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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彼岸洋插隊

一介教書匠,酷愛自家鄉;寓居多倫多,桑梓永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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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文革洞因》四一(崇新嶽 百思峰 )

(2020-06-17 17:23:19) 下一個

 

(76)

 

  陳再道、許世友和許光達同是大軍區司令員,陳再道犯了那麽大的錯誤,毛澤東卻一再保他,而許光達沒有什麽錯誤,毛澤東也不保他,這就反映出毛澤東對紅四方麵軍和紅二方麵軍出身將領的不同態度。當然,毛澤東的本意並不是這樣,他是為了讓林彪滿意。所以在林彪事件後,毛澤東就給賀龍平反了,毛澤東說:我看對賀龍同誌搞錯了,我要負責呢。我是聽了林彪的一麵之辭,所以我犯了錯誤,向同誌們做點自我批評呢。

  這次林彪提出“揪軍內一小撮”,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組的積極支持和配合。因為林彪的這個口號,從客觀上講,完全沒有違背毛澤東的文革精神,反而可以說是毛澤東文革精神的“積極貫徹者”,所以它在理論上得到文革小組的支持。

  從實際情況來的看,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們,大多數對這些老軍頭極為不滿,因為這些老軍頭仗著自己的資格老,看不起文革小組的小字輩,刺傷了他們的自尊心。所以林彪提出“揪軍內一小撮”,中央文革小組也稱心如意,他們也想打倒這些人而後快,所以做出了積極的支持與配合。

  從1967年7月25日開始,《人民日報》借著“七二零”事件的東風,不斷登載各種文章,提出“批判帶槍的劉鄧路線”和“揪出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特別是8月1日紀念解放軍建軍40周年,《人民日報》和《紅旗》為此發表了社論,明確指出:目前,全國正在掀起一個對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這是鬥爭的大方向。

  中央文革小組的幹將們,並沒有想到“揪軍內一小撮”的深層含意,是被林彪“利用”了。看到這種情況,毛澤東急忙對文革小組發出指示,說:“不要‘黨內、軍內’並提,還是提‘黨內’一小撮為好。並提‘黨內、軍內一小撮’很不策略。”毛澤東發出指示後,報刊上對“揪軍內一小撮”的提法戛然而止。

  據王力回憶說:8月12日,主席的指示傳到北京,說並提“黨內、軍內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這一問題,雖然不應由我負責,但我覺得自己沒有反對,也執行了,便做了自我批評,表示也有我一份錯誤。但是,後來江青、康生、陳伯達把責任全推到我的身上來了,實在可笑。

  在“七二零”事件後,徐向前領導的全軍文革小組徹底垮台。這次全軍文革小組沒有再重組,而是轉而成立一個新的機構“軍委辦事組”,這是林彪在“七二零”事件中的最大收獲。

  1967年8月17日,經毛澤東批準成立“軍委辦事組”,處理中央軍委的日常工作。軍委辦事組的正、副組長,實際上相當於以前的中央軍委正、副秘書長,直接掌控軍隊的大權。軍委辦事組的組長最初是楊成武,後來是黃永勝;副組長是吳法憲;組員是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人,基本上是林彪的心腹,這樣“軍委辦事組”就完全在林彪的掌控之下,使林彪在軍內的控製力驟然大增。

  (77)

  武漢“七二零”事件後,毛澤東對形勢的看法有所變化,他認為文革中造反派之所以打不過保皇派,是因為有軍隊在背後悄悄地支持保皇派,特別是給保皇派提供武器。武漢“七二零”事件中看得很明顯,造反派隻有簡陋的自製武器,而保皇派卻是各種武器齊全。對此,毛澤東做出一個驚人的決定:給造反派發槍。

  文革史專家王年一《大動亂年代》一書中這樣寫:在“七二零”事件後,毛澤東指示:“給左派發槍,武裝左派。”毛澤東看到一些部隊支持所謂的“保守組織”,明裏暗裏給保守組織發槍,就做出了這樣的指示。

  不過毛澤東的這個指示,並不是他自己親口說出的,而是通過寫信給江青,由江青轉述出來的。1967年8月4日,在上海的毛澤東給江青寫了一封信,這封信的全文尚沒有透露出來,但信的大意是“給左派發槍,武裝左派。”

  據王年一先生說:毛澤東當時認為,軍區和人民武裝部支持右派,所以他要求武裝左派,要求發槍100萬支,江青的“文攻武衛”由此而來。“武裝左派”現在已不是秘密。當時毛澤東用“潤之”的名字給江青寫了一信。這個信,我處有一個複印件。

  王年一聲稱有這封信的複印件,但沒有公布,實在可惜。毛澤東為什麽要給江青寫信呢?這是因林彪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關於林彪給毛澤東寫信的過程,林彪秘書張雲生回憶說:

  我向林彪、葉群報告:“陳再道、鍾漢華、牛懷義、蔡炳臣等人到了京西賓館後,許多穿著軍裝的人在京西賓館外邊結隊示威,高呼“打倒陳再道!打倒徐向前!”的口號。葉群說:“這是革命行動,我們應當支持。”林彪則默不做聲。當夜,葉群拉著陳伯達以及中央文革的幾員大將親自到京西賓館,坐車繞著賓館四周的街道轉了一圈,給那些高喊“打倒陳再道”的軍內群眾組織“三軍革命派”撐腰打氣。

  “八一建軍節”前後,北京街頭也出現了這樣的內容:打倒“彭羅陸楊”是文革的“第一戰役”;打倒“劉鄧陶”是第二戰役;現在“揪軍內一小撮”是文革“第三戰役”的開始。在“揪軍內一小撮”口號煽動下,不少地方的群眾組織開始搶奪部隊的槍支、彈藥,武鬥更加升級。

  林彪問:“搶槍的情況很多嗎?”林彪對別的動向不以為然,對搶部隊的槍支似乎很在意。

  我回答說:“從文件的反映看,目前已經發生搶槍的情況有五個省,看來還在蔓延。”

  林彪說:“那好,給主席寫信反映一下這個情況。主席在上海,有關武漢事件的處理情況也該寫信報告一下了。”

  (78)

  接著,林彪口述了給主席的信,我作了記錄,大意是:武漢事件後,亟待處理的一些問題正在處理。對於陳再道等人的處理,已按主席指示的方針辦。當前的問題仍然是兩派對立,武鬥升級,特別是搶奪部隊槍支的事,已在南方五省發生,且有蔓延之勢,急需設法製止。

  林彪口述這封信後,讓我謄清,立即送釣魚台去給戚本禹看看。林彪此時為什麽突然器重戚本禹?我也摸不透。照規矩,我去釣魚台前須先經葉群點頭。葉群聽說後非常同意,催促說:“這樣好,叫你去你就快去。”

  到了釣魚台16樓,我找到了戚本禹,把林彪口授的信稿給了他,並轉達了林彪請他“看看”之意。戚本禹很高興,他看完信,對我說:“你別急,這件事關係重大,我得再送江青同誌看看。”

  戚本禹拿著信稿找江青去了,我被一位工作人員帶到一個小會議室裏等候。過了不長時間,走廊裏傳來說話聲,像是江青和戚本禹走過來了,但走進這個小會議室的,除了戚本禹外,還有陳伯達、關鋒和姚文元,唯獨沒有江青。

  他們幾個人坐在會議桌旁,逐字逐句地推敲林彪給主席的那封信。對於我這個旁觀者,他們裝作沒看見,不加理睬。他們修改文字的方式也很有意思,你一言我一語,但隻有幾個人都同意後,才由陳伯達落筆。他們把文件改完,戚本禹退給了我。我拿回來仔細一看,他們改動之處並不多,而且在我看來,那幾處改動也無關緊要,何必這樣鄭重其事呢?

  林彪對釣魚台改他信稿,既無稱讚,也無不滿,雙方都是作作姿態,無需過分挑剔。林彪又讓我把信稿重謄一遍,立即派飛機直送上海。兩天後從上海帶來了毛澤東的親筆批示,說:“對於群眾搶槍的事,不必看得過於嚴重。所謂群眾搶槍,有些地方實際上是部隊向他們所支持的一派發槍。因此,對此事的處理似可不急,待時機成熟後再去從容解決。”

  毛澤東對林彪的這封信,顯然是不滿意的,但毛澤東這時還要顧及與林彪的關係,不能直接批評林彪,因為林彪的自尊心很強,受不了這個。所以毛澤東就舊技重演,又給江青寫一封信,間接地表達他與林彪的不同看法。

  據原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在回憶錄中說:主席寫給江青的這封信,是在林彪主持的常委擴大會上,江青拿出來傳閱的。信頭的稱呼是“江青”,署名是“潤之”。這封信後來中紀委查到了,是在一張紙的正反麵都寫的。當時江青叫我們都抄下來,貫徹執行。

  (79)

  林彪在此之前剛剛給主席寫了信,說當前最嚴重的問題是奪槍問題,並且起草了一個製止奪槍的指示。毛主席給江青的信,是針對這點說的。主席在給江青信的開頭說,他同意林彪的看法,當前的形勢很好,這是套話。但對於林彪提到的實質性問題,如奪槍問題,他就不同意了。毛主席說:奪槍問題並不嚴重,並分析說,現在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軍區幹部支持右派。主席說當前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問題是武裝左派,要建立第二武裝。

