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四六（崇新嶽 百思峰 ）

 

（34）

 

　　中共“九大”原定在1969年3月15日開幕，在此之前的1969年2月7日，毛澤東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時說：“《政治報告》讓伯達、春橋、文元他們幾個人搞，伯達牽頭，林彪同誌掛帥，文章寫出後才好開會。”這是毛澤東正式讓林彪掛帥，陳伯達牽頭寫《政治報告》。盡管此時時間已經比較緊了，但對於陳伯達這樣的快筆頭來說，有一個月時間，本來應該是足夠的了。

　　前麵提到，陳伯達把關鍵的《政治報告》第一部分寫好後，送呈毛澤東批閱，但遲遲得不到毛澤東的回音。因為第一部分代表了林彪和陳伯達的意見，看不到毛澤東的回音，陳伯達猜測毛澤東可能是在考慮他們的意見，於是就慢慢地寫後文，等待毛澤東的指示和意見。這樣一來，陳伯達的稿子就遲遲沒有寫出來。

　　前麵也提到，毛澤東根本就沒有看陳伯達寫的《政治報告》第一部分，當然也就不會有什麽意見。到1969年3月7日，陳伯達仍然沒有寫完，毛澤東不滿了，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問陳伯達：“你究竟和什麽人在搞?”

　　陳伯達回答說：“我自己一個人在寫。”

　　陳伯達雖說是書生，但起碼的政治頭腦還是有的。陳伯達知道這時不能說出林彪，否則他的麻煩就大了。在這種情況下，他一個人扛下來這個責任，反而不會出大事，所以陳伯達就說“我自己一個人寫”。

　　毛澤東早就得到張春橋和姚文元的匯報，知道陳伯達把張春橋和姚文元拋開，自己一個人寫。毛澤東本來給陳伯達的指示是：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三個人一起寫。陳伯達之所以敢違背毛澤東的指示，拋開張春橋和姚文元，自己一個人寫，肯定是得到林彪的支持。

　　此時毛澤東對林彪的不滿，更超過對陳伯達的不滿。不過毛澤東這時也不好把林彪端出來，隻是把不滿發泄到陳伯達一個人頭上，說：“現在又想重複‘八大’《政治報告》中所犯的錯誤，隻講發展生產，不講階級鬥爭。你這個人每次都說知過必改，可就是不改，永世不變。”

　　毛澤東本想幹脆另起爐灶，讓康生牽頭，張春橋和姚文元來寫，但這樣又太不給林彪麵子。於是毛澤東說：“索性把起草小組取消，歸中央文革碰頭會議。是不是請你們三位：康、張、姚三位，兩家各搞各的。”

　　毛澤東又說對康、張、姚說：“《政治報告》沒有寫好，遲幾天開會不要緊。給陳伯達是一個月，給你們半個月，索性4月1日開會。”

　　這樣就因為《政治報告》的原因，把“九大”開幕的日期從3月15日推遲到4月1日。當時各地代表已經按照原來的通知，在3月15日之前都來到了北京。現在開會的日期後推，隻好組織代表們先在北京參觀。

　　（35）

　　毛澤東並沒有完全否定陳伯達的稿子，因為完全否定陳伯達，也就是完全否定林彪了。所以毛澤東給陳伯達一個麵子，讓他繼續“一個人”寫下去，讓張春橋和姚文元同時寫另外一個稿子。這樣一來，張、姚寫了一份反映毛澤東想法的稿子，陳伯達寫了一份反映林彪想法的稿子，這兩份不同的《政治報告》稿子，就變成毛澤東與林彪之間的分歧之爭了。

　　周恩來也明白，陳伯達和張、姚的兩份稿子，反映了毛澤東與林彪之間的矛盾，周恩來這時又不得不在兩人之間擺平衡了。周恩來給毛澤東和林彪寫信說：“九大《政治報告》稿，伯達同誌昨夜已交出四分之三草稿，還有兩個半問題，請伯達同誌三天內將它寫完，然後大家來議。”

　　周恩來沒有表示自己的態度，隻是說大家來討論陳伯達的稿子，並且周恩來親自主持對陳伯達稿子的討論。於是陳伯達就把他寫好的前三部分《報告》稿，拿到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討論，周恩來對此沒有發表意見，而江青等人對陳伯達和他的稿子進行了攻擊。據邱會作回憶，江青罵陳伯達說：“中央文革向來都是集體領導，為什麽你起草《報告》就連屁都不放一個？我認為你陳伯達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另外，江青還說：“稿子的觀點完全是錯誤的。你搞的是唯生產力論，你是以修正主義的觀點起草《報告》的。”江青講了之後，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也像連珠炮一樣地指責陳伯達。

　　毛澤東雖說指示雙方“各搞各的”，但毛澤東親自指點張春橋和姚文元寫稿子。據負責毛澤東警衛的中央警衛局長汪東興回憶說：“毛主席把張春橋他們幾個找來，講了有關《政治報告》的基本思想和框架，還大致地講了講每段要寫些什麽。根據毛主席講的這些，張春橋、姚文元花了一個多星期的時間，很快便拿出了初稿。”

　　毛澤東本來指示康生與張春橋、姚文元共同起草《政治報告》，但康生深知這場《政治報告》之爭，實際上牽扯到毛澤東與林彪之爭，康生如果替毛澤東寫稿，那就會得罪林彪了。康生不想得罪林彪，因為他也得罪不起。得罪林彪的人，賀龍、羅瑞卿、楊成武一個一個地倒台，這讓康生不得不考慮得罪林彪的後果。於是康生就“及時”地生病了，沒有參加起草《政治報告》。

　　據汪東興回憶說：康生在張春橋、姚文元起草初稿的過程中，借口生病，不參加討論。當張春橋和姚文元把初稿拿出來後，康生給林彪打電話說：“我最近生了病，沒有參加《政治報告》的起草。春橋、文元寫的稿子，我看了一遍。我覺得，作為《政治報告》，這個稿子的份量是不夠的。但在這樣短的時間內，他們就能拿出有一定水平的初稿來，還是不易的。我看它可以作為進一步討論修改的基礎，因為它的基本思路是能站住腳的。

　　（36）

　　康生給林彪的電話是很有政治藝術的。第一、康生向林彪表明，這份《政治報告》他沒有參加，這就是說，他沒有做不利於林彪的事；第二、康生評價這份稿子是“份量不夠”，這表明他並不完全讚成這份稿子，也就是表示對林彪的同情；第三，康生又說這份稿子的“基本思路”站得住，並建議林彪在這份稿子的基礎上進行修改。康生這樣做，既支持了毛澤東的意見，也沒有得罪林彪。

　　張春橋和姚文元寫的稿子，當然也要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討論，這次輪到陳伯達“進攻”和提意見了。陳伯達說：“這個報告稿存在一個很大的缺陷，就是忽略生產。還是應當搞好生產，發展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盡搞運動，就像伯恩斯坦所說的‘運動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沒有的’。”

　　據吳法憲回憶說：陳伯達這個話一出口，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都非常緊張，怒目而視。毛澤東一聽，則勃然大怒，說：“‘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你又何必這樣急呢？隻有半個月的時間，你就要報複了！帝國主義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你陳伯達的本質也是不會改變的。……，是不是看我這條船快要沉了，就趕緊去大抓一把？”

　　毛澤東一講這番話，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大為高興，而陳伯達卻大為緊張，我們幾個人也都感到有些灰溜溜的，不吭一聲，周恩來也沒有說一句話。

　　從內心來講，周恩來是支持林彪和陳伯達的，但他也不能支持林彪與毛澤東鬧翻，他要調和毛、林之間的矛盾。鑒於毛澤東的態度，周恩來必須否決陳伯達的稿子，但周恩來並沒有說陳伯達稿子的內容不行，而是以陳伯達沒有按時交稿為理由，否決了陳伯達的稿子。周恩來這樣做，既否決了陳伯達的稿子，也不會得罪林彪。

　　關於這點，邱會作回憶說：對陳伯達初稿的討論，是由總理主持的。總理看到《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這樣的標題，應該是同意的。但總理深知，這樣的主題，在主席那裏是通不過的。總理明明知道陳伯達是對的，但他還是以陳伯達延誤了時間為借口，否定了陳伯達。總理的確是智慧超人的。

　　這次，陳伯達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大膽，他明知道毛澤東不會高興強調“發展生產”的意見，但還是在毛澤東麵前提了出來，後來陳伯達又大膽地抵製在《政治報告》中加入中央文革小組的功績。據吳法憲回憶說：一次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討論時，江青提出應當寫一段中央文革小組的功績。康生、張春橋、姚文元馬上響應，隻有陳伯達不讚成，他說：“中央文革小組隻是一個辦事機構，無功可寫，一切都應當歸功於毛主席。”主持會議的周恩來不表態，我們其他人也不吭聲。這件事最後反映到了毛澤東那裏，毛澤東說：“應當寫上一段。搞了一次‘文化大革命’，連中央文革小組都不寫一段，於理不通。”最後，又在《政治報告》裏補寫了一段關於中央文革小組的功績。

　　（37）

　　林彪並不意外毛澤東否定他指示陳伯達起草的《政治報告》，但意外的是毛澤東沒有跟他“交心”。以前毛澤東對林彪有不同意見時，總要通過各種方法，向林彪“交心”，說明為什麽不同意林彪的意見。比如1966年毛澤東給江青寫的《滴水洞家信》，就是向林彪“交心”，婉言表示不同意林彪的意見。

　　可是這次毛澤東什麽理由也沒有說，就否定了林彪的意見，這樣林彪大為不快。據林彪秘書張雲生回憶：就在這個時候，主席對張、姚稿子的批示傳到了毛家灣。主席批示的大意是：此稿基本可用，但要作較大的修改，有些內容還要改寫。對於如何修改，主席也作了具體的批示。

　　我去向林彪報告主席的批示，林彪問：“張、姚寫的稿子，你們看過了嗎？”

　　我說：“看過了。我現在就想給首長講講它的大意。”

　　林彪說：“現在不用講。陳伯達寫的稿子，你們也看過了嗎？”

　　我說：“看過了。”

　　林彪問：“把兩個稿子比較一下，它們哪一個好一些呢？”

　　我說：“很難說。”我確實感到很難說。因為主席已決定在張、姚稿子的基礎上進行修改，我不能妄加評論。我寧願當個旁觀者，而不願把自己牽連進去。

　　林彪微微露出一點笑容，說：“不要緊，你說說看。”在他那一貫嚴肅的臉孔上，是難得看到一點笑容的。

　　我不得已，從口中擠出這麽一句：“兩個稿子，如果叫我寫，我都寫不出來。”

　　林彪認為自己的看法是對的，他想聽聽秘書的意見，但秘書也看出這裏水很深，不敢發表意見。

　　林彪對毛澤東不做任何解釋，就否定了他的稿子，感到十分不快。於是林彪也就采用消極的態度，對毛澤東的稿子不發表任何看法，送到他那裏審改的稿子，他連看也不看，更不要說提出修改意見了。

　　據吳法憲回憶說：後來在《政治報告》的起草過程中，林彪始終沒有參與一點意見。《政治報告》正式發表以前，張春橋曾想請林彪簽個字，但被林彪拒絕了。張春橋不得已，隻好從《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裏，描了一個林彪的簽字才算完了事。

