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四七（崇新嶽 百思峰 ）

 

（67）

 

　　有一種說法，說毛澤東劃掉江青，加上葉群，是因為毛澤東“不好意思”讓江青一個人進政治局，所以要拉葉群進去“陪襯”江青。這種說法是不合理的。因為毛澤東這個人的做事風格，從來沒有“不好意思”，從來是不怕別人議論的。如果毛澤東讓江青進政治局都“不好意思”，那他還怎麽“好意思”打倒自己多年的老戰友劉少奇呢？況且張春橋和姚文元都成為政治局委員了，江青當政治局委員，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根本不需要“不好意思”。

　　林彪審閱後的名單傳到周恩來那裏，周恩來看到名單上毛澤東劃掉了江青，林彪劃掉了葉群，如果按照這個名單公布下去，江青和葉群都進不了政治局。周恩來馬上明白出現這樣的情況，這是毛澤東和林彪又鬧矛盾了，現在隻有他周恩來出麵，才能調解得了毛澤東和林彪的這場矛盾。於是周恩來馬上開始行動了。

　　據邱會作回憶說：周總理說：“我看到主席、林副主席在名單上刪去了江青、葉群的名字，但我們還是要考慮的。我們堅持把這兩個人都列上，這也是從當前的大局來考慮。”

　　康生說：“總理的意見是對的，但困難比較大，我們硬著頭皮留下來。”

　　黃永勝說：“我同意總理和康老的意見。”

　　在新的名單上，毛主席還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個大叉，在名單的旁邊寫上李德生、紀登奎的名字。林總同上次一樣，收到名單，即在葉群的名字上打了一個大叉。

　　第一輪政治局委員名單上，原本隻有江青，沒有葉群，而毛澤東加上了葉群；第二輪政治局委員名單上，周恩來把江青和葉群的名字都加上去了。這次毛澤東再次劃掉江青的名字，而林彪也再次劃掉葉群的名字，林彪還是沒有加上江青的名字。邱會作繼續回憶說：

　　4月26日晚，周恩來、康生、黃永勝三人小組繼續工作，主要是談論江青、葉群兩人的問題。

　　周總理說：“整個名單就是江、葉二人的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了，整個名單就定下來了。從當前的情況出發，江青、葉群一定要入政治局，要從政治上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誠懇表示我們的態度。我們三人，明天上午向主席匯報，12時後向林副主席匯報，爭取在明天，把問題分別談妥。” 27日上午10時，周恩來、康生、黃永勝三人到了毛主席住處。周恩來說：“我們誠懇提出江青同誌一定要列入政治局候選人名單之內。把江青同誌列入固然有一定的政治影響，不列入也會產生政治影響，甚至會產生更大的政治問題。權衡利弊，我們提議一定要把江青同誌列入候選名單之內。”

　　（68）

　　毛主席說：“你們要那就要吧。不管怎麽說，列上了責任在我身上，就這樣吧。”

　　周總理等三人接著就到林總家裏去，葉群接待了總理等三人之後，自動回避了。

　　周總理對林總說：“關於葉群同誌列入政治局候選人名單的問題，從現實的政治情況來考慮，我們三人認為一定要列入，否則會產生另外的政治影響，請林副主席同意我們的意見。”

　　黃永勝接著說：“我們剛才到主席那裏去了，對江青列入政治局候選人名單，毛主席基本同意了我們的意見。我建議對葉群的問題，你也要同意我們的意見。”

　　康生說：“總理，黃總長把我們研究的意見都說了。請林總從政治上考慮，同意我們的意見。”

　　林總說：“無論同意或不同意把葉群列入政治局候選人，我都聽從毛主席的決定。”

　　毛澤東既然劃掉了江青的名字，就不能再出爾反爾，輕易把江青留下來。周恩來知道毛澤東的難處，於是專門帶人去毛澤東那裏登門拜訪，堅決要求讓江青進入政治局。這樣眾人的懇請，就讓毛澤東可以下台階了，於是毛澤東順勢同意江青進入政治局了。林彪也一樣，順勢同意葉群進入政治局了。

　　這裏林彪說“我都聽從毛主席的決定”，這話是有問題的。因為毛澤東親自決定加上“葉群”的名字，林彪卻劃掉“葉群”，這分明就是林彪“不聽從”毛澤東的決定。當然周恩來等人也裝糊塗，沒有人會為難林彪的。

　　邱會作繼續回憶說：最後，27日下午，毛主席、林總、周恩來、康生、黃永勝五人在毛主席住處開會，九屆中央政治局候選人的名單定下來了。毛主席說：“今天下午談兩個問題。一是政治局候選人名單；二是政治局常委名單。”主席接著說：“政治局候選人名單隻好就這個樣了，有責任由我承擔!”

　　接著，毛主席、林總、周恩來、康生、黃永勝五人，在政治局候選人名單上簽了字。

　　臨走時，主席對黃永勝沒頭沒腦說了一句：“黃永勝，你也能統管三軍。”

　　毛澤東和林彪的這次矛盾，在周恩來手中圓滿解決了。如果換一個人，未必能像周恩來處理得這麽恰如其分。最後毛澤東對黃永勝說“你也能統管三軍”，這是毛澤東對黃永勝還抱有希望，還要試圖“拉”黃永勝。此時毛澤東對林彪越來越失望了，所以他對黃永勝說這句話的畫外音是：“你黃永勝要跟我毛澤東走的話，我就讓你統管三軍”。

　　盡管周恩來圓滿地解決了毛澤東與林彪的矛盾，但在周恩來心中，對這次“九大”政治局的人選，是非常不滿意的。後麵我們將談到這個問題。

　　（69）

　　前麵說了九屆一中全會上江青和葉群的當選情況，下麵再說其他新代表的當選情況。中央文革小組出身的張春橋和姚文元當選政治局委員，這已經成為公認的定局，沒有人吃驚。因為從1967年開始，中央文革小組已經取代了中央政治局，所以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這被認為是理應如此。如果王力、關鋒、戚本禹等沒有被打倒的話，他們也會進入中央政治局。

　　謝富治(上將)、許世友(上將)、陳錫聯(上將)這三個紅四方麵軍出身的將領當選政治局委員，主要是因為他們曆史上與林彪沒有關係，不買林彪的帳，林彪也指揮不動他們。所以，紅四方麵軍出身的三個人進入政治局，明顯是毛澤東作為平衡林彪勢力的棋子。對於謝富治進入政治局，大家還不吃驚，因為謝富治是公安部長，早就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他進政治局，似乎沒什麽懸念。不過許世友和陳錫聯這兩個純粹的軍人，也進入了政治局，這就讓人有些吃驚了。當時的一些外電據此報道，中國新成立的政府是“軍人政府”。

　　更讓人吃驚的是，中央軍委辦事組出身的四個將領黃永勝(上將)、吳法憲(中將)、李作鵬(中將)、邱會作(中將)，也進入了中央政治局。特別是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三個人，軍銜不過是中將，居然也能進入政治局。據邱會作本人說，他對自己能夠進入政治局，都感到很意外。為什麽林彪的親信“四大金剛”可以一下子全部進入中央政治局呢？這需要進行一些分析。

　　首先說明一下當時軍隊的領導體製。在文革之前，軍隊的最高領導是中央軍委。中央軍委由一名軍委主席，一名常務副主席，和幾名普通副主席組成。除了軍委主席毛澤東之外，具體領導軍隊的是常務副主席林彪，他可以召集其他幾位普通軍委副主席開會，研究和決定軍隊的主要工作，林彪是軍隊中實權最大的人。

　　軍隊中實權第二大的人是總參謀長羅瑞卿，羅瑞卿被打倒後，楊成武接任；楊成武倒台後，黃永勝接任。總參謀長負責處理軍隊的日常工作，具有很大的實權。在林彪和總參謀長之間，還有幾位普通軍委副主席(劉伯承、陳毅、聶榮臻、徐向前、葉劍英)，他們的地位比總參謀長高，可以在有限的程度上，參與軍隊的一些事務。

　　文革之後，中央軍委的幾個副主席都被“炮轟火燒”，中央軍委和總參謀部的工作基本上癱瘓了，於是就成立一個“中央軍委辦事組”的機構，代替中央軍委和總參謀部，負責處理軍隊的日常工作。中央軍委辦事組是在林彪的直接領導之下，其他的軍委副主席無法幹預軍委辦事組，這樣一來，林彪在軍隊中的實權，就比文革前大了許多，因為他不必再受到其他幾位軍委副主席的肘掣了，可以一個人“獨裁”軍隊的事情。

　　（70）

　　從權力的角度來看，林彪是文革的受益者，文革之後林彪的權力更大了。但任何事情都是辯證的，權力大了，同時也會招來意想不到的風險，這就是所謂的“樹大招風”。後來林彪仗著他在軍隊中的“獨裁”地位，擅自決定發出“一號命令”，這又給林彪帶來致命的災難。這是後話了。

　　中共過去一直強調黨指揮槍的原則，軍人在中央的地位都不高。雖說總參謀長是軍隊中實權非常大的人，但建國後的曆屆總參謀長，粟裕、黃克誠、羅瑞卿、楊成武都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黃永勝是第一個具有政治局委員身份的總參謀長。這樣一來，軍隊在中央的發言權顯然大了很多。毛澤東搞文革的最大受益者，並不是毛澤東本人，而是軍隊和林彪，軍人在國家政治中的地位空前提高。