  武裝左派的問題,主席在7月18日晚上在武漢對總理、王力、謝富治、包括陳再道、鍾漢華在內的談話中就說:“為什麽不能把工人、學生武裝起來?我看要把他們武裝起來。”主席8月4日的信,對形勢的估計完全錯了,他認定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軍隊幹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當前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武裝左派,這與主席在武漢的遭遇有關。主席的這個指示後果太嚴重了,不可避免地造成大規模的武鬥。

  早在7月22日,江青在接見河南造反派時講:同誌們,當我們聽到“百萬雄師”拿著那樣的武器對著手無寸鐵的革命群眾行凶,甚至綁架、毆打我們的王力同誌、謝富治同誌,我們能允許嗎?我不是提倡武鬥,我說的是當階級敵人向我們進攻的時候,我們手無寸鐵怎麽行呢?我們不能太天真爛漫。我記得河南一個革命組織提出這樣的口號,叫做“文攻武衛”,這個口號是對的。

  另據北京航空學院造反派“北航紅旗”的領袖之一戴維堤回憶說:鑒於“北航紅旗”在文革中的特殊地位,中央決定首先武裝“北航紅旗”。經周總理親自批準,北京衛戍區奉命把數千支槍發給了北航。

  1967年7月27日,北京衛戍區在北京航空學院主樓前舉行了隆重的授槍儀式,北京軍區第一政委、公安部長、副總理謝富治,總參謀長楊成武,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等軍界領導人出席了授槍儀式。衛戍區副司令員李鍾奇奉黨中央、周恩來總理指示,代表北京衛戍區把二千五百多支蘇式衝鋒槍、新式半自動步槍和20支五四式手槍,授予“北航革委會”。隨後,北京衛戍區有關人員把武器如數運到了北航。

  這事立即轟動了北京市和全國。據我所知,文革中由中央直接發槍的,全國僅北航一家。外地群眾組織的槍,有些是部隊偷著給的,有些是搶的。至於周總理在武漢“七二零”事件後,為什麽親自批準給北航發槍,其中的奧妙筆者不得而知。

  8月10日,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在《關於處理江西問題的若幹決定》中,首次明文規定要給左派發槍,以建立群眾武裝,同時嚴禁給保守派發槍。該決定說:在條件成熟的地區,要把革命群眾武裝起來。今後,軍區和人民武裝部,決不準以任何借口,把槍枝彈藥發給或變相發給保守派。

  不過這場“給左派發槍”的行動,很快就戛然而止了。對於這件事的原因,我們將在後麵分析。

  (80)

  毛澤東為什麽要“給左派發槍”呢?這要從毛澤東搞文革的思路去理解。毛澤東搞文革的本質是奪權,但毛澤東所謂的“奪權”,並不是僅僅把權力奪過來,然後一切按照舊章程循規蹈矩,國家機器還是老樣子。毛澤東的“奪權”是要創造一套新的國家機構,建立一套與過去傳統舊體製截然不同的新體製,建立一個嶄新的史無前例的國家。

  在毛澤東的新國家機構設想中,軍隊的改革是重點中的重點。毛澤東的建軍思想,主要來源於馬克思的“人民武裝”學說。馬克思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一種沒有職業官吏,沒有職業軍隊,沒有職業警察,沒有職業法官的,公民自治的社會方式。馬克思反對建立國家軍隊,即所謂的“正規軍”,提出用“人民武裝”來取代它。

  馬克思的“人民武裝”概念,類似於美國的公民持槍,是誰都可以擁有槍支的“人人有槍”社會。馬克思認為,一個社會中,如果有人有槍,有人沒有槍,那就像有人有錢,有人沒有錢一樣,是非常不平等的。有槍的人在沒有槍的人麵前,具有極大的優勢和特權,因為無產階級專政需要廢除這種“槍”的特權,實施“人人有槍”的“人民武裝”體製。1871年成立的巴黎公社就是這樣一種“人民武裝”。

  中國幾千年來的傳統,一直是禁止老百姓擁有武器的,造成中國人的一種固有觀念:老百姓不應該擁有槍支武器,否則就要天下大亂了。因此,很多中國人對美國這樣“人人有槍”的國家感到不可思議,無法理解,想象不出“人人有槍”的美國,為什麽沒有天下大亂。

  在舊中國,隻允許軍隊有槍,禁止老百姓有槍。這樣沒有槍的老百姓,在有槍的軍隊麵前,是完全沒有平等可言的,也是無法抗衡的。因此在舊中國,掌握“槍”的軍人,就有了絕對的特權,就可以控製和掌握政權。而對於美國這樣“人人有槍”的社會來說,掌握“槍”並不是軍人的特權,所以也就不會出現軍人執政的軍政府。

  按照傳統的中國思維,一個給老百姓“發槍”的領袖,肯定是頭腦發昏了;而按照美國的思維,給老百姓“發槍”是很正常的,禁止老百姓有槍才是不正常的。所以用中國的傳統思維,是無法理解毛澤東的“給左派發槍”。這裏我們應該轉換一下思維方式,用馬克思主義來理解“給左派發槍”。按照馬克思主義,一個社會要實現真正的平等,不僅要人人有錢,同樣要人人有槍。

  有人總擔心“人人有槍”會導致天下大亂,這種擔心其實是多餘的。美國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美國建國兩百多年來,就一直人人有槍,但美國從沒有天下大亂,曆史上隻發生過一次內戰。而世界上那些天下大亂的國家,都不是人人有槍的國家。如果以為禁止老百姓有槍,就可以實現天下太平,那就大錯特錯了。

  (81)

  毛澤東認為,要改造中國,就要按照馬克思的“人民武裝”思想。新中國建國以後,就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建軍思想,一種是“專業化、正規化”的建軍思想,這是模仿資本主義國家建立一支“國家正規軍隊”,培養一批職業軍人。另一種是毛澤東的建軍思想,也就是“人民軍隊”思想,毛澤東一貫反對軍隊搞“專業化、正規化”。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五七指示”,毛澤東說:

  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除打仗以外,還可做各種工作。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四清”運動,又能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

  毛澤東的建軍思想,顯然與“專業化、正規化”的建軍思想背道而馳,接近於馬克思的人民武裝思想。在毛澤東時代,還有大量民兵,民兵持有大量的槍支。文革武鬥時最初的一批槍支,都是從民兵那裏來的。毛澤東建立民兵的思想,讓人民掌握一部分武裝,也是與中國的傳統思想格格不入的。因此,用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是無法理解毛澤東的,所以有不少人把毛澤東“給左派發槍”,隻能理解為“胡鬧”。

  我們上麵的解釋,是要說明毛澤東“給左派發槍”並不是“胡鬧”,而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理性行動。接下去我們要討論促使毛澤東“給左派發槍”的契機和結果。在此之前,有一種頗為流行的觀點需要澄清。這種觀點認為文革中的武鬥是毛澤東有意挑動的,不少人撰文引證“給左派發槍”等行為,作為毛澤東主動挑動或煽動武鬥的證據。但這些人的文章都回避了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毛澤東為什麽要挑動煽動武鬥?武鬥對毛澤東有什麽好處呢?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思考,就會發現武鬥對毛澤東並無好處,因此毛澤東主動挑動、或者有意煽動武鬥的說法,是不符合邏輯的,也是不合常理的。

  不合常理之一的論調,是把文革的“天下大亂”,解釋為“毛澤東有意把國家搞亂”。可是這個國家並不是別人建立的,正是毛澤東自己出生入死、花費幾十年的心血才建立起來。自己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國家,為什麽自己又要有意去搞亂它?這個無法用常理來解釋。因此,合理的解釋是:文革的“天下大亂”,不是毛澤東有意搞亂,而是無奈而為。

  不合常理之二的論調,是把文革中的“武鬥”,解釋為“是因為毛澤東為了奪權”。毛澤東要奪權是不假,但能夠用“文鬥”奪權的話,武鬥就沒有必要。孫子兵法第一條,就是“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作為頂級政治家和軍事家的毛澤東,不可能不明白這個道理。能夠用“文鬥”來奪權,就盡可能用“文鬥”來奪權,用到“武鬥”奪權,那是出於迫不得已,並非毛澤東主動或者有意想要這麽做。

  (82)

  事實的發展也證明了這一點,毛澤東提出“武裝左派”,並不是1966年5月文革一開始時就提出了,而是一年後的1967年7月,文革開始一年多之後才提出來。文革的武鬥也不是從一開始就有的,而是逐步發展起來的。

  “武鬥”的前身是“暴力批鬥”。文革開始時,紅衛兵和群眾對“黑五類”、“黑幫”等“壞分子”進行批鬥的時候,就有使用體罰、打罵等暴力行為。不過最早的“暴力批鬥”,還可以追溯到1964年的“四清”運動。“四清”時就出現了戴高帽子,打人,罰跪等“暴力批鬥”行為,據說文革中的“噴氣式”,還是王光美在“桃園經驗”時搞出來的。

  1967年9月,毛澤東在“七二零”事件後兩個月再次去武漢,與新的武漢軍區司令員曾思玉等人,就“暴力批鬥”等問題做了長篇談話。毛澤東說:體罰這種做法,我反感。是不是把《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裏打倒土豪劣紳的那一套辦法都搞來了?那是對敵人的,現在時代背景不同了。凡是愛整人的人,整來整去,最後都要整到自己頭上來,“噴氣式”是王光美搞的,王光美是資本家的姑娘。

  紅衛兵和造反派對“黑五類”和“黑幫”的“暴力批鬥”,後來又進一步發展到革命老幹部身上。對於造反派在揪鬥老幹部時的“暴力批鬥”,毛澤東是這樣解釋的:

  對那些噴氣式、掛牌子、挨打、罰跪等等,我曆來不讚成,我看林彪、中央文革小組的同誌也是不讚成的。那麽,為什麽戴高帽子、掛牌子、挨打這樣的事情,我們這樣反對,群眾還是要這樣幹呢?你們想過了沒有?

