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四四（崇新嶽 百思峰 ）

 

（21）

 

　　據楊成武回憶說：我在病中得到消息，氣憤至極。我的女兒還沒有談戀愛，就遭到如此的人身攻擊，當然不能容忍，便打電話給吳法憲，要他放人。同時，我的妻子趙誌珍也到空軍去找吳法憲，沒有找到，就與餘立金一起去毛家灣。

　　葉群說：“哎喲喲，什麽事情值得你們兩個跑來呀？打個電話不就得了。”

　　趙誌珍說：“葉主任，我們是萬不得已才來找你和林副主席的。”

　　葉群聽完他們談的情況，煞有介事地說：“好吧，我再派人調查調查，查清楚後再向101報告，你們先回去吧。”

　　隨後，葉群打電話給吳法憲，要吳法憲和他老婆一起找我談話，要吳法憲“不認錯，不低頭、不讓步”。

　　這裏插一點題外話，關於林彪代號“101”的由來，據說是來自電話號碼。當時東北野戰軍的專用電話號碼，林彪是101、羅榮桓是102、劉亞樓是103、譚政是104。部下給林彪打電話，就撥打101，於是也就稱呼林彪為“101”了。同樣，華東野戰軍中，陳毅代號是501，粟裕是502，譚震林是503，陳士榘是504，這也是來自電話號碼。

　　關於趙誌珍到林彪那裏告狀，吳法憲的回憶說：第二天上午，趙誌珍帶著餘立金，突然來到林彪的住處，先送上一桌福建菜，說是送給林彪嚐一嚐，然後哭哭啼啼地想說服葉群報告林彪，說空軍以“整”單世充為名“整”楊毅。

　　餘立金這個時候承認，是他交待單世充多關照楊毅的。空軍想“整”單世充，是敗壞了楊成武的聲譽。餘立金還說：“吳法憲這個人很專製，我這個政委沒有權，什麽都得聽吳法憲的。”

　　但葉群說：“不管怎樣，縱素梅的意見已經記錄在案，是有案可查的。”

　　趙誌珍和餘立金走後，葉群把他倆對我的控告報告了林彪，林彪聽了很生氣。經過一段時間的考慮，林彪下午把我叫到了毛家灣，告訴我說：“趙誌珍和餘立金來告你的狀，看樣子是要奪空軍的權，想利用餘立金把你搞掉，這種行為是錯誤的。你要堅持原則，要敢於同楊成武鬥爭，不要害怕，不要屈服，腰杆子要挺起來，要頂住！”

　　我報告林彪說：“楊成武已經要秘書給我打來電話，要我晚上到他那裏去，他要見我。”

　　林彪說：“你不要一個人去，最好帶上一個人，這樣有些事情，也好有人作證。”

　　回到空軍大院後，我就想，帶誰去呢？想來想去，隻有帶我的妻子陳綏圻一起去比較合適。因為楊成武當時稱病在家休息，與陳綏圻一起去探視他的病情，顯得比較自然一些。

　　我和陳綏圻進門後，趙誌珍把我們帶到樓上楊成武的臥室。當時楊成武躺在床上，我和陳綏圻上前問候了他的病情，說了幾句話。這時，趙誌珍向陳綏圻說：“成武要和法憲同誌說幾句話，你先到外麵坐一坐。”

　　（22）

　　陳綏圻走了以後，楊成武就開始說服我：“第一、不要講餘立金是叛徒。餘立金現在空軍沒有權，再宣傳他是叛徒，他在空軍裏就根本沒有地位了。第二、單世充沒有錯，不要‘整’單世充，事情鬧大了，就不好辦了。今天我找你主要是這兩件事情。”

　　我跟楊成武說：“餘立金究竟是不是叛徒，我不清楚，那是許世友從南京直接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報告的材料，我在外麵絕沒有吐露一個字。我是司令，他是政委，這個事情我無權處理。至於說餘立金在空軍沒有權，那不是事實。第二對單世充，空軍的處理沒有錯。我們是怕事情處理不好，會影響楊毅的聲譽，更怕影響到你楊代總長的聲譽。”說到這裏，楊成武顯得很不耐煩。

　　我就說：“那就這樣吧，你身體不好，耽誤久了，會影響你的休息。我就先回去了。”

　　這次，楊成武對吳法憲下達了兩項指示：第一個是不要講餘立金是叛徒，第二個是不要“整”單世充。但吳法憲根據林彪的指示“敢於同楊成武鬥爭，要頂住”，把楊成武的這兩項指示全部頂回去了。這樣楊成武又輸了一步。當然楊成武也不會善罷甘休，於是他開始公然向吳法憲奪權了。

　　據邱會作回憶說：3月中旬，吳法憲又到軍委辦事組來了，吳說：“林副主席指示，要我把楊代總長和我之間發生的一點問題，同你們三個人(李作鵬也來了)說一下。我說的問題，現在絕不能外傳，所說的內容也由我自己負責。將來上麵怎麽說，就以上麵的為準。

　　吳法憲說：“楊成武以前的問題，你們都知道，搞《紅太陽展覽》，搞《黨史綱要》都是不妥的，但事情總算過去了，前些日子主席對他的《大樹特樹》不滿意。”

　　接著吳法憲又說：“楊成武對我說：今後我的主要精力應當協助他，這樣我對空軍的工作就照顧不過來了。楊成武考慮，空軍的工作主要由餘立金負責，餘立金也是老空軍，工作能力又不錯。”這是楊成武要免去我空軍司令員的職務嘛。

　　楊成武讓餘立金主要負責空軍的工作，等於就是用自己的權力強行奪吳法憲的權。因為吳法憲是楊成武的部下，對楊成武的命令無法直接抵製，他隻得去向林彪報告。據邱會作回憶說：

　　吳法憲說他很快就把楊成武的話報告了林總。林總聽了之後，有些吃驚，但林總不知道楊成武這一考慮的來頭，因為楊成武與毛主席那裏是通著的。究竟是毛主席的打算，讓楊成武先對吳法憲吹風，還是楊成武自己的考慮？林總一時摸不清，因此林總說話很謹慎。林總隻對吳法憲說了一句：“楊的考慮不妥，一切要由主席來定。”其餘就沒有多說了。

　　（23）

　　林彪不知道楊成武的底，於是就要摸楊成武的底。據楊成武回憶說：那是1968年3月的一個晚上，葉群電話通知我，馬上到林彪住地，說有要緊的事。我來到毛家灣，走進客廳，林彪和葉群非常熱情，又讓座、又端茶，我預感到可能是不祥之兆。

　　林彪親切地說：“成武同誌，今天找你來，不是什麽大事。”

　　林彪看了葉群一眼，接著說：“最近有人寫信，說葉群是假黨員，還參加了國民黨，這都是造謠誣蔑。現在，不少當事人都寫了證明材料。可是，他們的職位不夠高，影響不夠大。你是軍委常委、代總長，所以請你寫個證明，現在就缺一個主要領導同誌的證明。”

　　我想：我建國前根本不認識葉群，1960年我們才第一次見麵，叫我證明1936年葉群的情況，豈不是天大的笑話嘛？

　　我沉思了一會兒，說：“林總，我和葉群同誌認識很晚，這你是知道的。我寫證明不好。別人寫了，就行了吧。”

　　林彪站起來，走了幾步，說：“吳法憲同誌寫了，你也寫一個吧。”