　　毛澤東讓林彪的主要親信進入中央政治局，表麵上是對林彪以及林彪集團的立功獎賞，但在表麵之下，這個安排還有另外一層作用，這就是堵死了林彪激勵部下的手段。

　　對於領導人來說，用某種手段激勵部下努力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最基本的激勵手段，第一個是錢，第二是地位。比如一個公司的老總，他要激勵一個重要的員工好好工作，那麽就可以用每年漲工資的手段：第一年1萬，第二年2萬，第三年3萬……，第10年10萬；這樣使員工感到隻要努力工作，就會得到不停漲工資的回報，員工也就一直努力工作。

　　相反，如果公司老總第一年就把這個重要員工的工資提到10萬，以後每年的工資不變，一直是10萬。這樣的話，第1年員工當然非常高興，可是在此之後，員工不管怎麽幹，工資也不變，那麽員工就會認為自己已經“到頭了”，再怎麽努力結果也是一樣。這樣一來，盡管員工一直拿著高工資，而他的工作積極性反而越來越低。

　　在毛澤東時代搞社會主義，不能用錢來激勵，那就隻能用提高地位來激勵了。一個人工作幹得好，幾年後提升科長，再幹幾年提升處長，再幾年提升局長，再幾年提升部長，再幾年提升副總理……，這種逐漸升官，可以最大程度地激發部下的積極性，激勵部下為你賣命。相反，如果一下子把這個人提升為副總理，以後他再怎麽幹，也都是副總理，不會再升了。這樣的話，你就失去了對部下用 “封官”進行激勵的手段。因為部下感到從你那裏已經不會再得到好處了，為你賣命的積極性也就越來越低了。

　　對於林彪來說，如果把黃永勝、吳法憲等人，第一步先提升為中央委員，第二步再提升為候補政治局委員，第三步再提升為政治局委員，那麽林彪就可以用“封官”來激勵部下替他賣命，幹得好就可以繼續升官。相反，黃永勝、吳法憲等人“一步到位”提升為政治局委員，這是在那時的權力格局下，黃永勝他們可以達到的最高職位了，他們已經“到頭了”。

　　（71）

　　既然黃永勝等人感到自己已經“到頭了”，那麽林彪想用“升官”來激勵他們替自己賣命，也就不再可能了，他們替林彪賣命的積極性也就越來越低了。這點正是毛澤東想要看到的東西，所以毛澤東願意把林彪的四個主要親信，“一步到位”地都提升為政治局委員。

　　據說黃永勝當時已經被內定為第一副總理，他已經是位於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之下的第四號人物。如果黃永勝有野心，他還想繼續升官，還想往上爬，那他隻有離開林彪，改投到毛澤東門下。黃永勝幫毛澤東一起扳倒周恩來的話，黃永勝就可以升為總理；幫毛澤東一起扳倒林彪的話，黃永勝就可以取代林彪，升為軍隊的第一把手，就像毛澤東說的那樣“黃永勝也可以統帥三軍”。

　　毛澤東曾想用“統帥三軍”這個誘餌，把黃永勝拉到自己這一邊來，讓黃永勝反戈一擊向林彪進攻。然而黃永勝這個人野心卻不強，沒有想繼續往上爬，沒有想取代林彪或周恩來。如果黃永勝是江青那樣野心勃勃的人，那中國的曆史可能就要改寫了。邱會作在回憶錄中說：毛主席是很看重和看好軍委辦事組的，他想把軍委辦事組拉在他的手上，為此主席多次拉黃永勝，可是黃永勝不為所動。這不是說黃永勝不願意離開林彪，而是黃永勝沒認識到主席的用意，毫無“悟性”。試想，如果毛主席拉動了黃永勝和軍委辦事組，並和江青一夥結合起來，那黨和國家的曆史就要改寫了。林彪、總理在主席那裏就是螞蟻一樣了，輕易就可以捏死。

　　上麵談了這次新當選政治局委員的人，這裏還要談談幾個未當選政治局委員的人。這次未當選政治局委員的上一屆委員，最突出的就是陳毅。在“九大”上，朱德和陳毅兩個人，一直是毛澤東重點要擺平的對象。陳毅是解放後上海市第一任市長，因此他是作為上海地區的代表，來參加“九大”的。然而上海是中央文革直接控製的地盤，因為陳毅作為上海的代表，受了不少批，挨了不少整。

　　據原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回憶，在上海討論陳毅的代表資格問題時，張春橋在會上發言說：“二月逆流”主要是七個人，形成了兩個中心：一個是以李富春的家為中心的“裴多菲俱樂部”，有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參加，多次開黑會；另一個是以京西賓館為中心的黑據點，有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參加。三個副總理，三個軍委副主席，一文一武。在這兩個中心之間穿針引線的，就是副總理兼軍委副主席陳毅，他實際上是“二月逆流”的總聯絡員，兩麵跑，一下到國務院，一下到軍委，起了特別惡劣的作用。

　　陳毅，過去是新四軍的，解放後又在上海工作了一個時期，所以有些人至今對他還有迷信。靜安區有一個人，聽說陳毅受了批判，居然還替他掉眼淚！因此，我們要揭穿陳毅的老底。他這個人，從井岡山時期起，就反對毛主席。有人把陳毅在軍事上吹得神乎其神，其實他不會打仗，隻會下棋……

　　（72）

　　徐景賢回憶說：根據張春橋的指示，我起草了一封致陳毅的信：

　　陳毅同誌：黨的“九大”即將召開，按照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指示，上海市四十三萬共產黨員，同意推選你作為“右”的代表出席“九大”，特此通知。現將“九大”代表《履曆表》寄去，請填寫後寄回，同時希望能收到你的回信。

　　信發出以後不到一個星期，陳毅就把《履曆表》填好後寄回，並附了一封簡短的信，無奈地對上海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選他作為“右”的代表參加“九大”，表示感愧。

　　前麵說過，陳毅等人在1968年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做了很多自我批判，當時他們以為自我批判之後，“二月逆流”的問題就可以過關，以後就沒事了。沒想到在半年後的“九大”上，陳毅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的批判材料，卻成為揪他“小辮子”的重要材料。據徐景賢回憶說：

　　我把那本裝訂成冊的八屆十二中全會文稿，“啪”地放在桌上，當眾打開，把其中的內容揭了出來，說：“你陳毅真的從井岡山時期起，就是緊跟毛主席幹革命的嗎？否！根據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的揭發，在井岡山時期，毛主席是紅四軍前委書記，你陳毅是紅四軍政治部主任，你卻反對毛主席的一係列正確政策和原則，迫使大會否決了毛主席的正確主張……”

　　我所念的文稿內容，很多代表都是第一次聽說，大家都吃驚地瞪大眼睛，會場裏鴉雀無聲。

　　我接著說：“你陳毅這個政治部主任把毛主席趕下台，取而代之，自己當選為前委書記。這還不算，以你為首的前委還決定要毛主席離開部隊，到閩西去搞地方工作。”

　　會場裏出現了輕微的騒動，代表們剛剛才曉得陳毅原來有著這樣的曆史背景。

　　我淸了淸嗓子，繼續向陳毅猛攻說：“就是你這個在四十年前就反對過毛主席的陳毅，到了四十年後的今天，又跳出來反對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成為‘二月逆流’的黑幹將。大家都知道，《三國演義》裏劉備手下有一個大將，名叫魏延，他的後腦長著一根反骨，一有機會就會跳出來反對蜀國。四十年來的曆史證明：你陳毅就是腦後長著反骨的當代魏延！”

　　我那帶有煽動性的發言，把代表們激怒了。王秀珍高聲呼叫口號：“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打倒陳毅！”

　　陳毅在座位上緊緊地蹙起了眉頭，通紅的臉頰上兩塊下垂的肉微微地顫動著，嘴裏呼哧呼哧地吐著氣，他欲言又止，欲言又止……

　　陳毅這時是啞巴吃黃連，因為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陳毅為了“過關”，隨便承認了自己的一些曆史錯誤。陳毅原以為承認了錯誤，檢討一下，就沒事了。而在現在，他想要推翻自己過去承認過的錯誤，也是很難的。

　　（73）

　　1956年召開的中共八大，出席大會的黨員代表1026人，選舉出中央委員97人；1969年召開的中共九大，出席大會的黨員代表1512人，選舉出中央委員170人。可見參加“九大”的代表人數，以及選出中央委員人數，都大大增加了。

　　參加“九大”的1512位代表中，大部分是來自基層的“工農兵”代表，他們對中共早年的黨史並不清楚。“九大”上江青等人把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朱德、陳毅等人的檢討材料拋出來，大部分代表頭一次聽說朱德、陳毅在紅軍時期曾經反對過毛澤東，都感到義憤填膺。因此在選舉中央委員的時候，大部分人主張不選朱德、陳毅等人。這時毛澤東又表態說，還是要把朱德、陳雲等人選進去。

　　毛澤東說：“幾位老帥，李先念、李富春要選，黨內有幾個反對派有什麽要緊？”

　　許世友說：“反一兩年可以，反幾十年怎麽行？把他們選進去了，他們還是要反，怎麽辦？”

