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四二（崇新嶽 百思峰 ）

 

（101）

 

　　8月14日，在外交部門口安營紮寨的數百名紅衛兵，在“聯絡站”的指引下，衝進外交部大院，砸毀“造反總部”和“攀險峰”這兩個保皇派群眾組織的辦公室，圍攻和毆打在辦公室裏的工作人員，在牆上貼滿侮辱性的大標語“保皇總部罪該萬死!”等，並發出最後通牒，限令他們在兩天內解散。

　　在這種強大壓力下，“造反總部”的處境極端困難，成員紛紛退出，最後隻剩下30多人，基本上徹底垮台了。而“攀險峰”頂不住壓力，被迫宣布解散了。

　　自從1967年1月的奪權風暴以來，周恩來的外交部能夠頂住造反派的奪權浪潮，靠的是保皇派群眾組織在外圍的保護。現在，外交部的兩個主要保皇派群眾組織垮台了，那麽周恩來在外交部的勢力也就岌岌可危了。

　　外交部的造反派“聯絡站”打垮保皇派後，就開始奪權行動，他們成立以姚登山和“聯絡站”頭頭王中琪為首的“總指揮部”，第一個奪權的目標是外交部政治部。在對政治部奪權之前，他們向王力請示：可以不可以對政治部奪權？這次王力沒有明確表態，而是通過秘書轉告說：“除重大原則問題找我外，不要事事都請示。要敢於鬥爭，大方向對了就幹，自己解放自己。”

　　王力這些話，就等於間接地肯定了他們的奪權行動。於是8月16日，姚登山和王中琪發起“砸政治部”行動，他們包圍了外交部政治部辦公樓，查封所有檔案櫃，沒收所有公章。然後宣布由12名造反派組成的“領導小組”，接管政治部的一切大權。由於外交部政治部的當權者們已經失去保皇派群眾組織的保護，抵擋不住造反派來勢洶洶的奪權，隻好乖乖地交出大權，造反派順利奪權。周恩來對此也束手無策。

　　造反派“領導小組”在接管權力後，立即發出通令，通知各駐外使領館，他們已經奪權，並聲稱中央的最新口號是“打倒劉、鄧、陳”。奪權當天的下午，造反派在外交部大院召開“徹底砸爛舊政治部祝捷大會”，姚登山講話說：“打倒不打倒陳毅是，革命派和保守派的最明顯分界線。今天砸了外交部舊政治部，接下去我們還要砸爛外交部黨委。革命不能改良，修修補補是不行的，要徹底砸爛。”

　　在對政治部奪權勝利的鼓舞下，8月19日，造反派開始向外交部發起總攻，對外交部黨委進行奪權。這天還是在外交部門口安營紮寨的紅衛兵打頭陣，幾百名紅衛兵闖入外交部，強行趕走外交部黨委辦公室的工作人員，並在黨委辦公室大門上貼上封條，封閉黨委辦公室。他們還發出通令：從即日起，外交部黨委停止一切工作，不得擅自召開會議，無權批閱任何文件，無權處理任何業務工作。陳毅是不折不扣的外事口最大黨內走資派，根本不配當外交部長，由姚登山等人組成“臨時業務小組”，負責外交部的日常業務。

　　（102）

　　姚登山和“聯絡站”的一些頭頭組成了“臨時業務領導小組”，以姚登山為主任，強行取代外交部黨委，開始掌握外交部一切黨政事務的大權。此時，還有人貼出大字報，“強烈要求姚登山同誌當外交部代理部長”。

　　8月20日，紅衛兵和造反派進一步強行封閉所有外交部副部長的辦公室，喬冠華等副部長被揪到王府井大街，強迫他們在街頭叫賣《紅衛兵戰報》，一時間“喬老爺賣報”的消息風聞全國。據喬冠華的兒子回憶說：不久，造反派罰爸爸到王府井萃華樓附近賣《造反戰報》，哥哥騎著自行車悄悄去看望了他，爸爸還是比較機靈的，造反派不看管他的時候，他幹脆就坐在附近店鋪的台階上，估計時間差不多了，他就把報紙丟棄在小胡同裏，然後把自己的錢換成一張張毛票，如數上交。後來還是周總理出來製止，說外交部的副部長在街上賣小報，對外影響不好，結束了爸爸的“賣報經曆”。

　　21日，紅衛兵和造反派又揪鬥原外交部副部長張聞天。1959年張聞天在廬山會議上，和彭德懷一起被打成反黨集團。紅衛兵和造反派逼張聞天承認，他1959年廬山會議上的發言，陳毅是後台，但被張聞天拒絕。

　　從1967年8月19日開始，整個外交的大權完全落入造反派手中。陳毅雖說還沒有被打倒，但已經是時間問題了。陳毅倒台的話，周恩來也就差不多了。半年多之後的1968年6月，周恩來陪毛澤東接見解放軍各總部負責人，在談到“打倒陳毅”事件時，毛澤東用開玩笑的語氣，對周恩來挑明說：“陳毅打倒了，你就差不多了。”

　　造反派在外交部奪權的時候，林彪在幹什麽呢？原來林彪看到外交部大亂，猜到這是毛澤東發起對周恩來的奪權。此時，林彪還是持中立態度，為了不惹麻煩，林彪幹脆離開北京，到外地“打轉”去了。周恩來一個人留在北京，焦頭爛額，束手無策，眼看毛澤東的重點進攻奪權就要勝利了。

　　就在這個關鍵時刻，一件意外事件拯救了周恩來的命運，這就是8月22日發生的“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常言道：“人算不如天算”，毛澤東發起的這場“重點進攻奪權”，整個戰略戰術都是不錯的，眼看馬上就要成功了，可是沒想到意外發生了“火燒英國代辦處”，讓周恩來反敗為勝。

　　“火燒英國代辦處”發生後，姚登山等人傻眼了，出了這麽大的事，造反派們沒有人敢負責，更沒有人敢處理這件事。這樣一來，他們隻好把奪到手的外交部大權，又送回到周恩來手中，請周恩來出麵處理這件事。周恩來在“火燒英國代辦處”之後，輕而易舉地把外交部的大權又拿了回來。關於“火燒英國代辦處”的詳情，將在下麵介紹。

　　（103）

　　在講“火燒英國代辦處”之前，有必要提一下澳門1966年12月3日發生的嚴重警民衝突，及所謂“一二三”事件。

　　1949年中共在大陸奪取政權，一些國民黨的軍政幹部逃入澳門，中共的勢力也通過各種渠道滲入澳門。於是在澳門這塊小小的殖民地上，華人分為兩派：一派是親中共的“左派”，另一派是親國民黨的“右派”。澳門葡萄牙殖民政府對左右兩派華人，采取中立的態度，既壓製左派，也壓製右派。

　　當時澳葡殖民政府非常腐敗，澳葡公職人員不論葡萄牙人還是華人，都貪汙成風，不賄賂辦不成事。1966年4月，一家華人學校要擴建校舍，向澳葡當局方麵申請施工批準，但久久未得到回音。校方代表前後24次找當局交涉，也沒有進展，大概是賄賂沒有到位吧。於是校方一怒之下，不等當局的批準就先行施工，於1966年11月開始動工。而澳葡當局出動警察，禁止校方動工，雙方發生衝突，造成24人受傷。

　　這下惹怒了當地居民，紛紛抗議，親大陸的社團更是推波助瀾，號召大家“敢於鬥爭”，澳門總督府門前每天都有抗議的人群。12月3日，總督府門前終於發生了衝突，警察先使用警棍，試圖驅散示威人士，但效果相反，前來示威的群眾反而愈來愈多。到了下午，雙方的衝突進一步加劇，憤怒的群眾搗毀警車，搗毀總督府門前的石像和銅像。下午4時警察施放催淚彈，並開槍射擊，造成8人死亡，212人受傷，62人逮捕。澳門總督在晚6時頒布戒嚴令，並實行宵禁。

　　12月10日，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奉命對澳葡當局提出強烈抗議，要求澳葡當局無條件接受澳門居民的訴求，向受害人賠禮道歉，嚴懲肇事者，保證今後不允許國民黨勢力在澳門進行任何活動。在澳門的親大陸的社團，也向澳葡當局提出抗議，要求澳葡當局具簽“認罪書”。

　　澳門左派發動罷市，造成市場一片蕭條，有錢人紛紛逃離澳門。中國軍方在澳門周圍加強軍事部署，並宣稱準備斷絕澳門的飲水供應，更加劇了澳門的緊張氣氛。在此壓力下，澳葡當局於12月12日發表通告，表示“全部接受”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和澳門親大陸社團所提出的要求，

　　12月16日，澳葡當局對警察廳長等人撤職，下半旗為事件中的死難者致哀。1967年1月2日，澳葡當局發出公告，禁止在澳門進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敵對的活動”，國民黨在澳門的機構和團體全部被查封，國民黨在澳門的勢力被全麵驅逐出去。1月27日，澳葡當局發表“認罪書”，說：向全體澳門中國居民認罪賠禮，全部接受澳門中國居民代表所提的各項要求，承擔死難者和受害者的撫恤費及其他損失，共計200萬澳門幣。

　　（104）

　　1967年1月27日澳葡政府發表“認罪書”，不僅標誌著澳門中國居民的勝利，同時也標誌著毛澤東文革大革命的勝利。因為這場鬥爭似乎證明了毛澤東“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理論，隻要敢於鬥爭，貌似龐然大物的反動派一捅就破。同時，澳門的勝利似乎也證明文革可以擴大到國境之外，於是境外的文革就如火如荼地發展起來。

