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四三（崇新嶽 百思峰 ）

第十九節   造反派降溫期

　　（1）

　　這次的外交部奪權，周恩來靠好運氣險勝毛澤東，讓毛澤東不得不感歎“人算不如天算”。1967年9月，毛澤東從南方回到北京，在外交部工作的毛澤東表侄孫女王海容，向毛澤東匯報外交部奪權的情況。當王海容說到王力的“八七講話”時，毛澤東感歎一聲，有感而發：“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此後，毛澤東再無心聽王海容的匯報，對她說：“你回去吧，我要休息了。”

　　這兩句唐朝詩人羅隱感慨諸葛亮命運的詩，含義是：“運氣來的時候，天地都來幫你；運氣走了，就是英雄也無能為力。”反映了毛澤東此時的心情，感歎周恩來靠好運氣贏了自己。自己雖是英雄，卻也無可奈何。

　　不少人誤以為毛澤東吟這兩句詩是對王力的，因為這兩句詩是在王海容談到王力問題時，毛澤東隨勢而發。其實不然，這兩句詩是毛澤東感歎自己的。第一，在毛澤東眼裏，王力根本談不上什麽“英雄”；第二，王力倒台，也不是因為天地運氣不幫忙。

　　“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暴露出造反派已經在“左”的道路上走得太遠了，成了“極左派”。如果“極左派”繼續發展下去的話，中國將很可能爆發內戰或外戰，這已經是毫無疑問的。毛澤東稱自己是“左派”，而周恩來等一大批老幹部是“右派”。毛澤東原來計劃中的文革，本來是一場“左派”與“右派”的鬥爭，可是事情的發展出乎毛澤東的預料。這時毛澤東驚訝地發現，他的文革，又出現一個新的敵人，這就是“極左派”。

　　“右派”是要把文革之火熄滅，而“極左派”是文革之火把一切都燒光。毛澤東的“左派”，現在處於被“右派”和“極左派”兩麵夾攻的尷尬境地，自己對“右派”和“極左派”同時出擊是不可能的，當前“極左派”成為最大的威脅，所以毛澤東不得不與周恩來的“右派”暫時停戰，共同對付“極左派”這個新的敵人。

　　為什麽會出現“極左派”呢？毛澤東認為，在群眾運動的初期，總會出現因群眾的革命熱情過於高漲，從而產生過激或過分的行動。毛澤東在早年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說：“農村中須有一個大的革命熱潮，才能鼓動成千成萬的群眾，形成一個大的力量。那些所謂“過分”的舉動，都是農民在大的革命熱潮鼓動出來的力量所造成的。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

　　（2）

　　毛澤東的鬥爭思想是：革命應該分三個階段：發動階段，攻堅階段，收尾階段。在革命的“發動階段”，不能壓製極左的過分行動，否則無法形成大的革命力量，革命大火也燃燒不起來。

　　一旦革命過了這個“發動階段”，革命大火已經點燃起來，進入“攻堅階段”之後，那些極左的過激行動就變得有害無益了，就要開始對過激行動限製和製止。否則，極左過激行動長期蔓延下去，反過來會破壞革命。

　　革命通過了“攻堅階段”，取得基本勝利之後，還有“收尾階段”的考驗。“收尾階段”主要是革命成果的分配問題，勝利成果分配不均或分配不合理，就會產生內訌，使革命功虧一簣。明末李自成農民起義就是這樣，後來毛澤東在中共“九大”上，也為了分配勝利成果大傷腦筋，最後又因此引發林彪事件。這些是後話了。

　　毛澤東談到井岡山鬥爭經驗時說：“我們開始創建井岡山根據地的時候，政策也很左。‘殺！殺！殺！殺盡一切反動派，燒！燒！燒！燒盡一切反動派的屋。’縱橫十裏全燒光，說要把小資產階級燒成無產階級。我自己就親手燒過一家地主的房子，以為農民會鼓掌讚成，但農民並未鼓掌，反而低頭而散。沒有經驗，就會犯錯誤，碰釘子，碰得頭破血流。”

　　當時中共的政策是左傾冒險主義路線，有一個政策叫做“把小資產階級變成無產階級，然後強迫他們革命”。怎麽把小資產階級變成無產階級呢？就是燒掉他們的家財房屋，使他們被迫成為無產階級。當時，湖南省委特派員周魯去井岡山，指責毛澤東：“行動太右，燒殺太少”，並撤銷毛澤東前委書記職位。毛澤東自己回憶說：“1928年3月上旬，湖南省委派周魯到龍市，他是個書呆子，說這裏燒殺不厲害，傳達了中央文件，撤銷了我的前委和前委書記。”

　　毛澤東自己的經驗是：革命“發動階段”產生出來的過激行動，隻有靠群眾自己在鬥爭中不斷總結經驗教訓，自己拋棄過激和極左的行動。毛澤東他們在井岡山的經驗就是這樣，他們在鬥爭中，碰了釘子，碰得頭破血流，這才逐漸明白極左的過激行動是有害的，從而自覺地改正了極左的錯誤，走上正確發展的道路。

　　（3）

　　毛澤東在文革之初，也對造反派的過激行動采取“不壓製”的策略，希望造反派與他們當年在井岡山幹革命的時候一樣，通過犯錯誤，碰釘子，逐漸意識到極左過激行動的危害性，自覺改正極左錯誤。然而，造反派卻沒有像毛澤東期待的那樣，自覺改正極左錯誤，反而愈演愈烈，發展到燒外國使館的地步。這就使毛澤東感到不得不對群眾造反的“極左行動”進行降溫了，特別是要打擊和取締那些“極左派”。

　　毛澤東打擊“極左派”的第一個行動，是打倒“王、關、戚”三人。王力、關鋒和戚本禹是中央文革小組中“極左”傾向比較嚴重的人，縱觀他們的講話和行動，明顯比陳伯達、張春橋這些人“左”得多。張春橋在上海並沒有搞極左，這是上海經驗成功的重要因素。因此，毛澤東用打倒“王、關、戚”三人，作為搞極左的“下場”，用殺一儆百的方式讓人們看到，極左是要犯大錯誤，栽大跟頭的。在當時的“極左”氣氛下，毛澤東要是從輕處理“王、關、戚”，根本起不到“殺一儆百”的作用。

　　毛澤東打擊“極左派”的第二個行動，是取消不久前他發出的“給左派發槍”指示，發出一個相反的禁槍令。這點我們在前麵也提到過。

　　毛澤東打擊“極左派”的第三個行動，是巡視各地，給各地的過激造反行動降溫。毛澤東於9月16日從上海出發，分別巡視了杭州、南昌、長沙、武漢、鄭州等地，於9月23日返回北京。這次外巡中，毛澤東每到一處就與當地的領導人談話，這些講話的主要內容登在《人民日報》上，細節登在《紅衛兵小報》上，敲響極左派的警鍾。