　　當然，我無法答應這個要求。林彪的臉色驟變，半天沒說出一句話。隨後，便是逐客令了。

　　我真不明白，難道一紙假證明，對於他們就那麽重要嗎？還是他們有別的什麽意圖？有人說：這是林彪對我的最後“考驗”。

　　林彪當然知道楊成武解放前根本不認識葉群，讓楊成武寫證明，雖然有“強人所難”的味道，但卻是一個很小的要求，楊成武並不難做到，寫這樣的證明也不會傷害到什麽人。相反，楊成武拒絕寫這個證明，拒絕林彪這個小小的要求，那反而是非常不給林彪麵子。

　　林彪就是要用這個難題，來摸楊成武的底，看楊成武的反應。第一種反應，是楊成武痛快地答應林彪的要求。這樣的話，就說明楊成武與毛澤東是“通氣”的。林彪明白毛澤東對自己有不滿，但毛澤東對他的不滿，並沒有上升到攤牌的地步，毛澤東還要團結林彪。對於寫一個“葉群不是假黨員”的證明，毛澤東絕對不會在這樣的小事上為難林彪的。如果楊成武與毛澤東“通氣”，楊成武應該知道毛澤東不會在這件小事上為難林彪，就會很痛快地答應。

　　楊成武的第二種反應，是說“我回去考慮一下”。這說明楊成武回去後要向毛澤東匯報，這也說明楊成武是“通”毛澤東的。

　　楊成武的第三種反應，是一口回絕林彪的這個“小要求”，完全不給林彪麵子。如果楊成武是“通”毛澤東的，事後楊成武就會把這件事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肯定會讓楊成武馬上來向林彪道歉，因為毛澤東不希望楊成武因為這麽一點小事，跟林彪把關係搞僵了。

　　幾天之後，楊成武也沒有來向林彪道歉。因此，林彪認定楊成武沒有“通”毛澤東，這件事是楊成武的個人所為，所以林彪決定向楊成武發起進攻了。楊成武要處分吳法憲的時候，就把這場鬥爭就熾熱化了，林彪的反擊就是拿掉楊成武。

　　（24）

　　林彪在肯定了楊成武沒有“通”毛澤東之後，就把他對楊成武的不滿告到毛澤東那裏。據邱會作回憶說：林總在不可能說服楊成武的情況下，才讓葉群去向毛主席報告。主席對楊成武的事，格外地重視，主席親自召開了四次會，反複詳細地聽匯報，主席感到不拿掉楊成武是不成的了，這甚至要影響到毛和林的關係，當時林比楊重要得多。

　　據吳法憲回憶說：3月23日淩晨1點鍾，中央辦公廳突然來了一個電話，叫我到人民大會堂毛澤東那裏去參加一個會議。我朦朦朧朧地上了汽車，到了人民大會堂時，會議早已開始了。我看到在場的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葉群和汪東興。這個會議原來沒有要我參加，是臨時叫我去的。

　　毛澤東一見到我就說：“你同楊成武的問題，我都知道，你是對的，楊成武是錯的。”說完這些話，就沒有再說了。

　　過了一會兒，毛澤東問林彪：“這樣，誰來當這個總長呢？”毛澤東這一問我才知道，原來在我來之前，他們就已經決定把楊成武拿下來了。

　　林彪聽了毛澤東的提問以後，想了一下說：“現在也沒有別的人選了，是不是調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出任第一副總長或者是代總參謀長？”

　　毛澤東又問：“黃永勝是從哪裏來的？”

　　林彪回答說：“黃永勝是武漢警衛團的一個班長。秋收暴動以後，就跟你上了井岡山，上山以後當了排長。”

　　毛澤東聽到這話，特別高興，說：“原來是武漢警衛團的，在井岡山就當了排長，那就不要這個‘代’字了，就叫黃永勝當總長吧，就這樣定了。”

　　他們兩人這樣一說，誰都沒有意見，事情就這樣定下來了。可是對餘立金怎麽處理呢？毛澤東說：“許世友的材料早就送到我這裏來了，說餘立金是個叛徒。既然是這樣，那就逮捕起來，予以審查吧。”

　　這幾個人事問題決定了以後，毛主席就對林彪說：“下麵的事情，就交給周恩來去處理，我們兩個退出會場，休息去吧。”

　　從打倒楊成武這件事的前後來看，楊成武也不是完全被動的，他也主動發起與林彪的鬥爭，要處分吳法憲。當然楊成武要處分吳法憲，也是出於氣憤，畢竟吳法憲處理他女兒的事情，不但沒有維護楊成武的麵子，反而給了楊成武難堪。

　　楊成武要處分吳法憲，公然要奪吳法憲的權，這就引發了與林彪不可調和的矛盾，引起白熾化的鬥爭。毛澤東已經不信任楊成武了，但還不準備用“打倒”的方式來處理他。然而，在楊成武與林彪之間爆發了白熾化的鬥爭之後，如果毛澤東護著楊成武，勢必影響與林彪的關係，所以毛澤東最後決定滿足林彪的要求，打倒楊成武。這就像邱會作說的那樣：“主席感到不拿掉楊成武是不成的了，這甚至要影響到毛和林的關係，當時林比楊重要得多。”

　　（25）

　　楊成武倒台了，而江青有一段時間跟他走得很近，所以江青要趕快撇清她與楊成武的關係。於是江青就表現出最為積極的態度，堅決要求打倒楊成武。據吳法憲說，打倒傅崇碧也是江青促成的。吳法憲回憶說：江青又提出來，北京軍區和北京衛戍區這兩個崗位很重要，傅崇碧和楊成武的關係又一直很密切，一直都在楊成武的直接指揮下工作，況且傅崇碧還帶人衝過釣魚台。為了防範，還是動一動為好。毛澤東也同意了。那麽傅崇碧調到哪裏為好呢？最後決定調到沈陽軍區當副司令。這樣北京衛戍區的司令由誰來擔任，又成了問題。經林彪提議，毛主席決定，調廣州軍區副司令溫玉成任副總參謀長兼北京衛戍區司令。

　　毛澤東是不是真的聽了江青的話，打倒傅崇碧，這個問題值得商榷。不過傅崇碧並無犯什麽大錯，他被打倒，應該是因為與楊成武的關係過於密切，受到楊成武的牽連。不過對傅崇碧的處理，要比楊成武和餘立金輕很多。

　　1968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突然發出《通知》，說：楊成武犯有極嚴重錯誤，決定撤銷其解放軍代總參謀長職務；餘立金犯有極嚴重錯誤，又是叛徒，決定撤銷其空軍政治委員職務；傅崇碧犯有嚴重錯誤，決定撤銷其北京衛戍區司令員職務。

　　人們不禁對中央的這個《通知》感到驚訝，不知道這三位在軍內擔任要職的將軍所犯的“嚴重錯誤”究竟是什麽。對此，毛澤東提出召開一次大會，由林彪主持，把這個問題講清楚。毛澤東說：“楊成武是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上了台的人，現在下台了，要召開駐京軍事單位團級以上幹部大會，由林彪同誌去作報告，把問題講清楚。”

　　1968年3月24日晚，在人民大會堂召開駐北京各部隊團以上幹部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一萬多人。林彪、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參加了這次會議。在會議結束時，毛澤東出場，接見了參會人員，引起一陣轟動。因為毛澤東在1967年全麵奪權開始之後，就很少出席這種大規模的大會了。