　　比如1967年6月，中國駐緬甸的外交官，不顧緬甸政府的勸阻，向當地華僑散發毛主席語錄和毛主席像章，引起緬方的不滿。於是緬甸政府製定一條法令，禁止在緬甸的華僑學校裏，學生佩戴毛主席像章，學生們當然不答應。此後緬甸華僑與緬甸政府發生多次衝突，中方一人被打死。6月30日，北京40萬市民到緬甸駐華使館示威遊行，7月3日，北京一大批群眾湧向緬甸駐華使館，砸了緬甸使館的一些設施，但好在沒有出現傷人的情況。

　　又比如1967年8月9日，蒙古駐華大使夫人乘坐大使的專車，到坐落在東華門大街的友誼商店購物，蒙古司機把車停在路邊。突然路上的紅衛兵發現，蒙古汽車司機的刹車踏板上，有一張印有毛主席像的海報，蒙古司機居然踩著毛主席像開車。憤怒的群眾馬上把蒙古司機揪出來，讓他下跪向毛主席像請罪，後來人們的憤怒壓抑不住，把蒙古大使的專車燒毀了。憤怒的群眾又到蒙古駐華大使館門前示威遊行，在圍牆上刷寫“打倒蒙修”的標語。為了安撫憤怒的群眾，中國外交部立即召見蒙古大使，對蒙古司機侮辱毛主席像提出最強烈的抗議，並宣布將蒙古司機驅逐出境。

　　1949年大量的國民黨軍政幹部也逃入香港，中共也通過各種渠道滲入，於是香港的華人也分為兩派：親中共的“左派”和親國民黨的“右派”。港英當局對香港的左右兩派華人，也采取中立的態度，既壓製左派，也壓製右派。

　　1967年5月，香港一家工廠發生勞資糾紛，資方開除150名工人。此後工人在廠外集會，張貼大字報和毛主席語錄，抗議資方無理解雇，部分工人強行衝進廠內要求資方談判。資方招來警察，警察逮捕二十多名工人，並與工人發生肢體衝突，多名示威工人受傷。

　　此事發生後，親大陸的港九工聯會向港英當局提出“嚴重抗議”，香港左派報紙也發表社論支持工人，但港英當局對此置之不理。此後工潮演變成暴動，工人與警察發生大規模衝突，工人用石塊和玻璃瓶襲擊警方，警方則以木製子彈開槍鎮壓，施放催淚彈驅散群眾，打死一人，打傷多人，逮捕多人。

　　5月15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召見英國駐華代辦，遞交一份中國外交部的抗議聲明，要求港英當局接受當地工人和居民的正當要求，立即釋放全體被捕人員，懲辦凶手，賠償損失。香港左派得到北京的公開支持，倍受鼓舞。從5月20日開始，左派連日出動大批群眾，在港督府門外揮動《毛主席語錄》，高呼口號，街頭貼滿反英標語。

　　（105）

　　5月22日，示威者與警察發生流血衝突，警察發射催淚彈驅散群眾，100多人被捕。鑒於事態嚴重，港英當局宣布香港島實施宵禁，這是香港二戰後首次實施宵禁。

　　6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對港英當局進行嚴厲的譴責，並號召香港愛國者“組織起來，準備偉大祖國一旦發出號召，粉碎英帝國主義的反動統治。”這等於是號召香港群眾起來造反，解放香港。6月19日北京舉行100萬人集會，聲討港英當局的暴行，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外交部部長陳毅等出席大會。

　　在北京的支持下，左派工會發動聯合大罷工，約6萬名工人響應，巴士、電車、煤氣、渡輪等行業出現罷工，左派學校宣布罷課。7月8日，香港邊境沙頭角發生槍戰，約300名大陸民兵越境進入香港，包圍沙頭角警崗，雙方爆發槍戰，香港警察死5人，大陸民兵死1人。此後香港出現謠傳北京準備收回香港，香港左派的暴力行動進一步升級，開始以自製炸彈及汽油燃燒瓶襲擊警察。

　　8月4日，港英當局出動英軍，從航空母艦出動直升機從天而降，查封左派工會的據點，拘捕左派組織頭頭，封閉左派學校。8月18日，港英政府查封了發表煽動言論的3家左派報社，逮捕了新華社香港分社和《文匯報》等的19名記者及34名報社工作人員。

　　8月20日，中國外交部向英國駐華代辦處發出強烈抗議，並發出最後通牒，限港英當局在48小時內撤消對3家報紙的停刊令，無罪釋放19名記者和34名工作人員。這是姚登山等人在8月19日接管外交部之後，做出的一個極為大膽的舉動。因為“最後通牒”是一柄雙刃劍，如果對方不接受最後通牒，自己一方又不敢采取報複措施的話，就會大丟麵子，在國際上威信掃地，所以世界各國對“最後通牒”都是極為慎重的。

　　姚登山等人之所以大膽發出最後通牒，是因為有澳門勝利的經驗。他們認為港英當局和澳葡當局一樣，都是“紙老虎”，港英當局之所以還不投降，是我們施加的壓力還不夠，隻要進一步施加壓力，港英當局就會像澳葡當局那樣全麵投降了，因此，他們就用“最後通牒”的形式向港英當局施壓。

　　但姚登山等人並沒有想到，如果港英當局不接受“最後通牒”的話，我方的對策是什麽？他們自信地以為，隻要“最後通牒”發出去，港英當局肯定會軟下來。

　　然而事情出乎姚登山等人的意料之外，這次遇到的港英當局並不是紙老虎，他們完全沒有理會中方的最後通牒。8月22日晚，“最後通牒”的時限已到，港英當局沒有接受“最後通牒”。這時姚登山等主持外交部的造反派頭頭，才感到事態嚴重，束手無策，不知如何對應才好。

　　（106）

　　如果是周恩來主政外交部，肯定不會幹出這樣冒險的動作。周恩來多次批判香港左派說：“香港照抄內地紅衛兵的做法，行不通。”周恩來的外交部被奪權之後，他也就管不了。

　　因為港英當局無視中國的最後通牒，激起紅衛兵和造反派的義憤。8月22日晚，數萬群眾在英國代辦處門前召開“憤怒聲討英帝反華罪行大會”，會後數千名紅衛兵和造反派，衝破北京衛戍區官兵的防線，衝進英國代辦處，打砸各類器物，打傷多名英國代辦處的工作人員，並放火焚燒英國代辦處的樓房。

　　據英國代辦處的霍布森回憶說：“大約晚上10點半左右，紅衛兵擁進了代辦處，他們先燒著停靠在遊泳池附近的汽車，然後衝入大樓，砸壞窗戶，搗毀室內設備，並用自帶的汽油在代辦處內放火。我們一起躲進了保險庫，但又被紅衛兵從迎風口灌進的煙熏了出來。我打開門先走出來，其他人隨我之後，院子裏大約有5000人。我立刻遭到一頓毒打，任何可以觸及我的人，都用他們手中不同的武器打我。婦女們發瘋似的撲過來，想用棍棒將我打倒。我的頭上遭到重擊的地方鮮血直流，被打得昏昏沉沉。全體代辦處工作人員不僅遭唾挨打，還被迫向毛主席像鞠躬。”

　　據參加這次行動的紅衛兵回憶說：“我們身後的大喇叭鼓動我們行動起來，我們衝向解放軍的防線，喊著：“閃開，讓我們進去！”解放軍的防線終於被衝開一個缺口，我們衝過去爬代辦處的柵欄，士兵們把一些人拉下來，但其他人卻越過去了。晚上11點，我們看見起火了，最初是從代辦處的車庫開始燃燒，消防車來了，但人們不讓他們進來，他們隻得回去了。英國人跑進地下室，但人們破門而入將他們揪了出來。警察過來幹預，把英國人帶到街對麵的阿爾巴尼亞大使館，但在穿過街道時，我們的一些人還過去撕他們的衣服。

　　英國代辦處起火之後，姚登山等人嚇傻了，他們沒想到紅衛兵會幹出如此出格的事情。在這個緊急關頭，姚登山等和造反派頭頭們，沒有人敢出頭處理這件事，隻好把外交大權重新交還給周恩來，任由周恩來處理這件事。

　　周恩來得知英國代辦處起火之後，知道這是一個天賜良機，他立即行動起來，展開“反奪權”行動。周恩來於8月23日淩晨，英國代辦處大火被撲滅後兩個小時，立即緊急召見外事口各造反派組織頭頭。這次周恩來叫了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一起接見，陳伯達站在周恩來一邊。

　　（107）

　　周恩來：“我今天首先問你們，我們國家的外交大權，是毛主席授權的國務院來管，還是你們管？如果你們說國務院沒有這個權力，你們要直接行使這個外交權力，那我今天就去報告毛主席！”

　　造反派：“當然是中央來管。王力同誌講話以後，我們覺得……”

　　周恩來氣憤地打斷說：“都拿王力同誌的講話撈稻草，你不要從王力講話裏撈稻草，一根稻草也撈不到。你們把外交部所有副部長的辦公室都封了，也不給中央打報告，我找誰辦事？”

　　造反派：“我們封了以後聽總理的。”