　　一路上，毛澤東強調了幾點：

　　一、提醒紅衛兵不要犯極左錯誤。毛澤東說：“現在是革命小將有可能犯錯誤的時候了，我們要防止壞人用“極左”的口號，搞得我們犯錯誤。現在紅衛兵都當權了，他們還很年輕，容易犯錯誤，他們犯錯誤像列寧說的“上帝還是會原諒的”，我們犯錯誤就不行了。要用自己犯錯誤的經驗，告訴他們犯了錯誤怎麽辦。對紅衛兵要進行教育，加強學習。”

　　二、不要提過激的口號和要求。毛澤東說：“你們提口號要留有餘地，動不動就發勒令，否則就采取革命行動。發通牒幹什麽？他們不照辦怎麽辦？你們自己毫無餘地。”

　　(4)

　　三、不要私心太重，爭當造反派組織的核心領導。毛澤東說：“有的群眾組織頭頭私心雜念重，爭核心、爭名位、名次。勸他們不要爭了，核心有啥好爭的？核心是在鬥爭中實踐中群眾公認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為核心”是最蠢的。中國曆次革命，以我經曆看來，真正有希望的人，是想問題的人，而不是出風頭的人。現在大吵大鬧的人，一定會成為曆史上曇花一現的人物。”

　　四、要團結大多數。毛澤東說：“打擊麵要縮小，教育麵要擴大。古田會議前，教條主義者還整我，以後又排斥我，說：‘山上沒有馬列主義’。朱德、李德(一個洋人)不聽意見，打了敗仗，後來才長征。在遵義會議上，洋人投了我一票，我才達到四比三。所以，核心不能自封。張國燾兩次南下，徐向前在這個問題上是好的。許世友是個和尚，但是一員戰將，他也要打倒？看一個人，要全麵的看，曆史的看，又要比較的看。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懷疑一切，打倒一切，不好。這對革命事業，對黨不利。”

　　五、不要搞派性，不要武鬥。毛澤東說：“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利害衝突，為什麽要分兩大派呢？工人階級分為兩大派，我就想不通。我們過去內部也鬥，但不搞噴氣式。主要是朱德和陳毅，造我和林彪的反。以後我們還是團結起來了，合作得比較好。要用文鬥，不要武鬥，不要侮辱。上海張春僑、姚文元同誌一直抓工人工作，那裏沒發生搶槍，大批判專欄辦得最好，我們要學習。”

　　毛澤東打擊“極左派”的第四個行動，是借助周恩來派係打擊極左派。周恩來派係也反對極左派，這點與毛澤東是一致的。借助周恩來派係打擊極左派，有兩大好處：

　　一、毛澤東反“極左”，有悖於他的“造反有理”精神。如果毛澤東親自出麵反“極左”，就會讓所有的造反派，也對自己懷疑甚至失望；而讓周恩來去反“極左派”，造反派就不會對毛澤東產生懷疑或失望。

　　二、毛澤東派係的人，有一個特點，就是擅長搞鬥爭，而不擅長搞穩定。毛澤東派係的康生、江青等主要幹將，都是長於鬥爭，而短於穩定局勢。如果讓江青、康生這些人去反“極左”，就會將鬥爭激化，不僅局勢得不到穩定，甚至有可能惡化。毛澤東不能把鬥爭激化，所以讓周恩來去反“極左派”，周恩來會把局勢穩定下來。

　　於是，周恩來得到毛澤東的授命，打擊極左派，穩定天下大亂的局勢。此後，文革進入一個降溫的時期。

　　（5）

　　從1967年9月開始，周恩來接手扭轉天下大亂的重任，他一方麵要給造反降溫，另一方麵要打擊極左。周恩來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對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的善後。在北京發生“火燒英國代辦處”之後，在英國倫敦的中國駐英代辦處，也受到英方的報複，幾名中國外交官也被打得頭破血流。所以必須盡快善後“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

　　周恩來麵臨的首要難題，是中央對“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的表態。這是一件頗難的事情，如果調子太軟，在當時群眾革命熱情極為高漲的時代，會被扣上“投降主義”的大帽子；如果調子太硬，就會讓問題進一步激化升溫。周恩來親自過問《人民日報》對“火燒英國代辦處”的報道，因為當時《人民日報》就是中央態度的晴雨表。

　　《人民日報》這樣報道：首都紅衛兵和革命群眾一萬多人昨晚湧到英國駐華代辦處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在門前舉行了聲討英帝反華罪行大會，並激於義憤，對英國駐華代辦處采取了強烈的行動。

　　在周恩來的過問下，《人民日報》巧妙地報道了這件事。第一、沒有提到“最後通牒”，隻是說群眾示威，這就暗示中國政府不承認這個“最後通牒”；第二、使用了“聲討英帝反華罪行大會”一詞，這樣的態度就不至於被罵為“投降主義”；第三、使用“強烈的行動”一詞描述火燒英國代辦處。“強烈”是中性詞，既沒有表示讚揚，也沒有表示批評。

　　據說當時周恩來私下對“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向英方表示了歉意，但沒有公開報道。後來中國在香港問題上主動降溫，進一步緩衝了中英關係。之後，中國外交部出資為英國代辦處修複了房屋，對毀壞的物品作了賠償，這件事總算是平息下來。

　　周恩來要做的第二件事，是香港問題的收場，因為香港問題是引發“火燒英國代辦處”的導火索。香港問題不收場，那麽就可能重新引發中英之間的外交衝突。周恩來知道，這次在香港問題上不能強硬，隻能妥協，因為國內局勢不穩，要盡快把可能引爆國內暴亂的香港問題解決掉。

　　周恩來解決香港問題的基調是全方位撤退和讓步，但周恩來要把這個明顯“投降主義”的政策貫徹下去，也非常不容易，首先香港的左派們就不同意。當港英當局拒絕北京發出的最後通牒之後，香港的左派們也非常氣憤，他們也要對港英當局采取報複措施，提出將進行更大規模罷工，組織漁船在香港海麵大規模示威，最厲害的報複措施就是搞炸彈襲擊。左派在香港街頭放置各種真假土製炸彈，旁邊壓紙條：“同胞勿近，專炸英國人”。但是這種炸彈襲擊，也讓百姓遭殃，引起居民對左派的反感和厭惡。

　　於是周恩來通過國務院香港辦公室，向香港左派總部的香港工會發出指示說“香港問題要轉彎，不要上街遊行，不要罷工，更不要搞炸彈襲擊。”但香港工會頭頭們頭腦很熱，表示難於接受香港辦公室的指示，把這個指示斥責為“投降主義”。於是周恩來把香港工會負責人招來北京，親自對他進行了五小時的思想教育，使其認識了錯誤，接受“轉彎”的指示。

　　（6）

　　香港工會的總頭頭思想通了之後，對於其他頭頭，周恩來也用請來北京的方法，暫扣兩個月，不讓他們回香港。周恩來這樣說：“之所以把你們扣在這裏兩個月，就是要你們把頭腦冷靜下來。我已經報毛主席林副主席批準，香港不搞上街遊行，不搞罷工，不搞真假炸彈，這些對人民有害，對港英當局無用。”

　　因為領導人被扣北京，香港左派群龍無首，香港形勢很快就降溫熄火了。據統計，這次香港暴動造成52人死亡，802人受傷，1936人被捕。暴動期間共發現8074個假炸彈，1167個真炸彈，造成經濟損失更是無法統計。

