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四五（崇新嶽 百思峰 ）

第20節   第二場文革的開始

　　（1）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的文章，其中引用了毛澤東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從1969年開始，一場大規模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開始了。

　　所謂“知識青年”指的是高中或初中文化水平的中學生，按現在的標準看起來，中學文化水平算不上“有知識”。不過在1969年的時候，農村的文化水平還較低，有初中文化就算是“有知識”了，所以稱為“知識青年”，簡稱“知青”。

　　“上山下鄉”運動開始後，紅衛兵的主體，也就是1966、1967、1968年這三年的初高中畢業生(老三屆)，全部前往農村插隊落戶。所謂“插隊落戶”，也就是這些城市青年的戶口，由城市戶口變為農村戶口，安插到農村生產隊去當農民。

　　在1969年第一批知青插隊落戶之後，以後每年又陸續有一些青年到農村插隊落戶，前後共有約1600萬知青到農村插隊，直到1977年才停止。考慮到當時城市人口一億多人，差不多有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來到鄉村。全國城市居民家庭中，幾乎每家都有“知青”下鄉。

　　毛澤東預想的文革戰略部署中，本來並沒有知青“上山下鄉”環節，它是在特殊情況下，臨時出台的應急之策，最主要是在政治上的考慮。在“造反有理”氣氛中熏陶出來的紅衛兵，已經變得非常不安分，把這些人留在城市中，是一個社會不安定的大因素，所以要把他們化整為零，分散到農村的“廣闊天地”，從而就消除了紅衛兵不聽指揮，繼續造反的隱患。

　　很顯然，當時如果不把紅衛兵們送到農村中去化整為零，他們在城市中鬧事起來，而且誰的話也不聽，那就隻能動用軍隊開槍鎮壓了。毛澤東讓紅衛兵“上山下鄉”，避免了最壞的情況，這就是軍隊向群眾開槍。當然“上山下鄉”運動也有經濟上的意義：文革後很多工廠處於停工停頓狀態，很難接受這麽一大批人就業，所以就把他們安排去農村就業，也就是務農。

　　由於當時城鄉生活差別很大，特別是大城市的知青，到農村去以後，發現那裏的物質生活遠不如城市，於是產生一種被“欺騙利用”的感覺。他們對毛澤東搞的文革，以及對毛澤東本人都產生了懷疑，甚至對毛澤東提倡的社會主義製度也產生了懷疑。他們認為自己被毛澤東當成工具利用了，用完後就廉價處理了。這些知青成為中國第一批反毛澤東的人，對毛澤東怨言極大，認為他們的青春被毛澤東耽誤了。

　　（2）

　　當然，毛澤東並非不清楚這些，但他也無可奈何。所謂“點火容易滅火難”，文革這把“造反有理”的大火點起來了，不把這批紅衛兵送到農村去，造反之火就熄滅不下來。為了安撫下鄉的紅衛兵，後來毛澤東又放鬆了插隊落戶的條文，從1971年開始，允許知青以招工、頂職、病退、獨生子女、身邊無人、工農兵學員等各種各樣的名義，逐步返回城市。

　　其實知青真正在農村務農，也就是一、兩年的時間。之後，這些人多半成為學校教師、赤腳醫生、公社文書、農機修理工等，脫離了直接的農業勞動。這樣一來，他們的生活就不那麽艱苦了。中小城鎮的招工，也都優先安排知青當工人。

　　然而，這批知青的人數極大，再加上知青的家長，幾乎半數以上城市居民，都對知青到農村插隊落戶的政策非常不滿。這樣一來，毛澤東從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被人民所不滿。毛澤東在人民群眾中間的威信，無形中大大降低了，因為知識青年的“上山下鄉”，傷害了太多人的利益。

　　紅衛兵“上山下鄉”運動，標誌著“奪權的文革”已經結束，“整黨的文革”開始了。我們可以把紅衛兵“上山下鄉”之前的文革，稱為第一場文革，也就是“奪權的文革”；紅衛兵“上山下鄉”之後的文革，稱為第二場文革，也就是“整黨的文革”。

　　第一場“奪權的文革”，它是依靠紅衛兵和造反派，奪取黨政軍各領域“當權派”的權力。但“奪權的文革”隻是把劉少奇的權奪過來了，周恩來和林彪的權都沒有奪過來，因此這場“奪權的文革”失敗了。毛澤東最後遣散紅衛兵，就意味第一場“奪權的文革”徹底結束。

　　雖說毛澤東全麵奪權的“奪權的文革”失敗了，但它也大大削弱了黨內當權派的勢力。在這樣的情況下，毛澤東又有了另外一個機會，就是進行大刀闊斧的整黨，進行大刀闊斧的政治體製改革。如果不搞文革的話，毛澤東是不可能進行如此大刀闊斧的整黨和政治體製改革的。因此，毛澤東趁著這個機會，又發起了第二場“整黨的文革”，這可以說是對第一場文革失敗的補救。

　　關於“整黨的文革”，我們前麵也提到過，它的目的是改組和改造中共。毛澤東認為現在的中共已經變成“暮氣沉沉”的保守黨，不想再革命了，不想再進取了。因此毛澤東要把中共改造成一個“朝氣蓬勃”的革命黨，並且認為隻有“朝氣蓬勃”的革命黨，才能避免走上蘇聯的修正主義道路。

　　（3）

　　中共的“九大”，就是毛澤東搞“整黨的文革”的開始。很多人說，中共“九大”是一次非常“不正常”的大會，這個說法是很中肯的。什麽是“正常”呢？“正常”就是跟過去差不多，變化不大。如果中共“九大”是“正常”的大會，那就說明“九大”跟過去差不多，還是老一套，那麽毛澤東的大刀闊斧整黨又體現在哪裏呢？因此，“九大”的“不正常”，正是體現了毛澤東進行大刀闊斧的整黨，以及進行大力度政治體製改革的決心。

　　1968年10月13日，中共八屆十二中擴大全會在毛澤東主持下召開，這是自1966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決定進行“文化大革命”以來，經過兩年多後才召開的一次中央全會。在這兩年多的時間裏，毛澤東是要踢開黨委鬧革命，當然也就沒必要召開黨中央全會了。

　　八屆十二中全會是非常“不正常”的，它的不正常，首先表現在人事上。八屆十一中全會選出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195人，按照規則，八屆十一中全會產生的全體中央委員，應全部出席八屆十二中全會。可是這次到會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隻有59人。在沒有到會的136人中，除10人去世以外，絕大多數都被打倒了，或者靠邊站了。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就對這次會議進行了“擴大”，把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主任，各大軍區的負責人等74人都擴大了進來，使參會人數達到133人。

　　八屆十二中全會是“九大”的預備會議，在開幕式上，周恩來率先講話說：“今天開的是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決定召開的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這次全會的召開，就是要為召開我們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做準備工作。”

　　周恩來接著宣布了全會的議事日程：一、九大的指導思想及辦法；二、修改黨章草案的討論；三、專案審查報告，特別是對劉少奇專案的審查報告。

　　周恩來簡短的開場白之後，毛澤東講話。毛澤東說：“這次會議大概開七天到十天，大家想一想有些什麽問題要提出來。對這兩年的文化大革命，無非是兩種意見：一是不錯，基本上是正確的；二是也有人說“不見得”。同誌們經驗很多，可以設想，文化大革命究竟要搞，還是不要搞？成績是主要的，還是缺點是主要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大家議議。”

　　毛澤東首先端出了致命話題：一、這兩年的文化大革命，正確不正確；二、文化大革命究竟該不該搞；三、文化大革命的成敗評價；四、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

　  先拋關鍵命題，顯示了毛澤東的一種策略。

　　（4）

　　與兩年前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相比，這次八屆十二中全會的氣氛完全不一樣。據參加這次會議的原後勤部長邱會作回憶說：“八屆十二中全會，是在十一中全會兩年多之後開的。但以我的感受來說，兩次全會的政治空氣是完全不一樣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是：緊張、恐懼；八屆十二中全會是：輕鬆，踏實。這兩種不同的精神狀態，是參會的大多數人都有的。

　　在八屆十一中全會時，我在精神上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我把文革看成是1930年中央蘇區的“肅反”一樣，我當時已經準備隨時被關起來，後來我考慮到的問題都成了現實。但到八屆十二中全會的時候，我的疑慮基本上都消除了。”

　　邱會作說出參加這次大會絕大部分老幹部的心裏話。在1966年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時，老幹部們人人自危，不知道這場運動會發展到什麽地步，不知道自己會不會牽連進去。可是1968年八屆十二中全會召開時，毛澤東搞文革的武器“紅衛兵和造反派”，已經被遣散了，被紅衛兵造反派揪鬥的噩夢，已經不再可能出現，老幹部們再沒有什麽可怕的了，於是大家的心情就輕鬆愉快下來。

　　大家的心情輕鬆下來，就可能會出現“暢所欲言”的情況，而這種“暢所欲言”往往會帶來無法預測的後果。1959年廬山會議的上半階段，大家心情很好，會上暢所欲言，結果就出現了彭德懷的《萬言書》；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大家心情很好，暢所欲言，結果就出現了劉少奇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因此，毛澤東要吸取以往的教訓，警惕這次會議上大家“心情很好”狀況，所以他要在開幕式上提醒大家：不該說的話不要說。

　　什麽是不該說的話呢？這就是毛澤東首先提出來的關於文革的四個致命話題。

　　按照中共的慣例，每次召開中央全會，都要總結上一次全會到這次全會之間的工作情況。從上一次1966年8月召開的十一中全會，到這次1968年10月召開的十二中全會之間，黨中央的主要工作和任務就是搞文革。因此按照慣例，應該在這次全會上，對這兩年搞文革的情況做出一個總結和評價。

　　可是要對這兩年的文革進行總結和評價，就很難不涉及到上述四個致命的話題。這四個話題中的任何一個話題，一旦討論起來，都很有可能引發出否定文革的論調。現在毛澤東的文革是處於受挫折的低穀階段，不過毛澤東是不認輸的，他要進行各種努力，把文革繼續搞下去。而在低估和挫折階段，毛澤東最擔心的就是黨內出現否定文革的論調，說什麽“文革不該搞”、“文革缺點很多”、“文革搞不下去了”。如果黨內這種否定文革的論調泛濫起來，文革就真的搞不下去了。因此，毛澤東必須事先製止這些否定文革的輿論。

　　（5）

　　基於這樣的想法，毛澤東就巧妙地先發製人，先把這四個致命話題講出來，主動提出大家來“議論一下”。毛澤東這裏說的是“反話”，他口頭上讓大家來“議論一下”，其實上是在提醒大家，這四個話題你們最好“不要議論”。因為毛澤東又不可能用“大白話”告訴大家：“這四個話題你們最好不要議論。”

　　果然，一些悟性好的官場老油子，馬上明白了毛澤東的意思；而那些火候不到高官，對毛澤東這些話似懂非懂的，就趕緊屈身討教，於是大家很快都明白了毛澤東的意思：不要涉及毛澤東的四個話題，不要與毛澤東“過不去”。果然，這次大會上，誰也沒有議論上述四個致命的話題，避免了文革否定論調的出現。