　　周恩來：“你們也沒有打電話給我，也沒有通知我。你們發生了問題，要我替你們辦事。那好，請你來做外交部長。”

　　造反派：“我當不了。”

　　周恩來：“你的做法就是這樣。外交大權中斷了四天，這個大權能斷嗎？我跟你們講了多少次，你們就是不聽。還要不要國家榮譽？今天你們把英國代辦處燒了，燒英國代辦處，使我們在外交上輸了理。外交大權四天中斷，這是犯罪，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犯罪。”

　　周恩來：“今天的行動是誰發起的？”

　　造反派：“他們自發的。”

　　周恩來：“現在說自發的話，我都替你們感到難過，感到臉紅。”

　　造反派：“我們以前砸過印度尼西亞使館，對帝國主義不能絲毫退弱。”

　　周恩來：“你說不能絲毫退弱，你是不是打算今天就要收回香港？請你回答。”

　　造反派：“你這個感情就不對。”

　　周恩來：“什麽感情？”

　　造反派：“我們負擔責任嘛。”

　　周恩來：“同誌啊，你們負得了這個責嗎？你們把事情做錯了，可以回家睡覺，還是要我們來處理，最後還是要中央負責。你們其中有人要‘炮打’我，搞我的材料，我不怕‘打倒’！”

　　陳伯達：“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嚴肅的階級鬥爭，不是兒戲，不是開玩笑。你們是對國家開玩笑，給外國人造成的笑話，你們在外交部的行動純粹是開玩笑。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沒有授權給外交部‘聯絡站’，這簡直是開玩笑。你們能管一個七億人口國家的外交部？”

　　周恩來：“你們的指揮部，無論如何要撤出外交部，你們在那裏指揮外交，成了最高權力機構不行。”

　　陳伯達：“你們都要聽總理的。你們什麽戰鬥隊，我不清楚，統統聽總理的命令。你們想管理國家外交大權，真是開玩笑！回到學校去，好好睡一覺，想一想，事後你們會感到很可笑。”

　　最後周恩來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向造反派頭頭們宣布：

　　一、燒英國代辦處，使我們在外交上輸了理；二、外交部的“奪權”是非法的，不算數的；三、“打倒劉、鄧、陳”的口號是錯誤的；四、封副部長們的辦公室，封條完全無效；五、外交部門前安營紮寨的紅衛兵，馬上撤離。

　　周恩來借著“英國代辦處”的東風，把被奪走的外交大權，又奪了回來。不過這件事周恩來還沒有向毛澤東匯報。怎樣向毛澤東匯報，對周恩來來說，也是一個難題，這是考驗周恩來智慧的時候。

　　（108）

　　按照常理，出了“火燒英國代辦處”這麽大的事，周恩來應該親自去上海向毛澤東匯報，可是這次周恩來卻不便親自去匯報。因為毛澤東肯定會懷疑，“火燒英國代辦處”是不是周恩來在背後搞起來的，畢竟周恩來是“火燒英國代辦處”的最大受益人，不可能不被別人懷疑。

　　如果周恩來親自去匯報，毛澤東未必相信周恩來講的是真話，所以周恩來必須找一個第三者去匯報這件事，才能讓毛澤東相信他是清白的。這個第三者找誰合適呢?陳伯達是一個人選，但陳伯達在“打倒陶鑄”事件之後，毛澤東疏遠他了，而陳伯達又靠近了周恩來，所以毛澤東不會太相信陳伯達的話。於是周恩來就想到了楊成武。

　　當時楊成武是毛澤東最信任的人之一，而且楊成武本人沒有卷入“外交部奪權”一事，可以站在第三者的立場上，相對客觀地講這件事，毛澤東會比較相信楊成武的匯報。因此，周恩來就選定了楊成武，請他去上海向毛澤東匯報。據楊成武回憶說：

　　 “周恩來找我單獨談話，並要我直接去向毛澤東請示報告。周恩來在向我講了各省的情況後，又談到王力8月7日的講話，煽動造反派奪外交部的權，占領外交部的事，還有‘火燒英國代辦處’，並有揪軍內一小撮的味道。周恩來說：‘這樣下去怎麽得了？我擔心的是連鎖反應。現在，一個是中央的領導不能動搖，一個是解放軍的威信不能動搖。’周恩來還給我一份王力的“八七”講話，要我轉送給毛澤東。”

　　周恩來不僅要楊成武向毛澤東匯報“火燒英國代辦處”情況，更重要的是要向毛澤東說明“外交部奪權”引發的一連串嚴重後果。周恩來借著“火燒英國代辦處”，馬上展開了“反奪權”，把被姚登山等造反派奪走的外交大權，又重新奪了回來。不過，周恩來的這個“反奪權”，還必須得到毛澤東的認可，才能算數。如果毛澤東不認可，再發起一場針對外交部的奪權戰役，周恩來這個反奪回來的權，還有可能再次被奪走。因此，怎樣說服毛澤東放棄再發起一場外交部的奪權戰役，是周恩來麵臨的首要問題。

　　周恩來知道沒有毛澤東的首肯，王力是不敢進行如此煽動性講話的，“外交部奪權”是毛澤東的一步重要的棋。但現在毛澤東的這步棋出了問題，不僅沒有起正麵的作用，反而起了負麵的作用。因此周恩來想勸告毛澤東：你這步棋走錯了，外交部奪權錯了，再這麽搞下去，就要起連鎖反應。

　　周恩來很巧妙地說：“這樣下去怎麽得了？我擔心的是連鎖反應。”周恩來說的“連鎖反應”是一個話外音，毛澤東應該很清楚，這就是“火燒英國代辦處”的下一個連鎖反應，就是“火燒蘇聯大使館”了。

　　（109）

　　當時紅衛兵和造反派在“反帝反修”的宣傳下，對蘇聯的印象極不好，多次發生過針對蘇聯的抗議示威事件。就在“火燒英國代辦處”的第二天，一批紅衛兵又包圍了蘇聯大使館，情況十分緊急，誰勸他們都沒有用，隻有周恩來親自去解圍了。據周恩來辦公室主任童小鵬回憶說：

　　紅衛兵的總指揮終於找到了，誰也沒想到，這個總指揮竟然是個16歲的女孩子，紮著羊角辮，滿臉稚氣，透出一股聰明勁。她把隨身帶來的地圖鋪開，那是一張如何圍攻以及如何撤退的路線圖，與周恩來侃侃而談，說：“既然可以火燒英國代辦處，為什麽不能圍攻蘇聯大使館？蘇聯反華，是修正主義，我們就是要反對他們。”

　　連周恩來都覺得這個女孩子嘴巴有點厲害，他耐心地聽完女孩子的意見後，便給她做思想工作。周恩來先肯定女孩子要“反修防修”是對的，同時又充分肯定蘇聯好的一麵，指出圍攻蘇聯大使館這種辦法不對，希望他們趕快撤退。因為周恩來在紅衛兵中威信很高，說話算數，女孩子馬上答應下令撤退，並很快就有秩序地撤退走了。

　　這次包圍蘇聯大使館，周恩來親自去解圍，勸退了紅衛兵。如果沒有周恩來的親自勸退，紅衛兵說不定又要鬧出“火燒蘇聯大使館”的事件。當時中國與蘇聯的關係非常緊張，大有戰爭一觸即發的氣氛，如果發生“火燒蘇聯大使館”，就很有可能引發中蘇戰爭了。

　　因此，周恩來巧妙地用“火燒英國代辦處”的連鎖反應，提醒毛澤東，如果任憑紅衛兵和造反派這樣鬧下去，就很有可能引發中蘇戰爭，這是極其危險的。

　　當然，周恩來能勸退包圍蘇聯大使館的紅衛兵，說明周恩來還能控製一定的局勢。如果周恩來在紅衛兵包圍英國代辦處的時候，親自出麵勸退紅衛兵，很可能就不會發生“火燒英國代辦處”的事件。可是周恩來沒有管紅衛兵包圍英國代辦處的事，這也可以理解，因為周恩來心裏有氣，他被奪權了，當然也就不再管事了。

　　周恩來不管事了，就發生了“火燒英國代辦處”；周恩來出來管事，就勸退了包圍蘇聯大使館的紅衛兵。因此，周恩來也想用這件事，告誡毛澤東：你的紅衛兵和造反派已經失控了，如果你奪了我周恩來的權，沒人管事，那就要天下大亂，就會從“火燒英國代辦處”發展到“火燒蘇聯大使館”，就很有可能引發中蘇戰爭。周恩來要讓毛澤東知道，奪周恩來的權，其代價將會有多大。

　　所以，周恩來讓楊成武給毛澤東“捎話”說：“現在，一個是中央的領導不能動搖，一個是解放軍的威信不能動搖。”這裏，周恩來說“中央的領導不能動搖”，也就是用暗語對毛澤東說：“周恩來在中央的領導地位不能動搖”；周恩來說“解放軍的威信不能動搖”，也就是用暗語對毛澤東說：“林彪在軍隊的領導地位不能動搖”。現在，紅衛兵和造反派已經失控了，隻有這兩個“不動搖”，也就是不觸動周恩來和林彪的地位，才能保住不會天下大亂。

　　（110）

　　周恩來除了讓楊成武給他“捎話”外，還把王力的“八七講話”帶給毛澤東，表示他對“八七講話”的不滿，委婉地希望毛澤東對王力，以及關鋒、戚本禹這些挑動外交部奪權的人，給予一定的處分。