　　林彪在這次會議上發表長篇講話，這是林彪在文革中少有的長篇講話之一。林彪說：“同誌們!今天這個會，是要向同誌們宣布中央最近的一個重要決定。這個問題雖然沒有劉、鄧、陶、彭、羅、陸、楊那樣大，但比一般的問題要大一些，所以主席說：“這是一個不大、也不很小的問題。”這個問題，就是最近發生的楊成武同餘立金勾結，要篡奪空軍的領導權，要打倒吳法憲。楊成武同傅崇碧勾結，要打倒謝富治。”

　　林彪的講話，首先提到毛澤東對“楊、餘、傅”問題的定性，是一個“不大也不很小”的問題。毛澤東為什麽這麽定性呢？因為“楊、餘、傅”三個人，並沒有反對毛澤東搞文革，隻是他們對毛澤東的文革造成了障礙，毛澤東說：“楊成武這個‘障礙兵’可以搬開。”

　　（26）

　　為什麽說“楊、餘、傅”給毛澤東造成障礙呢？這是因為他們隔閡了毛澤東與林彪的關係。毛澤東盡管對林彪有所不滿，但現在還離不開林彪的支持和幫助，毛澤東需要與林彪保持一個良好的關係。從毛澤東的角度來看，楊成武的錯誤，就是公然向林彪的心腹吳法憲奪權，這等於是給毛澤東製造麻煩，搞壞毛澤東與林彪的關係。這樣一來，毛澤東從保持與林彪的關係出發，所以要拿掉楊成武。因此毛澤東說：“楊、餘、傅”是一個“不大也不很小”的問題。

　　林彪在講話中繼續說：“中央在主席那裏最近接連開會，開了四次會，主席親自主持的。會議決定撤銷楊成武的代總長職務。”

　　眾人熱烈鼓掌。林彪接著說：“要把餘立金逮捕起來，法辦！”

　　眾人更熱烈的鼓掌。姚文元帶頭高喊：“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眾人也跟著高喊同樣的口號。

　　林彪接著說：“撤銷北京的衛戍司令傅崇碧的職務。”

　　眾人長時間熱烈鼓掌，高呼口號：“堅決擁護偉大統帥的英明決定！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在眾人的氣氛安靜下來後，林彪繼續說：同誌們！楊成武的錯誤主要是山頭主義、兩麵派、個人主義。凡是搞這種思想的、這種行為的人，都是沒有好下場的。張國燾垮了，王明的教條宗派垮了，劉少奇的叛徒集團垮了，彭真水潑不進的北京市這一攤子也垮了，賀龍在去年八月展開全軍的大奪權，結果他也垮了。所以搞山頭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姚文元帶頭喊口號：“打倒劉、鄧、陶！打倒彭、羅、陸、楊！打倒彭德懷！打倒賀龍！打倒野心家和兩麵派！”這裏姚文元說的“打倒野心家和兩麵派”，就是不點名地喊“打倒楊成武”。

　　林彪對楊成武的調子，與毛澤東顯然不同。毛澤東隻是說楊成武的問題“不大不很小”，而林彪要給楊成武的問題升級，升級到與王明、劉少奇這些人一樣。林彪還特別點名批賀龍，把賀龍的問題也提升到與王明、劉少奇這些人一樣。這也反映出林彪對賀龍的一種態度。

　　林彪繼續說：“楊成武表麵上看來是沒有野心的人，但是實際上呢，他是有野心的。那篇《大樹特樹絕對權威》的文章，他拚命活動要登，後來登了《人民日報》第二版上，他很不滿意。他那文章發表以後，他還要發命令，要全國解放軍都要學，後來這個命令給吳法憲同誌扣了，他就用電話通知全國都要來學習他那個東西。楊成武的政治品質很壞，是一個兩麵三刀的人，是一個正如毛主席所說的“陽奉陰違，口是心非，當麵說的好聽，背後又在搗鬼”。楊成武就是這種人。”

　　江青帶頭高喊口號：“打倒野心家！打倒兩麵派！打倒陰謀家！”

　　林彪接著說：“楊成武就是當麵一套、背後一套，陽一套、陰一套。表麵上他對毛主席是擁護的，但是實際上，他對毛主席是不忠誠的，對中央文革是不忠誠的，並且用特務的手段來偵察毛主席的行動，偵察江青同誌的行動。”

　　（27）

　　葉群帶頭高喊口號：“誰反對毛主席就砸爛誰的狗頭！誓死保衛江青同誌！”

　　江青喊口號：“誰反對林副主席就打倒誰！”

　　謝富治喊口號：“誰反對江青同誌就打倒誰！”眾人也跟著高喊口號。

　　林彪這樣一煽動，楊成武的問題就升級了，林彪的內心是希望把楊成武徹底打倒。從林彪的角度來看，他對楊成武這樣有“野心”的人，總是很擔憂的。因為楊成武想要繼續往上爬，林彪就成了他的障礙，楊成武必須要設法“搬掉”林彪這個障礙，他才能更上一層樓。因此，林彪遇到楊成武這樣野心勃勃的人，不免自然地產生出一種危機感。

　　1967年下半年，楊成武陪毛澤東外遊三個月之後，對林彪的態度明顯冷淡下來，林彪不滿地說：“楊成武封鎖我，他跟主席視察大江南北三個月，不向我匯報。”楊成武本人也回憶說：毛澤東提出處理“王關戚”的問題時，我飛回北京，報告周恩來後，他讓我再去向林彪匯報。我又飛到北戴河，還未向林彪匯報時，葉群就問我：“你隨主席出去，主席講過哪幾位的話？講沒講過林總的什麽話？”我隻能打掩護，說毛澤東沒有講過。葉群臉上立刻露出不悅之色。實際上，毛澤東在上海說過對林彪提出“四個偉大”的看法，可是我怎好說呢？這次林彪對我的態度十分冷淡。

　　楊成武說林彪對他的態度冷淡，其實更應該說他對林彪的變冷淡了。楊成武開始對林彪“封鎖消息”，不再告訴林彪毛澤東說過些什麽話了。這次楊成武敢於公然挑戰林彪，林彪也覺察出，楊成武應該是從毛澤東那裏，聽到某些對自己不利的話，所以他才敢這麽大膽。這樣一來，林彪就不得不考慮：“毛澤東到底說了些什麽不利於我的話呢？”

　　毛澤東也看出林彪這個疑慮的心思，他要打消林彪的疑慮，於是就拿掉楊成武，讓林彪放心。而且毛澤東這次“人情做到底”，幹脆讓林彪派係的黃永勝任總參謀長，讓林彪徹底放心。

　　毛澤東讓黃永勝出任總參謀長的另一個原因，是毛澤東已經看出來，總參謀長這個軍隊第二把手的人物，大概是比較難與林彪合得來的。如果毛澤東換一個非林彪派係的人當總參謀長，這個總參謀長過不了多久，因為與林彪合不來，不免又要遭到被打倒的命運。所以，毛澤東幹脆讓林彪派係的黃永勝任總參謀長，這樣才能避免總參謀長再次被打倒。關於毛澤東對軍隊的人事安排，我們以後專談。

　　我們再把話題轉回到這次大會上。林彪繼續講話說：“楊成武表麵上是擁護江青同誌的，但實際上他是對江青同誌不滿的。江青同誌有病的時候，他們就搞江青同誌的黑材料，實際上成立了專案組來迫害江青同誌。”

　　周恩來帶頭喊口號：“誰反對江青同誌就打倒誰！誓死保衛江青同誌！”

　　眾人喊口號：“整江青同誌的黑材料罪責難逃！誓死保衛江青同誌！”

