡的，一點責任沒有，林彪事件完全是因為林彪個人野心膨脹的結果。這種說法可以自圓其說，但卻沒有足夠的證據讓人們信服。

　　林彪篡黨奪權的陰謀，其證據主要有兩個：第一個證據是林彪爭當國家主席；第二個證據是林立果搞的“五七一”計劃。第一個證據的林彪爭當國家主席，其實完全是光明正大搞的，談不上什麽陰謀。如果林彪真的策劃暗殺毛澤東，那一切都應該在暗中進行，就沒有必要爭當國家主席，主動把自己的篡黨奪權“陰謀”暴露出來。

　　第二個證據倒是非常符合陰謀論，可是不符合林彪的性格。林彪是一位身經百戰的將軍，他應該非常清楚，靠林立果那幾個人的“小艦隊”，要想暗殺毛澤東，成功的可能性百分之一都不到。林彪絕不是一個莽漢，所以他不可能拿自己的全家性命押寶，去幹一件成功的可能性不到百分之一的“五七一”計劃。

　　由於林彪動機的第一種說法難於讓人信服，從1980年代末開始，又出現了第二種說法。比如著名文革專家王年一教授提出：“九一三事件是給逼出來的，甚至可以說是毛澤東製造出來的。”原中央文獻研究室的高文謙在《晚年周恩來》一書中，有一小節《把林彪逼上絕路》，也聲稱林彪是被毛澤東“逼”走的。

　　在第二種說法中，林彪對毛澤東是仁至義盡的，一點責任沒有，林彪事件完全是因為毛澤東“逼”林彪的結果。關於這種說法，很多人舉出不少的“證據”，但他們都無法解釋一個最根本的問題：“逼”走林彪對毛澤東有什麽好處？

　　從後來的事情發展來看，毛澤東可以說是林彪事件的最大受害者，林彪出逃對毛澤東沒有任何好處可言。毛澤東“逼”林彪出逃，等於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毛澤東還不至於愚蠢到這樣的地步。因此“九一三事件是毛澤東逼出來的”這種說法，是不符合邏輯的。

　　毛澤東單方麵主動“逼”林彪出逃，是不符合邏輯的；林彪單方麵主動“篡黨奪權”，也沒有令人信服的證據，因此，合理的解釋是：“九一三”事件並不是毛澤東或林彪單方麵造成的，它是雙方各種矛盾和鬥爭激化的結果，這也就是諺語說的“一個巴掌拍不響”。

　　其實，“九一三”事件使毛澤東和林彪兩敗俱傷，誰也沒有好處，因此“九一三”事件應該是毛澤東和林彪雙方都不願意看到的。既然“九一三”事件是毛澤東和林彪都不願意看到的，那為什麽又發生了呢？這就應驗了一句哲學名言：曆史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

　　（2）

　　我們要理解林彪事件，在分析它的細節之前，要先考慮兩個最基本的問題：一、林彪與毛澤東的矛盾，是可以調和的，還是不可調和的？或者說是“敵我矛盾”？還是“人民內部矛盾”？二、“九一三”事件是林彪與毛澤東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還是偶發事件？

　　我們先分析第一個基本問題：矛盾是否可以調和。從毛澤東的角度來看，他與林彪的矛盾，有“可以調和”的部分，也有“不可調和”的部分。這個“不可調和”的部分，就是毛澤東不能讓林彪接班。

　　毛澤東對接班人的要求，最重要的是能夠繼續自己的“革命路線”，而不是僅僅接替國家領導人地位。在毛澤東看來，林彪隻能接替他的職位，而不能接續他的路線。在“九大”《政治報告》上，已經反映出林彪的思想與毛澤東相距甚遠，他並不讚同毛澤東的繼續革命思想。如果毛澤東讓林彪接班，那麽林彪肯定不會繼續革命的，而肯定會停止文革，一切回到老路上。

　　所以，若讓林彪接班，毛澤東的文革就算是白搞了，毛澤東為“繼續革命”付出的一切努力就要付之東流了。因此，從毛澤東搞文革的目的出發，是無論如何不能讓林彪接班的，這是毛澤東與林彪不可調和的部分。1966年為了打倒劉少奇，不得已讓林彪暫居黨內第二把手的位子，那隻是權宜之計，並不是毛澤東真的想讓林彪接班。

　　既然毛澤東不能讓林彪接班，而林彪現在又已經是名義上的“接班人”了，因此毛澤東必須考慮怎樣讓林彪交出接班人的位置。第一種選擇是讓林彪下的體麵，保留林彪的榮譽和地位；第二種是不留麵子，那就是要打倒林彪了。這就是毛澤東與林彪“可以調和”的部分，是選擇讓林彪體麵地下來，還是選擇打倒林彪。

　　毛澤東讓林彪體麵地下台，必須有一個前提：這就是林彪主動讓出接班人的位子，並且積極輔佐毛澤東的新接班人，那麽毛澤東可以考慮讓林彪體麵地從接班人的位子上下來。關於這點，毛澤東曾經當麵對林彪提起過讓張春橋接班的問題。

　　毛澤東對林彪提起讓張春橋接班之事，一些嚴肅的文章和回憶錄，都提到過這件事，但都沒有講具體的細節。有人根據這件事，編造了一段細節，說毛澤東親自帶領張春橋去林彪在蘇州休養的別墅，對林彪說：“你看小張怎麽樣？”之類的話，這些都是編造出來的細節，不能當作曆史真相來相信。但毛澤東對林彪提起讓張春橋接班一事，應該是有的。毛澤東和林彪對話的大概內容是：毛澤東提出讓張春橋當林彪的接班人，林彪沒有說話。

　　毛澤東對林彪說這些話的用意何在呢？這就是要試探一下林彪的態度。如果林彪聽了毛澤東的話之後，主動提出把接班人讓給張春橋，並表示要盡力扶持張春橋接班，那麽毛澤東就可以采用第一種方法，讓林彪體麵地下來；如果林彪聽了毛澤東的話之後，不做任何表態，那就是林彪不肯主動讓出接班人的位子，那麽毛澤東就隻能強行讓林彪下台了。

　　因此，這次林彪對毛澤東的表態，其實也就決定了林彪的命運。林彪選擇不表態，也就是表示不肯主動讓出接班人的位子。這樣一來，毛澤東就隻能選擇打倒林彪了。那麽為什麽林彪對毛澤東的話做出這樣的反應呢？這些我們在後麵繼續分析。

　　（3）

　　林彪是政治嗅覺極為靈敏的人，毛澤東提到張春橋接班，林彪應該馬上明白，這是毛澤東暗示他把接班人的位子讓給張春橋。林彪應該也清楚，毛澤東已經給他安排了兩種下場：答應讓位，體麵下來；或拒絕讓位，慘遭打倒。但林彪最後選擇了不表態，也就是“不讓位”。

　　林彪此舉，是因為他看到還有第三種結局：這就是違反毛澤東的意願，“強行”接班。當然第三種下場不是毛澤東安排的，也不是毛澤東願意看到的，而是要林彪通過自己去爭取的。這樣一來，就不可避免地要與毛澤東進行一場鬥爭了。

　　分析了從毛澤東的角度，再分析一下林彪的角度：他與毛澤東的矛盾，也有“可以調和”的部分和“不可調和”的部分。

　　林彪本來並沒有想要上黨的第二把手，是1966年毛澤東與周恩來兩個人在林彪不知情時，把他“推”上了黨的第二把手。對比劉少奇當第二把手是自己主動爭取的，而林彪的第二把手，則是被動上來的，不是林彪爭取的結果。

　　林彪是一個自尊心非常強的英雄主義者，非常注重名譽，從不檢討。據說當時的中共高官當中，從未檢討過的隻有毛澤東和林彪兩個人。因此，如果毛澤東向林彪“要回”接班人的位子，林彪的自尊心會難於接受。從林彪看來，這樣他就像一個被人任意撥弄的傀儡一樣，需要他的時候，把他拉上台表演，不需要他的時候，又要把他推下去。林彪這樣自尊心強的人，怎麽會甘心給別人當傀儡呢！所以，林彪一旦上了接班人的地位，再讓他退下去，他就不幹了。況且這個接班人也不是林彪搶來的，是別人請的。

　　還有，林彪如果從接班人的位置退下，受影響不隻是他一個人，而是一大批人。首先是他的妻子和兒子，都因為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也跟著雞犬升天，他們當然不希望林彪退下去了。還有林彪的一批老部下，靠著林彪的提拔有了今天的高官地位。如果林彪下台，一朝天子一朝臣，新上台的接班人，肯定不會再用林彪的舊黨，林彪的舊黨們就要靠邊站了。所以林彪的一批親信高官，也不希望林彪退下去。他們都用各種手段，勸說林彪不能退下去。

