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卅七（崇新嶽 百思峰 ）

（53）

　　周恩來在2月16日要接見財貿口的造反派，如果有杜向光參加，根據他的一貫做派，肯定會在接見中向周恩來發難，甚至根據掌握的高層內幕，當場揭發周恩來的一些問題，讓周恩來下不了台，大大打擊周恩來的威信。在現在這個關鍵的時刻，威信對於周恩來來說，也是至關重要的。周恩來絕對要自己的威嚴不容侵犯，絕不容許杜向光破壞自己的威信。

　　周恩來根據自己的判斷，決定不讓杜向光參加這次接見。因此，在接見會之前，周恩來聯絡員，告訴杜向光不參加這次會議。可是杜向光也看穿了周恩來的意圖，執意參會。周恩來進會場以前，再次讓他的秘書找到已經在場的杜向光，請他立即離開會場，可是杜向光堅辭不受，固執己見。那些支持杜向光的造反派也聲稱，如果杜向光不參加，他們就集體退場。

　　這樣一來，周恩來隻能親自處理這件事了。周恩來走上講台，一張口就說：“今天，我請財貿口的造反派同誌談話，沒請副部長、司局長。因此，財政部杜向光同誌，請你站起來！雖然你參加了造反派，但我不同意你是造反派的代表，你是個副部長。請你走出去！”

　　眾人高喊：“走！出去！”參加這次接見的群眾代表中，反對或支持周恩來的，都有。支持周恩來的群眾，這時就成了啦啦隊。

　　杜向光根本不理會周恩來的話，照樣坐在那裏不動。

　　周恩來提高聲音說：“難道黨中央的命令，你都不能接受嗎？”

　　眾人高喊：“滾出去！”

　　杜向光還是不理會周恩來的話，依舊不動。

　　周恩來進一步提高聲音說：“走！走！難道你不聽最高指示啊？”

　　眾人高喊：“走！總理的命令！”

　　杜向光依然不動，他完全不聽周恩來的命令。如果杜向光不聽命令，周恩來又拿他沒辦法，那麽周恩來的威信就要大跌，周恩來說話的份量就要大減，這也是杜向光想要達到的目的。周恩來也明白杜向光的用意，知道自己今天如果對付不了杜向光，那就離倒台不遠了。

　　於是一貫溫文爾雅的周恩來，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強硬行動，說：“我奉毛主席的命令來開這個會，你就這樣做嗎？紅衛兵，執行命令!”

　　眾人對杜向光高喊：“走！滾！”

　　雖說支持周恩來的群眾對杜向光高喊口號，但杜向光還是硬著頭皮頂住，就是不走。最後周恩來對自己身邊的警衛人員，也就是8341部隊的戰士，下命令說：“解放軍，逮捕起來！”

　　杜向光萬萬沒想到一貫溫文爾雅的周恩來，今天會變得這麽凶，竟然會下令當場逮捕他。在解放軍戰士麵前，杜向光不敢再反抗了，隻得乖乖被押，逐出會場。杜向光被逮捕後，支持周恩來的群眾長時間鼓掌，而反對周恩來的造反派，本來說好了與杜向光“共進退”，但他們看到杜向光被解放軍逮捕，感到心驚膽虛，也就不敢退場抗議了，於是會場上的氣氛安定了下來。

　　（54）

　　周恩來之所以敢這麽做，是因為他指揮得了8341部隊。8341部隊是保護中央首長的特殊部隊，直屬中央警衛局領導。中央警衛局下屬的“中央警衛團”，是直接負責保衛中南海的警衛部隊。中央警衛局的局長是汪東興，中央警衛團的團長是張耀祠，這兩個人都是毛澤東的心腹人物；而中央警衛局的副局長是楊德中，中央警衛團的政委也是楊德中，楊德中是周恩來的心腹人物。因此，8341部隊還是服從周恩來的。

