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四一（崇新嶽 百思峰 ）

 

（76）

 

　　陳再道、許世友和許光達同是大軍區司令員，陳再道犯了那麽大的錯誤，毛澤東卻一再保他，而許光達沒有什麽錯誤，毛澤東也不保他，這就反映出毛澤東對紅四方麵軍和紅二方麵軍出身將領的不同態度。當然，毛澤東的本意並不是這樣，他是為了讓林彪滿意。所以在林彪事件後，毛澤東就給賀龍平反了，毛澤東說：我看對賀龍同誌搞錯了，我要負責呢。我是聽了林彪的一麵之辭，所以我犯了錯誤，向同誌們做點自我批評呢。

　　這次林彪提出“揪軍內一小撮”，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組的積極支持和配合。因為林彪的這個口號，從客觀上講，完全沒有違背毛澤東的文革精神，反而可以說是毛澤東文革精神的“積極貫徹者”，所以它在理論上得到文革小組的支持。

　　從實際情況來的看，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們，大多數對這些老軍頭極為不滿，因為這些老軍頭仗著自己的資格老，看不起文革小組的小字輩，刺傷了他們的自尊心。所以林彪提出“揪軍內一小撮”，中央文革小組也稱心如意，他們也想打倒這些人而後快，所以做出了積極的支持與配合。

　　從1967年7月25日開始，《人民日報》借著“七二零”事件的東風，不斷登載各種文章，提出“批判帶槍的劉鄧路線”和“揪出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特別是8月1日紀念解放軍建軍40周年，《人民日報》和《紅旗》為此發表了社論，明確指出：目前，全國正在掀起一個對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這是鬥爭的大方向。

　　中央文革小組的幹將們，並沒有想到“揪軍內一小撮”的深層含意，是被林彪“利用”了。看到這種情況，毛澤東急忙對文革小組發出指示，說：“不要‘黨內、軍內’並提，還是提‘黨內’一小撮為好。並提‘黨內、軍內一小撮’很不策略。”毛澤東發出指示後，報刊上對“揪軍內一小撮”的提法戛然而止。

　　據王力回憶說：8月12日，主席的指示傳到北京，說並提“黨內、軍內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這一問題，雖然不應由我負責，但我覺得自己沒有反對，也執行了，便做了自我批評，表示也有我一份錯誤。但是，後來江青、康生、陳伯達把責任全推到我的身上來了，實在可笑。

　　在“七二零”事件後，徐向前領導的全軍文革小組徹底垮台。這次全軍文革小組沒有再重組，而是轉而成立一個新的機構“軍委辦事組”，這是林彪在“七二零”事件中的最大收獲。

　　1967年8月17日，經毛澤東批準成立“軍委辦事組”，處理中央軍委的日常工作。軍委辦事組的正、副組長，實際上相當於以前的中央軍委正、副秘書長，直接掌控軍隊的大權。軍委辦事組的組長最初是楊成武，後來是黃永勝；副組長是吳法憲；組員是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人，基本上是林彪的心腹，這樣“軍委辦事組”就完全在林彪的掌控之下，使林彪在軍內的控製力驟然大增。

　　（77）

　　武漢“七二零”事件後，毛澤東對形勢的看法有所變化，他認為文革中造反派之所以打不過保皇派，是因為有軍隊在背後悄悄地支持保皇派，特別是給保皇派提供武器。武漢“七二零”事件中看得很明顯，造反派隻有簡陋的自製武器，而保皇派卻是各種武器齊全。對此，毛澤東做出一個驚人的決定：給造反派發槍。

　　文革史專家王年一《大動亂年代》一書中這樣寫：在“七二零”事件後，毛澤東指示：“給左派發槍，武裝左派。”毛澤東看到一些部隊支持所謂的“保守組織”，明裏暗裏給保守組織發槍，就做出了這樣的指示。

　　不過毛澤東的這個指示，並不是他自己親口說出的，而是通過寫信給江青，由江青轉述出來的。1967年8月4日，在上海的毛澤東給江青寫了一封信，這封信的全文尚沒有透露出來，但信的大意是“給左派發槍，武裝左派。”

　　據王年一先生說：毛澤東當時認為，軍區和人民武裝部支持右派，所以他要求武裝左派，要求發槍100萬支，江青的“文攻武衛”由此而來。“武裝左派”現在已不是秘密。當時毛澤東用“潤之”的名字給江青寫了一信。這個信，我處有一個複印件。

　　王年一聲稱有這封信的複印件，但沒有公布，實在可惜。毛澤東為什麽要給江青寫信呢？這是因林彪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關於林彪給毛澤東寫信的過程，林彪秘書張雲生回憶說：

　　我向林彪、葉群報告：“陳再道、鍾漢華、牛懷義、蔡炳臣等人到了京西賓館後，許多穿著軍裝的人在京西賓館外邊結隊示威，高呼“打倒陳再道！打倒徐向前！”的口號。葉群說：“這是革命行動，我們應當支持。”林彪則默不做聲。當夜，葉群拉著陳伯達以及中央文革的幾員大將親自到京西賓館，坐車繞著賓館四周的街道轉了一圈，給那些高喊“打倒陳再道”的軍內群眾組織“三軍革命派”撐腰打氣。

　　“八一建軍節”前後，北京街頭也出現了這樣的內容：打倒“彭羅陸楊”是文革的“第一戰役”；打倒“劉鄧陶”是第二戰役；現在“揪軍內一小撮”是文革“第三戰役”的開始。在“揪軍內一小撮”口號煽動下，不少地方的群眾組織開始搶奪部隊的槍支、彈藥，武鬥更加升級。

　　林彪問：“搶槍的情況很多嗎？”林彪對別的動向不以為然，對搶部隊的槍支似乎很在意。

　　我回答說：“從文件的反映看，目前已經發生搶槍的情況有五個省，看來還在蔓延。”

　　林彪說：“那好，給主席寫信反映一下這個情況。主席在上海，有關武漢事件的處理情況也該寫信報告一下了。”

　　（78）

　　接著，林彪口述了給主席的信，我作了記錄，大意是：武漢事件後，亟待處理的一些問題正在處理。對於陳再道等人的處理，已按主席指示的方針辦。當前的問題仍然是兩派對立，武鬥升級，特別是搶奪部隊槍支的事，已在南方五省發生，且有蔓延之勢，急需設法製止。

　　林彪口述這封信後，讓我謄清，立即送釣魚台去給戚本禹看看。林彪此時為什麽突然器重戚本禹？我也摸不透。照規矩，我去釣魚台前須先經葉群點頭。葉群聽說後非常同意，催促說：“這樣好，叫你去你就快去。”

　　到了釣魚台16樓，我找到了戚本禹，把林彪口授的信稿給了他，並轉達了林彪請他“看看”之意。戚本禹很高興，他看完信，對我說：“你別急，這件事關係重大，我得再送江青同誌看看。”

　　戚本禹拿著信稿找江青去了，我被一位工作人員帶到一個小會議室裏等候。過了不長時間，走廊裏傳來說話聲，像是江青和戚本禹走過來了，但走進這個小會議室的，除了戚本禹外，還有陳伯達、關鋒和姚文元，唯獨沒有江青。

　　他們幾個人坐在會議桌旁，逐字逐句地推敲林彪給主席的那封信。對於我這個旁觀者，他們裝作沒看見，不加理睬。他們修改文字的方式也很有意思，你一言我一語，但隻有幾個人都同意後，才由陳伯達落筆。他們把文件改完，戚本禹退給了我。我拿回來仔細一看，他們改動之處並不多，而且在我看來，那幾處改動也無關緊要，何必這樣鄭重其事呢？

　　林彪對釣魚台改他信稿，既無稱讚，也無不滿，雙方都是作作姿態，無需過分挑剔。林彪又讓我把信稿重謄一遍，立即派飛機直送上海。兩天後從上海帶來了毛澤東的親筆批示，說：“對於群眾搶槍的事，不必看得過於嚴重。所謂群眾搶槍，有些地方實際上是部隊向他們所支持的一派發槍。因此，對此事的處理似可不急，待時機成熟後再去從容解決。”

　　毛澤東對林彪的這封信，顯然是不滿意的，但毛澤東這時還要顧及與林彪的關係，不能直接批評林彪，因為林彪的自尊心很強，受不了這個。所以毛澤東就舊技重演，又給江青寫一封信，間接地表達他與林彪的不同看法。

　　據原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在回憶錄中說：主席寫給江青的這封信，是在林彪主持的常委擴大會上，江青拿出來傳閱的。信頭的稱呼是“江青”，署名是“潤之”。這封信後來中紀委查到了，是在一張紙的正反麵都寫的。當時江青叫我們都抄下來，貫徹執行。

　　（79）

　　林彪在此之前剛剛給主席寫了信，說當前最嚴重的問題是奪槍問題，並且起草了一個製止奪槍的指示。毛主席給江青的信，是針對這點說的。主席在給江青信的開頭說，他同意林彪的看法，當前的形勢很好，這是套話。但對於林彪提到的實質性問題，如奪槍問題，他就不同意了。毛主席說：奪槍問題並不嚴重，並分析說，現在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軍區幹部支持右派。主席說當前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問題是武裝左派，要建立第二武裝。