　　林彪秘書張雲生也回憶了林彪的消極態度，說：

　　過了幾天，主席又對張、姚的第三稿作了修改，特別是在文字結構上作了很大調整，把原來的四個部分改成八個部分，還逐個加上了小標題。其中，主席還大段大段地加寫了一些話。

　　在這過程中，林彪一直置身事外。直到登上“九大”講壇去念這個《政治報告》之前，他對《報告》稿一次也沒看過。林彪原來布置“拉條子”，說他在大會上另作一篇《口頭報告》，但到了最後一刻，他也決定不講了。

　　（38）

　　3月底，總理把最後討論通過的《政治報告》稿，送林彪審定，林彪還是一字沒看，就在稿子封頁上大筆一揮：“呈主席審批。林彪某月某日”。

　　這天中午，總理給林辦打來電話：“這個稿子經中央文革碰頭會最後一次討論修改，我於昨晚批送林彪同誌定稿，你們收到了嗎？”

　　接電話的張益民回答說：“收到了。”

　　周恩來說：“林彪同誌過目後，如果同意，請早些把稿子退給中央辦公廳，他們在等著付印。”

　　張益民說：“林彪同誌已經把稿子批呈主席了。”

　　總理很著急地說：“怎麽，又批送給主席了？前天在主席那裏開會，主席講他已親自修改幾次，請林彪同誌最後定稿，他不再看了。現在為什麽又送給主席了呢？”

　　張益民請示總理：“我是否打個電話，把送出的稿子再追回來？”

　　周恩來問：“送出多長時間了？”

　　張益民說：“半個多小時了。”

　　總理失望地說：“不用再追了，已來不及了。”

　　這次，林彪居然把毛澤東送給他最後審定的稿子，又送回給毛澤東。盡管林彪不是故意的，但這肯定會引起毛澤東的很大不快。

　　邱會作也對此事回憶說：關於起草九大《政治報告》的問題，從撰稿人到《政治報告》的內容，毛主席和林彪都有很大的分歧，林彪的意見沒有被采納。林總對張春橋他們起草的《政治報告》，無論在起草過程中，還是在大會上宣讀的時候，都沒有增加或減少一個字。

　　林總原來打算提出建議，把《政治報告》印發大會，他在講話時，對《政治報告》說幾句相關的話就行了，就不宣讀《報告》了。林總與我們提及此事時，黃、吳、李和我建議：一定不能這樣做。林總經過考慮，同意了我們的意見，並下決心承擔宣讀《報告》的任務。

　　在大會上，林總與其說是作報告，不如說是讀報告，完全是照稿子念。因為林總事先根本沒有看過《政治報告》的內容，所以念起來不流利，精神不振，完全是應付差事。回來後，林總說：“我就是故意要念得磕磕巴巴的。”這是林總極為難得的調侃。

　　據另一個林彪“死黨”李作鵬回憶：“九一三”事件後，特別是我出獄後，我一直苦苦地思索這樣一個問題：毛澤東是從什麽時候開始感到林彪靠不住了呢？是從什麽時候開始決心與林彪“分手”呢？根據當時我在中央工作的所見所聞，雖然沒有確切的答案，但我認為，毛、林對九大《政治報告》的不同態度，肯定是重大轉折之一。可惜我們都被“九大”新《黨章》中明確林彪是“接班人”所蒙蔽。

　　李作鵬說的話是很中肯的。既然毛澤東已經與林彪發生了重大分歧，那為什麽還要在新《黨章》中明確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呢？這個問題我們將在下麵分析。

　　（39）

　　前麵提到，在中共“九大”開會之前，必須準備好兩個文件：《政治報告》和《修改黨章報告》。在《政治報告》問題上，毛澤東與林彪之間發生了不大不小的不愉快。同時，在《修改黨章報告》方麵，毛澤東與林彪之間也發生了一場不愉快。

　　《新黨章》由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三個人起草，全是毛澤東的嫡係在做這件事。本來陳伯達也是毛澤東的嫡係，毛澤東沒想到陳伯達居然在關鍵時刻投奔林彪，改換門庭，這讓毛澤東大為震怒。《新黨章》中的一句“林彪同誌是毛澤東同誌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這是最引人注目的，因為過去的《黨章》中，還從來沒有寫過具體的“接班人”。

　　在《新黨章》中規定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是來自江青的提議。據原中央警衛團長張耀祠回憶說：1968年10月17日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討論《黨章》時，江青提出：“林彪同誌很有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風度。他那樣謙虛，應該作為接班人寫進《黨章》。”江青進一步強調說：“一定要寫！”

　　1969年4月中央討論修改《黨章》的會議上，江青說：“林彪同誌的名字還是要寫上，我們寫上了，可以使別人沒有覬覦之心，全國人民放心。”

　　關於林彪的名字是否寫進黨章的問題，主席考慮了一個晚上，最後對寫作班子說：“既然大多數同誌都同意，那就把林彪寫進去吧。”

　　毛澤東同意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寫入《黨章》，但林彪並不高興這樣做。據邱會作回憶說：1968年9月間，《新黨章》在提交八屆十二中全會討論之前，林總主持了一次中央會議進行討論。林總在會上提出：《新黨章》要把“接班人”的字句刪去。

　　《新黨章》經過中央文革建議、中央碰頭會討論之後，毛主席同意了，這樣毛主席就算正式承認林總是自己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了，但林總自己還沒有接受。在“九大”開幕之前，即《新黨章》將要提交大會審議通過之前，林總再次向毛澤東提出：把“接班人”的字句從《新黨章》上刪去。對此，毛主席沒有從正麵回答問題，但他在會上說：“一個人過分謙虛也不實事求是的。比如說，大家要選我當主席，我硬是不幹，就不能說服人了。”

　　這很顯然，主席就是要林總不要再提出在《黨章》上刪去接班人的字句了。從此以後，林總就再不提意見了。

　　毛澤東為什麽要把林彪寫入《黨章》呢？這是出自“論功行賞”的必要。作為一個集團的領導人，不管是企業領導人，還是政黨領導人，都必須對有功的功臣進行獎賞，才能激發人們的積極性，保持集團的戰鬥力。對毛澤東的文革來說，林彪立的“功”是非常大的，特別是打倒劉少奇的階段，沒有林彪的支持是不行的。因此在“九大”上，毛澤東不對林彪“論功行賞”，不對林彪有點“表示”，那是說不過去的。

　　（40）

　　“論功行賞”無非是三種方式：金錢、地位、名譽。企業一般采用“金錢”的方式，在年底以“獎金”的形式，獎勵幹得好的，為企業立功的功臣。毛澤東搞的是社會主義，不發獎金，所以不能用“金錢”來激發人們的積極性，給林彪發獎金當然是不可能的。

　　那麽剩下的對林彪“行賞”的手段，隻有“地位”和“名譽”。林彪現在的地位，在黨內是副主席，在政府內是副總理，林彪在黨內的地位是不可能再上升了，隻有提升在政府內的地位。總理的地位已經有周恩來占據了，所以林彪的地位要想再上升，隻有“國家主席”這個位置。

　　毛澤東不想讓林彪的地位再上升了，如果林彪上升到國家主席，那就要像以前的劉少奇那樣，《人民日報》上並排登載毛主席和林主席一樣大的頭像，在很多場合林彪就要跟毛澤東平起平坐了。劉少奇那樣不掌握兵權的人，當國家主席還問題不大；如果林彪這樣掌握重兵的人，再當上國家主席，那就是尾大不掉了。

　　當然，毛澤東如果真的想讓林彪接班，讓林彪當國家主席也無妨；但毛澤東並不想讓林彪接班，因為林彪並不信奉毛澤東的繼續革命思想，林彪主導寫的《政治報告》，提倡的都是“唯生產力論”那一套，這是毛澤東不能接受的。現在毛澤東讓林彪當接班人，隻不過是一個暫時過渡的角色。

　　因此，毛澤東不想真的讓林彪接班，所以就不能讓林彪當國家主席。一旦林彪當上國家主席，那就養虎貽患，到時候就非讓林彪接班不可了。

　　這樣一來，毛澤東對林彪“行賞”，提升“地位”的手段也不行，剩下的就是“名譽”了。因此，毛澤東把林彪寫入《黨章》，就是給林彪一個名譽，作為對林彪的獎賞。

　　毛澤東本人直接提出把林彪寫入《黨章》，顯然不太合適。於是毛澤東就讓江青出麵，讓江青提出把林彪寫入《黨章》，然後毛澤東再來“同意”一下，這樣一切就非常自然了。

　　可是林彪也是高手，他看破了毛澤東的意思，看破毛澤東並不想真的讓他接班。林彪認為，如果毛澤東真的想讓他接班，就應該對林彪許願，在“九大”之後讓他當國家主席。可是，毛澤東對“國家主席”的許願隻字不提，隻是給林彪一個空頭的“寫入黨章接班人”的名譽。

　　這樣一來，林彪感到毛澤東並無誠意讓他當“接班人”，所以不滿意毛澤東對他空頭名譽的“行賞”。因此，林彪多次提出刪掉《黨章》中接班人的一段。最後在毛澤東的堅持下，林彪才勉強接受了毛澤東給他的這個“接班人”名譽。

　　（41）

　　因為寫《新黨章》的權力把持在中央文革小組手裏，所以江青就想摻入一些私貨，在《黨章》中把江青也寫進去，提升江青的名譽。江青這樣做，顯然背著毛澤東幹的，因為毛澤東肯定不會同意把江青寫入《黨章》。據邱會作回憶說：

　　張春橋等人在起草《新黨章》的時候，原來的打算是林彪、江青的名字都上《黨章》，提林彪為“毛主席的接班人”，提江青為“文化革命的旗手”。這個問題剛一提出，連《黨章》初稿都未上，就被康生堅決製止了。康生說：“你們不能這樣提出問題。大家若不謹慎，搞不好就會把得到的東西，也丟得一幹二淨。”因為康生是他們的靈魂，他們也就不得不同意康生的意見。江青的名字沒有上黨章，她是很不滿意的。

　　張春橋對江青是馬首是瞻，江青說什麽就是什麽，不敢反對江青的話。而康生還是有眼光的，及時把江青刪掉，避免了到毛澤東那裏挨批評。不過江青這個人的野心還是按捺不住，越膨脹越大，她甚至想要取代林彪，由她來當毛澤東的接班人。

　　在“九大”期間，江青進行過一次露骨的“爭當接班人”的表演。據邱會作回憶說：

　　大會將要進入選舉之前，江青向林彪進行了一場“藝術性”很高的戰鬥。一天，江青在京西賓館舉行一次座談會，姚文元是座談會的主持人。因為我承擔軍委辦事組的會務工作，我斷斷續續地進入會場，聽到了一些講話和發言。

　　座談會開始時，姚文元首先講了話，他說：“今天江青同誌召集部分革命造反派代表開座談會，是很有意義的。現在請敬愛的江青同誌講話。”

　　這時全體起立，熱烈鼓掌，會場上高呼：“向江青同誌學習！向江青同誌致敬！”

　　在掌聲中，江青開始講話了。江青說：“我是一個不宣傳自己的人，我也不同意別人宣傳我。大家很清楚，對我的宣傳，就使人把我與毛主席聯係在一起，所以就不能隨便說。”

　　“我今天準備講三個問題：一、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問題；二、八屆十二中全會的問題；三、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問題。”

　　“關於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問題。林副主席接班，毛主席是有個考慮過程的。一天，毛主席對我說：‘誰來接替劉少奇的工作，你有什麽想法嗎？’

　　我一時不敢回話。在毛主席再三問起之後，我才敢大膽回答毛主席的問題，說：‘要有三個條件：一是曆史上沒有犯過路線錯誤的人；二是一貫同毛主席親密合作的人；三是要有相當的馬列主義水平的人。’