　　毛澤東說：“那些反過我的人，要選他是困難的，要你許世友投他們的票也是困難的。那些人，資格很老，功勞也有，錯誤不少，有的還犯過大錯。他們的檢討也有，但群眾不通過。我看以後就不要檢討了，主要看行動。我們看他們的行動，他們也看我們的行動。”

　　許世友說：“主席下命令，我們就選他們。”

　　毛澤東說：“那不就成命令主義了？隻能說服，不能壓服嘛。朱德、葉劍英、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陳毅，聶榮臻要選進去。”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主席團秘書處做出規定：既要保證朱德等人當選，又不能讓他們得到高票，據說這樣才能使他們認識到自己錯誤的嚴重性，促使他們轉化。最後的選舉結果是：朱德(809票)，陳雲(815票)，陳毅(867票)，葉劍英(821票)，徐向前(808票)，聶榮臻(838票)，李富春(886票)，李先念(922票)。

　　大會總票數是1510票，要過得到半數以上(755票)才能當選。除了李先念之外，其他人都是800多票，勉強過半數當選。這樣低的得票率，使他們在後來的政治局委員選舉中，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

　　這次選舉還有一件趣事，就是一個普通工人黨員居然也以全票當選中央委員。據參加這次大會的原廣州軍區代表遲澤厚回憶說：當宣布中央委員候選人、工人代表王白旦以全票當選時，會場立即響起一片議論聲。這位工人代表看來毫無政治生活經驗，他不懂得等額選舉往往是知名度越低，得票率卻越高。此人在全國毫無名氣，誰也不會故意把他劃掉，而他自己又不懂得謙虛，結果使自己成了170名中央委員中，得票唯一與毛澤東平起平坐的人。散會後許多人都憤憤不平地大罵這位工人太不謙虛：“你比林副主席還能！”

　　（74）

　　對於上一屆“八大”的21位政治局委員來說，有幾種不同的情況。

　　第一、開除黨籍，這隻有劉少奇1人；

　　第二、犯了嚴重錯誤，被排除於中央委員之外，降為普通黨員。第二種情況的有5人：鄧小平、陶鑄、賀龍、李井泉、譚震林。

　　第三、犯了錯誤，受到降級處分。第三種情況的有6人：朱德、陳雲、李富春、陳毅、徐向前、聶榮臻。朱德降一級，由中央政治局常委降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陳毅、徐向前、聶榮臻也降一級，由中央政治局委員降為中央委員；陳雲和李富春降兩級，由中央政治局常委降為中央委員。

　　第四、犯了錯誤，但經過檢討後，保留了政治局委員。第四種情況的有3人：陳伯達、李先念、葉劍英。

　　剩下沒有犯錯誤的“幹淨”的人，隻有6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康生、董必武、劉伯承。

　　周恩來派係最重要的人物陳毅，沒有獲得政治局委員的提名，沒有進入政治局，這對於周恩來派係來說，無疑是一個重大損失。在1955年評元帥的時候，原方案中就沒有陳毅，是周恩來力爭之後，陳毅才進入十大元帥的第六名。十大元帥的前六名是：朱德(總司令)、彭德懷(第一野戰軍司令)、林彪(第四野戰軍司令)、劉伯承(第二野戰軍司令)、賀龍(紅二方麵軍創始人)、陳毅(第三野戰軍司令)。

　　這次陳毅等人沒有進政治局，許多老幹部深感意外。江青都進了政治局，陳毅反而進不了，許多人紛紛為陳毅打抱不平，也因此對毛澤東產生了看法。

　　邱會作回憶說：文化大革命產生的重要問題之一，就是傷害了廣大老幹部。但大多數受傷害的老幹部仍顧全大局，對毛主席還是誠心擁護的，這是我們黨團結的象征。但把一些應當進入政治局的人排斥在外，如陳毅、李富春、陳雲、聶帥、徐帥等，反而把自己的老婆塞進政治局，這是不能不使人反感的大事。“老革命吐故了，老婆納新了”。

　　當然毛澤東也意識到對陳毅等人過分苛刻了一些，所以又給他們一些安慰，讓陳毅等人保留了中央軍委副主席的職位。

　　為陳毅的事，周恩來本想跟毛澤東再次“爭一爭”。這時鄧穎超給周恩來寫一張紙條，說：你要緊跟毛主席，活學活用毛主席思想，對事對人要放眼量，力戒急躁和激動，力爭保持你的身體情況能堅持工作。

　　（75）

　　鄧穎超一方麵是關心周恩來的身體，另一方也是勸周恩來不要爭，“對事對人要放眼量”。周恩來後來終於沒有爭，這或許是聽了鄧穎超的意見。

　　到了周恩來這樣地位的人，已經沒有人敢給他提意見了。“對事對人要放眼量”這樣告誡的話，別人是不敢對周恩來說的。鄧穎超以夫人的身份，常常在關鍵時刻給予周恩來勸告和提醒，這對於幫助周恩來少犯錯誤，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江青有鄧穎超這樣的情操，以夫人的身份在關鍵時刻給予毛澤東勸告和提醒，中國的曆史恐怕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從後來的事情發展來看，周恩來這次“沒有爭”，周恩來派係大為受損，卻反而是“塞翁失馬”。因為周恩來派係力量的下降，凸顯林彪派係力量的驟強，不僅使江青集團與林彪集團的矛盾激化了，也使毛澤東把防範的重點，從周恩來派係轉移到林彪集團上，最終引發了雙方的激烈鬥爭，使周恩來派係反而得了“漁翁之利”。這些是後話了。

　　“九大”沒有當選政治局委員的，還有一個重要人物，這就是汪東興。本來人們都普遍認為汪東興一定會進入政治局，因為汪東興是毛澤東的聯係人，也是最早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的人之一。因為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的成員，除了汪東興和溫玉成之外，都進入了政治局，而汪東興隻是政治局候補委員。對汪東興沒有當選政治局委員的原因，邱會作回憶說：

　　九大開幕之前，汪東興病了。葉群帶我們去看過汪東興，之後葉群還叮囑我們再去看汪東興。記得我們去看汪東興時，他不但很感謝，而且很激動，說著說著又哭又罵，什麽“過河拆橋了”、“卸磨殺驢了”、“不要我了”……

　　江青沒去看他，也沒派人去看他，主席也沒派人去看他。汪東興有這種看法並不奇怪，那個時候一切都敏感得很。汪東興在我們麵前敢對主席不敬，我們是很吃驚的，看來主席和汪東興也有很深的私密關係。汪東興在楊、餘、傅事件以後就和我們走近了，“九大”以後就完全和我們站在一起了。

　　（76）

　　根據邱會作的回憶，汪東興沒有當選政治局委員，似乎是來自毛澤東對汪東興的不信任。而且汪東興敢當著邱會作他們的麵，說“過河拆橋了”、“卸磨殺驢了”之類對毛澤東不敬的話，的確讓人吃驚。汪東興這個角色，是非常特殊的，後麵我們再專門分析。

　　1969年4月28日，九屆一中全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河北廳舉行，會議的議程就是選舉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開會時，坐在主席台上的隻有毛澤東和林彪兩個人。毛澤東坐下後，不見周恩來，問道：“總理呢？”

　　原來周恩來按照姓氏筆劃排列，坐在台下了。毛澤東叫周恩來到台上來坐，這時大家對周恩來報以熱烈鼓掌，周恩來這才走上台去。

　　這次選舉政治局委員，仍然是無記名的等額選舉，過半數的候選人當選。277人中央委員的投票結果，選出政治局委員25人，其中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康生獲全票，陳伯達275票，黃永勝274票，江青270票。會議投票選出25名政治局委員之後，馬上舉行九屆政治局第一次會議。

　　據邱會作回憶說：選舉結束後，就在主席台前召開九屆政治局第一次會議，政治局常委的陳伯達和康生也坐到台上去了，新選出的政治局委員全部坐台下前排。江青邁著慢悠悠的步子，是最後一個到達台前的。

　　毛主席說：“下麵是什麽議程呀？軍委怎麽組成？”

　　總理說：“軍委主席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是副主席，根據毛主席的建議，原來五位副主席(劉伯承、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還任新中央軍委副主席；進行實際工作的，還是中央軍委辦事組。”

　　總理剛說完，林總就說：“讚成。”

　　這裏需要指出，朱德從一開始就隻是中央軍委委員，從來沒有當過軍委副主席。最早的軍委副主席是林彪、賀龍、聶榮臻三人，後來又增加了陳毅、劉伯承、徐向前、葉劍英。軍委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員不同，政治局委員具有決策權的實職，而軍委副主席是沒有決策權的虛職，在黨內的地位是不一樣的。

　　毛澤東安排陳毅等五人繼續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一方麵是對他們的一個安慰，另一方麵也是對林彪的一個製約。不過林彪對這個方案立即表示“讚成”，因為這個方案實際上對林彪還是很有利的。因為中央軍委副主席並無實權，實權在中央軍委辦事組手裏，周恩來也明確說：“進行實際工作的，還是中央軍委辦事組。”

　　（77）

　　在“九大”的閉幕式上，毛澤東說：“這次全國代表大會，看起來開得不錯。據我看，是開成了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毛澤東雖然嘴上這麽說，但他心裏，對這次大會應該說是並不滿意的。據邱會作回憶說：