　　（28）

　　林彪接著說：“很顯然，江青同誌是我們黨女同誌中很傑出的，她有非常熱烈的革命情感，對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問題，能發現問題。過去由於她多年身體不怎麽好，所以大家不了解她。在這次文化大革命期間，就看出來她的偉大作用。江青同誌在文化大革命中間，樹立了許多豐功偉績，她有獨特的作用，始終在這個運動中站在最前線。”

　　葉群帶頭喊口號：“江青同誌是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誓死保衛江青同誌！”

　　眾人異口同聲。

　　江青喊口號：“向同誌們學習！向同誌們致敬！”

　　在林彪講話完之後，周恩來接著講話：“在這裏，我提幾句江青同誌在中央文革所起的作用。江青同誌是一個堅定的共產黨員，一位堅強勇敢的女戰士。30多年以前，江青同誌成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學生，得到毛澤東思想長時期的學習和鍛煉。在文化大革命準備階段，大家都知道，1964年演出八台樣板戲，都是經過江青同誌親自指導出來的。她還有很多的著作，還有很多的演說，現在印成了小冊子，大家都讀了的。江青同誌是我們黨傑出的女戰士，傑出的共產主義戰士！值得我們向她學習！向她致敬！”

　　周恩來和林彪在會上大捧特捧江青，應該有兩個原因：第一是為了幫江青撇清與楊成武的關係，套近與江青本人的關係；第二是周恩來和林彪都希望江青能夠進入政治局常委。因為周恩來和林彪都看出，江青這個人能耐不大，成不了大的氣候，所以希望她進入政治局常委，占一個位置。因為政治局常委就僅有幾個位置，江青占掉一個，就能阻止一個其他能幹的人上來。

　　周恩來接著說：“同誌們，根據剛才林副主席的具體指示，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所犯的極其嚴重錯誤，是屬於宗派主義、山頭主義的錯誤，是屬於資產階級野心家、兩麵派的錯誤。楊成武的這種卑鄙的活動，我們最近才知道，聽到後極其憤慨！過去彭德懷、賀龍、羅瑞卿就是這樣一個一個地垮下去了，現在楊成武跟著他們的路子走，那還不是要垮下去嗎？”

　　周恩來也支持林彪對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的上綱上線。因為這次打倒的“楊、餘、傅”三人，並非自己派係，而是毛澤東手下的人，所以周恩來沒有必要“保”他們，而得罪或搞壞與林彪的關係。毛澤東要團結林彪，周恩來也要團結林彪，所以周恩來表現出積極支持林彪的態度。

　　打倒“楊、餘、傅”事件，也是一個偶然的插曲，並不在毛澤東的戰略計劃中。毛澤東解決了“楊、餘、傅”問題之後，就把主要精力轉回到他的戰略計劃上。

　　（29）

　　自從群眾運動走上“極左”，毛澤東自己也控製不住之後，毛澤東感到現在這種無組織無紀律的群眾組織，不能成為依靠的對象。所以毛澤東再次改變他的文革戰略，“從踢開黨委鬧革命”，到“依靠黨委鬧革命”，把重建黨組織，作為搞文革的“新重點”。

　　毛澤東之所以要“踢開黨委鬧革命”，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黨領導一切”的體製是照搬蘇聯的東西。毛澤東本來並不喜歡，也不迷信蘇聯式的體製，但1949年建國時中共對蘇聯“一邊倒”，在蘇聯的壓力下，毛澤東不得不同意照搬蘇聯的體製。

　　自從1956年匈牙利事件之後，蘇聯體製的問題暴露出來了，這就是官僚主義嚴重，脫離群眾。毛澤東認為，蘇聯這種體製長期下去會導致亡黨亡國，所以要對政治體製進行改革。

　　毛澤東第一次改革政治體製的嚐試，是1957年的“大鳴大放”運動。當時毛澤東覺得黨委的權力太大，如果沒有人監督，就會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毛澤東說：“縣委以上的幹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裏。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人是會變化的，革命者也會發生變化，沒有群眾監督和揭露，一些人可能進行貪汙、盜竊，做投機生意，脫離群眾。”

　　毛澤東認為應該發動群眾，利用《大字報》的形式來監督黨委和黨員。毛澤東還特別提到民主黨派的監督作用，他說：“為什麽要讓民主黨派監督共產黨？因為一個黨同一個人一樣，耳邊很需要聽到不同的聲音。打倒一切，把其他黨派搞得光光的，隻剩下共產黨的辦法，使同誌們很少聽到不同意見，使得大家無所顧忌，這樣做很不好。”

　　毛澤東發動民主黨派給共產黨提意見，搞“大鳴大放”，隻是想讓他們大膽地監督黨委和黨員。沒想到在“大鳴大放”中，一些民主黨派人士提出“輪流坐莊”，要向共產黨“奪權”，這就使運動的性質變了，變成了“反右”運動。

　　文革開始以後，各級黨委機構基本上被打倒了，毛澤東不喜歡的蘇聯式政治體製在中國瓦解了，這可以算是毛澤東搞文革的一個勝利。但舊的黨一元化領導體製打破之後，新的體製是什麽樣的呢？毛澤東認為，新的體製應該不再是黨一元化領導體製，而要加入群眾的監督，這就是全新的政治體製“革命委員會”，也叫“革命三結合委員會”。

　　（30）

　　“革命委員會”由三部分組成：一、革命群眾代表：這些人來自造反派頭頭，不一定是黨員，即使是黨員，也是資格很淺的黨員；二、革命幹部代表：這些人來自老資格的黨員幹部，也就是老幹部；三、革命軍人代表，這些人來自軍隊。

　　本來毛澤東設想中的“革命委員會”是沒有軍人的，毛澤東並不願意軍人出來參政，搞成軍政府。可是在文革過程中，軍人出力很大，特別是林彪出力很大，所以新的政治體製中，不給軍人分配一定的權力是不行的，所以要搞一個“三結合”的新體製。

　　毛澤東認為這種“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新體製，因為有三種力量相互牽製，可以相互監督，不會出現過去黨委一元化領導體製的官僚主義現象。第一個成立革委會的是1967年2月成立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最後一個成立革委會的是1968年9月成立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到此，全國的29個省、市、自治區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這在當時被稱為“全國山河一片紅”。

　　盡管在表麵上，毛澤東心目中的新型政治體製，已經在全中國建立起來了。但實際上，“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中，“革命群眾”的實力很弱，基本上成為一個擺設的“花瓶”，根本無法形成牽製力量，也起不到監督的作用。除了上海等幾個很少數地方的革委會大權掌握在造反派的革命群眾手裏，絕大部分地方的革委會的大權，都是掌握“革命幹部”或者“革命軍人”手裏。這種新的“革委會”，在實質上與以前的黨委一元化領導體製大同小異，可謂“換湯不換藥”。這樣一來，毛澤東搞的政治體製改革，就僅僅流於形式了。這些都是後話，我們還是轉回來談目前的形勢。

　　在1968年初，毛澤東的主要力量還是用於“反極左思潮”，給過熱的群眾運動適當降溫。但毛澤東也不想過分降溫，他總結自己的經驗說：“群眾運動有一個規律，到了時候才會回頭。”

　　1967年10月3日，毛澤東在會見剛果總理努馬紮萊，努馬紮萊提問說：“外國人講中國亂得很。”