　　此次暴動，不少中共地下組織在事件中曝光，有些人被抓捕，有些人被遣返大陸，對中共在香港的勢力造成致命的打擊。香港左派暴力抗爭的手法失去民心，有不少之前屬於或是接近左派的人士，從此脫離左派組織，很多香港市民亦對左派懷有戒心。左派的聲勢一直到1990年代之後，才慢慢恢複過來。1997年香港回歸後，行政長官董建華頒發勳章授予當時左派負責策劃暴動的頭號人物楊光，被視為是對當年左派暴動的一種肯定。

　　不過1967年的這次香港暴動，也促使了港英當局進行社會改革。港英當局通過這次暴亂，察覺到有必要關心和改善人民生活，減少社會不公平現象，緩和人民與政府的對立情緒。港英當局在暴動結束後的1968年，進行首次地方行政改革，成立民政處，大大加強在教育、醫療、廉政、房屋等等方麵的福利措施，並修改勞工法，大幅加強對工人的保障。這樣看來，香港暴動也算是沒有白搞。

　　周恩來要做的第三件事，是外交部奪權的收場。周恩來第一個要解決的人，當然就是姚登山了。盡管姚登山也應該是周恩來最“恨”的人之一，但周恩來還是要保持他“寬容寬厚”的風度，在批評姚登山的同時，並沒有對姚登山嚴厲處理，以免別人說周恩來挾私報複，影響周恩來的聲譽。

　　9月18日，周恩來召開外交部幹部和外交部群眾組織的代表開會，周恩來在會上對姚登山說：“姚登山你在這裏，我要再講一遍：你在對外鬥爭時是英勇的，我對你的估價是足夠的，是我把你派出國的，你回國時我親自去機場接你，我又把你推薦給毛主席接見了，報上還登了照片，不料你卻昏昏然了。8月27日上午，我接見外交部‘聯絡站’的代表時，他們逼我到了那個情況，你坐在一邊，一句話也不吭。我的病發作，手都打哆嗦，我的醫生都看不慣了，要造你的反了，你一點階級感情都沒有。我對你是有階級感情的，許多同誌看見都非常氣憤。你就沒有感覺，處之泰然，奇怪！”

　　（7）

　　“姚登山你幹擾了外交部，而且到處作報告，個人主義膨脹了。你是司級幹部，你盡管對我說，你承認錯誤，要檢討，但你沒有認識錯誤。不過姚登山在國外抗暴還是有功的，還是堅強的。現在犯了錯誤，不要一棍子打死。要允許他檢查，允許他改正錯誤，允許他革命。有人說，主席接見姚登山的那部新聞紀錄片不能放了，我說電影還是照樣放嘛。姚登山還是要保的。”

　　雖然周恩來說“姚登山還要保”，但在後來的清查“五一六”運動中，姚登山還是被打成外交部的頭號“五一六”分子。1971年6月11日，外交部在北京工人體育場開萬人大會，會上宣布姚登山等人的十大罪狀，當場逮捕姚登山，之後姚登山被關進秦城監獄。

　　周恩來對外交部奪權的收場，第二個要解決的人是陳毅。因為外交部的很多造反派要打倒陳毅，如果周恩來現在一下子把陳毅說得一點兒錯誤也沒有，就不能讓人們心服。所以周恩來用半批評辦支持的態度對陳毅表態，讓人們覺得周恩來沒有偏袒陳毅。

　　周恩來批評陳毅說：“陳毅是有嚴重錯誤的，亞非會議上有嚴重錯誤，對阿爾及利亞問題有嚴重錯誤。陳毅隨劉少奇出訪，劉少奇是典型的“三降一滅”，陳毅也會有錯誤。一月份讓陳毅過了關，以後他又發那麽大脾氣，無怪小將抓住他不放，這個情緒是可以理解的。過去“二月逆流”是要批的，陳毅、譚震林還是要繼續批。”

　　然後周恩來的話語一轉：“但是毛主席說，陳毅同誌還是要‘一批二保’。外交部和另外的部就是不一樣，陳毅這個部長和別的部長就是不一樣，這是關係到國家威信和威望的問題，不是保他個人，不是保他的麵子。陳毅的大字報、大標語等不能上街，對陳毅一批二保，是最高指示！”

　　周恩來巧妙地用毛澤東的話來保陳毅，這樣就顯出他處理陳毅是公正的。之後，陳毅有一個月時間冷處理，沒有公開露麵，也沒有回到外交部。不過到10月以後，陳毅就重新公開露麵了。

　　周恩來除了對火燒英國領事館、香港問題、外交部奪權問題進行收場之外，最大的任務是批判走極端傾向的極左路線，穩定天下大亂的局勢。為此，以周恩來為主導發起一場“批極左、抓壞人”的運動，即所謂清查“五一六分子”運動。對此，毛澤東是大力支持的。毛澤東說：“所謂的‘左派’是些什麽人呢？就是火燒英國代辦處的那些人。他們今天要打倒總理，明天要打倒陳毅，後天要打倒葉劍英。外交部被那些‘左派’奪了權，有一個半月，權不在我們手裏，在那些所謂‘左派’的手裏。這些所謂的‘左派’，其實就是反革命。”

　　1967年8月27日，毛澤東在修改《評陶鑄的兩本書》時加的一段話：“請同誌們注意：現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們用貌似極左而實質極右的口號，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所謂‘五一六兵團’組織的組織者和操縱者，就是這樣一個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這個反動組織，不敢公開見人，幾個月來在北京藏於地下，他們的成員和領袖，大部分現在還不太清楚。他們隻在夜深人靜時派人出來貼傳單，寫標語。對這類人物，廣大群眾正在調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8）

　　所謂“五一六兵團”，就是反周恩來的群眾組織。毛澤東為支持這次“批極左、抓壞人”運動，特把“五一六兵團”作為典型，其寓意有兩個：

　　第一、是樹立周恩來的威信，把反周恩來的“五一六兵團”定性為反革命，實際上就是宣布：誰反對周恩來，誰就是反革命。

　　第二、在樹立周恩來威信的同時，也把周恩來推到火上“烤”。因為人們會認為，這場運動是周恩來為了“保自己”搞起來的。如果運動中出現冤案，或者出現擴大化，這個責任也會被算到周恩來頭上。

　　因此，周恩來也知道，清查“五一六分子”運動搞好了，可以提高自己的威信，搞不好，反而會降低自己的威信，所以周恩來要特別慎重。周恩來在談到“五一六”問題時說：“現在的確有極左思潮的幹擾。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展，如果僅僅是在青年中產生極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說服和糾正的，問題是有些壞人利用這個機會來操縱群眾運動，分裂群眾運動，這種人就是‘五一六’。

　　不要把一切問題都歸結於反對我周恩來。我歡迎給我貼大字報，不要因為有人給我貼大字報而抓起來，有人要抓，我親自幹預了這個事情。但‘五一六’不是反我一個人，反我一個人的錯誤可以，後來知道‘五一六’有黑後台，反康老、反江青同誌，甚至把矛頭指向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林副主席。‘五一六’拿反對我作幌子，收集我的材料，挑撥我和中央文革的關係，這就是‘五一六’的陰謀，這是不會得逞的。