　　不過，大家都不對文革進行評價，這次大會上不對文革做出一個總結，也是說不過去的。然而，毛澤東本人來對文革進行評價，不免有“王婆賣瓜，自賣自誇”之嫌，所以，這次對文革進行評價的重任，又落到林彪身上。這就像1962年劉少奇挑戰毛澤東，提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問題後，林彪出麵講話，幫毛澤東回答劉少奇的問題。這次，林彪再次出來，幫毛澤東對文革做出總結。

　　林彪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發表了長達四個小時的講話，專門對文革進行總結和評價。林彪說：“毛主席要我講一講，我覺得很沒有把握，我就隻能講個大概。我要講的問題，有以下六點：第一個是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第二個是文化大革命的意義；第三個是文化大革命的路線；第四個是主席對馬列主義的偉大發展；第五個是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第六個是今後怎麽做法。”

　　林彪這裏用自己的話，代替毛澤東回答上述四個話題。

　　關於“文革該不該搞”的問題，也就是文革的必要性，林彪說：“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不然的話，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複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

　　“我們要知道，革命當然不是那麽很舒服的事情，是要付出一些代價，遭受一些犧牲，遭受一些痛苦的。但我們要知道，革命所付出的這種犧牲，比複辟以後我們所遭受的犧牲，這兩者對比起來，那複辟以後我們要遭受更大、更殘酷、更大規模的犧牲，那個痛苦就大大地超過了現在我們主動地革命所付出的這種代價。”

　　（6）

　　“這次文化大革命，避免了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避免了一次可能發生的大流血的國內戰爭。他們複辟，那人民一定還要反複辟，就要發生內戰。這種內戰的損失，一定會大大超過我們現在所聽到的、看到的那些損失。所以，現在這些損失實際上是微不足道的。”

　　對文革的必要性，林彪的觀點是：如果不搞文革，中國就會出現資本主義複辟。而一旦出現資本主義複辟，人民就要“反複辟”，中國就會發生內戰。而一旦發生內戰，那麽付出的犧牲就會更大。搞文革就等於避免了一場大規模內戰，與大規模內戰相比，文革的損失是微不足道的。

　　關於“文革正確不正確”的問題，也就是文革的意義，林彪說：“在我看，世界上有重大影響的文化革命，大致有四次。第一次文化革命是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化，是奴隸主的文化運動；第二次文化革命是意大利為首的文藝複興運動，是資產階級的文化運動；第三次就是馬克思主義產生，是人類思想上的大革命。”

　　“這三次世界性的文化革命，如果同中國這一次毛主席領導的文化大革命比較起來，它們的規模、深刻性小得多。所以，我們要看明白中國這次文化大革命，在世界曆史上曆次文化革命中最大的一次，是人類有史以來的最大最廣泛的，最有深遠意義的革命。”

　　林彪舉例世界史來說明，文革是超過人類曆史上的任何一次的革命。這也就是說，文革的是無比正確的，對人類曆史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關於“文革的成績主要，還是缺點主要”的問題，也就是文革的勝利成果，林彪說：“這次文化大革命對我們老幹部是一個很大的教育，使我們學會了怎樣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繼續革命。這一點是重大的勝利。”

　　“除老幹部以外，整個七億人差不多都參加了這個運動，這也是對群眾最大的共產主義教育，毛澤東思想的教育。群眾隻有掌握了毛澤東思想之後，才能識別什麽叫修正主義，什麽是真革命，什麽是假革命，才不會被冒牌的社會主義所欺騙，可以說是這次文化大革命最重大的收獲之一。”

　　“軍隊也受到了最大的教育，學了階級鬥爭、學了群眾路線，把思想革命化進一步地提高。”

　　“文化大革命這種政治上的大革命，必然帶動經濟上的革命。蘇聯這些國家，他們一心一意地隻搞物質的建設，而不過問思想革命化，不搞文化革命，不宣傳馬列主義，一味地搞物質刺激。我們的做法與他們是完全不同的。這是文化大革命勝利的第二點。”

　　（7）

　　“我過去曾經講過，文化大革命的成績是最大最大最大，損失是最小最小最小。這種損失，與它所得到的勝利來比較，是微不足道的。我們有些同誌隻看到局部的暫時的損失，迷失方向，就懷疑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懷疑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這個“二月逆流”就集中地表現了這種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上發生錯誤。由於這種錯誤，所以他們才有許許多多的糊塗的想法，錯誤的想法。”

　　林彪總結的文革成果是：一、老幹部受到了教育，學會了繼續革命；二、群眾普及了毛澤東思想；三、軍隊也受到了教育；四、文化上的革命，必然帶動經濟上的革命，也就是後來說的“革命搞好了，生產就自然而然上去了”；五、文革的成績是最大最大最大，損失是最小最小最小。“二月逆流”的錯誤，就是隻看到暫時局部的損失，沒有看到長遠整體的勝利。

　　關於“文革究竟能不能搞到底”的問題，林彪說：“毛主席是全麵地發展了馬列主義，提出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發動這樣大規模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最偉大的貢獻。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是不是要繼續革命的問題上，列寧在1924年就去世了，他隻活了五十四歲；斯大林在前一階段是有功績的，但他過早地宣布蘇聯已經不存在階級，沒有看到無產階級專政下還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而毛主席總結了國際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係統地全麵地發展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鬥爭的學說。”

　　林彪說毛澤東把馬列主義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發展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有了這個新理論指導的有力武器，文革就一定能搞到底。

　　林彪的這次講話，是代表參加這次全會的全體人員，對這兩年來的文革工作進行的總結。林彪從各方麵全麵地肯定了文革，而且把文革說得近似於完美。林彪以黨內第二把手的身份說這樣的話，就壓住了否定文革論調的出現。如果林彪也像當年劉少奇一樣，在這次大會上發表一個“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講話，對文革表示懷疑，那麽毛澤東的文革就沒法再搞下去了。

　　雖然林彪的這次講話是空話大話連篇，但他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能把文革高屋建瓴總結到這個地步，也確實有過人之處，確實又幫了毛澤東一個大忙。據吳法憲回憶：林彪講話時，毛澤東頻頻點頭，並不斷勸林彪休息一下再講。看來，他欣賞林彪的講話。

　　林彪對文革進行了總體結論之後，捂住了大家的嘴，其他參會的高官，就從細節方麵入手，討論毛澤東給大家帶來兩個話題：第一個是把劉少奇開除出黨的問題，第二個是再一次批判“二月逆流”。

　　（8）

　　人們對八屆十二中全會期待的一個重頭戲，就是在人事方麵。兩年前的十一中全會上，中共高層發生了令人震驚的人事變動，劉少奇從黨內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從第六位躍升到第二位。在這次十二中全會之前，很多高官已經被打倒了，或者靠邊站了，所以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這次全會將進行非常重大的人事變動。可是八屆十二中全會卻再次出人意外，這次全會沒有提及人事的變動，甚至沒有提出人們最為期待的“黨內地位排名順序”。

　　中國的體製是仿照蘇聯的“人民政府”體製，與傳統的封建君王體製或資本主義民主體製，都有很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點之一，就是沒有在法律上規定政府官員的行政級別高低次序。外國的政府高官：總統、總理、國務卿等的行政地位，都由法律明文規定。但中國的體製卻不一樣，比如中國最高的四個職位：黨中央主席，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和全國人大委員長，他們在法律上都是平級的，不存在誰領導誰的關係。

　　為了彌補政府高官的地位模糊問題，中共另外製定一套“黨內地位排名順序”，來明確政府高官的地位順序。在每次召開中央全會的時候，都要公表一個最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排名順序，來明確每個官員的高低地位。按照中共的紀律，政治局排名低的人，要接受政治局排名高的人的領導，這與他們擔任的行政職務和級別的高低無關。

　　比如林彪的行政職務是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而周恩來的行政職務是國務院總理兼全國政協主席，朱德的行政職務是全國人大委員長。盡管周恩來和朱德的行政職務都高於林彪，但在黨內的排名，林彪排第二位，周恩來排第三位，朱德排第九位，所以周恩來和朱德都要反過來接受林彪的領導。因此，看中國的政治，僅僅看官員的行政級別是不行的，更要看他在黨內的地位排名。

　　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布的政治局常委排名次序是非常明確的，十一位常委排名如下：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到了八屆十二中全會，劉少奇、鄧小平和陶鑄是明確打倒了的，剩下的八名常委，他們的排名順序是什麽呢？這次大會上完全沒有提到和說明。

　　到了1969年的中共“九大”，選出政治局常委五人，可是除了毛澤東和林彪之外，其他三人都沒有排名。當時的公報是這樣發表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澤東、林彪、(以下按姓氏筆劃為序)陳伯達、周恩來、康生。這樣一來，陳伯達、周恩來、康生三人就沒有地位高低之分了。

　　（9）

　　這種取消“黨內地位排名”的新體製，也是毛澤東政治體製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麵。毛澤東的本意是，取消黨內地位的排名，可以讓大家減少為了爭排名的內訌。但事與願違，這種不分排名的體製，反而造成權力和責任分不清。因為沒有排名，高官們相互不服氣，更加不團結了，特別是引起了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的嚴重內訌，繼而引發林彪出逃的政治災難。因此，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毛澤東又重新恢複了“黨內地位排名”的體製。這些是後話了，這裏還是回過頭來說1968年的八屆十二中全會。

　　人們對八屆十二中全會期待的另一個重頭戲，是對犯了錯誤官員的處分。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劉少奇、鄧小平和陶鑄是被明確打倒了的，應該給予明確的處分。在1959年八屆八中全會上，對彭德懷等人做出明確的處分，該會議公報說：全會決定撤銷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和周小舟4人分別擔任的國防部長、總參謀長、中央書記處書記、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和湖南省委第一書記職務，保留他們的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的職務，以觀後效。

　　然而，這次全會對鄧小平和陶鑄的處分，又讓人出乎意料之外。而且在毛澤東與林彪之間，還出現了意見分歧。林彪的意見是不僅要嚴厲處分劉少奇，還要處分鄧小平、陶鑄、彭德懷和賀龍，但毛澤東卻不同意。林彪在這次全會上講話的最後說：“我的講話到這裏為止，最後有幾個口號要喊：

　　打倒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劉少奇！

　　打倒劉少奇、鄧小平、陶鑄！

　　打倒彭德懷、賀龍！

　　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全麵勝利萬歲！

　　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林彪的口號，也是代表林彪的意見，明確提出要打倒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彭德懷、賀龍這五個人，但毛澤東卻表示另外的意見。毛澤東在全會的閉幕式上說：“鄧小平，大家要開除他，我對這一點還有一點保留。鄧小平在戰爭時期是打敵人的，曆史上還未發現有什麽問題，應與劉少奇區別對待，事實上是有些區別的。我這個人的思想恐怕有點保守，不合你們的口味，替鄧小平講幾句好話。”