　　毛澤東說：“為什麽我們不怕亂呢？因為你不讓它亂，這些矛盾就不能暴露出來。亂了一陣子就不亂了，請他亂，他也不亂了。群眾運動有一個規律，到了時候才會回頭。要讓他鬧夠了，不鬧夠不行。他打夠了，就不想打了。工人不想打了，群眾不想打了，打夠了，不願再打了，問題就解決了。”

　　（31）

　　10月12日毛澤東會見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時，他又說：現在無政府主義也大大發展了，這個思潮暴露出來好，我們就可以教育群眾。從今年9月下旬起，全國群眾組織聯合的多，不聯合的少，大體上他們打夠了，鬧夠了。我看工人、農民、學校、機關有點不想幹了，要全麵解決還得幾個月。學生、工人、農民都起來鬧夠了，這個時候就差不多了。”

　　毛澤東認為，群眾組織的派性鬥爭如此激烈，是因為他們還沒有“打夠”，沒有“鬧夠”，要等到他們自己打累了，鬧累了，自然而然也就不想再打了，這時候群眾組織的派性鬥爭也就自然熄火了。根據這個想法，毛澤東解決群眾組織派性鬥爭的方法，就是放手“讓他們鬧夠”，隻有等到他們鬧夠了，運動才能回頭。這就是毛澤東說的“群眾運動有一個規律，到了時候才會回頭。”

　　基於這樣的想法，毛澤東對群眾組織的派性鬥爭采取觀望態度，等到他們“鬧夠”。可是這次毛澤東的經驗沒有靈驗，群眾組織的派性鬥爭，不但沒有“鬧夠”的趨勢，反而是越鬧越大。到1968年，不僅是工廠武鬥，連文質彬彬的大學裏也出現嚴重的武鬥現象。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這兩所文革的典範學校，又成為武鬥的典範。

　　北京大學從1968年3月開始，多次出現幾千人規模的大武鬥。據北京大學造反派頭頭，寫《第一張大字報》的聶元梓回憶說：1968年3月29日淩晨，北大校內的兩派打起來。我請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李鍾奇到學校來，幫助我製止武鬥。我和他一起去現場製止武鬥，我們兩個人走到“井岡山總部”占據的那座樓的門口，迎麵過來三、四個人，就向我們動手。李鍾奇頭上挨了一拳，打出一個包，我被一個學生用匕首紮傷。連我都被別人用匕首刺傷，我還有什麽能耐製止武鬥呢？

　　最著名的武鬥是清華大學的“百日大武鬥”，從1968年3月下旬開始，雙方使用了步槍、手榴彈、燃燒瓶等熱武器進行武鬥。清華大學的造反派原本是著名的造反派頭頭蒯大富領導“清華井岡山兵團”，但這個組織又在1967年中旬分裂成為“團派”和“四派”，蒯大富成為“團派”的頭頭，與“四派”發生長達百日的大規模武鬥。

　　為了製止清華的武鬥，在毛澤東的指示下，中央派出一支三萬多人的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工宣隊)，進駐清華大學，但遭到“團派”的武裝對抗，當場打死工人5名，打傷700多人，這就是著名的“七二七事件”。根據《清華文革大事日誌》記載：

　　7月27日下午四點多，“團派”隊伍攻打大禮堂周圍的工宣隊。下午五點多，向工宣隊衝擊，刺傷、炸傷、砸傷、打傷許多工人，把大批工人趕至東大操場。

　　（32）

　　下午五點半，在10號樓的樓道內，工人王鬆林被“團派”扔出的手榴彈炸死。下午六點，撤至12號樓的工人潘誌洪被追趕的“團派”用手榴彈炸死，從10號樓撤至東大操場南端的工人張旭濤被追趕的“團派”用手榴彈炸死。

　　晚上10點，9003樓裏的工人韓忠現被“團派”用長矛刺死，晚上11點，9003樓外的“團派”人員開槍打死工人李文元。

　　1968年7月27日這一天，工宣隊有5人犧牲，特重傷20多人，較重傷有一百多人，輕傷有幾百人。

　　清華大學的造反派居然敢打死中央派去的工宣隊，毛澤東感到不能不采取強硬措施了。據毛澤東的警衛人員回憶：1968年7月28日淩晨兩點多，尚未入睡的毛澤東接到周恩來打來的電話。當毛澤東得知清華大學發生流血事件之後，他的第一個反應就脫口而出：“造反派反了！”

　　毛澤東馬上在人民大會堂湖南廳，召集林彪、周恩來以及中央碰頭會的成員開會。毛澤東在聽取情況匯報之後，決定立即召見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和王大賓，他們是北京著名的“五大學生領袖”，也是全部著名的造反派領袖，這天毛澤東與“五大學生領袖”談話五個半小時。據“五大學生領袖”之一的韓愛晶回憶說：

　　電話鈴驚醒我的時候，大概是深夜二點鍾，是北京衛戍區軍代表劉豐來的電話。劉豐說：“韓愛晶嗎？今天夜裏中央首長在人民大會堂接見，要我通知你來開會。”

　　我起床，準備紙和筆，驅車趕到人民大會堂西側南門口。奇怪而令人不解的是，這次等待中央首長接見，與過去哪次都不同。我到大會堂參加中央首長接見和開會次數已記不清，早就習以為常。過去是直接進大會堂會議廳見中央首長，可是這次我們隻允許進到過道門裏等著，似乎有一種受冷落的感覺。

　　等了大約二十分鍾左右，謝富治副總理出來問：“都來了嗎？”

　　我們說蒯大富還沒來，謝富治對我們說：“不等了，進去吧。”

　　我們跟在謝富總理後麵向裏走，謝富治突然停住腳步，看看我問道：“身上有小刀沒有？”

　　我們也站住了，我說：“沒有。”

　　謝富治彎下身子，用手把我卷起來的褲子抹下來。謝富治又站起身說：“快進去，毛主席在裏麵等你們好一會了。”

　　謝富治這句意想不到的話，所表達的內容跟他剛才平淡的表情跨度太大。我覺得好像一下飛騰到雲霧之中，頓時有迷離為夢的感覺，簡直不敢相信，也來不及想什麽。

　　（33）

　　我們快步跟著謝富治往裏邊一個門走去，後來才知道這是人民大會堂的湖南廳。走到門口，就看到毛主席和身後陪同的中央領導已經在門口迎我們。我們三步並著兩步走上前去，毛主席也往前走動一下，我們非常激動地跟毛主席握手，嘴裏說：“毛主席，您好！”

　　毛主席說：“都是一些年輕人。”

　　我們又依次跟其他中央領導人一一握手。然後，毛主席要大家坐下。陪同毛主席接見我們的有：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彪元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文革小組顧問康生、毛主席夫人江青、林彪夫人葉群、文革小組成員姚文元、公安部長謝富治、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等。在我們坐定以後，大會堂女服務員給大家分別倒了茶水。

　　我趕緊拿出鋼筆和紙，一邊聽一邊作記錄。我看著毛主席，他麵色健康，大概因為經常遊泳的緣故，臉上皮膚映著紅褐色的光澤，微黑，如同古柏，顯出超人的神聖。

　　毛主席說：“文化革命搞了兩年，一是鬥，二是批，三是改。你們現在是一不鬥，二不批，三不改，就是搞武鬥。現在是工人不高興，農民不高興，居民不高興，部隊不高興，多數學校學生也不高興，就連擁護你們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興。你們脫離了工人，脫離了農民，脫離了部隊，脫離了居民，脫離了學生的大多數，社會上說你們壞話的越來越多。”