　　‘五一六’的後台，現在還沒完全弄清楚，現在他們唯恐天下不亂。在這個問題上我要說幾點：第一、不擴大化，按主席思想，隻抓陷得很深的少數頭頭，如張建旗，以便孤立少數。青年人犯錯誤，允許改正錯誤。第二、各單位組織讓受蒙蔽的群眾自己抓，我們不要去抓。”

　　後來外交部在清查“五一六”時，清查出一千多個“五一六分子”。周恩來對此批示說：“外交部有那麽多‘五一六’？不要頭腦發昏”。外交部最後確定“五一六反革命分子”20人，另有100多人種處分。姚登山關進秦城監獄，其他人送到幹校監督勞動。

　　總而言之，周恩來對清查“五一六”是慎重的，但他對屬下單位能控製，對其他地方就難以控製了。後來的江蘇省革委會主任、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在江蘇就大清“五一六”。有人說許世友逮了幾萬人，也有人說有30萬人被他打成“五一六分子”，讓江蘇成為“五一六”的重災區。

　　（9）

　　文革進入降溫期之後，周恩來主持具體的收攤子工作，遏製極左思潮和行動，穩定局麵。而毛澤東則從“思想、政治、人事”三方麵思考路線方針的大問題，也就是文革走什麽路的問題。

　　思想上，毛澤東認為有必要總結一套文化大革命的理論，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點我們將在後麵著重說明。

   政治上，毛澤東一直對現有的政治體製十分不滿。建國時，中共基本上照搬蘇聯的政治體製。毛澤東認為正是這樣的政治體製，才讓蘇聯演變成修正主義。所以毛澤東要大膽創新政治體製，出現“三結合革命委員會”的政治體製、“工農兵大學生”的教育體製、“赤腳醫生”的醫療體製等蘇聯所沒有的新體製。關於這些我們也將在後麵具體論述。

   這裏先探討毛澤東對人事的思考。

　　毛澤東本來試圖依靠造反派，“踢開黨委鬧革命”，完全拋棄現有的黨員幹部，重建一套革命新人的人事體係。可是造反派卻讓毛澤東非常失望，沒有湧現出優秀和傑出的人才，根本無力取代現有的黨員幹部。於是毛澤東不得不重新調整他最初的人事戰略，因為造反派不堪用，所以毛澤東想出一個新辦法，就是放棄“踢開黨委鬧革命”，轉為“依靠黨委鬧革命”，作為他下一步文革的主要人事戰略。

　　不過毛澤東認為現在的“黨”不行，黨員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大多都是暮氣沉沉，不想革命的。所以毛澤東就想到改造黨，向黨內注入新人新鮮血液，把目前這個暮氣沉沉的黨，改造成一個朝氣蓬勃的新黨，這樣才能實現毛澤東的文革計劃和心願。

　　於是毛澤東就著手開始他“改造黨”的計劃，也就是“整黨”。這個計劃的第一步是召開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1967年10月，毛澤東表示要準備召開“九大”。1967年11月5日，毛澤東召集中央文革開會，講述他召開“九大”的思路。

　　毛澤東說：“今天還是談‘九大’和整黨問題。關於九大問題，第一批意見已經反映上來了，繼續征求意見。各地對整黨問題，有些什麽意見，也要繼續收集。‘九大’以後，根據新的黨綱和黨章，繼續重新整黨、建黨。文化大革命就是整黨、整團、整政府、整軍隊，黨、政、軍、民、學，都要整。”

　　毛澤東以前說“踢開黨委鬧革命”，現在毛澤東不踢黨委了，但是要整黨，說“文化大革命就是整黨”。這樣的指示以前是沒有的，這反映出毛澤東搞文革戰略方向的轉變。

　　毛澤東接著說：“我們的黨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貧農、紅衛兵中的積極分子要吸收到黨裏來。舊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個人通過肺部進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進新鮮氧氣，這就是吐故納新。一個黨也要吐故納新，不清除廢料，就沒朝氣。”

　　（10）

　　“黨員要那種朝氣勃勃的。死氣沉沉的、暮氣沉沉的，就不要加入這個黨。革命的黨死氣沉沉怎麽行？有些人二、三十歲，年歲不大，暮氣卻很大，到處住休養所，小病大養，無病也養。這次文化大革命，群眾一衝，病沒有了，坐噴氣式飛機，反而治好了他的病。現在到醫院去的很少了，起了很大的變化。”

　　毛澤東這裏闡明他的整黨思想：一、要吸收新血液，吸收工、農、紅衛兵中的積極分子；二、黨員要那種朝氣勃勃的，思想革命的；不要那種暮氣沉沉，思想保守的。

　　毛澤東又說：“青年人入團可困難啦，比入黨更困難。黨、團組織被一些人把持著，老黨員把持黨支部，老團員把持團支部。過去，一是‘聽話’，二是生產搞得好，有這兩個條件就可以入黨。‘聽話’要看聽什麽話，做馴服工具不行。組織紀律是有條件的，相對的，無條件不行。列寧在《左派幼稚病》裏就講了三個前提，如果你是革命的，政治路線正確，人家自然就會服從。”

　　這裏毛澤東指出：現在的新人入黨難，黨支部被老黨員把持住了，新人難進來。毛澤東又說：現在入黨的條件，一是聽話，二是生產搞得好。不聽話的人難入黨。毛澤東反對發展“聽話”的馴服工具黨員，提出要發展“敢想敢幹”的黨員。

　　毛澤東繼續說：“關於整黨，要恢複黨的組織生活，但不要恢複老樣子。有些黨員對文化大革命不積極，一聽說要恢複黨組織生活，他們又神氣起來了。什麽理由？無非要做馴服工具。有些黨員官大了，架子就大了，不講民主，不跟下級商量，自己說一通，喜歡訓人。陳老總就喜歡拿自己多少年的經驗，包括反對我的經驗，去訓人。”

　　毛澤東這裏轉變了他“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想法，重新承認黨的重要性，重新承認需要恢複黨的組織生活，但強調不要恢複到過去的老樣子。毛澤東又批評一些高官喜歡訓人，特別提出陳毅，這是提醒陳毅，不要以為火燒英國代辦處之後，“打倒陳毅”不再提起了，他就可以翹尾巴了。

　　毛澤東還說：“劉、鄧互相合作，‘八大’決議不經過大會主席團，也不征求我的意見就通過了。‘八大’決議剛通過，我就反對。鄧小平要批，請軍委準備一篇文章。我的意見還要把他同劉少奇區別一下，怎樣把劉、鄧拆開來。”

　　毛澤東這時已經想到把劉少奇和鄧小平分開，把鄧小平作為一個備用的棋子，留著備用。

　　毛澤東準備召開“九大”的講話傳出去以後，一石激起千層浪。因為每一次黨的代表大會，都是一次權力的重新分配，是一次勝利果實的重新分配，是一次“分蛋糕”的關鍵時刻，所以不少人就開始動“心思”，希望趁著這次“九大”的機會，分到更多的權力，爬上更高的位置。