  沒人能回答毛澤東的問題,毛澤東繼續說:一個原因是我們的同誌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惹得群眾生氣、憤怒,因為你整了他,他就要整你出氣。但更重要的值得我們考慮的一個原因,就是這些年來,我們的幹部嚴重地脫離群眾。

  我們現在一些幹部,官做大了,薪金高了,房子住好了,出入坐汽車。還有一點,就是擺架子,遇事情不是和群眾商量,喜歡訓人,喜歡罵人,不是平等地對待群眾。為什麽群眾對幹部那樣地整?也有其他的原因,但最大的原因就是嚴重地脫離群眾,人民恨你!你老訓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找不到這樣的機會,這回可找到了機會,他能不狠狠地整你一頓?所以我們要好好地注意解決這個問題。

  文革中的“暴力批鬥”繼續發展下去,就發展成兩派群眾組織之間的武鬥了。最初的武鬥,隻是拳腳,後來發展到棍棒,再後來發展到短刀長矛,最後發展到真槍實彈。

  雖然毛澤東以前就有“人民武裝”的概念,但建國以後的軍隊和民兵,都是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軍事組織,還沒有一支獨立於共產黨領導之外的軍事組織。而“給左派發槍”,這就意味著建立一支共產黨領導之外的“第二武裝”,這個嚐試太大膽了,弄不好真的要重上井岡山了。因此毛澤東對建立一支共產黨領導之外的“第二武裝”,也是非常慎重,不敢輕易動這個念頭。不過武漢“七二零”事件,最終讓毛澤東下了決定,豁出去給左派發槍,搞真正的“人民武裝”。

  (83)

  毛澤東建立“第二武裝”的想法,應該是在武漢形成的,促成毛澤東這個想法的關鍵因素是他對軍隊的失望。在發起文革之前,毛澤東對軍隊是寄予厚望的。當時毛澤東認為地方上的幹部,受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的侵蝕較大,革命意誌已經消退,甚至出現腐化墮落,而軍隊的幹部由於處在相對封閉的環境,受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的侵蝕較小,仍有較高的革命熱情,所以他希望軍隊幹部成為支持文革的主力軍。

  毛澤東剛開始對林彪寄予厚望,但不久林彪的表現就讓他失望了,林彪並不支持文革。之後,毛澤東又對軍隊中非林彪派係的將官,比如陳再道這樣毛澤東嫡係的人,成為支持文革的主力軍,可是陳再道這些人也讓毛澤東失望了。在武漢,毛澤東敦促陳再道轉變立場,積極支持文革,可是陳再道卻勉強應付,甚至縱容“百萬雄師”鬧事,反過來想要促使毛澤東轉變立場,想要敦促毛澤東停止文革。

  經過武漢“七二零”事件,毛澤東對軍隊徹底失望了,他在給江青的信中寫道:“現在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軍區幹部支持右派”,這意味著四分之三以上的軍隊不支持毛澤東搞文革。這樣一來,毛澤東依靠軍隊搞文革的設想,事實上完全落空了。

  如果把當時的黨中央也分為造反派和保皇派,那麽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是造反派,而周恩來、林彪這些黨內元老則是保皇派。在勢力方麵,保皇派占絕對優勢,他們在地方幹部和軍隊幹部中都占到四分之三以上;而毛澤東代表的造反派,在地方幹部和軍隊幹部中隻占到四分之一左右。

  這樣的情況下,毛澤東把文革繼續搞下去的支持力量,隻剩下群眾造反派這一支力量了。因此,武裝群眾造反派,建立一支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可以控製的“第二武裝”,成了毛澤東把文革搞到底的最後賭注。如果這支“第二武裝”建立不起來的話,毛澤東的文革就要半途而廢,這眼看是成為定局的事。所以,毛澤東最後的冒險,就是給群眾造反派發槍,建立一支黨內元老們控製不了的新的武裝力量。

  對於毛澤東給“左派發槍”的決定,周恩來和林彪都是極為擔心,也是極為關注的。首先,林彪受到的威脅最大,一旦有了“第二武裝”,不可避免地要與他這個“第一武裝”的掌門人發生衝突。因此林彪給毛澤東寫信,間接地勸毛澤東放棄給群眾發槍的決定。毛澤東沒有直接反駁林彪的意見,而是用給江青寫信的辦法,間接地堅持自己給群眾發槍的觀點,堅持建立“第二武裝”。

  而周恩來的對策,和以前一樣,不是阻擋這股洪流,而是順勢引導。毛澤東要建立一支自己控製之下的“第二武裝”,周恩來就建立一支自己控製之下的“第三武裝”,這就是上麵我們提到的周恩來給北京航空學院的紅衛兵組織“北航紅旗”發槍的由來。

  (84)

  “北航紅旗”是北京五大紅衛兵組織中,最親近周恩來的一個組織。在北京1967年5月出現“反周”的“五一六兵團”後,“北航紅旗”是第一個帶頭公開聲明支持周恩來的。下麵引用一段“北航紅旗”領袖之一的戴維堤,回憶他們保衛周恩來的一段細節:

  1967年9月9日,我當“北航紅旗”保衛部長,參加在北京工人體育館組織的慶祝秋收起義40周年大會,韓愛晶(“北航紅旗”頭頭)讓我帶領著北航600個學生負責保衛工作。周總理在主席台上,還有康生、陳伯達、謝富治,蒯大富和韓愛晶坐在總理後邊,江青沒有到場。

  這時候大會的主持人發言了,說今天是偉大的秋收起義40周年,今天大會的宗旨就是要“砸八一”,廢除“八一建軍節”,立毛主席領導秋收起義的紀念日9月9日為“建軍節”。接下去的人發言說“秋收起義”多麽偉大,將“八一南昌起義”說成是國民黨軍閥的政變行為,所以不能代表共產黨,也不能代表中國人民解放軍,強烈要求將“建軍節”改為9月9日。

  當時我離主席台很近,看到周總理的臉色非常難看。“廢八一”根本沒有和周總理商量,直接就在大會上提出了。接著大會主持人請周總理講話。記得總理說:“同誌們,同學們,我剛得到通知,來晚了。大家懷著極大的革命熱情來參加紀念偉大的秋收起義40周年,這是革命行動,我堅決支持。但關於改‘八一建軍節’的問題,我是不同意的,偉大領袖毛主席也是不同意的。毛主席肯定‘八一’的偉大意義,他老人家說過:‘八一’不能砸!”

  也許是迫於壓力,他接著說:“南昌起義的領導人,不是我周恩來,是林副主席領導的。我周恩來隻是一個參加者。”

  這時候會場裏開始騷亂起來,為了平息會場氣氛和矛盾,周總理繼續接著說:“同誌們,同學們,我周恩來曆史上犯了好多錯誤,但自從遵義會議以後,我就擁護偉大領袖毛主席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一直到今天,我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對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都是忠心耿耿的。同學們,我周恩來的心是紅的呀!”

  這時隻見周總理把上衣扯開了,露出胸膛來,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那些極左派已經把周總理逼成這個樣子了。

  周總理講話的時候,下麵的極左派就喊:“周恩來下去!周恩來下去!我們要見江青同誌!我們要見偉大領袖毛主席!”

  他們直接要轟周總理下去,他們膽大包天。後來他們許多人直接從會場後邊衝過來了,可能要揪鬥周總理。

  我見事不好,馬上指揮北航的六百人,把主席台包圍起來。我跳上主席台,護住周總理,大聲地喊:“北航紅旗誓死保衛周總理!誰反對周總理,誰就是反革命!”

  我對總理說:“今天有壞人,快點離開會場。”這時候韓愛晶、蒯大富也幫我架著總理向外走,這樣我就把總理連抱帶拖,帶出了會場,周總理的警衛員當時不在主席台上。

  (85)

  出了會場一看,外邊人山人海,足有幾萬人,北京工人體育館前麵的廣場站滿了人。我高聲叫喊調周總理的車,我也顧不得禮貌了,直接護著周總理進了汽車。我和幾個同學倒站在總理的汽車前麵開路,想讓總理趕緊離開。

  車要開時,總理又打開車門出來了。這個時候大概是下午五點多了,麵對人山人海,總理說:“同誌們,今天我不能灰溜溜的走,我這樣走了就對不起大家。”

  總理又對剛剛趕來的衛戍區司令傅崇碧等人說:“你們能不能搞點稀飯來,我和同學們都餓了。”後來才知道,周總理那天接連開了四個會。

  這個時候保衛部隊陸續趕過來,基本上就安全了。後來衛戍區戰士用三輪車拉來了幾大桶稀飯,我先給總理盛了一碗,自己也盛了一碗。總理一屁股坐在了水泥地上,他太累了,我陪著總理把稀飯喝完。總理喝完粥之後,還用舌頭舔幹淨了碗底,我和在場的人們都感動得留下了眼淚。以上這件曆史鏡頭發生在公元1967年9月9日北京工人體育館北邊廣場上。

  我說這段曆史,不是想表我的功勞,我想說當時總理被逼到那種程度,他們那幫反總理的極左分子,甚至壞人確實是對總理不禮貌的,甚至想批鬥總理。隻是因為我們“北航紅旗”的紅衛兵們的誓死保衛,才避免了偉大的周恩來總理免遭批鬥,甚至更嚴重事件的發生!