　　據楊成武回憶說：8月25日上午，按照周恩來的指示，我乘飛機去上海，向毛澤東轉達了周恩來委托我報告的事項。毛澤東邊聽邊抽煙，不說話，也不提問，聽罷匯報說：“成武啊，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考慮考慮，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

　　次日上午，毛澤東對我說：“你馬上去準備飛機回北京，準備好了再過來。”

　　我從毛澤東那裏出來，給專機組打電話，安排好回北京的飛機後，又來到毛澤東的住處。毛澤東嚴肅地對我說：“王力這篇講話極壞，現在叫‘王八七’，會寫幾篇文章，就膨脹起來了，要消腫，王力的錯誤很大。我的看法，王力此人書生氣大些，會寫幾篇文章，不大懂政治，王力的破壞力大些，關鋒聽王力的話。王力的興趣不是什麽部長、副總理，這個人愛吹。”

　　稍停，毛澤東喝了一口茶，說：“我考慮好了，我說你記。”

　　我準備好筆和紙後，毛澤東繼續說：“王、關、戚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隻向總理一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

　　毛澤東將我的記錄過目後，說：“就這樣，你回去請總理馬上辦。”

　　當我走出客廳後，毛澤東又把我叫回去，說：“是不是可以考慮一下，戚本禹暫時不動，要他作檢討，爭取一個。”

　　沉思片刻後，毛澤東解釋說：“對戚本禹指出他犯了嚴重錯誤，要嚴肅批評，限期改正。再看一看，能不能分化出來，看他改不改？”

　　我又將毛澤東的話記錄下來，請他過目後，直接乘車駛向機場。

　　中午，我回到北京，立即單獨向周恩來匯報了毛澤東的決定。周恩來決定，事不宜遲，馬上開會。

　　當晚，在釣魚台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小碰頭會，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參加。周恩來說：“今天的會議，是傳達毛主席的一個重要決策。”

　　周恩來嚴肅地逐字逐句地宣讀了毛澤東的指示，隨後便把王力、關鋒隔離起來。周恩來又叫我去北戴河向林彪匯報毛澤東的這一決定。我說：“在上海，主席特意交代，讓我隻單獨向您一人匯報，並讓我轉告您，這件事讓您一個人單獨處理。”

　　周恩來說：“這樣大的問題，事先不讓林副主席知道不好。你回去對主席講時，就說是我讓你向林副主席通報的。”

　　在抓起王力、關鋒的第二天，我奉周總理的指示，飛往北戴河，向林彪匯報。我匯報完毛澤東、周恩來處理王、關、戚的問題後，林彪感到很震驚，隻是微微點了點頭，什麽話也沒有說。我問林彪有什麽指示？林彪答：“沒有了。”我隨即告退返回北京，這就是處理王、關、戚的全過程。

　　毛澤東為什麽做出這樣的反應呢？我們將在下麵進行分析。

　　（111）

　　毛澤東發動文革，本來準備搞三年。他在1966年底說：“我們這次運動打算搞三年，第一年發動，第二年基本上取得勝利，第三年掃尾。”毛澤東在1967年初又說：“第一年開張，第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礎，第三年結束，這就是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搞文革的目標有多個，有刷新人們思想覺悟的目標，有改革政治體製的目標，也有改換人事布局的目標。其中改換人事的目標，也就是“奪權”，是最硬的指標，最難啃的骨頭。毛澤東對搞文革的思想目標和政治目標有很多闡述，但對搞文革的改換人事目標，也就是“奪權”的目標，從來沒有明確地講過。不過從後來的事情發展，我們可以推測毛澤東的人事目標，應該是第一年奪劉少奇的權，第二年奪周恩來的權，第三年奪林彪的權，這樣文革大革命就勝利結束了。

　　毛澤東搞文革的主要目的，並不是為了解決他本人的權力問題，而是要為他的紅色接班人順利接班鋪平道路。劉少奇、周恩來和林彪這三個人在黨內的威信太高，隻要他們三人中的一個人掌握實權，毛澤東的接班人就無法順利接班。所以毛澤東一定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把這個難啃的硬骨頭啃下來。

　　第一年對劉少奇的奪權比較順利，劉少奇掌控的三個主要部門：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實現了完全徹底的奪權，中央文革小組完全接管了這些部門的權力。第二年對周恩來的奪權，就很不順利了。本來毛澤東想來一個“一鍋端”，來一個“全國全麵奪權”，結果遇到高官們的強烈抵製，所以毛澤東隻好放棄“全國全麵奪權”，改為“重點突破奪權”。

　　周恩來掌控的三個主要部門是：外交部、財政部和農業部。毛澤東把第一個“重點突破奪權”的目標，放在了“外交部”上。中央文革小組的三員大將：王力、關鋒、戚本禹，親自出馬插手和煽動外交部的奪權，紅衛兵和外交部的造反派，仗著中央文革親自出麵支持的威風，一舉打垮了外交部的保皇派，終於實現了外交部的奪權，實現了毛澤東“重點突破奪權”第一個的目標。

　　可是毛澤東沒有料到，他雖然依靠紅衛兵和造反派奪了外交部的權，但這些被煽動起來的紅衛兵熱血沸騰，造反派野心膨脹，使得毛澤東本人也對他們失去了控製，最後幹出“火燒英國代辦處”的無法無天之事。1970年12月，毛澤東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說：“1967年7月和8月兩個月不行了，天下大亂了。”斯諾問：“是不是火燒英國代辦處的時候？”毛澤東說：“就是那個時期。”

　　（112）

　　為什麽會出現失控呢？主要有兩方麵的原因：第一個方麵是群眾的革命熱情越來越激烈，第二個方麵是造反派的野心膨脹，急於立功。關於造反派的野心膨脹，周恩來後來在講話時說：“王力在8月7日要奪外交部大權，於是‘五一六兵團’就在天安門貼出的兩條標語：‘熱烈要求姚登山代理外交部長’、‘熱烈要求關鋒代理總政治部主任’，小字報也登出來了。王力的野心就更大了。”

　　康生插話說：“王力想當總理。”

　　毛澤東後來也說：“姚登山怎麽能當外交部長？他闖了幾個禍。外交口子裏有壞人、黑手、反革命，說葉劍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他集中攻擊總理，把總理攻倒後再攻別人。英國就鑽這個空子，發照會給陳毅本人。陳毅打過仗不怎麽突出，比較右。”

　　毛澤東說姚登山“闖了幾個禍”，這也是對的。姚登山奪了外交部的大權後，立功心切，想立一個大功，一舉當上外交部長，於是就搞了一個對英國的“最後通牒”，想把英國一舉壓垮，奪取一個外交上的大勝利。

　　然而“最後通牒”絕不是一般的強烈抗議，絕不是可以隨便動用的外交手段。新中國建國後，外交部隻有兩次對外國發出最後通牒，第一次最後通牒是對印度，那次最後通牒是周恩來與毛澤東協商後發出的。當時解放軍已經做好準備，印度不接受最後通牒的話，就立即發起進攻。後來印度接受了最後通牒，此次是中國贏了一次外交勝利。

　　姚登山等人在外交部奪權後的第二天，居然就發出了新中國第二個“最後通牒”，周恩來得知後非常氣憤。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周敏這樣回憶周恩來在“火燒英國代辦處”後的反應：

　　總理問：“英國代辦處燒了？”

　　周敏說：“基本上都燒了。”

　　總理問：“姚登山來了沒有？”

　　周敏說：“沒有。”

　　總理說：“馬上叫他來。”

　　總理開始講話，批評火燒英國代辦處，他說：“外事行動，不能步步升級，要根據中央的方針政策辦，你們怎麽這麽幹呢？我沒料到你們會來這一手，事先不打招呼，事後也不匯報，這樣大的事情也不請示。現在你們說怎麽辦吧？”總理氣得手發抖。

　　陳伯達也很生氣，說：“外事行動以後都由外交部掌管，別的組織不要插手。”

　　姚登山家住東單二條，離人民大會堂不遠，此時也已到了。總理問外交部造反派“聯絡站”的人：“火燒英國代辦處，你們參加了沒有?”