　　經過文革以後，作為黨中央最高領導機構的政治局常委，已經有多人被打倒，有多人靠邊站，空出不少位置。一些有野心，想更上一層樓的人，就盯上了“政治局常委”的位置。有兩個人比較明顯，一個是江青，另一個是楊成武。他們兩人馬上開始做各種準備工作，為在“九大”進入政治局常委鋪路。

　　（11）

　　1967年以後，中央文革小組成為黨的最高實權機關；同樣，中央軍委辦事組也成為軍隊的最高實權機關。江青名義上是文革小組的副組長，但她是文革小組的實際領導人，而楊成武是軍委辦事組的組長。因此，江青和楊成武就成為僅次於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的第四號和第五號實權人物。這樣一來，江青和楊成武自然地認為，他們兩人是距離政治局常委距離最近的人。

　　中共中央成員的政治地位排行如下：第一、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二、中央政治局委員；第三、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第四、中央委員；第五、候補中央委員。

　　楊成武是中央軍委辦事組的組長，是軍隊中僅次於林彪實權最大的人，但當時楊成武在黨內的身份，連普通的中央委員也不是，隻是候補中央委員。楊成武要想從第五位的候補中央委員，一下子飛躍到第一位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按照常理是不可能的。

　　可是文革把一切都打亂了，也把一切所謂的“常理”都打破了，使過去不可能的事情，也變成可能了。因此楊成武就想到趁著現在天下大亂的機會，在“九大”上擠入中央政治局常委，錯過了這個機會，以後怕難有第二次機會。

　　當然，楊成武也明白，他要想連跳幾級，一下子跳進中央政治局常委，難度還是相當大的，必須要有人提攜才行。於是楊成武就想到了江青，希望江青在毛澤東麵前為自己多多美言，因此楊成武就在各方麵討好江青，盡力為江青辦事，希望以此換來江青在毛澤東麵前的美言。楊成武是極少數幾個人看過毛澤東1966年7月寫給江青的《滴水洞家信》，他意識到毛澤東對江青很重視，認為依靠江青不會有錯。

　　在打倒王力、關鋒、戚本禹之後，中央文革小組隻剩下陳伯達、江青、康生、張春橋和姚文元五個人。其中陳伯達和康生是政治局常委，而實際領導人江青，就連候補中央委員都不是，比楊成武的級別還要低。這樣，江青要想一下子連跳幾級飛進政治局常委，同樣有相當難度的。因此江青就想到，需要為自己進入政治局常委，進行一些輿論宣傳的鋪墊。

　　雖說江青把持著中央文革小組，但江青要讓文革小組宣傳自己，不免有“王婆賣瓜，自賣自誇”的嫌疑，所以江青就想找一個文革小組之外的機構來吹捧宣傳自己，為在“九大”上進入政治局常委做輿論宣傳。於是江青就想到楊成武，讓楊成武把持的軍委辦事組替自己搞宣傳。江青和楊成武兩個人相互幫助，楊成武幫江青搞“宣傳”，江青幫楊成武說“美言”，兩人建立起一種互惠互利的關係。

　　（12）

　　關於楊成武幫江青搞宣傳之事，原軍委辦事組的副組長吳法憲和組員邱會作，都有較為詳細的回憶，這裏摘錄如下。吳法憲回憶說：楊成武與江青的關係也很好，江青經常找楊成武辦一些事情。楊成武對江青也很尊重，江青叫他辦什麽，他就辦什麽。當時有一件事情與江青和楊成武有關，這就是組織寫《黨史綱要》的事。

　　1967年冬，在一次中央文革碰頭會議上，江青突然提出要寫一個《黨史綱要》(兩條路線鬥爭史)。對江青的這個提議，周恩來、陳伯達、康生都表示同意。那麽這個《黨史綱要》究竟由誰來寫呢？江青提議由楊成武負責。於是會議決定，這個《黨史綱要》由軍隊組織寫。

　　按照黨內分工，軍隊不應該負責寫《黨史》這樣的東西，而應該由中央文革小組來寫。江青卻自己不寫，讓楊成武主持寫，可見她是另有居心。周恩來、陳伯達、康生等人當然也看出江青的居心，但也不好勸阻，任憑江青去胡鬧。

　　吳法憲繼續回憶說：會後，楊成武專門從解放軍高等軍事學院、政治學院等抽調30多名“筆杆子”，集中在京西賓館的一層樓上，專門寫這個《黨史綱要》。楊成武還把自己的女兒楊毅，也從《空軍報》調進了這個寫作班子。

　　過了幾個月，《黨史綱要》的初稿出來了。討論的時候，楊成武要我也去參加。我一看，這個《黨史綱要》裏麵總共隻剩下三個人：一個是毛澤東、一個是林彪，再有一個就是江青。這個中國共產黨的黨史裏連周恩來都沒有，於是我就跟楊成武說：“連朱老總和周總理都沒有，這能行嗎？”

　　楊成武和我咬耳朵說：“是江青不叫寫的。她不讓寫周恩來，也不讓寫其他人。”

　　我這才明白，江青哪裏是真的要寫什麽《黨史綱要》，她這樣做的目的，隻不過是借機抬高自己，為日後進一步掌權作鋪墊而已。

　　《黨史綱要》寫成後，楊成武就送給了江青，江青又送給了毛澤東。毛澤東看了很不高興，一下就把《黨史綱要》摔到了地上，並且告訴江青，趕緊把這個《黨史綱要》燒掉，一份也不要留；參加寫作的人全部送回原單位，一個也不要留。從毛澤東那裏出來，江青連夜通知楊成武，要他把所有的人全部遣散回原單位。

　　江青寫這個《黨史綱要》，顯然是背著毛澤東幹的。江青這麽做，本來是想抬高自己，為進入政治局製造輿論。但江青的頭腦太簡單了一點，她沒有想到這麽做太過分了，反而會引起別人的反感，甚至有可能上升到毛澤東的反感，江青沒有意識到自己這麽做，等於是在自毀長城。毛澤東看到江青做了這樣一件蠢事，隻得讓江青趕緊把《黨史綱要》燒掉，一份也不要留，以免傳出去引起人們的反感。

　　（13）

　　邱會作也對此事回憶說：1967年11月間，楊成武以軍委辦事組的名義主持了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即編寫《黨史綱要》的工作。對編寫《黨史綱要》的事，楊成武有些神秘的表現。為什麽要辦這樣大的事？他沒有作過任何說明。以我的想法，編寫《黨史綱要》的工作，軍委辦事組沒有資格和權威擔任。我曾將自己的想法，善意地向楊成武表示過，但他避而不答。

　　為了編寫《黨史綱要》，軍委辦事組調集了軍事科學院、高等軍事學院等幾十個筆杆子在京西賓館專門從事這件事，楊成武的秘書和他的大女兒楊毅，參加了寫作班子。對此工作，由楊成武親自掛帥，別人不能過問。

　　邱會作回憶說，在《黨史綱要》這件事上，楊成武采取了保密的做法，可以推測這是江青讓楊成武保密的。此時楊成武隻想討好江青，他也過分相信江青，誤以為江青的意見，就是代表毛澤東的意見，於是就跟著江青“胡鬧”，這也是造成楊成武倒台的重要原因。