　　再有，如果讓林彪把接班人的位置讓給周恩來，林彪或許還有可能答應。因為林彪認為今天共產黨的天下，周恩來是立了大功的人，他“服氣”周恩來當接班人。可是讓林彪把接班人的位子讓給張春橋，林彪就不服氣了。新中國是林彪這些人拚著流血犧牲，花了傷殘的代價，才換來的。林彪自己也在戰爭中受重傷，成了半殘廢。張春橋不過搖筆杆子寫了幾篇文章，就要來“摘桃子”接班，林彪肯定是忿忿不平的。

　　讓林彪接受毛澤東的領導可以，要林彪去接受張春橋的領導，林彪肯定是咽不下這口氣。不僅是林彪一個人，就是軍內一大批老將軍，也很難服氣張春橋的領導。在林彪看來，與其讓張春橋接班，還不如我來接班，這應該是林彪爭當接班人的心情。把這種心情說成是“野心”，當然也可以，但畢竟還有一些不同。

　　由於以上這些原因，林彪的底線就是接班人的位置不能讓，特別是不能讓給張春橋等文人，這是他與毛澤東“不可調和”的部分。

　　（4）

　　當然從林彪的角度來看，他也有和毛澤東“可以調和”的部分。如果毛澤東盡管不情願，最後還是讓步，保留林彪接班人的地位，讓林彪和平地接班，那麽林彪可能仍然感恩於毛澤東，依舊忠於毛澤東；如果毛澤東堅持不讓步，非讓林彪交出接班人的位置，那麽林彪也肯定要改變策略，“強行”接班。既然是“強行”，也就不排除使用暴力手段，包括暗殺手段。因此，林彪與毛澤東“可以調和”的部分，就是選擇和平接班，還是選擇強行接班。

　　毛澤東的底線，是不能讓林彪接班；而林彪的底線，是一定要接班。兩個人的底線相差太大，最後導致出現“九一三”事件，也就不奇怪了。林彪看清了毛澤東的底線，而毛澤東卻沒有看清林彪的底線，而且大大低估了林彪堅守底線的決心。毛澤東以為隻要給林彪足夠的壓力，林彪就會讓步，交出接班人的位子。因此後來毛澤東一再提高對林彪的壓力，沒想到最後壓出一個“九一三”事件。

　　毛澤東的內心中，並不想與林彪攤牌，更不想打倒林彪，因為這樣對他本人一點兒好處都沒有。毛澤東一直在設法和平地解決與林彪的矛盾，毛澤東在對林彪“施壓”的同時，又一直給林彪留有退路。毛澤東對林彪施壓的目的，隻是要林彪交出接班人的位置，而不是要打倒這個人，這點與劉少奇完全不同。

　　林彪的內心中，更不想與毛澤東攤牌，畢竟他是弱者，毛澤東是強者，他與毛澤東攤牌的風險太大了。因此，林彪為了避免最後與毛澤東攤牌，他也要向毛澤東“施壓”。林彪試圖讓毛澤東知道：林彪和林彪集團不是任人宰割的，在軍隊裏是有威信和有力量的。如果毛澤東一定要拿掉林彪接班人的位置，其後果將是非常嚴重的，代價將是非常巨大的。林彪希望毛澤東意識到這件事的嚴重後果，知難而退，最終讓他接班，從而和平解決他們兩人之間的矛盾衝突。

　　林彪向毛澤東施壓，小的事情不說，大的事情就有“林副主席一號令”和“設立國家主席”等。當然林彪的施壓也不是惡意的，他隻是希望毛澤東因此知難而退，避免最後的攤牌。這些事將在後麵詳述。

　　林彪的另一種防衛之策，就是打擊和削弱江青集團，特別是不能讓江青集團把威信樹起來。隻要江青、張春橋等人的威信樹立不起來，毛澤東即使想讓他們接班也很難，這樣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就穩固了。所以，“九大”以後林彪集團與江青集團就發生了激烈的內訌。

　　林彪集團要打壓江青集團，江青集團也要打壓林彪集團。因為江青集團也想接班，特別是江青想接班。江青接班的障礙，首當其衝就是林彪，不搞倒林彪，江青是不可能接班的。而且，江青集團與林彪集團已經形成水火不容之勢，如果毛澤東去世，林彪接班，江青集團絕不會有好下場的。因此江青集團為了今後自身的生存，也要跟林彪集團鬥爭。

　　曆朝曆代的皇帝，都不願意看到自己的王子們，為了爭奪接班人而發生內訌，可是這樣的內訌又必然地爆發，讓皇帝頭痛不已。毛澤東雖不是皇帝，但他也不希望看到林彪集團與江青集團的內訌。可是這兩個集團出於自己的利益，為了爭奪接班人，不可避免地爆發起內訌，也讓毛澤東頭痛不已。

　　（5）

　　林彪和毛澤東鬥爭的性質，與劉少奇完全不同。劉少奇要挑戰毛澤東的權威，劉少奇想用自己的威信，壓過毛澤東的威信。劉少奇跟毛澤東當麵爭吵，當眾說毛澤東提倡的調查研究方法“過時了”，這當然是毛澤東無法容忍的。而林彪當眾對毛澤東畢恭畢敬，手中揮動小紅寶書《毛主席語錄》，從來沒敢挑戰過毛澤東的權威。可是“九大”之後，林彪開始變了，他悄悄地開始挑戰毛澤東的權威了，這就讓毛澤東感到：第二個劉少奇又來了。

　　確切的說，林彪不是要挑戰毛澤東的權威，而是要對毛澤東“施壓”。林彪想迫使毛澤東讓步，想讓毛澤東放棄換接班人的想法。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林彪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軍隊中顯示自己的威信，林彪要讓毛澤東知道，他也是可以單獨指揮軍隊的。1969年10月17日，林彪發出了著名的《林副主席一號令》。

　　這裏先簡介一下《一號令》出籠的背景。前麵說過，中蘇關係由於1969年發生的幾次邊境流血衝突，極度緊張起來，大戰有一觸即發的局勢。1969年9月11日，周恩來與蘇聯總理柯西金在首都機場達成臨時協議，暫時緩和了一下關係，但雙方仍處於緊張對峙的局麵。

　　1969年10月1日是新中國建立20周年的大慶日子，可是因為當時戰爭的陰影籠罩著中國，人們無心搞重大的慶祝活動，隻搞了簡單的慶祝節目。國慶口號的最後一條就是：“防止敵人突然襲擊，堅守崗位，做好準備。”

　　雖然有人建議毛澤東出於安全的考慮，取消例行的國慶節登天安門，但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等人還是在10月1日登上天安門。林彪在天安門講話，重點也是戰爭，林彪說：“美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妄圖策劃對我國的侵略戰爭，公然對我國進行核訛詐。我們發出警告，如果你們硬要把戰爭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我們就堅決奉陪到底！我們遼闊的土地到處都將是你們的墳墓。”

　　據說在1969年10月中旬，毛澤東得到一份情報，聲稱蘇軍將於10月20日大舉入侵中國。中國駐東歐某國大使館也從側麵“證實”了蘇軍發動核突襲的具體日期。因此，中國馬上開始了緊急戰爭準備，首先是領導人的緊急疏散。吳法憲回憶說：

　　過了1969年國慶節以後，從各方麵看來，情況也確實比較複雜。10月15日，林彪親自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認為，根據一部分情報，蘇聯內部確實有一些人，主張乘中國的核武器力量還沒有對蘇聯構成威脅的時候，對中國的核設施進行一次“外科手術”式的打擊。情報還認為蘇聯很可能會以10月20日在北京舉行邊界談判做幌子，向我們發動突然襲擊。

　　經毛主席批準，政治局做出決定，立即開始加強戰備。另外，周恩來在會上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中央領導同誌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顆原子彈就會死很多人，應該分散些，一些老同誌可以疏散到外地。”

　　（6）

　　會後，林彪和周恩來向毛澤東匯報了會議討論的情況，毛澤東當場表示說：“我明天就離開北京，到武漢去。林彪同誌也應當離開北京到蘇州去。至於恩來同誌，留在北京主持工作，但是必須帶領政治局一班人馬，撤離到北京西山去。”

　　根據這個指示，會議決定，北京地區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不論是否有問題，一律緊急疏散。由於這次緊急疏散行動草率進行，以至對一些老同誌或多或少地造成了一些傷害。例如造成了劉少奇主席病逝在開封，實在是令人遺憾。不過從時間順序上來看，緊急疏散的決定與林彪的“一號命令”沒有關係，“一號命令”是在中央政治局正式做出疏散決定之後發出的。

　　10月16日，毛澤東離開北京去了武漢。同一天，林彪到了蘇州。10月17日，政治局和軍委辦事組的全體成員，也在周恩來的帶領下全部撤離到了北京西山。周恩來把我們已撤到西郊的事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很快回電話說：“謝謝你們，這樣就放了心了。你們這件事辦得好，一定要提高警惕。”