　　大家回答：“沒有。”

　　總理又問：“你們知道不知道？”

　　大家回答：“不知道。”

　　總理說：“沒參加，不知道就好。”

　　（113）

　　雖然目前還沒有透露毛澤東得知“火燒英國代辦處”後的反應，但毛澤東肯定也是非常生氣的。對英國發“最後通牒”這麽重大的事情，居然也沒有人向毛澤東匯報，這就是“失控”。造反派已經自作主張，自行其是，根本沒有想到要向毛澤東請示匯報，這樣一來，毛澤東就對造反派失去控製了。

　　更讓毛澤東生氣的是，姚登山等造反派在“闖禍”之後，居然表現出“敢做不敢當”的軟骨頭，縮起頭來，不敢出來了。

　　“火燒英國代辦處”的直接導火索，是姚登山等人搞的“最後通牒”。在“最後通牒”時限到達之前，已經有上萬人的紅衛兵和群眾圍在英國代辦處門前，如果到時限之後，英國不接受“最後通牒”的話，中國反而受辱，因此英國代辦處門前的紅衛兵和群眾肯定會鬧事，這是很容易想到的。

　　姚登山要是有敢於負責的態度，他應該早早趕到英國代辦處門前，阻止和勸說紅衛兵和群眾不要采取過激行動，這才是“敢做敢當”。可是姚登山在紅衛兵和群眾在英國代辦處門前鬧事的時候，居然躲在家裏，周恩來問：“你們參加沒有？知道不知道？”姚登山等人說“沒有參加。不知道。”

　　紅衛兵和群眾在英國代辦處門前鬧事，這麽大的事情，而且是與姚登山等人搞的“最後通牒”直接相關的事情，姚登山怎麽可能“不知道”呢？姚登山肯定是知道的，但他不敢到現場去。如果姚登山去了現場，憤怒的紅衛兵和群眾肯定會向他提出問題：“英國不接受最後通牒，我們怎麽辦？”

　　姚登山就是害怕回答這個現實問題。如果姚登山的回答太軟了，群眾就會指責他是投降主義，賣國賊，甚至有可能被憤怒的群眾痛打一頓；如果姚登山的回答太硬了，就會向群眾火上澆油，群眾就會采取更激烈的行動，幹出更離譜的事。所以，姚登山不敢回答群眾的問題，也就不敢到群眾中去了。

　　同樣，煽動外交部奪權的王力、關鋒、戚本禹，在這個關鍵的時刻，也不敢到現場去，因為他們也害怕回答群眾的問題：“我們該怎麽辦？”。回答的太軟，要被群眾罵成賣國賊，挨打不說，還要毀掉他們“響當當”造反派的硬漢形象；回答的太硬，又怕給群眾火上澆油，惹出更大的禍來。所以他們三人也采取縮頭烏龜，不敢去現場，任憑現場的群眾鬧出火燒英國代辦處的大禍。

　　（114）

　　8月23日晚9時，一萬多紅衛兵和群眾在英國代辦處前麵舉行抗議大會；晚10時，最後通牒限期到了，英國不予理睬。這時該怎麽辦呢？據一位參加這次事件的紅衛兵回憶：晚上10點，通牒限期到了，我們該怎麽辦呢？我們隻知道要向他們顯示力量！總理曾經說過我們不能衝擊，我去問該怎麽辦？我得到的答複是：雖然總理是那麽說了，但群眾要采取革命行動，誰能阻擋得了？

　　晚10時半，群眾衝進英國代辦處；晚11時，英國代辦處起火。可見這次火燒事件，不是突發的，而是在這之前有兩個小時的“潛伏期”。最糟糕的是，在晚10時最後通牒限期到的時候，沒有一位中央首長到現場告訴大家應該怎麽辦。於是憤怒的群眾就自發地采取“顯示力量”的革命行動，這就是“火燒英國代辦處”。

　　這裏需要說明一下，有一種傳言，說群眾在英國代辦處前鬧事的時候，周恩來和江青、陳伯達、康生緊急起草了一份廣播講話稿，在英國代辦處現場反複播出。這個傳言是不真實的。據當時在現場的人回憶，他們沒有聽到過這個廣播，而且周恩來和江青、陳伯達等人，在後來談到“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時，都沒有提到過他們曾經緊急起草過一份廣播講話稿。

　　群眾在英國代辦處前鬧事的時候，如果有一位有威信的中央首長到現場，就有可能控製和製止群眾的過火行動。可是出了這麽大的事情，居然沒有一位中央首長到現場去，任憑群眾胡鬧，闖出“火燒英國代辦處”的大禍，這能不讓毛澤東生氣嗎？

　　當然，對周恩來不去現場，毛澤東倒也不生氣，因為周恩來被奪權了，撒手不管也情有可原。最讓毛澤東生氣的是姚登山、王力、關鋒、戚本禹這些人，他們是最應該出現在現場的，因為這件事就是他們挑起來的。如果他們有一點責任心的話，就應該挺身而出，哪怕是挨打挨罵，毀掉自己“響當當”造反派的名聲，也要阻止群眾的胡鬧。可是在關鍵的時刻，這些人成了“縮頭烏龜”，沒有一個人去現場。他們為什麽不去呢？答案隻有一個：出於私心，為了自保。

　　毛澤東最不喜歡那種私心重，處處想著自保的人。因此毛澤東後來打倒王力、關鋒、戚本禹，與他們在關鍵時刻的表現有很大關係，他們在關鍵時刻沒有經得起考驗，私心暴露無疑。陳再道這樣的軍人，在“七二零”事件中闖禍之後，依然敢做敢當，沒有當縮頭烏龜。與陳再道相比，王力、關鋒、戚本禹這些文人實在差了很多，毛澤東對王力、關鋒、戚本禹徹底失望了。

　　（115）

　　毛澤東費了很多心思，做了很多準備，發起“重點突破奪權”，好不容易奪下了周恩來的外交大權。可是周恩來借著“火燒英國代辦處”東風，成功地進行“反奪權”，又從造反派手中奪回外交大權。那麽毛澤東是不是要再發起一次“重點突破進攻”，再來奪周恩來的外交大權呢?

　　“火燒英國代辦處”發生後，毛澤東不得不重新定位，權衡利弊，認真地再三思考，是否應該再次發起一場奪周恩來外交大權的戰役。這個問題毛澤東思考了一天，第二天才把自己的思考結果告訴楊成武，毛澤東的最後結論是：在目前的情況下，讓周恩來掌握外交大權，反而更好。毛澤東為什麽會這麽想呢？這是因為他對“左派”失望了。

　　在一個月前的武漢“七二零”事件中，毛澤東還對“左派”抱有很大信心，甚至提出“給左派發槍”。可是“火燒英國代辦處”，無情地粉碎了毛澤東對“左派”的幻想，他開始對左派失望，不僅不再提“給左派發槍”，甚至連支持“左派”奪權的問題，也不得不慎重考慮。

　　毛澤東本以為自己說話“一句頂一萬句”，紅衛兵和造反派，也就是所謂的“左派”，都會絕對聽他的話，所以才積極扶持造反派，但結果卻出乎毛澤東的意料之外。造反派奪權之後，自我膨脹，驕傲自滿，自高自大，自作主張，覺得自己了不起，覺得世界上沒有權威了，就是毛澤東的權威他們也不尊重。

　　向外國發出“最後通牒”是極其慎重之事，一定要請示國家最高領導人的同意，這在世界各國都是慣例，沒有聽說哪國的外交部，不請示國家最高領導人，就自作主張發出“最後通牒”的。毛澤東作為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奪權後的外交部造反派，居然不向毛澤東請示匯報，就擅自對英國發出“最後通牒”，這簡直是完全無視毛澤東的權威，無法無天了。外交部造反派這樣無視毛澤東的權威，讓毛澤東以後如何控製外交部！

　　在此情況下，周恩來在“火燒英國代辦處”後，從造反派手中奪回外交大權，反而讓毛澤東感到安心了。至少周恩來掌管外交部，還是尊重毛澤東權威的，凡是重大的外交事情都要向毛澤東請示匯報，毛澤東對外交部還能控製。

　　毛澤東最擔心的是與蘇聯發生外交糾紛，進而引發中蘇戰爭，這可是關係到中國生死存亡的大事，絕不可大意。在紅衛兵包圍蘇聯大使館的時候，隻要有洞察力的人都會發現其危險性，這樣下去弄不好就是第二個“火燒”，弄不好就會引發戰爭。可是在這種緊急情況下，王力、姚登山這些人又不見蹤影了，他們不敢管，也沒有能力管這件事。

　　（116）

　　中蘇關係比中英關係更難處理，那時中國人把蘇聯認為是頭號敵人之一。在製止紅衛兵衝擊蘇聯大使館的時候，如果對蘇聯的態度太軟，會被說成是違背毛澤東的“反修”思想；如果對蘇聯的態度太硬，又可能煽動起嚴重的中蘇衝突，甚至戰爭。因此，王力、姚登山根本不敢插手中蘇關係的問題，他們也沒有處理蘇聯外交糾紛的高超藝術。在本文後麵附文一篇《周恩來處理國際列車事件》，它反映出周恩來處理這種問題的高超技巧。

　　處理天下大亂中的外交問題，特別是中蘇關係，隻有周恩來出麵才能穩住局麵，這時不能沒有周恩來。所以毛澤東不得不決定，承認周恩來的反奪權，外交部暫時還是繼續讓周恩來掌控比較好，等待以後有時機的時候，再考慮奪周恩來的權。這樣一來，毛澤東精心準備的一場針對周恩來的重點突破奪權戰役，就戛然而止了。

　　這次，毛澤東再次與周恩來暫時停戰，毛澤東也不得不做出讓步，打倒中央文革的三員大將王力、關鋒、戚本禹，這是毛澤東對周恩來做出的重大讓步之一。不過，毛澤東在對周恩來讓步的同時，又悄悄給周恩來埋了一個陷阱，他要離間一下周恩來和林彪的關係。

　　毛澤東在王力的“八七”講話上批語：“大、大、大毒草!”然後讓楊成武轉告周恩來，說：“你隻向總理一人報告，要總理一個人單獨處理，把他們抓起來。”

　　周恩來把王力的講話轉交給毛澤東，就是希望毛澤東對王力的講話表態。毛澤東對王力講話批示“大毒草”，讓周恩來感到滿意。毛澤東又說讓周恩來“一個人單獨處理這件事”，讓周恩來把王力等人抓起來。如果周恩來是一般人，就會中毛澤東的“計”，馬上一個人單獨處理這件事，下令把王力等人抓起來，但周恩來卻沒有中毛澤東的“計”。