　　我說了之後，毛主席笑著說：‘我知道你說的是什麽人了。’

　　我有意讓主席散散心，即說：‘那好，現在我們把考慮的人，各自寫在條子上麵。’

　　我們都各寫了一張條子，互相看了條子之後都笑了。林彪同誌作為毛主席的接班人，就是我當年同毛主席一起提出來的。”

　　江青這裏講的關於她和毛澤東談論林彪接班人的事情，或許是真的。但江青這麽說，目的在於強調她的重要性。人們聽上去，林彪似乎還是依靠江青，才當上接班人的。這樣的話，江青在毛澤東眼裏，應該比林彪更有地位了。

　　（42）

　　在邱會作的回憶中，江青接著說：“關於八屆十二中全會的問題。在十二中全會上，擔任主要講話的人(沒有點林彪的名字)，對文藝複興問題是講得不正確的。對這個問題，我把所采取的態度向毛主席報告了，主席對我是很讚揚的。對這樣的問題，我是顧全大局，維護中央領導同誌的崇高威信。”

　　前麵說過，在八屆十二中全會，林彪做了長篇講話，把毛澤東的文革，與歐洲的文藝複興相提並論。後來江青提出：林彪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比喻為資產階級“文藝複興”是不正確的，並多次不點名地批評過林彪。這裏江青再次不點名地批評林彪，並聲稱毛澤東同意她的觀點。

　　江青接著說：“關於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問題，什麽人可以到這個司令部裏呢？我看最關鍵的就是對文化大革命的貢獻。我們就是要理直氣壯把對文化大革命有功的人，都要選到中央委員會裏去，選到中央政治局和黨的核心領導，中央政治局常委裏去。”

　　江青又說：“毛主席的接班人，應該不止一個，我們要把毛主席最信任的人，都選到核心領導裏去。隻有這樣，才能把毛主席的班全麵接下來。林彪同誌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不過毛主席的親密戰友，也決不止是一個人，這個問題，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經清清楚楚地表現出來了。”

　　江青講話之後，姚文元接著講話。他直截了當地提出：“江青同誌也應當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之一。我們在《黨章》上雖然隻寫了一個接班人，江青同誌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是當然的接班人。”

　　姚文元把江青講話的記錄整理好，就送給康生了。康生邊看邊冒大汗，他把江青的《講話記錄》留下來，再沒有轉手，但《記錄》以後怎樣處理就不知道了。

　　江青私自召開會議，並聲稱毛澤東的接班人不止林彪一個人，江青也是毛澤東的接班人，這是露骨地向林彪爭權，爭奪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江青這樣毫不掩飾的講話，當然讓康生看得冒汗，趕緊把江青的講話壓下來，沒有擴大傳出去。江青本想通過這麽做，來提高自己的威信，但其實是適得其反。江青這樣赤裸裸的爭權，赤裸裸地爭出風頭，反而買來人們對她的反感。

　　這裏也看出，姚文元對江青是言聽計從的，江青怎麽說，他就怎麽做。江青的兩員大將：張春橋和姚文元，對江青的話盲目執行，對江青的非理智行為，不但不設法阻止，反而幫著火上澆油。表麵上看，張春橋和姚文元對江青百依百順，討得江青的歡心，實際上這樣反而是“害”了江青。倒是康生在關鍵時刻幫了江青，使江青沒有犯大錯誤。

　　江青集團中，沒有一個本著對江青負責的“軍師”來輔助她，這也是江青失敗的因素之一吧。康生並不是江青集團的人，不過他還是及時阻止了一些江青的愚行。隻是在“九大”以後，康生也不太管江青的事了。

　　（43）

　　在“九大”召開之前半個月，發生了一件大事，這就是中蘇兩國在珍寶島發生了武裝衝突。珍寶島是烏蘇裏江上的一個小島，麵積約0.7平方公裏，位於烏蘇裏江的江麵中心部分。1860年清朝政府和沙俄政府簽署了《中俄北京條約》，規定中俄兩國以烏蘇裏江劃界，烏蘇裏江的江麵中央，就成為兩國的國界。因為珍寶島位於烏蘇裏江的江麵中央，所以中國和蘇聯都聲稱擁有該島的主權。

　　隨著中蘇關係的惡化，珍寶島這個歸屬不明的小島，就成為一個引發衝突的導火索。中蘇雙方的巡邏隊，都登上珍寶島巡邏，表示該島是自己的領土。這樣一來，中蘇雙方的巡邏隊就在珍寶島上發生衝突。剛開始是“文鬥”，雙方進行對罵；後來發展到“武鬥”，雙方用棍棒打鬥；最後發展為“戰鬥”，雙方動用輕重火器交戰，蘇聯方麵還出動了坦克和裝甲車，中方參戰的隻是步兵。

　　第一場戰鬥發生於1969年3月2日，雙方死傷數十人；第二場戰鬥發生於3月15日，第三場戰鬥發生於3月17日，蘇方動用了坦克、裝甲車等重武器，中方隻是用反坦克炮、火箭筒等輕武器還擊。當時的解放軍戰士非常勇敢，在幾十米的近距離上，用輕武器對蘇軍展開反坦克戰，打退了蘇軍的進攻。

　　經過上述三次戰鬥之後，中方實際控製了珍寶島，但直到1991年，俄羅斯才承認珍寶島屬於中國。

　　1969年3月15日，珍寶島發生武裝衝突之後，毛澤東召開中央文革碰頭會，討論珍寶島問題。當匯報人說珍寶島地區敵人炮火打到我方縱深七公裏，毛澤東說：“打進七公裏有什麽要緊？最好是打進七十公裏、七百公裏。蘇修，要給他一點麵子，讓他打進來，進來就好了，我們就有理由了。蘇修有一個缺點，就是紀律不好，一個是要東西，一個是要女人，他們同國民黨一樣。”

　　“我們抗議他們不聽，雙方都在搶時間，他們是要麵子的。蘇聯知道我們不會打到他那裏去，他們那裏很冷，我們是後發製人。原子彈基地要有準備，防止他用飛機轟炸。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家犯我，我為什麽不能犯人？無非是把東西，壇壇罐罐打爛，把人消滅一半，地球還是照樣轉。”

　　此時，毛澤東已經做好與蘇聯發生核大戰的思想準備。毛澤東認為，一旦蘇聯打進來，那就陷入了中國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他們就拔不出去了，哪怕中國死一半的人，最終還是會取勝的。

　　（44）

　　珍寶島的武裝衝突是小規模的，雙方死傷數百人。可是這場小規模的武裝衝突，卻在中國引起很大震動，改變了中國的曆史進程。珍寶島事件的第一個後果，是證明了毛澤東“反蘇聯”路線是正確的，此後中國反蘇的調子愈發升高，中國與蘇聯的關係極度緊張，最終導致中國與美國的接近，導致中美建交。

　　珍寶島事件的第二個後果，是在中國掀起一場“備戰熱”。此後中國的經濟建設，完全向備戰軍事一邊倒，一切為“打仗”做準備。這樣一來，民用產業就大大壓縮，人民生活受到較大影響，最終導致人民對文革的很大不滿;

　　珍寶島事件的第三個後果，是在“準備打仗”的氣氛下，林彪等軍人的角色愈發重要。林彪以戰備的理由發出“第一號令”，造成毛澤東與林彪的關係進入一個新的局麵，最終導致林彪的“叛逃”。

　　當然珍寶島事件也使蘇聯受到很大震動。蘇聯國防部長格列奇科曾主張對中國使用核武器，以徹底消除中國的威脅。但蘇共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數成員不讚成格列奇科，他們認為這樣做就意味著世界大戰，蘇聯會陷於一場日本侵華那樣的泥潭戰，比美國在越南的處境更糟糕。因此，蘇聯最終沒有發起對中國的戰爭。

　　雖說毛澤東做好了與蘇聯核大戰的準備，但他也沒有想挑起戰爭，還是盡可能避免戰爭的。周恩來則一直設法通過外交解決問題。1969年9月11日，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參加越南領導人胡誌明的葬禮後，在路過北京時與周恩來進行了著名的“機場會談”。雙方達成了簽署維持邊界現狀、防止武裝衝突等臨時的協議，暫時緩和了中蘇雙方的緊張對峙。這些是後話了，這裏還是轉回到“九大”的話題。

　　1969年4月1日下午5時，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開幕，毛澤東親自主持開幕式。當毛澤東出場的時候，全場沸騰，全體人員起立，一邊鼓掌一邊高呼“毛主席萬歲！”。

　　毛澤東第一個出場，毛澤東之後，依次是林彪、周恩來等11人。在主席台的前排，毛澤東坐在中央，坐在毛澤東右邊的是老幹部，依次為：周恩來、董必武、劉伯承、朱德、陳雲；坐在毛澤東左邊的是林彪，以及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依次為：林彪、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

　　這個座位排列是周恩來安排的。4月1日上午，周恩來致信毛澤東和林彪說：九大開幕式上主席台的人，遵照主席批示，擬定為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來、陳伯達、康生、董必武、劉伯承、朱德、陳雲、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十二位同誌，也可考慮後三位同誌不上開幕式主席台。

　　（45）

　　毛澤東的意思，是讓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三個人上主席台。然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這三個人，在“八大”上，連候補中央委員都不是。周恩來認為，江、張、姚三人一下子坐到“九大”的主席台上，未免太唐突了一些，但周恩來也不好直接反對，於是委婉地說“也可考慮後三位同誌不上開幕式主席台”。不過，毛澤東還是批準江、張、姚三人上主席台。另外，劉伯承的座位排在朱德前麵，也是毛澤東提出的。

　　曆史有時候像是開玩笑，坐在毛澤東右邊的五個人，下場都不錯，沒有一個被打倒的；坐在毛澤東左邊的六個人，沒有一個有好下場。林彪客死他鄉，陳伯達、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入獄，康生死後也遭到開除黨籍，骨灰被遷出八寶山。

　　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三人上主席台，引起眾多老幹部，特別是軍隊幹部的極大不滿。很多老將軍在槍林彈雨中出生入死奮鬥一輩子，還沒有資格坐上主席台，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隻不過搖搖筆杆子，居然就扶搖直上坐上了主席台，讓老將軍們從心底裏感到不服，感到忿忿不平。毛澤東的此舉，又得罪了一大批老幹部。

　　毛澤東等人在主席台上坐下後，待掌聲平息下來，毛澤東站起來宣布：“同誌們，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現在開幕！”

　　會場上馬上又響起經久不息的掌聲，由於掌聲停不下來，毛澤東隻好打斷掌聲說：“今天要選舉大會主席團，通過大會議事日程。大會主席團要推選一個主席，一個副主席，再選一個秘書長。哪幾個人當合適呀？我看林彪同誌當主席。”

　　林彪聽到此話嚇了一跳，周恩來趕緊打圓場說：“毛主席當合適。”

　　這時林彪也反應過來，馬上站起來說：“不好！不好！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當主席！”

　　但毛澤東又說：“林彪同誌當主席，我當個副主席，好不好？”

　　林彪這次反應很快，馬上向台下的眾人“求救”，說：“毛主席萬歲!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當主席!讚成的舉手。”

　　台下的眾人全體一齊舉手。林彪鬆了一口氣，說：“好!全體通過。”

　　毛澤東不好再推辭，說：“一定要我當主席也可以。我提議林彪同誌當副主席，同不同意？讚成的請舉手。”