　　毛澤東這次是真的認為蘇聯有可能發動突然襲擊，對戰爭準備進行了認真的部署。毛澤東和林彪疏散到外地，成為“二線”，周恩來帶領政治局和軍委辦事組留守北京“一線”，周恩來成為臨時軍隊總指揮。按照常理，林彪是軍隊的負責人，又是國防部長，應該由林彪留守北京“一線”，擔任臨時軍隊總指揮。可是在關鍵時刻，毛澤東奪了林彪的軍權，交給了周恩來，這肯定讓林彪十分不悅。作為軍人，在打仗的關鍵時刻，卻離開了軍事指揮部，被奪了指揮權，林彪怎能高興呢？

　　毛澤東的這個安排，顯然是不信任林彪。毛澤東對林彪的不信任，除了以前提到的之外，還有一點，就是毛澤東要防範“吳三桂”式的人物。從曆史來看，每當外敵入侵的時候，總會出現“吳三桂”式的人物。因此毛澤東不僅要防範蘇聯的入侵，更要防範“吳三桂”式的人物，借著蘇聯入侵的機會，投靠蘇聯一起向毛澤東進攻。

　　毛澤東對周恩來是放心的，因為不論從周恩來的曆史，還是從他的表現，都說明周恩來是堅決反蘇的，所以毛澤東認為周恩來不會在關鍵時刻投靠蘇聯。可是毛澤東對林彪就不放心了，他擔心林彪有可能在關鍵時刻投靠蘇聯。後來“九一三”事件中林彪外逃蘇聯，也驗證了毛澤東的擔心是有道理的。

　　林彪10月16日到了蘇州，心中鬱悶；10月17日，林彪讓秘書起草了一份“防備蘇聯突然襲擊的六條指示”，也就是所謂的《林副主席第一號號令》；10月18日，《一號令》由總參謀長黃永勝向全軍發出。《一號令》的主要內容是：

　　第一號號令：1969年10月18日21時半。林副主席指示：一、近兩天來，美帝蘇修等有許多異常情況，我們必須百倍警惕，防止蘇修搞突然襲擊，尤其20日應特別注意二、各軍區對重武器，如坦克、飛機、大炮要立即疏散隱蔽；……

　　（7）

　　《林副主席一號令》在中國軍事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因為它是新中國第一次，也是至今為止唯一的一次，向全軍發出進入一級戰備狀態的號令，它還是新中國第一次發出隨時準備發射核導彈的命令。《一號令》發出後，全軍近百萬人馬上行動起來，把數千架戰機、數千輛坦克、數萬門重炮疏散到野外，核導彈隨時準備發射。因為武器疏散到野外，操縱武器士兵也必須跟隨武器一起疏散，近百萬士兵從軍營疏散到野外，宿露了近兩個月之後才重新回到軍營。

　　從原則上講，全軍進入一級戰備狀態的號令，是極其重大的指示，這樣的指示應該由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發出，至少應該由中央軍委集體發出。以“林副主席”個人的名義發出這樣的指示，顯然是不正常的。林彪為什麽要發出《一號令》呢？目前存在兩種觀點的激烈爭論，第一種觀點是：林彪誤判了戰爭形勢，是無意中造成的誤會，這不是林彪的陰謀；第二種觀點是：這是林彪的陰謀，他要以此來試探他調動軍隊的能力。

　　探究林彪發出《一號令》的動機十分重要，因為這牽扯到整個林彪事件的性質。有人因此推論說林彪是無辜的，是冤案的，所以這裏我們多花一些筆墨，探究一下《一號令》的細節。先看支持第二種觀點的《汪東興回憶錄》，在毛澤東身邊負責保衛工作的汪東興回憶說：

　　1969年10月17日，林彪背著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以“加強戰備”為由，擅自發布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個號令”。黃永勝等人於10月18日將此令迅速下達全軍，使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

　　10月19日，林彪采用電話記錄方式，以急件傳閱報告毛主席。他們先送交周恩來總理閱，周總理閱後批示：“請主席閱。”

　　我拿此急件送給主席看，毛主席看後，一臉不高興的樣子，對我說：“燒掉。”

　　我以為主席是讓我拿去燒，還沒等我反應過來，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劃，把傳閱件點著，給燒了。接著，他又拿起傳閱件的信封，又要燒。

　　我趕緊對主席說：“主席，不能燒！你都燒了，以後查問起來，我無法交代。留下這個信封上麵還有傳閱件的編號，你不要燒了。”

　　主席聽我這樣說，這才作罷。

　　當天晚上，周總理打電話問我：“主席看過林副主席的緊急電話通知沒有？”

　　我對周總理說：“我送去給主席看了，主席看後給燒了。”

　　周總理驚詫地說：“燒了？”

　　我回答：“主席看後不高興，自己就燒了。我勸了以後，才留下傳閱件的信封。”

　　周總理聽到這裏沒有說話。

　　林彪想試探一下淩駕於毛主席之上發布命令，看毛主席的反應。看得出來，毛主席對林彪的這個號令很反感，但當時不便說什麽，特別是當著我的麵，不好講林彪的不是。

　　（8）

　　另外在《聶榮臻回憶》中，聶榮臻也說：所謂《第一個號令》，就是林彪背著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借口防止敵人突然襲擊，擅自發布“緊急指示”，調動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10月18日，由黃永勝等人以“林副主席第一號號令”的名義迅速下達全軍；10月19日，林彪才用電話記錄的形式向毛澤東同誌報告，企圖先斬後奏，以既成事實，迫使毛澤東同誌同意。實質上這是林彪圖謀進行政變的一次預演，其目的是看看他這個“副統帥”的號令靈不靈。

　　毛澤東同誌聽了報告，當即指示“燒掉”，意思是根本沒有這回事，把這個“號令”燒掉。林彪和黃永勝慌了手腳，為了掩蓋他們的罪行，竟造謠說：“毛主席說很好，燒掉。”

　　聶榮臻提到的林彪和黃永勝“造謠”，指的是葉群解釋毛澤東“燒掉”《一號令》傳閱件，是為了“保密”。葉群說：“偉大領袖毛主席的保密觀念才強呢，他老人家聽了我們報去的林彪同誌關於加強戰備的意見後，說：‘燒掉。’”

　　汪東興和聶榮臻等人指控林彪搞“陰謀”，有四項罪名：

　　一、林彪背著黨中央和毛澤東，以個人的名義發布《一號令》；

　　二、總參謀長黃永勝在沒有上報中央和毛澤東的情況下，直接把林彪的《一號令》下發至全軍；

　　三、 10月18日林彪的《一號令》下發至全軍，10月19日林彪才向毛澤東匯報，造成“先斬後奏”的既成事實；

　　四、謊稱毛澤東把《一號令》傳閱件當場燒掉，是為了“保密”。

　　不過這裏說林彪搞“陰謀”也不確切，因為林彪都是明著幹的，不應算陰謀。

　　從各種情況來分析，汪東興和聶榮臻所代表的第二種觀點是合理的，因為他們指控的“四項罪名”是成立的。

　　第一、林彪以個人的名義發布《一號令》這種極其重要的命令，顯然是錯誤的。“罪名之一”成立。

　　第二、中央軍委從來沒有以個人的名義發布過指示。以前林彪起草的《軍委八條》、《軍委十條》等重要文件，都是以中央軍委的名義發出的，而不是以林彪個人的名義發出的。黃永勝主持的總參謀部以林彪個人的名義發出《一號令》，顯然也是錯誤的。“罪名之二”成立。

　　第三，如果說《一號令》在發送之前，上報遠在武漢的毛澤東，時間上可能來不及，有“先斬後奏”的理由。而周恩來就在黃永勝身邊，兩人同時住在北京西山，黃永勝去請示周恩來，不過就是幾分鍾的時間，為什麽不事先通知周恩來呢？所以“先斬後奏”的“罪名之三”是成立的。

　　第四，毛澤東燒掉《一號令》傳閱件，顯然不是為了“保密”，因為《一號令》都已經發出去了，還有什麽密可保？所以“罪名之四”也是成立的。

　　（9）

　　那麽毛澤東為什麽要燒掉《一號令》的傳閱件呢？這是因為毛澤東考慮到他與林彪的關係。《一號令》傳閱件到了毛澤東手中，毛澤東必須在傳閱件上批示“同意”，或者批示“不同意”。

　　毛澤東當然不會批示“同意”。雖說毛澤東可以不做批示，但那就意味著默認，就是默認林彪在軍隊中的權威，毛澤東當然不願這麽做。因此毛澤東既不能批“同意”，也不能不做批示。

　　那麽毛澤東批示“不同意”行不行呢？也不行。毛澤東對林彪一直是很客氣的，從來沒有對林彪送來的材料直接批示“不同意”。如果這次毛澤東在《一號令》傳閱件上批示“不同意”，不僅是非常不給林彪麵子的事，同時也就是公開了他與林彪的矛盾，那就要與林彪發生公開衝突了。