　　邱會作繼續回憶說：大約不到兩個月的時間，第一次初稿就出來了。《黨史綱要》的初稿，當時我手頭有一本，也看過。我記得在《黨史綱要》中，毛主席的領袖地位得到了充分肯定，林總的接班人也得到了充分肯定，江青的文化革命“旗手”也得到了肯定。江青沒什麽曆史可寫，也被放在“第三號”的位置上了。周恩來的名字在文稿上出現過，但不占重要地位，更不占創始人之—的位置，其餘人就“榜上無名”了。

　　大約在1968年2月間，楊成武下令把《黨史綱要》初稿一律銷毀，一份也不準留下。誰讓他這樣做的？我不清楚，我也不知道是誰監督燒的。

　　邱會作的回憶與吳法憲差不多，不過當時吳法憲是軍委辦事組的副組長，而邱會作隻是組員，所以吳法憲知道的情況比邱會作多一些。

　　江青除了搞《黨史綱要》宣傳自己外，還搞了一次《紅太陽》圖片展，這也是楊成武幫江青搞的。據邱會作回憶說：

　　“在編寫《黨史綱要》的同時，楊成武主持的軍委辦事組，還辦了另一件大事，就是組織《紅太陽圖片展》。這兩件事，楊成武放在同樣重要位置上的。以我的想法，《紅太陽展覽》這樣重大的問題，同樣不是軍委辦事組應當辦的事。

　　《紅太陽展覽》在軍事博物館展出，大約有圖片300餘張。《紅太陽展覽》和《黨史綱要》的指導思想是一樣的，也是從中國共產黨誕生到文化大革命，黨的曆史都反映出來了。毛主席、林總、江青三個人在《紅太陽展覽》中的地位，同《黨史綱要》是一樣的，突出了毛主席，肯定了林總，江青占有重要的地位。

　　同樣，江青沒有什麽曆史性的照片，隻有把生活照片當作曆史照片了。我記的有幾張照片是毛主席、江青、李訥在一起照的。李訥趴在毛主席肩上，江青在一邊，這種不折不扣的生活照，也作為政治照片展出來了。周恩來隻有陪襯別人的集體照片，沒有單獨照片。”

　　（14）

　　《紅太陽展覽》同樣是楊成武親自組織領導的，江青去看過兩次，據說都表示滿意。《黨史綱要》和《紅太陽展覽》是“名不正言不順”，把江青的政治地位提到黨的第三位是錯誤的。對為什麽要編《黨史綱要》和辦《紅太陽展覽》，楊成武隻是個別與我說過一次。楊成武說：“今後我們將要為中央文革小組辦很多的事。我們現在辦的《黨史綱要》和《紅太陽展覽》這些事，都是為召開‘九大’作的重要準備工作。我們的眼光要放大一點，遠一點。”

　　這裏楊成武對邱會作透露了一點內幕，說“今後我們將要為中央文革小組辦很多事”，這裏的“中央文革小組”，其實就是江青個人。楊成武又說“《黨史綱要》和《紅太陽展覽》都是為召開‘九大’的重要準備工作”，這就一語道破了江青的用意，為她在“九大”進入政治局做準備工作。

　　本來，楊成武是林彪的老部下，他與林彪的關係是很好的。吳法憲回憶說：楊成武是林彪在紅軍時期的老部下，林彪與楊成武的關係一向很好，對楊成武也一直較為器重。但後來楊成武感到自己進入政治局，需要江青的幫助，於是就開始疏遠林彪，而和江青靠得很近。邱會作對此回憶說：

　　“楊成武在軍委辦事組常炫耀他和江青的關係，有一次他故意問我和吳法憲：“江青同誌找你們單獨談過話沒有？”

　　我們都說沒有。這時楊成武來勁了，他說：“江青同誌對我太關心了，最近她把我叫到家裏談了幾次話。江青同誌說：‘不是最親近的同誌，我不在家裏談話。另外，我今天第一次向別人講我自己的苦難家史’。江青同誌幼年生活很艱辛貧苦，江青同誌一邊講一邊流淚，我一直在陪江青同誌流淚。”

　　林總對楊成武有所批評，但楊成武自以為有江青的青睞，有些忘乎所以，在有些問題上直截了當地打出江青的牌子對付林總。林總傷心地說：“人一旦失去革命友情，就什麽也沒有了。”

　　邱會作還對楊成武的倒台，分析說：楊成武的倒台有他自身的原因。毛主席、林總對楊成武都是很器重的，楊成武的確是一個軍政雙全的人，也能團結同誌。但自1967年“二月逆流”以後，他自己就過於往主席、江青個人身上靠，沒有分清哪些是主席作為黨的領袖在關心他，哪些是主席個人在拉他。但更重要的是，江青拉他，把他拉得意了，其實是拉糊塗了。楊成武自己踩在林總、江青兩隻船上，最後翻船落水。

　　邱會作對楊成武倒台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楊成武過於依靠江青，為了江青得罪了林彪。毛澤東在上次給周恩來傳話的問題上，就已經對楊成武有看法了，現在楊成武再得罪了林彪，那麽他被打倒，就變成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不過造成楊成武倒台的直接導火索，卻是他的女兒楊毅的個人問題。這件事我們將在下麵說明。

　　（15）

　　楊成武在紅軍時代就是林彪的老部下，與林彪的關係本來是不錯的。1967年初，楊成武還專門寫了一篇讚捧林彪的長文《林彪軍團長教我怎樣當師長》。可是到了1967年下半年，楊成武就開始與林彪拉開距離，其中一個原因，是楊成武發現毛澤東對林彪的態度有所變化。

　　1967年8月，楊成武陪同毛澤東在上海，有一天毛澤東與楊成武談到“四個偉大”(林彪的題詞：“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毛澤東用不滿的語氣說：“誰封我四個官呀？我不要這四個官，我不要！”

　　毛澤東又說：“永遠健康？哪有不死的人啊？”

　　毛澤東這句話，指的是文革時開大會，首先要說兩句固定格式的祝詞：“敬祝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敬祝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彪副統帥身體健康！永遠健康！”

　　這個祝詞也成為當時約定成俗的流行語，提到“萬壽無疆”，就是指毛澤東；而提到“永遠健康”，就是指林彪。因此，楊成武一聽毛澤東說“永遠健康”，馬上清楚毛澤東這裏說林彪，明白毛澤東對林彪有所不滿了。

　　提到林彪的“永遠健康”，還有一件事需要提一下。據原文革小組成員關鋒回憶：1967年夏，有一天晚上我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看革命樣板戲，前頭並排坐著毛澤東和林彪，我正好坐在他們後麵。戲開演前，台上報幕員高喊：“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祝林副主席身體！永遠健康！”。當報幕員準備喊“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的口號時，毛澤東轉過頭對林彪說：“你聽，喊你呢。”林彪未說話，隻是微微一笑。