　　毛澤東這裏說的“大家要開除他”，這個“大家”中帶頭的就是林彪。不過這次毛澤東與林彪的分歧，並沒有造成大的問題。

　　在毛澤東的保護下，這次大會沒有對鄧小平問題的作出結論，隻是對鄧小平繼續進行“隔離審查”。“隔離審查”是伸縮性非常大的，等於把犯了錯誤的幹部，當成是犯罪嫌疑人，最後審查的結果，既可能是有罪，也可能是無罪。同樣，毛澤東對陶鑄和賀龍也沒有做出“有罪”的結論，也隻是繼續“隔離審查”。至於彭德懷，雖說早在1959年已經給予了撤職的行政處分，但並沒有給予開除黨籍的處分。

　　（10）

　　毛澤東為什麽不對鄧小平等人開除黨籍呢？因為毛澤東在經曆了“奪權的文革”失敗之後，他已經預感到下一場“整黨的文革”將是一場硬仗，絕非那麽容易取勝。因此毛澤東要保留一些預備力量，以備應急時用。如果開除了鄧小平等人的黨籍，那麽今後就無法再啟用鄧小平了。這時，毛澤東已經把鄧小平、陶鑄和賀龍等人，留下來當作應急的預備隊。陶鑄和賀龍如果不是因病死於文革期間，後來也很可能重新複出的。看來，一個人政治生命，也取決於由“天命”這個東西規定的壽命。

　　文革開始後，那些被“打倒”的幹部，包括劉少奇，在黨內受到的都是“隔離審查”的處分。為了搞清這些被“隔離審查”的幹部，究竟是“有罪”還是“無罪”，中央成立了“專案調查組”，全方位地徹底審查這些被“隔離審查”高官的曆史問題和現行問題。中央先後成立了10多個專案組：劉少奇專案組、王光美專案組、鄧小平專案組、陶鑄專案組、陸定一專案組、張聞天專案組、彭真專案組、彭德懷專案組、賀龍專案組、羅瑞卿專案組等。

　　這些專案組，除了劉少奇專案組得出結論之外，大部分專案組都沒有得出結論，有的專案組雖然得出了結論，但沒有被中央通過。比如彭德懷專案組的審查報告是：彭德懷一貫反黨、反毛主席、裏通外國，罪行累累，證據確鑿。在被審查期間，態度不老實，時而出爾反爾。我們建議，撤銷彭德懷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出黨，判處無期徒刑。”

　　但中央沒有批準彭德懷專案組的這個結論，所以彭德懷一直到1974年病逝，也還是處於“隔離審查”狀態，沒有對他的問題做出結論。彭德懷始終沒有被開除黨籍，更沒有被判刑。

　　劉少奇是文革中第一個被開除黨籍的人，後來林彪等人死後被開除黨籍，性質是追溯，與劉少奇不同。1968年10月18日，八屆十二中全會批準了劉少奇專案組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並決定：根據黨內外廣大革命群眾的強烈要求，撤銷劉少奇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

　　這裏對劉少奇的處分，隻是開除黨籍，並沒有對劉少奇判刑，也沒有剝奪劉少奇的政治權利。按照法律規定，隻有被判刑和剝奪政治權利的人，才是罪犯。而受到撤職和開除黨籍的處分，仍然算人民內部矛盾，不算敵我矛盾。因此，毛澤東對劉少奇雖然是鋪天蓋地大批判了一通，但最後的處分，還算是手下留情的，還是按照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沒有對劉少奇判處徒刑和剝奪政治權力。後來的四人幫和林彪集團的人，都受到了判刑處分。

　　（11）

　　說到這裏，有必要提一下劉少奇的叛徒案。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參會的人每人發一袋《劉少奇專案審查報告》，其中一份長達74頁的材料名字為《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的罪證》，主要是揭發劉少奇在1925年，1927年和1929年三次被捕的“叛變”情況。

　　現在主流的說法是：劉少奇的這份“罪證”材料完全是誣陷。不過事實也並非這麽簡單，因為我們每個人的曆史都不會是絕對清白的，每個人都會有一些不光彩的和不願意公開出來的東西。特別是大人物，當他們在位的時候，人們不敢講他的壞話，可是一旦倒台，牆倒眾人推，各種各樣的不光彩事情就被人們揭發出來曝光了。這種揭發材料，裏麵固然有誣陷的東西，但也有真實的東西。

　　熟悉曆史的人都會知道，蔣介石時代的國策第一條就是“反共”，當時加入共產黨本身就是極大的罪過，有關共產黨的案子都是重案。據說蔣介石的政策是“寧可錯殺一千，不能放過一個”，因此共產黨員一旦被捕，要想出獄，絕對沒那麽容易。

　　一般來說，被捕的共產黨員要想出獄，隻有三條路：一、叛變；二、寫悔過書宣布脫黨；三、被黨組織營救出來。還有一種特殊情況，就是敵人不知道該人是共產黨員，被當成錯抓的人釋放。

　　劉少奇三次被捕，而又輕而易舉地出獄了，這就難免不讓人產生懷疑，劉少奇是怎麽出獄的呢？劉少奇在自己的履曆書中，關於他出獄的說法是：因為敵人不知道他是共產黨員，把他關了一陣就放了。但劉少奇的說法，疑點也很多，特別是關於1929年的那次被捕。

　　劉少奇自己寫的《簡曆》是這樣解釋的：1929年，被一叛徒出賣消息而被捕於沈陽，在獄中堅不吐實，敵人找不出證據，遂得以出獄。後來，劉少奇自己又改了這個《簡曆》，改為：1929年，在罷工中被捕於沈陽，在獄中堅不吐實，敵人找不出證據，遂得以出獄。

　　劉少奇對自己簡曆的修改，是一個疑點。按照劉少奇修改前的說法，他是被叛徒出賣而被捕的。如果是叛徒出賣，那麽敵人就已經知道劉少奇的共產黨員身份了，又怎麽會輕易把他放出來呢？所以劉少奇後來自己也感到不妥，就把“被叛徒出賣”，改為“在罷工中”，這樣就比較容易解釋了。但劉少奇對自己《簡曆》的修改，反而讓人感到有欲蓋彌彰的嫌疑。

　　鑒於這些疑點，毛澤東早就對劉少奇的被捕產生過懷疑，1953年，毛澤東秘密讓當時的東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崗，查一下偽滿政府的檔案資料中，關於劉少奇被捕的情況。

　　（12）

　　據“高崗反黨集團”的核心成員張秀山回憶：1953年初，高崗對我說，毛主席讓看一下東北敵偽檔案中有關劉少奇1929年在沈陽被捕的情況，要我去組織落實。我說：“這件事不能擴大，傳開不好。”我在東北局組織部布置工作時，對查閱的對象不做特別限定，避免給人留下是專門查看某個人材料的印象。這件事即使是後來任組織部長的郭峰，和具體承辦這項工作的同誌，也不知道查閱敵偽檔案的目的，查閱結果是按敵偽檔案的原本情況上報的。

　　有些人因此說，毛澤東在1953年就開始“整”劉少奇的黑材料了，這個說法並不合理。因為在1953年，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關係還是非常好的。毛澤東之所以秘密調查劉少奇的曆史問題，應該是出於一種政治好奇心：對於一個政黨的領袖，有必要了解清楚自己部下的真實情況。雖說毛澤東當時對劉少奇是非常信任的，但他也想搞清一個長時間隱藏在心中的疑問：劉少奇到底叛變過沒有？

　　以前毛澤東沒有機會知道這個秘密，現在繳獲了偽滿政府的檔案，就可以查出劉少奇被捕時的真相了。然而，高崗卻誤解了毛澤東的動機，以為毛澤東秘密查劉少奇的檔案，是想“整”劉少奇。於是高崗開始大肆進行搬倒劉少奇的活動，結果沒有搬到劉少奇，高崗自己卻倒台了。不過，如果高崗沒有自殺，到文革時，他是第一個反對劉少奇的人，應該可以作為“反劉英雄”複出了。

　　高崗當年查出了劉少奇什麽資料，我們不得而知，不過在文革中，公布出劉少奇的很多“叛變”罪證。劉少奇專案組還找了一些當時跟劉少奇一起工作的原中共黨員，揭發劉少奇叛變的情況。特別是當年的中共滿洲省委負責人孟用潛的揭發，特別具有殺傷力。

　　孟用潛的揭發供詞說：

   “1929年8月，我和劉少奇到奉天(沈陽)紗廠開支部會，被支部書記常寶玉出賣被捕。當晚審訊，劉少奇承認他是滿洲省委書記，出賣了我，以及滿洲省委委員丁基實等人。第三天，奉天警察廳審訊，劉少奇進一步出賣了東北地方黨組織，包括北滿、東滿、關東州特委和特委書記。審訊後，劉少奇還在《自首書》上簽字畫押。

　　奉天警察廳繼續審訊，劉少奇又供出了他所知道的省委負責人住址和其他省委機關。然後警察廳就要劉少奇和我帶著警察去抓人，劉少奇說：“省委主要負責人已經隱蔽起來，現在抓不到，反而會打草驚蛇。”劉少奇於是向敵人獻策，要求把他和我提前釋放出獄，給奉天警察廳收集黨的情報，為大規模破壞滿洲省委和東北地方黨組織做準備工作。幾天後，奉天警察廳對劉少奇獻策表示同意。為便於劉少奇和我繼續混入滿洲省委，決定地方法院對這一案不作為共產黨案審訊，而是當作煽動工潮案審訊，當作是一個工潮案，而不是共產黨案。最後劉少奇以煽動工潮證據不足，取保釋放。”

　　（13）

　　除了孟用潛的揭發材料，還有與劉少奇一同被捕的原中共黨員丁基實、成柱周，以及當時參與過審訊劉少奇的偽滿警察劉多荃等人的供詞。按照當時中央專案組提供的材料來看，劉少奇的叛徒案，似乎是“鐵證如山”。據參加八屆十二中全會的邱會作回憶說：

　　“給劉少奇定罪的材料一大本子，定他為“叛徒、內奸、工賊”。關於劉少奇在沈陽被捕的問題，解放初期主席就叫高崗去調查，結果給高崗惹下致命的麻煩。現在，叛徒的帽子給劉少奇直接扣上了。全會對劉少奇進行了認真揭發批判，印發了大量審查材料。那些材料，極大多數有時間、地點、事實真相、並有旁證材料和實物照片。當時，對這些材料本身是沒有不信的理由的。

　　關於劉少奇的材料，我看主要的問題是現在對當時的材料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問題可以這樣理解，也可以那樣理解。對當時的材料可以部分推翻，或者全部推翻。但不管怎樣，決不能說劉少奇的材料是“林彪、江青反黨集團”捏造的。這樣說，不能令人信服，使別人對我們黨的公信程度有質疑。”

　　毛澤東對劉少奇的處分，可以分為五個階段：第一個是“靠邊站階段”，從1966年8月到1967年1月。在這個階段，劉少奇雖然失去了權力，但仍然享受高級幹部的生活待遇，仍可以自由行動。1967年1月13日，毛澤東最後一次與劉少奇見麵後，對劉少奇的處分進入第二個“批判階段”，這個階段從1967年1月到1967年6月。