　　武裝左派的問題，主席在7月18日晚上在武漢對總理、王力、謝富治、包括陳再道、鍾漢華在內的談話中就說：“為什麽不能把工人、學生武裝起來？我看要把他們武裝起來。”主席8月4日的信，對形勢的估計完全錯了，他認定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軍隊幹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當前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武裝左派，這與主席在武漢的遭遇有關。主席的這個指示後果太嚴重了，不可避免地造成大規模的武鬥。

　　早在7月22日，江青在接見河南造反派時講：同誌們，當我們聽到“百萬雄師”拿著那樣的武器對著手無寸鐵的革命群眾行凶，甚至綁架、毆打我們的王力同誌、謝富治同誌，我們能允許嗎？我不是提倡武鬥，我說的是當階級敵人向我們進攻的時候，我們手無寸鐵怎麽行呢？我們不能太天真爛漫。我記得河南一個革命組織提出這樣的口號，叫做“文攻武衛”，這個口號是對的。

　　另據北京航空學院造反派“北航紅旗”的領袖之一戴維堤回憶說：鑒於“北航紅旗”在文革中的特殊地位，中央決定首先武裝“北航紅旗”。經周總理親自批準，北京衛戍區奉命把數千支槍發給了北航。

　　1967年7月27日，北京衛戍區在北京航空學院主樓前舉行了隆重的授槍儀式，北京軍區第一政委、公安部長、副總理謝富治，總參謀長楊成武，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等軍界領導人出席了授槍儀式。衛戍區副司令員李鍾奇奉黨中央、周恩來總理指示，代表北京衛戍區把二千五百多支蘇式衝鋒槍、新式半自動步槍和20支五四式手槍，授予“北航革委會”。隨後，北京衛戍區有關人員把武器如數運到了北航。

　　這事立即轟動了北京市和全國。據我所知，文革中由中央直接發槍的，全國僅北航一家。外地群眾組織的槍，有些是部隊偷著給的，有些是搶的。至於周總理在武漢“七二零”事件後，為什麽親自批準給北航發槍，其中的奧妙筆者不得而知。

　　8月10日，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在《關於處理江西問題的若幹決定》中，首次明文規定要給左派發槍，以建立群眾武裝，同時嚴禁給保守派發槍。該決定說：在條件成熟的地區，要把革命群眾武裝起來。今後，軍區和人民武裝部，決不準以任何借口，把槍枝彈藥發給或變相發給保守派。

　　不過這場“給左派發槍”的行動，很快就戛然而止了。對於這件事的原因，我們將在後麵分析。

　　（80）

　　毛澤東為什麽要“給左派發槍”呢？這要從毛澤東搞文革的思路去理解。毛澤東搞文革的本質是奪權，但毛澤東所謂的“奪權”，並不是僅僅把權力奪過來，然後一切按照舊章程循規蹈矩，國家機器還是老樣子。毛澤東的“奪權”是要創造一套新的國家機構，建立一套與過去傳統舊體製截然不同的新體製，建立一個嶄新的史無前例的國家。

　　在毛澤東的新國家機構設想中，軍隊的改革是重點中的重點。毛澤東的建軍思想，主要來源於馬克思的“人民武裝”學說。馬克思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一種沒有職業官吏，沒有職業軍隊，沒有職業警察，沒有職業法官的，公民自治的社會方式。馬克思反對建立國家軍隊，即所謂的“正規軍”，提出用“人民武裝”來取代它。

　　馬克思的“人民武裝”概念，類似於美國的公民持槍，是誰都可以擁有槍支的“人人有槍”社會。馬克思認為，一個社會中，如果有人有槍，有人沒有槍，那就像有人有錢，有人沒有錢一樣，是非常不平等的。有槍的人在沒有槍的人麵前，具有極大的優勢和特權，因為無產階級專政需要廢除這種“槍”的特權，實施“人人有槍”的“人民武裝”體製。1871年成立的巴黎公社就是這樣一種“人民武裝”。

　　中國幾千年來的傳統，一直是禁止老百姓擁有武器的，造成中國人的一種固有觀念：老百姓不應該擁有槍支武器，否則就要天下大亂了。因此，很多中國人對美國這樣“人人有槍”的國家感到不可思議，無法理解，想象不出“人人有槍”的美國，為什麽沒有天下大亂。

　　在舊中國，隻允許軍隊有槍，禁止老百姓有槍。這樣沒有槍的老百姓，在有槍的軍隊麵前，是完全沒有平等可言的，也是無法抗衡的。因此在舊中國，掌握“槍”的軍人，就有了絕對的特權，就可以控製和掌握政權。而對於美國這樣“人人有槍”的社會來說，掌握“槍”並不是軍人的特權，所以也就不會出現軍人執政的軍政府。

　　按照傳統的中國思維，一個給老百姓“發槍”的領袖，肯定是頭腦發昏了；而按照美國的思維，給老百姓“發槍”是很正常的，禁止老百姓有槍才是不正常的。所以用中國的傳統思維，是無法理解毛澤東的“給左派發槍”。這裏我們應該轉換一下思維方式，用馬克思主義來理解“給左派發槍”。按照馬克思主義，一個社會要實現真正的平等，不僅要人人有錢，同樣要人人有槍。

　　有人總擔心“人人有槍”會導致天下大亂，這種擔心其實是多餘的。美國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美國建國兩百多年來，就一直人人有槍，但美國從沒有天下大亂，曆史上隻發生過一次內戰。而世界上那些天下大亂的國家，都不是人人有槍的國家。如果以為禁止老百姓有槍，就可以實現天下太平，那就大錯特錯了。

　　（81）

　　毛澤東認為，要改造中國，就要按照馬克思的“人民武裝”思想。新中國建國以後，就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建軍思想，一種是“專業化、正規化”的建軍思想，這是模仿資本主義國家建立一支“國家正規軍隊”，培養一批職業軍人。另一種是毛澤東的建軍思想，也就是“人民軍隊”思想，毛澤東一貫反對軍隊搞“專業化、正規化”。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五七指示”，毛澤東說：

　　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除打仗以外，還可做各種工作。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四清”運動，又能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

　　毛澤東的建軍思想，顯然與“專業化、正規化”的建軍思想背道而馳，接近於馬克思的人民武裝思想。在毛澤東時代，還有大量民兵，民兵持有大量的槍支。文革武鬥時最初的一批槍支，都是從民兵那裏來的。毛澤東建立民兵的思想，讓人民掌握一部分武裝，也是與中國的傳統思想格格不入的。因此，用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是無法理解毛澤東的，所以有不少人把毛澤東“給左派發槍”，隻能理解為“胡鬧”。

　　我們上麵的解釋，是要說明毛澤東“給左派發槍”並不是“胡鬧”，而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理性行動。接下去我們要討論促使毛澤東“給左派發槍”的契機和結果。在此之前，有一種頗為流行的觀點需要澄清。這種觀點認為文革中的武鬥是毛澤東有意挑動的，不少人撰文引證“給左派發槍”等行為，作為毛澤東主動挑動或煽動武鬥的證據。但這些人的文章都回避了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毛澤東為什麽要挑動煽動武鬥？武鬥對毛澤東有什麽好處呢？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思考，就會發現武鬥對毛澤東並無好處，因此毛澤東主動挑動、或者有意煽動武鬥的說法，是不符合邏輯的，也是不合常理的。

　　不合常理之一的論調，是把文革的“天下大亂”，解釋為“毛澤東有意把國家搞亂”。可是這個國家並不是別人建立的，正是毛澤東自己出生入死、花費幾十年的心血才建立起來。自己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國家，為什麽自己又要有意去搞亂它？這個無法用常理來解釋。因此，合理的解釋是：文革的“天下大亂”，不是毛澤東有意搞亂，而是無奈而為。

　　不合常理之二的論調，是把文革中的“武鬥”，解釋為“是因為毛澤東為了奪權”。毛澤東要奪權是不假，但能夠用“文鬥”奪權的話，武鬥就沒有必要。孫子兵法第一條，就是“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作為頂級政治家和軍事家的毛澤東，不可能不明白這個道理。能夠用“文鬥”來奪權，就盡可能用“文鬥”來奪權，用到“武鬥”奪權，那是出於迫不得已，並非毛澤東主動或者有意想要這麽做。

　　（82）

　　事實的發展也證明了這一點，毛澤東提出“武裝左派”，並不是1966年5月文革一開始時就提出了，而是一年後的1967年7月，文革開始一年多之後才提出來。文革的武鬥也不是從一開始就有的，而是逐步發展起來的。

　　“武鬥”的前身是“暴力批鬥”。文革開始時，紅衛兵和群眾對“黑五類”、“黑幫”等“壞分子”進行批鬥的時候，就有使用體罰、打罵等暴力行為。不過最早的“暴力批鬥”，還可以追溯到1964年的“四清”運動。“四清”時就出現了戴高帽子，打人，罰跪等“暴力批鬥”行為，據說文革中的“噴氣式”，還是王光美在“桃園經驗”時搞出來的。

　　1967年9月，毛澤東在“七二零”事件後兩個月再次去武漢，與新的武漢軍區司令員曾思玉等人，就“暴力批鬥”等問題做了長篇談話。毛澤東說：體罰這種做法，我反感。是不是把《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裏打倒土豪劣紳的那一套辦法都搞來了？那是對敵人的，現在時代背景不同了。凡是愛整人的人，整來整去，最後都要整到自己頭上來，“噴氣式”是王光美搞的，王光美是資本家的姑娘。