　　第二天，林彪給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寫了一封信：“近一個多月來，我看了三次演出，每次演出，都有“祝毛主席萬壽無疆”和“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這兩個口號並提的情況。我認為“祝毛主席萬壽無疆”這個口號是完全正確的，不宜提“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的口號。隻有突出偉大領袖毛主席，才符合於全國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需要和客觀實際。今後一切演出、一切會議、一切文件、一切報刊以及其他各種宣傳形式都應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和毛主席並提。盼總理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同誌們幫助注意這一點，並希望將我這封信轉發到縣團級，由他們傳達到所有的基層組織和革命群眾組織。”

　　毛澤東對林彪說“你聽，喊你呢”，這是隨便與林彪開玩笑？還是有意識地提醒林彪什麽事呢？這個無法猜測。不過林彪還是慎重的，他馬上主動提出不要把他與毛澤東並提，不要喊“永遠健康”，一來表示自己的謙虛，二來也是為了消除毛澤東可能有的“想法”。

　　（16）

　　但這封信送到周恩來那裏，周恩來卻表示林彪不必如此謙虛，並沒有很認真處理這件事，所以在群眾大會的場合，人們還是照樣喊這兩句祝詞。

　　如果說毛澤東對林彪說“你聽，喊你呢”，這還有開玩笑的意思；而毛澤東說“永遠健康？哪有不死的人？”這顯然就是對“永遠健康”這句祝詞不滿。於是楊成武就留了心，在公共場合他就不再喊林彪“永遠健康”這句祝詞了。楊成武的此舉，很快被葉群發現。據楊成武回憶說：

　　1967年底，在總參謀部召開的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大會閉幕時，我講完話，有意隻喊“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去掉了“永遠”兩個字。這是因為一次毛澤東對我說：“什麽永遠健康？哪有不死的人啊？”我想：“別人怎麽喊我不管，但我不能再那樣喊了。”

　　於是，我激怒了葉群。散會後，她快步走到我麵前，說：“楊代總長，你不喊‘永遠健康’，他的內髒也是好的，他的身體也沒病。”說完，憤憤然走下樓梯。

　　這時，我才意識到，葉群和她的丈夫，對這兩個字是看得很重的。

　　楊成武說林彪對“永遠健康”看得很重，這沒有說到點子上。林彪並不是在意“永遠健康”這句話，而是在意楊成武對他的態度。楊成武不喊“永遠健康”，那就意味著他不想再與林彪靠得那麽近了，想要疏遠林彪了。

　　楊成武疏遠林彪的第二件事，是發表《大樹特樹》的署名文章。1967年11月《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楊成武”的文章《大樹特樹偉大統帥毛主席的統對權威》。當時的“軍人”發表這種署名文章，並不是出於什麽宣傳目的，主要是作為“表忠心”的一種態度。比如《人民日報》發表署名“吳法憲”的《以林副主席為光輝榜樣，永遠忠於毛主席》，就是意味著吳法憲向林彪的“表忠心”。那麽《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楊成武”的文章《大樹特樹毛主席統對權威》，就是意味著楊成武向毛澤東表忠心。

　　對於林彪來說，楊成武向毛澤東表忠心，本來沒什麽太大的問題，問題在他表忠心的方式。自從1960年以來，林彪就一直在軍隊中大捧特捧毛澤東，可以說“大樹特樹毛澤東的權威”，是林彪的專利。現在楊成武也要來“大樹特樹毛澤東的權威”，那豈不是搶林彪的專利，爭林彪的風頭！

　　更重要的是，楊成武說“大樹特樹毛澤東的權威”，會讓人們產生錯覺：林彪主持下的軍隊，對毛澤東的權威樹立的不夠，所以楊成武才需要提出“大樹特樹”。

　　（17）

　　如果軍隊中早已“大樹特樹”毛澤東的權威了，就完全沒有必要再提什麽“大樹特樹”。這樣一來，楊成武這篇《大樹特樹》的文章，就包含有對林彪暗喻批評的意思了，所以林彪對這篇文章非常不滿，更進一步對楊成武不滿。

　　楊成武寫這篇文章，本來是想向毛澤東表忠心，沒想到毛澤東卻對這篇文章也不滿。楊成武在文章發表前，先把文章送交毛澤東過目，以為毛澤東會很高興，可是毛澤東看後的表示卻很平淡。據楊成武回憶說：三天後，毛澤東的護士長吳旭君從樓上下來，把稿子退給我。毛澤東的批示是：“我不看了，送伯達、文元同誌酌處。”小吳還悄悄告訴我：“主席隨便翻了翻，說：‘盡是吹我的。’”

　　楊成武沒有理會毛澤東的態度，還是照樣把這篇文章發了出去。據邱會作回憶說：

　　1967年冬，楊成武發表了《大樹特樹》的署名文章。這篇文章原是總參謀部大批判組的稿件，是楊成武硬搶過來的。當時楊成武口氣很大，很得意地說：“發表這篇文章的目的，是為了統一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思想。”可是“九一三”事件以後，楊成武卻說《大樹特樹》是林彪那裏搞的文章，硬逼著楊成武以他的名義發表，這就太不夠實事求是了。

　　為了文章的發表，楊成武在軍委辦事組會議上提出要下發文件，通知全軍組織學習。文章刊發時，軍委辦事組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由《解放軍報》在北京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告這篇文章即將發表；軍委辦事組對全軍召開電話會議，講楊成武這篇文章的重要性和組織收聽、閱讀等事宜。對一篇文章的刊載事先做這樣的準備工作，我見到的是第一次，是空前未有的。文章發表後，宣傳得很厲害，標語刷了很多。

　　《人民日報》刊文時排在第二版一小段就轉到第三版，新華社也以重要新聞播發了。楊成武對《人民日報》的版麵安排很不滿意，致使中央文革管宣傳的戚本禹還上門來道歉。楊成武的文章發表後一、兩天，我們到了楊成武家，一進門，他就氣憤地說：“戚本禹剛剛走掉。這個戚本禹真是亂彈琴，太可氣了，《大樹特樹》這麽重要的文章，他在《人民日報》上登在第二版。你們知道這篇文章多重要嗎？

　　對於楊成武的搶風頭，林彪也不能等閑視之，否則別人會誤以為林彪對宣傳毛澤東不熱心。

　　（18）

　　11月29日，林彪給海軍“學習毛澤東思想代表大會”題詞：“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這一下子，全國又開始大張旗鼓地宣傳林彪的題詞，同時讓人們感到，林彪還是在“大樹特樹”毛澤東的，林彪就這樣聲色不動地挽回了楊成武暗喻自己宣傳毛澤東不夠的影響。

　　楊成武看到林彪吹捧毛澤東，登上了接班人的寶座，就誤以為毛澤東喜歡別人吹捧，林彪就是靠吹捧毛澤東爬上去的。於是楊成武依林彪為榜樣，也來大捧特捧毛澤東，以為這樣就能討得毛澤東的歡心，以為這樣可以使他更上一層樓，在“九大”進入政治局常委。

　　但楊成武犯了東施效顰的錯誤，他沒有看到林彪吹捧毛澤東的時代背景不同。林彪在1960年之後毛澤東最困難的那段時間吹捧毛澤東，是給毛澤東雪中送炭，毛澤東當然要感謝林彪了。而現在楊成武吹捧毛澤東，隻不過是錦上添花，毛澤東不但不會感謝他，反而看出他有野心。於是，毛澤東很快就對楊成武這篇文章做出了批評。