　　據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回憶說：大約1967年1月16日，中南海電話局的人來到我們家裏，要拆少奇同誌辦公室的電話。這部電話是少奇同誌同周總理、黨中央聯係的唯一工具。少奇很生氣，不讓他們拆，堅持要得到總理或主席的批準才能拆，來人隻好回去了。第二天，又來了兩個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將電話強行拆去。在電話被撤的前兩天深夜，總理給我打電話，說：“光美呀，要經得起考驗。”我一聽是總理，很感動。我不知道該說什麽，隻說了一句：“總理，你真好。”

　　在劉少奇與毛澤東1月13日見麵的三天後，劉少奇的電話就被拆除了。前文分析過，毛澤東對劉少奇這次見麵的態度很不滿，最後下決心徹底打倒劉少奇。1967年4月1日，各報刊發表戚本禹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掀起了對劉少奇的大批判。據王光美回憶說：戚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大肆攻擊汙蔑少奇，少奇同誌看後氣憤地說：“這篇文章講了許多假話，黨內鬥爭從來沒有這麽不嚴肅過。”少奇同誌給周總理寫了封信，信上說：“我看了中南海的一些大字報，感到很不安；我現在的處境很困難，已經沒有說話的權利了，他們已經把我當敵人了，怎麽辦？”第二天收到了總理的回信：“少奇同誌：要克製自己，好好休息。你提出的問題，我已報告了毛主席。”

　　（14）

　　在這個對劉少奇的“批判階段”中，還對王光美進行公開批鬥。王光美回憶說：1967年4月8日，中央通知我去清華大學作檢查，少奇和我預感到這是一個嚴重信號。4月9日，到處傳言清華大學組織了30萬人大會，明天批鬥王光美。少奇預感到情況嚴重，作好了最壞的打算，鄭重地對我和三個孩子作了遺囑。

　　他說：“將來我死了以後，你們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裏，像恩格斯一樣。大海連著五大洋，我要看著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你們要記住，這就是我給你們的遺囑。你們放心，我不會自殺的，除非把我槍斃或鬥死。你們也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眾中活下去，要在各種鍛煉中成長。你們要記住：爸爸是個無產者，你們也一定要做個無產者。爸爸是人民的兒子，你們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兒女，永遠跟著黨，永遠為人民。”

　　在這個“批判階段”中，雖然報刊上對劉少奇進行批判，對王光美進行批鬥，但還沒有發生對劉少奇本人的直接批鬥，劉少奇也還有基本的人身自由。到1967年7月，對劉少奇的處分進入第三個“批鬥階段”，就開始對劉少奇本人直接批鬥了，這個階段是從1967年7月到9月。

　　王光美回憶說：7月18日一早，孩子們急急慌慌跑來告訴我們，聽說今天晚上要在中南海裏開批鬥少奇和我的大會。我預感到這次批鬥非同一般，有可能是生離死別，一場大的考驗又要來了。我和少奇在一起，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我隻哽咽著說了一句：“這回真要和你分別了”，便再也說不出話來。

　　離批鬥會的時刻愈來愈臨近了，我們默默地做準備。少奇為我取出衣服用品，幫助我整理。自從我和少奇結婚以來，他整天忙於工作，生活上曆來都是我照顧他，這一次是他唯一一次為我收拾東西，幫我做生活上的事。

　　預定的時間就要到了，我們靜靜地坐著，等待來人帶我們走。少奇平時不愛說笑，這回他說了一句：“倒像是等著上花轎的樣子。”在這樣嚴峻的關頭，他仍是坦然和樂觀的。他的神情感染了我，我也不由得笑了。

　　不一會，造反派進來了，大聲命令我先跟他們走。我連忙站起來，少奇同誌也站起身，和我緊緊握手。我們四目相對，這時少奇輕輕對我說：“好在曆史是人民寫的。”

　　我走後不一會兒，少奇也被拉走了。後來知道，這次批鬥是江青、陳伯達、康生乘毛主席、周總理不在北京之機，直接策劃的，具體組織實施的人是戚本禹。我被拉到西樓大廳接受批鬥，批鬥少奇是在西大灶食堂。那時正是盛夏季節，會場上又悶熱又嘈雜。批鬥會進行了兩個多小時

　　（15）

　　在批鬥的同時，專案組抄了我們家。批鬥會結束後，我被帶到後院，少奇被帶到前院。我倆被分別關押，互相見不到麵，也不準子女和我們見麵，前後院都有崗哨日夜監視。從此，我和少奇完全失去自由。當天分別時少奇說的“好在曆史是人民寫的”，就成了他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

　　8月5日，天安門廣場召開百萬人批判“劉、鄧、陶”大會，同時在中南海組織了三、四百人批鬥少奇和我，還拍了電影。這次批鬥會是最凶狠的一次，造反派對我們拳打腳踢，人身汙辱也更厲害。69歲的少奇被打得鼻青臉腫，行走困難。回房後，少奇不顧疲憊，對來人抗議說：“我是國家主席！憲法還在，你們這樣做是在侮辱國家！破壞憲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製裁的！”

　　1967年9月12日，孩子們終於被趕出中南海。9月13日淩晨，我住的福祿居後院突然來了幾個人，宣布對我正式逮捕，出示了謝富治簽發的逮捕證，當即給我上了手銬。

　　1967年9月王光美被逮捕後，對劉少奇的處分進入第四個“隔離審查階段”。此後不再對劉少奇進行批鬥了，隻是把劉少奇隔離軟禁在家裏，由劉少奇專案組來調查劉少奇的問題。劉少奇被“隔離審查”半年後，到1968 年4月，劉少奇出現神誌不清、表情呆滯、站立不穩等症狀；7月出現嚴重病情，經搶救後脫險。

　　1968年10月，劉少奇的審查結果出來了，八屆十二中全會根據這個審查結果，做出“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的決定。此後，對劉少奇的處理進入第五個“削官為民階段”。此時劉少奇被撤銷一切職務，被開除出黨，變成一個普通的平頭老百姓了，但也不算是罪人。按照中國古代的標準，對劉少奇的處分就是“削官為民，永不錄用”。這在中國古代，也算是比較輕的處分，重的處分是殺頭，處刑，流放。

　　劉少奇“削官為民”之後，按道理他應該離開中央，到民間去自力生活。但從1968年10月以後，劉少奇已經完全不能自行進食了，全靠鼻飼維持生命，因此他也無法自力生活，隻能繼續住院。劉少奇就這樣靠鼻飼生活了一年，到1969年10月17日，作為中央戰備疏散計劃，重病的劉少奇被用擔架抬上飛機，疏散到河南開封。到開封後劉少奇的病情加重，11月12日在開封去世，終年71歲。

　　有一些傳聞說：劉少奇生病後無人照看，去世時白發一尺長等等，這些都是不真實的。劉少奇從1968年10月就已經完全靠鼻飼維持生命了，如果無人照看，是不可能再活1年多的。應該說，劉少奇並不是被故意“害死”的。

　　（16）

　　除了揭批劉少奇之外，八屆十二中全會的第二個重點討論話題，是批判“二月逆流”。本來“二月逆流”是發生在1967年2月的事，已經過去1年半多了，現在為什麽又要提出來批判呢？這裏反映出毛澤東對參加“二月逆流”鬧事的“三老四帥”的不放心。

　　毛澤東知道陳毅這些人都是膽子大的，敢說話的，在1967年2月紅衛兵造反派兵臨城下，對他們磨刀霍霍的時候，他們都敢跳出來“放炮”。現在紅衛兵和造反派已經遣散，危險期已經過去了，他們講起話來就更無所顧忌了。這次參會的老幹部們，絕大多數對文革都有很大不滿，如果陳毅等人帶頭挑起批評或者質疑文革的話題，眾人跟著發泄心中的不滿，那麽情況就不可收拾了。

　　所以，在“二月逆流”中鬧過事的“三老四帥”，是這次會議的最大危險分子。對此，毛澤東的解決方法有兩個：第一個方法是不讓“三老四帥”參加會議；第二個方法是讓“三老四帥”參加會議，但把他們的嘴堵住，不讓他們放肆地講話。

　　第一個方法顯然是下策，因為沒有理由不讓“三老四帥”參加會議，硬不讓他們來開會，反而會損害毛澤東自己在黨內的威信。所以，毛澤東隻能采取第二個方法，先發製人，用批判“二月逆流”的作為理由，使“三老四帥”成為被批判的對象，這樣他們就無法放肆地說話了。用批判“二月逆流”來堵住陳毅等人對文革的批評，可謂毛澤東的一個高招。

　　在兩年後1970年8月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上，在毛澤東與林彪發生正麵衝突的關鍵時刻，陳毅果然跳出來“放炮”，聲稱：“我犯過三次大錯誤，是犯錯誤的人，我願站在林副主席這一方麵參加戰鬥。”後來，又把陳毅和陳伯達一起批判，稱為“二陳合流”。這些雖是後話，但因此看出，毛澤東對陳毅等人的防範，還是有必要的。

　　據參加這次八屆十二中全會的原空軍司令吳法憲回憶說：本來，八屆十二中全會是為了準備“九大”而召開的。中央文革小組的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突然向周恩來提出，要再一次批判“二月逆流”，要清算“三老四帥”們的錯誤，而且還要批判朱德。江青等人的理由是，這樣才好讓“三老四帥”們過關，出席“九大”。當時我感覺，這都是他們事前商量好的，也絕不隻是代表他們幾個人的意見。

　　（17）

　　周恩來要江青請示一下毛澤東。不久，江青請示回來說：“毛主席已經批準了，可以批三天，如果不夠還可以多批幾天。總之，要參與‘二月逆流’的人做出認真的檢討。”於是，再一次批判“二月逆流”的事情，就這樣定了下來。

　　周恩來提出，把幾位老帥和副總理分別安排到全會的各個組裏去，以便他們參加會議。結果，朱德分到了華北組，葉劍英分到了中南組，陳毅分到了華東組，徐向前、李先念、李富春等也都分到了各個組。唯獨譚震林，毛澤東不同意他參加會議。

　　根據吳法憲的回憶，這次批判“二月逆流”不是毛澤東直接提出來的，而是來自中央文革的建議，這也是毛澤東的高明之處。如果是毛澤東親自提出來，那麽批判“二月逆流”就成為毛澤東的指示，性質就比較嚴重了，毛澤東就要與“三老四帥”的關係緊張起來。而批判“二月逆流”由中央文革提出來，毛澤東隻是附和一下，那麽批判“二月逆流”就不是毛澤東的指示了，這樣毛澤東就可以避開與“三老四帥”關係緊張，可以作為第三者來遊刃有餘地處理這件事。

　　毛澤東唯獨不讓“三老四帥”中的譚震林來開會，是毛澤東對譚震林公開揚言“我不跟毛主席了”的懲罰。另外，這次除了批“三老四帥”之外，還要批朱德，也是因為毛澤東怕朱德在會上挑起否定文革的話題，批一下朱德，就可以把朱德的嘴堵住，保證這次會上不會出現否定文革的論調。