　　毛主席究竟對“九大”滿意不滿意？對林彪接班滿意不滿意？從“九大”當時的情況來看，主席好像是滿意的，但從“九大”以後主席的一係列做法來看，主席是不滿意的。主席可能還是信了蘇修“軍事官僚專政”的說法，認為軍隊上了台，掌了權，外電也是這樣評價和攻擊的。毛主席嘴上在調侃，其實心有疑慮，以後的事是完全證明了這一點。

　　從“九大”的結果來看，毛主席革劉少奇的命成功了，權力卻給了解放軍(林彪)很大一塊，無形中形成了“軍政府”。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在“九大”寫進黨章，形成這種局麵，毛主席應該是高興的。所以毛主席的不高興，說明他內心並沒有想把班交給林彪。

　　邱會作在這裏說毛澤東對林彪有“疑慮”，這個並沒有說到點子上。毛澤東和林彪的矛盾，已經上升為路線矛盾。從兩人起草“九大”《政治報告》的不同觀點就可以看出，林彪是不讚成毛澤東搞文革的，如果林彪接班的話，林彪上台後肯定要把文革停下來，肯定不會繼續革命。毛澤東集聚他畢生最後的精力搞的這場文革，如果交到林彪手裏，那就是前功盡棄，毛澤東的一切心血就付之東流了。

　　所以，毛澤東的內心中，從來就沒有想過讓林彪接班。那毛澤東為什麽又要在《黨章》中寫入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呢？這是毛澤東的權宜之計，這個原因前麵我們已經分析過。

　　其實林彪早在1966年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就已經成為黨的第二把手，事實上的接班人。在1969年的“九大”上，隻不過是把林彪事實上的接班人地位，正式化和公開化而已。林彪的實際地位並沒有提升，職權還是跟以前一樣，僅僅是得到一些名聲上的榮譽而已。

　　高明的政治家，和高明的棋手一樣，可以提前看到好幾步棋，而蹩腳的棋手，隻能看到眼前的一步棋。毛澤東在林彪的名字寫入《黨章》的時候，就已經在考慮將來怎麽把林彪的接班人拿下來。因為將來要拿下林彪，現在就不能讓林彪的羽毛太豐滿了，所以毛澤東就在“九大”上，暗暗布置下將來拿掉林彪的政治布局。

　　毛澤東的第一個布局，是把林彪的勢力局限在軍隊之內，不讓林彪插手黨和政府的事情。“九大”後，林彪還是隻管軍隊，黨政的職務沒有給林彪一個。不僅如此，就是林彪的親信“四大金剛”，也沒有讓他們在黨和政府部門兼職。

　　（78）

　　毛澤東真正中意的接班人，比如張春橋，毛澤東就讓他在黨、政、軍各方麵都兼職。張春橋在黨內任中央組織宣傳組副組長，這是一個實權很大的職位；張春橋在政府內任國務院副總理、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這都是有實權的職位；張春橋在軍內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南京軍區第一政委，這也都是有實權的職位。

　　毛澤東知道，一個接班人要想真正接班，必須在黨、政、軍各方麵都有一定的勢力。毛澤東給張春橋在黨、政、軍各方麵安排這麽多有實權的職位，就是想讓張春橋以此來培養自己的勢力，以便日後接班。

　　對比之下，毛澤東沒有給林彪安排一個黨或政府的有實權職位，也就是不想讓林彪在黨和政府內發展自己的勢力。試想，如果林彪真的要接班，他隻在軍隊中有勢力，在黨和政府內一點勢力沒有，這樣能接好班嗎？這樣一看，就知道毛澤東最初就沒有打算讓林彪接班。後來林彪為了“爭”國家主席這個政界的職務，終於跟毛澤東鬧翻了。

　　毛澤東的第二個布局，是讓劉伯承等5人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如果毛澤東真的想讓林彪接班，那麽隻安排林彪一個軍委副主席就可以，沒必要再安排其他人當軍委副主席。劉伯承等5個軍委副主席，雖說沒有實權，但在重大關鍵問題上，林彪不得不征求他們的意見，這就可以形成對林彪的牽製。

　　毛澤東的第三個布局，是讓黃永勝等林彪的四個親信“一步到位”進入政治局，堵死林彪搞“封官許願”的空間，這些我們前麵已經說過。

　　林彪也是政治高手，他從毛澤東的各種布局，應該很清楚地看出來，毛澤東並沒有真心讓他接班。林彪也知道毛澤東把他的接班人地位寫入《黨章》，不過是安慰他一下，不能當真的。劉少奇的國家主席地位還是《憲法》規定的，不是也照樣打倒。試圖靠一紙空文來保住自己的地位，那是不可能的，必須靠實力和智慧。

　　林彪既然看出來，毛澤東的真正接班人不是自己，那麽毛澤東的真正接班人是誰呢？從當時的情況來看，林彪認為：毛澤東真正的接班人，很可能就是江青集團，將來江青當主席，張春橋當總理。既然是這樣，江青集團就是林彪最大的潛在威脅了。一旦江青集團壯大起來，可以獨當一麵了，那麽林彪就沒用了，也就是林彪倒台的時候到了。

　　（79）

　　毛澤東希望林彪幫助自己，把江青集團扶持起來。而林彪卻發現，真正對他構成威脅的，正是江青集團。林彪的生存之道在於，不但不能扶持江青集團，而是要盡可能地打壓江青集團，否則就是“教會徒弟，餓死師傅”。

　　隻要江青集團壯大不起來，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就沒有人可以取代，林彪就是安全的。基於林彪的這種想法，在“九大”之後，林彪集團與江青集團的鬥爭就越來越尖銳和白熾化了。

　　在“九大”上，林彪集團在選票上做文章，搞得江青集團大丟麵子。“九大”後，江青集團當然要對林彪進行報複。據吳法憲回憶說：

　　“九大”以前，江青他們還不敢把矛頭直接對準林彪，但“九大”以後，江青等人對林彪的不滿愈來愈深。再加上“九大”以後，不論是在中央還是在各省市自治區的領導中，軍隊幹部已經占了一個相當的比重，林彪的威望越來越高。為了打擊軍隊和林彪的聲望，原中央文革小組的一些人，以江青為首，開始公然把矛頭指向林彪。

　　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公開議論林彪在“九大”上《政治報告》念得不好，結結巴巴的。以後，江青一夥人更加得寸進尺，又公開提出要批判林彪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的講話，說林彪的講話不突出階級鬥爭，貶低了文化大革命，從而把矛頭直接指向了林彪。這真是讓我們大吃一驚。林彪是可以隨便批的嗎？這樣把林彪放到一個什麽樣的位置上？真是無法無天！

　　林彪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已經過去半年了，有意見為什麽當時不提？再說林彪的講話，已經對文化大革命作了高度的評價，說其曆史意義遠遠超過了文藝複興。江青對這樣講還不滿意，這真是吹毛求疵了！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江青這樣做，恐怕還是有人指使。

　　這時，江青又夥同姚文元，一起批注了俄國作家車爾尼雪夫斯基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是評論歐洲文藝複興的，江青和姚文元對這篇文章，逐段進行了批駁。他們是想借批判車爾尼雪夫斯基之名，行批判林彪在八屆十二中全會講話之實。

　　江青竟然想拉軍委辦事組的人，和她一起批判林彪的講話。一次我去外地檢查工作不在北京時，江青到京西賓館找到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談話，說林彪的講話是不對的，要進行批判。

　　（80）

　　黃永勝問她：“要批判林彪的什麽講話，是不是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的講話”

　　江青說：“林彪的那次講話，事先沒有經過中央文革碰頭會的討論，也沒有經過毛澤東的批準，沒有經過充分的準備，隻是個人寫了幾條，脫口而出，必須要加以批判和澄清。”

　　江青這一說，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幾個人就哼哼哈哈地裝糊塗。等江青一走，他們幾個人一商量，趕緊跑到林彪那裏去報告林彪。林彪說：“讓她去批吧。不過要注意她一下，看她搞什麽名堂。”

　　我一回到北京，黃永勝就告訴我說：“江青可能要找你，如果讓你去，你什麽話也不要講，哼哼哈哈地就行了。”我說：“好！”

　　果然，當天江青就把我找到她的住地。當時江青住在玉泉山，我一到那裏，她就開始給我看她的照片，又叫我參觀了她給毛澤東準備的房間，然後才開始跟我談批判林彪的問題。

　　按照黃永勝的交待，我不對她的話表示任何態度，隻是哼哼哈哈地對付。從江青那裏回來，我立即把這一情況告訴了黃永勝，黃永勝又報告了林彪。

　　江青看“拉”我們軍委辦事組的人批判林彪，沒有得到響應，就又把這件事提到了政治局裏。江青和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一連提了六、七次，要把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文章和他們的批注，印發到全國縣團級單位。他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想借批判車爾尼雪夫斯基文章這件事，在全國範圍內批判林彪。

　　在這些會議上，康生表示同意，而且認為越快越好，但周恩來、陳伯達、黃永勝、我、李作鵬、邱會作、李先念、汪東興及葉群都一致表示反對，我們的意見占多數。

　　後來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江青又提出要發這個文件。這一次周恩來發了脾氣，他說：“江青同誌，你要懂一點民主集中製，懂得一點集體領導的原則嘛！對這個問題，多數人不讚成，隻有你們三、四個人同意，就硬要往下發，這樣做行嗎？這是一種分裂黨的做法。而且，即使要往下發，也要經過毛主席，要經過毛主席同意才可以。”