　　……

　　毛主席說：“還是要文鬥，不要武鬥，把武鬥工事統統去掉，什麽熱武器、冷武器，要刀槍入庫。你們這五員大將，包括蒯大富，我們都是保護你們的。現在有點無政府，世界上‘無政府’是跟‘有政府’相對的。世界上隻要有政府，無政府就不會消滅，就是過去說的奴隸主義、馴服工具的走向反麵，這是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懲罰。”

　　……

　　在毛主席和我們談話的過程中，我心裏在想一個有關中國前途的大問題，我想問毛主席，可又不敢開口，幾個小時過去了，我想今天不問，今後要後悔的。於是我鼓足勇氣問道：“毛主席，我想請教您一個問題。再過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國出現了分裂，你也說自己是毛澤東思想，他也說自己是毛澤東思想，出現了割據混戰的局麵，那我們怎麽辦？”

　　我的話音一落，我看在座的人神情都變得很嚴肅。我問這種問題，是大家都想不到的，大家都很緊張，很嚴肅。

　　毛主席說：“這個問題問得好，韓愛晶你還小，不過你問我，我可以告訴你，出了也沒啥大事嘛。一百多年來，中國清末民初二十年，跟蔣介石不也是打了幾十年嘛，中國黨內出了陳獨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張國燾，什麽高崗、劉少奇多了，有了這些輕驗，比馬克思還好。”

　　林彪說：“有毛澤東思想。”

　　（34）

　　毛主席說：“有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比沒文化大革命好。你們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產者在一起，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的都消滅，全國人民是滅不掉的，不能把中國人民都滅掉，隻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脫離工人、農民、戰士，脫離生產者，脫離實際，對修正主義警惕性不夠，不修也得修。”

　　毛主席說：“黨犯錯誤，黨還是有的，還是要革命的。我們這個黨是偉大的黨，光榮的黨，不要因為出了劉少奇、王明、張國燾，我們黨就不偉大了。韓愛晶你問起我，我答複你了，不要以為我們這些人有什麽了不起。不要以為有我們這些人在就行，沒有了我們這些人，天就會掉下來了。”

　　姚文元對我說：“韓愛晶，你是個悲觀主義者，對共產主義沒有信心。”

　　我反駁姚文元說：“我相信共產主義一定會勝利，如果我對共產主義沒有信心，我就不會獻身共產主義事業，可是我認為，曆史的發展是波浪式的，不可能是條直線，難道中國革命，由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到共產主義，就是一條直線走向勝利嗎？不會出現反複嗎？”

　　毛主席說：“韓愛晶這個人好啊！他的性格很像我年輕的時候，認為自己是對的，就要堅持。”

　　……

　　毛主席站了起來，大家也都站起來。我們圍到毛主席身邊，一一跟毛主席握手告別。

　　我拉著毛主席的手說：“主席，我一定為您的革命路線奮鬥終生！”

　　蒯大富握著主席的手說：“主席，謝謝您！祝您萬壽無疆！”

　　一個女工作人員，表情異常平靜，她扶著毛主席胳膊，向客廳裏走幾步，掀起一個黑色的布簾，走過去，布簾放下，留下林彪、周總理、中央領導和我們五個。那個神秘的黑色門簾，那個女工作人員毫無表情的平靜，與我自己無比激動的心態，同時深深留在我的記憶中，永遠不能忘懷。

　　我們又分別跟林彪、周總理、江青、中央領導握手告別。

　　沒想到，在我們和其他中央領導握手告別的時候，那個黑色的布簾又掀開了，毛主席又回來了。

　　我們又趕緊迎上去，毛主席走過來說：“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們又反過來‘整’蒯大富，所以又回來了。”

　　毛主席對在場的中央領導說：“不要又反過來‘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們。”

　　毛主席說了一會兒，我們又跟毛主席握手，依依不舍地看看那個女工作人員，又掀起那個黑色布簾，扶著毛主席走了。毛主席走了，真的走了。

　　（35）

　　蒯大富對毛澤東這次接見回憶說：我進門一看，一屋子的人，韓愛晶就在右手邊，他說：“老蒯，主席在呢!”

　　我這時就看見主席了。平常主席接見我，也就是老遠打個招呼，再就是握握手，就沒有其它的了。這一次是空前絕後，毛澤東看見我就站起來了，我一頭撲到毛澤東懷裏，嚎啕大哭，是那種男人發自肺腑的哭聲。

　　毛澤東也哭了，嘩嘩直流眼淚啊。江青也哭了，在場的好多人都被這種氣氛感染了。

　　然後，我就開始匯報情況，那真正是告禦狀。我說：“主席，今天早上，肯定是‘楊、餘、傅’黑手幹的，派了十萬工人把我們清華完全包圍起來了，把我們的人抓走了好多。”

　　主席就把雙手平伸出來，上下翻了一下，說：“你要抓黑手啊，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的。”

　　當時我見毛澤東，就像孫子見爺爺似的，有那麽一種感覺，所以我根本不發怵。我說：“主席，那不可能！您平時製止武鬥的時候，就是把雙方隔開，不抓人，不打人。可他們進學校就分割包圍，就抓人，就打人。”

　　當時主席衝著謝富治、溫玉成就喊：“唉，誰叫你們抓人啦？誰叫你們打人啊？誰被抓走了？”

　　我說：“鮑長康就被抓走了。”

　　主席說：“統統放了，一個都不能留，把鮑長康直接放到人民大會堂門口來，讓蒯大富看見。”

　　謝富治趕快站起來，到旁邊去打電話。當會議結束後，鮑長康就在門口了，衣服上全是血，挨打時鼻子打破了，流了很多血，好在沒什麽大傷。

　　我以後知道，這次談話的主要內容是批評我，主席說：“你們是頭腦膨脹，全身浮腫，一不鬥，二不批，三不改，鬥就是搞武鬥。搞得北京市工人不高興，農民不高興，居民不高興。武鬥不能再搞了！”

　　毛澤東離開會場之後，很快又返回來，對在座的中央領導說：“我不放心，你們不能再整蒯大富啊！”要是沒有毛澤東死保啊，我當時可能就完了。

　　我後來覺得，毛澤東是想在1968年夏天結束文化革命了，尤其要讓學生退出曆史舞台了。然而，我們不自覺，還想賴在舞台上，於是就發生了這樣的事。毛澤東這次講話以後，一周之內，形勢就有很大的變化。這個講話基本上宣告紅衛兵運動完全結束了。

　　（36）

　　蒯大富回憶說毛澤東哭了，嘩嘩直流眼淚，這次毛澤東真的是傷心至極了。蒯大富是毛澤東期待最大的革命小將，恰好是兩年前的1966年7月29日，毛澤東親自點名被劉少奇打成反革命的蒯大富，到人民大會堂來參加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那次大會是劉少奇最後一次出席群眾大會並講話，劉少奇對眾人說：“至於怎樣進行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曉得。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其他許多同誌也不曉得。”

　　據參加這次大會的原文革小組成員穆欣回憶說：“在劉少奇話音未消，還未來得及拿起放在桌上的講稿走開的時候，毛澤東突然從後台走出來。毛澤東疾步行走帶的風，把劉少奇的講稿扇到地毯上。劉少奇正彎腰去撿拾，毛澤東已到了舞台的前沿向眾人招手，全場響起震耳的歡呼聲。這種情景，給人們留下永遠難忘的印象。”