　　據參加這次會議的原後勤部長邱會作回憶：這次全會批判“二月逆流”是一個重點，大家發言都很積極，被批判的人也都承認，自己罵自己，罵得狗血噴頭。尤其幾個元帥，他們自我批判的力度，甚至比批判自己的人調子還高。總理在會上批判“二月逆流”，也是重頭戲，他挨個批判這些老同誌，尤其是幾個元帥，總理批的很厲害，也很具體。

　　周恩來參加八屆十二中全會的心情也是輕鬆的，現在毛澤東的紅衛兵和造反派已經不存在了，老幹部們都保住了，至少是他們的肉體生命不再有危險了。保住老幹部是周恩來的勝利，這些現存的老幹部，都在心裏感謝周恩來，這使得周恩來在黨內的威信，比在文革前飛躍了一大步。

　　在批判“二月逆流”問題上，周恩來並沒有反對。因為這次批判“二月逆流”，是在黨內“和風細雨”式的批評，與紅衛兵的揪鬥相比，那根本不算是什麽事情。

　　（18）

　　周恩來在黨內鬥爭上的哲學是避免鬥爭，折衷主義，他知道“三老四帥”在“二月逆流”的時候得罪過毛澤東，現在毛澤東已經停止奪權了，大家已經都安全了。所以此時讓毛澤東批判一下“三老四帥”，出一出氣，大家又可以重新團結起來。

　　因此，周恩來不僅沒有反對批“二月逆流”，而且還動員“三老四帥”認真檢討一下，讓毛澤東高興，把這件事情淡忘過去。周恩來自己也發言批判“三老四帥”，甚至說了一些比較重的話，這也是為了讓毛澤東高興。大家忘掉過去的不愉快，重新團結起來。

　　林彪在這次會上也對“二月逆流”狠狠批判了一下，因為這是毛澤東的部署，林彪當然要跟著執行了。不過林彪的批判，就像古代衙門裏打人的差役，把打人的棍子舉得很高，但打下去並不重，這是打給別人看的。林彪在講話中說：

　　主席原有1967年3、4月份文革就“見眉目”的打算，由於“二月逆流”的出現，使這個戰略部署受到了嚴重的幹擾。“二月逆流”對於文化大革命是一個很大的衝擊，全國革命群眾都聲討這個“二月逆流”。這次八屆十二中全會又嚴肅地清算和批判“二月逆流”，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不批判，那麽這次文化大革命會要流產的。

　　林彪說：“二月逆流”破壞了毛澤東原定在1967年3、4月文革“見眉目”的打算，這點林彪是看得很準的。林彪又說：這次全會上如果不批判“二月逆流”，文化大革命就會流產，這點林彪看得也很準。這次會議上如果不批判“二月逆流”，陳毅等人來一個否定文革的“放炮”，引發高官們的共鳴，那麽文革就要流產了。

　　林彪盡管給“二月逆流”帽子戴得很高，但打下去的手並不重。林彪說：參加“二月逆流”的幾個老同誌，除譚震林以外，他們同彭德懷、賀龍那還有點區別。他們犯了錯誤，但毛主席寬大為懷，是允許他們改正的。主席、中央、中央文革碰頭會的意見是，對他們一方麵要嚴肅地批，但是還要“保”，並且希望選他們為“九大”的代表。但是，他們應該更加警惕，不要以為“保”，就輕鬆起來，就把尾巴翹起來，而堅持錯誤不改。

　　林彪明確把譚震林以外“二月逆流”幾個人稱為“老同誌”，明確把他們與彭德懷和賀龍區別開。在林彪看來，彭德懷和賀龍是一定要打倒的。林彪還明確肯定，要把“二月逆流”的幾個人選為“九大”代表。

　　（19）

　　至於參加“二月逆流”幾個老同誌犯錯誤的原因，林彪也進行了分析，他說：這些犯錯誤的同誌，在民主革命的時候，他們倒是很革命的。可是到了搞社會主義的時候，他們就不積極了，就消極了，以至於轉到反對了。因為過去的民主革命對他們是有利的，而社會主義革命對他們說來，在某些方麵是沒有民主革命那麽的舒服，對於他們的利益，他覺得是受了損失。因此，他們就從革命的老戰士、老戰友，而變成反對革命繼續前進的角色了。這一點，是值得我們很好地作為教訓的。

　　林彪對“二月逆流”原因的分析，應該說還是很深刻的，抓住了問題的要點。

　　周恩來以為這次毛澤東對“二月逆流”的“三老四帥”隻是狠狠批評一下，出一口氣，就完事了。他沒想到毛澤東在這裏還留了一個後手，讓周恩來在後來的“九大”上栽了一個跟頭。

　　據吳法憲回憶說：參加八屆十二中全會的人，除了八屆中央委員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以及各省、市、自治區革委會和各大軍區負責人以外，還有一批造反派，是中央文革從各省、市、自治區找來的，是所謂的“新鮮血液”。這些造反派一上來就亂“放炮”，猛轟這些老同誌，並且登在了《簡報》上。

　　中央文革還給各個小組提供了一些“炮彈”(批判材料)。這些“炮彈”裏，不僅有幾位老同誌在“二月逆流”中的所謂“錯誤”，而且還有他們幾十年來的“老賬”。連紅軍初創時期、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井岡山時期、瑞金根據地時期、長征途中、延安時期和建國後等各個時期的問題，都提了出來。據我看來，這些”炮彈”裏的有些材料的來源，即使是中央文革的那些人，恐怕也是不會知道的，但是都提供出來了。徹底算這些同誌的曆史老賬，把這些老同誌參加革命以來所犯的“錯誤”統統翻出來進行批判。

　　在會議上，毛澤東始終沒有公開批評這些老同誌，但他也沒有出來為他們說過一句公道話。所以，我的感覺，這一切實際上是毛澤東親自決策的。

　　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徹底揭發陳毅等人曆史上的很多問題，而且陳毅等人自己也都承認了，周恩來也承認對陳毅等人的批判是正確的。而且，這些揭發批判材料，都白紙黑字地印在會議的《簡報》上。陳毅等人“認罪過關”後，作為“九大”代表參加了“九大”。但在選舉政治局委員的時候，毛澤東提出陳毅、李富春等人的曆史問題嚴重，而且這些曆史問題陳毅等人自己也承認了，周恩來也同意了，所以陳毅等人不能當選政治局委員。

　　（20）

　　這下讓周恩來“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因為周恩來本人也批評過陳毅的曆史問題，陳毅本人也承認，這些都白紙黑字印在八屆十二中全會的《簡報》上。周恩來沒想到毛澤東把當時隨便批判一下的材料“當真”了。對於有曆史問題的人，不能當政治局委員，這也是合情合理的，周恩來找不出理由反駁。結果在“九大”上，陳毅等人隻當選普通的中央委員，沒有當選政治局委員，使周恩來的勢力大損，這些是後話了。

　　在八屆十二中全會的閉幕式上，毛澤東總結說：“我就沒有什麽話講了，林彪同誌講了那麽多，同誌們也都講了很多。這一次會呀，我看是開得還可以，開得好嘛。”

　　“‘二月逆流’這件事要說小嘛也不算小，要說大嘛，依我看也不是十分了不起，是一種自然現象。他們有意見嘛，總是要講嘛。幾個人在一起，都是政治局委員、副總理、軍委副主席，講一講也是允許的。黨的生活也是允許公開講的，大鬧就是公開講嘛。對老同誌，一批二保三看。保就是幫助，看就是觀察他的表現。我看改也可以，不改也可以，不能強迫人家改。”

　　毛澤東在這次會上，第一次對“二月逆流”表態。他對“二月逆流”參與者的批判是很輕的，甚至說 “大鬧”是“黨的生活允許的”，這樣就與江青等人對“二月逆流”上綱上線的大批判拉開了距離，顯出毛澤東的寬厚。

　　毛澤東又說：“不要認為四方麵軍出了一個張國燾，四方麵軍就沒有好人。誰說四方麵軍沒有好人？在座開會的就有很多四方麵軍的同誌嘛。過去說對賀龍是“一批二保”，因為他是二方麵軍的代表，現在看來不能保了。因為賀龍搞的事，以前不知道。從成鈞等人的揭發材料看來，賀龍是破壞我們這個軍隊的，他背地搞篡軍反黨的企圖是有的，但是沒有來得及。不要扯遠了，就到此為止，散會。”

　　對於軍隊方麵的老幹部，毛澤東一方麵肯定紅四方麵的幹部，另一方麵又否定了賀龍，公開說對賀龍“不保了”。毛澤東對賀龍的態度，應該主要是對林彪的讓步，打倒賀龍讓林彪滿意。

　　在八屆十二中全會後，康生等人不理解毛澤東的意圖，把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批判“二月逆流”的記錄，寫成一個文件，準備在“九大”上繼續批判。毛澤東對此批示說：“不要再批了。與‘二月逆流’有關的老同誌及其家屬都不要批判，要把關係搞好。”這樣，“二月逆流”的問題終於結束了。

　　（21）

　　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之後，毛澤東準備開始他的第二場文革：整黨。現在紅衛兵和造反派已經不存在了，毛澤東搞整黨依靠的力量，第一個當然是在文革中崛起的中央文革小組，也就是江青集團。可是單單靠江青集團的力量顯然還不夠，還需要林彪集團來配合，這是毛澤東的基本戰略。可是毛澤東的整黨還沒有開始，後院就起火了。毛澤東搞整黨依靠的兩股力量：江青集團和林彪集團，出現了嚴重的內訌。

　　為什麽會出現內訌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於江青這個人，在於江青有野心，想接毛澤東的班。人一旦有了野心，就不會安分守己，就忍不住要跳出來爭奪權力，天下就不太平了。至於江青的野心，我們先看幾個人的回憶片段。林彪“死黨”之一的邱會作回憶說：

　　江青除了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的頭銜之外，什麽都不是，但她已經以黨內第三號人物自居了，把周總理根本不放在眼裏。這個問題，在江青公開場合出現時所占的位置，就可以看出一些。凡是有毛主席出場的場麵，江青的位置總是與林彪不相上下，在多數場合，江青與林彪並肩出場；凡是周總理領頭的場麵，江青至少也是同周總理並排出場；凡是中央文革小組單獨出場，江青當然就是霸主的位置，總是走在前頭，後麵跟隨的人，要同她保持一段距離。

　　由於江青和主席的特殊關係，在文革中，江青確實到了第三號人物的地位，至少可以與周恩來平起平坐了。江青也特別需要別人看到她與毛主席的親密關係。在文藝晚會上，江青總想要同毛主席坐在一起；在毛主席出場的時候，她想盡辦法要走的與毛主席近一些。不能如願，她有時就用毛巾去給毛主席擦擦鼻涕，整整衣服。