　　紅衛兵和造反派對“黑五類”和“黑幫”的“暴力批鬥”，後來又進一步發展到革命老幹部身上。對於造反派在揪鬥老幹部時的“暴力批鬥”，毛澤東是這樣解釋的：

　　對那些噴氣式、掛牌子、挨打、罰跪等等，我曆來不讚成，我看林彪、中央文革小組的同誌也是不讚成的。那麽，為什麽戴高帽子、掛牌子、挨打這樣的事情，我們這樣反對，群眾還是要這樣幹呢？你們想過了沒有？

　　沒人能回答毛澤東的問題，毛澤東繼續說：一個原因是我們的同誌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惹得群眾生氣、憤怒，因為你整了他，他就要整你出氣。但更重要的值得我們考慮的一個原因，就是這些年來，我們的幹部嚴重地脫離群眾。

　　我們現在一些幹部，官做大了，薪金高了，房子住好了，出入坐汽車。還有一點，就是擺架子，遇事情不是和群眾商量，喜歡訓人，喜歡罵人，不是平等地對待群眾。為什麽群眾對幹部那樣地整？也有其他的原因，但最大的原因就是嚴重地脫離群眾，人民恨你！你老訓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找不到這樣的機會，這回可找到了機會，他能不狠狠地整你一頓？所以我們要好好地注意解決這個問題。

　　文革中的“暴力批鬥”繼續發展下去，就發展成兩派群眾組織之間的武鬥了。最初的武鬥，隻是拳腳，後來發展到棍棒，再後來發展到短刀長矛，最後發展到真槍實彈。

　　雖然毛澤東以前就有“人民武裝”的概念，但建國以後的軍隊和民兵，都是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軍事組織，還沒有一支獨立於共產黨領導之外的軍事組織。而“給左派發槍”，這就意味著建立一支共產黨領導之外的“第二武裝”，這個嚐試太大膽了，弄不好真的要重上井岡山了。因此毛澤東對建立一支共產黨領導之外的“第二武裝”，也是非常慎重，不敢輕易動這個念頭。不過武漢“七二零”事件，最終讓毛澤東下了決定，豁出去給左派發槍，搞真正的“人民武裝”。

　　（83）

　　毛澤東建立“第二武裝”的想法，應該是在武漢形成的，促成毛澤東這個想法的關鍵因素是他對軍隊的失望。在發起文革之前，毛澤東對軍隊是寄予厚望的。當時毛澤東認為地方上的幹部，受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的侵蝕較大，革命意誌已經消退，甚至出現腐化墮落，而軍隊的幹部由於處在相對封閉的環境，受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的侵蝕較小，仍有較高的革命熱情，所以他希望軍隊幹部成為支持文革的主力軍。

　　毛澤東剛開始對林彪寄予厚望，但不久林彪的表現就讓他失望了，林彪並不支持文革。之後，毛澤東又對軍隊中非林彪派係的將官，比如陳再道這樣毛澤東嫡係的人，成為支持文革的主力軍，可是陳再道這些人也讓毛澤東失望了。在武漢，毛澤東敦促陳再道轉變立場，積極支持文革，可是陳再道卻勉強應付，甚至縱容“百萬雄師”鬧事，反過來想要促使毛澤東轉變立場，想要敦促毛澤東停止文革。

　　經過武漢“七二零”事件，毛澤東對軍隊徹底失望了，他在給江青的信中寫道：“現在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軍區幹部支持右派”，這意味著四分之三以上的軍隊不支持毛澤東搞文革。這樣一來，毛澤東依靠軍隊搞文革的設想，事實上完全落空了。

　　如果把當時的黨中央也分為造反派和保皇派，那麽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是造反派，而周恩來、林彪這些黨內元老則是保皇派。在勢力方麵，保皇派占絕對優勢，他們在地方幹部和軍隊幹部中都占到四分之三以上;而毛澤東代表的造反派，在地方幹部和軍隊幹部中隻占到四分之一左右。

　　這樣的情況下，毛澤東把文革繼續搞下去的支持力量，隻剩下群眾造反派這一支力量了。因此，武裝群眾造反派，建立一支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可以控製的“第二武裝”，成了毛澤東把文革搞到底的最後賭注。如果這支“第二武裝”建立不起來的話，毛澤東的文革就要半途而廢，這眼看是成為定局的事。所以，毛澤東最後的冒險，就是給群眾造反派發槍，建立一支黨內元老們控製不了的新的武裝力量。

　　對於毛澤東給“左派發槍”的決定，周恩來和林彪都是極為擔心，也是極為關注的。首先，林彪受到的威脅最大，一旦有了“第二武裝”，不可避免地要與他這個“第一武裝”的掌門人發生衝突。因此林彪給毛澤東寫信，間接地勸毛澤東放棄給群眾發槍的決定。毛澤東沒有直接反駁林彪的意見，而是用給江青寫信的辦法，間接地堅持自己給群眾發槍的觀點，堅持建立“第二武裝”。

　　而周恩來的對策，和以前一樣，不是阻擋這股洪流，而是順勢引導。毛澤東要建立一支自己控製之下的“第二武裝”，周恩來就建立一支自己控製之下的“第三武裝”，這就是上麵我們提到的周恩來給北京航空學院的紅衛兵組織“北航紅旗”發槍的由來。

　　（84）

　　“北航紅旗”是北京五大紅衛兵組織中，最親近周恩來的一個組織。在北京1967年5月出現“反周”的“五一六兵團”後，“北航紅旗”是第一個帶頭公開聲明支持周恩來的。下麵引用一段“北航紅旗”領袖之一的戴維堤，回憶他們保衛周恩來的一段細節：

　　1967年9月9日，我當“北航紅旗”保衛部長，參加在北京工人體育館組織的慶祝秋收起義40周年大會，韓愛晶(“北航紅旗”頭頭)讓我帶領著北航600個學生負責保衛工作。周總理在主席台上，還有康生、陳伯達、謝富治，蒯大富和韓愛晶坐在總理後邊，江青沒有到場。

　　這時候大會的主持人發言了，說今天是偉大的秋收起義40周年，今天大會的宗旨就是要“砸八一”，廢除“八一建軍節”，立毛主席領導秋收起義的紀念日9月9日為“建軍節”。接下去的人發言說“秋收起義”多麽偉大，將“八一南昌起義”說成是國民黨軍閥的政變行為，所以不能代表共產黨，也不能代表中國人民解放軍，強烈要求將“建軍節”改為9月9日。

　　當時我離主席台很近，看到周總理的臉色非常難看。“廢八一”根本沒有和周總理商量，直接就在大會上提出了。接著大會主持人請周總理講話。記得總理說：“同誌們，同學們，我剛得到通知，來晚了。大家懷著極大的革命熱情來參加紀念偉大的秋收起義40周年，這是革命行動，我堅決支持。但關於改‘八一建軍節’的問題，我是不同意的，偉大領袖毛主席也是不同意的。毛主席肯定‘八一’的偉大意義，他老人家說過：‘八一’不能砸！”

　　也許是迫於壓力，他接著說：“南昌起義的領導人，不是我周恩來，是林副主席領導的。我周恩來隻是一個參加者。”

　　這時候會場裏開始騷亂起來，為了平息會場氣氛和矛盾，周總理繼續接著說：“同誌們，同學們，我周恩來曆史上犯了好多錯誤，但自從遵義會議以後，我就擁護偉大領袖毛主席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一直到今天，我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對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都是忠心耿耿的。同學們，我周恩來的心是紅的呀！”

　　這時隻見周總理把上衣扯開了，露出胸膛來，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那些極左派已經把周總理逼成這個樣子了。

　　周總理講話的時候，下麵的極左派就喊：“周恩來下去！周恩來下去！我們要見江青同誌！我們要見偉大領袖毛主席！”

　　他們直接要轟周總理下去，他們膽大包天。後來他們許多人直接從會場後邊衝過來了，可能要揪鬥周總理。

　　我見事不好，馬上指揮北航的六百人，把主席台包圍起來。我跳上主席台，護住周總理，大聲地喊：“北航紅旗誓死保衛周總理！誰反對周總理，誰就是反革命！”

　　我對總理說：“今天有壞人，快點離開會場。”這時候韓愛晶、蒯大富也幫我架著總理向外走，這樣我就把總理連抱帶拖，帶出了會場，周總理的警衛員當時不在主席台上。

　　（85）

　　出了會場一看，外邊人山人海，足有幾萬人，北京工人體育館前麵的廣場站滿了人。我高聲叫喊調周總理的車，我也顧不得禮貌了，直接護著周總理進了汽車。我和幾個同學倒站在總理的汽車前麵開路，想讓總理趕緊離開。

　　車要開時，總理又打開車門出來了。這個時候大概是下午五點多了，麵對人山人海，總理說：“同誌們，今天我不能灰溜溜的走，我這樣走了就對不起大家。”

　　總理又對剛剛趕來的衛戍區司令傅崇碧等人說：“你們能不能搞點稀飯來，我和同學們都餓了。”後來才知道，周總理那天接連開了四個會。

　　這個時候保衛部隊陸續趕過來，基本上就安全了。後來衛戍區戰士用三輪車拉來了幾大桶稀飯，我先給總理盛了一碗，自己也盛了一碗。總理一屁股坐在了水泥地上，他太累了，我陪著總理把稀飯喝完。總理喝完粥之後，還用舌頭舔幹淨了碗底，我和在場的人們都感動得留下了眼淚。以上這件曆史鏡頭發生在公元1967年9月9日北京工人體育館北邊廣場上。