　　據吳法憲回憶說：誰知道，楊成武這篇文章，在不久之後遭到了毛澤東的批評。12月17日，毛澤東在湖南省革委會的報告上作了六條批示，批示中的前兩條都提到楊成武的這篇文章。其中第一條批示說：“絕對權威的提法不妥。從來沒有什麽單獨的絕對權威，凡是權威都是相對的。”第二條批示說：“大樹特樹的說法也不妥。權威隻能是從鬥爭實踐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這樣建立的權威必然會垮下來。”

　　毛澤東將這個批示轉給了林彪、周恩來以及中央文革。12月27日，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名義，將毛澤東的這個批示轉發給國務院、各省市自治區，以及《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等新聞機構。這樣一來，就等於在全國公開了毛澤東對《大樹特樹》一文的批評，使人不得不聯想到楊成武。

　　毛澤東對楊成武的公開批評，已經顯示出毛澤東準備要拿掉楊成武了。但毛澤東本來並沒有想要“打倒”楊成武，隻是準備給楊成武一個冷處理，降職處分就算完了。沒想到楊成武在他女兒楊毅的問題上，與空軍司令吳法憲鬧翻了，進而又與林彪嚴重衝突，引發林彪對楊成武的巨大不滿。這樣一來，毛澤東不得不考慮與林彪的關係，所以就決定“打倒”楊成武了。

　　（19）

　　楊成武讓自己的女兒楊毅到《空軍報》工作後，空軍政委餘立金為了討好一下楊成武，就派自己的秘書單世充專門去“幫助”楊毅，為楊毅的工作創造方便。餘立金這麽做也是出於“好心”，但沒想到卻惹出一場男女關係問題，牽連到他自己也被打倒了。

　　據空軍司令吳法憲回憶：餘立金有一個秘書，叫單世充，人長得比較精神，又能說會寫，給劉亞樓和我都當過秘書。1968年3月初的一天，單世充的老婆縱素梅(空軍司令部門診部護士)來到空軍黨委辦公室大鬧，說單世充和楊毅有不正當的男女關係，她還在單世充的日記本裏，發現了單世充和楊毅兩人的合影和兩首詩，其中第一首詩上說“春風遙盼玉門關”，第二首詩裏卻已是“春風已度玉門關”了。還有，縱素梅本來和單世充的感情很好，一直沒有發生過什麽問題，但單世充這時突然向縱素梅提出要離婚。在這種情況下，縱素梅說她已經忍無可忍，隻能向領導上提出求救。

　　因為這牽扯到楊成武女兒的問題，吳法憲找餘立金一起商量，決定先把單士充關押隔離起來，等問題搞清楚後再作處理，並說這樣做是為了維護楊成武的聲譽。

　　單士充被關押隔離後，趁別人不注意，偷偷與楊毅通了電話，把他們事情的暴露及他被隔離的情況告訴了楊毅，楊毅又告訴了她父親。

　　楊成武一聽這件事，就感到不對。如果吳法憲真的想維護他楊成武的聲譽，那就應該把縱素梅關押起來，而不是把單世充關押起來。因為關押單世充，就成了“此地無銀三百兩”，等於是承認單世充有罪。如果單世充有罪，那麽楊毅也就肯定不幹淨，這樣楊成武的威信也就受到損害。

　　因此，楊成武感到非常惱火，認為吳法憲這樣做，是要故意損害他的威信。誰都知道吳法憲是林彪的鐵杆，而楊成武從1967年下半年以後就對林彪有所疏遠，已經得罪了林彪，因此楊成武認為，這是林彪在背後指使吳法憲這麽做的。

　　這樣一來，楊成武就麵臨兩個選擇：第一是忍下這口氣，對吳法憲對他的冒犯不聞不問；第二是對吳法憲進行反擊。如果這樣，就必然要觸碰到吳法憲背後的林彪。也就是說，楊成武對吳法憲的反擊，就會上升為一場楊成武與林彪的鬥爭。

　　楊成武個人當然是敵不過林彪的，這時毛澤東的態度就至關重要了。當時楊成武認為，毛澤東對自己的信任，肯定要超過對林彪的信任，否則毛澤東怎麽可能當著自己的麵，說林彪的“壞話”呢？這麽一想，楊成武就認為，一旦他與林彪發生衝突，毛澤東肯定會站在自己的一邊，那麽這場鬥爭的勝利肯定就屬於楊成武了。

　　（20）

　　此時楊成武完全沒有意識到，他在處理“王、關、戚”事件的時候，沒有遵守毛澤東的“隻對總理一個人說”的指示，反而聽從周恩來的指示去向林彪匯報。從那時起，毛澤東已經不信任楊成武了，但楊成武本人卻一點沒有察覺。

　　楊成武認定毛澤東會支持他，自然也就大膽地對吳法憲進行反擊了。楊成武行動的第一步，是把空軍政委餘立金“拉”到自己的一邊。正好這時，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說他們從敵偽檔案裏發現餘立金是叛徒，緊急給中央送來一份材料。這份材料隻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楊成武和吳法憲幾個人知道，對餘立金是保密的。於是楊成武就把餘立金找來，悄悄向他透露這份揭發他的材料，並表示自己一定“保”餘立金。這樣一來，餘立金馬上對楊成武感激涕零，表示願為楊成武效力。

　　楊成武要餘立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關押的單士充放出來。於是餘立金在不讓吳法憲知道的情況下，放了單士充。單士充本來就是餘立金的秘書，餘立金就讓單士充回到原來的秘書辦公室。楊成武還傳話說：沒有楊成武的命令，單士充不能離開辦公室一步。

　　吳法憲得知單士充被放出來，當然也是大為惱怒，於是派人對單士充說：“吳司令要你去談話。”

　　單士充自恃有楊成武和餘立金撐腰，拒絕去見吳法憲，說：“楊代總長有指示，沒有他的命令，我不能離開辦公室一步。”

　　這下子吳法憲沒辦法了，輸了一步。然後楊成武的妻子趙誌珍，以楊成武辦公室主任的身份打電話通知吳法憲和餘立金，馬上到楊成武家裏去一趟。據吳法憲回憶說：就在我和餘立金剛進楊成武的家門，趙誌珍就開始對大發脾氣：“楊毅和單世充之間的關係是正常的，你們空軍為什麽要把單世充抓起來？你們要把楊毅搞出空軍，也不必要用這樣的辦法！”

　　我隻能申辯說：“我這樣做也是為了維護楊代總長的聲譽。對單世充，我需要嚴加管教，不能放任，否則我就對不起你們了。”

　　接著，我要求麵見楊成武說明情況。趙誌珍拒不讓見，說：“楊成武身體不好，不見！”

　　楊成武招來吳法憲，又不見他，完全不給他麵子，狠狠回擊了一下吳法憲。另外，楊成武又派妻子趙誌珍去林彪那裏告吳法憲的狀。楊成武知道吳法憲的後台就是林彪，他向林彪狀告吳法憲，也就是向林彪開戰了，等於是向林彪說：你不處分吳法憲的話，咱們就沒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