　　周恩來想到，如果他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做，自己單獨下令把王力等人抓起來，就會讓林彪產生一種看法。這樣，林彪會認為周恩來背著他林彪做事，抓人這麽大的事情，也不跟林彪打個招呼就抓，無視他林彪的存在。這樣一來，林彪就會對周恩來的好感度和信任度大打折扣。

　　周恩來不愧是高手，馬上來一個“將計就計”，他立刻讓楊成武去北戴河，向林彪匯報毛澤東的這一決定。這時，楊成武卻搞不清這裏麵的玄機，向周恩來解釋說：“在上海，主席特意交代，讓我隻單獨向您一人匯報，並讓我轉告您，這件事讓您一個人單獨處理。”

　　（117）

　　周恩來說：“這樣大的問題，事先不讓林副主席知道不好。你回去對主席講時，就說是我讓你向林副主席通報的。”

　　楊成武也覺得周恩來的話有理。特別是周恩來說“你回去對主席講時，就說是我讓你向林副主席通報的。”這等於是向楊成武下命令，同時又說“你就說是我讓去的”，這是鼓勵楊成武不要害怕違背毛澤東的指示，你把責任推到我身上就行。

　　毛澤東特別交代楊成武說“你隻單獨向總理一人報告”，毛澤東並沒有讓楊成武向林彪報告。可是楊成武在關鍵時刻，居然違背毛澤東的指示，反而遵照周恩來的話，去向林彪報告了。楊成武沒有想到，他這麽做是給毛澤東“惹麻煩”了。因為這樣一來，不但毛澤東離間周恩來與林彪關係的計策失敗，卻反過來離間了毛澤東自己與林彪的關係。

　　因為楊成武說是周恩來派他來向林彪匯報，林彪就會對毛澤東產生看法。這麽大的高層人事變動，按照常理，毛澤東應該先通知林彪這個黨內第二把手，這才是尊重林彪的地位。可是毛澤東居然不告訴林彪，還是周恩來派人來告訴林彪，那麽林彪就會覺得毛澤東把他看成是“可有可無”的擺設，不尊重他的地位，反而還是周恩來尊重林彪。這樣一來，毛澤東和林彪的關係反而產生裂痕了。

　　毛澤東的這個計策本來是不壞的，隻是沒想到他非常信任的楊成武，居然在關鍵時刻會違背自己的指示，反而聽周恩來的話。楊成武為什麽這麽做呢？因為楊成武怕得罪周恩來，楊成武想誰都不得罪，想八麵玲瓏做好人。而毛澤東非常不喜歡八麵玲瓏的人，楊成武在關鍵時刻辜負了毛澤東，給毛澤東造成了不小的麻煩，使毛澤東感到楊成武“不能信任”，這就為後來毛澤東“打倒楊成武”埋下了伏筆。

　　“火燒英國代辦處”是毛澤東對文革思考的第二個轉折點。到此時毛澤東才吃驚地發現，造反派已經完全失控了，天下真的大亂了。在這個天下大亂的時刻，連毛澤東自己都控製不住局勢，隻有周恩來還可以穩住局勢，如果周恩來撒手不管，後果將不堪設想。這正應了美國總統尼克鬆說的一句名言：“中國如果沒有毛澤東，就可能不會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沒有周恩來，革命之火就可能會把一切燒成灰燼。”

　　毛澤東後來也說“1967年7月和8月兩個月不行了，天下大亂了。”毛澤東明白，在天下大亂的局麵下，不能再降低周恩來的威望，相反要提升周恩來的威望，這樣才能穩住局勢，盡快走出天下大亂的混亂。

　　（118）

　　因此，毛澤東不僅停止了打倒周恩來的計劃，反而開始樹立周恩來的威信。毛澤東樹立周恩來威信的第一個行動，就是把反周恩來的“五一六兵團”，打成反革命集團。

　　1967年9月8日，毛澤東在審閱姚文元《評陶鑄的兩本書》時，加了這樣一段話：請同誌們注意，現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這個辦法，他們用貌似極左，而實質上極右的口號，利用‘懷疑一切’的妖風，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挑撥離間，渾水摸魚，妄想動搖和分裂無產階級司令部，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所謂‘五一六兵團’的組織者和操縱者，就是這樣一個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應予徹底的揭露。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猛省過來，反戈一擊，切勿上當。

　　此後，中國開始了一場浩大的清查“五一六”運動，反對過周恩來的王力、關鋒、戚本禹、姚登山等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這件事我們後麵還要講到。

   附：

            周恩來處理國際列車事件

陶鐵柱

　　(作者是參加這次“反修”行動的“北京紅衛兵北上小分隊”頭頭之一。)

　　1966年9月3日，北京開往莫斯科的1次特快，徐徐開進了中國邊陲小城海拉爾，我們“北京紅衛兵北上小分隊”已在此恭候多時了。站台上擺滿了各種顏色的油漆、毛澤東畫像、用漢英俄蒙四種文字印製的“反對蘇修”的傳單和小冊子。

　　列車剛一停穩，車門剛剛打開，我們便迫不及待地展開了我們的“反修”行動。林東紅靈巧地竄進車廂，不由分說地就去張貼毛澤東畫像，蘇聯女列車員先是吃了一驚，後來也不甘示弱，憤怒地把畫像扯了下來，撕個粉碎。

　　“你敢撕毛主席像?”林東紅大吼著。

　　女列車員不懂得漢語，嘴裏不斷地用俄語罵著：“土匪!”

　　林東紅一連又貼了兩、三張毛澤東畫像。女列車員忍無可忍，揮手給了她一耳光。林東紅跳了起來，撲到女列車員身上，和她扭打成一團。

　　王保爾、陳其健等人，沿著包廂外的走廊，散發“反修”傳單和小冊子。外國旅客的態度不一，有的恭恭敬敬地拿在手裏，裝作認真閱讀的樣子，一看便知，他們是日本人；有的連看都不看，拿到後就像扔廢紙似地扔到窗外麵，一副不屑一顧的模樣，估計他們是俄國人。

　　車下也是一片忙亂，李建軍領著一幫人，用大排筆刷子和各色油漆，往車廂上刷著大標語。此時，我正站在一節車廂門口，和一位蘇聯女列車員進行激烈辯論。

　　“你們要幹什麽？這是蘇聯列車，不是中國列車。滾開！”

　　（119）

　　“蘇聯列車？可它行駛在中國領土上。我們這是在進行反對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你們要反對革命嗎？”

　　紅衛兵們又刷大字報，又喊口號，火車比規定時間晚開了10分鍾。海拉爾車站站長麵露難色，因為誤車是他失職，但他也不敢流露。

　　臨開車前，紅衛兵們突然發現少兩位戰友：彭少珠、商小果不見了，他們估計可能被蘇聯列車扣住了，急忙讓站長發出緊急停車的信號，幾個“反修勇士”飛快地跑到列車前不遠臥在鐵軌上。

　  列車這時不得不停下來。紅衛兵們要求上車，但蘇聯列車員硬是不開門。還是工人階級有力量，站長對幾個工人說：“不開門就用鐵榔頭砸!”幾個工人果然掄起榔頭砸了幾下，列車門終於開了。

　　紅衛兵們一擁而上，一個車廂、一個車廂地搜尋，終於找到了這兩位同學，隻見她們的手被反綁著，嘴裏還塞上了毛巾。

　　紅衛兵們當然怒不可遏，大家異口同聲，同仇敵愾地說：“不能這麽便宜了蘇聯，得給他們點顏色看看!”

　　我說：“拿油漆把車廂那一麵全刷上標語，上車把沒有散發完的傳單、小冊子全都散出去!”

　　我和一些小分隊員拿起油漆筒和排筆刷子，繞到列車另一麵，在車廂上寫滿了這樣的標語：“打倒蘇聯現代修正主義！”、“打倒勃列日涅夫、柯西金！”

　　到了下半夜，列車總算又開動了。帶著花花綠綠的標語，帶著斑斑點點的傳單，像一隻受傷逃竄的野獸，消失在大草原的茫茫黑夜中。

　　回來後，我們召開了全體隊員會議，總結經驗教訓。有人批評我和李建軍：“你們當頭頭的也太軟弱了，蘇修打人抓人，咱們刷幾條標語就算完事了？你們還有點紅衛兵的革命精神嗎？”

　　大家一致決定，9月7日再搞一次行動。

　　在我們行動前一天的9月6日，來了一位不速之客，中共華北局書記華山，他轉來了一份黨中央給我們的電報。電文是：“你們的反修精神很好，注意鬥爭策略。”

　　華山說：“我代表華北局支持你們的反修行動，但你們9月7日的這一次行動要事先請示中央。”

　　大家議論紛紛：“反修還用得著請示中央啊？”華山拐彎抹角，隻是堅持讓我們在行動前請示中央。

　　我們商量了一會兒，決定邊準備，邊請示。

　　9月7日，到下午還沒有和中央聯係上。晚上，他們都去車站等候國際列車，留下我再做最後努力。

　　我在市委招待所給北京掛長途，要求直接接通周恩來。電話員頗為傲慢地問：“你是什麽人，有什麽資格找周總理講話？”

　　（120）

　　我大發脾氣：“我是北京紅衛兵，現在有重要情況向周總理請示。如果你不給我接通，過一會兒發生了國際事件，中央不知道，責任要由你完全承擔！你敢負這個責嗎？”