  看了上麵“北航紅旗”保衛周恩來的片段,就不難理解周恩來為什麽要武裝“北航紅旗”了。

  毛澤東建立“第二武裝”的計劃,林彪在正麵阻攔,周恩來在側麵包圍,顯然並不順利,但毛澤東當時還是決心要把“第二武裝”建立起來。可是一件大事使毛澤東建立“第二武裝”的計劃戛然中斷,這就是發生於1967年8月22日的“火燒英國辦事處”。

  8月22日,失去控製的造反派群眾衝入位於北京光華路的英國辦事處,把十幾名英國外交官打得頭破血流,強迫他們向毛主席像下跪,然後放火燒毀了英國辦事處的辦公樓。這件事也從反麵證明,造反派動武打人,不是來自毛澤東的挑動,因為毛澤東肯定不會挑動造反派毆打英國外交官。這起事件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一起涉外事件。

  “火燒英國辦事處”發生後,毛澤東深深感到他和中央文革,已經失去了對造反派的控製能力。而且,不僅是毛澤東控製不了造反派,就是造反派的頭頭們也控製不了造反派的群眾,成為一支完全失控的,失去理智的民眾,這樣的民眾才會幹出“火燒英國辦事處”的荒唐事。

  因此,在“火燒英國辦事處”發生後,毛澤東不再提起“給左派發槍”了,因為此時的“左派”已經失去理智,再給他們發槍的話,後果不堪設想。1967年9月5日,經毛澤東批準,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布《不準搶奪解放軍武器的命令》,毛澤東的“給左派發槍”計劃就此終止。

  (86)

  前麵我們說過,毛澤東的下一個戰略,是從全國全麵奪權,改為重點突破奪權。本來毛澤東離開北京去武漢,主要是防止重點突破奪權發生意外,沒料到在武漢偶遇“七二零”事件。計劃外發生的“七二零”事件讓毛澤東迅速把矛頭轉向周恩來的重點進攻上。

  這次毛澤東重點進攻的目標,是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毛澤東在打倒劉少奇的時候,首先拿掉了劉少奇的左右手彭真;同樣,這次毛澤東要打倒周恩來,首先也要拿掉周恩來的左右手陳毅。毛澤東7月13日離開北京,7月15日“打倒陳毅”的戰役就打響了。在此之前,有必要先說一下外交部的文革情況。

  外交一直是周恩來的強項,所以中共的外交都是委托周恩來負責的,比如解決“西安事變”,與蔣介石談判等,都由周恩來出麵。因此建國後,外交部由周恩來主管,也是理所當然,可以說外交部是周恩來的老巢。從1949年到1958年,周恩來一直是國務院總理兼任外交部長,直到1958年才把外交部長讓給他最信賴的陳毅擔任。

  文革開始後,前一段時間的奪權,都是集中在劉少奇控製的文化宣傳部門,外交部受到的影響不大。但是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突然廣播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的大字報,這在外交部也引起軒然大波。陳毅聽了廣播之後非常震驚,因為陳毅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外交部長,這麽大的事情,他事前居然一點也不知道。於是陳毅連夜去詢問周恩來,問道:“這麽大的事情,為什麽事先也不給一個通知?”

  周恩來說:“我也是在臨近廣播前,才接到康生的電話,說毛主席讚成這張大字報,並親自決定今晚由中央台向全國播出。”

  受聶元梓大字報的影響,外交部也開始出現大字報,但陳毅反對貼大字報。6月4日,陳毅在外事口幹部會上講話,禁止在外交部內貼大字報,陳毅說:文革大革命的目的是反對‘政變’,不能由群眾亂搞。做外交工作要靠老老實實的人去做,敢鬧敢寫大字報的人,沒什麽用處,跟著鬧有什麽意思?這對我們是一個考驗。

  不過在當時的大環境下,陳毅不得不在兩天後的6月6日,解除了大字報禁令,但對外交部機關幹部的控製加強了。然而外事口的兩個外語學院:北京外語學院和北京第二外語學院的學生,卻不像機關幹部那樣容易管住,他們成為外事口造反的帶頭兵,特別是要造陳毅的反,因為陳毅明顯壓製外交部的革命運動。

  (87)

  1966年11月,陳毅和葉劍英等老帥在軍事院校十萬人大會上講話,引起造反派的強烈不滿,打倒陳毅的呼聲越來越高。為保陳毅,周恩來安排陳毅做了一次檢討,試圖平息造反派的憤怒,讓造反派諒解和認可,然後“過關”。

  1967年1月24日,人民大會堂舉行萬人大會,陳毅公開做檢查,周恩來親自對陳毅的檢查稿進行了推敲和修改。陳毅說:同誌們,同學們,戰友們!我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犯了錯誤,今天向同誌們作檢查。

  我在文化大革命運動初期五十多天裏,執行了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束縛和壓製了外事口各機關的革命群眾運動,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在這裏,我要向運動中所受打擊、傷害的革命同誌們宣布平反,賠禮道歉。……

  陳毅的檢查講完後,贏得了一陣長久而熱烈的掌聲,這表明他的檢查被接受,他的檢查過關了。陳毅成了第一個被“解放”的副總理。

  但1967年1月全國全麵奪權開始之後,外交部又迎來了“奪權”的新危機。因為外交部是周恩來長期經營的地盤,基本上都是周恩來派係的人,所以要想在外交部奪權,絕非易事。當然周恩來不會硬性阻止奪權,而是采用了“順勢引導”的手法,在外交部組織自己控製的群眾組織,讓自己的群眾組織來奪自己的權,這樣外交部的權就仍然控製在周恩來手裏。

  首先,周恩來鼓勵外事口各單位成立自己的“戰鬥隊”,並指示外事口各個單位的“戰鬥隊”聯合起來,成立一個統一的群眾組織“外事口革命造反聯絡站”。外事口造反聯絡站,顯然是一個周恩來引導下成立的保皇派群眾組織。周恩來在“聯絡站”成立之後,隨即開始引導在外事口實施奪權。據當時的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李一氓回憶說:

  當時外事辦還沒有“戰鬥隊”,周總理給我打電話說:“你們不革命!應該成立戰鬥隊。”

  接著陳毅也給我打電話說:“革命還要下命令啊?你們為什麽不奪權?我們自己人不奪,別人可要來奪了。自己的同誌奪權,到底清楚些嘛。這是我和總理研究了的。”於是我們外事辦匆匆成立“戰鬥隊”,宣布奪權。

  1月18日上午,外事口革命造反聯絡站開會,討論研究有關奪權問題。多數意見認為:不奪權,聯絡站就要落後,別人就要來奪權。這次會議決定,“聯絡站”奪外交部黨委的權,各個“戰鬥隊”奪本單位的權。“聯絡站”在外交部實施奪權的聲明,以大字報的形式張貼出去了。

  (88)

  中午12時,“聯絡站”負責人張殿清等,到反帝路(原東交民巷)15號,把副部長們集中到會議室,向他們宣布:“由於外交部黨委頑固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能領導外交部的文化大革命,所以,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決定奪取外交部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權力。”

  外交部副部長姬鵬飛、喬冠華等都在場,他們一致表態,支持“聯絡站”的革命行動,服從奪權決定。下午4時,聯絡站向周總理匯報奪權情況。晚上,陳毅受周總理的委托,接見“聯絡站”代表。陳毅說周總理和他本人,都同意和支持聯絡站的奪權聲明,並祝賀這個勝利。

  1月19日,外事口革命造反聯絡站召開了外交部革命造反奪權勝利大會。1月25日晚,周恩來在接見群眾代表時說:“奪權,外交部就做的好一些。領導運動,監督業務,不算保守。我希望外交部樹立成一個奪權的典型。”

  外交部的群眾組織一直是保皇派具有壓倒性的勢力,“聯絡站”奪權後擁有1700多人,那時外交部總共有2300多人。外交部的文革搞得比較文明,沒有發生武鬥和嚴重的打砸搶。不過在“二月逆流”之後,社會上發起一陣“打倒三老四帥”的風潮,作為“四帥”的頭號人物陳毅,自然成了要打倒的風雲人物。這時外交部的保皇派群眾組織“聯絡站”發生了分裂,一部分人認為陳毅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要求召開大會批鬥他,而且號召打倒陳毅。