　　江青當時有點意外，但也一時之間無言以對。這樣，他們才暫時放棄了批判林彪的活動。

　　（81）

　　《吳法憲回憶錄》出版較早，作者說話顧忌較多。吳法憲對江青拉攏他們批判林彪的事，說“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江青這樣做，恐怕還是有人指使”。吳法憲不敢點破江青後麵的人。《邱會作回憶錄》出版較晚，作者說話顧忌就少了不少，比較大膽了。邱會作也回憶了江青拉攏他們的事情，因為邱會作說的比較具體，這裏用比較大的篇幅引用。邱會作說：

　　“九大”以後，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進入中央政治局，並參加政治局的日常工作。總理從愛護、關心、教育我們出發，和我們講什麽是“中央政治”。總理說：“中央政治就是處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關係。”

　　我們聽了都笑了起來，本以為“中央政治”是很高深的東西，怎麽“中央政治”就是這麽一句普通的話？我起先對總理的話理解不深，後來有所理解，但還是不夠深。等到“九一三”被打倒之後，我才真正認識到，總理說的太高明、太深刻了，簡單明了，恰到好處。

　　我們這些人從心眼裏認為林總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因為毛主席和林總在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是非常親密的。林總為毛主席打江山，戰功顯赫，立下汗馬功勞。所以毛主席向林總“發難”時，我們就搞不清毛主席是什麽用意，也盡量往好的方麵去想。諸如毛主席說“四個偉大討嫌”，去掉“三個副詞”，去掉人民大會堂的語錄，“締造的不能指揮呀”等等。我們沒有往毛主席和林總之間有隙處想，反而認為是毛主席謙虛。(關於毛澤東說“四個偉大討嫌”等事情，在後麵介紹)。

　　毛主席的確是一個大政治家，他說出來的話，向左、向右都可以理解。而且主席每次說完也在等著看，對他有利則前進，否則就當成說了點幽默。所以毛主席在“九大”以後說了很多對林總的話，我們並不是看得很重，直到廬山會議才如夢初醒(或半醒)。

　　我們沒有真正懂得中央政治，在中央的政治鬥爭中是幼稚的。當然，毛主席和江青的真實關係我們也沒有看清楚。我們對江青的蔑視，總理看得很清楚，他內心是支持我們的，但他也非常清楚，這樣下去也是不行的，因此他用“中央政治”這個說法來教育我們。

　　總理的誠心誠意和大局觀念，使我們也大有領悟。後來在九屆二中全會上，以及會後主席一係列的言行，使我對“中央政治”越來越懂得多一些了，但是發生了“九一三事件”，懂也沒有用了。

　　（82）

　　邱會作這些話，說的是比較誠懇的。邱會作他們認定林彪是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林彪1927年就和毛澤東一起戰鬥了，而江青1937年才到延安，交情是不能和林彪相比的。如果林彪和江青之間發生了矛盾，毛澤東是要林彪？還是要江青？邱會作他們相信毛澤東肯定是要林彪，所以就大膽地反江青了。邱會作他們根本不懂什麽是“中央政治”，周恩來教育他們，他們也不懂。等他們最後“懂”的時候，為時已晚了。

　　邱會作又回憶說：從1969年底以來，江青找黃、吳、李和我談了幾次話，前幾次談話都是罵陳伯達的，而且把陳伯達罵得一無是處。我們把這一情況報告了總理，總理說：“江青她這個人，叫你去你就去，如果不去，麻煩更大。你們去隻帶著耳朵就是了。”

　　1970年5月17日，江青又叫我們去釣魚台十一樓，這次可大不一樣了，江青主要是攻擊總理。這次去，除了黃、吳、李和我之外，還有謝富治、李德生、姚文元。

　　江青上來就說：“總理也不是一個百分之百的好人，有兩次大的路線錯誤，一次是把蘇區的百分之九十搞沒了；第二次是喊蔣介石萬歲，一切經過蔣介石，跟蔣介石搞統一戰線。另外，解放後還有一個馬鞍形，就是經濟建設的‘兩高一下’。”

　　江青就這樣說了一串一串的事情。當時，黃永勝越聽越激動，他突然對江青說：“總理辛辛苦苦領導我們工作，你怎麽這樣說他？我們對過去的問題不了解。”

　　黃永勝說完就提著皮包往外走，事情發生得很突然，搞得江青愕然。我和李作鵬坐得靠後一點，我們當然是支持黃永勝的，我們也附和黃永勝的話，也就站起來走了。吳法憲坐得靠前一點，他也站起來嘟嘟囔囔地說：“叫我們來就是搞這個？”說完也站起來走了。

　　黃永勝走到門口，江青就向黃永勝大聲說：“哎，還有明天《解放軍報》的亊！”

　　有關《解放軍報》的亊是這樣的。郭沫若給江青寫了一首頌揚《樣板戲》的詩，準備明天在《解放軍報》發表，李德生把校樣都拿來了。

　　這時李德生也急了，他說：“黃總長，不行呀，還有明天《解放軍報》的問題。”

　　黃永勝說：“你是總政主任，這個問題你決定，你自己處理吧。”

　　我們出來以後到了毛家灣，向林總作了匯報。林總很生氣，他說：“江青攻擊過中央常委的大多數，今天是直接攻擊總理，這個事情你們應當向毛主席報告清楚。”

　　這時吳法憲就給汪東興打電話，說有緊急事情要向毛主席匯報，並簡單向汪東興說了一下。汪東興一聽是對著江青的，立即去報告主席，主席同意了，並叫馬上來。

　　（83）

　　本來是黃、吳、李、邱一起去，葉群說都去不好，不要興師動眾，最後林總說：“黃、吳一起去。”

　　黃永勝和吳法憲走了以後，我和李作鵬、葉群到三座門(國防部所在地)去等。不久，黃、吳就回到三座門來了，黃永勝傳達了毛主席對他們說的幾句話。

　　當黃永勝向主席匯報了江青攻擊總理的事情後，毛主席說的第一句話是：“一個政治局委員找部分政治局委員談一些問題是可以的。”第二句話是：“你們知道江青也是一霸。”第三句話是：“你們今天同我說的這些問題，不要叫江青知道，我也不跟她說。她要是知道了，你們就不好混了。”

　　這幾句就是毛主席的原話，黃永勝的熱臉蛋貼到主席的涼屁股上，主席對江青攻擊總理不以為然。現在想起來，總理告誡的“中央政治”，我們還沒有入門。

　　這時我提了一個建議說：“你們兩個應當去找總理說說這個問題。如果總理先知道了，咱們還沒說，總理會傷心的。”

　　黃永勝認為我說得對，但他考慮了一下說：“老邱還是你去，我不是不想去，你們想想，我剛從主席那裏出來，又去找總理有些不妥。”

　　大家都認為黃永勝說得對，黃永勝有點懂“中央政治”了。

　　大概七點多鍾，我就到了中南海西花廳總理的家裏，我把整個過程都向總理說了。總理對江青的話、主席的話都不吃驚，但聽我的話時很激動，眼眶都是濕潤的。

　　總理拉著我的手，連說了兩句：“老同誌就是老同誌！”接著總理又說：“老同誌是能夠理解大事的！”我望著總理慈祥的麵孔和疲憊的雙眼，心裏也是很激動的。

　　不久，李先念跑來找總理，總理還有事，我就沒有和總理一起去大會堂開會，我先走了。

　　過去我總是把這件事孤立地看，並總以為是江青目中無人，口出狂言。現在看來，這件事可能主席是知道的，否則江青沒有這麽大的膽量。

　　另外，這也是主席通過江青在“拉”我們，主席希望我們按照他的意圖，來進行九屆二中全會和四屆人大的準備工作。主席不是沒有拉動我們，而是我們腦子裏根本沒有這根弦。

　　康生等人在中央時間久了，對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等人的關係，就看得比較“透”了。而邱會作等四人剛剛進中央，當然不懂什麽是“中央政治”，十分幼稚。不過他們的幼稚，卻讓周恩來感到“感動”。世故狡猾的人從來不會讓人感動，忠厚老實的人才會讓人感動。

　　林彪也看出邱會作等人幼稚，不懂“中央政治”，所以“五七一”計劃等，都不能讓這些人知道。直到林彪走後，黃永勝還大聲疾呼：“你(林彪)跑什麽跑，害死人呀！”黃永勝到那時還沒有真正明白“中央政治”，沒有明白林彪為什麽要跑。

　　（84）

　　邱會作在回憶中提到的“四個偉大討嫌”是這樣的：1969年5月，已有一年多沒有外出的毛澤東，在“九大”結束後再次外巡，在武漢東湖賓館梅嶺一號住了將近一個月時間。到了梅嶺一號，毛澤東看到從走廊到客廳、書房、臥室，到處都張貼著他的畫像和語錄，立刻要工作人員將這些統統摘下。

　　毛澤東還針對林彪最先提出“毛主席一句頂一萬句”的說法，向工作人員說：“人的一句話怎麽能頂一萬句呢？一句話就是一句，不能是一萬句，不能頂，更不能頂那麽多。我的話怎麽可能有那麽大力量，那不是成了神了嗎？這不是唯物主義，也不是辯證法。”