　　這時周恩來正在中國科學院萬人辯論大會上發表講話，聽說有緊急長途電話，馬上離開會場去接。

　　“您是周總理嗎？”

　　“是啊，我是周恩來，你是哪一位？”

　　“我是北京紅衛兵紅濤，我們小分隊正在海拉爾串連。前幾天我們攔截了蘇聯的國際列車，造了蘇修的反。”

　　“中央派華山同誌送給你們的電報，收到了嗎？”

　　“收到了。”

　　“毛主席、黨中央認為你們的反修精神很好，你們這一代大有希望，如果你們能夠認真總結經驗，不但敢於革命，而且善於革命，提高鬥爭水平，你們的反修鬥爭就會取得更大成就！”

　　“我們打算再搞一次攔截行動，小分隊的同誌們已經到車站去了，留下我向您請示。”

　　“我的意見，你們可以在車站上貼大字報，喊口號，不要到列車上去，那是他們的列車，你一闖，他們就說你侵犯他們的主權，這樣就會發生國際糾紛，他們就會提抗議，還會發生上次綁架之類的事情。希望你能夠馬上把我的意見轉達給小分隊的同誌們。”

　　我立刻給在車站的李建軍打電話，向他講了總理的意見。他和身邊的幾個人商量了一會兒，對我說：“現在蘇聯的列車已經到達，我們正在車廂上刷標語，有人在車上演講和散發傳單。我們的意見是，蘇修上次綁架了我們的人，這次我們不能輕饒了他們，否則他們就會認為中國紅衛兵軟弱可欺。你問一下總理，他的話代不代表毛主席？如果代表，我們堅決執行，馬上撤下來。再問一下，車站為什麽來了這麽多解放軍？”

　　“來了解放軍？”

　　“是的，剛才來了幾卡車解放軍，現在正在鐵路沿線放警戒線。”

　　我又給總理打電話。周恩來說：“中央今天上午討論了你們的行動計劃，我剛才的話當然是代表毛主席說的。你們能堅決執行毛主席的指示，我們很高興。部隊是我派去的。你們上次不是受蘇聯欺負了嗎？毛主席讓派部隊去保護你們。這次我們再也不能容忍發生蘇修綁架這種事情了。你們最好10日前趕回北京，我要開會歡迎你們。”

　　9月9日，我們小分隊一行20多人回到北京，國務院派車把我們接到中南海。

　　第二天晚上，我們到政協禮堂，參加了周恩來主持的首都中學紅衛兵第二次座談會。

　　穿著草綠色軍裝的周恩來，指著我們向在場的上千名紅衛兵說：

　　“我來介紹一下，他們是來自海拉爾的反修小英雄。他們同蘇修進行了英勇的鬥爭，現在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回到北京來了。讓我們熱烈歡迎他們勝利歸來！”

　　下麵掌聲雷動，我們十分激動、興奮。

　　（121）

　　會後周恩來在會客室裏單獨接見了我們。他微笑著和小分隊隊員一一握手，稱讚我們的革命精神。當和我握手時，他問：“你叫什麽名字？”

　　“紅濤。”我回答說。

　　“紅濤？噢，我們在電話裏早就認識了。你很厲害啊，用俄語和他們辯論了兩個小時。你是小分隊負責人嗎？”

　　“我和李建軍都是，他是正的，我是副的。”

　　“你是哪個學校的？”

　　“54中的。”

　　“聽說你們是北京最早到外地串連的一支紅衛兵，8月11日出去的，對吧？”周恩來說。

　　大家都笑了。

　　周恩來和我們都坐了下來，我們開始匯報攔截國際列車的情況，提出了當時無法理解的問題：比如，過去我們認為黨內“走資派”隻有極少數人，這次我們看到沿途各省市的領導都成了“走資派”，要是這樣，我們黨豈不是完全變質了嗎？我們還談了對東北、內蒙“文化大革命”進展的看法。

　　周恩來的表情變得嚴峻起來。他沉思了一會兒，說：“你們反映的情況很好，也很重要，有些情況中央還不知道。現在運動剛剛開始，各地的發展很不平衡，對有些問題，我們還要看一看，不急於下結論。你們可以把有些情況寫成材料向中央匯報，交給餘湛同誌。”他指著坐在身邊的餘湛說：“這就是餘湛同誌，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司長，就讓他來擔任我和你們的聯絡員吧，以後有什麽事情，可直接找他，讓他轉告給我。”

　　大家鼓掌表示同意。接見結束時，周恩來和我們合影留念，還指示新華社記者說：“照片衝洗出來後，發給他們每人一張。”

　　9月15日，毛澤東在天安門第三次檢閱紅衛兵。周恩來的指示，我和李建軍上了天安門城樓，其他同誌在西二觀禮台上。毛澤東在城樓上接見了我們。周恩來介紹說：“他們就是來自海拉爾的反修小英雄們的代表。”毛澤東微笑著和我們握手。

　　我們小分隊的聲譽已達到了頂峰。許多紅衛兵都跑到我們的駐地來打聽攔截國際列車的情況。周恩來和我們合影的照片、海拉爾市委送給我們每人一雙嶄新長筒馬靴、以及我手裏那張進出邊境地區證明，都讓他們羨慕不已。

　　蘇聯對這次事件有何反應？我很想知道。有一天我到外交部，碰到蘇歐司的老劉，他一見到我，就拍著我的肩膀說：

　　“你們這些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家夥啊，給我們帶來的麻煩大了！事情沒過幾天，蘇聯大使就來提抗議。我們絞盡腦汁，答複說，這次事件是民間所為，而不是我國政府所為，為此我國政府不能接受貴國政府的抗議。蘇聯大使氣得不得了，‘啪’地一下把抗議照會摔在桌子上就走了。你不是想了解蘇聯的反應嗎，來看看這份《真理報》吧！”

　　我拿起報紙一看，蘇聯塔斯社在醒目的標題下報道了我們攔截國際列車的消息，罵我們是“暴徒”、“流氓”、是“一批反蘇小醜”等等，還附了一張我和蘇聯女列車員辯論的大照片。【附文完】

　　（122）

　　毛澤東知道周恩來對煽動外交部奪權的王力，是懷有憤怒的，所以就給周恩來一個“複仇”的機會。第一，毛澤東在王力講話上批語“大、大、大毒草”，為周恩來解氣；第二，毛澤東授予周恩來單獨全權處理王力的特權。毛澤東以為周恩來複仇心切，會對王力下重手，立即給他扣個反革命的大帽子，召開批鬥大會，狠狠批判一通。

　　但周恩來沒有按照毛澤東想的那樣去做。周恩來知道，如果他這樣做，就會損害他的聲譽。人們對周恩來的印象是寬厚仁慈，如果周恩來出重手處分王力，人們就會認為周恩來是挾私報複，影響人們對周恩來的好感。所以周恩來沒有對王力下重手，隻是把王力交給中央文革小組處理，因為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

　　前麵說過，中央文革小組也分為兩派：一派是“京派”，指的是北京出身的陳伯達、王力、關鋒和戚本禹；另一派是“海派”，指的是江青以及上海出身的張春橋和姚文元。康生的立場比較中立，但傾向於“海派”。“京派”和“海派”素有矛盾，雙方各不服氣，爭毛澤東的“寵”，爭毛澤東更大的重用。

　　1967年下半年以來，毛澤東重用“京派”的王、關、戚，讓“海派”的江、張、姚不免有些失落感，所以打倒“京派”的王、關、戚，“海派”的江、張、姚是高興的。這樣一來，中央文革小組就是“海派”一家獨攬了。陳伯達和康生因為毛澤東親近王、關、戚，而冷落他們，也對王、關、戚不滿，所以周恩來讓文革小組的人去批判王、關、戚，他們都很積極。相反，周恩來倒是表現出對王力的友好態度。據王力回憶說：

　　1967年8月30日下午，在釣魚台開所謂“生活會”批鬥我，張春橋和姚文元專門從上海回來參加會議，參加的還有楊成武、吳法憲，葉群身體不好請假。當時總理坐在主席的位置上，康生坐在總理的位置上，江青宣布開會。陳伯達的發言主要針對關鋒，康生的發言主要針對我，說我想當總理。江青說：“王力，你眼裏就沒有我江青。”

　　當時我沒有發言權，沒有說話。憑良心說，我眼裏還是有江青的，因為她是主席夫人，又常常代表主席說話，我對她還是尊敬的。

　　在整我的會上，總理一句也未批評我，隻有兩次發言。一次是楊成武說：“逼總參謀部向香港派一個營兵力這件事，要王力負責。”

　　總理說：“這件事王力不知道。”

　　第二次是吳法憲說：“火燒英國代辦處是王力搞的。”

　　總理說：“四十八小時的最後通牒，王力不知道。”

　　他們發言完，總理除了上麵講了兩句話，就說了一句話：“你們也得聽聽王力的意見，叫他說說吧。”

　　我就哭了，說：“我沒有什麽說的了。”