　　這時毛澤東還不想與林彪公開衝突。因此，毛澤東在《一號令》傳閱件上批示“同意”不行，批示“不同意”也不妥。這裏毛澤東就來一個高招：燒掉傳閱件。毛澤東燒掉了傳閱件，不能再批示了，也就省去了批示的麻煩。這樣一來，毛澤東既表示了對林彪的強烈不滿，又給林彪留下退路，不至於造成兩人的公開衝突。毛澤東燒《一號令》，看似魯莽，其實是高招。

　　前麵提到的為林彪辯護的第一種觀點，這種觀點要想成立，必須要推翻上述第二種觀點指控林彪的四項罪名。那麽，第一種觀點提供的材料，能推翻這四項罪名嗎？這裏先看佐證第一種觀點的重要材料，林彪秘書張雲生回憶錄中說：

　　10月17日，林彪、葉群坐飛機去江蘇省的蘇州市，住在一個以前曾是宋美齡私人別墅的院子裏。因為林彪是以“緊急戰備”為由疏散到這裏，我奉命隨林彪、葉群到蘇州值班。林彪住在這所院子中央的一幢西式建築裏，葉群住在宋美齡住過的一所舊式小樓上。

　　林彪到蘇州後第二天的下午，林彪對我說：“你打個電話給黃永勝。”

　　林彪示意我作一下記錄，我坐在沙發上記錄，而林彪像平時常見的那樣，站在我麵前，一邊想著，一邊逐字逐句地口述著：“一、……;二、……;三、……”

　　林彪一共講了六條，差不多一句就是一條。這顯然是林彪以國防部長的身份，向全軍下達的一份進入緊急戰備狀態的口述命令。

　　林彪問我：“都記下了嗎？再念一遍。”

　　我說：“都記下來了。”我又照念了一遍。

　　林彪說：“好，就這樣。你趕快用電話找到黃永勝，把這幾條傳給他。”

　　我問林彪：“過去首長和主任都規定過，凡往外傳的東西寧可壓半天。今天這個電話是否還要壓一下再打出去呢？”

　　林彪恍然想起他過去總結的“寧慢勿錯”的經驗，說：“噢，當然要壓一下。寧慢勿錯，可以壓幾個小時。把這個電話記錄稿，送給葉群看看。”

　　（10）

　　我到葉群那裏，把記錄稿給了她。葉群看了一眼，問我：“首長叫打這個電話，你們就打唄！打仗的事我不大懂，他比我高明。不過你們當秘書的，有責任幫助首長想得周到些，你看這裏有什麽問題沒有？”

　　我故意轉了一個彎子，說：“如果要想周到些，我有兩條建議。”

　　葉群蠻有興趣地問：“哪兩條建議？”

　　我說：“第一，像這樣重大的問題，最好請示一下毛主席。”

　　葉群連忙表示讚同：“對，對，這條建議好。”但她又說，“首長這是過去在戰爭時期，指揮打仗時養成的作風，遇有緊急情況，就當機立斷，事後再向毛主席報告。首長對毛主席是一貫忠心耿耿的，毛主席對他也信得過。這樣做，在戰時是允許的。當然現在還沒發生戰爭，先報告一下毛主席是應當的。”

　　……

　　從林彪那裏出來後，葉群向我布置說：“你把這個電話稿照抄一份給我。由我負責向主席那裏報告，由你負責傳給黃永勝。”

　　我問：“再壓多久呢？”

　　葉群說：“兩個小時左右就可以了。”

　　兩個小時以後，即當晚7點鍾左右，我用電話把林彪口述的“六條指示”傳給了在北京的黃永勝。過了幾天之後，我從軍委的收電中才知道，黃永勝通過總參作戰部向全軍傳達了林彪的指示，並給冠之以一個十分顯眼的標題：“林副統帥一號戰鬥命令”。

　　林彪煞有介事地發出了“第一個戰鬥號令”，他本人當時也大概是估計10月20日那天，蘇聯會發生對中國的突然襲擊。林彪發出“第一個戰鬥號令”之後，我軍各部隊立即進入一級戰備狀態。與此同時，蘇聯方麵似也進入了同樣的戒備狀態。駐在太平洋地區的美軍，也奉命開始全麵戒備。連在台、澎、金、馬的國民黨軍隊，也進入了戰備狀態。確有一種劍拔弩張之勢，似乎一場大規模戰爭就要開始了。

　　但是，隻要冷靜地、全麵地分析一下當時的情況，這樣一場虛驚是完全不必要的，雖然這是馬後炮式的分析。

　　這裏要提一下，張雲生說林彪與10月17日抵達蘇州，這個時間不正確。據當年主持接待林彪的蘇州市負責人黃厥明在《關於林彪及其死黨葉群來蘇活動情況的揭發》中說，林彪在10月16日抵達蘇州。其他材料也說林彪10月16日抵達蘇州，隻有張雲生說林彪10月17日抵達蘇州，所以張雲生的說法是不正確的。

　　張雲生的回憶可以推翻上述林彪的四項罪名嗎？第一項罪名是：林彪背著中央和毛澤東發布《一號令》。張雲生的回憶不能推翻這項罪名，反而做出一個反證：他曾經建議葉群向毛澤東請示，葉群並沒有立即向毛澤東請示，還說林彪可以“先斬後奏”。但葉群也無法拒絕張雲生的建議，隻是答應由她向毛澤東請示。那麽葉群到底請示了沒有？張雲生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第二項罪名是：黃永勝在沒有上報中央和毛澤東的情況下，就把林彪《一號令》下發至全軍。張雲生隻是說他用電話把林彪的《一號令》直接傳達給黃永勝，至於黃永勝是不是向上匯報了，他就不知道了。所以張雲生的回憶也不能推翻第二項罪名。

　　（11）

　　至於第三項罪名和第四項罪名，張雲生沒有參與這些事，不清楚情況，當然不能推翻第三項罪名和第四項罪名。

　　張雲生解釋說：林彪發出《一號令》，是林彪本人誤判形勢，以為10月20日那天蘇聯會對中國突然襲擊，所以讓全軍立即進入一級戰備狀態。這種說法是不合理的。

　　前麵提到過，蘇聯有可能在10月20日對中國發起突然襲擊，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人在10月15日就知道了，大家還專門開會討論了這件事。如果毛澤東和大家認為有必要讓全軍進入一級戰備狀態，那麽在10月15日會議上，就應該做出這樣的決定。10月15日會議上沒有做這樣的決定，就說明毛澤東與大部分中央領導人不同意全軍進入一級戰備狀態，毛澤東做出的決定隻是領導人的疏散。

　　因此，即使是林彪個人以為10月20日蘇聯會對中國突然襲擊，他也應該先向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提出建議，而不是擅自發出命令。所以用林彪誤判形勢，作為發出《一號令》的理由，是站不住腳的。

　　還有一份常常用來佐證林彪“無罪”的材料是《吳法憲回憶錄》，吳法憲說：林彪10月16日到了蘇州，17日下午他找秘書口授了“防備蘇聯發動突然襲擊的六條指示”。

　　林彪口授後，讓秘書整理成記錄稿。然後，葉群要秘書把記錄稿再抄一份，由她自己通過電話傳給武漢的汪東興，請汪東興立即報告毛澤東，另一份由秘書傳給北京的黃永勝。

　　在傳給黃永勝之前，葉群要秘書加上了這樣一句話：“以上六條，已經請汪東興同誌報毛主席。如毛主席另有指示，當以毛主席的指示為準。”

　　後來，汪東興給葉群來電話，說毛澤東對林彪的“六條”沒有提出什麽意見。

　　黃永勝接到林彪的“六條指示”以後，把閻仲川(副總參謀長)叫到軍委辦事組，向他作了傳達，閻仲川作了記錄。傳達時，我、李作鵬、邱會作和李德生都在場。傳達完以後，黃永勝告訴閻仲川說：“你去傳達吧。”

　　閻仲川問：“怎麽傳達呢？”

　　黃永勝說：“先用電話向各大軍區首長傳達。”

　　閻仲川回到總參作戰值班室以後，同作戰部一起擬了一個電話稿。閻仲川考慮，這是軍委辦事組轉移到西山以後下達的第一個命令，就從第一號編起，於是就要值班參謀將這個命令編為《第一號命令》。所以，這個《第一號命令》的名字，還是閻仲川起的。

　　吳法憲的回憶可以推翻上述林彪的四項罪名嗎？第一項罪名是：林彪背著中央和毛澤東發布《一號令》。

　　吳法憲說林彪10月17日向秘書口授《一號令》，抄了兩份，一份由葉群通過電話傳給武漢的汪東興，另一份由秘書傳達給北京的黃永勝。吳法憲還說，在傳給黃永勝之前，葉群要秘書加上這樣一句話：“以上六條，已經請汪東興同誌報毛主席。如毛主席另有指示，當以毛主席的指示為準。”