　　我說這段曆史，不是想表我的功勞，我想說當時總理被逼到那種程度，他們那幫反總理的極左分子，甚至壞人確實是對總理不禮貌的，甚至想批鬥總理。隻是因為我們“北航紅旗”的紅衛兵們的誓死保衛，才避免了偉大的周恩來總理免遭批鬥，甚至更嚴重事件的發生！

　　看了上麵“北航紅旗”保衛周恩來的片段，就不難理解周恩來為什麽要武裝“北航紅旗”了。

　　毛澤東建立“第二武裝”的計劃，林彪在正麵阻攔，周恩來在側麵包圍，顯然並不順利，但毛澤東當時還是決心要把“第二武裝”建立起來。可是一件大事使毛澤東建立“第二武裝”的計劃戛然中斷，這就是發生於1967年8月22日的“火燒英國辦事處”。

　　8月22日，失去控製的造反派群眾衝入位於北京光華路的英國辦事處，把十幾名英國外交官打得頭破血流，強迫他們向毛主席像下跪，然後放火燒毀了英國辦事處的辦公樓。這件事也從反麵證明，造反派動武打人，不是來自毛澤東的挑動，因為毛澤東肯定不會挑動造反派毆打英國外交官。這起事件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一起涉外事件。

　　“火燒英國辦事處”發生後，毛澤東深深感到他和中央文革，已經失去了對造反派的控製能力。而且，不僅是毛澤東控製不了造反派，就是造反派的頭頭們也控製不了造反派的群眾，成為一支完全失控的，失去理智的民眾，這樣的民眾才會幹出“火燒英國辦事處”的荒唐事。

　　因此，在“火燒英國辦事處”發生後，毛澤東不再提起“給左派發槍”了，因為此時的“左派”已經失去理智，再給他們發槍的話，後果不堪設想。1967年9月5日，經毛澤東批準，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布《不準搶奪解放軍武器的命令》，毛澤東的“給左派發槍”計劃就此終止。

　　（86）

　　前麵我們說過，毛澤東的下一個戰略，是從全國全麵奪權，改為重點突破奪權。本來毛澤東離開北京去武漢，主要是防止重點突破奪權發生意外，沒料到在武漢偶遇“七二零”事件。計劃外發生的“七二零”事件讓毛澤東迅速把矛頭轉向周恩來的重點進攻上。

　　這次毛澤東重點進攻的目標，是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毛澤東在打倒劉少奇的時候，首先拿掉了劉少奇的左右手彭真；同樣，這次毛澤東要打倒周恩來，首先也要拿掉周恩來的左右手陳毅。毛澤東7月13日離開北京，7月15日“打倒陳毅”的戰役就打響了。在此之前，有必要先說一下外交部的文革情況。

　　外交一直是周恩來的強項，所以中共的外交都是委托周恩來負責的，比如解決“西安事變”，與蔣介石談判等，都由周恩來出麵。因此建國後，外交部由周恩來主管，也是理所當然，可以說外交部是周恩來的老巢。從1949年到1958年，周恩來一直是國務院總理兼任外交部長，直到1958年才把外交部長讓給他最信賴的陳毅擔任。

　　文革開始後，前一段時間的奪權，都是集中在劉少奇控製的文化宣傳部門，外交部受到的影響不大。但是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突然廣播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的大字報，這在外交部也引起軒然大波。陳毅聽了廣播之後非常震驚，因為陳毅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外交部長，這麽大的事情，他事前居然一點也不知道。於是陳毅連夜去詢問周恩來，問道：“這麽大的事情，為什麽事先也不給一個通知？”

　　周恩來說：“我也是在臨近廣播前，才接到康生的電話，說毛主席讚成這張大字報，並親自決定今晚由中央台向全國播出。”

　　受聶元梓大字報的影響，外交部也開始出現大字報，但陳毅反對貼大字報。6月4日，陳毅在外事口幹部會上講話，禁止在外交部內貼大字報，陳毅說：文革大革命的目的是反對‘政變’，不能由群眾亂搞。做外交工作要靠老老實實的人去做，敢鬧敢寫大字報的人，沒什麽用處，跟著鬧有什麽意思？這對我們是一個考驗。

　　不過在當時的大環境下，陳毅不得不在兩天後的6月6日，解除了大字報禁令，但對外交部機關幹部的控製加強了。然而外事口的兩個外語學院：北京外語學院和北京第二外語學院的學生，卻不像機關幹部那樣容易管住，他們成為外事口造反的帶頭兵，特別是要造陳毅的反，因為陳毅明顯壓製外交部的革命運動。

　　（87）

　　1966年11月，陳毅和葉劍英等老帥在軍事院校十萬人大會上講話，引起造反派的強烈不滿，打倒陳毅的呼聲越來越高。為保陳毅，周恩來安排陳毅做了一次檢討，試圖平息造反派的憤怒，讓造反派諒解和認可，然後“過關”。

　　1967年1月24日，人民大會堂舉行萬人大會，陳毅公開做檢查，周恩來親自對陳毅的檢查稿進行了推敲和修改。陳毅說：同誌們，同學們，戰友們！我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犯了錯誤，今天向同誌們作檢查。

　　我在文化大革命運動初期五十多天裏，執行了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束縛和壓製了外事口各機關的革命群眾運動，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在這裏，我要向運動中所受打擊、傷害的革命同誌們宣布平反，賠禮道歉。……

　　陳毅的檢查講完後，贏得了一陣長久而熱烈的掌聲，這表明他的檢查被接受，他的檢查過關了。陳毅成了第一個被“解放”的副總理。

　　但1967年1月全國全麵奪權開始之後，外交部又迎來了“奪權”的新危機。因為外交部是周恩來長期經營的地盤，基本上都是周恩來派係的人，所以要想在外交部奪權，絕非易事。當然周恩來不會硬性阻止奪權，而是采用了“順勢引導”的手法，在外交部組織自己控製的群眾組織，讓自己的群眾組織來奪自己的權，這樣外交部的權就仍然控製在周恩來手裏。

　　首先，周恩來鼓勵外事口各單位成立自己的“戰鬥隊”，並指示外事口各個單位的“戰鬥隊”聯合起來，成立一個統一的群眾組織“外事口革命造反聯絡站”。外事口造反聯絡站，顯然是一個周恩來引導下成立的保皇派群眾組織。周恩來在“聯絡站”成立之後，隨即開始引導在外事口實施奪權。據當時的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李一氓回憶說：

　　當時外事辦還沒有“戰鬥隊”，周總理給我打電話說：“你們不革命！應該成立戰鬥隊。”

　　接著陳毅也給我打電話說：“革命還要下命令啊？你們為什麽不奪權？我們自己人不奪，別人可要來奪了。自己的同誌奪權，到底清楚些嘛。這是我和總理研究了的。”於是我們外事辦匆匆成立“戰鬥隊”，宣布奪權。

　　1月18日上午，外事口革命造反聯絡站開會，討論研究有關奪權問題。多數意見認為：不奪權，聯絡站就要落後，別人就要來奪權。這次會議決定，“聯絡站”奪外交部黨委的權，各個“戰鬥隊”奪本單位的權。“聯絡站”在外交部實施奪權的聲明，以大字報的形式張貼出去了。

　　（88）

　　中午12時，“聯絡站”負責人張殿清等，到反帝路(原東交民巷)15號，把副部長們集中到會議室，向他們宣布：“由於外交部黨委頑固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能領導外交部的文化大革命，所以，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決定奪取外交部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權力。”

　　外交部副部長姬鵬飛、喬冠華等都在場，他們一致表態，支持“聯絡站”的革命行動，服從奪權決定。下午4時，聯絡站向周總理匯報奪權情況。晚上，陳毅受周總理的委托，接見“聯絡站”代表。陳毅說周總理和他本人，都同意和支持聯絡站的奪權聲明，並祝賀這個勝利。

　　1月19日，外事口革命造反聯絡站召開了外交部革命造反奪權勝利大會。1月25日晚，周恩來在接見群眾代表時說：“奪權，外交部就做的好一些。領導運動，監督業務，不算保守。我希望外交部樹立成一個奪權的典型。”

　　外交部的群眾組織一直是保皇派具有壓倒性的勢力，“聯絡站”奪權後擁有1700多人，那時外交部總共有2300多人。外交部的文革搞得比較文明，沒有發生武鬥和嚴重的打砸搶。不過在“二月逆流”之後，社會上發起一陣“打倒三老四帥”的風潮，作為“四帥”的頭號人物陳毅，自然成了要打倒的風雲人物。這時外交部的保皇派群眾組織“聯絡站”發生了分裂，一部分人認為陳毅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要求召開大會批鬥他，而且號召打倒陳毅。

　　而另一部分不同意打到陳毅的人，則從“聯絡站”分裂出來，另行成立一個群眾組織“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此時，“聯絡站”轉變成造反派，而“造反總部”成為保皇派。4月13日，“聯絡站”與北京35個單位的造反派組織成立“批判陳毅聯絡站”，他們的口號是“堅決打倒陳毅”、“誓與陳毅血戰到底”。但陳毅等人在5月1日五一節登上天安門城樓之後，“批陳聯絡站”大受打擊，一時間偃旗息鼓。