  而另一部分不同意打到陳毅的人,則從“聯絡站”分裂出來,另行成立一個群眾組織“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此時,“聯絡站”轉變成造反派,而“造反總部”成為保皇派。4月13日,“聯絡站”與北京35個單位的造反派組織成立“批判陳毅聯絡站”,他們的口號是“堅決打倒陳毅”、“誓與陳毅血戰到底”。但陳毅等人在5月1日五一節登上天安門城樓之後,“批陳聯絡站”大受打擊,一時間偃旗息鼓。

  不過在1967年4月30日,一個政治新星姚登山突然從國外回到北京外交部工作,這一下子改變了外交部的政治力量對比,促成了外交部的第二次奪權。

  1967年4月30日,時任中國駐印度尼西亞大使館臨時代辦的姚登山,被印尼政府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而被驅逐出境。姚登山回國時,在首都機場受到周恩來、陳毅、江青、陳伯達等人以及數千名群眾的熱烈歡迎,姚登山被譽為“紅色外交戰士”。

  (89)

  姚登山回國的第二天5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五一”焰火晚會上,毛澤東接見了他,並與周恩來、林彪、江青、康生一起合影。次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了一幅大照片:姚登山左手挽著毛澤東,右手挽著江青,他站在毛澤東與江青中間,姚登山一躍而為一步“登天”的政治新星。

  這裏稍微簡介一下印度尼西亞的情況。二次大戰前,印尼是荷蘭的殖民地。二戰後統治印尼的荷蘭殖民者撤退,印尼獨立成功。當時的印尼總統蘇加諾傾向共產主義陣營,印尼民眾普遍支持共產黨,因而導致印尼共產黨的勢力迅速發展壯大。

  印尼共產黨於1924年成立,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是當時世界上第三大共產黨組織,有登記黨員500萬,共青團員300萬,支持者近1000萬。印尼共產黨與中共是非常友好的,受到北京的影響很大,印尼共產黨總書記艾地數次訪華,受到毛澤東及其他中共領導人的親切會見。艾地曾說:“我是毛澤東的小學生。”

  艾地死後,毛澤東於1965年12月專門作一首悼念詩《卜算子·悼國際共產主義戰士艾地同誌》

  疏枝立寒窗,

  笑在百花前。

  奈何笑容難為久,

  春來反凋殘。

  殘固不堪殘,

  何須自尋煩?

  花落自有花開日,

  蓄芳待來年。

  1965年9月30日,蘇加諾總統衛隊翁東中校發動“九三零事變”,翁東中校指揮的部隊分頭襲擊了陸軍司令等7 位印尼將領的住所,並把他們殺害。然而,陸軍後備部隊司令蘇哈托少將很快率軍隊回擊,這次政變遂告失敗。

  政變失敗後,策劃者翁東中校被抓獲並判處死刑,印尼共產黨領導人艾地也被處死,蘇哈托成為新總統執政。蘇哈托上台後,開始對印尼共產黨大清洗,死亡人數約五十萬人左右,由於印尼共產黨中的華人很多,許多華人被殺死。另外,蘇哈托認為中共是這次政變的幕後主使,對中國采取了極端敵視的態度,兩國關係急劇惡化。印尼出現大量迫害華僑的事件,迫使大批華僑出逃,4000多名華僑歸國。

  1966年4月15日上午,一千多名荷槍實彈的印尼軍人和民眾,在裝甲車的配合下,撞開中國駐印尼使館大門,士兵和民眾衝進院內,搶走文件檔案,搗毀家具和陳列品,砸壞汽車,並開槍打傷使館工作人員一名,毆打工作人員多名。姚登山作為這次抗擊印尼“暴行”的領導人,被印尼政府下令驅逐出境。在這樣的背景下,姚登山回國後受到英雄般的禮遇,成為搶眼的政治新星。

  (90)

  1967年7月13日毛澤東離開北京後,北京突然發起一場大規模的“打倒陳毅”浪潮,同時對外交部進行奪權。其實“打倒陳毅”的目的,也是旨在外交部的奪權。關於這場“打倒陳毅”和外交部奪權的意圖,當時的老百姓並不清楚,但高官們是清楚的。不過高官們出於種種原因,不願多談這個問題,隻有吳法憲等少數被打倒的高官,提到了這個話題。吳法憲在回憶錄中說:1967年8月初,王力公開鼓動外交部一個名叫姚登山的造反派頭頭,起來奪外交部的權,而這實際上就是要奪周恩來的權,因為外交部一直都是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

  要奪外交部的權,紅衛兵是不行的,因為紅衛兵不懂外交事務,即使奪了權也無法掌權,所以外交部的奪權,必須依靠外交部內部懂業務的造反派,靠他們來奪權和掌權。1967年7月的時候,外交部的群眾組織有三個:第一個是“聯絡站”,這個組織是造反派,外交部奪權就靠“聯絡站”了;另一個組織是“造反總部”,這是支持周恩來和陳毅的保皇派;還有一個組織是後來成立的“攀險峰”,它也是保皇派組織。

  姚登山回國後回到外交部工作,他作為被毛澤東接見過的“響當當”造反派,成了造反派組織“聯絡站”的顧問,實際上是“聯絡站”的幕後控製者。據外交部英文翻譯冀朝鑄(後來尼克鬆訪華時的那位著名翻譯)回憶說:淹沒在巨大榮譽中的姚登山,站在毛主席和江青中間挽著他倆的胳膊照了一張相,相片第二天在報紙的頭版登出來。姚登山回到外交部後,造反派組織“聯絡站”的人熱烈歡迎他,選他做頭領。在姚登山的領導下,“聯絡站”更加肆無忌憚,企圖全麵接管外交部的大權。

  與此同時,我們這些所謂的“保皇派”也聚集力量,成立了自己的兩個群眾組織:“造反總部”和“攀險峰”,我參加了“攀險峰”。一些“聯絡站”成員脫離了自己的組織,也參加了“攀險峰”。在外交部,“聯絡站”和兩個新成立的“保皇派”群眾組織之間,很快出現了僵持不下的局麵。在一次我給總理做翻譯的時候,我告訴他我參加了“攀險峰”。總理表示同意,並說:“毛主席自己說過,在一個單位有兩派是好事。”

  “聯絡站”早在“二月逆流”之後就提出“打倒陳毅”,但因為外交部內部有“造反總部”和“攀險峰”兩個保皇派組織抵製“打倒陳毅”,所以在外交部內部沒有打開突破口。“打倒陳毅”的突破口,是從外交部的外部打開的。

  (91)

  7月15日,北京外語學院的紅衛兵造反派,組成“揪陳大軍”,在外交部辦公樓對麵的廣場上安營紮寨,打出大標語“不把三反分子陳毅揪出,誓不收兵”。7月16日,北京第二外語學院的紅衛兵造反派也加入進來,他們張貼“陳毅罪行”的大字報,漫畫,街頭演講,高音喇叭廣播,宣稱“舍得一身剮,誓把陳毅拉下馬。”

  7月19日,外交部造反派“聯絡站”發表呼應聲明,宣稱:“揪陳大軍來外交部安營紮寨,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動,好得很!我們表示堅決支持,我們將和你們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

  7月20日武漢發生“七二零”事件後,大家的注意力暫時轉移到“七二零”事件上,“揪陳大軍”一時間冷卻下來。等到“七二零”事件解決後,從8月1日開始,“揪陳大軍”又複活起來。北京外語學院的一夥造反派強行衝入外交部,在外交部院內張貼“打倒陳毅”的大標語、漫畫、傳單,樹立仿製陳毅的稻草人。同時,他們還封鎖外交部大門,不準任何人員進出,造成一些外事活動的被迫中斷。

  在此情況,周恩來不得不接見衝擊外交部的造反派代表。周恩來說:“外交部要揪陳毅的問題,中央不能同意,他現在沒有被罷官,他還是外交部長,還參加外事活動嘛。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你們可以提出意見,中央也還要討論。”

  造反派:“你不是主張陳毅到群眾中來的嗎?”

  周恩來:“我們要製造環境。現在你們揪去,群眾一起哄,噴氣式飛機一坐,這怎麽行?”

  造反派:“你把陳毅交給我們,我們不會搞遊街,你要相信群眾。”

  周恩來:“那不行!我不能這樣做。陳毅不是商品,他是政治局委員。你們在這裏不要給我施加壓力。”

  造反派:“陳毅應該交給我們批判。”

  周恩來:“我說過,還要商量具體的方式,還要創造條件。你們滿場的‘打倒’口號。”

  造反派:“我們就是要打倒。我們下定了決心。”

  周恩來:“你們下定了決心,也不能強加於我。我現在是跟你們商量具體方式,你們一個人隨便就推翻了,還有沒有民主啊?”

  造反派:“總理,你剛才說把‘三反分子’陳毅交給我們?”當時的“三反分子”,是指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人。

  周恩來聽後憤怒地責問說:“什麽?我沒有講‘三反分子’。你們強加於我,我要抗議!”

  造反派:“我們不強加總理。”

  周恩來:“我已經把底交給你們了嘛,中央不能同意。你們這樣壓我,吵了一通,達不到目的。”

  造反派:“該打倒,就打倒!你可以保留你的觀點。”

  周恩來怒道:“你這個樣子就沒法商量了。我本來是與你們來商量,你們卻用群眾大會的方式來對付我。”

  造反派:“我們是對付陳毅,不是對付總理。”

  (92)

  周恩來:“我說了,現在條件還不成熟,批判陳毅同誌的大會不能開。”

  造反派:“總理為什麽還稱‘陳毅同誌’?”