　　（12）

　　而秘書張雲生的回憶中，完全沒有葉群加上這句非常關鍵的話。是張雲生說假話？還是吳法憲說假話？從邏輯上來看，吳法憲的說法有很大問題。也許吳法憲說的也是真話，隻是他被葉群“忽悠”了。

　　葉群說“以上六條已經請汪東興報毛主席”，那麽毛澤東是同意呢？還是不同意呢？還都沒有結果。在毛澤東的意見還不知道的情況下，就急著下發《一號令》，顯然就是不經過毛澤東同意，擅自發出《一號令》。這些材料不能推翻林彪的第一項罪名。

　　吳法憲又說：“後來，汪東興給葉群來電話，說毛澤東對林彪的‘六條’沒有提出什麽意見。”吳法憲這裏的“後來”，意思非常含糊。如果這個“後來”是在林彪已經下發《一號令》之後，那麽林彪就是在毛澤東同意之前，擅自發出《一號令》了，問題的性質並沒有變。

　　當然，這裏的“後來”也可以理解為林彪在得到毛澤東同意之後，發出了《一號令》，這樣可以推翻林彪的第一項罪名。但各種事實無法證明毛澤東事先同意過《一號令》，汪東興沒有說他接到過葉群的電話，更沒有說毛澤東“沒有意見”。而且，毛澤東把《一號令》傳閱件燒了，沒有留下毛澤東的親筆批示，更不能說明毛澤東同意過。因此，吳法憲的話，還是不能推翻林彪的第一項罪名。

　　吳法憲的話能推翻林彪的第二項罪名嗎？這個第二項罪名是：黃永勝在沒有上報中央和毛澤東的情況下，直接把林彪《一號令》下發至全軍。

　　吳法憲回憶說：黃永勝接到林彪的“六條指示”以後，把副總參謀長閻仲川叫到軍委辦事組，傳達林彪指示，當時吳法憲等人在場。傳達完以後，黃永勝就讓閻仲川用電話向各大軍區傳達。黃永勝既沒有報告毛澤東，也沒有報告就在身邊的周恩來。所以，吳法憲的話不能推翻林彪的第二項罪名。

　　關於林彪的第三項罪名和第四項罪名，吳法憲都沒有提出辯解材料，當然也就不能推翻第三項罪名和第四項罪名。不過吳法憲還是為林彪做了一些辯解，他說：

　　以後有人說，林彪的“第一號命令”是反革命政變的總預演，這不是實事求是的。

　　第一、當時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沒有受到威脅，“九大”以後接班人的位置名正言順，沒有必要搞政變；

　　第二、防範蘇聯突然襲擊的戰備問題，是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以及中央常委會的共同決策。不能因為林彪一個人倒了，就把責任全都推到林彪一個人身上，甚至把本來正確的東西說成是錯誤；

　　第三、實事求是地說，建國以來，毛澤東、黨中央在戰備問題上采取過多次防範措施，是不是事事都料事如神？那也不是。同樣，林彪也是人，預防了一次沒有打起來的戰爭，為什麽就說他是神經質，說他要搞政變呢？

　　（13）

　　吳法憲的辯解是無力的。第一，吳法憲說“當時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沒有受到威脅”，這句話並不對，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早就受到威脅了，毛澤東根本就沒有想讓林彪接班。這些在前麵多次提到，不再贅述。

　　第二，吳法憲來了一個“偷梁換柱”，說林彪《一號令》的內容沒有錯。事實上，林彪《一號令》的內容也確實沒有錯，而是他不經過毛澤東和中央，以個人名義擅自發出《一號令》的方式錯了。

　　第三，吳法憲還是用“偷梁換柱”來辯解，說林彪誤判了形勢，不能當成罪過。其實對林彪的指責，並不是他對形勢的誤判問題，而是他把擅自發出軍事命令的問題。

　　當然，把林彪的“六項指示”傳達為《林副主席一號令》，可能不是林彪的本意，而是傳達人員陰差陽錯地搞錯了。但名稱並不能改變問題的實質，即使是《林副主席一號令》的名稱改為《林副主席六項指示》，性質還是一樣的。

　　以上吳法憲的辯解，並無法推翻林彪的四項罪名，所以說上述第二種觀點是合理的，林彪擅自發出《一號令》是“別有用心”的。林彪為什麽要“別有用心”地發這個《一號令》呢？這應該是林彪不滿毛澤東在關鍵時候奪了他的軍權，所以林彪要向毛澤東示威，他要讓毛澤東明白，林彪在軍隊裏說話是算數的。

　　因此，這次林彪有意不通過毛澤東，不告訴周恩來，自己一個人單獨發出命令，看看部隊會不會接受林彪的個人命令。林彪在《一號令》中，既不提黨中央，也不提毛澤東，隻是說“林副主席指示”。果然，各個部隊看到“林副主席指示”，馬上就行動起來，沒有疑問，毫不猶豫地執行林彪的命令。

　　如果是朱德、劉伯承、陳毅等人，用個人的名義向部隊下命令，部隊肯定會有疑問；即使是周恩來用個人的名義向部隊下命令，部隊也不會毫不猶豫地執行。因此，林彪用《一號令》證明了他在部隊中是有威信的，林彪說話是算話的。

　　10月19日，毛澤東看到林彪的《一號令》後，馬上做出相應措施，指示總參謀部接受周恩來的領導。本來毛澤東已經授權周恩來，在危機期間主持中央全麵工作，無論是中央政治局和總參謀部，都要接受周恩來的領導。可是林彪親信控製的總參謀部，隻接受林彪一個人的領導，無視周恩來的權威。

　　10月20日，周恩來親自前往總參謀部，傳達毛澤東的指示，要求總參謀部每天早晨8時前向他書麵匯報過去24小時發生的情況。這樣就迫使總參謀部不得不同時接受周恩來的領導，這也是毛澤東所謂的“摻沙子”。

　　10月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發布題為《關於部隊調動使用權限的規定》的文件，下達全軍執行。該文件指出：“軍隊調動團以上部隊，必須上報毛澤東及林彪批準；在中蘇邊境地區，凡是作戰行動，無論規模大小，均需報中央軍委經毛澤東、林彪和政治局常委會批準以後，方可付諸實施。”

　　這個文件顯然是針對林彪的，聲明調動軍隊必須經過毛澤東和林彪兩個人的批準，這其實就是禁止林彪再次單獨發號施令。

　　（14）

　　毛澤東對林彪的《一號令》，雖說非常不滿，親手燒了《一號令》的傳閱件，可是毛澤東對林彪的處置還是非常輕微的。毛澤東不僅沒有批評林彪，甚至不再提起此事，隻是做了一些防範動作。而這些防範動作，不是最高層的官員，根本看不出是針對林彪的。毛澤東這麽做，可以說是對林彪的一種讓步。

　　如果這次毛澤東對林彪采取比較嚴厲的處置，那麽後來林彪“爭當國家主席”的事情，可能就不至於發生了。林彪看到毛澤東讓步，促使他感到，現在是“逼”毛澤東讓步的最好時機，因此林彪要再“逼”一步，“逼”毛澤東放棄另立接班人的想法，真正讓他接班。

　　作為軍事家的林彪，知道政治鬥爭和打仗一樣，取勝的機會將是瞬間即逝，決不能錯過取勝的機會。林彪說他打仗取勝的經驗是：“我有長勝將軍的美名，這並不是我有什麽特別的才能。事實上，我隻有一種才能，我決不把打贏一場戰役的機會搞砸，這個機會絕對不能放過。機會一旦失去，就永遠不會回來。”

　　林彪看來，目前是打贏他與毛澤東的這場政治戰爭的最佳時刻，這個機會一旦失去，就永遠不會回來。為什麽是最佳時機呢：

　　第一、 毛澤東已經把紅衛兵和造反派遣散了，又把老幹部得罪了，毛澤東暫時隻有江青集團等一些文人，力量不夠強；

　　第二、毛澤東想通過“整黨建黨”，在黨內建立起一支新的力量，可是“整黨建黨”才剛剛開始，新的力量還沒有建立起來，是毛澤東青黃不接的時候；

　　第三、目前林彪派係在政治局中占據三分之一以上，是林彪勢力在黨內的最高時期。綜合這些因素，現在是林彪向毛澤東“挑戰”的最佳時機。

　　林彪已經看出來，毛澤東並不想讓他接班，早晚要拿掉他的接班人，隻是毛澤東現在還沒有準備好。如果等到毛澤東準備完成之後，林彪那時再動手，就為時過晚。因此，林彪要在毛澤東準備好之前先動手，讓毛澤東措手不及，才能迫使毛澤東不得不讓步。