　　不過在1967年4月30日，一個政治新星姚登山突然從國外回到北京外交部工作，這一下子改變了外交部的政治力量對比，促成了外交部的第二次奪權。

　　1967年4月30日，時任中國駐印度尼西亞大使館臨時代辦的姚登山，被印尼政府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而被驅逐出境。姚登山回國時，在首都機場受到周恩來、陳毅、江青、陳伯達等人以及數千名群眾的熱烈歡迎，姚登山被譽為“紅色外交戰士”。

　　（89）

　　姚登山回國的第二天5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五一”焰火晚會上，毛澤東接見了他，並與周恩來、林彪、江青、康生一起合影。次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了一幅大照片：姚登山左手挽著毛澤東，右手挽著江青，他站在毛澤東與江青中間，姚登山一躍而為一步“登天”的政治新星。

　　這裏稍微簡介一下印度尼西亞的情況。二次大戰前，印尼是荷蘭的殖民地。二戰後統治印尼的荷蘭殖民者撤退，印尼獨立成功。當時的印尼總統蘇加諾傾向共產主義陣營，印尼民眾普遍支持共產黨，因而導致印尼共產黨的勢力迅速發展壯大。

　　印尼共產黨於1924年成立，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是當時世界上第三大共產黨組織，有登記黨員500萬，共青團員300萬，支持者近1000萬。印尼共產黨與中共是非常友好的，受到北京的影響很大，印尼共產黨總書記艾地數次訪華，受到毛澤東及其他中共領導人的親切會見。艾地曾說：“我是毛澤東的小學生。”

　　艾地死後，毛澤東於1965年12月專門作一首悼念詩《卜算子·悼國際共產主義戰士艾地同誌》

　　疏枝立寒窗，

　　笑在百花前。

　　奈何笑容難為久，

　　春來反凋殘。

　　殘固不堪殘，

　　何須自尋煩？

　　花落自有花開日，

　　蓄芳待來年。

　　1965年9月30日，蘇加諾總統衛隊翁東中校發動“九三零事變”，翁東中校指揮的部隊分頭襲擊了陸軍司令等7 位印尼將領的住所，並把他們殺害。然而，陸軍後備部隊司令蘇哈托少將很快率軍隊回擊，這次政變遂告失敗。

　　政變失敗後，策劃者翁東中校被抓獲並判處死刑，印尼共產黨領導人艾地也被處死，蘇哈托成為新總統執政。蘇哈托上台後，開始對印尼共產黨大清洗，死亡人數約五十萬人左右，由於印尼共產黨中的華人很多，許多華人被殺死。另外，蘇哈托認為中共是這次政變的幕後主使，對中國采取了極端敵視的態度，兩國關係急劇惡化。印尼出現大量迫害華僑的事件，迫使大批華僑出逃，4000多名華僑歸國。

　　1966年4月15日上午，一千多名荷槍實彈的印尼軍人和民眾，在裝甲車的配合下，撞開中國駐印尼使館大門，士兵和民眾衝進院內，搶走文件檔案，搗毀家具和陳列品，砸壞汽車，並開槍打傷使館工作人員一名，毆打工作人員多名。姚登山作為這次抗擊印尼“暴行”的領導人，被印尼政府下令驅逐出境。在這樣的背景下，姚登山回國後受到英雄般的禮遇，成為搶眼的政治新星。

　　（90）

　　1967年7月13日毛澤東離開北京後，北京突然發起一場大規模的“打倒陳毅”浪潮，同時對外交部進行奪權。其實“打倒陳毅”的目的，也是旨在外交部的奪權。關於這場“打倒陳毅”和外交部奪權的意圖，當時的老百姓並不清楚，但高官們是清楚的。不過高官們出於種種原因，不願多談這個問題，隻有吳法憲等少數被打倒的高官，提到了這個話題。吳法憲在回憶錄中說：1967年8月初，王力公開鼓動外交部一個名叫姚登山的造反派頭頭，起來奪外交部的權，而這實際上就是要奪周恩來的權，因為外交部一直都是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

　　要奪外交部的權，紅衛兵是不行的，因為紅衛兵不懂外交事務，即使奪了權也無法掌權，所以外交部的奪權，必須依靠外交部內部懂業務的造反派，靠他們來奪權和掌權。1967年7月的時候，外交部的群眾組織有三個：第一個是“聯絡站”，這個組織是造反派，外交部奪權就靠“聯絡站”了；另一個組織是“造反總部”，這是支持周恩來和陳毅的保皇派；還有一個組織是後來成立的“攀險峰”，它也是保皇派組織。

　　姚登山回國後回到外交部工作，他作為被毛澤東接見過的“響當當”造反派，成了造反派組織“聯絡站”的顧問，實際上是“聯絡站”的幕後控製者。據外交部英文翻譯冀朝鑄(後來尼克鬆訪華時的那位著名翻譯)回憶說：淹沒在巨大榮譽中的姚登山，站在毛主席和江青中間挽著他倆的胳膊照了一張相，相片第二天在報紙的頭版登出來。姚登山回到外交部後，造反派組織“聯絡站”的人熱烈歡迎他，選他做頭領。在姚登山的領導下，“聯絡站”更加肆無忌憚，企圖全麵接管外交部的大權。

　　與此同時，我們這些所謂的“保皇派”也聚集力量，成立了自己的兩個群眾組織：“造反總部”和“攀險峰”，我參加了“攀險峰”。一些“聯絡站”成員脫離了自己的組織，也參加了“攀險峰”。在外交部，“聯絡站”和兩個新成立的“保皇派”群眾組織之間，很快出現了僵持不下的局麵。在一次我給總理做翻譯的時候，我告訴他我參加了“攀險峰”。總理表示同意，並說：“毛主席自己說過，在一個單位有兩派是好事。”

　　“聯絡站”早在“二月逆流”之後就提出“打倒陳毅”，但因為外交部內部有“造反總部”和“攀險峰”兩個保皇派組織抵製“打倒陳毅”，所以在外交部內部沒有打開突破口。“打倒陳毅”的突破口，是從外交部的外部打開的。

　　（91）

　　7月15日，北京外語學院的紅衛兵造反派，組成“揪陳大軍”，在外交部辦公樓對麵的廣場上安營紮寨，打出大標語“不把三反分子陳毅揪出，誓不收兵”。7月16日，北京第二外語學院的紅衛兵造反派也加入進來，他們張貼“陳毅罪行”的大字報，漫畫，街頭演講，高音喇叭廣播，宣稱“舍得一身剮，誓把陳毅拉下馬。”

　　7月19日，外交部造反派“聯絡站”發表呼應聲明，宣稱：“揪陳大軍來外交部安營紮寨，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動，好得很！我們表示堅決支持，我們將和你們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

　　7月20日武漢發生“七二零”事件後，大家的注意力暫時轉移到“七二零”事件上，“揪陳大軍”一時間冷卻下來。等到“七二零”事件解決後，從8月1日開始，“揪陳大軍”又複活起來。北京外語學院的一夥造反派強行衝入外交部，在外交部院內張貼“打倒陳毅”的大標語、漫畫、傳單，樹立仿製陳毅的稻草人。同時，他們還封鎖外交部大門，不準任何人員進出，造成一些外事活動的被迫中斷。

　　在此情況，周恩來不得不接見衝擊外交部的造反派代表。周恩來說：“外交部要揪陳毅的問題，中央不能同意，他現在沒有被罷官，他還是外交部長，還參加外事活動嘛。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你們可以提出意見，中央也還要討論。”

　　造反派：“你不是主張陳毅到群眾中來的嗎？”

　　周恩來：“我們要製造環境。現在你們揪去，群眾一起哄，噴氣式飛機一坐，這怎麽行？”

　　造反派：“你把陳毅交給我們，我們不會搞遊街，你要相信群眾。”

　　周恩來：“那不行！我不能這樣做。陳毅不是商品，他是政治局委員。你們在這裏不要給我施加壓力。”

　　造反派：“陳毅應該交給我們批判。”

　　周恩來：“我說過，還要商量具體的方式，還要創造條件。你們滿場的‘打倒’口號。”

　　造反派：“我們就是要打倒。我們下定了決心。”

　　周恩來：“你們下定了決心，也不能強加於我。我現在是跟你們商量具體方式，你們一個人隨便就推翻了，還有沒有民主啊？”

　　造反派：“總理，你剛才說把‘三反分子’陳毅交給我們？”當時的“三反分子”，是指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人。

　　周恩來聽後憤怒地責問說：“什麽？我沒有講‘三反分子’。你們強加於我，我要抗議!”