　　台下的眾人又全體一齊舉手。毛澤東接著說：“大家沒有意見，通過！誰當秘書長呀？我提議周恩來同誌當主席團秘書長，好不好？”全場眾人鼓掌通過。

　　毛澤東為什麽要當眾提議林彪當主席呢？這個問題我們在後麵分析。

　　（46）

　　毛澤東對“九大”的期待是什麽呢？這就是前麵提到的，毛澤東第二場“整黨的文革”的開始。“九大”是毛澤東整黨的起點，所以毛澤東試圖在“九大”中，引入他的整黨概念，把“九大”開成一個與以往的黨代會完全不同的嶄新大會。

　　首先毛澤東想在“九大”上引入更多“民主”的元素。以往的黨代會，參會代表分為“大代表”和“小代表”兩種。“大代表”是掌握一定權力的中央委員，省委書記等高官，而“小代表”是來自基層的工農兵普通黨員。在過去，這些“小代表”隻是按照上級指示，投某個人的票，完全沒有個人的自主性。

　　文革開始以來，毛澤東一直提倡“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所謂“大民主”，因此毛澤東希望在“九大”上也引入這樣的民主，至少要有一種民主的氣氛。

　　毛澤東說：沒有自由權就不叫選舉，而是奉命行事，我們不能搞那一套。拉選票，這是古來有之。資本主義社會，主要靠金錢。我們共產黨不搞這套，也搞不起呀，誰能用錢買選票？我主張在選舉之前，對候選人要多討論幾次，讓代表有充分的發言機會。但我們的民主，是在集中領導下的民主。

　　毛澤東又說：我們的中央委員會，肯定反映文化大革命這個時代的特點。我們的中央委員會，一定要實行老、中、青三結合的原則，各級領導班子也要實行這個原則。老、中、青三種人，在中央委員中大體上要各占三分之一，老的不能不要，像我們這些人就算老的了；中年的在黨員中占主要成份，青年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湧現出來的積極分子，把這些人好好培養出來，就是未來的希望。

　　在毛澤東的這個主導思想下，“九大”的氣氛與過去的黨代會有很大不同。“大代表”們受到了壓製，不再那麽高高在上地盛氣淩人講話了，而“小代表”的意見得到空前的尊重。雖說他們還不能完全擺脫服從上級的角色，但他們受到的尊重是前所未有的。毛澤東要搞的整黨，主力軍就寄托在這些“小代表”身上，所以他要在這次大會上，鼓舞“小代表”積極參與黨內的大事。

　　毛澤東提出的“老、中、青三結合中央委員會”，這在曆史上也是空前絕後的。在文革之前，“中央委員會”都是清一色的老幹部，因為沒有一定級別的幹部，是進不了中央委員會的。這種級別又是要一步一步地往上爬，一年一年地熬，非要熬到老年，才能熬到這個級別上。

　　（47）

　　年輕人要想一步登天進入中央委員會，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而毛澤東的文革，就讓王洪文那樣的年輕人，有機會一步登天進入中央委員會，這是過去人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盡管王洪文的表現欠佳，但王洪文那樣的年輕人能進入中央委員會，反映出毛澤東要徹底整黨和改造黨的決心。

　　出於整黨和改造黨的考慮，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還要打破過去的老規矩。大會主席團主席，過去都是事先規定好的，但這次毛澤東決定事先不規定，而是當場選舉。

　　早在1969年3月25日，負責籌備大會的周恩來，就“九大”主席團常委的問題，致信毛澤東和林彪，提出：“老同誌是否也需要一、二人參加主席團常委？”

　　毛澤東批示說：“主席團不設常委，設正、副主席及秘書長各一人。”可是毛澤東並沒有指出，正、副主席和秘書長由誰來擔任。到大會前一天的1969年3月31日，周恩來再次致信毛澤東，提到大會主席團的問題，但毛澤東仍沒有回答大會主席團主席的問題。這樣，周恩來也不好再問了，畢竟這是一個十分敏感的問題。

　　因此，在大會開始後，主席團的正、副主席和秘書長人選，都還沒有明確下來。周恩來和林彪，都沒有想到毛澤東會在大會的一開始，直接征詢代表們的意見，請代表們用舉手表決的方式，來決定主席團的正、副主席和秘書長人選。

　　首先，毛澤東向大會代表們提出主席團主席的候選人。當然，這時毛澤東肯定是不便提名自己當主席的，他必須提名別人，而這個別人也隻能是林彪。如果毛澤東提名周恩來當主席，那林彪的麵子就沒處擺了。因此毛澤東在大會一開始，就說：“現在，大會主席團要推選一個主席，一個副主席，再選一個秘書長。哪幾個當合適呀？我看林彪同誌當主席。”

　　林彪事先並不知道毛澤東要臨時搞這麽一個“民主選舉”，所以嚇了一跳。林彪當然不敢接受主席的位子，馬上請台下的眾人選毛澤東，眾人立刻一致舉手同意毛澤東當主席。毛澤東然後說：“一定要我當主席也可以。我提議林彪同誌當副主席，同不同意？讚成的請舉手。”

　　眾人馬上一致舉手同意林彪當副主席後，毛澤東又說：“誰當秘書長呀？我提議周恩來同誌當主席團秘書長。好不好？”眾人鼓掌通過。

　　（48）

　　毛澤東搞這個民主選舉，雖說有做秀的成分，但畢竟是黨代會上第一次向代表們進行“民主選舉”，讓代表們，特別是來自基層的“小代表”，有受寵若驚的主人翁感覺。

　　有人說毛澤東這次提議林彪當主席，是對林彪的野心進行“試探”，這種說法不合理。如果毛澤東真的搞這種所謂的“試探”，那就未免也太幼稚了。因為林彪沒有接受毛澤東讓他當主席的建議，這並不能證明林彪沒有野心。

　　因為這次毛澤東營造會議的民主氣氛，代表們在選舉時有一定的自由度，所以那些有希望當選的人，對自己能不能當權，能以多少票當選，心中感到惴惴不安，各方麵都在悄悄地拉選票。據邱會作回憶說：江青一夥在“九大”開幕式上的表演是充分的，中心意思是：我們是毛主席的親信，未來的中央主要領導人。其目的沒有別的，就是為了拉選票。他們的做法，對不明真相的人，有很大的欺騙性。

　　首先是出場、退場的問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出入主席台的時候，都儼然是一副中央主要領導的神態，他們跟隨毛主席、林總、周總理一起出入場，江青有幾次是跟周總理並排入會場的。元老派則是跟在中央文革成員之後出入會場。不僅如此，在江青一夥控製的新聞報道上，還特別發表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出入會場的大幅照片。

　　江青他們看到候選名單上，還是老同誌占優勢，大為不滿。江青說：“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就是革命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之後，革命造反派當權是根本問題。沒有革命造反派就沒有文化大革命的成功，也不可能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毛主席的指示最中心問題，就是肯定革命造反派的政治地位。文化大革命以後的中央委員會，應當是朝氣蓬勃的。”

　　對這個問題，還是康生比他們高明，康生說：“關鍵是權力掌握在馬列主義者手裏，爭中央委員的名額，是隻圖虛名。”

　　康生這一席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江青一夥最後還提出了別人說不出口的問題。江青說：“在選舉中保證中央文革成員有足夠的票數，這是整個文化大革命的威望問題。”

　　江青把中央文革成員在選舉中得到的票數，看成是反映中央文革小組的威望問題。林彪集團則有意安排人不投江青等人的票，結果江青等人不僅沒有得全票，比林彪集團的人的票數還要低，這就等於是說中央文革小組的威望不夠。這個問題，我們在後麵還要專門提到。

　　（49）

　　另外，江青還利用《人民來信摘報》來宣傳自己。毛澤東在《人民來信摘報》上，看到有“人民”來信，提議江青應成為九屆中央常委，並兼中央組織部部長，還建議李訥、毛遠新二人成為“九大”代表。毛澤東對此批示說：“徒有虛名，都不適當。又，李訥、毛遠新二人不宜為代表。”

　　周恩來這邊的人，當然也擔心選票的問題。據邱會作回憶說：毛主席指示精神為，既要保證朱德、陳雲、徐向前、李先念、陳毅、聶榮臻、葉劍英這些人當選，又不能讓他們得到高票。主席團秘書處做出規定：批歸批，選歸選。

　　但總理還是不放心。24日下午正式選舉，上午總理專門召集了主席團擴大會議，特地講老同誌要當選的問題。總理說：“老同誌有錯誤，不論是文革中的還是曆史上的，都應批判，但是毛主席‘團結、批評、團結’的教導也要把握好，特別是這次大會要開成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我們首先要在黨內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對這些老同誌，我們就一批、二保、三看、四幫吧。”

　　散會後，總理把我們幾個留下，心事還是很重。總理輕輕拍著自己的腦門，沉思很久才說：“下午就要正式選舉了，有把握嗎(指老同誌當選)？”

　　我們說：“預選通過了呀。”

　　總理說：“不見得穩固。青年人不懂得黨的曆史，不懂得大局觀念，吹一股小風就垮了。你們都是老同誌，軍隊的同誌原則性強，辦事組的同誌威信高，你們馬上給部隊和你們熟悉的老同誌再打打招呼，要投那幾個人的票，不然時間就來不及了。”

　　吃午飯時，黃、吳、李和我不僅給總參、總後、海軍、空軍、廣州軍區的老同誌代表打了招呼，我們也給自己的老戰友打了招呼。

　　由於“民主選舉”造成的不確定因素，在候選人的提名上爭論激烈，使預選時間拖長，原定3月21日進行選舉和閉幕，已經不可能了，不得不推遲到3月24日。此外，因為對中央委員名額的爭奪激烈，毛澤東在選舉前一天的3月23日，不得不把中央委員的名額再增加5人至279人，其中中央委員170人，候補委員109人。毛澤東說：“要說清楚，沒有列入名單的，好的很多。擺上名單的不一定都好。”

　　林彪則說：“這次大會比以前都難，主要是要上的人和可以上的人太多了。”

　　（50）

　　在說到“九大”選舉結果之前，先說一下毛澤東在這次大會上的講話。1969年4月1日的“九大”開幕式之後，會議轉入小組討論，一直討論到4月14日，才又召開全體大會。毛澤東對這次大會很用心，講話次數很多。據邱會作回憶說：這期間，毛主席幾次召集老同誌、各大組召集人、各部門負責同誌開會。毛主席不厭其煩地多次講話，這麽上心，這麽用心良苦，是少有的。

　　毛澤東的講話，概括為四大類。第一類是關於文化大革命，毛澤東說：

　　文化大革命與四清運動不同，四清運動主要是搞基層，搞經濟基礎；文化大革命是搞上層建築。文化大革命是兩次革命，這個革命，還有些事沒有做完，現在還要繼續做。過若幹年，也許又要進行革命。

　　現在看來，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們這個基礎不穩固。據我觀察，恐怕相當大多數的工廠裏頭，領導權不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在工人群眾手裏，權實際上還在資產階級手裏。走資派搞物質刺激，利潤掛帥，獎金掛帥，搞了管、卡、扣、罰，搞工人階級。

　　我們把製度和方法，總死死捆在一起。比如，農村實行集體所有製，這是社會主義製度，應當堅持，這是對的。但我們共產黨辦事很蠢，把老百姓的百分之八十都包起來，隻讓他們自己搞百分之二十，結果是包而辦不好。我看要把它倒過來，老百姓百分之八十的事都由他們自己來辦，我們隻包百分之二十就好了。