  周恩來:“毛主席批判劉少奇也稱‘同誌’呢,他還是中央常委嘛!你怎麽提這樣的問題?這是我們黨內的事,保密,你不能這樣問。難道中央必須跟你走嗎?”

  ……

  周恩來知道,這些造反派“揪陳毅”是有背景的,他不能硬頂。於是周恩來最後做出讓步,跟造反派達成協議:8月6日,先在外交部內部開一個批判陳毅的小會,8月11日,在人民大會堂開一個批判陳毅的萬人大會。不過周恩來提出來他的條件,就是約法三章:一、不準喊“打倒陳毅”的口號;二、不準貼“打倒陳毅”的標語條幅;三、開會時“兩派”輪流發言(造反派與保皇派),不允許武鬥和有任何侮辱人格的舉動。

  造反派同意了周恩來的條件,於是8月6日在外交部小禮堂開第一次批判陳毅會。這天,周恩來和陳毅兩人同乘一輛車來到會場,周恩來還特別囑咐陳毅:“在會上隻聽取批判,不要回答問題,以免矛盾激化,事倍功半。”

  周恩來來到會場門口時,有人向他報告:會場內掛有一條“打倒三反分子陳毅”的大標語。周恩來立即質問主持會議的造反派頭頭:“昨天已經說得好好的,為什麽還這麽幹?不把標語撤下,會議不能開。”

  造反派不願撤下標語,於是周恩來站在烈日之下,拒絕進入會場,雙方僵持了近一個小時後,造反派才同意摘下標語,周恩來這才進入會場,親自陪陳毅挨批。在文革中的批判大會,隻有陳毅和譚震林“享受過”周恩來親自“陪批”的殊榮。

  據一位參加這次會議的當事者回憶說:顯然是周恩來做了說服工作,陳毅一反過去的不合作態度,變得非常配合,叫他站起來就站起來,叫他低頭就低頭。有一次,叫他向某“革命小將”賠罪,他就走過去向這名小將恭恭敬敬地三鞠躬。根據周總理同造反派達成的協議,陳毅當場不回答問題,但發言者有時仍要陳回答問題,這時陳就說:“我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向毛主席、向林副主席、向中央文革、向周總理、向無產階級革命群眾低頭認罪!”這時台下便響起一陣掌聲。不難想象,從來桀驁不馴的陳毅,在說這些話時,吞下了多少委屈和憤懣。

  在這次批陳會上,兩派(造反派與保皇派)輪流發言,各說自己“批陳”的理由。造反派“聯絡站”認為陳毅是“三反分子”,必需徹底打倒;而保皇派“造反總部”和“攀險峰”,則認為陳毅犯了嚴重錯誤,必須進行徹底的揭發批判,但陳毅的問題仍屬於人民內部矛盾,應該按“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采取“一看二幫”的態度。

  這次會議由於周恩來親自主持,再加上陳毅的配合,所以第一次批判陳毅會開得比較順利,沒有出現什麽小動作,會議按時結束。

  (93)

  外交部的奪權運動,因為造反派和保皇派的勢力相當,處於膠著狀態,一直到1967年7月,並無多大的進展。1967年7月中旬開始,北京突然出現一股“打倒陳毅”和外交部奪權的浪潮,這標誌著毛澤東針對周恩來的“重點突破奪權”進入了決戰階段。

  決戰階段的第一場戰役,是北京兩個外語學院的紅衛兵衝擊外交部。這些紅衛兵在外交部門前安營紮寨,闖入外交部大院貼大字報,宣稱“不打倒陳毅誓不罷休”。但這樣的衝擊還是打不倒陳毅的,因為外交部的大部分人認為紅衛兵隻是胡鬧,並不認為紅衛兵的行動符合中央精神。所以外交部的保皇派群眾組織依然積極支持陳毅,紅衛兵的衝擊行動並沒有大的戰果。

  決戰階段的第二場戰役是中央文革直接插手“打倒陳毅”和外交部的奪權。第一個表態支持“打倒陳毅”的是謝富治,因為謝富治的家就外交部附近的東交民巷,他每天上班路過外交部門前。謝富治對在這裏“安營紮寨”的紅衛兵說:“揪陳毅的大方向是正確的。”

  但謝富治畢竟不是中央文革的正式成員,他也是路過這裏順便講話,並不是正式的講話,所以引起的反響並不大。

  第二個表態支持“打倒陳毅”的是戚本禹。8月4日,北京召開“首都新聞界支持香港同胞抗暴鬥爭大會”,中央文革小組的關鋒和戚本禹出席了大會,姚登山也出席了。開會前,戚本禹對姚登山說:"革命小將在外交部門前安營紮寨,是革命行動,大方向是正確的。我看了陳毅的材料,陳毅的問題是嚴重的。陳毅應該下去,到群眾中去檢討和接受批判。為什麽到現在幾個月了不讓陳毅下去?”

  姚登山說:“外交部的所有造反派都有意見。”

  關鋒說:“陳毅不下來,與中央文革無關。”

  姚登山問:“那是不是總理一個人不同意?”

  關鋒未作回答,而是說:外交部十多年來受到劉少奇投降主義路線的流毒是很深的,外交部領導的思想不是毛主席敢於鬥爭的指導思想,而是怕。怕什麽呢?就是怕影響兩國的友好關係。7月1日,主席對緬甸問題有些指示,主席指示講緬甸問題“不怕斷交、不怕決裂,甚至於這個時候斷交更好,這樣子更加有利於我們放開手幹。”

  戚本禹也說:“外交部的領導思想上就是顧慮重重,害怕這個,害怕那個。看來,今後外交戰線上的希望寄托在這些革命小將們身上。”

  關鋒和戚本禹的講話,批評了外交部,認為外交部的指導思想不符合毛澤東思想,這就暗示對外交部奪權是有必要的。特別是戚本禹明確指出陳毅的問題很嚴重,挑明可以打倒陳毅。

  8月5日下午,外交部的造反派群眾組織“聯絡站”召開全體大會,由姚登山傳達戚本禹的講話。戚本禹明確支持“打倒陳毅”,表明“聯絡站”打倒陳毅的行動是正確的。這是“聯絡站”首次得到中央文革的明確支持,使他們大受鼓舞,情緒驟然升溫,多次長時間高喊:“打倒劉、鄧、陳”,“堅決擁護中央文革”等口號。戚本禹的講話很快又傳達給在外交部門前安營紮寨的紅衛兵學生,那裏也馬上一片歡騰。紅衛兵們個個摩拳擦掌,發誓一定要揪出陳毅。

  (94)

  外交部內支持周恩來和陳毅的保皇派群眾組織“造反總部”,對戚本禹的講話大為震驚,因為這個講話精神與周恩來對陳毅問題的指示完全不符。因此,“造反總部”當晚決定,致函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對戚本禹告狀。“造反總部”對戚本禹的告狀信如下:

  總理、伯達、康生、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組:我部姚登山同誌八月四日在一次活動中,和戚本禹同誌作了個人接觸,曾談到批判陳毅問題。

  姚登山同誌不顧八月四日總理關於批陳問題的指示,竟把戚本禹同誌的講話作為正式指示,向我部全體工作人員傳達。在傳達過程中,群情激昂,高呼“打倒劉、鄧、陳”的口號。在外交部門前安營紮寨的紅衛兵組織聽了姚登山的傳達後,也紛紛貼出“號外”,以各取所需的手法為自己衝外交部的錯誤行動打掩護。

  我們認為,姚登山這樣做的結果,給人造成總理與中央文革在批陳問題上有矛盾的錯誤印象。在我部全體工作人員的會上傳達後,“聯絡站”某些戰鬥隊的代表上台表態,隻提戚本禹同誌八月四日的講話,而不提總理八月四日的指示。現寄上姚登山的傳達全文和有關傳單、號外供參考。此致。敬禮!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

  戚本禹的講話與周恩來的講話調子完全不一樣。關於這個問題,原中央文革成員王力在回憶錄中說:“打倒陳毅”的口號,也不是戚本禹就敢這麽說的。那是1967年7月1日,康生向毛主席請示緬甸問題,問能不能提“打倒奈溫”(緬甸領導人)的口號?毛主席明確指示:“群眾提‘打倒奈溫’的口號可以嘛,讓他們提。”毛主席又說:“中國群眾喊‘打倒朱德、打倒陳雲、打倒陳毅’的口號可以嘛,讓他們喊就是了。”

  王力說:毛主席8月12日在上海接見阿爾巴尼亞專家時,也表示他讚成“打倒陳毅”,還說:“我對陳毅也沒辦法,就是要紅衛兵給他點壓力。”可見他們到外交部門口安營紮寨這些事,毛主席是早已知道的。當時翻譯叫範承祚,他說:“毛主席對陳毅問題的說法,同王力的講法是一致的。”我說:“你說反了,不能這麽說。隻能說王力是根據毛主席的精神講的,很多是毛主席的原話。”

  王力還說:“打倒劉、鄧、陳”的口號,這句話原來是戚本禹說的,他也是代表中央說的,我是奉命保護戚本禹。戚本禹是怎麽理解,中央文革是怎麽理解,我不知道。叫我表態,我就得表態。