　　造反派：“我們不強加總理。”

　　周恩來：“我已經把底交給你們了嘛，中央不能同意。你們這樣壓我，吵了一通，達不到目的。”

　　造反派：“該打倒，就打倒！你可以保留你的觀點。”

　　周恩來怒道：“你這個樣子就沒法商量了。我本來是與你們來商量，你們卻用群眾大會的方式來對付我。”

　　造反派：“我們是對付陳毅，不是對付總理。”

　　（92）

　　周恩來：“我說了，現在條件還不成熟，批判陳毅同誌的大會不能開。”

　　造反派：“總理為什麽還稱‘陳毅同誌’？”

　　周恩來：“毛主席批判劉少奇也稱‘同誌’呢，他還是中央常委嘛！你怎麽提這樣的問題？這是我們黨內的事，保密，你不能這樣問。難道中央必須跟你走嗎？”

　　……

　　周恩來知道，這些造反派“揪陳毅”是有背景的，他不能硬頂。於是周恩來最後做出讓步，跟造反派達成協議：8月6日，先在外交部內部開一個批判陳毅的小會，8月11日，在人民大會堂開一個批判陳毅的萬人大會。不過周恩來提出來他的條件，就是約法三章：一、不準喊“打倒陳毅”的口號；二、不準貼“打倒陳毅”的標語條幅；三、開會時“兩派”輪流發言(造反派與保皇派)，不允許武鬥和有任何侮辱人格的舉動。

　　造反派同意了周恩來的條件，於是8月6日在外交部小禮堂開第一次批判陳毅會。這天，周恩來和陳毅兩人同乘一輛車來到會場，周恩來還特別囑咐陳毅：“在會上隻聽取批判，不要回答問題，以免矛盾激化，事倍功半。”

　　周恩來來到會場門口時，有人向他報告：會場內掛有一條“打倒三反分子陳毅”的大標語。周恩來立即質問主持會議的造反派頭頭：“昨天已經說得好好的，為什麽還這麽幹？不把標語撤下，會議不能開。”

　　造反派不願撤下標語，於是周恩來站在烈日之下，拒絕進入會場，雙方僵持了近一個小時後，造反派才同意摘下標語，周恩來這才進入會場，親自陪陳毅挨批。在文革中的批判大會，隻有陳毅和譚震林“享受過”周恩來親自“陪批”的殊榮。

　　據一位參加這次會議的當事者回憶說：顯然是周恩來做了說服工作，陳毅一反過去的不合作態度，變得非常配合，叫他站起來就站起來，叫他低頭就低頭。有一次，叫他向某“革命小將”賠罪，他就走過去向這名小將恭恭敬敬地三鞠躬。根據周總理同造反派達成的協議，陳毅當場不回答問題，但發言者有時仍要陳回答問題，這時陳就說：“我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向毛主席、向林副主席、向中央文革、向周總理、向無產階級革命群眾低頭認罪！”這時台下便響起一陣掌聲。不難想象，從來桀驁不馴的陳毅，在說這些話時，吞下了多少委屈和憤懣。

　　在這次批陳會上，兩派(造反派與保皇派)輪流發言，各說自己“批陳”的理由。造反派“聯絡站”認為陳毅是“三反分子”，必需徹底打倒；而保皇派“造反總部”和“攀險峰”，則認為陳毅犯了嚴重錯誤，必須進行徹底的揭發批判，但陳毅的問題仍屬於人民內部矛盾，應該按“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采取“一看二幫”的態度。

　　這次會議由於周恩來親自主持，再加上陳毅的配合，所以第一次批判陳毅會開得比較順利，沒有出現什麽小動作，會議按時結束。

　　（93）

　　外交部的奪權運動，因為造反派和保皇派的勢力相當，處於膠著狀態，一直到1967年7月，並無多大的進展。1967年7月中旬開始，北京突然出現一股“打倒陳毅”和外交部奪權的浪潮，這標誌著毛澤東針對周恩來的“重點突破奪權”進入了決戰階段。

　　決戰階段的第一場戰役，是北京兩個外語學院的紅衛兵衝擊外交部。這些紅衛兵在外交部門前安營紮寨，闖入外交部大院貼大字報，宣稱“不打倒陳毅誓不罷休”。但這樣的衝擊還是打不倒陳毅的，因為外交部的大部分人認為紅衛兵隻是胡鬧，並不認為紅衛兵的行動符合中央精神。所以外交部的保皇派群眾組織依然積極支持陳毅，紅衛兵的衝擊行動並沒有大的戰果。

　　決戰階段的第二場戰役是中央文革直接插手“打倒陳毅”和外交部的奪權。第一個表態支持“打倒陳毅”的是謝富治，因為謝富治的家就外交部附近的東交民巷，他每天上班路過外交部門前。謝富治對在這裏“安營紮寨”的紅衛兵說：“揪陳毅的大方向是正確的。”

　　但謝富治畢竟不是中央文革的正式成員，他也是路過這裏順便講話，並不是正式的講話，所以引起的反響並不大。

　　第二個表態支持“打倒陳毅”的是戚本禹。8月4日，北京召開“首都新聞界支持香港同胞抗暴鬥爭大會”，中央文革小組的關鋒和戚本禹出席了大會，姚登山也出席了。開會前，戚本禹對姚登山說："革命小將在外交部門前安營紮寨，是革命行動，大方向是正確的。我看了陳毅的材料，陳毅的問題是嚴重的。陳毅應該下去，到群眾中去檢討和接受批判。為什麽到現在幾個月了不讓陳毅下去？”

　　姚登山說：“外交部的所有造反派都有意見。”

　　關鋒說：“陳毅不下來，與中央文革無關。”

　　姚登山問：“那是不是總理一個人不同意？”

　　關鋒未作回答，而是說：外交部十多年來受到劉少奇投降主義路線的流毒是很深的，外交部領導的思想不是毛主席敢於鬥爭的指導思想，而是怕。怕什麽呢？就是怕影響兩國的友好關係。7月1日，主席對緬甸問題有些指示，主席指示講緬甸問題“不怕斷交、不怕決裂，甚至於這個時候斷交更好，這樣子更加有利於我們放開手幹。”

　　戚本禹也說：“外交部的領導思想上就是顧慮重重，害怕這個，害怕那個。看來，今後外交戰線上的希望寄托在這些革命小將們身上。”

　　關鋒和戚本禹的講話，批評了外交部，認為外交部的指導思想不符合毛澤東思想，這就暗示對外交部奪權是有必要的。特別是戚本禹明確指出陳毅的問題很嚴重，挑明可以打倒陳毅。

　　8月5日下午，外交部的造反派群眾組織“聯絡站”召開全體大會，由姚登山傳達戚本禹的講話。戚本禹明確支持“打倒陳毅”，表明“聯絡站”打倒陳毅的行動是正確的。這是“聯絡站”首次得到中央文革的明確支持，使他們大受鼓舞，情緒驟然升溫，多次長時間高喊：“打倒劉、鄧、陳”，“堅決擁護中央文革”等口號。戚本禹的講話很快又傳達給在外交部門前安營紮寨的紅衛兵學生，那裏也馬上一片歡騰。紅衛兵們個個摩拳擦掌，發誓一定要揪出陳毅。

　　（94）

　　外交部內支持周恩來和陳毅的保皇派群眾組織“造反總部”，對戚本禹的講話大為震驚，因為這個講話精神與周恩來對陳毅問題的指示完全不符。因此，“造反總部”當晚決定，致函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對戚本禹告狀。“造反總部”對戚本禹的告狀信如下：

　　總理、伯達、康生、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組：我部姚登山同誌八月四日在一次活動中，和戚本禹同誌作了個人接觸，曾談到批判陳毅問題。

　　姚登山同誌不顧八月四日總理關於批陳問題的指示，竟把戚本禹同誌的講話作為正式指示，向我部全體工作人員傳達。在傳達過程中，群情激昂，高呼“打倒劉、鄧、陳”的口號。在外交部門前安營紮寨的紅衛兵組織聽了姚登山的傳達後，也紛紛貼出“號外”，以各取所需的手法為自己衝外交部的錯誤行動打掩護。

　　我們認為，姚登山這樣做的結果，給人造成總理與中央文革在批陳問題上有矛盾的錯誤印象。在我部全體工作人員的會上傳達後，“聯絡站”某些戰鬥隊的代表上台表態，隻提戚本禹同誌八月四日的講話，而不提總理八月四日的指示。現寄上姚登山的傳達全文和有關傳單、號外供參考。此致。敬禮！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

　　戚本禹的講話與周恩來的講話調子完全不一樣。關於這個問題，原中央文革成員王力在回憶錄中說：“打倒陳毅”的口號，也不是戚本禹就敢這麽說的。那是1967年7月1日，康生向毛主席請示緬甸問題，問能不能提“打倒奈溫”(緬甸領導人)的口號？毛主席明確指示：“群眾提‘打倒奈溫’的口號可以嘛，讓他們提。”毛主席又說：“中國群眾喊‘打倒朱德、打倒陳雲、打倒陳毅’的口號可以嘛，讓他們喊就是了。”

　　王力說：毛主席8月12日在上海接見阿爾巴尼亞專家時，也表示他讚成“打倒陳毅”，還說：“我對陳毅也沒辦法，就是要紅衛兵給他點壓力。”可見他們到外交部門口安營紮寨這些事，毛主席是早已知道的。當時翻譯叫範承祚，他說：“毛主席對陳毅問題的說法，同王力的講法是一致的。”我說：“你說反了，不能這麽說。隻能說王力是根據毛主席的精神講的，很多是毛主席的原話。”

　　王力還說：“打倒劉、鄧、陳”的口號，這句話原來是戚本禹說的，他也是代表中央說的，我是奉命保護戚本禹。戚本禹是怎麽理解，中央文革是怎麽理解，我不知道。叫我表態，我就得表態。