　　周恩來這個強硬的一手，鎮住了造反派的氣焰，也保住了他自己的威信。周恩來對鼓掌的眾人說：謝謝你們支持黨中央決定。同誌們，這就是階級鬥爭，這就叫階級鬥爭。杜向光利用造反派的名義，渾水摸魚，鼓動財政部不明真相的同誌起來反黨，要奪取中央的財政大權，結果你們幾乎上了他的當。

　　眾人高喊：打倒保皇派！

　　周恩來很巧妙地運用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理論，把這個也解釋為“階級鬥爭”，讓群眾感到他這麽做並沒有違背毛澤東的思想。

　　周恩來接著說：我支持你們財貿係統的造反派，我跟先念同誌是站在一起的嘛！杜向光的問題你們聽清楚了，他這樣說話像不像一個共產黨員？像不像一個副部長對待總理的態度？杜向光抵抗我的命令嘛，他說：‘總理的命令我懷疑，不能執行。’你們聽聽，這是什麽話？他這樣對待黨中央，我不能不抓了。而且我也是講道理的，幾次三番請杜向光出去，聯絡員請他出去，後來秘書請他出去，後來我又請他，他還是不走，這總算仁至義盡了吧？

　　眾人高喊：誰對抗黨中央，就砸爛誰的狗頭！

　　周恩來說：杜向光沒有今天的表演，揭發他還得費些事呢，他自己送上門來了。而且我先禮後兵，勸他退，他不走，逼出我這一手。你們以為靠一個杜向光，就能奪走黨的財政大權？這完全想錯了嘛。你們看，杜向光是欺騙中央，蒙蔽群眾，你們上當啦！財政大權能讓你們奪嗎？你們這是奪毛主席的權！奪黨中央的權！同誌們：你們這樣造反，會走到邪路上去的！我勸你們好好覺醒過來。

　　眾人高喊：受蒙蔽的同誌醒悟過來！

　　周恩來再次解釋為什麽抓杜向光，並告訴造反派們，他們被杜向光騙了，財政大權是不能奪的，奪這個權的後果非常嚴重。

　　周恩來繼續說：從遵義會議以後，毛主席領導全黨三十幾年，我們是跟著毛主席走的嘛，是清清楚楚的嘛。我們也犯過錯誤，要允許我們改正嘛。這次文化大革命，要把我們的老幹部統統一概打倒，統統靠邊站，這樣你們就能接班哪？你們稍為冷靜地想一想，政府這樣的大事，你們不可能承擔。把大權統統交給你們，我們不管了，我們都靠邊站了，去休息去，那怎麽對得住人民、對得住黨、對得起毛主席呀！我們如果看到你們這樣做，不出來糾正，那我們要犯罪的呀！

　　周恩來明確指出：老幹部是不能統統打倒的，造反派也是不能接管政府的。周恩來的這個說法，顯然與毛澤東提倡的“全國全麵奪權”，完全是背道而馳的。

　　（55）

　　周恩來又說：毛主席一向反對黨內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照現在這樣下去，也是一種殘酷的鬥爭，戴高帽子、掛黑牌子、噴氣式飛機，不能這樣鬥。你們用敵對的態度對待老幹部，你們感覺不到，但我們就感覺非常深，我們是幾十年的老戰友啊。許多中央同誌看到很不安，很難過。

　　李先念插話說：老實講，我就流了淚。

　　周恩來說：老幹部是黨的財富呀！不僅是對老幹部，就是對彭真也不需要這樣的方式，鬥的要文明一點嘛。你們總要把一個人鬥臭，這是不應當的，為什麽非要鬥臭不可呢？你們要懂得我們老幹部的心情，你們覺得現在可以統統拋開老幹部，讓你們為所欲為，行嗎？