　　林彪正式“挑戰”毛澤東，開始於1970年3月。在此之前，林彪對毛澤東的態度是“主席畫圈我畫圈”，從來沒有與毛澤東唱過反調，更沒有在公開場合下，提出過與毛澤東不同的意見。

　　（15）

　　1970年3月，毛澤東明確指示：憲法中不設國家主席，他也不會當國家主席。可是林彪卻一反常態，公開與毛澤東唱反調，提出憲法中要設國家主席，並建議毛澤東當國家主席。

　　林彪知道，即使發生《林副主席一號令》等令毛澤東非常不快的事，但他與毛澤東的關係還有挽回的餘地。可是一旦他公開提出與毛澤東不同的意見，也就是公開挑戰毛澤東的權威，那他與毛澤東的關係就無法挽回了。

　　建國後，公開挑戰毛澤東的權威，公開與毛澤東唱反調的，至今為止隻有兩個人：彭德懷和劉少奇。這兩個人的下場怎樣，林彪是最清楚不過的。然而，林彪還是鼓起勇氣，成為公開挑戰毛澤東的權威，公開與毛澤東唱反調的第三個人。至於林彪的想法，我們後麵再詳細分析。

　　毛澤東在1965年5月重上井岡山，一年後的1966年發起文化大革命；林彪在1969年9月也重上井岡山，一年後的1970年8月，他也發起了挑戰毛澤東的“廬山之戰”。林彪重上井岡山時，也學毛澤東，做詞一首《西江月·重上井岡山》：

　　繁茂三灣竹樹，蒼茫五哨雲煙，井岡搏鬥憶當年，喚起人間巨變。

　　紅日光彌宇宙，戰旗湧作重洋，工農億萬誌昂揚，誓把敵頑埋葬。

　　四十年前舊地，萬千往事縈懷，英雄烈士沒蒿萊，生死艱難度外。

　　誌壯堅信馬列，豈疑星火燎原，輝煌勝利共開顏，鬥誌不容稍減。

　　再回顧一下毛澤東1965年的《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

　　久有淩雲誌，重上井岡山。千裏來尋故地，舊貌變新顏。

　　到處鶯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雲端。

　　過了黃洋界，險處不須看。

　　風雷動，旌旗奮，是人寰。三十八年過去，彈指一揮間。

　　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談笑凱歌還。

　　世上無難事，隻要肯登攀。

　　林彪的這首詞，無論從筆法還是從意境上，都無法與毛澤東的詞媲美。本來，林彪不擅長做詩，他到井岡山要尋找的，大概也跟毛澤東一樣，是在故地激發自己的雄心壯誌，重新開展一場人生的奮戰。這兩首詩，反映了毛澤東和林彪兩人在“決戰”前的雄心壯誌。

　　不過毛澤東是一個人孤獨地上井岡山的，而林彪卻是帶著妻子葉群、兒子林立果一起上井岡山。

　　（16）

　　一位當年的老赤衛隊員向林彪贈送了一塊井岡山產的玉石，林彪把此石帶回北京後，讓人刻成一方硯台。1970年5月1日，林彪在該硯台背後題寫詩句後，贈送給葉群。詩句是：“發不同青、心同熱；生不同衾、死同穴。”(出自田漢的話劇《關漢卿》)。

　　林彪還在題詩之後，寫了題名：“書贈戰友葉群。林彪。1970年5月1日”葉群看後，回贈林彪一幅字，寫道：“教誨恩情感不盡，天長地久永相隨。”

　　林彪給葉群贈物，是他到了“決戰”的時候；向葉群贈言，要葉群做好最壞的準備。林彪把葉群稱為“戰友”，也是恰當的，因為葉群的角色，早已超出妻子，稱“戰友”名符其實。一年後，林彪和葉群還真的實現了“死同穴”、“永相隨”，一語成讖。

　　1970年3月，中央開始討論第四屆人民代表大會的日程安排，以及修改《憲法》的問題。毛澤東首先提出：“憲法中不要寫國家主席這一章，我也不當國家主席。”可是林彪卻一反過去恭順的常態，居然與毛澤東唱反調，提出憲法中要設立國家主席，並建議毛澤東當國家主席。

　　1970年4月，毛澤東明確反對設立國家主席一事，說：“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議不妥。”可是林彪仍然堅持設立國家主席，堅持毛澤東當國家主席。

　　1970年4月下旬，毛澤東再次拒絕當國家主席，他說：“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曹操說，孫權是要把他放在爐火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做孫權。”此後林彪仍然堅持毛澤東當國家主席。

　　1970年7月，毛澤東再次說：“設國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設事。”但林彪仍然堅持設立國家主席。

　　1970年8月22日，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說：“設國家主席，那是個形式，我提議修改憲法就是考慮到不要國家主席。如果你們願意要國家主席，你們要好了，反正我不做這個主席。”

　　毛澤東在大會上公開說出這樣的話情況下，林彪仍然堅持設立國家主席，堅持毛澤東當國家主席。

　　1970年8月25日，毛澤東最後放“狠話”說：“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不要再提了。誰要我早點死，就讓我當國家主席！誰堅持設，誰就去當，反正我不當！”毛澤東說到這個地步，林彪才不再提國家主席一事。

　　毛澤東為什麽不願當國家主席呢？要理解這個理由，我們必須站在毛澤東的角度上來分析。

　　（17）

　　最初提出國家主席問題的人是周恩來，據汪東興回憶：1970年3月初，毛主席接到周總理的信和附來的一份《憲法修改草案提要》。總理的信中談到：“政治局常委提出，《憲法》中原有國家主席一節，是不是還寫上？”

　　當時，我們陪著毛主席正在武漢，住在武昌東湖賓館梅嶺一號。3月7日，毛主席要我馬上回北京傳達他的意見：在憲法中不寫設國家主席一節，堅決表示他不再當國家主席。

　　3月8日，我回到北京，向周總理傳達了毛主席的意見。周總理說：“你向政治局的同誌們傳達一下吧。”

　　當晚，在周總理主持下，我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正式傳達了毛主席關於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這次政治局會議，住在蘇州的林彪沒有到會，葉群到了。會上，周總理還特地說了一句：“就委托葉群同誌向林彪同誌轉達毛主席的意見。”

　　根據汪東興的回憶，周恩來在談到“設國家主席”的問題時，首先指出“設國家主席”不是周恩來個人的意見，而是“政治局常委”提出的。並且，周恩來用“國家主席是不是還寫上？”這樣的語氣，表示出他和政治局常委是傾向於“設國家主席”的。

　　當時的九屆政治局常委隻有五個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康生、陳伯達。周恩來所說的“政治局常委”的意見，就是除了毛澤東之外其他四人的意見。既然政治局常委提出“設國家主席”的問題，毛澤東必須表明態度。這次毛澤東十分慎重，專門讓汪東興回北京傳達他的指示。毛澤東的指示具體是什麽呢？汪東興本人有意回避這個問題不提，而《吳法憲回憶錄》和《邱會作回憶錄》都提到汪東興傳達的內容。

　　吳法憲回憶說：1970年3月上旬的一天，汪東興受毛主席的委托，從外地回到北京，向中央政治局傳達毛澤東關於召開第四屆全國人大的意見。當天晚上，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全體會議，聽取毛澤東的指示。最後，汪東興還特別傳達了毛澤東關於是否“設國家主席”的意見。毛澤東說：“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要不要設國家主席，我的意見是不設。如果大家認為要設的話，那麽由誰來當這個國家主席？我毛澤東是不當了。如果要設國家主席的話，也隻有林彪同誌來當。”汪東興傳達完毛澤東的意見，當天沒有討論，會議就結束了。

　　邱會作回憶說：1970年3月8日晚上，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由周總理主持，其主要內容是聽取汪東興傳達毛主席的指示，汪是專程從武漢趕回來的。汪說主席的指示：“召開人大就有一個修改憲法的問題，這裏必然涉及到國家主席的問題。國家主席要不要？我的意見是不要。如果大家認為一定要，我是不當這個國家主席的。那麽誰來當呢，隻有林彪同誌來當。”

　　（18）

　　會上沒有討論設不設國家主席的問題，更沒有要討論誰當國家主席。散會時，汪東興還有些餘興未盡的樣子，對著葉群、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和我說：“走走走，時間還早，到我那裏再坐坐。”我們都欣然同意了。早在1968年3月“楊、餘、傅事件”發生以後，汪東興就和我們走近了，過去他還擺點“高高在上”的小架子，“九大”以後他就完全和我們站在一起了。我說的站在一起，是指對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

　　在汪東興家裏，大家開始也是胡扯亂談。後來，吳法憲又請汪東興核實剛才在會上講的“要設國家主席，毛主席不當，要林彪來當”的話，汪東興很認真地又重複了一遍，聽後大家都很高興。我當時的認識是：主席對林彪這個接班人很關心，很周到。其實，我的想法和主席的打算相差十萬八千裏。