　　我的講法有一點地方同總理不大一致，總理是見到“打倒陳毅”的標語就不許進會場，不許喊“打倒陳毅”的口號。戚本禹說群眾可以喊“打倒陳毅”，我也這麽說，這是毛主席的指示。

　　後來江青在王力的“八七講話”問題上大做文章，那隻是作為借口，拋出王力作為替罪羊。毛主席早已知道，也早已看過王力的“八七講話”，並沒有說什麽，因為講話中的那些話過分的話，就是他的原話。

　　（95）

　　對於中央文革插手“打倒陳毅”的主使問題，王力解釋說：因為陳老總的問題，造成總理很大的被動，整陳老總的是江青。江青指使人插手外交部，煽動造反派打倒陳毅。林彪把外交部的局勢搞亂了。

　　王力出於自身的原因，把“打倒陳毅”和外交部的奪權的主使人，推到江青和林彪身上，也是不得已為之。但王力在提到他後來著名的8月7日講話時，辯解說：我的‘八七’講話，傷害了陳老總，是不對，我承認。當時我的錯話不少，但這些錯話的發明權不是我，大多是毛主席的原話。在‘八七’講話中，我奉命要講的。

　　王力申辯說：他的錯話，是來自毛澤東的原話，而且這些話他是“奉命講的”。奉誰的命呢？王力沒有明確說。但是從前後文的關係來看，因為他講的錯話是來自毛澤東，所以這個“奉命”也應該來自同一個人吧。

　　關於這些事的細節，王力當然是不便透露出來的。不過從公開發表的毛澤東講話來看，毛澤東在1967年8月，在上海做出了一些傾向性很明顯的講話。

　　1967年8月，毛澤東在上海說：“現在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是快要結束，而是要更深入，更大規模地開展起來。在這一場偉大的鬥爭中，一定要把矛頭指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這些人中有些鑽進黨內居領導地位，他們是一些牛鬼蛇神的支持者和包庇者。這些人都是剝削階級的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他們陽奉陰違，兩麵三刀，當麵說人話，背後說鬼話，常常以馬列主義的詞句做幌子，在‘但是’後麵大做文章。那些‘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更加陰險得多，這一點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警惕。”

　　毛澤東這裏說的“有些人鑽進黨內居領導地位，是牛鬼蛇神的支持者和包庇者。”毛澤東說的“有些人”是指誰呢？熟知黨內鬥爭形勢的王力等人，應該一下子就能猜到。毛澤東又說“他們陽奉陰違，兩麵三刀，在‘但是’後麵大做文章”，這個針對性就更強了。有人說毛澤東這是針對林彪說的，這並不合理。因為那時毛澤東與林彪的關係還是很密切的，不應該針對林彪講這樣的話。

　　特別是毛澤東說“現在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是快要結束，而是要更深入，更大規模地開展起來”，這就明顯地挑明他的“重點突破奪權”戰役打響了。

　　戚本禹8月4日的講話，當然受到支持周恩來的外交部保皇派群眾組織“造反總部”的抵製，他們表麵上寫信向中央文革“告狀”，實際上是向中央文革“抗議”。

　　“造反總部”的告狀信送到中央文革那裏後，8月7日文革中央辦公室打電話到外交部，通知說：王力當晚9時要與姚登山和“聯絡站”的代表談話。8月7日晚，姚登山和聯絡站6人，到釣魚台中央文革駐地，與王力談話。他們的談話從9時起，談了差不多3個小時，這就是後來著名的王力“八七講話”。

　　（96）

　　毛澤東向劉少奇奪權的時候，陳伯達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給毛澤東立了大功。後來毛澤東論功行賞，給陳伯達黨內排名第四的高位。可是毛澤東向周恩來奪權的時候，就沒有再用陳伯達了，這個原因也是明顯的。陳伯達對劉少奇的好感不多，他曾說：“劉少奇在外麵形象溫和，實際上做事武斷，不好商量，脾氣和毛澤東差不多。”而陳伯達對周恩來很有好感，前麵提到過，在陳伯達要“自殺”的時候，周恩來專門和他談話，打消他自殺的念頭。周恩來在各種場合也公開說陳伯達的好話，兩人關係不錯。

　　因此，毛澤東這次對周恩來奪權，就不能用陳伯達了，而是用王力、關鋒和戚本禹這些小字輩。王力也看出毛澤東不重用陳伯達了，開始重用他，王力看出這是自己走進黨的高層的一個絕好機會。陳伯達幫毛澤東打倒劉少奇，得到黨內第四位的回報；如果這次王力幫毛澤東打倒周恩來，那麽這個回報也不會低吧。此時，這次王力認為機會來了，為毛澤東立功心切，所以在8月7日，發表了一個煽動性非常強的“八七”講話。

　　有時候“聰明反被聰明誤”，王力在武漢“七二零”事件中，也沒有做過這麽煽動性強的講話。但王力這個極具煽動性的“八七”講話，並沒有成為他立功的階梯，反而成了他倒台的滑梯。王力萬萬沒想到，他這個向毛澤東表忠心的講話，卻被毛澤東批語“大大大毒草”，這是後話了。這裏我們先看一下王力這個點起外交部奪權大火的“八七”講話。

　　8月7日晚，王力把外交部的姚登山和造反派“聯絡站”的6名代表，招到釣魚台來談話。王力的談話，不僅是他個人的談話，也是代表了中央文革小組進行表態。王力對兩個最敏感的問題，進行了旗幟鮮明的表態：第一個是“打倒陳毅”問題，第二個是“外交部奪權”問題。在“打倒陳毅”問題上，王力說：

　　“今天請你們來，要和你們談一件事。8月5日姚登山同誌向外交部全部同誌傳達了戚本禹同誌的談話。我們知道有人反對，現在有人竟告狀告到我們這裏。他們名義上攻擊姚登山，實際上攻擊戚本禹，這不正常。這不是革命勢力，這是保守勢力。”

　　“姚登山同誌傳達後，革命群眾的群情激昂，竟成了罪狀，說什麽居然喊出打倒“劉、鄧、陳”的口號，對他們來說，這成了罪過。為什麽不能喊“打倒陳毅”？陳毅犯了錯誤又不到群眾中來接受批判，就可以揪。揪陳毅的大方向當然對，為什麽不可以揪？文化大革命都一年多了，竟在外交部出現這種怪現象，令人深思，所以我今天晚上找你們來談談。”

　　（97）

　　說到這裏，王力激動地揮著手，又把外交部“造反總部”的告狀信念了一遍，然後說：“我反對外交部‘造反總部’的這種做法，鮮明地反對！戚本禹同誌的講話是正確的，姚登山同誌傳達是對的，群眾高興是好事，是革命表現，長了革命派的誌氣，做得完全對，我們支持你們。紅衛兵在外交部門口安營紮寨，大方向有什麽錯？一點也不錯。”

　　王力“打倒陳毅”問題上，態度鮮明是地指出三件事：一、打倒陳毅是正確的；二、紅衛兵在外交部門口安營紮寨是正確的；三、“造反總部”的告狀信是錯誤的。王力講話中對“打倒陳毅”的問題，與周恩來的態度完全相反。

　　王力繼續談“外交部奪權”的問題，他說：“你們一月奪權，奪了多少權？外交部黨委班子沒有動吧？這麽大的革命，黨委班子不動還行？為什麽不能動一下黨委班子？我看你們現在權沒有掌，有點權才有威風。外交部可以奪權！”

　　“外交部運動阻力大，外交唬人嘛。把它神秘化，別人不能幹，隻有少數專家才能幹。這個外交就這麽難？我看處理紅衛兵內部問題比這複雜多了，紅衛兵就不能幹外交？不要聽某些人的話，把外交工作神秘化了。”

　　“幹外交不一定是原來的‘長’，誰站出來革命，誰合適就誰幹，二十幾歲也可以出來做領導工作。毛主席說，二十幾歲可以當中央部長，為什麽不可以呢？挑幹部要挑革命派，不能挑保守派。挑幹部，第一條看他是不是革命，是不是擁護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沒有這一條什麽都不行。不看這一條，隻看什麽級別，什麽資曆，這個統統打倒。”

　　王力在“外交部奪權”問題上，也明確了三件事：一、外交部黨委班子要“動”，要奪外交部黨委的權；二、紅衛兵也可以搞外交，二十幾歲可以當部長；三、外交部的幹部要選“革命派”，不能選“保守派”。

　　王力講話中對“外交部奪權”的問題，也與周恩來的態度完全相反。周恩來強調外交部黨委的權不能奪，外交部的業務權不能奪，不懂外交的人不能搞外交。而王力不僅說外交部黨委的權應該奪，而且說搞外交根本不要什麽專家，紅衛兵也可以搞外交。

　　最後，王力對姚登山說：“姚登山同誌在印尼造了反動派的反，回國後也要造修正主義的反，修正主義就是走資派。你旗幟要鮮明，態度要明朗，支持革命派。我們堅決支持你！”

　　王力旗幟鮮明地支持姚登山，鼓勵姚登山“旗幟鮮明，態度明朗”地帶頭在外交部造反。姚登山喜出望外，把王力對他的支持和鼓勵，理所當然地看成是來自中央文革，甚至來自毛澤東的意思。這對於姚登山來說，也是千載難逢的一步登天機會，姚登山當然不能放過，他立即表示要豁出一切為王力和中央文革效力。