　　李先念插話說：有人說要把我打成黑幫。姚依林同誌在中南海休息，你們還下了通緝令，讓他出去接受批判。

　　周恩來生氣地說：到底是中央做主？還是你們做主？你們能下這樣的通緝令？讓姚依林休息，是我下的命令，是我要他在中南海休息。姚依林已經檢查多次，身體幾乎倒了，所以我們要把他保護下來。你們的通緝令得取消！我下的命令保護姚依林，你這就是對我下通緝令嘛，就是向黨通緝了。你們簡直太過分了！你們不能搞到中央頭上來呀！

　　周恩來告訴造反派們，他們用敵對的方式對待老幹部，是因為他們對老幹部沒有感情，感覺不到。而周恩來與老幹部是幾十年的老戰友，感情很深，絕不會看著不管，他要保護自己的老戰友。

　　周恩來同時也敢作敢當，聲明讓姚依林休息是他的命令，對姚依林的通緝就是對他的通緝，並進一步聲稱，對周恩來的通緝，就是對黨的通緝，暗示反對周恩來就是反黨，反中央，這樣就鎮住了造反派的氣勢。

　　周恩來最後說：財政部的黨委要恢複，每個部的黨委都要恢複，你們不能推翻黨委，哪有黨組織可以由群眾解散的？你們對業務隻能監督，不能領導，責任業務的還是部長、司長。我勸你們回去好好開個會，痛切地檢討檢討，整一下風，解決你們自己內部的問題。你們已經走到錯誤的路上去了，你們這樣做的結果，非走到相反的方向不可。你們已經到了危險的邊緣，我們不提醒的話，你們會滑下去的，自己還不知道為什麽犯了錯誤。你們要好好地冷靜一下頭腦，我要提醒你們，不要走到邪路上去。

　　周恩來的這些話，完全是與毛澤東唱反調的。毛澤東號召踢開黨委鬧革命，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上海奪權就是一個典型的踢開黨委鬧革命的例子。而周恩來號召恢複黨委，不準推翻黨委，奪權也隻能奪政治權，不能奪業務權。周恩來的這些說法，都是與《人民日報》、《紅旗》雜誌上宣傳的造反精神，完全相反的論調。

　　在“二月逆流”以前，周恩來和陳毅等人的講話和做法，還比較溫和，比較顧及毛澤東的麵子。現在他們都豁出去了，公然與毛澤東唱反調，在群眾中公開宣揚反對毛澤東的言論，周恩來甚至直接下令逮捕支持造反派的幹部，這些都是向毛澤東示威。他們試圖通過示威，打消毛澤東發起“大決戰”的念頭，至少讓毛澤東推遲發起“大決戰”。

　　（56）

　　在中共高官中，敢於當麵挑戰毛澤東威信的人是彭德懷，敢於當麵挑戰周恩來威信的人是杜向光。周恩來在黨內的資格極老，威信極高，他和毛澤東一樣，身上散發出一種說不出的威嚴感，讓人在他麵前肅然起敬，不敢冒犯。除了江青敢當麵對周恩來耍任性發脾氣之外，別的高官在周恩來麵前都是畢恭畢敬，可以說杜向光是建國後第一個敢挑戰周恩來個人威信的高官。杜向光被逮捕後，就停職反省，後來被下放到地方，再也沒有回到中央，一直到死也沒有給他平反。

　　在中國人看來，一個高官如果對冒犯無能為力，一定會肯定他的無能，不認為他是民主。彭德懷對毛澤東罵娘後，如果照舊為官，或處置不力，大家一定會認為毛澤東無能，毛澤東在中央的威信，不說蕩然無存，也是一落千丈。同樣，在杜向光拒不接受周恩來命令的時候，如果周恩來處置不了杜向光，那麽周恩來的威信，必然一落千丈。無能的周恩來，說話有人聽？

　　中國政治的特點，自古以來就是等級森嚴，屬下對領導絕不可以“犯上”，政治大腕人物的龍須更是觸碰不得。一般來說，“犯上”都要受到嚴厲懲處，毛澤東要嚴懲冒犯他的人，周恩來也要嚴懲冒犯他的人。這不僅僅是他們個人的問題，也不僅僅是中國體製的問題，同時也是中國文化的問題。