　　毛澤東在東湖賓館觀看中共“九大”紀錄影片時，銀幕上多次出現他本人的鏡頭和代表們長時間歡呼的場麵，毛澤東生氣地站起來中途退場，並且說：“哪有一個人老看演自己的電影？我的鏡頭太多了，沒什麽意思。‘四個偉大’，太討厭了。”

　　還有，據參加修憲工作的楊福雲回憶：1970年7月17日，修憲起草委員會在京西賓館舉行全體會議。委員們進會場不一會兒，周總理就到了，他滿麵笑容，親切地和大家打招呼。小組會議由沈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主持，這位將軍是員戰將，看來不善言辭，主持會議，開場白沒幾句話。

　　第一個發言的是遼寧省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員尉鳳英，她第一句就說：“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毛主席教導我們說……”

　　周總理打斷她的話，說：“尉鳳英同誌，你已經是中央委員，不是普通工人，以後說話要注意。主席多次提出不要‘四個副詞’(指四個偉大)，我們就不要這樣用了。四個副詞，主席是不讚成的。”

　　周總理說：“前不久，主席、林副主席和我到人民大會堂開會。主席一下車，看見北門上掛著他的畫像，就發脾氣，說：‘我的像到處掛，叫我給你們站崗放哨，風吹雨打日頭曬，殘酷無情！統統摘下來！不摘下來，我就再也不進大會堂。’

　　主席一進北大廳，看到原來掛畫的地方，都掛上了毛主席語錄，又生氣了，說：‘我那幾句話就有這麽大的作用？到處寫，到處掛，討嫌！’

　　主席對我說：‘恩來，叫人統統摘下來。’

　　我請大會堂的黨委書記劉劍同誌落實，工作人員將大會堂的主席像摘下來，隻保留東門的。大會堂各廳的語錄，大多數換成畫，少數主席手寫體的詩詞，作為藝術品保留。”

　　（85）

　　周總理又說：“劉劍同誌布置時，大會堂的工作人員不同意，說：‘劉劍敢把毛主席像、毛主席語錄摘下來，就把他倒吊起來。’

　　劉劍同誌為難了，他又不好說這是主席叫摘的，怎麽辦？最後隻好說是我布置的。京西賓館也參照大會堂進行了處理，隻留少數幾處毛主席手寫體的詩詞。”

　　周總理最後說：“我在這裏說這些，是想請大家注意，我們要尊重主席的意願，學習毛澤東思想要講科學。”

　　總理這番話給了我極大的震動。從大家的眼神、表情可以看出，所有參會者聽了總理的話，都為之震驚。因為這是當時最具政治性、最尖銳、最敏感、最不能議論的問題。而今天，總理以如此明確的態度，如此毫不含糊的語言談論這個問題，並要求大家改變幾年裏風靡全國的說法、做法，改變多年裏形成的被認為是正確的態度，自然震驚不小。

　　根據楊福雲的回憶，周恩來親口說，毛澤東是當著林彪的麵，親口說“四個偉大”討厭，當著林彪的麵，讓周恩來把毛主席語錄摘下來，這是非常不給林彪麵子的事。這件事是在廬山會議之前發生的，可見此時，毛澤東與林彪的關係已經相當緊張，到了當眾不給林彪麵子的地步。

　　林彪是舊思想較重的人，也是自尊心非常強的人，認為“士可殺不可辱”。毛澤東這樣當眾不給林彪麵子，雖不能說是當眾羞辱他，但至少是當眾讓他難堪，這或許是導致林彪走上不歸路的原因之一。這些都是後話了，我們還是把話題轉到“九大”之後的事。

　　關於“九大”之後，還有一個人應該提到，他就是陳伯達。盡管毛澤東不喜歡他，陳伯達最後還是進入了九屆政治局常委，但已經是坐冷板凳的人了。據陳伯達本人回憶說：“九大選舉常委的事，是周恩來同誌告訴我的。江青放言，黃永勝如果當常委，她也要當。許世友同誌因此提出，常委名單可以照舊不動。毛主席同意了許世友的這個觀點。”

　　“九大”後，陳伯達就基本上沒有見過毛澤東了。陳伯達說：“有很長一段時間，我求見毛主席很困難。每次求見時，毛主席的秘書徐業夫總是說毛主席有事，慢慢地我也就不主動求見毛主席了。”

　　陳伯達跟毛澤東疏遠了，跟林彪就走得近了。陳伯達漸漸成為林彪住所毛家灣的常客，經常去毛家灣“看電影”，逐漸成為林彪的筆杆子。據說陳伯達的轎車總要先在市區東遊西逛，直至斷定後邊沒有跟蹤，這才悄然拐進毛家灣。看來陳伯達還是不想讓毛澤東知道他去林彪家。

　　（86）

　　“九大”後，毛澤東開始實施他的第二場文革計劃，這個計劃有兩個主題：第一個是整黨建黨；第二個是政治體製改革。不過毛澤東的這個計劃，受到了嚴重的幹擾。第一個幹擾是“備戰”。

　　“九大”後中國與蘇聯的關係極度緊張，多次發展到戰爭的邊緣，所以毛澤東不得不把很大的精力投入到“備戰”上，不能像1966年到1968年那樣，全身心地投入文革。第二個幹擾是林彪集團與江青集團的內訌，這也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毛澤東進行下一場文革的部署。

　　盡管有各種幹擾，毛澤東還是開展了他的“整黨建黨”部署。1969年7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紀念中國共產黨誕生四十八周年》的社論，提出“五十字建黨綱領”。這次整黨建黨的目標是“吐故納新”，即“吸收新鮮血液”和“排除廢料”。毛澤東試圖通過這次“整黨建黨”，把那些暮氣沉沉、沒有革命精神的黨員排除出去，把充滿革命熱情的新黨員吸納進來。

　　這次整黨建黨，在“納新”的吸收新鮮血液方麵，進行得相對比較順利。當時發展新黨員的標準是“首先吸收產業工人中優秀的造反派入黨”，降低了過去苛刻的黨員入黨標準，簡化入黨程序，使一些以前不夠條件的人，也可以入黨。在這次整黨建黨中，大約發展了18%的新黨員進來，使過去以革命幹部為主體的黨組織，在成分上有了較大的變化。

　　然而這次整黨建黨，在“吐故”的“排除廢料”方麵，則進行得並不順利。這次整黨中，要對過去的黨員進行重新登記，而且整黨的方式與以往不同，稱“開門整黨”。在評審黨員是否合格時，不搞秘密主義，要吸收非黨員的群眾代表參與評審。通過審查的黨員重新登記，未通過審查的黨員，則根據不同情況，采取開除，勸退等不同方式，把這些不合格的黨員清除出黨。

　　在進行“反右”、“清查五一六”、“清理階級隊伍”等運動中，傾向往往是擴大化；可是這次整黨的傾向正好相反，是縮小化，因為整黨是整到自己頭上來了。據不完全統計，到林彪事件發生前，在整黨中有約0.6%的黨員被開除，約0.4%的黨員被勸退，約0.5%的黨員取消預備黨員資格，合計有1.5%的黨員被“吐故”。

　　毛澤東指望在這次整黨中，至少把20%以上的黨員清除出去，這樣整黨才有意義。可是結果隻有1.5%的黨員被清除出去，這樣的比例，顯示出這次整黨基本上是沒有意義的。到林彪事件之後，整黨也就不了了之了。顯然，毛澤東在這次整黨中遇到的阻力極大，官官相護，使“吐故”難以搞下去。雖說發展了18%的新黨員進來，但各級黨委的權力，依然掌握在老黨員手裏，新黨員起不到改變局勢的作用。這樣一來，毛澤東的整黨建黨，又算是白搞了。

　　（87）

　　在政治體製改革方麵，毛澤東進行了幾項非常大膽的改革。第一項中央委員的改革。以前的中央委員，本身就是一種身份和地位，一旦成為中央委員，就有住房、專車等物質待遇。而“九大”新當選的“工農兵”中央委員，不但沒有住房、專車等物質待遇，工資待遇也不變。毛澤東認為：新幹部要特別注意不要染上脫離群眾、脫離勞動、一切依靠秘書、做官當老爺的剝削階級壞作風，要保持無產階級朝氣蓬勃的革命熱情。

　　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員王洪文，成為中央副主席，工資仍是每月68元；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員吳桂賢，成為國務院副總理，工資仍是每月67元2角；農民出身的中央委員陳永貴，成為國務院副總理，並沒有變成城市戶口，依舊是農村戶口，靠工分吃飯，在大寨大隊掙工分。大寨大隊每天勞動工值1.5元，按一個月出滿勤算，陳永貴一個月也就是45元。

　　據說當時參加國務院會議，喝一杯茶要交1角茶葉費，吳桂賢知道這個規矩後，就不喝茶，隻喝白開水了。王洪文愛喝茅台酒，被捕時從他辦公室裏搜出不少瓶茅台酒，這些茅台酒是從哪裏來的？據揭發材料說：當時在人民大會堂舉辦國宴。每次國宴結束後，都要把瓶中剩下的茅台酒並在一起，然後重新裝瓶，內部供應，一兩塊錢一瓶。王洪文看中這個機會，去賣了許多次，一些人知道後就很看不起他。按照當時的標準，王洪文這樣做算是“走後門”，以權謀私；然而按照現在的標準，用自己的錢買宴會上的剩酒，就算不了什麽以權謀私。