　　林彪“死黨”之一的李作鵬回憶說：曾有一天晚上，在釣魚台16號樓參加中央碰頭會，在周總理談有關工作時，江青不知為什麽，發瘋似的又哭又鬧，沒頭沒腦地罵總理，這也不是，那也不是，罵得總理低頭不語。

　　也就在這次會上，江青生氣地自言自語說：“有人說我是武則天，武則天有什麽不好？我要是成了武則天，那些人不要想有好日子過。”江青又說：“有人說我不懂軍事，我怎麽不懂軍事？我跟毛主席幾十年，跟毛主席學戰略戰術，難道還不如你們？”

　　後來毛澤東也說：“江青有野心，你們看有沒有？我看是有的。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員長，她自己做黨的主席。”

　　江青想接毛澤東的班，做黨主席，這個大家都能看得出來。當然，江青也明白，自己要想做黨主席，沒有軍權是不行的，所以她就想方設法伸手向林彪控製的軍隊抓權，結果引發了與林彪集團的嚴重衝突。

　　（22）

　　從事後的情況來分析，江青伸手向軍隊抓權，應該是背著毛澤東幹的。因為那時毛澤東急需林彪的幫助，不可能在那個時候向林彪奪權，和林彪把關係搞糟。

　　江青向軍隊抓權，等於是要奪林彪的權，當然引起林彪的強烈反彈。據李作鵬回憶說：江青和中央文革一夥，伸手抓軍權的野心早就有了。江青並不糊塗，她知道軍隊的重要，隨著她的地位的提高，她試圖控製軍隊的野心越來越大。實際上，江青想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軍委常務副主席，妄想把林彪也架空了，她企圖奪取軍隊的指揮大權。

　　邱會作回憶說：林彪對江青一夥的基本態度之一，就是不許他們插手軍隊。林彪說：“如果他們在軍隊有市場，就是亡黨亡國的開始。”我們防止江青一夥插手軍隊，真的如同防止盜賊一樣嚴格。

　　由於江青的特殊身份，林彪集團在反江青的時候，也不得不考慮，她哪些是代表毛澤東，哪些是江青自己的私貨。為了搞清楚這些問題，負責毛澤東警衛工作的汪東興，就成為提供這種情報的重要人物。汪東興利用自己的身份和方便，向林彪提供江青與毛澤東之間的情報。據邱會作回憶說：軍委辦事處與江青的關係，大體可分為兩個時期：楊成武時期和黃永勝時期。在楊成武時期，與江青合作是主要的；在黃永勝時期，抵製江青是主要的。在黃永勝時期，毛主席對江青的任何動向，汪東興會立即傳到葉群那裏去，葉群又轉手傳到黃永勝那裏。

　　從邱會作的回憶來看，汪東興似乎有點像林彪安插在毛澤東身邊的間諜了，把毛澤東與江青之間的情報，在第一時間向林彪匯報。汪東興為什麽這麽做呢？據吳法憲回憶說：

　　汪東興和林彪接近的起因，是因為林彪對汪東興的工作經常給予支持。江青對汪東興向來都極不尊重，稍不如意便破口大罵，把汪東興當成了她的出氣筒。那個時候，江青對毛澤東經常采用突然襲擊的方式，來幹預毛澤東的生活和身邊工作人員的使用，這使負責毛澤東日常生活的汪東興，夾在江青和毛主席之間，處境十分尷尬。

　　一次，江青要求調走毛澤東身邊的一個工作人員，由於毛澤東沒有明確表態，汪東興不敢擅自做主。於是江青便破口大罵，李訥也在一邊幫腔。汪東興實在沒有辦法了，就跑到林彪那裏，把這個情況告訴了林彪。林彪要汪東興直接報告毛澤東和江青，就說：“是林彪說的，毛主席用什麽人，誰也不能幹預，完全由毛主席自己決定，江青不能幹預毛主席的生活問題。”

　　正是由於林彪對汪東興的工作給予了支持，汪東興和林彪之間的來往也逐漸多了起來，有了難事，就經常來找林彪幫忙。這樣，汪東興也就基本上與我們站到了一起。

　　（23）

　　關於江青對汪東興的態度，邱會作也回憶了一些細節，他說：江青出席中央碰頭會，從她的舉動就可以知道她的喜怒。江青凡是進場見人先笑後說話，並同大家一一握手，就是心裏很高興的表現；凡是進場後不說話，也不同大家握手，氣衝衝地坐在那裏，就是心裏很不高興的表現，對她必須提防，否則誰都可能遭災；凡是坐下之後噘著嘴，摔茶杯，摔擦手的小毛巾，心中就有火了，很快就要罵人了。

　　1968年夏的一個晚上，中央碰頭會在釣魚台16樓開會，我到會不久，江青來了。她入場的時候，全體人員包括周恩來、康生在內，都要起立以示迎接。護士給江青端來一杯開水和一包藥，江青端起開水喝了一口，隨手把杯子向地下扔去，並大聲說：“哎呀，不得了！護士想用開水燙死我。你汪東興，這麽大的事你也不管一下，你心裏有沒有毛主席呀？”

　　我坐的比較遠，也被扔茶杯的響聲嚇了一跳。在此情況下，汪東興隻好走到外麵，叫護士給江青重端了一杯開水。開水送來之後，總理用手在杯上摸了一下，對江青說：“開水不熱，請吃藥吧。”江青這才息怒。

　　邱會作還特別提到汪東興對他們說毛澤東與江青的關係。邱會作說：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四人，在汪東興家裏長談過兩次，每次談話都在5個小時以上，所談的內容是天南地北，但中心是談毛主席與江青的關係。據汪東興說：“江青與毛主席的夫妻生活，早在1964年就結束了。”從汪東興的談話中，他讓我們確信，毛主席早和江青在生活上並無特殊關係，當時我們信了，所以抵製江青就無所顧忌了。現在看來，我們上了汪東興的當，也可能是汪東興出於對江青的不滿，借助我們反對江青。

　　黃永勝、邱會作等人大膽地抵製江青，除了聽信汪東興關於毛澤東與江青的關係，更重要的是林彪態度的轉變。據邱會作回憶說：從八屆十二中全會之後，林彪對江青的態度就逐漸變了。林彪同黃永勝、吳法憲說：“我們過去對江青的態度，完全是為了黨的利益(指江青與毛澤東的特殊關係)，現在看來完全沒有這種必要了，因為毛主席對待江青就是公事公辦。

　　林彪之所以對江青態度的變化，是因為現在的情況變了。以前江青是通過紅衛兵和造反派，間接地向林彪奪權，所以林彪也沒有必要撕破臉直接跟江青鬥。現在紅衛兵和造反派沒有了，江青直接伸手向林彪奪權，林彪就不能對江青再客氣了。林彪怕自己手下的人，鑒於江青的特殊身份，不敢跟江青鬥，就給他們壯膽說：毛澤東對江青也是公事公辦的，我們現在沒有必要像過去那樣遷就江青了。

　　在林彪的支持下，林彪手下的“四大金剛”，果然與江青勇敢鬥爭起來。這裏摘錄其中一件事。據吳法憲回憶說：黃永勝出任總參謀長以後，我們與江青等人的矛盾激化，對立逐步明顯，主要是江青想通過黃永勝來抓軍權，但黃永勝根本不理江青那一套。

　　（24）

　　在文革期間原來有規定，軍委辦事組調動一個排以上的兵力，都要通過毛主席、林彪、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1968年5月，毛主席在一份報告上批示說：“像這樣的報告，隻要寫上三人(即毛主席、林彪、周恩來)的名字就可以了。”

　　有了毛澤東的這個批示，黃永勝和我們當然就這樣做了。可這樣一來，江青就得不到有關部隊調動的報告了，她心中極為不滿。一天晚上，她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突然破口大罵：“黃永勝、吳法憲，你們目無中央，搞獨立王國，封鎖消息。”

　　江青還提出，要停止黃永勝和我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的資格，讓我們清理思想，寫出檢討。下來以後，我們把事情向林彪作了匯報。林彪認為，調動部隊要按照毛澤東的指示辦，我們沒有錯，不能寫檢討。黃永勝也認為，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沒有錯，不能寫檢討。

　　就這樣，彼此之間僵持了半個月之久。我們不作檢討，江青就不讓我倆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讓我們“靠邊站”了半個多月。

　　正巧，在此之前，中央曾決定由黃永勝作為中國黨政代表團的團長，率團出訪阿爾巴尼亞。出訪的日期到了，但因黃永勝堅持不作檢討，江青就是不讓黃永勝出國訪問。於是周恩來隻好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說話了，他說：“江青不對，黃永勝仍然應當出訪阿爾巴尼亞。軍委辦事組沒有錯，仍然應當正常工作。黃永勝、吳法憲還是碰頭會成員，仍然應當照常參加會議。”

　　周恩來把毛澤東的意見傳給江青，江青沒有辦法，隻好按照毛澤東的指示辦。不過事情並沒有完。黃永勝出訪前的頭一天晚上，周恩來決定由陳伯達到機場送行和迎接。但黃永勝走時，陳伯達沒有去送；黃永勝回國時，陳伯達還是沒有去接。為此，周恩來追查陳伯達為什麽不去。陳伯達說：是江青不讓他去，所以他不敢去。可見江青當時霸道到了什麽程度！

　　江青這樣赤裸裸地向軍隊插手，引發與林彪的關係緊張，毛澤東當然也不滿意。毛澤東為此多次批評過江青，但江青出於個人野心，並不聽毛澤東的話，還是背著毛澤東繼續向林彪和軍隊伸手，造成林彪集團與江青集團的關係緊張。後來毛澤東與林彪徹底鬧翻，江青不能說沒有責任，這也是後來引發“九一三”事件的遠因之一。

　　毛澤東對江青也是沒有辦法，他晚年提到江青，曾十分痛心地說：江青得罪人太多，容易把人推到牆角裏去，逼得人家造反。我看我要死了，她是不好辦的。我就教育她，要她團結大多數，她是不會聽的。尼克鬆奉承我，說我的東西改造了世界，我說：“我就改變了北京附近的幾個地方，現在看來連自己的老婆都沒有改變，還談什麽改變世界？”

　　（25）

　　應該說毛澤東對江青並不滿意，但江青在文革中是一個至關重要的角色，就是為毛澤東衝鋒陷陣的先鋒。如果毛澤東不用江青的話，那麽誰能替代江青這個先鋒呢？

　　陳伯達是個迂腐的書生，政治鬥爭的戰場上根本不堪用。張春橋倒是足智多謀，可是張春橋的資曆太淺，根本壓不住老幹部們。江青的資曆雖說也淺，但她可以借助“毛夫人”的招牌，壓住相當一部分人。

　　康生的資格雖然老，也相當足智多謀，但康生熟知黨內鬥爭的深淺，在關鍵時刻不肯挺身而出為毛澤東打衝鋒。在1967年2月的“二月逆流”中，康生看到周恩來派的奮起，趕緊縮到一邊不出頭了。康生這樣的人，毛澤東當然不能指望他出來當先鋒的。