　　2月17日，在周恩來、陳毅等人接見群眾代表的時候，“大鬧懷仁堂”的幹將譚震林，則在幹另外一件大事，那就是給毛澤東和林彪寫信。不少人把譚震林的信理解成“寫給林彪”，其實這封信的台頭是“主席、林副主席及政治局全體同誌”，顯然，這封信不是寫給林彪個人的“私人信件”，而是寫給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的一封“公開信”。人們之所以會產生誤解，是因為譚震林首先把這封信送到林彪那裏，林彪看完之後，又把信轉交給毛澤東。後來以訛傳訛，誤傳為譚震林給林彪寫了一封私人信件，林彪為了揭發譚震林，於是把這封私信轉給毛澤東看。

　　澄清這件事是有必要的，因為“私信”和“公開信”的性質完全不一樣。如果是私信，林彪轉給毛澤東看，顯然是披露別人隱私的不道德行為，並且由此得出林彪要陷害譚震林的結論。然而，譚震林並不是給林彪寫私信，而是一封給毛澤東以及政治局委員的公開信。因此，林彪看了這封信之後，就必須把信轉交給毛澤東，就不屬於揭發別人隱私的道德問題。

　　其實，譚震林這封信主要是寫給毛澤東看的，第一收信人明明白白就是毛澤東。隻有從給毛澤東看的角度，才能理解清楚譚震林的寫信動機。

　　譚震林的信全文如下：

　　主席、林副主席及政治局全體同誌：本來，我在今天會議上把該說的話已全部說完了，可我仍覺得有必要再寫這封信。如算鬥爭，這是我第三次反擊：第一次是在前天的電話中(指捕魚事件)，第二次是在會議上(指大鬧懷仁堂)。我之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實在忍無可忍的地步。

　　（57）

　　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口口聲聲稱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執行者，但他們根本不聽主席的指示，背著中央和政治局，另搞一套，在全國到處挑起事端，製造混亂。江青竟闖到政治局會上拍著桌子喊叫：“毛主席，我要造你的反！”主席是全黨的主席，你江青算什麽東西？竟敢造主席的反，你把主席放在什麽地位，其狂妄驕橫真比武則天還凶。

　　他們根本不作階級分析，手段毒辣是黨內沒有見過的，一句話，把一個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脫口而出”。陶鑄、劉誌堅等一係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斷送的。他們煽動紅衛兵，瘋狂揪鬥老幹部，省以上的高級幹部，除了在軍隊的，住中南海的，幾乎都挨了鬥，戴了高帽，坐噴氣式飛機，許多人身體被搞垮了，弄得妻離子散，傾家蕩產的人也不少。他們還搞了個《百醜圖》，在北京、上海到處印發，影響很壞，我們黨簡直被醜化得無以複加了！真正的修正主義分子、反革命分子無人過問，而他們有興趣的就是打倒老幹部，隻要你有一點過錯，就非整死你不可。

　　他們能執政嗎？能接班嗎？我懷疑。我想了很久，最後下了決心，準備犧牲，但我決不自殺，也決不叛國，我決不允許他們如此蠻幹。

　　總理已被他們整得夠嗆了，總理心襟寬，想得開，常勸導我們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時？難道等到所有老幹部都被打下去再說嗎？不行，不行，一萬個不行！這個反我造定了。下定決心，準備犧牲，鬥下去，拚下去。請你放心，我不會自殺。譚震林。2月17日。

　　譚震林的這封信目的有三：第一個目的是向毛澤東進一步示威，這是“大鬧懷仁堂”的延續；第二個目的是糾正“大鬧懷仁堂”中出現的一些“失言”；第三個目的是探測林彪的態度。