　　為什麽要搞文革？毛澤東指出三點：一、文革是二次革命，是社會主義的繼續革命；這樣的革命，若幹年可能需要再來一次；二、文革不搞不行，是領導權不在真正的無產階級手裏，而是在資產階級手裏三、我們現在的製度，對老百姓管得太死，毛澤東希望權力下放。

　　文革事實上也是一個權力下放的運動。文革前每個單位的領導權，都完全掌握在當權派手裏；文革後，組成“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領導班子。按道理說，這種“三結合”的革委會，群眾有一定的監督權，但事實上，群眾的監督並沒有實現，這是一個遺憾。

　　毛澤東談的文革候，引起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的粗人直話感慨：“好的要說夠，壞的也不要隱瞞。我們黨內還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老幹部對造反派不滿，有苦難言！所有老幹部都吃了造反派的苦頭。老幹部對這個問題沒有鬧起來，就是所有老幹部都聽毛主席的話的結果。老幹部並不反對文化革命，但都反對造反派！”

　　許世友這樣直白的話，當然沒人敢和。對許世友這樣的行伍粗人，毛澤東並沒有和他一般見識，認為不值得較真。

　　（51）

　　“九大”期間毛澤東講的第二個大題目，是整黨問題。毛澤東說：

　　革命根據地那個時代，多少年我們都是沒有薪水的，沒有定八級工資製，就是吃飯有個定量。現在進了城，是好事，因為不進城，蔣介石就霸住這些地方了；但進城又是壞事，使得我們這個黨不那麽好了。

　　現在蘇修攻擊我們，什麽塔斯社的廣播，王明的長篇大論，說我們現在不是無產階級的黨，叫做“小資產階級的黨”。說我們搞一元化，回到了過去延安那個時代，就是說我們倒退了。什麽叫一元化呢？按照蘇聯的話叫做“軍事官僚的專政”。他們一看我們這個名單裏頭，軍人不少，這就叫“軍事”；還有什麽“官僚”，大概就是我呀，恩來呀，康生呀這批“官僚”。總而言之，你們凡不是軍人的，都屬於“官僚”係統就是了，所以叫做“軍事官僚的專政”。

　　這些話嘛，我看讓人家去講，人家愛怎麽講，就怎麽講。但他們有個特點，他們就是不罵我們叫“資產階級”的政黨，而叫“小資產階級”的政黨。而我們呢，就說他是“資產階級”的政黨。

　　有些外國人、新聞記者說：“我們這個黨在重建。”現在我們自己也提出這個口號，叫“整黨建黨”,事實是需要重建。每一個黨支部，都要重新在群眾裏頭進行整頓。要經過群眾，不僅是幾個黨員，要有黨外的群眾參加會議，參加評論。

　　個別實在不行的黨員，勸他退出。極少數的人，可能要采取紀律的處分了。當然還要經過上級批準，要采取謹慎的方法。

　　這裏毛澤東說的“整黨建黨”，就是他下一步要搞的文革。毛澤東認為，中共在農村根據地時代，在沒有進城以前是好的，可是進城之後，就不如以前那麽好了。黨員幹部受到了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所以要整黨，更準確地說，是要“重建”，毛澤東特別引用外國人的話“我們這個黨在重建”。

　　毛澤東的整黨思想是：黨支部的整黨，不能隻在黨員之間評議，還要有黨外群眾參加對黨員的評議。評議出來的不合格黨員，要勸退出，嚴重的還要紀律處分。

　　毛澤東本想在“九大”之後就整黨，但由於“九大”以後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的內訌激烈，攘外必先安內，毛澤東“九大”後的主要精力放在“安內”上了，結果整黨的計劃就推遲了下去。

　　（52）

　　“九大”期間毛澤東講的第三個大題目，是準備打仗。毛澤東因此而論：

　　蘇修亡我之心不死，對準備打仗一點也不能放鬆。我們總的戰略還是積極防禦，這條不能變。人家打進來，我們不打出去。我說：不要受挑撥，你請我出去，我也不出去。但是你打進來呢，那我就要對付了。看你是小打還是大打，小打就在邊界上打；大打，我主張讓出點地方來。中國這個地方不小。他進來了，使全世界看到我們打仗是有理的，我看不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圍中間。至於什麽飛機、坦克、裝甲車之類，現在到處有經驗證明，可以對付。

　　總之我們不怕打仗，要有準備就是了。人家就問了：準備好了，仗打不起來怎麽辦？完全有可能出現這種情況。準備好了沒有仗打，這是經常的。不管他來不來，我們應該準備。蘇美搞那麽多的原子彈，花的錢不計其數。他們的原子彈並非為了展覽的，將來打不起核戰爭怎麽辦？我們還沒有為他們找到出路。

　　幾年來，林彪同誌抓戰備抓出成績來了。準備打仗，思想準備是主要的，物質準備是重要的。我們不能沒有思想準備，也不能一點東西都不存起來。手榴彈，到處可以造，各省都可以造；什麽步槍、輕武器，每省都可以造，這是講物質上的準備，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準備。精神上的準備，就是要準備打仗，要使全體人民中間的大多數有這個精神準備。

　　不久前的珍寶島事件中，蘇軍公然出動坦克等重型武器，使毛澤東認為戰爭的威脅迫在眉睫，要準備打仗。毛澤東搞文革的最大擔心，就是蘇聯會出兵幹涉中國，現在這個擔心似乎越來越有變成現實的趨勢，因此毛澤東開始號召人們“準備打仗”。

　　毛澤東對蘇聯的戰略是“積極防禦”。這是中國絕對不侵犯蘇聯的領土，而是等待蘇聯打進中國來。一旦蘇聯打進了，中國就有理、有利，可以利用人民戰爭來擊敗侵略者。

　　為了準備戰爭，一方麵是物質上的準備，另一方麵是精神上的準備。物質準備就是大搞“三線建設”，在各地大建分散型的小工廠，少建大工廠。大量的小工廠固然有利於戰爭，使生產能力不會一下子全部破壞，但小工廠的經濟效益不高，這對中國的經濟發展不利。特別是大量的軍事項目建設，軍工廠，深挖洞等，要“大炮不要黃油”的政策，大大影響了人民的生活。

　　“九大”期間毛澤東講的第四個大題目，是曆史上的兩條路線鬥爭。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講得非常多，這裏隻摘要一些。毛澤東說：

　　我看黨內最危險的路線鬥爭主要有三次：一次是陳獨秀的右傾主義，二次是王明的左傾主義，三次是劉少奇的修正主義。陳獨秀的右傾主義，發生在黨的創建時期，這時期黨員不多，我們也沒有軍隊，但造成了思想混亂，把共產黨與國民黨的界限模糊了，妨礙了黨的發展。

　　‘八七’會議清算了陳獨秀的錯誤，以後主要是左傾錯誤了。王明的左傾主義損失就大了，當時我們有大小不同的好多塊根據地，有幾支相當大的軍隊，這些都讓王明斷送掉了，紅軍被迫長征。王明他們用‘左’的麵目去糾正別人的右傾，所以越糾越‘左’。

　　（53）

　　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錯誤，存在著一個全黨變修的問題，其前途就是亡黨亡國。對修正主義的問題，我們早有察覺，在文化大革命中就看得更清楚了。

　　毛澤東說到這些路線鬥爭的時候，談到了很多細節，這裏就略去了。毛澤東除了說陳獨秀、王明、劉少奇這些公認的“壞人”之外，還“口無遮攔”地提到朱德和陳毅。毛澤東說：

　　朱德、陳毅是經曆過中央蘇區的鬥爭，吃過苦的，三次反圍剿幫過忙的，現在選他們當中央委員困難。許世友說：朱、陳反我反了幾十年。其實朱、陳他們有時也不反我。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後，他們開了第八次代表大會，篡奪了軍權，奪了軍權又不會指揮，他心裏也不踏實。陳毅向上海中央請示，受到了批評，中央批評他們是極端民主化。陳毅又請我回軍隊了，我不是又‘複辟’了嘛！

　　毛澤東在會上講到這些黨曆史上的路線鬥爭，老幹部們清楚，但大部分年輕人不清楚，他們聽了很新鮮，也很激憤，特別是對參加這次大會的朱德和陳毅，更是抵製情緒很重，這就造成朱德和陳毅兩個人非常被動。後來朱德未能當選政治局常委，陳毅未能當選政治局委員。在“九大”會議期間，甚至還開了一次批陳毅的小會。

　　據邱會作回憶說：4月23日晚，上海代表小組在京西賓館開小組會，會議從晚上九時開到淩晨五時，批判陳毅。我先後進去了兩次，都向他們提出說：“陳老總是個病號。”

　　王洪文還同我開玩笑說：“我們也會照顧病號。”

　　上海小組的會已經開到淩晨4時多了，我隻好向總理報告。總理接到我的電話，感到很驚奇，並說：“真有那樣的事嗎？你去給王洪文同誌打個招呼，做點工作，我馬上就去。”

　　這樣我立即進去對王洪文說：“我受總理的委托，對陳老總的健康是負有責任的。你們的會已經開了快八個小時了，一個病號能受得了嗎？會出事的。”

　　我向王洪文說這番話時，陳老總看著我，幾乎要流出淚來。

　　王洪文把我拉到會議室外麵，說：“江青同誌和春橋同誌指示，陳毅這個人很頑固，對自己的錯誤基本上不承認。更使人氣憤的是，他的發言名為自我批評，實為教訓人。明天就要選舉了，他選上中央委員，又會尾巴翹起來的。這點事，我們就不要幹擾總理了。”王洪文說完回會議室繼續開會。

　　不久，周總理來到會議樓休息室，我向他簡單說了一下情況。總理對我說：“我們不要指責他們，隻設法把陳老總送回去休息就是了。事情很複雜，一句話說得不好，都可能出事的。”

　　周總理與我說了幾句話之後，就把王洪文、陳老總都叫來了。總理當著王洪文、陳老總的麵，若無其事地對我說：“邱副總長呀，我肚子餓了，想吃東西，還有他們兩個(指陳、王)也一起吃一點，搞點東西吃。”

　　陳老總一隻手捂著肚子，向總理說：“我不必吃什麽東西了，我這就回醫院，好嗎？”

　　總理隻是點頭，一句話也沒有說。我把陳老總送上電梯去了。

　　陳老總走後，王洪文要向總理說明為什麽開這個會，總理都用別的話堵住他的嘴，沒讓他說下去。

　　（54）

　　1969年4月14日，“九大”再次召開全體大會，毛澤東親自主持。在前一天，周恩來參加毛澤東召集的中央文革碰頭會和各大組召集人的會議。周恩來就明天全體會議的座位安排，請示毛澤東說：“老同誌是否還是坐在前頭？”

　　毛澤東說：“老同誌還是坐在前頭，要選這些人。”

　　這時王洪文大膽插話說：“我們不大願意選他們。”

　　王洪文的大膽插話，讓毛澤東感到他是一個敢闖閻王殿的造反派。毛澤東本人就是大膽妄為之人，所以他也欣賞大膽敢幹的人，這也是後來毛澤東提拔王洪文當副主席的原因之一。

　　4月14日下午5時，當毛澤東出現的人民大會堂會場時，台下掌聲雷動，人們高呼：“毛主席萬歲！萬萬歲！”，口號聲經久不息。

　　毛澤東見眾人的口號聲不息，隻好對著話筒說：“不要喊口號了。”這才把眾人的口號聲平息下去。

　　毛澤東繼續說：“今天的議事日程有三項：一是要通過林彪同誌代表黨中央的《政治報告》；二是要通過《中國共產黨黨章》；三是還有幾個同誌講話。”