　　“九大”上當選的“工農兵”中央委員是不脫產的，平時在自己以前的單位工作，召開會議時才到北京來開會，開會之後又回當地去工作。這樣的中央委員，是以前從未有過的。毛澤東說：新選上的中央委員不要脫離群眾，我就擔心他們脫離群眾。工農代表不要脫離生產，不要脫離勞動，長期脫產，到我們中央來坐機關，什麽記者采訪、照相，不用一年就要垮台。

　　毛澤東本來想把中央的專職領導幹部，換成工農兵的兼職領導幹部。他認為這樣就可以使幹部不脫離群眾，不會出現幹部的腐敗。可是在具體實施過程中，陳永貴等工農幹部擔任中央領導，由於水平有限，工作搞得並不好，所以也沒有能夠推廣起來。

　　毛澤東在政治體製方麵的第二項改革，是拉平幹部與群眾的物質待遇。給群眾提高工資的代價太大，國家負擔不起，所以就給幹部降低工資，這是成本最低的。毛澤東說：幹部要減薪，廠長、副廠長的薪金要同工人差不多。不過給幹部減薪的阻力太大，終究沒有實施起來。

　　（88）

　　毛澤東在政治體製方麵的第三項改革，是精簡國家機構。毛澤東認為現在國家機關的幹部太多，人浮於事，要把一大批幹部下放下去，精簡政府機構。

　　1970年6月，中央批準的《國務院各部門設立報告》，把國務院的各部委，由原來的90個精簡為27個，各部委的幹部編製總數壓掉82%，隻保留原來18%的幹部。除了中央機關之外，各省、市、自治區機關以及企業、學校、群眾團體等，也進行了幹部人員的機構精簡。

　　為了安置精簡出來的大批幹部，就開始了一場“幹部下放”運動。第一種是把幹部直接下放到農村落戶，第二種是把幹部下放到“五七幹校”。所謂“五七幹校”，是讓城市機關幹部，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在農村進行勞動的場所。

　　“五七幹校”一般選址在偏遠、貧窮的農村，去幹校的幹部，無論官階高低，年齡大小，一律稱“五七學員”。“五七學員”按照軍隊編製，過軍事化的生活，集體整隊出工、收工；“五七學員”的學習內容是體力勞動，種田、挑糞、養豬、打井、修渠等。前後大約有數十萬中央和地方的幹部，下放到農村和“五七幹校”勞動學習。

　　1971年9月的林彪事件之後，幹部下放工作就停頓下來。1972年4月《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提出正確執行黨的幹部政策。此後一大批下放幹部返回城市，基本上還是回到原單位工作。這樣一來，毛澤東的精簡國家機構，又算是白搞了。

　　此後“五七幹校”並沒有立即撤銷，大多數地方把“五七幹校”變成幹部去輪流勞動鍛煉一下的地方，已經失去精簡國家機構的意義。1979年2月國務院發出《停辦“五七幹校”的通知》，各地的“五七幹校”正式撤銷

　　毛澤東搞“整黨建黨”和“政治體製改革”，都沒有收到他想得到的效果。究其原因，第一個是阻力很大，第二個是遇到幹擾。第一個幹擾就是上麵提到的，中蘇關係全麵緊張。

　　1969年8月13日，也就是“九大”結束後的三個月，位於新疆的中蘇邊界鐵列克提爭議地區，蘇聯出動直升飛機、坦克、裝甲車等重武器，對中方一支38人隻攜帶輕武器的邊防巡邏隊發動襲擊，造成中方邊防隊全部陣亡。這既是蘇聯對珍寶島事件的報複，也是新的挑釁。如果說珍寶島衝突是中方取勝的話，鐵列克提衝突則是中方失利，此後中方停止了在鐵列克提爭議地區的巡邏。

　　鐵列克提衝突之後，中蘇戰爭處於一觸即發的局勢，毛澤東不得不把工作的第一重心放在備戰上。中國的經濟建設也以軍事為中心，國家預算的50%以上用於軍事或與軍事相關的項目，使人民生活受到較大影響。從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中期短短的時間內，中國生產戰鬥機4千多架，坦克1萬多輛。現在中國軍隊保有的戰鬥機數量為1500架，坦克7400輛，都不如毛澤東時代的數量。

　　（89）

　　戰鬥機和坦克都是極為昂貴的兵器，在毛澤東時代中國還不富裕的情況下，在幾年之中，傾國家之力，建造了那麽多的戰機和坦克，對人民生活的影響是可想而知。我們在提到文革對人民生活影響的時候，不應當忽視因為“備戰”的軍事生產，造成民用商品的物質短缺。如果沒有傾國家之力搞備戰，文革對人民生活的影響，應該會小一些。

　　1969年9月3日，越南最高領導人胡誌明逝世，中國由周恩來赴越吊唁，蘇聯由總理柯西金前往吊唁，中蘇雙方的總理，本來可以在越南進行一次總理級會談，緩和雙方的緊張局勢。可是周恩來害怕在越南與蘇聯人談，弄不好會被栽上一頂“裏通外國”的帽子，說也說不清。所以周恩來有意避開柯西金，匆匆回國，由李先念副總理留下來參加胡誌明的葬禮。

　　當時中國代表團有一條指令：見蘇聯人不講話。李先念與柯西金同時出現在胡誌明追悼會上，彼此擦肩而過，連句問候的話都沒有說。柯西金也知道中方因為政治原因，不便在公開場合與他講話，所以柯西金通過越南方麵轉告中國，柯西金希望在返國的途中，在北京與周恩來總理會晤。周恩來得知後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同意周恩來與柯西金會談。

　　9月11日上午，柯西金乘坐的飛機降落在北京機場，周恩來、李先念等在機場迎接。見麵時，周恩來同柯西金還是握手，以同誌相稱。接著，雙方在飛機場候機樓西側的貴賓室舉行會談，會談進行了3小時40分。在機場會談，中方就避免了歡迎儀式和招待活動的外交禮儀麻煩。

　　周恩來說：約五年前，毛澤東同誌對你們說過，理論和原則問題的爭論可以吵一萬年。但這是理論的爭論，這些爭論不應該影響我們兩國的國家關係。中蘇之間的原則爭論，不應該妨礙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中蘇兩國不應該為邊界問題而打仗。

　　周恩來又說：你們說我們想打核大戰，我們的核武器達到了什麽水平，你們是清楚的。在邊界衝突問題上，中國是被動的。打開地圖就會知道，今年發生衝突的地方，都是爭議地區。你們總說我們要打仗，我們現在自己國內的事還搞不過來，為什麽要打仗呢？我國領土廣大，足夠我們去開發。我們沒有任何軍隊駐在國外，我們也不會侵略別人。可是，你們調了很多兵力到遠東。

　　周恩來最後說：吵架是文吵，動口不動手。你們說，你們要用先發製人的手段，來摧毀我們的核基地。如果你們這樣做，我們就宣布，這是戰爭，這是侵略，我們就要堅決抵抗，抵抗到底。

　　周恩來提議：雙方達成諒解，首先簽訂一個維持邊界現狀，雙方武裝力量在邊界爭議地區脫離接觸的臨時協議。柯西金同意了周恩來意見，雙方達成臨時協議，使中蘇關係暫時得到緩解。

　　從周恩來的發言來看，他的態度不卑不亢，他的講話即表示了中方希望和平的誠意，也沒有降低中國的身份。周恩來的這個講話，可以成為後代外交官的學習教材。

　　（90）

　　有人說毛澤東反蘇聯僅僅是“意氣用事”，不過隻要從毛澤東在“九大”後進行的大刀闊斧政治體製改革，就可以看出，毛澤東的“反修”是出自真心的，動真格的。建國時，中共照搬了蘇聯一套政治體製，毛澤東對蘇聯式的政治體製是不滿的，認為它是“修正主義”的，不是社會主義的。

　　所以“九大”後，毛澤東有了可以“獨裁”的權力之後，毛澤東就自創了一套毛氏體製。毛氏體製，除了我們前麵介紹過政治體製，還有教育體製(工農兵大學生)，醫療體製(赤腳醫生)等，這些都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因此，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出現一個被稱為“毛主義(英文Maoist)”的新分支。

　　毛主義在1970年前期，曾在世界上產生過廣泛的影響，世界各國出現過一些信奉“毛主義”的左派政黨和組織，比如土耳其庫爾德人的“毛主義共產黨”，印度的“毛主義共產黨”、秘魯的“光輝道路”，菲律賓的“共產黨新人民軍”，美國的“革命共產黨”等，其中最著名的當然是柬埔寨的“紅色高棉”。因為“紅色高棉”大家都比較了解，這裏就不提起，隻稍微提一下目前上台執政的尼泊爾“毛主義共產黨”。

　　尼泊爾的“毛主義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Nepal Maoist)，模仿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於1994年開始進行遊擊戰形式的武裝鬥爭，尼共的力量迅速擴大後，在2008年宣布停止武裝鬥爭，通過大選的上台執政，成為尼泊爾的執政黨，並於2011年再次當選。尼泊爾的“毛主義共產黨”，基本上沒有外援，完全是靠自己的力量取得鬥爭的勝利，這點與毛澤東當年的奪權政權十分類似。