　　吳法憲和邱會作回憶的毛澤東原話，大同小異。毛澤東說：“我的意見是不要國家主席。如果大家認為一定要，我是不當這個國家主席的。那麽誰來當呢，隻有林彪同誌來當。”

　　這裏要注意到，毛澤東專門提出“如果大家認為一定要……”，這句話說得很重。毛澤東說的“大家”是誰呢？顯然是指周恩來信中說的四位政治局常委。現在周恩來這封信的內容還沒有透露，單從毛澤東講話中“如果大家認為一定要……”的語氣來看，周恩來這封信中提出的政治局常委建議“設國家主席”，是比較認真和鄭重的。

　　汪東興傳達了毛澤東的“不設國家主席”指示後，周恩來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上，沒有當場討論這個問題。周恩來不布置“討論”也是正常的，因為政治局常委中最重要的林彪缺席。在林彪缺席的情況下，是不好討論這個問題的。因此，周恩來特地吩咐葉群向林彪轉達毛澤東的意見。

　　從這次毛澤東對林彪的態度，明顯和以前不一樣。以前遇到這樣的情況，毛澤東都是讓葉群親自去他的住處，他親自向葉群說明自己的想法，然後由葉群直接向林彪匯報。可是這次，毛澤東不僅沒有叫葉群去，甚至沒有提到向林彪轉達他的意見，還是周恩來提出讓葉群去向林彪匯報。

　　從周恩來“設國家主席”的信，毛澤東就察覺出，這封信的主使人應該是林彪。因為其他三個政治局常委，周恩來、康生、陳伯達與國家主席沒有直接的利害關係，即使是設了國家主席，也不會輪到他們三人當，隻有林彪一個人與此有利害關係。因此，毛澤東察覺到，林彪沒有直接出麵，而是通過周恩來的信，向毛澤東提出要設國家主席，而且林彪想要當這個國家主席。

　　（19）

　　林彪的建議是非常巧妙的，他提出“設國家主席”的目的，是為了讓毛澤東當國家主席。這樣一來，一些頭腦比較簡單的人，反而認為林彪是為了毛澤東好，是忠於毛澤東的表現。因此，毛澤東在這裏要把林彪的目的“點破”，說：“我是不當了。如果要設國家主席的話，也隻有林彪同誌來當。”

　　毛澤東這句話的言外之意，就是如果設國家主席，隻有林彪一個人可以當。因此，設國家主席的得益者，隻能是林彪，而不是毛澤東。毛澤東自己為什麽不能當國家主席呢？這個問題我們放在後麵分析。

　　汪東興回憶後來的事情，說：3月16日，中央政治局經過討論，寫了《關於修改憲法問題的請示》，送給毛主席。毛主席閱批了這個請示，再次明確不設國家主席的問題。

　　3月17日至20日，黨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討論召開四屆人大的問題。會上，大多數人同意毛主席3月8日提出的關於改變國家體製、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

　　在此期間，林彪卻讓他的秘書，給毛主席的秘書打電話說：“林副主席建議，毛主席當國家主席。”

　　毛主席則讓秘書回電話：“問候林彪同誌好！”

　　在3月17日至20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這才正式討論毛澤東3月8日提出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會上大多數人同意毛澤東“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但是，這時林彪表示出不同的意見。林彪讓自己的秘書跟毛澤東的秘書打電話說：林彪建議毛澤東當國家主席。

　　林彪的這個電話，公開表示他與毛澤東有不同的意見。此時，毛澤東還給林彪留麵子，他沒有直接對林彪的意見表態，而是說“問候林彪同誌好”，間接地表示反對林彪的意見。

　　關於此事邱會作也回憶說：林彪知道了毛主席的意見後，立即表示：“我認為國家主席還是要設，並由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林彪讓秘書給毛主席那裏打了電話，但主席並沒有正麵表態，隻讓秘書打電話，問候林彪。

　　關於此事，林彪秘書張雲生也回憶說：林彪、葉群從蘇州回到北京後不久，於運深給我看了一份葉群在蘇州和主席秘書來往的電話記錄。葉群給主席秘書的電話說，請他轉報主席：林彪提議設國家主席，並由毛主席兼任國家主席，因為這是“國內外人民的共同願望”。

　　主席秘書回給葉群的電話，說：他已經向主席轉報了林彪關於設國家主席的提議。主席聽後笑了，主席說：“設國家主席，誰當國家主席呢？反正我不能再當了，那就讓董老當吧？”

　　（20）

　　3月17日至20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大部分人同意毛澤東“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事情發展到此，本來可以就過去了。可這次林彪一反常態，他不讓事情過去，還要繼續堅持設國家主席。汪東興回憶說：

　　4月11日夜間11點30分，林彪在蘇州讓他的秘書於運深，給中央政治局值班的同誌掛電話，傳達林彪的三條意見：“一、關於國家主席的問題，林彪同誌仍然建議由毛主席兼任。這樣做，對黨內黨外、國內國外人民的心理狀態適合；否則，不適合人民的心理狀態。二、關於國家副主席問題，林彪同誌認為可設可不設，可多設可少設，問題都不大。三、林彪同誌認為，他自己不宜擔任國家副主席的職務。”

　　4月12日，毛主席看到中央政治局關於林彪意見的報告，立即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議不妥。”

　　關於這件事，邱會作也回憶說：4月11日，由林彪口述，秘書記錄後向政治局提出了他的三條意見：“一、關於國家主席的問題，林彪同誌仍然建議由毛主席兼任；二、關於國家副主席問題，林彪同誌認為可設可不設；三、林彪同誌認為，他自己不宜擔任國家副主席職務。”

　　這次是林彪親自向周恩來主持的政治局，與用電話記錄的書麵形式，正式提出他的三條意見。由於林彪的地位，周恩來又召開會議，討論林彪的意見。邱會作回憶說：3月8日，汪東興傳達的毛主席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政治局一致同意了，這種同意是擁護毛主席的慣性，大家並沒有深想。

　　現在林彪的意見又來了，總理在政治局會議上念了，大家又都同意林彪設國家主席，並由毛主席來擔任的意見，包括江青在內。我現在都認為，林彪的意見是正確的、中肯的，是維護黨和國家根本利益的，也是對毛主席“不設國家主席”的不妥想法，敢於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見。在“國家主席”的問題上，不是毛、林之間有什麽分歧，而是毛主席和大家的意見相左，林彪和大家的意見是一致的。

　　毛主席很快就對林彪的建議(政治局同意了林彪的意見)，作了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議不妥。”

　　林彪秘書張雲生回憶說：傳出葉群與毛主席秘書來往的那次電話內容以後不久，我在北京看到了一份毛主席批件。這是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提出讓毛主席兼任國家主席的建議，主席旁批：“此議不妥。我不宜再做此事。”

　　在這以後，我又在毛家灣看到中辦印發的《憲法》修改草案的兩種方案：一種是《憲法》條文有“國家主席”的一章，另一種則沒有。這反映出，盡管毛主席對“設國家主席”一事並不讚成，但政治局內的意見並不一致，林彪的那個“提議”還在起作用。

　　這是林彪第一次公開用書麵意見的形式，提出與毛澤東相反的意見。而且林彪的意見，得到包括康生在內的其他四位政治局常委的同意。由於林彪的意見是多數人的意見，這讓毛澤東犯難了。

　　（21）

　　設不設國家主席，對於除了林彪之外的三位政治局常委來說，並無直接關係。但是，由此引起的間接關係，還是與三位常委緊緊相關的，因為國家主席是關係到將來誰“接班”的問題。

　　如果林彪當了國家主席，那麽林彪接班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相反，如果林彪不能當國家主席，那麽接班人很可能就是江青、或者張春橋等人了。從周恩來等人的角度來看，顯然是林彪接班，比江青他們接班，要好得多。

　　誰來當接班人，對於康生來說，也有很大的利害關係。因為如果毛澤東安排林彪上台，完全沒有必要把康生拿掉；而毛澤東安排江青或者張春橋上台的話，那麽康生的威信就顯得“太高了”一點，毛澤東為了江青或者張春橋的順利接班，就有必要把康生拿掉。

　　盡管康生在曆史上與林彪並無特殊關係，相反與江青倒是有特殊關係，可是“九大”之後康生成了“閑人”，此時他逐漸看出來，擁戴林彪，比擁戴江青集團更有利於自己。此後，康生就慢慢“淡出”江青集團了。

　　因此，一貫支持毛澤東的康生，在國家主席問題上，卻站在了林彪一邊。直到1970年8月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講話之後，康生還是公開表示支持林彪。據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傳》記述：

　　林彪講完後，康生也講了話。他說：“剛才偉大領袖毛主席宣布了九屆二中全會開幕，恩來同誌宣布了日程，特別是我們的林彪同誌——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講了毛主席的偉大曆史地位，以及對憲法的說明，我完全同意，完全擁護。在群眾討論中，在要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的問題上，所有意見都是一致的。如果是毛主席不當主席，那麽請林副主席當國家主席。到底怎麽樣，要請毛主席最後指示，最後定。”