　　這裏說明一下“九大”的議程。在4月1日的開幕式上，林彪作了《政治報告》，康生作了《修改黨章報告》，之後的4月2日到4月13日，分小組討論《政治報告》和《新黨章》，然後在4月14日的全體大會上，對《政治報告》和《新黨章》進行表決通過。所以毛澤東說：今天有三項議程，除了表決通過《政治報告》和《新黨章》外，還有幾個人要在大會上發言講話。

　　毛澤東接著說：“今天報名發言的有周恩來同誌……”

　　周恩來插話說：“先通過《政治報告》和《黨章》，通過了再發言。”

　　毛澤東說：“你們發言了以後再通過。誰也可以報名發言嘛！報名發言的有伯達、康生、黃永勝、王洪文、陳永貴、尉鳳英、孫玉國這麽多名字。”

　　毛澤東說完後，周恩來開始發言。周恩來這次的發言，主要是讚揚和吹捧林彪，因為周恩來發言的內容中，有三分之二是關於林彪的。周恩來說：

　　同誌們：我完全擁護偉大領袖毛主席在開幕式上的極其重要的講話，我完全擁護林副主席代表黨中央所作的《政治報告》，我熱烈慶祝在毛主席建黨路線指導下的《新黨章》的產生。

　　毛主席在講話中，回顧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特別是反對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曆史。隻有懂得了這些路線鬥爭的曆史，才能懂得我們黨的曆史，就是毛澤東思想勝利的曆史，才能懂得毛主席是怎樣創造性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才能懂得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55）

　　周恩來吹捧毛澤東之後，開始吹捧林彪。這是周恩來在文革中的公開講話之中，對林彪最大力度的高度吹捧。周恩來借著《黨章》中寫入林彪接班人地位的機會，對林彪大力吹捧，也顯得很自然。這裏稍微多引用一些周恩來吹捧林彪的話。周恩來說：

　　“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同誌自始至終緊跟毛主席，不愧是廣大群眾公認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副統帥。林彪同誌主持軍委工作以後，在1961年首先在軍內出版《毛主席語錄》，然後很快就推廣到全國，直至全世界。可以說，這是文化大革命準備階段的最重要措施之一，這本《紅寶書》把毛澤東思想大眾化了，從思想上武裝了億萬群眾，這是對文化大革命最有力的輿論動員，具有深遠的影響。”

　　“1965年底，在毛主席發動《海瑞罷官》的批判之後，林彪同誌揭發了羅瑞卿反黨、反軍、反革命陰謀，並在他的倡導下，召開了與彭真《二月提綱》針鋒相對的“部隊文藝座談會”，發表了《部隊文藝座談會紀要》，這都有力地推動了文化大革命的前進。”

　　“1966年5月18日，林彪同誌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重要講話，提出：“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誰反對毛主席，誰反對毛澤東思想，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林彪同誌這一主要講話，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成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號角。”

　　“在近三年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林彪同誌在許多關鍵時刻，例如1966年8月的中央工作會議，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會議，1966年12月的工業會議，1967年3月的揭發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問題的大會，1968年10月的十二中全會，林彪同誌都作了重要講話。他根據毛主席一係列最新指示，徹底揭露了劉少奇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義，牢牢地把握住了毛主席指出的文化大革命的航向。”

　　“林彪同誌成為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經開始。林彪同誌是南昌起義失敗後，率領一部分起義部隊走上井岡山，接受毛主席領導的一位光榮代表。從此林彪同誌一直緊跟毛主席，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為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做出了卓越貢獻。”

　　“全國解放後，在反對彭德懷、高崗、饒漱石的鬥爭中，林彪同誌都是在毛主席的直接領導下，堅決地站在鬥爭的最前線。彭德懷的篡軍、篡黨陰謀被揭發後，林彪同誌親自主持軍委工作。林彪同誌發揚毛主席古田會議的建軍思想，提出‘三八作風’、‘四好連隊’、‘五好戰士’，提倡把我軍建成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大學校。

　　（56）

　　“尤其是林彪同誌提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群眾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方法，這就是他在《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中說的：‘學習毛主席著作，要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這一套作法，對毛澤東思想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以至在全世界人民中的大普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這次在《新黨章》中明確寫上：‘林彪同誌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捍衛了毛澤東同誌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誌是毛澤東同誌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這是林彪同誌四十多年的革命奮鬥中，自然引伸出來的最正確的結論，是完全符合事實的。”

　　“林彪同誌得到全黨、全軍、全國各族革命人民的熱烈擁護，也得到全世界廣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們不僅為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而感到無限幸福，我們還為有了眾所公認的毛主席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周恩來如此高強度、大力度地吹捧林彪，主要目的還是保持和加強與林彪的合作關係，這對於周恩來本人的命運來說，也是至關重要的。所以周恩來要借著這個機會，大大吹捧林彪一番，讓林彪高興。

　　周恩來的吹捧是很有藝術的，不是空洞地說大話，而是用很具體的事例來說明。周恩來說林彪是上井岡山的“光榮代表”，這個用詞真可謂恰到好處；周恩來最後說“我們還為有了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這句話吹得很高，卻又不太肉麻。

　　周恩來表揚別人技術是超一流的，這種表揚技術，對於政治家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幾句表揚吹捧的話，把別人說得很高興，那麽接下去的友好合作關係，就容易建立起來了。周恩來在各方麵的朋友極多，這與他高超的表揚別人的技巧有直接的關係。

　　在今天的會上，林彪本來沒有準備發言，可是他聽到周恩來在講話中如此大力度地吹捧他，感到有必要說幾句謙虛的話，否則就是默認周恩來對他的吹捧了。林彪在周恩來講話完之後，插話說：

　　“同誌們，我沒有準備講話，但是我要插兩句話。聽了總理剛才的講話，我事先不知道他講話的內容。”

　　“總理對毛主席的評價是非常正確的，是非常合乎實際的。今天我們之所以能成為紅色的、偉大的、光榮的中國，諸種因素中最重要的，決定的因素是毛主席，是毛主席的偉大英明領導。毛主席是我們最偉大的領袖。”

　　（57）

　　林彪繼續說：“至於我個人覺得很慚愧，在我年輕的時候，很早在井岡山同毛主席會合。那時年紀輕，並不知道很多事情，隻知道跟毛主席就是了。在那時候的一切領導人中間，我前前後後比來比去，就認為應該擁護毛主席，歸根到底毛主席很高明。”

　　“我僅僅隻有這麽一點覺悟，並不是像總理說的那麽高瞻遠矚，沒有達那個水平。說老實話，我幾十年來確實擁護毛主席，我整個思想水平可以說很低很低的，不像總理說的那麽高。後來在工作中略為有些成績，那也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取得的。沒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領導，不僅我們黨沒有今天的勝利，就是我自己也沒有今天。”

　　“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我這個人。如果在二方麵軍的賀龍底下，在四方麵軍的張國燾底下，我早就沒了，腦袋早就沒有了。不是可以有可以沒有，而是肯定地沒有了。張國燾能允許我這種人嗎？是絕對不會允許的，一定要砍掉的。如果是賀龍，他能夠允許我存在嗎？賀龍不會留我，張國燾不會留我，而我能夠存在為黨貢獻自己的一點工作，全靠毛主席。”

　　在每一個時候的重大問題上，都是毛主席指引航向，我們跟著幹就是了。所以一切成功的決定因素，是毛主席起了偉大的作用，我個人的作用是很微小、很微小、很微小的。我在這裏僅僅向同誌們作這麽一點簡單的聲明。”

　　林彪講的插話，既是中肯的，也是必須的。林彪說他事先不知道周恩來講話的內容，這應該是真的。林彪聽到周恩來這麽捧他，心中應該是感謝和感激的。林彪臨場發揮，說了一番表示謙虛的講話，也講得恰到好處，這表明林彪的應變能力和臨場發揮能力，都是很強的。周恩來把林彪捧一下，林彪自己再謙虛一下，這個一唱一和，更加完美了林彪的形象。

　　林彪講話完之後，眾人又是一陣暴風雨般的鼓掌，同時高呼口號“毛主席萬歲！”。毛澤東見眾人給林彪的熱烈鼓掌經久不息，就對著話筒說：“怎麽又喊口號了？陳伯達同誌講話。”

　　聽到毛澤東的話，眾人的鼓掌聲平息下來。接下來是陳伯達、康生、黃永勝、王洪文、陳永貴、孫玉國等人發言，他們分別代表軍隊、工人、農民、戰鬥英雄、革命幹部發言，每個人的發言都比較短。其中來自珍寶島前線的戰鬥英雄孫玉國的發言，受到了熱烈的歡迎。

　　孫玉國一上台，就立正朝毛澤東敬禮，毛澤東則站起來向孫玉國招手致意。孫玉國把珍寶島的戰鬥經過，在大會上簡要講了一遍。孫玉國發言中，毛澤東數次帶頭鼓掌。當孫玉國講到“中國革命是打出來的，世界革命也一定是打出來的”時，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等人都鼓掌，台下的眾人更是掌聲雷動，大會的氣氛達到了高潮。

　　（58）

　　孫玉國發言完之後，毛澤東問他說：“你多大年紀？你是哪裏人？”

　　孫玉國回答說：“二十九歲。東北人。”

　　毛澤東然後向眾人說：“他叫孫玉國。這次珍寶島打仗就是他指揮的，打退敵人三次進攻。敵人打仗用了飛機、坦克、裝甲車，我們什麽也沒有。蘇修有飛機、烏龜殼，我們是步槍、手榴彈，靠步兵。蘇修的烏龜殼也沒有什麽了不起，他們用烏龜殼，把人的勇敢降低了。烏龜殼我們有一點，但主要不靠它們。我們打仗靠人的勇敢，靠不怕死。”

　　孫玉國在退場前，走上前和毛澤東握手。然後，孫玉國又準備和毛澤東右側的周恩來握手，周恩來趕緊用手向左邊一指，孫玉國明白了周恩來的意思，趕緊到坐在毛澤東左邊的林彪麵前，與他握手。孫玉國和林彪握手之後，林彪用手向右邊一指說：“總理。”孫玉國又趕緊返回右邊，和周恩來握手。

　　孫玉國和周恩來握手後，周恩來又用手向左一指，孫玉國又返回毛澤東左邊，和坐在毛澤東左邊的陳伯達等人握手。孫玉國握手完後，正準備退下去，周恩來又對他向右一指，孫玉國趕緊又轉身回來，和坐在毛澤東右邊同董必武等人握手。孫玉國是來自基層的小幹部，根本不知道中央在人事上等級森嚴的規矩，但他還算機靈，被周恩來一點就通。

　　毛澤東的本意，並不喜歡這種等級森嚴的人事規矩。毛澤東搞的文革，也是想打破這套規矩，但並沒有能夠實現。

　　1969年4月14日的“九大”全體大會上，通過了林彪的《政治報告》和《新黨章》，於是“九大”進入最後一個議程，就是選舉中央委員會。從4月15日起，先由四十五個小組提名，提出進入預選的候選人名單。列入預選名單的候選人，再在大組進行預選。通過大組預選的候選人，就成為正式的候選人，提交大會進行最後的決選。

　　這場選舉，成為前所未有的“激戰”，原因就像林彪說的那樣：“這次大會比以前都難，主要是要上的人和可以上的人太多了。”這次大會打破了過去論資排輩的條條框框，使得許多過去不可能當選的人，也有機會當選了。這樣一來，競爭當然也就激烈了。