　　毛澤東生前曾大力支持過緬甸共產黨、馬來亞共產黨、泰國共產黨、菲律賓共產黨等東南亞各國共產黨，給予大量的武器、經濟援助，並在中國境內設置“東南亞革命之聲廣播電台”，幫助他們開展宣傳戰。毛澤東死後，中國政府宣布停止輸出革命，斷絕一切對東南亞各國共產黨的援助。緬甸共產黨、馬來亞共產黨、泰國共產黨在失去了中國的援助之後，從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相繼放下武器向當地政府投降。但印度的“毛主義共產黨”、秘魯的“光輝道路”、菲律賓的“共產黨新人民軍”，至今仍然堅持武裝鬥爭和進行遊擊戰。

　　毛澤東如果沒有發動文化大革命，世界上也不會出現“毛主義”這個詞。在文革之前，世界各國認為中國不過是蘇聯的一個衛星國，認為中國隻是在模仿蘇聯那一套，不認為中國有什麽新東西。毛澤東的文革，不僅在思想上，也在體製上，搞出自己一套新東西，讓世界上一部分左派感到眼睛一亮。因為他們與毛澤東有同樣的看法，認為蘇聯那一套已經偏離了馬列主義，而毛澤東搞的這一套煥然一新的東西，使他們看到了一條新的道路，於是“毛主義”就成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新的分支。

　　（91）

　　盡管毛澤東大刀闊斧地改革中國的政治體製，但有一個地方卻複古了，這就是撤銷“中央文革小組”，恢複“中央政治局”。毛澤東的這個“複古”是基於兩個考慮。第一個考慮是：“中央文革小組”是一個造反奪權的機構，現在造反奪權的時代已經過去，當然也就沒有必要保留這個組織了；第二個考慮是：今後的主要任務是“整黨建黨”，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組織，把“整黨建黨”工作至上而下地推行下去。“政治局”正是這種強有力的組織，所以毛澤東就恢複了“中央政治局”。當然，新的政治局和以前還是不同的，這點我們後麵繼續說明。

　　毛澤東並沒有宣布撤銷“中央文革小組”，隻是不再提起它了，讓它不了了之。早在“九大”之前的1969年3月3日，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討論一份中央文件的署名時，毛澤東說：“署名不要加文革小組了，文革小組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結束了。署名用常委。”

　　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明確地表示“中央文革小組”隻是管文化革命的，現在文化革命快要結束了，中央文革小組也就不需要保留了。在“九大”的《新黨章》中，原來明確規定中央文革小組的地位，說“設立文化大革命中產生的中央文革小組這樣的機構”，毛澤東在審閱時，把這句改為“設立若幹必要的精幹機構”，這就在《黨章》取消了“中央文革小組”。

　　對於“中央文革小組”的取消，最不高興的當然是江青，江青發牢騷說：“自九大以後，我基本上是閑人。”康生也不太滿意，因為在政府和軍隊中，毛澤東都沒有給他實職，也成了一個閑人。關於取消“中央文革小組”的事，邱會作回憶說：

　　江青從“九大”選舉到九屆一中全會選舉，心裏都很不痛快，整天吊著一張臉，好像別人挖了她的祖墳一樣。為什麽？主要有三件傷心事：一是毛澤東沒有委托她參加中央的“組閣”工作；二是沒有當上政治局常委；三是沒有明確宣布中央文革小組的存在。

　　1969年4月30日晚，江青通知中央文革碰頭會照常開，新選的政治局委員也通知參加，我們也如往常一樣，規規矩矩都去開會了。今天的碰頭會，比以前略有不同，江青到會最早，並且坐在總理常坐的位置上，自己主持了會議。

　　江青說：“今天的會是我讓召開的，我要向大家說一個重要問題。你們以為文化大革命結束了，當了什麽委員就保險了？你們的曆史賬還鎖在我的保險櫃子裏，有種的，我們就來較量一下吧！”

　　江青放了兩段狂言之後，就走了。江青出去不久，汪東興就得到報告：“來人了！”這是江青進中南海毛主席那裏的代號，汪東興立即回到主席那裏去了。

　　（92）

　　5月4日中央政治局全體會議，在人大會堂福建廳舉行。周總理傳達毛主席、林總的指示說：“中央今後的工作班子，由政治局集體領導並由常委主持日常工作。”

　　毛主席點名參加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委員是：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黃永勝、吳法憲、李先念、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紀登奎、李德生。這樣，九大政治局集體領導就實際上取代了中央文革碰頭會和中央文革小組。

　　前麵提到，九屆中央政治局的政治局委員21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葉群、葉劍英、劉伯承、江青、朱德、許世友、陳錫聯、李先念、李作鵬、吳法憲、張春橋、邱會作、姚文元、黃永勝、董必武、謝富治，候補政治局委員4人：紀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東興。

　　而毛澤東點名參加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委員隻有13人，其他10人被排除出決策圈子。這10人是：張春橋、葉劍英、劉伯承、朱德、許世友、陳錫聯、董必武、謝富治、李雪峰、汪東興。

　　朱德、劉伯承、董必武這三個人是早就坐冷板凳的，被排除出去毫不奇怪；葉劍英、李雪峰是新坐冷板凳的，排除出去也不奇怪；許世友、陳錫聯是純粹的軍人，排除出去也可以理解；可是張春橋、謝富治、汪東興被排除出去，就有些讓人意外。這三個人在文革中都為毛澤東立了很大功勞，為什麽毛澤東不讓他們進入決策圈子？這些我們後麵再分析。

　　“九大”之後，江青、康生等人成了“閑人”，林彪和林彪親信的黃永勝、吳法憲等人，雖說依然掌握軍隊的實權，但權力並沒有擴大到黨和政府。不過這時，毛澤東已經開始對林彪集團使用“摻沙子”的計策，這次毛澤東摻的沙子就是李德生。本來中央軍委辦事組的五個人：葉群、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都是林彪的親信，而毛澤東又讓李德生進入中央軍委辦事組工作。

　　李德生是紅四方麵軍出身，少將軍銜，曆史上與林彪沒有特別的關係，所以是毛澤東可以信任的人。據李德生回憶說：直到九一三事件後，我才知道，開始提名軍委辦事組人員時，並沒有我，是毛主席在審定名單時，親筆加上“還有李德生同誌”。這是後來葉劍英副主席把批示原件給我看，我才知道這個過程。

　　毛澤東不僅讓李德生進入軍委辦事組，而且給李德生實權，讓他當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回憶說：任命我為總政治部主任，聽說在我到北京來之前，政治局就討論過。當時謝富治曾表示不同意，說：“李德生是個帶兵打仗的人，不是搞政治工作的，不適合做政治工作。”遭到毛主席的當麵批評。

　　（93）

　　謝富治不明白毛澤東對林彪集團“摻沙子”的意圖，因為當時的高官們，大部分都認為毛澤東與林彪是親密無間的，沒想到毛澤東在暗中要提防林彪。謝富治提出李德生不適合當總政治部主任，本來是有道理的，因為李德生文化程度低。那麽為什麽毛澤東要讓李德生當總政治部主任呢？

　　中央軍委領導下的最主要三個部門是：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號稱“三總部”。當時，總參謀長是黃永勝，總後勤部部長是邱會作，這兩個人都是林彪的親信，這兩個人毛澤東暫時還不能動，所以毛澤東可以“摻沙子”的職位，隻剩下總政治部主任了。因此，盡管李德生的文化水平低，毛澤東還是要讓李德生當總政治部主任。關於毛澤東為什麽要重用李德生，後麵還要說到。

　　“九大”後具體主管黨和政府事務的是周恩來，這樣周恩來的實權反而比以前更大了。文革前周恩來隻管政府，黨是劉少奇管的，現在周恩來把黨也兼管起來。然而，周恩來的實權雖然擴大了，但他的“地位”反而降低了，而毛澤東的“地位”大大上升了。

　　邱會作回憶說：文化大革命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們是平等的(至少在口頭上是這樣)，實行的是民主集中製，毛主席是中央常委一班人的‘班長’。雖然政治局常委以毛主席為主，常常是他一個人說了算，但在形式上毛主席隻是一票，在名義上並沒改變成員之間的‘平等’地位。

　　但周恩來執政後，他正式地把毛主席放在高高淩駕於中央政治局之上的位置上，政治局及其常委會成了毛主席的‘從屬’，黨的政治局領導集體，要向毛主席個人請示工作，聽從他的指示。從那時起，周恩來對重大問題是向毛主席寫書麵報告(同時也報林彪)，有些事還當麵請示。

　　在周恩來主持政治局處理問題時，凡他認為有必要的，討論後請汪東興、葉群分別向毛主席、林彪口頭匯報。毛主席的批示和汪東興帶回來的口信，很快就在政治局內傳達學習。政治局起草的中央文件，隻有在毛主席批準或劃圈後，才能發出。

　　後來有人批評周恩來對毛澤東太過“縱容”，促成了毛澤東的個人獨裁，其實不然。我們看一下“九大”後主持日常工作的13名政治局委員，其中5人康生、江青、姚文元、李德生、紀登奎是毛澤東的人，另外5人葉群、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是林彪的人，陳伯達的派別不明朗，真正屬於周恩來的隻有李先念1人，加上周恩來自己也才2個人。周恩來在這種人數絕對劣勢的情況下，也隻能把毛澤東放在政治局之上，因為周恩來根本控製不了這個政治局。【本節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