　　康生的講話，等於給林彪的講話作了一個“注解”，向與會者進一步點明了林彪所要強調的主題，支持了林彪。

　　至於陳伯達，早就跟著林彪走了，成為反江青集團的先鋒。這樣一來，五個政治局常委中，有三個站在林彪一邊，而周恩來的態度，雖說主要是中立，但還是偏袒林彪的。

　　周恩來也希望毛澤東不要再換新的接班人，這樣搞下去又是一場大的運動。而且從周恩來看來，也是寧可林彪接班，不願江青或張春橋接班。所以，毛澤東在設國家主席問題上，在政治局常委中就孤立起來了。

　　（22）

　　1970年4月25日，毛澤東的專列路過蘇州，他與林彪直接見了麵。這是林彪在設國家主席問題上，公然與毛澤東唱反調之後，兩個人第一次單獨見麵。據邱會作回憶說：

　　葉群告訴我們，林彪提出“三條意見”後，大概是4月25號，主席在路過蘇州時，林彪和葉群還到專列上去看了主席，讓主席在蘇州住下，並給主席騰出了林彪住的南園賓館的房子，主席說不住了。

　　他們交談得很好，主席還對林彪說起黃、吳、李、邱，並大加讚揚說：“我就是信任這幾個跟我南征北戰的紅小鬼。”

　　那天正好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葉群讓主席聽了人造衛星上的《東方紅》樂曲錄音，毛主席很高興。他們之間沒有再提起有關“國家主席”的事。

　　前麵多次說過，毛澤東這個人的脾氣，如果他“罵”你，就是對你還抱有希望，如果客客氣氣的，那就是不抱希望了。毛澤東的年齡比林彪大很多，又是林彪的老領導，本來毛澤東“罵”林彪幾句也是可以的。據說1966年林彪拒絕當黨的第二把手時，毛澤東曾罵林彪：“你想當明世宗”。

　　這次毛澤東在蘇州與林彪見麵，對林彪客客氣氣，“國家主席”的事一概不提，可見此時毛澤東對林彪已經是不抱希望了。

　　1970年4月底，毛澤東和林彪都回到了北京。毛澤東在親自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上，第三次提出他不當國家主席，也不要設國家主席。毛澤東當著林彪的麵說：“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曹操說，孫權是要把他放在爐火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做孫權。”

　　據邱會作回憶說：時隔不久，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表示他不當國家主席，主席還講了一個典故，大意是：三國時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曹操說孫權是想把他放在火爐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做孫權。

　　主席講完以後，大家都笑了。我當時的理解，一是主席很謙虛，二是主席雖然又上了“一線”，但他還是不想當國家主席，不想當國家主席的原因是不願管具體事務，願意多考慮重大問題，具體工作由林彪和總理擔起來，一個當國家主席，一個當總理。現在想起來，我的看法真是幼稚可笑。

　　毛澤東用曹操和孫權打比方，明確說希望你們不要當“孫權”，基本上已經把話“挑明”了。即使是到了這個程度，林彪仍繼續堅持唱反調。據邱會作回憶說：

　　5月中旬，軍委辦事組去向林彪匯報工作。當提到國家主席問題時，林彪說得非常中肯，他說：“國家主席還是要設的，但隻能毛主席來當這個國家主席，我們這麽大的一個國家，沒有國家元首是不成的，名不正，言不順嘛。”

　　我們提到毛主席的意思是林彪可以當國家主席時，林彪立即說;“這種話你們不能在我這裏說！我不能當這個主席，你們以後也不要再提，還是我們的毛主席來當。我身體不好，出個門都要下好大的決心，如設副主席我也不能當。”

　　（23）

　　當時我們幾個人對設國家主席的問題，根本沒當成什麽了不起的事，我們並沒有認識到主席的心思。我們感到誰當國家主席，也不是什麽了不起的事。毛主席當很正常，毛主席不當，由林彪來當也很正常。因此，不管主席怎麽說，我們都認為這是他的“謙虛”。

　　林彪則不然，主席的心思，林彪很快就明白了。主席說不設國家主席，主要是不想讓林彪當；不設國家主席的目的，就是不給林彪留位置。

　　在1970年7月，又發生一件重要事情，就是關於“締造”和“指揮”的問題。當時“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為紀念解放軍誕生43周年發表社論，這篇《社論》是張春橋起草的。《社論》第一句話就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

　　會上陳伯達對張春橋起草的《社論》提出反對意見，主張沿用“過去幾年的一貫提法”。陳伯達所說的“一貫提法”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張春橋的新提法中，增加了“毛主席和”四個字，改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

　　康生也支持陳伯達的意見，說張春橋的新提法不易譯成外文。而張春橋堅持不改，態度十分堅決，在會上形成意見對峙和激烈爭論。周恩來不好表態，因為此事直接涉及到毛澤東和林彪，周恩來最後決定：這件事要請示主席。

　　陳伯達所說的“一貫提法”是怎麽來的呢？在林彪剛剛當上第二把手的1966年8月，當時“兩報一刊”的說法是“毛澤東同誌親手締造和直接領導的人民解放軍”，並沒有提到林彪。“兩報一刊”在提到林彪時說：“林彪同誌是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最好的學生，是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最好的榜樣。”

　　但1966年11月之後，“兩報一刊”就把林彪是毛主席“最好的學生”刪去，隻提林彪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顯然，“學生”比“戰友”要低一個檔次，而隻提“親密戰友”，就使人感到林彪有“平起平坐”的感覺。

　　1966年11月，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各地紅衛兵代表時，提出新的說法：“毛主席親手締造的、由林彪同誌主持的人民解放軍……”這樣，林彪在解放軍中的地位，首次與毛澤東並列在了一起。

　　1966年11月底，陳毅在接見軍隊造反派時，又進一步說：“我軍是毛主席親自締造的，是在林副主席直接領導下的。”

　　1967年2月，陳伯達在接見紅衛兵代表時，再進一步說：“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親自締造的，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彪同誌直接指揮的。”

　　（24）

　　1967年4月之後，“兩報一刊”就形成一個習慣提法：“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

　　據汪東興回憶說：7月下旬，政治局會議在討論八一建軍節社論時，圍繞稿子中“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提法，引起了一場爭論。陳伯達主張恢複過去一貫的提法，張春橋則主張不改回去，會上爭論不休。

　　當時，我陪毛主席住在杭州，沒有參加這次會議。毛主席的眼睛患了白內障，視力模糊。周總理就把會議爭論情況寫了封信給我，要我轉報請示毛主席。

　　毛主席聽我念了信後，要我代他劃圈後退回去。我覺得難辦，考慮到毛主席和周總理就要到上海接見外賓，所以我沒有圈回去，把信帶在身邊了。

　　毛主席、周總理在上海錦江飯店接見第一批外賓後，周總理、黃永勝都問我那個報告毛主席圈閱了沒有，我說：“你們去問毛主席。”

　　當時，毛主席正點燃一支香煙在抽，對著我說：“怎麽搞的？”意思是說：你怎麽沒有把信圈回去？

　　我說：“這樣大的事，我不敢圈。兩種意見，您到底讚成哪一種？”

　　毛主席說：“兩種意見，我都不讚成。締造者不能指揮，能行嗎？締造者也不光是我，還有許多人。”

　　毛主席說完後，我下樓從皮包裏拿出信來，當著周總理、黃永勝的麵，按照毛主席的意思作了圈閱，刪去了“毛主席和”四個字，恢複過去提法，給他們了。

　　這次張春橋起草的《社論》，突然改動過去三年多來的一貫提法，顯然不是偶然的，應該是代表了毛澤東的意見。不過這次“締造”和“指揮”的問題，毛澤東作了讓步，刪去“毛主席和”四個字，恢複了過去的說法。但“締造”和“指揮”的問題，並沒有就此結束。在“九一三”事件前夕的1971年8月27日，毛澤東在“南巡”中，又重新提起“締造”和“指揮”的問題，說：“我犯了個錯誤。勝利以後，軍隊的事情我管得不多，現在我要管軍隊了。我光能‘締造’，就不能‘指揮’了嗎？”這是後話了。

　　1970年4月，毛澤東在審閱“兩報一刊”紀念列寧誕辰一百周年的文章時，特地刪去了很多林彪特有的頌揚毛澤東的話，比如“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等等。毛澤東還為此寫下大段批語：“關於我的話，刪掉了幾段，都是些無用的，引起別人反感的東西。不要寫這類話，我曾講過一百次，可是沒有人聽，不知是何道理，請中央各同誌研究一下。”毛澤東刪掉的這些話，都是林彪的原話，可以算是間接地批評林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