　　這次選舉中競爭最為激烈的，自然是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前麵說過，江青野心勃勃，要跟林彪爭當“接班人”，這當然引起林彪的高度關注。因此，林彪就設法在這次大會上，打壓一下江青的威風和銳氣。

　　吳法憲這樣回憶，在選舉之前，一次葉群在跟我們閑談時說：“林總講，現在江青太猖狂了。張春橋、姚文元過去都是榜上無名的小卒，現在的威望都這樣高，看來當選中央委員是沒有問題的。但是要使他們的選票少幾張，不能讓他們得全票，以殺一殺他們的銳氣。”

　　陳伯達接著說：“張春橋在上海不過是個小癟三。”

　　黃永勝也說：“張春橋看不起我們。一次在機場上，他公開說我們是大老粗，我當場回敬了他一句‘你在晉察冀不過是一個小記者。’”

　　“在這以後，我們按照葉群傳達的意思，作了安排和布置，指定軍隊有的人在選舉時，不投江青等人的票。”

　　（59）

　　1969年4月24日，“九大”舉行全體正式投票，選舉中央委員170名，候補中央委員109人，共279人。在選舉時，參會代表對通過預選的候選人進行無記名投票，凡是過半數的候選人就當選。“九大”代表共1512人，正式選舉時有兩人請假，因此當天有1510人參加投票。選舉結果，毛澤東得了1510票的全票，林彪得了1508票，周恩來得了1509票。

　　據說林彪少兩票的原因，是為了顯示他不能與毛澤東平起平坐，要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林彪自己與葉群一起投了林彪的反對票。周恩來少一票的原因，也是為了顯示他不能與毛澤東平起平坐，所以自己投了自己的反對票。江青少了8票，隻得了1502票，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人少了十餘票，他們的得票比林彪集團的葉群，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都要少。據邱會作回憶說：

　　4月24日下午“九大”舉行正式選舉。全場設有五個票箱，主席台上一個，主席台下四個。投票開始後，毛主席第一個在主席台上的票箱投票，按照排列，第二個應當是林總，第三個應當是周總理。但江青在投票時，又借機出一個小小的風頭。江青看到毛主席起身投票時，她也站起來了，江青待林總走到自己跟前時，她邁出一步就跟在林總後麵了。周總理完全知道江青的習性，讓她在林副主席的後麵，自己的前麵投了票。

　　投票結束之後，大會休息了約二十分鍾，接著在大會工作人員的監督下，宣布選舉結果。公布選舉結果的時候，江青一直比較注意聽，當宣布到她自己的票數時，她停了一小會，即退席走了，以後再也沒有出場。因為中央文革小組的人得票情況並不佳，江青少了八票，張春橋，姚文元各少十餘票，而且有人在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的名字上打了“×”，江青知道後大為震怒，說誰在她的名字上打叉，誰就是現行反革命。

　　當“九大”中央委員的選舉結果公布完之後，林彪站起來宣布說：“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勝利閉幕！”這樣“九大”就在國際歌聲中閉幕了。散會時，不少“小代表”走到會場的主席台前，要仔細再看看毛澤東的“龍顏”。毛澤東也站起來，多次向大家揮手致意之後才離開。

　　在參加“九大”的高官中，江青集團是抱著最大的喜悅來的；可是在散會時，江青集團卻高興不起來了。據邱會作回憶說：

　　散會的時候，張春橋、姚文元等人都是低著頭向外走，他們不像往常那樣，昂首到處張望。在“九大”選舉時，江青一夥全部當選為中央委員了，但沒有一個得全票的，特別是江青沒有得到全票，他們不得不思考這個問題。

　　（60）

　　在“九大”閉幕的當天晚上，中央文革碰頭會照常進行。張春橋說：“選舉中有人搗鬼，要徹底查個水落石出！不選江青同誌的人，決不是‘小代表’，而是‘大代表’。這不是少選票的問題，這是一種見不得人的政治鬥爭！”

　　姚文元說：“同意徹底查清選舉中的問題，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也可以來個大鳴、大放、大字報。”

　　周總理向坐在他旁邊的江青說了一句話：“你說幾句嗎？”

　　江青說：“我是受害者，不說話！”

　　康生接著說了話，他說：“要查選票不是一個簡單問題，毛主席的指示是選舉自由。另外，我們實行的是無記名投票，無法調查。”

　　陳伯達說：“康老說得好。”

　　周總理說：“我完全同意康老的意見。少幾票沒有什麽關係嘛，不要斤斤計較一兩票，頭上有幾個‘×’，那又算什麽？此事，由汪東興先報告毛主席。在必要時，我還會向毛主席匯報。”

　　黨代會上的選票少幾張，並不影響選舉結果，但卻被認為是一個人“威信”的反映。林彪故意比毛澤東少兩票，就是意味著他不想冒犯到毛澤東的威信。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如果隻少一、兩票，麵子上還無傷大雅，可是他們少了許多票，票數比中央軍委辦事組的成員還要少，這就讓他們感到當眾出醜，大傷麵子。

　　江青對軍委辦事組的人憤怒地說：“你們的選票比我們的多呀！你們軍委辦事組的人威信高，老娘得票比你們少，難道你們對文化大革命的貢獻比我還大嗎？”

　　江青集團沒想到林彪集團會在選票上做文章，事先完全沒有防備，吃了一個虧。這樣江青集團和林彪集團之間，又結了一次仇。據邱會作回憶說：

　　江青一夥對選舉問題表現出來的憤怒情緒，使黃永勝略有不安，他對著吳法憲、李作鵬和我說：“可能惹禍了，你們看出來了沒有？”

　　吳法憲補上一句說：“本來就不應當去搞那些事。”

　　李作鵬一下生氣了，用很粗魯的語言說：“在暗角裏說話，嘴巴幫幫硬，現在又屁股稀鬆鬆！”

　　我也說：“別人少了選票，我們擔憂幹什麽？”我的話是有意給黃永勝壯膽。

　　黃永勝說：“不要埋怨人，也不要諷刺人，好漢做事好漢當！”

　　江青一夥提出要查選票的事，周總理還是向毛主席匯報了，並得到了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說：“要查選舉中的問題，就讓他們去查吧。我是不參加任何人違犯黨章的大合唱。”

　　（61）

　　4月25日下午，我因工作的機會同周總理見麵，總理對我說：“你回去同黃、吳說一下，選舉中的問題，主席有指示，已經解決了，不要有什麽擔心。原則問題你們要堅持，在一些小問題上，常常會被別人抓住辨子，要吃大虧的。軍隊也不是百分之百的人都一致，這次關於選舉問題，就有人給我寫了一封信，揭露了這個問題。但信是寫給我的，可以到此為止。”

　　我將總理上麵說的情況，同黃、吳說了，並建議他們兩人在順便的時候，向總理說一下在選舉中的問題，他們同意我的建議。這樣，事情算是最後了結了。

　　林彪集團在選票上做文章，本來以為江青他們看不出來，因為是無記名投票。可是沒想到江青他們看破了，並揚言要查票，使黃永勝等人略有不安。不過在關鍵時刻，周恩來幫了他們的忙。周恩來沒有牽扯到此事，他可以毫無顧忌地去跟毛澤東匯報。

　　毛澤東也猜到江青他們少了選票，應該是林彪集團幹的。毛澤東對江青有野心，想跟林彪爭接班人的事，也多多少少知道一些。林彪對江青有很大的不滿，毛澤東心中知道。但林彪用這種當眾讓江青出醜的方式，來報複江青，也讓毛澤東感到非常不快，這在毛澤東與林彪之間，又結了一個疙瘩。

　　對於江青等人提出查選票的要求，毛澤東對周恩來的回答也很藝術，他說：“要查就讓他們去查吧。我是不參加。”毛澤東這句話，既沒有說同意，也沒有說反對，毛澤東隻是說自己不參加查選票的事。這樣一來，是不是查選票，就由周恩來最後決定了。此時周恩來當然做出對林彪集團有利的決定，不查選票。

　　周恩來還特別告訴邱會作說：“軍隊也不是百分之百的人都一致，這次關於選舉問題，就有人給我寫了一封信，揭露了這個問題。但信是寫給我的，可以到此為止。”

　　這是周恩來向邱會作暗示：你們內部的人不是百分之百的可靠，這次選舉的事，已經有人寫信給我揭發你們了。不過這封信是寫給我的，可以到此為止，不會傳到毛澤東那裏。周恩來還向他們建議：在一些小問題上，常常會被別人抓住辨子，要吃大虧的。

　　“九大”閉幕之後，下一個節目就是由“九大”選舉出來的中央委員，召開“九屆一中全會”，全稱是“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九屆一中全會”上，要進一步由中央委員們選出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常委。這時，選舉爭奪戰進入白熱化了。因為成為中央委員，還算不上中央決策人，隻有進入中央政治局，那才是進入了決策人集團。

　　（62）

　　按照慣例，“九屆一中全會”應該在“九大”閉幕後的第二天召開，可是這次毛澤東並沒有立即召開“九屆一中全會”，而是在“九大”閉幕四天之後的4月28日才召開“九屆一中全會”。這主要是因為決定中央政治局的人選，很費心思。毛澤東指定周恩來、康生和黃永勝三人，組成一個三人小組，來策劃中央政治局“組閣”的問題。

　　毛澤東的這個安排，陳伯達不滿意。因為陳伯達本來是八屆政治局常委，排名還在康生之前，可是毛澤東卻沒有讓他參加“組閣”小組。而黃永勝不是八屆政治局常委，反而參加了“組閣”小組。很顯然，此時毛澤東已經不信任陳伯達了。江青對毛澤東的這個安排也不滿，她認為自己雖比不上周恩來和康生，比起黃永勝還是很綽綽有餘的。毛澤東讓黃永勝而不讓江青參加組閣，江青當然不高興了。

　　毛澤東破格提拔黃永勝參加組閣，而且還準備提拔黃永勝當政治局常委，這其實是針對林彪的考慮和布局。因為黃永勝是總參謀長，在軍隊中第二位的實權人物。如果毛澤東把黃永勝從林彪集團中“拉”出來，“拉”到自己這一邊，就可以大大改變軍隊中的實力對比，局勢就會向有利於毛澤東的方向發展。可是黃永勝卻“死不開竅”，毛澤東多次“拉”他，都沒有拉過來，這些我們以後還要說到。

　　據邱會作回憶說：4月25日晚，軍委辦事組正在京西賓館開會，汪東興來電話通知：主席要周恩來，康生、黃永勝立即到中南海主席那裏開會。主席召集周、康、黃開會，並不新奇，但“九大”剛閉幕，一中全會還沒有開，新的政治局尚未產生，這樣的會就不是一般的會了。

　　黃永勝不知道去開什麽會，這時葉群來了。葉群一進門就笑笑地告訴黃永勝說：“你要去參加組閣了。”

　　葉群又說：“今天你們要開的會，江青根本不知道，主席怕她幹擾組閣工作。今天的會議主要談準備一中全會的問題，可能把政治局的名單初步定下來。”

　　黃永勝剛要出門，林彪辦公室來電話報告：“江青同誌來電話，要到京西賓館去。”

　　葉群為了回避江青，她從後門走了。黃永勝說：“我也走。”

　　江青來了之後，一看黃永勝和葉群都不在，就談了幾句。她說：“一中全會就要開了，要產生中央政治局。關於組織中央政治局的一些原則問題，毛主席已同我商量過，具體情況，現在就不談了。”