  我的講法有一點地方同總理不大一致,總理是見到“打倒陳毅”的標語就不許進會場,不許喊“打倒陳毅”的口號。戚本禹說群眾可以喊“打倒陳毅”,我也這麽說,這是毛主席的指示。

  後來江青在王力的“八七講話”問題上大做文章,那隻是作為借口,拋出王力作為替罪羊。毛主席早已知道,也早已看過王力的“八七講話”,並沒有說什麽,因為講話中的那些話過分的話,就是他的原話。

  (95)

  對於中央文革插手“打倒陳毅”的主使問題,王力解釋說:因為陳老總的問題,造成總理很大的被動,整陳老總的是江青。江青指使人插手外交部,煽動造反派打倒陳毅。林彪把外交部的局勢搞亂了。

  王力出於自身的原因,把“打倒陳毅”和外交部的奪權的主使人,推到江青和林彪身上,也是不得已為之。但王力在提到他後來著名的8月7日講話時,辯解說:我的‘八七’講話,傷害了陳老總,是不對,我承認。當時我的錯話不少,但這些錯話的發明權不是我,大多是毛主席的原話。在‘八七’講話中,我奉命要講的。

  王力申辯說:他的錯話,是來自毛澤東的原話,而且這些話他是“奉命講的”。奉誰的命呢?王力沒有明確說。但是從前後文的關係來看,因為他講的錯話是來自毛澤東,所以這個“奉命”也應該來自同一個人吧。

  關於這些事的細節,王力當然是不便透露出來的。不過從公開發表的毛澤東講話來看,毛澤東在1967年8月,在上海做出了一些傾向性很明顯的講話。

  1967年8月,毛澤東在上海說:“現在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是快要結束,而是要更深入,更大規模地開展起來。在這一場偉大的鬥爭中,一定要把矛頭指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這些人中有些鑽進黨內居領導地位,他們是一些牛鬼蛇神的支持者和包庇者。這些人都是剝削階級的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他們陽奉陰違,兩麵三刀,當麵說人話,背後說鬼話,常常以馬列主義的詞句做幌子,在‘但是’後麵大做文章。那些‘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更加陰險得多,這一點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警惕。”

  毛澤東這裏說的“有些人鑽進黨內居領導地位,是牛鬼蛇神的支持者和包庇者。”毛澤東說的“有些人”是指誰呢?熟知黨內鬥爭形勢的王力等人,應該一下子就能猜到。毛澤東又說“他們陽奉陰違,兩麵三刀,在‘但是’後麵大做文章”,這個針對性就更強了。有人說毛澤東這是針對林彪說的,這並不合理。因為那時毛澤東與林彪的關係還是很密切的,不應該針對林彪講這樣的話。

  特別是毛澤東說“現在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是快要結束,而是要更深入,更大規模地開展起來”,這就明顯地挑明他的“重點突破奪權”戰役打響了。

  戚本禹8月4日的講話,當然受到支持周恩來的外交部保皇派群眾組織“造反總部”的抵製,他們表麵上寫信向中央文革“告狀”,實際上是向中央文革“抗議”。

  “造反總部”的告狀信送到中央文革那裏後,8月7日文革中央辦公室打電話到外交部,通知說:王力當晚9時要與姚登山和“聯絡站”的代表談話。8月7日晚,姚登山和聯絡站6人,到釣魚台中央文革駐地,與王力談話。他們的談話從9時起,談了差不多3個小時,這就是後來著名的王力“八七講話”。

  (96)

  毛澤東向劉少奇奪權的時候,陳伯達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給毛澤東立了大功。後來毛澤東論功行賞,給陳伯達黨內排名第四的高位。可是毛澤東向周恩來奪權的時候,就沒有再用陳伯達了,這個原因也是明顯的。陳伯達對劉少奇的好感不多,他曾說:“劉少奇在外麵形象溫和,實際上做事武斷,不好商量,脾氣和毛澤東差不多。”而陳伯達對周恩來很有好感,前麵提到過,在陳伯達要“自殺”的時候,周恩來專門和他談話,打消他自殺的念頭。周恩來在各種場合也公開說陳伯達的好話,兩人關係不錯。

  因此,毛澤東這次對周恩來奪權,就不能用陳伯達了,而是用王力、關鋒和戚本禹這些小字輩。王力也看出毛澤東不重用陳伯達了,開始重用他,王力看出這是自己走進黨的高層的一個絕好機會。陳伯達幫毛澤東打倒劉少奇,得到黨內第四位的回報;如果這次王力幫毛澤東打倒周恩來,那麽這個回報也不會低吧。此時,這次王力認為機會來了,為毛澤東立功心切,所以在8月7日,發表了一個煽動性非常強的“八七”講話。

  有時候“聰明反被聰明誤”,王力在武漢“七二零”事件中,也沒有做過這麽煽動性強的講話。但王力這個極具煽動性的“八七”講話,並沒有成為他立功的階梯,反而成了他倒台的滑梯。王力萬萬沒想到,他這個向毛澤東表忠心的講話,卻被毛澤東批語“大大大毒草”,這是後話了。這裏我們先看一下王力這個點起外交部奪權大火的“八七”講話。

  8月7日晚,王力把外交部的姚登山和造反派“聯絡站”的6名代表,招到釣魚台來談話。王力的談話,不僅是他個人的談話,也是代表了中央文革小組進行表態。王力對兩個最敏感的問題,進行了旗幟鮮明的表態:第一個是“打倒陳毅”問題,第二個是“外交部奪權”問題。在“打倒陳毅”問題上,王力說:

  “今天請你們來,要和你們談一件事。8月5日姚登山同誌向外交部全部同誌傳達了戚本禹同誌的談話。我們知道有人反對,現在有人竟告狀告到我們這裏。他們名義上攻擊姚登山,實際上攻擊戚本禹,這不正常。這不是革命勢力,這是保守勢力。”

  “姚登山同誌傳達後,革命群眾的群情激昂,竟成了罪狀,說什麽居然喊出打倒“劉、鄧、陳”的口號,對他們來說,這成了罪過。為什麽不能喊“打倒陳毅”?陳毅犯了錯誤又不到群眾中來接受批判,就可以揪。揪陳毅的大方向當然對,為什麽不可以揪?文化大革命都一年多了,竟在外交部出現這種怪現象,令人深思,所以我今天晚上找你們來談談。”

  (97)

  說到這裏,王力激動地揮著手,又把外交部“造反總部”的告狀信念了一遍,然後說:“我反對外交部‘造反總部’的這種做法,鮮明地反對!戚本禹同誌的講話是正確的,姚登山同誌傳達是對的,群眾高興是好事,是革命表現,長了革命派的誌氣,做得完全對,我們支持你們。紅衛兵在外交部門口安營紮寨,大方向有什麽錯?一點也不錯。”

  王力“打倒陳毅”問題上,態度鮮明是地指出三件事:一、打倒陳毅是正確的;二、紅衛兵在外交部門口安營紮寨是正確的;三、“造反總部”的告狀信是錯誤的。王力講話中對“打倒陳毅”的問題,與周恩來的態度完全相反。

  王力繼續談“外交部奪權”的問題,他說:“你們一月奪權,奪了多少權?外交部黨委班子沒有動吧?這麽大的革命,黨委班子不動還行?為什麽不能動一下黨委班子?我看你們現在權沒有掌,有點權才有威風。外交部可以奪權!”

  “外交部運動阻力大,外交唬人嘛。把它神秘化,別人不能幹,隻有少數專家才能幹。這個外交就這麽難?我看處理紅衛兵內部問題比這複雜多了,紅衛兵就不能幹外交?不要聽某些人的話,把外交工作神秘化了。”

  “幹外交不一定是原來的‘長’,誰站出來革命,誰合適就誰幹,二十幾歲也可以出來做領導工作。毛主席說,二十幾歲可以當中央部長,為什麽不可以呢?挑幹部要挑革命派,不能挑保守派。挑幹部,第一條看他是不是革命,是不是擁護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沒有這一條什麽都不行。不看這一條,隻看什麽級別,什麽資曆,這個統統打倒。”

  王力在“外交部奪權”問題上,也明確了三件事:一、外交部黨委班子要“動”,要奪外交部黨委的權;二、紅衛兵也可以搞外交,二十幾歲可以當部長;三、外交部的幹部要選“革命派”,不能選“保守派”。

  王力講話中對“外交部奪權”的問題,也與周恩來的態度完全相反。周恩來強調外交部黨委的權不能奪,外交部的業務權不能奪,不懂外交的人不能搞外交。而王力不僅說外交部黨委的權應該奪,而且說搞外交根本不要什麽專家,紅衛兵也可以搞外交。

  最後,王力對姚登山說:“姚登山同誌在印尼造了反動派的反,回國後也要造修正主義的反,修正主義就是走資派。你旗幟要鮮明,態度要明朗,支持革命派。我們堅決支持你!”