　　本來毛澤東曾想培養陶鑄當先鋒，沒想到陶鑄連幾個月的考驗都沒有通過。陶鑄想八麵玲瓏保住自己的地位，到處當好人，誰也不得罪，根本沒有江青那種我行我素的戰鬥精神。於是，毛澤東就陷於“蜀中無大將、廖化為先鋒”的困境。盡管江青不理想，但毛澤東也還不得不用江青。

　　隨著“九大”的臨近，對於毛澤東來說，麵臨第二次分配成果的難題。1949年建國時那次分配成果很成功，沒有引發大的不滿和內訌。在這次召開“九大”時，一大批老幹部當權派打倒或者靠邊站了，出現許多權力的真空和職位的空缺，這是建國以來的第二次權力再分配，第二次的成果再分享。毛澤東這次的成果分享沒有成功，留下的隱患導致了後來的林彪事件。

　　按照常規，黨代表大會之前，必須準備好兩個文件：《政治報告》和《修改黨章報告》。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作《政治報告》，是一種黨內地位的象征，曆來都是由第一或第二把手來做：1945年“七大”的《政治報告》是毛澤東親自做的；1956年“八大”的《政治報告》是劉少奇做的；1969年“九大”的《政治報告》是林彪做的；1974年“十大”的《政治報告》是周恩來做的；1977年“十一大”的《政治報告》是華國鋒做的；1982年“十二大”的《政治報告》是胡耀邦做的；1987年“十三大”的《政治報告》是趙紫陽做的；1992年“十四大”、1997年“十五大”和2002年“十六大”的《政治報告》是江澤民做的；2007年“十七大”和2012年“十八大”的《政治報告》是胡錦濤做的。

　　（26）

　　“九大”的《政治報告》由林彪來做，這是早就定好的。但是由黨的第二把手做《政治報告》，有些內容不一定反應第一把手的意思，這在“八大”時就出過問題。據邱會作回憶說：後來聽說主席說過，他在“八大”基本是一個閑人。像《政治報告》這樣的文件，我們看見毛主席是在主席台上修改的。文件上原來寫的是：“先進的生產關係，落後的生產力”……毛主席不同意這種提法，修改之後，先給坐在右邊的周總理看了，再給坐在左邊的劉少奇看，周總理還在那個文件上做了批注。文化大革命時，印發了周總理的這個批注。

　　劉少奇在“八大”《政治報告》中說：“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是在我國社會主義製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製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劉少奇給毛澤東看的《政治報告》草稿中，原先並沒有這句話，是後來臨時加上去的，毛澤東事先並不知道。毛澤東不同意劉少奇這樣的提法，所以在主席台上提出不同意見。後來毛澤東把“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修改為“階級鬥爭”。1967年11月5日，毛澤東再次提到此事說：“劉、鄧互相合作，‘八大’決議不通過大會主席團，也不征求我的意見就通過了。剛通過，我就反對。”

　　“八大”的《政治報告》就是由劉少奇起草的。按照慣例，“九大”的《政治報告》由林彪來做，就應該由林彪來起草。所以，林彪得到毛澤東指定他來做《政治報告》的指示後，就遇到一個難題：如果完全由林彪自己來起草文件，萬一有什麽提法，與毛澤東的意見不一致，是很麻煩的，上次劉少奇就是教訓；可是如果完全由毛澤東那邊準備好一份《報告》，林彪隻是照本宣科地讀讀，那麽林彪就成了傀儡人物，給別人念稿子做傀儡，林彪的麵子和自尊心都接受不了。

　　因此，林彪想出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法，就是準備兩份《報告》：第一份由毛澤東那邊指定人寫好，作為大會的正式文件發下去；第二份是林彪的口頭講稿。林彪並不宣讀毛澤東那邊起草的正式《政治報告》，而是講自己的口頭講稿，這樣就不會成傀儡了。

　　據林彪的秘書張雲生回憶說：1969年2月的一天下午，林彪從主席處開會回來，把我和李春生叫了去。林彪慢吞吞地說：“主席召集會議研究決定，準備最近召開九大。主席讓我作《政治報告》，我提出：“在黨代表大會上正式作報告，最好請中央文革給寫個稿子。如果必要，可以像七千人大會那樣，我另作一個口頭報告，但對外發表，還是以中央正式通過的稿子為準。”主席同意了，最後決定由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三個人組成一個小組，起草《政治報告》。

　　（27）

　　毛澤東同意了林彪搞兩份《報告》的建議，由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三人起草正式的《政治報告》，另一份林彪的口頭講稿，則由林彪自己起草。張雲生回憶：

　　林彪又說：“你們都知道，我向來很不習慣念別人寫成的稿子，而隻願意順口講。因此，我想搞個平行作業；既準備一個正式發表的稿子，又準備一個我口頭講話的‘條子’。這個‘拉條子’的任務，由你們幫助我來搞。”

　　林彪授意後，我和李春生向葉群請示如何具體搞。根據葉群的布置，又分別從空軍、沈陽軍區以及軍委辦公廳調來幾個“筆杆子”，幫助林彪“拉條子”。

　　1969年2月下旬，林彪把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三個人召到毛家灣，商量九大《政治報告》起草的事。林彪會客，向來不讓工作人員在場，但負責迎送的工作人員，不準擅離崗位。我在林彪門外等著他們談話的結束，大約不到一個小時，陳伯達等三個人從裏邊出來了。在他們分別登上自己的汽車以前，我聽張春橋、姚文元都對陳伯達說：“你就先動筆吧。需要我們時，就隨時找。”

　　從他們談話的和諧氣氛來看，這次商談有關起草《政治報告》過程是順利的，但結果並不順利。陳伯達準備寫十個題目，到3月中旬，才交出頭三個題目的初稿。但這尚未成形的初稿，在釣魚台開會討論時，卻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

　　張雲生這裏說的軒然大波，就是陳伯達起草的題為《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的《政治報告》，後來被毛澤東否決。這引發毛澤東與林彪之間的一場不大不小的不愉快，當時還沒有發展到衝突的地步。

　　關於陳伯達這份《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的《政治報告》，有兩種說法：第一種說這份《政治報告》，是陳伯達根據林彪的授意寫的。這是目前的主流說法；第二種說這份《政治報告》，是陳伯達自己寫的，與林彪無關。這種說法來自陳伯達本人。

　　第一種說法，最初來自1973年中共“十大”報告，它說：“九大以前，林彪夥同陳伯達起草了一個《政治報告》，他們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認為九大以後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林、陳的報告被中央否定了，毛主席親自主持起草了《政治報告》。對毛主席的《政治報告》，林彪暗地支持陳伯達公開跳出來反對。”

　　（28）

　　關於“林彪暗地支持陳伯達公開跳出來反對”這件事，吳法憲回憶說：在毛主席主持的《政治報告》討論會上，大家沉默，沒有人發言，有陳伯達提了一點意見。陳伯達說：“還是應當搞生產好，發展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光搞運動，就像伯恩斯坦所說的‘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

　　陳伯達這個話一出口，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都非常緊張，怒目而視。毛澤東一聽，則勃然大怒，說：“‘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你陳伯達又何必這樣急呢？隻有半個月的時間，你就要報複了？帝國主義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你陳伯達的本質也是不會變的。在延安時期，你腳踏兩隻船，原來說願意給我當秘書，後來又說願意給張聞天當秘書。1950年，你同我到莫斯科，也是腳踏兩隻船。你沒有報告，也沒有經過我的批準，就去見蘇聯領導。是不是看我這條船快要沉了，就趕緊去大抓一把？”

　　毛澤東的憤怒，是生氣陳伯達背叛自己，投靠到林彪一邊去了。關於陳伯達的這件事，我們後麵還要提到，這裏先說關於陳伯達《政治報告》的第二種說法。陳伯達出獄後，多次否認他曾經得到林彪的授意，聲稱那份《報告》完全是他自己寫的。不過陳伯達的說法，疑點很多。據陳伯達的秘書王文耀和王保春回憶說：

　　由於是林彪在黨的“九大”會議上作《政治報告》，所以林彪就約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去他毛家灣那裏談了一下，林彪表示委托他們三個代勞，報告內容由陳伯達考慮，林彪就不多過問了。

　　陳伯達回辦公室後，很快擬了一個提綱，題目是《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下列了幾個小標題。陳伯達帶著這個提綱，又去和林彪商量過後，回來改成總題目下麵十個小題目，然後由我們抄清，陳伯達親筆給毛主席寫了一個報告，附上提綱呈報毛主席。毛主席很快圈閱退回，就這樣，陳伯達開始了緊張的工作。

　　據陳伯達的秘書說，陳伯達是在見了林彪之後，定下《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這個題目的，而且，陳伯達寫好提綱後，又去與林彪商量，最後定下總題目和小題目。因此，陳伯達這份《報告》的總綱精神，應該是來自林彪的授意，至少是陳伯達與林彪商量決定的。因此，陳伯達說《政治報告》完全是他自己寫的，應該是不真實的，這主要是陳伯達想撇清他與林彪的關係。因為那時林彪是第一號“壞人”，陳伯達說他不是聽從林彪的指示，而是自己寫的，就可以減少自己的“罪過”。

　　（29）

　　另外，毛澤東的本意是不同意《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這個題目的，但陳伯達把提綱送給毛澤東之後，毛澤東又圈閱同意了，這是為什麽呢？這裏毛澤東是想拖一拖，讓林彪自己主動改正。如果毛澤東主動提出不同意或批評，就會引起林彪的不愉快，影響他與林彪的關係。所以毛澤東指望林彪自己主動改正過來，這樣就不會傷及兩人的感情。

　　陳伯達本來是毛澤東的人，曆史上與林彪並無什麽交情，怎麽會加入到林彪集團裏去呢？這主要問題是江青。江青對陳伯達絲毫不給麵子，動輒訓斥，讓陳伯達的自尊心難於忍受，終於選擇離開毛澤東，投奔林彪了。

　　據陳伯達本人回憶說：一次會上，江青說：“我同陳伯達的衝突，都是原則的衝突。”張春橋也在會上鼓起怒目視我。

　　我火氣一發，不再聽江青霸道下去，從坐位上起來，即走出會堂。江青回過頭來大聲說：“我看不起你！”

　　我回了一句：“我也看不起你！”

　　其實江青也不是單單對陳伯達，對張春橋和姚文元也是動輒訓斥，可是他們兩人為什麽不生氣呢？因為他們兩人對江青“服氣”，認定自己應該接受江青的領導，所以對江青的訓斥沒有反感。而陳伯達仗著自己是毛澤東多年政治秘書的老資格，對江青根本不服氣，對江青的訓斥耿耿於懷，這樣他與江青就無法和平相處下去了。

　　關於陳伯達向林彪靠攏的事，吳法憲也回憶說：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陳伯達，按說是應當和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站在一起的，但這時卻向我們靠攏。經過兩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隻剩下了陳伯達、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五個人，而在這五個人中間，陳伯達經常處於孤立的地位。