　　（63）

　　毛澤東要“拉”黃永勝，林彪當然也要“拉”黃永勝。林彪讓葉群提前把讓黃永勝參加組閣的消息透露給他，表示對黃永勝的信任。另外，江青此時還不知道她被排除在組閣小組之外，因此江青對別人吹牛說：“關於組織政治局的原則問題，毛主席已同我商量過。”

　　邱會作接著回憶說：黃永勝開會回來，詳細給我們介紹了在主席那裏開會的情況。林彪、周恩來、康生和黃永勝四人，幾乎是同時到達中南海毛主席住處。毛主席首先說：“選舉政治局可以有兩種方法：一是走群眾路線，由下而上的辦法，不提名單，隻提一個數目範圍，這個辦法叫民主，但這又要花時間；二是先搞一個名單出來，為了避免個人獨裁，還是由恩來、康生、永勝三人先商量一個名單出來。我同林彪同誌不參加你們提名單的工作，我們兩人是幕後。”

　　林總說：“對政治局人選的方針，原則請主席指示，以便有所根據。”

　　毛主席說：“那隻好獨裁了，還是我們五人獨裁吧。”

　　周恩來說：“政治局委員定多少人，請主席定個數字，這對考慮人選有密切關係。”

　　毛主席說：“我看政治局委員，可以定為二十五至三十人，多了更難安排，平時開會也不方便。”

　　周恩來，康生，黃永勝的三人小組，立即開始工作。辦公地點在中南海內，幾乎同外界不產生任何聯係。周總理交代：“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電話可以接之外，其餘任何地方的電話都不準接。”

　　毛澤東的最初想法是，讓周恩來、康生和黃永勝三人商量名單，毛澤東和林彪不參加提名。毛澤東雖說不參加提名，但最後的批準權在他那裏，實際上他還是可以提名的。但林彪如果不參與提名，那林彪真的就被架空了。因此，毛澤東剛剛說他和林彪在幕後，不參加提名工作，林彪馬上提出相反意見：“請主席指示人選方針原則”，這其實就是林彪要求毛澤東參與提名工作。

　　毛澤東看出林彪的不滿，就退一步說“那還是我們五人獨裁吧”。這樣一來，提名工作還是由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康生和黃永勝五個人參加，這樣林彪就有了提名權，不是在“幕後”了。

　　邱會作繼續回憶說：九屆一中全會之後，我同黃永勝有過一次閑談。我問黃永勝：“你這個軍委辦事組長參加了組閣，為什麽中央文革小組沒有人參加呢？”

　　黃永勝說：“康生事實上是代表中央文革的。”

　　我說：“你參加了組閣工作後，我們曾經議論過，你將是中央常委之一。”

　　黃永勝說：“這是有根據的。在主席那裏，曾經定了七個人的中央常委名單：毛、林、周、陳伯達、康生、黃永勝，還有江青或張春橋的七人。但是我推掉了。”

　　我真是有點生氣，忙問：“為什麽呀？”

　　黃永勝爽快地說：“那麽多的老資格，人家會戳你後背。另外，我當了常委，江青也會鬧著當。因此，我不當也不能讓江青當。”

　　（64）

　　關於黃永勝推掉常委之事，吳法憲也回憶說：青是很想當中央常委的，她看到黃永勝被指名負責這項工作，就認為毛澤東可能要讓黃永勝當常委。於是江青馬上一反常態地對黃永勝非常熱情，想讓黃永勝出麵提名她當常委。江青找到黃永勝說：“我準備向毛主席提出，讓你當中央常委。”

　　黃永勝卻說：“我做夢也沒有想當這個常委，你千萬不要提。我現在連這個總長都當不好，還能當常委嗎？我這不是謙虛，實在是幹不了，希望你不要向毛主席提出這個意見。”

　　江青找黃永勝出麵提她當常委的事情不成，就去找周恩來，提出要安排鄧穎超當政治局委員，要拉攏周恩來，想讓周恩來出麵提她當常委。江青的建議，又被周恩來拒絕了，使她碰了個軟釘子。接著，江青又找葉群，想讓林彪向毛澤東提出選江青當中央常委。對江青的這個建議，林彪仍然拒絕了，說：“一切聽毛主席安排。”這樣，江青想當常委的四處活動，都碰壁了。

　　其實，毛澤東對誰當常委的問題，早有考慮。康生曾向毛澤東提出要安排黃永勝當常委，毛澤東說：“我沒有意見，你們去安排。但江青不能當常委。”

　　另外，在一次由毛澤東主持的討論常委候選人會議上，毛澤東說：“陳伯達不能當常委，他和我不合拍。至於黃永勝當常委，由大家討論。”

　　但黃永勝還是堅決不幹。會議後，黃永勝向林彪和周恩來提出了自己的意見，黃永勝說：“黨內老同誌多，選我當常委不得人心。”

　　在黃永勝表明自己的態度後，林彪和周恩來經過考慮，都同意了他的這個意見。隨後，毛澤東也表示同意了。根據周恩來和我們大多數人的意見，毛澤東最後還是同意了陳伯達當常委。

　　從吳法憲和邱會作透露的情況來看，政治局常委的最初方案是七個人。毛澤東向黃永勝伸出橄欖枝，想用“常委”這個高位把黃永勝拉過來，但黃永勝堅決不幹。如果黃永勝接受了毛澤東的橄欖枝，那麽文革的曆史，恐怕就要重寫了。而黃永勝不上常委，江青或者張春橋也就不好上了。據說江青曾放出話來：如果黃永勝上常委，她就也要上，因為黃永勝的資曆和江青差不多。而黃永勝不上常委，江青就沒話說了。

　　另外，毛澤東對陳伯達有看法，不想讓陳伯達當常委。可是林彪和周恩來等人都替陳伯達說好話，毛澤東最後隻好同意陳伯達當常委。

　　從這次組閣結果來看，毛澤東本想讓黃永勝當常委，但黃永勝沒有當；毛澤東不想讓陳伯達當常委，但陳伯達卻當了。可見毛澤東在人事安排方麵，並不能完全讓他滿意。這也反映出，毛澤東達不到“一句頂一萬句”的完全獨裁地步。

　　（65）

　　九屆一中全會的選舉結果是：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林彪。

　　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毛澤東、林彪、(以下按姓氏筆劃為序)陳伯達、周恩來、康生。

　　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林彪、(以下按姓氏筆劃為序)葉群、葉劍英、劉伯承、江青、朱德、許世友、陳伯達、陳錫聯、李先念、李作鵬、吳法憲、張春橋、邱會作、周恩來、姚文元、康生、黃永勝、董必武、謝富治。

　　這次選出的五名政治局常委中，都是上一屆的常委；21名政治局委員中，隻有10人是上一屆的政治局委員，這10人是毛澤東(76歲)、林彪(62歲)、周恩來(71歲)、康生(71歲)、劉伯承(77歲)、葉劍英(72歲)、朱德(83歲)、陳伯達(65歲)、李先念(60歲)、董必武(83歲)。而新當選的11位新人中，可以分為三種不同的出身：

　　一、中央文革小組出身的三人：江青(55歲)、張春橋(52歲)、姚文元(38歲)；

　　二、中央軍委辦事組出身的五人：葉群(52歲)、黃永勝(上將，59歲)、吳法憲(中將，54歲)、李作鵬(中將，55歲)、邱會作(中將，55歲);

　　三、紅四方麵軍出身的將領三人：謝富治(上將，60歲)、許世友(上將，64歲)、陳錫聯(上將54歲)。

　　留任的10位政治局委員的年齡都較大，都在60歲以上，新當選的11位政治局委員的年齡都較小，普遍在50歲左右，平均年齡年輕10歲以上。這個新舊政治局委員的年齡差別，體現了毛澤東啟用新人，搞體製改革的思路。下麵概要介紹一下這些新政治局委員。

　　新政治局委員中最重要人物是江青。本來江青按照她在文革中的表現和貢獻，應該可以進入政治局常委的。但由於各種原因，江青沒有進入。當然這些原因中，毛澤東的原因是最為重要的。

　　毛澤東沒有讓江青當常委，出於兩個考慮：第一個考慮是江青的性格，第二個考慮是形勢的需要。從江青的性格來看，她是善於搞破壞，而不善於搞建設的人。讓江青去打倒某個人，她可以幹得很好；而讓江青去團結一批人，幹一件建設性的工作，江青就無法勝任了。

　　從形勢的需要來看，在第一場“奪權的文革”中，主要任務是打倒、造反、奪權，這些事江青幹起來都得心應手。而在今後的第二場“整黨的文革”中，主要是黨內鬥爭，這與造反和奪權不一樣，需要相當高的政治手腕和技巧，這時江青就不能勝任了。硬讓江青出來幹的話，她隻能是幫倒忙。所以，綜合各種考慮，毛澤東沒有讓江青當政治局常委。

　　（66）

　　至於江青當政治局委員，應該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張春橋和姚文元都成為政治局委員，江青沒有道理不當政治局委員。不過在江青入選政治局委員的過程中，還出現一段戲劇性的情節。據邱會作回憶說：

　　4月26日下午，毛主席就看到了上報的政治局委員名單。主席對上報名單基本滿意，隻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個大叉，加上了“葉群”。林總看到名單後，在“葉群”的名字上麵劃了一個大叉，但林總沒有加上“江青”。這真是神來之筆，可以摸摸主席對江青究竟是個什麽態度。

　　毛澤東為什麽要劃掉江青，加上葉群呢？這應該是毛澤東給林彪出了一個“考題”。毛澤東對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的內訌感到痛心，他希望林彪和江青能捐棄前嫌，重歸於好。為此，毛澤東先向林彪示好：這個表示就是讓葉群進入政治局，所以毛澤東在政治局委員名單上加上葉群的名字。

　　同時，毛澤東又劃掉江青的名字，這裏毛澤東希望林彪重新加上江青的名字。如果林彪加上江青的名字，那就是林彪推薦江青，準備與江青重歸於好的表示。

　　當然，林彪加上江青的名字，心中也不一定真的想與江青重歸於好，也可能隻是迫於麵子。因為毛澤東加上了葉群，林彪也加上江青，這算是禮尚往來。林彪不加江青的話，麵子上似乎說不過去。不管林彪是不是心甘情願，隻要林彪加上江青的名字，對毛澤東就有相當的好處。

　　如果林彪加上江青的名字，就等於是林彪提名江青進入政治局，就等於是林彪向江青示好。“林彪提名江青進入政治局”的這個消息傳出去，會對軍隊中反江青的勢力，起很大的遏製作用。因為軍隊中的反江青勢力的總後台就是林彪，如果這些反江青的人看到林彪都向江青示好了，那麽他們也要考慮轉變態度，趕緊跟上新形勢，向江青示好。

　　特別是黃永勝等堅定的反江青分子，他們本以為林彪是堅決反江青的，所以才這麽大膽地反江青。如果林彪做出向江青示好的舉動，黃永勝等人就會懷疑林彪反江青的堅定程度，更進一步懷疑林彪這個人是不是說一套做一套。更有甚者，周恩來等人也會懷疑林彪的反江青，到底是真是假。

　　因此，不管林彪的用意何在，隻要林彪加上江青的名字，對毛澤東來說，就是一場小勝利。然而，林彪卻看破了毛澤東的用意，林彪把葉群的名字劃掉，卻沒有加上江青的名字。第一，林彪以此表示他不想與江青重歸於好；第二，林彪不想為了麵子，讓自己吃一個啞巴虧。當然，這樣一來，林彪就要再次得罪毛澤東了。不過林彪心裏也有氣，他不喜歡毛澤東給他出這樣的考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