　　兩年前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是何等的意氣風發，神采軒昂；可是兩年後的今天，毛澤東卻在人民大會堂傷心地眼淚直流。這似乎是應了當時劉少奇的話“怎樣進行文化大革命，你們不清楚，我也不曉得，中央其他同誌也不曉得。”現在就是毛澤東本人，也不曉得了。

　　毛澤東從1927年上井岡山開始，曆經各種艱難曲折，遭受各種失敗挫折，但每次毛澤東在遇到挫折後，總能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都能化險為夷。可是這次，毛澤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因為他無法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

　　毛澤東敢於跟自己的老戰友們決裂，敢於發動全國全麵奪權的踢開黨委鬧革命，毛澤東就把勝利的希望寄托在群眾身上，寄托在紅衛兵小將和造反派身上，毛澤東相信群眾是真正的英雄。可是這次，毛澤東寄予無限期待的紅衛兵和造反派，卻讓毛澤東徹底失望了。

　　紅衛兵和造反派為了一點個人或派性的恩怨，雙方就大打出手。雖說武鬥的規模越搞越大，但武鬥目的卻越來越低級，越來越不是為了主義和信仰去鬥爭，而單純是為了個人或派性的恩怨和利益去鬥爭。造反派的這種出於派性恩怨利益的武鬥，已經失去了群眾的支持，群眾對他們越來越反感。

　　造反派失去人心，就是毛澤東的失去人心；造反派的失敗，也就是毛澤東的失敗。對此，毛澤東怎能不傷心呢？在1968年5月，毛澤東發起了最後一次挽救造反派的運動，這就是“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簡稱“清隊”。

　　（37）

　　毛澤東對群眾組織大規模武鬥的原因，總想不通。1967年9月21日，毛澤東在河南視察時說：“一個工廠都是工人階級，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為什麽分裂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呢？我就想不通。這一定是有人操縱。第一是走資派的操縱，第二是地、富、反、壞、右搞鬼，第三是小集團主義思潮影響。”

　　毛澤東認為人民群眾總是好的，群眾組織之所以出現的大規模武鬥，一定是受到了壞人的操縱和挑撥。那麽壞人是誰呢？第一個嫌疑人是走資派；第二個嫌疑人是舊社會殘餘的地、富、反、壞、右；第三個嫌疑人是群眾頭腦中的小集團主義思潮。

　　到1967年12月，毛澤東逐漸把煽動群眾組織大規模武鬥的嫌疑人，集中在“地、富、反、壞、右”身上。在12月18日會見阿中友好協會代表團時，毛澤東談話說：“有些事情，我們事先也沒有想到。每個機關、每個地方都分成了兩派，搞大規模武鬥，以前從來沒有想到過。這絕不是偶然的事，而是尖銳的階級鬥爭。解放後遺留下來的國民黨、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國民黨特務、反革命，他們這些人就是武鬥的幕後指揮。”

　　基於這樣的認識，《人民日報》在1968年4月10日的社論中，發表了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的新看法。毛澤東說：“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

　　毛澤東把“文化大革命”說成是“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認為文革之所以陷入武鬥的泥潭，是因為解放後遺留下來的國民黨特務，以及地主、富農等被剝奪財產，仇視社會主義的壞人，在背後煽動搗鬼，所以說“文化大革命是與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

　　1968年5月25日，中央發出《關於清理階級隊伍幾個問題的通知》，此後，就在全國掀起一場大規模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清隊”的對象，主要是清查解放前有曆史問題的人，特別是清查國民黨特務。

　　毛澤東說：“過去我們留下了一些表現比較好的國民黨人，這是我們的政策。我們沒有教授，沒有教師，沒有藝術家，也沒有會講外國話的，隻好收羅國民黨的一些人。這些人當中，有一些是國民黨有計劃地隱藏在我們的工廠、政府機關和軍隊裏。當然不是所有教授、教師、技術人員一個也不好，不是這樣。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們，加以清理，好的繼續留下來做工作，壞的踢開。”

　　（38）

　　這次“清隊”運動的高潮，是康生指控中共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民是國民黨特務，並指控雲南有一個“國民黨雲南特務組”，聲稱雲南地區發生的大規模武鬥，就是趙健民一夥“國民黨雲南特務組”煽動起來的。為此，趙健民被逮捕，數萬人被牽連。

　　毛澤東本想通過“清隊”運動，把煽動挑撥群眾武鬥背後的壞人揪出來，這樣一來，群眾組織的武鬥就會結束。可是事實又打破了毛澤東的期待，搞“清隊”運動對停止武鬥毫無幫助。相反，“清隊”運動卻走上了擴大化的老路，據說全國一下子揪出來幾十萬名國民黨特務。

　　揪出這麽多國民黨特務，毛澤東本人也不相信了，他不得不對這場運動潑冷水和刹車了。毛澤東說：“自從我說了‘文化大革命’是國共兩黨戰爭的繼續後，抓了一批國民黨壞人。抓壞人還是要搞，但是要有條件。搞逼供信，抓一個人來審，這時一般的心理狀態，就是希望他供出來的越多越好。於是拚命地逼，他就會供，供了你就會相信，又會要許多人這樣去供。我們還是應該重證據，重旁證，不要重口供。”

　　毛澤東又說：“投降過國民黨的人就永遠忠於國民黨，投降過共產黨的人就永遠忠於共產黨，這個規律我就不信。有些人被敵人抓住了，放出來了，登報了，但不一定永遠依靠敵人。他還參加了長征，參加了抗日嘛。我們黨的曆史上是有經驗教訓的，江西打AB團，福建抓社會民主黨，鄂豫皖抓改組派，說明當時我們是不成熟的。後來我們在延安就規定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捉。”

　　在毛澤東的刹車下，“清隊”在幾個月之後就停了下來，但已經製造出不少冤案，不少人受到迫害。

　　“清隊”運動是毛澤東挽救造反派的最後努力，“清隊”運動無效後，毛澤東不得不把紅衛兵和造反派，徹底推下曆史的舞台。1966年，毛澤東親自接見1100萬紅衛兵，是毛澤東把這些紅衛兵小將親手推上曆史的舞台，在中國掀起一場翻天動地的大運動；可是兩年後的1968年，毛澤東又要親手把紅衛兵小將們推下曆史舞台，這個悲劇性已經超出了諸葛亮的揮淚斬馬謖，又怎能不讓毛澤東落淚呢。

　　要知道，紅衛兵和造反派可是毛澤東搞文革的本錢呀。現在毛澤東親手拿掉這些紅衛兵和造反派，那他的文革又靠誰來搞呢？又怎麽搞下去呢？

　　（39）

　　毛澤東曾經在1966年10月國慶節的天安門城樓上，對文革小組成員發誓說：“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到底！要槍斃，我和你們一起槍斃！”

　　兩年後的1968年，毛澤東解散紅衛兵和造反派組織的時候，文化大革命搞到底了嗎？顯然沒有搞到底。是什麽阻礙毛澤東把文革搞到底呢？

　　毛澤東在1966年的天安門城樓上，之所以說這樣悲壯的話，是因為他當時把黨內的反對勢力想象得十分強大。可是事實上，黨內的反對勢力並沒有毛澤東想象的那麽強大，他們的抵抗都是有限的。阻礙毛澤東把文革搞到底的決定因素，並不是黨內的反對力量過於強大，而是紅衛兵和造反派組織這些文革主力軍出了問題，就是紅衛兵和造反派組織失去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越來越不得人心。