　　（98）

　　這樣一來，王力就把外交部第二次奪權的大火點起來了。王力覺得單單口頭講話還不夠，第二天8月8日上午，王力又專門寫信給姚登山，以書麵形式確認他8月7日晚上的講話內容。

　　王力給姚登山這樣寫信：“姚登山同誌：我們接到外交部群眾組織“造反總部”八月五日的一封信。我們認為，“造反總部”這封信的精神是不好的，不對頭。戚本禹同誌的講話是正確的，你講的話也是對的。這些話引起群情激昂，高呼口號，是好事，是革命的景象。在要求陳毅到群眾中去檢查的問題上，總理與中央文革小組的同誌是一致的，企圖從中尋找什麽裂痕是徒勞的。現將外交部“造反總部”的信和附件送去。敬禮！”

　　王力在這裏謊稱周恩來與中央文革小組的意見一致，也同意打倒陳毅。其實周恩來從來沒有同意過打倒陳毅，更不知道王力的“八七”講話。當周恩來看到王力“八七”講話的傳單後，感到震驚，他請康生和王力過來，提議三人談一次話，但康生和王力沒有理睬周恩來的建議。

　　武漢“七二零”事件後，王力成為紅極一時的文革英雄，他這樣英雄人物的講話，甚至比中央文革的話還要有份量。姚登山和外交部的造反派“聯絡站”，根據王力的指示精神，馬上行動起來。8月8日，“聯絡站”立即召開會議，傳達王力“八七講話”。“聯絡站”頭頭王中琪宣稱：王力講話是中央的正式指示，中央已經決定要打倒陳毅，並且要對外交部徹底奪權。

　　“聯絡站”大量印發王力的“八七講話”，稱它“吹響了外事口文化大革命新的進軍號”。8月9日，姚登山在外交部全體大會上宣讀王力來信和傳達王力講話，並聲稱王力要求他站出來，旗幟鮮明地領導外交部的文革。之後，會場立即出現狂熱的氣氛，造反派“聯絡站”受到極大鼓舞，高喊“打倒保皇派”，並咒罵保皇派“造反總部”和“攀險峰”是“保皇狗”。

　　保皇派“造反總部”和“攀險峰”，見造反派“聯絡站”受到中央文革的明確支持，受到沉重的打擊，無法反擊，一下子抬不起頭來。造反派憑借“八七講話”所造成的聲勢，大造奪權輿論，積極準備奪權，貼出大標語：“徹底改組外交部黨委!”、“打倒三反分子陳毅！”

　　8月11日，按照原來的計劃，在人民大會堂召開萬人規模的“批鬥陳毅大會”。根據周恩來與造反派達成的協議，除了主席台前“批鬥陳毅大會”的橫幅外，會場上不掛任何標語。大會主席台上除了主持大會的造反派頭頭外，還坐著周恩來和謝富治副總理，被批鬥對象陳毅，則坐在主席台右前方的一把椅子上。

　　（99）

　　批鬥會從下午1時半開始，各個造反派的發言人上台發言，揭發和批判陳毅的“罪行”，並要求“停止陳毅的一切外事活動，責令他在家老老實實做交待，接受群眾的批鬥。”

　　會議途中，周恩來有事離開會場，周恩來剛剛走開，造反派立即違反不掛任何標語的協議。突然間，“打倒三反分子陳毅”等大標語一下子從會場二、三層樓上同時垂掛下來，二、三層的護欄上也拉起了“打倒二月逆流黑幹將陳毅”的巨大橫幅，坐在一樓的造反派則紛紛舉起“打倒陳毅”的小旗幟。

　　隨後，會場上的人群騷動起來，他們站起來高呼“打倒陳毅！”，呼喊聲此起彼伏。坐在前排的造反派開始衝向陳毅，周恩來留下的幾十名警衛戰士，手臂挽著手臂地奮力阻擋，不讓造反派衝過來。在這樣非常緊急的情況下，台上的謝富治置若罔聞，視而不見。參加大會的黃鎮大使站起來用手指著台上大聲喊：“謝富治你怎麽不管？謝富治你怎麽不管？”

　　據周恩來的衛士成元功回憶說：

　　“我帶著陳老總和他的警衛宮恒征，從舞台的後門撤出，通過夾道進入了保密室，讓陳老總坐在沙發上。我立即讓部隊戰士撤到走廊的兩頭，並告訴他們，隻要有人衝保密室，就采取強硬措施。造反派搜到保密室這裏，看到有部隊沒敢衝，但他們又懷疑陳老總在裏麵。保密室在二樓，他們不甘心，就從院子裏搭人梯，踩著肩膀隔著保密室的玻璃窗子往裏看，找陳老總。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讓陳老總暫到衛生間避一避。開始陳老總說：“算了，我去見他們。”

　　我說：“不行，這是總理給我們的任務。”

　　陳老總答應後，陳老總、我還有他的警衛宮恒征，我們三人躲進了衛生間，留在外麵的總理秘書錢嘉東立即打電話向周總理匯報了這裏的情況。周總理指示，要他找姚登山，並說：“你告訴姚登山，今天發生的混亂，他要負責。如果今天陳老總發生問題，他要負完全責任。”並指示錢嘉東，要姚登山親自把陳老總送回家。

　　造反派在樓內上上下下找了半天，也沒找到陳老總，認為陳老總已經走了，後來大部分造反派就撤走了。他們雖然撤走了，可陳老總的那輛奔馳車卻遭了殃，造反派氣急敗壞地將汽車的窗簾撕了，車胎放了氣，車座套也給搞得亂七八糟。

　　我們根據周總理的指示找到姚登山。姚登山來到保密室後，錢嘉東向他傳達了總理的指示，說：“今天發生的事，你要負全部責任。陳老總的安全發生任何問題，你也要負全部責任。總理要你親自送陳老總回家，現在你就不要走了，跟我們一起走。”

　　我們讓姚登山和我們一起從鍋爐房的旁門出了樓，然後坐上衛戍區預先布置的停在那裏的吉普車，向東繞道東單，經東長安街駛向中南海東便門。陳老總、姚登山、錢嘉東、我和宮恒征從東便門進入了中南海，陳老總安全地回了家。”

　　（100）

　　前麵我們提到的反周恩來組織“五一六兵團”，在王力“八七講話”之後突然活躍起來，似乎是與王力遙相呼應。“五一六兵團”在北京大量散發和張貼反周恩來的傳單，塗寫反周恩來的標語，他們宣揚的理論是：一、黨中央分為三個司令部：第一個是以毛主席為首的第一司令部，第二個是以劉少奇為首的第二司令部，第三個是以周恩來為首的第三司令部；二、周恩來是“中國第二個赫魯曉夫式人物”，是“中國的柯西金”；三、文化大革命的下一場戰役，就是打倒周恩來為首的第三司令部；四、聲稱他們的行動得到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說：“中央文革並沒有製止我們革命行動的意思，恰恰相反，反而叫人沿著我們的方向去思考。”

　　在“五一六兵團”的宣傳攻勢下，不少人對周恩來懷疑起來，認為文革的下一個目標，或許真的就是周恩來了。王力的“八七講話”傳達後，外交部的人明顯感覺到，王力講話中的許多觀點，與周恩來曆來的講話大相徑庭，甚至露骨地批駁了周恩來的一些看法。因此，外交部造反派“聯絡站”的頭頭王中琪，心領神會地說：“看來這是毛主席新的重大戰略部署，我們一定要搶先，不能落後了。”他們認為，打倒周恩來的戰役就要打響了，所以要搶先立功。

　　王力講話在外交部的幹部中間也引起很大震動，一些幹部以為周恩來不行了，開始另找靠山。外交部的22名司處級中層幹部，共同寫了一張大字報，為王力的“八七講話”叫好，聲稱今後要緊跟中央文革，這在當時被稱為“22中將”。不過很快王力就倒台了，“22中將”在王力倒台後，又因為寫這張大字報做檢討，這是後話了。

　　8月11日的陳毅批鬥大會結束之後，外交部的造反派沒有揪到陳毅，就立即著手對外交部進行奪權。王力在給姚登山的信中，撒了一個謊，聲稱“總理同中央文革小組的同誌是一致的。”這個謊言的殺傷力極大。

　　外交部的保皇派“造反總部”在告狀信中，就是告狀姚登山的講話與周恩來不一致。“造反總部”敢告狀，也是仗著有周恩來的支持。而王力的“八七講話”，不僅否定了“造反總部”的告狀信，還聲稱“造反總部”是保守組織，特別是強調周恩來與中央文革的意見一致。

　　當時中央文革的威信如日中天，王力說周恩來與他們一致，誰敢質疑王力的真實性？大家都以為周恩來真的轉變立場了，真的不再“保”陳毅了。這樣一來，就造成“造反總部”的人人心惶惶，以為周恩來不支持他們了，不少人開始悄悄退出“造反總部”。當時外交部西歐司戰鬥隊的隊長周從吾說：“王力的講話我接受不了，但這是中央文革的講話，白紙黑字，我不能不相信。現在我辭去隊長的職務。”

　　麵對王力的謊言，周恩來也不好出麵辟謠，因為周恩來無法公開說：我與中央文革不一致。這樣一來，周恩來隻好沉默，而周恩來的沉默，又被認為是“默認”，因此搞得周恩來十分難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