　　江青等人對他看不上眼，認為他不過是一個書呆子，辦不了什麽事情，經常對他冷嘲熱諷，語帶諷刺。江青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就多次鼓動批判陳伯達，而且動員我們幾個人也一起參加批判。可是林彪認為，陳伯達還是有理論水平的，過去中央的多次重要文稿，都是出自陳伯達之手。由於林彪不讚成無端地批評陳伯達，我們在江青等人批評陳伯達的會議上，就都不表態。這樣一來，陳伯達便與我們的來往多了起來。

　　陳伯達加入林彪集團之後，也就開始為林彪效力，開始站在林彪一邊，與江青集團進行鬥爭。

　　（30）

　　本來毛澤東讓陳伯達牽頭，與張春橋和姚文元一起合寫《政治報告》。可是陳伯達卻來了一個反常的舉動，甩開張春橋和姚文元，自己一個人單獨寫。這樣一來，就出現兩份《政治報告》，一份是陳伯達單獨起草的，另一份是張春橋和姚文元起草的。出現兩份《政治報告》的情況，在中共黨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一次。

　　陳伯達本人回憶說：“九大”前，原來中央決定要我和張春橋、姚文元共同起草《政治報告》，我不願同張、姚合作。在起草人的名單上，是我列在前麵，我就自己著手，並組織幾個人幫助搞材料。張春橋幾次打電話，要我到釣魚台去和他們一同搞。我說：“你們可以搞你們的。”結果，他們就以康生帶頭的名義，搞出了另外一個稿子。

　　陳伯達說的他自己的行為，顯然是反常的。因為既然是中央決定陳伯達和張春橋、姚文元共同起草，那陳伯達就應該遵照中央的指示辦事。陳伯達甩開張、姚，自己幹，顯然是違反中央指示的。為什麽陳伯達這麽大膽，敢違背中央指示呢？這是因為陳伯達得到了另外一個“中央”的支持，這個另外的“中央”就是林彪。

　　陳伯達的秘書王文耀和王保春也回憶說：寫《政治報告》的工作開始了，我們感到最不好辦的是，中央決定由陳、張、姚三人起草報告，而陳伯達卻甩開張、姚，自己幹。我們向陳伯達提出：“張、姚他們來問怎麽辦？”

　　陳伯達固執地說：“不管他們，他們和我想的不一樣，他們愛怎麽寫就怎麽寫好了。”

　　我們覺得這不是個辦法。果然，這時姚文元來電話，問陳伯達起草《報告》怎麽進行。陳伯達自己不接電話，讓我們答複姚文元，說：“告訴張、姚他們，他們覺得應該寫什麽，就先寫吧。”

　　後來張春橋又來電話，問陳伯達怎麽辦？是否談一談？陳伯達也是用同樣的辦法，讓我們答複：“讓他倆自己覺得應該寫什麽，就先寫著吧。”

　　張、姚一連來過幾次電話，以後再也不來電話了。我們對陳伯達說：“你這樣把他們拒之門外，他們是不會閑著的，他們是會向上報告的。”

　　陳伯達說：“不管他，中央決定主要是我來寫，他們就是想要塞進他們那些東西，這次我就是不讓他們參加。”

　　（31）

　　陳伯達以前對江青是唯唯諾諾的，張春橋和姚文元是江青身邊的紅人，陳伯達本來應該不敢得罪這兩個人的。可是陳伯達這次有了林彪在背後撐腰，居然大起膽子來，敢挺起腰杆跟江青集團鬥爭了。陳伯達不讓張春橋和姚文元參與寫作，主要是要貫徹林彪的想法和主張，防止張、姚“塞進他們那些東西”，把林彪的想法和主張攪混了。

　　林彪的想法和主張是什麽呢？據邱會作回憶說：其實主席決定由林總做《政治報告》後，林總就開始自己拉條子，並告訴辦公室的同誌，他已有一個基本構思，陳伯達來了可助一臂之力，這個《政治報告》的主題思想很快就定了下來，標題為《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

　　八屆十二中全會以後，林總的“克己複禮”思想就很重了，他認為毛主席把“劉、鄧”和“彭、羅、陸、楊”這些人打倒，應該滿意了。文革這幾年確實很亂，學校停課，工廠停產，全國搞派性，搞武鬥，應該“複禮”了，全國應走上正常秩序，注重發展生產，發展經濟。

　　林彪認為，既然已經把劉少奇等人打倒了，應該滿意了，文革也應該到此為止了。在“九大”以後，文革就應該停止了，政治運動不應該再是中共的主要任務，中共應轉入以經濟建設為主題，應該“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

　　林彪是熟知毛澤東的人，《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這樣的題目，隻談建設，不談革命，肯定不符合毛澤東的胃口。這點，林彪在動手寫之前，就應該很清楚毛澤東對這個題目不會高興。那麽為什麽林彪還要偏偏惹毛澤東的不高興，偏要提出這種題目的《政治報告》呢？這是因為林彪試圖通過這份《政治報告》，給毛澤東提意見，或者說是向毛澤東“進諫”。

　　林彪希望毛澤東在“九大以後”，停止文革，停止“繼續革命”，把國家的軌道重新轉回到經濟建設上來。林彪的這個意見和看法，應該說早就想向毛澤東提了，可是他又不敢直接給毛澤東提意見。自從彭德懷之後，黨內敢向毛澤東直接提意見的人就沒有了。林彪給毛澤東寫信提出自己的意見，更不是一個好辦法，彭德懷就是因為給毛澤東寫了《萬言書》的信，出了大問題。

　　（32）

　　那麽林彪怎麽才能向毛澤東提出自己的意見和看法呢？於是林彪就想出一個妙招：借著這次起草《政治報告》的機會，寫一份反應自己看法的《政治報告》草稿，把自己的意見通過《政治報告》草稿間接地表達出來。毛澤東看到這份《政治報告》草稿，也就是看到了林彪的意見。林彪希望通過這份強調經濟建設重要性的《政治報告》草稿，讓毛澤東看了以後，開始重視發展生產的重要性，說服毛澤東不要再搞文革了。

　　林彪用這種對毛澤東的勸說，是十分巧妙的。如果毛澤東能夠接受林彪的看法，采納林彪的意見，那是最好不過；如果毛澤東不理解林彪的看法，不采納林彪的意見，頂多是否決林彪的這個《政治報告》草稿。這樣，林彪和毛澤東就不會發生直接的正麵衝突。相反，如果林彪給毛澤東寫信，試圖說服毛澤東不要再搞文革的話，那必定會引發與毛澤東的直接衝突，後果不堪設想。

　　林彪寫這個《政治報告》草稿，其實隻是旨在給毛澤東一個人看的，並不是真的想把它作為正式的大會文件。當然，林彪也不便直接向陳伯達交代自己的用意，因為這種極為敏感的話，是不好直接說出口的。林彪應該是通過葉群，把自己的意思傳達給了陳伯達。葉群和陳伯達都是福建老鄉，兩人的私交相當密切。據林彪的秘書張雲生回憶說：我剛到林辦不久，就常聽葉群說，她到陳伯達那裏毫無拘束。葉群向秘書們透露說：“我去老夫子那裏，他正在午睡呢。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直闖他的臥室，把他叫醒。我就坐在他床邊同他談話，很隨便。陳伯達是我在延安時代的老師，我們過去就很熟，我見他，從來都不感到拘束。”

　　陳伯達本人也十分讚成林彪的意見，他也說：“運動不能再搞了，現在主要的任務應該是抓生產了。”根據林彪的意圖，陳伯達很快就寫好了《政治報告》草稿的第一部分。陳伯達寫的《政治報告》第一部分是核心關鍵，它的本意，並不是用於在大會上發表，而是用於表達林彪、也是表達陳伯達給毛澤東的進諫和意見。陳伯達的秘書回憶說：陳伯達親筆寫了一封簡信，附上第一部分稿子，裝在一個大信封裏呈送主席。可是送出的稿子沒有回音，我們心裏很不踏實，但又不能對陳伯達說，怕幹擾陳伯達的寫作思路。

　　陳伯達期盼毛澤東能夠好好看一下他寫的第一部分，這其實是他和林彪勸說毛澤東停止文革的意見，希望毛澤東能認真思考一下他們的意見。

　　（33）

　　可是陳伯達的稿子送出去後，毛澤東那邊一直沒有回音。原來毛澤東一看《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這個題目，心中就冒起火來，根本沒有看陳伯達的稿子。

　　在“九大”開完之後，陳伯達終於收到了毛澤東退回來的稿子。陳伯達驚訝地發現，他親手封好的裝有報告稿的牛皮紙口袋沒有拆封，毛澤東隻在牛皮紙口袋上寫了八個字：“退伯達同誌。毛澤東”。毛澤東竟然連牛皮紙口袋都不願意打開，當然不會看到陳伯達煞費苦心寫的東西了。陳伯達說：“我當場就哭了，哭得很厲害，我一輩子都沒有那樣哭過。我很傷心，很傷心！”

　　陳伯達寫這個稿子，意圖並不是要“反”毛澤東，隻是想說服毛澤東，不要再搞文革了。可是毛澤東誤解陳伯達的這番苦心，當然讓陳伯達難過傷心了。毛澤東退陳伯達的稿子，這是後話了，這裏還是轉回來說陳伯達寫稿子的事。

　　陳伯達把第一部分草稿寫好送呈毛澤東後，一直不見回音。這時，他甩開張春橋和姚文元單獨寫的事情，當然得罪了江青，於是江青就要開會批判陳伯達。

　　批陳伯達的會是在人民大會堂開的，開會前，江青通知首都黨政軍各方麵的人來參加，會場裏坐得滿滿的。江青聲稱陳伯達一個人單獨寫稿子，是試圖“封鎖毛主席的聲音”，責令陳伯達做檢討。陳伯達剛剛解釋了一句話，立即被江青打斷。江青說：“陳伯達不檢討，不讓他說了。”接著江青又說：“你陳伯達還配當解放軍？你不配!快去摘掉陳伯達的領章、帽徽！”

　　陳伯達這時有林彪在後麵撐腰，倒也不怕江青，他不允許別人來摘他的領章、帽徽，並且針鋒相對地對江青“反威脅”說：“你們要打倒我，你們敢把打倒我的大字報貼到街上去嗎？”

　　結果，陳伯達頂住了江青的批鬥，沒有檢討，江青也拿陳伯達沒辦法。據陳伯達本人回憶說：

　　在“九大”前，江青和康生出謀劃策，以所謂我“封鎖毛主席的聲音”為借口，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搞了一個大會，到會的人在大廳裏幾乎坐得滿滿的。江青自己宣布：她是會議主席，她同康生兩人“你唱我和”。我隻說了一句話便被打斷，江青說：“陳伯達不作檢討，不讓他說話。”

　　當時工作人員一般都穿軍裝，我在會上穿的也一樣，江青提出要摘掉我衣帽上的帽徽領章。我看，這個會是為打倒我而開的會，沒有什麽可辯，就大喊一聲：“大字報上街！”(即讚成打倒我的大字報上街)

　　江青的批判會沒有嚇住陳伯達，之後陳伯達還是繼續單獨寫《政治報告》，不跟張春橋和姚文元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