　　1968年8月8日，也就是毛澤東接見北京造反派“五大領袖”的10天之後，毛澤東對中央文革小組說：“所謂‘五大領袖’，群眾不信任他，工人、農民、士兵不信任他，學生不信任他，本派的大部分人也不信任他，隻有幾百人勉強控製，這怎麽行呢？學生為人民沒作什麽好事，怎麽能取得群眾的信任呀？

　　前麵提到，聶元梓回憶說：她和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去北京大學製止武鬥，過來幾個人，二話不說動手就打，北京衛戍區副司令頭上打出一個包，聶元梓被匕首紮傷。

　　什麽樣的人會對兩個赤手空拳的人見麵就打？按照常識，肯定是流氓團夥、黑社會組織這些不知文明、專用暴力的人。現在，紅衛兵造反派的文明程度，居然墮落到與流氓團夥一樣，他們又怎麽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呢？清華大學的紅衛兵造反派就更厲害了，居然向手無寸鐵的人開槍，扔手榴彈，這簡直就是土匪團夥幹的事情。

　　紅衛兵和造反派是毛澤東搞文革的本錢，毛澤東想盡各種方法，試圖把紅衛兵和造反派從墮落的道路上挽救回來。可是現在紅衛兵造反派墮落到了土匪的地步，無法再挽救了，毛澤東隻得揮淚斬馬謖，親手解散紅衛兵和造反派組織，把他們趕下曆史舞台。

　　毛澤東曾對年輕的紅衛兵小將給予無限的期望，說：“你們好像早上八、九點鍾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毛澤東之所以對年輕的紅衛兵小將給予這麽大的希望，第一個原因是年輕人敢想敢幹，敢於造反；第二原因更重要，就是毛澤東認為年輕的一代，比他們老的一代人思想覺悟更高。

　　（40）

　　毛澤東等老幹部這一代人，學生時代根本沒有接受過共產主義思想教育，接受的都是剝削階級思想的教育。毛澤東談到他年輕的時候說：“我自己也不高明，讀了哪個就信哪個，包括在中學讀了半年資本主義。至於馬克思主義，一竅不通。不知道世界上還有馬克思，隻知道拿破侖、華盛頓。”

　　而解放後的年輕人，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從小就接受馬克思主義教育，學雷鋒，培養共產主義覺悟。毛澤東認為，這些年輕人沒有受到過剝削階級思想的汙染，比較單純，共產主義覺悟更高。這一代新人，正是毛澤東親手培養出來的共產主義接班人。

　　因此，毛澤東對他們給予無比的希望，認為由這些共產主義新人組成的紅衛兵組織，共產主義思想覺悟要大大高於他們當年上井岡山的水平，一定會很好地完成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任務。可是事與願違，毛澤東培養出來的這一代共產主義新人，思想覺悟居然還不如井岡山的老一代。

　　有人說：“文革把中國人的思想道德搞壞了。”嚴格地講，這句話並不正確。中國人的思想變化，主要是發生在文革之前，是新中國的共產主義教育，使中國人的思想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馬克思說：實現共產主義，就必須與舊思想和舊傳統徹底決裂。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之一。因此新中國成立之後，中國就開始引進蘇聯式的教育體製，向學生灌輸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而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是純粹的舶來品，與中國的傳統思想格格不入，所以中國傳統儒家的“忠孝禮義”那一套思想道德，就不得不拋棄了。

　　“道德”這個東西的核心，就是對“自私自利”的克製。不管古今中外，所謂道德高尚的人，都是能控製私欲的人，這是全世界通用和公認的。世界上沒有一種文化是歌頌“自私自利”的，就是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也是反對“自私自利”的。比如說儒家的核心思想“克己複禮”，意思是“克己則私心去，自能複禮。”翻譯成現在漢語就是：隻有克服和遏製自己的私心雜念，才能恢複到周朝時代的良好社會道德風氣。

　　新中國的共產主義思想教育，更是號召人們“大公無私”，把自己的一切奉獻給共產主義事業。可是新中國的共產主義思想教育，從體製到方法都有較大的問題，使得共產主義思想教育隻是流於形式，而並沒有真正培養起“大公無私”的共產主義思想。這樣一來，就產生了一個極為嚴重的問題。

　　中國古代有一個寓言“邯鄲學步”，說古代有一個人，看到趙國都城邯鄲的人，走路的姿勢很美，於是就學邯鄲人的走路方式，結果邯鄲人的走路方式沒有學會，反而把自己過去的走路方法忘了，最後隻好爬著回去。用“邯鄲學步”的寓言來形容新中國的共產主義思想教育，還是有一定道理的。

　　（41）

　　新中國培養出來的年輕人，新的共產主義道德沒有培養起來，而舊的傳統儒家道德也忘掉了，結果就造成道德的嚴重缺失。因此，新中國共產主義思想教育出來的紅衛兵小將，他們的“自私自利”心態，甚至比舊中國儒家思想教育出來的毛澤東那一代人還要嚴重。

　　毛澤東曾說：“我的父親的哲學是兩句話：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我母親不讚成。我父親不得人心，我母親得人心。父親死的時候沒人送葬，母親死時有二、三百人送葬。”可見在舊中國，還是有一些像毛澤東母親那樣私心比較少的人，而到了新中國，私心重的人反而更多了。

　　紅衛兵和造反派組織的武鬥不止，就是私心太重的表現。大家出於私心，都要爭當“核心”，結果大打出手。毛澤東說：“以我為‘核心’是最蠢的，‘核心’是在鬥爭中實踐中群眾公認的，不是自封的。”紅衛兵和造反派組織的派性武鬥，其實與北洋軍閥時代的軍閥混戰，性質是一樣的。北洋軍閥就是因為私心太重，大家都想爭當國家領導人，結果就成了混戰一場的“春秋無義戰”。

　　在中共內部，也一直存在著鬥爭。在紅軍時代，毛澤東與朱德、周恩來、陳毅等人都發生過鬥爭，但大家一邊鬥爭，一邊還是以大局為重，相互克製忍讓，個人服從大局，不讓鬥爭發展成“武鬥”。如果中共在井岡山時代就出現內部武鬥，那麽根本用不著蔣介石去圍剿，自己就把自己打垮了。

　　毛澤東這一批在剝削階級思想下成長起來的人，還能做到顧全大局，克己複禮。毛澤東萬萬沒有想到，紅衛兵這一批在共產主義思想教育下成長起來的人，思想覺悟居然比他們在井岡山時期的覺悟還要低。簡直可以說：“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卻是跳蚤。”

　　在清華大學武鬥之後，毛澤東也覺得紅衛兵不行了，他說：“靠學生解決問題是不行的。學生一不掌握工業，二不掌握農業，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們隻有鬧一鬧。”現在這批紅衛兵大鬧之後，已經鬧得心“野”了，再讓他們安心下來讀書是不可能的了。而且，這批心“野”了的紅衛兵，繼續留在大城市裏，就等於留下一批鬧事的火種，所以必須把這批紅衛兵“送出”大城市，才能把局勢徹底穩定下來。可是“請神容易送神難”，要想把這批紅衛兵“送出”大城市，也得有一個方法，於是毛澤東就發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當然，毛澤東讓知識青年，也就是紅衛兵們“上山下鄉”，也有思想上的考慮。因為毛澤東從文革中發現這批知識青年的私心太重，有必要讓他們到農村去接受一下再教育。於是毛澤東在1968年12月22日發出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