　　這次會議後，就把我和關鋒關在釣魚台二號樓，隔絕與外界的一切聯係。

　　後來我出獄後，王光美同誌對我說：“你作了替罪羊。搞得這麽亂，是要找一個人做替罪羊的。”1967年8月底亂到極點了，不能再維持下去了，江青正好把我端出來當替罪羊。

　　（123）

　　王力說：因為1967年8月底中國亂到極點，不能再維持下去了，所以要找一個人當“天下大亂”的替罪羊。雖說王力的說法有一定道理，但王力並不是在什麽錯誤也沒有的情況下，被當作“替罪羊”拋出來的。事實上，王力犯了很大的錯誤，甚至可以說他犯了“失職罪”。

　　王力在他的回憶錄中，隻字不提“火燒英國代辦處”的情況，可見他在這方麵是心虛的。這就像在發生火災的時候，普通群眾不去救火，並無過失；而消防隊員不去救火，那就是犯了“失職罪”。在英國代辦處門前發生險情的時候，王力的身份是消防隊員，而不是普通群眾，他是有責任和義務去排除險情的。王力沒有去救火，這就是典型的“失職罪”。

　　既然王力犯了“罪”，受到處分，也是理所當然的，並非完全冤枉他。如果當時王力去了現場，也不一定能勸住群眾。不過如果王力去了的話，毛澤東恐怕就不會那麽嚴厲處分他了。

　　康生後來在批判會上說：“王力這夥家夥，要不是留他們做活口供的話，都應該槍斃！就外交部奪權這件事，也要判無期徒刑。外交部奪權後，他們向全世界駐外使館發電報，對抗總理的指示，反對中央，這不就是犯罪嗎？他們是造無產階級的反，對這些家夥我們不是槍斃的話，起碼要判他個無期徒刑。”

　　本來，最“恨”王力的人應該是周恩來。王力煽動外交部奪權，把周恩來整得好苦。可是批判王力的時候，周恩來沒有響應康生的話重懲王力，反而表現出非常的寬大，還替王力辯解，讓王力都感動得哭了。周恩來的這個表現，又讓人們大為稱讚。

　　還有，王力提到批鬥他的這次會議，“葉群身體不好請假”，這應該是因為林彪不高興。毛澤東這件事沒有通知林彪，還是周恩來派楊成武告訴林彪，所以林彪對這件事上就不聞不問不參與，葉群也就不來參會了。

　　關於打倒王力等人的事，吳法憲也有回憶說：

　　周恩來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在釣魚台16號樓召開中央文革碰頭會議。周恩來當場宣布，對王力和關鋒進行隔離反省。會後，王力和關鋒就分別被軟禁在釣魚台國賓館的一座樓裏了。很快，王力、關鋒被隔離反省的事情就傳了出去，一日之間，打倒王力、關鋒的大字報就貼滿了北京城。

　　（124）

　　到了11月，毛澤東本來還想“爭取”的戚本禹，也被打倒了。江青本來非常器重和喜歡戚本禹，經常把戚本禹帶在自己身邊，一起進進出出，還要戚本禹學會遊泳，學會騎馬，學會打槍等等，戚本禹也把江青當作自己母親一樣看待。

　　可能就因為如此，讓戚本禹有點忘乎所以，居然送了一套《紅樓夢》給毛澤東女兒李訥，以至江青懷疑戚本禹對李訥有非份之想。於是，江青就向毛澤東反映說：“戚本禹這個人改造不了，也要把他拿掉。”毛澤東同意了。

　　第二天，周恩來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議，到會的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謝富治、楊成武、葉群、汪東興和我。在這個會上，周恩來宣布：“毛主席決定，由於對戚本禹挽救無望，要立即把他抓起來。”

　　宣布以後，說抓就抓，立即行動。周恩來指定謝富治、楊成武、汪東興帶領楊德中和幾個警衛戰士，在毛澤東召集會議和經常休息的那個大廳裏，等著戚本禹的到來。我們其餘的人就在會議室裏休息，等待消息。

　　一切布置好了以後，周恩來就打電話給戚本禹，通知他來開會。戚本禹接到通知，興衝衝地坐汽車就來了。他剛一走進大廳，謝富治就對他宣布：“今天要逮捕你。”

　　戚本禹愣了，說：“開什麽玩笑，要逮捕我？”

　　由於戚本禹個子高大，怕他反抗，楊德中趁著他還沒完全反應過來，帶警衛戰士一下把他抱住，拷上了手銬。戚本禹還對江青存在幻想，在他被帶上汽車前，還連叫了三聲：“姚文元，請代我問江青同誌好！”

　　他哪裏知道，正是江青力主把他抓起來的。這些具體情況，是謝富治、楊成武、汪東興他們回來以後，向我們講述的。

　　另外還有一件事，也在這裏說一下。戚本禹被關起來以後，江青還不肯罷手，又讓人把戚本禹的妻子也關了起來，這一下就殃及到了他們的孩子，兩個孩子沒人養怎麽辦？

　　為此，江青找到楊成武，然後她和楊成武又找到我商量，說：“戚本禹的兩個孩子是不是可以放到你們空軍的一個機場？”

　　我不明白他們的意思，就問：“放到機場怎麽辦呢？”

　　江青說：“你交給一個幹部嘛！讓他管著，把孩子帶好，撫養費由公家負責。”

　　我說：“那就放到通縣機場吧。”

　　楊成武說：“放到通縣機場不行。”

　　我又提出放在涿縣和上海，江青都說不行，說要放得遠一點。

　　最後，直到我說出放在青海格爾木機場，江青和楊成武才同意。那天晚上，汪東興連夜派人把戚本禹兩個孩子送到西郊機場，讓我派飛機把他們送到格爾木去。飛機起飛前，我通知了格爾木機場的一個負責人，要他負責收養這兩個孩子。

　　周恩來沒有對王力等人立即進行嚴厲處分，反而給自己惹來不少麻煩。8月27日，按照原定計劃，還要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一次批判陳毅的萬人大會。因為外交部的造反派，這時還不知道王力等人已經倒台了，他們還是按照王力“八七講話”的激進強硬態度，對待周恩來。

　　因為周恩來要親自參加陳毅批判大會，而造反派卻提出周恩來不能參加批陳大會，聲稱周恩來參加批陳大會，大會就成了“假批真保”。於是從8月26日開始，造反派一群人對周恩來進行圍攻，糾纏不休，一直糾纏8月27日淩晨5時。

　　（125）

　　這時一向溫文爾雅的周恩來，也忍不住憤怒起來，說：你們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壓力，是在整我了！從昨天中午到現在，整整18個鍾頭，我沒有休息一分鍾。我的身體不能再忍受了。

　　在場的周恩來保健醫生知道，周恩來不到身體的極限，是不會說這樣的話的。周恩來的保健醫生也忍無可忍，警告造反派說：如果總理今天發生意外，你們必須承擔一切責任！說完話，保健醫生趕緊攙扶周恩來離開會場。

　　這時造反派仍不甘休，他們對周恩來高喊說：“我們要攔陳毅的汽車！我們還要再衝會場！”

　　走到門口的周恩來，聽到這些話，轉過身來怒吼道：“你們誰要攔截陳毅同誌的汽車，我馬上挺身而出！你們誰要衝擊會場，我就站在人民大會堂門口，讓你們從我的身上踏過去！”

　　造反派們從沒見過周恩來發這麽大的脾氣，放這樣的狠話，他們一時間驚呆了。周恩來回去後心髒病發作，一下子病倒了，36小時不能工作。這時毛澤東傳來話說：“告訴總理，要多睡覺，不要開長會，不要多說話。”

　　8月27日的批判陳毅萬人大會，按時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由於周恩來表現出堅定和強硬的態度，鎮住了造反派們，他們果然沒有敢對陳毅動手，批陳大會上也沒有出現過火行為。周恩來因為病倒，讓陳伯達代替他主持大會。陳毅仍然坐在主席台的右前方，不時按照群眾的要求，站起來低頭認罪，態度很老實，比上次批鬥會上更老實。陳毅也不願意自己給周恩來再添麻煩，所以表現得特別老實。

　　到8月31日王力和關鋒被隔離審查之後，周恩來才召見姚登山及外交部造反派“聯絡站”的頭頭們開會，周恩來說：“最近一個時期，我講話不靈了。現在，極左思潮和極左行動已經影響到我們的外交工作，損害了我們的國際聲譽，造成我說話都失靈了。這種情況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這是最高指示！外交大權屬中央，中央授權給我的。”

　　周恩來又批評姚登山說：“姚登山最近考驗還不夠，在外麵的幾個報告，煽動性很大。你最近到處講話散布‘打倒劉、鄧、陳’的口號，你這樣做等於站在對抗中央的地位。人家要求你當外交部長，連天安門上都有這個大標語。你作為一個司長，對出現這樣的大標語，從來也不在我們麵前吭一聲。”

　　姚登山不知道王力已經倒台，還根據王力的講話來辯解說：“我是根據王力講話的精神。我有錯誤我負責，我是點革命之火。”

　　周恩來生氣地說：“你這是推卸責任。你不要推給別人，你自己檢查自己。看來非把中央抬出來你們才相信。外交部奪權是錯誤的，已受到批判了。一派紅衛兵就可以跑到外交部安營紮寨，授權‘聯絡站’奪取大權，現在奪權撤銷了！希望你們就此止步。”

　　周恩來在外交部“反奪權”後，造反派“聯絡站”很快倒台，保皇派“造反總部”和“攀險峰”又死灰複燃，被“打倒”的老幹部們又重新恢複了工作。這次毛澤東對外交部的奪權，周恩來雖說勝利了，但也是靠好運氣險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