  王力旗幟鮮明地支持姚登山,鼓勵姚登山“旗幟鮮明,態度明朗”地帶頭在外交部造反。姚登山喜出望外,把王力對他的支持和鼓勵,理所當然地看成是來自中央文革,甚至來自毛澤東的意思。這對於姚登山來說,也是千載難逢的一步登天機會,姚登山當然不能放過,他立即表示要豁出一切為王力和中央文革效力。

  (98)

  這樣一來,王力就把外交部第二次奪權的大火點起來了。王力覺得單單口頭講話還不夠,第二天8月8日上午,王力又專門寫信給姚登山,以書麵形式確認他8月7日晚上的講話內容。

  王力給姚登山這樣寫信:“姚登山同誌:我們接到外交部群眾組織“造反總部”八月五日的一封信。我們認為,“造反總部”這封信的精神是不好的,不對頭。戚本禹同誌的講話是正確的,你講的話也是對的。這些話引起群情激昂,高呼口號,是好事,是革命的景象。在要求陳毅到群眾中去檢查的問題上,總理與中央文革小組的同誌是一致的,企圖從中尋找什麽裂痕是徒勞的。現將外交部“造反總部”的信和附件送去。敬禮!”

  王力在這裏謊稱周恩來與中央文革小組的意見一致,也同意打倒陳毅。其實周恩來從來沒有同意過打倒陳毅,更不知道王力的“八七”講話。當周恩來看到王力“八七”講話的傳單後,感到震驚,他請康生和王力過來,提議三人談一次話,但康生和王力沒有理睬周恩來的建議。

  武漢“七二零”事件後,王力成為紅極一時的文革英雄,他這樣英雄人物的講話,甚至比中央文革的話還要有份量。姚登山和外交部的造反派“聯絡站”,根據王力的指示精神,馬上行動起來。8月8日,“聯絡站”立即召開會議,傳達王力“八七講話”。“聯絡站”頭頭王中琪宣稱:王力講話是中央的正式指示,中央已經決定要打倒陳毅,並且要對外交部徹底奪權。

  “聯絡站”大量印發王力的“八七講話”,稱它“吹響了外事口文化大革命新的進軍號”。8月9日,姚登山在外交部全體大會上宣讀王力來信和傳達王力講話,並聲稱王力要求他站出來,旗幟鮮明地領導外交部的文革。之後,會場立即出現狂熱的氣氛,造反派“聯絡站”受到極大鼓舞,高喊“打倒保皇派”,並咒罵保皇派“造反總部”和“攀險峰”是“保皇狗”。

  保皇派“造反總部”和“攀險峰”,見造反派“聯絡站”受到中央文革的明確支持,受到沉重的打擊,無法反擊,一下子抬不起頭來。造反派憑借“八七講話”所造成的聲勢,大造奪權輿論,積極準備奪權,貼出大標語:“徹底改組外交部黨委!”、“打倒三反分子陳毅!”

  8月11日,按照原來的計劃,在人民大會堂召開萬人規模的“批鬥陳毅大會”。根據周恩來與造反派達成的協議,除了主席台前“批鬥陳毅大會”的橫幅外,會場上不掛任何標語。大會主席台上除了主持大會的造反派頭頭外,還坐著周恩來和謝富治副總理,被批鬥對象陳毅,則坐在主席台右前方的一把椅子上。

  (99)

  批鬥會從下午1時半開始,各個造反派的發言人上台發言,揭發和批判陳毅的“罪行”,並要求“停止陳毅的一切外事活動,責令他在家老老實實做交待,接受群眾的批鬥。”

  會議途中,周恩來有事離開會場,周恩來剛剛走開,造反派立即違反不掛任何標語的協議。突然間,“打倒三反分子陳毅”等大標語一下子從會場二、三層樓上同時垂掛下來,二、三層的護欄上也拉起了“打倒二月逆流黑幹將陳毅”的巨大橫幅,坐在一樓的造反派則紛紛舉起“打倒陳毅”的小旗幟。

  隨後,會場上的人群騷動起來,他們站起來高呼“打倒陳毅!”,呼喊聲此起彼伏。坐在前排的造反派開始衝向陳毅,周恩來留下的幾十名警衛戰士,手臂挽著手臂地奮力阻擋,不讓造反派衝過來。在這樣非常緊急的情況下,台上的謝富治置若罔聞,視而不見。參加大會的黃鎮大使站起來用手指著台上大聲喊:“謝富治你怎麽不管?謝富治你怎麽不管?”

  據周恩來的衛士成元功回憶說:

  “我帶著陳老總和他的警衛宮恒征,從舞台的後門撤出,通過夾道進入了保密室,讓陳老總坐在沙發上。我立即讓部隊戰士撤到走廊的兩頭,並告訴他們,隻要有人衝保密室,就采取強硬措施。造反派搜到保密室這裏,看到有部隊沒敢衝,但他們又懷疑陳老總在裏麵。保密室在二樓,他們不甘心,就從院子裏搭人梯,踩著肩膀隔著保密室的玻璃窗子往裏看,找陳老總。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讓陳老總暫到衛生間避一避。開始陳老總說:“算了,我去見他們。”

  我說:“不行,這是總理給我們的任務。”

  陳老總答應後,陳老總、我還有他的警衛宮恒征,我們三人躲進了衛生間,留在外麵的總理秘書錢嘉東立即打電話向周總理匯報了這裏的情況。周總理指示,要他找姚登山,並說:“你告訴姚登山,今天發生的混亂,他要負責。如果今天陳老總發生問題,他要負完全責任。”並指示錢嘉東,要姚登山親自把陳老總送回家。

  造反派在樓內上上下下找了半天,也沒找到陳老總,認為陳老總已經走了,後來大部分造反派就撤走了。他們雖然撤走了,可陳老總的那輛奔馳車卻遭了殃,造反派氣急敗壞地將汽車的窗簾撕了,車胎放了氣,車座套也給搞得亂七八糟。

  我們根據周總理的指示找到姚登山。姚登山來到保密室後,錢嘉東向他傳達了總理的指示,說:“今天發生的事,你要負全部責任。陳老總的安全發生任何問題,你也要負全部責任。總理要你親自送陳老總回家,現在你就不要走了,跟我們一起走。”

  我們讓姚登山和我們一起從鍋爐房的旁門出了樓,然後坐上衛戍區預先布置的停在那裏的吉普車,向東繞道東單,經東長安街駛向中南海東便門。陳老總、姚登山、錢嘉東、我和宮恒征從東便門進入了中南海,陳老總安全地回了家。”

  (100)

  前麵我們提到的反周恩來組織“五一六兵團”,在王力“八七講話”之後突然活躍起來,似乎是與王力遙相呼應。“五一六兵團”在北京大量散發和張貼反周恩來的傳單,塗寫反周恩來的標語,他們宣揚的理論是:一、黨中央分為三個司令部:第一個是以毛主席為首的第一司令部,第二個是以劉少奇為首的第二司令部,第三個是以周恩來為首的第三司令部;二、周恩來是“中國第二個赫魯曉夫式人物”,是“中國的柯西金”;三、文化大革命的下一場戰役,就是打倒周恩來為首的第三司令部;四、聲稱他們的行動得到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說:“中央文革並沒有製止我們革命行動的意思,恰恰相反,反而叫人沿著我們的方向去思考。”

  在“五一六兵團”的宣傳攻勢下,不少人對周恩來懷疑起來,認為文革的下一個目標,或許真的就是周恩來了。王力的“八七講話”傳達後,外交部的人明顯感覺到,王力講話中的許多觀點,與周恩來曆來的講話大相徑庭,甚至露骨地批駁了周恩來的一些看法。因此,外交部造反派“聯絡站”的頭頭王中琪,心領神會地說:“看來這是毛主席新的重大戰略部署,我們一定要搶先,不能落後了。”他們認為,打倒周恩來的戰役就要打響了,所以要搶先立功。

  王力講話在外交部的幹部中間也引起很大震動,一些幹部以為周恩來不行了,開始另找靠山。外交部的22名司處級中層幹部,共同寫了一張大字報,為王力的“八七講話”叫好,聲稱今後要緊跟中央文革,這在當時被稱為“22中將”。不過很快王力就倒台了,“22中將”在王力倒台後,又因為寫這張大字報做檢討,這是後話了。

  8月11日的陳毅批鬥大會結束之後,外交部的造反派沒有揪到陳毅,就立即著手對外交部進行奪權。王力在給姚登山的信中,撒了一個謊,聲稱“總理同中央文革小組的同誌是一致的。”這個謊言的殺傷力極大。

  外交部的保皇派“造反總部”在告狀信中,就是告狀姚登山的講話與周恩來不一致。“造反總部”敢告狀,也是仗著有周恩來的支持。而王力的“八七講話”,不僅否定了“造反總部”的告狀信,還聲稱“造反總部”是保守組織,特別是強調周恩來與中央文革的意見一致。

  當時中央文革的威信如日中天,王力說周恩來與他們一致,誰敢質疑王力的真實性?大家都以為周恩來真的轉變立場了,真的不再“保”陳毅了。這樣一來,就造成“造反總部”的人人心惶惶,以為周恩來不支持他們了,不少人開始悄悄退出“造反總部”。當時外交部西歐司戰鬥隊的隊長周從吾說:“王力的講話我接受不了,但這是中央文革的講話,白紙黑字,我不能不相信。現在我辭去隊長的職務。”

  麵對王力的謊言,周恩來也不好出麵辟謠,因為周恩來無法公開說:我與中央文革不一致。這樣一來,周恩來隻好沉默,而周恩來的沉默,又被認為是“默認”,因此搞得周恩來十分難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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