　　第一個目的前麵已經說過，這裏不再贅述。第二個目的，是因為譚震林和陳毅在“大鬧懷仁堂”時，一時興起說話走火，說了一些“失言”的話，需要糾正一下。第一個“走火”的話，是譚震林說“不跟毛主席了”。當時很多老幹部出於中國傳統的忠君思想，盡管反對毛澤東搞文革，卻不反對毛澤東這個人。所以，提出反對毛澤東搞的文革運動，絕大部分老幹部都支持，而提出反對毛澤東這個人，相當多的老幹部就會不支持。

　　因此，周恩來希望把這次“大鬧懷仁堂”的對象，隻是定位於毛澤東搞的文革運動，而不是毛澤東本人，這樣才能得到絕大部分老幹部的支持。而譚震林說“不跟毛主席”，很容易讓別人誤解，“大鬧懷仁堂”的對象是反對毛澤東本人，這樣就會失去很多老幹部的支持。因此，譚震林需要再寫一封公開信，糾正一下關於“不跟毛主席”的失言，以獲得最大多數老幹部的支持。

　　（58）

　　“大鬧懷仁堂”中第二個“走火”的話，是陳毅提到延安整風的話題。陳毅之所以提到延安整風，是因為在延安整風時，劉少奇派是整人的，周恩來派是挨整的，林彪既沒有挨整，也沒有整人。現在劉少奇派被打倒了，這就說明他們過去在延安“整”周恩來派，也是錯誤的，所以陳毅說：“在延安，劉少奇、彭真這些人整老幹部整得很凶，搞錯了很多人，挨整的是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是挨整了嘛。”

　　然而，周恩來目前的當務之急，是反對毛澤東搞的文革，而不是翻曆史的舊賬。延安整風本身就非常敏感，現在重提這個話題，不僅無助於解決“反文革”的當務之急，反而使問題複雜化，因此周恩來當場就試圖阻止陳毅說延安整風的話題，但陳毅卻已經說了出來，所以事後必須補救一下，這也是需要譚震林寫信糾正的“失言”。

　　譚震林的這封信，可以說寫得“滴水不漏”，既簡短，又把該說的話都說了，還沒有破綻。這封信有可能是經過周恩來指點或修改的，否則譚震林這種性格的人，寫出這樣滴水不漏的信，似乎有點不可思議。為什麽說譚震林的信寫得“滴水不漏”呢？因為這封短短的信，緊扣“反文革”這個當務之急的主題，既向毛澤東示了威，又沒有說過分的話或跑題的話，用詞也恰到好處。

　　譚震林在信的開頭就說，主席、林副主席及政治局全體同誌：本來，我在今天會議上把該說的話已全部說完了，可我仍覺得有必要再寫這封信。……，我之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實在忍無可忍的地步。

　　譚震林首先聲明，他之所以“大鬧懷仁堂”和寫這封信，是因為被逼到“忍無可忍”的地步。“忍無可忍”一語雙關，它一方麵告訴毛澤東，他們已經到了忍耐的底線，再逼他們就要造反了；另一方麵又告訴林彪這些忠於毛澤東的人，他們這麽做不是故意的，而是被逼無奈，請林彪等人原諒他們反毛澤東搞文革的行動。

　　譚震林接著寫道：江青和文革小組聲稱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執行者，但他們根本不聽主席的指示，背著中央和政治局，另搞一套。……他們手段毒辣是黨內沒有見過的，……，他們煽動紅衛兵，瘋狂揪鬥老幹部，……，許多人身體被搞垮了，弄得妻離子散，……，他們有興趣的就是打倒老幹部，隻要你有一點過錯，就非整死你不可。

　　譚震林這裏想要告訴毛澤東的是：“你搞什麽文化革命，思想革命，我們都不管，但不能搞到我們這些老幹部頭上。現在革命搞到我們老幹部頭上了，很多人身體搞垮，妻離子散，這樣我們不能再忍下去了。”譚震林提示毛澤東應該盡快結束打倒老幹部的運動，盡快給老幹部們平反。

　　要給老幹部們平反，就必須有人為這場打倒老幹部的運動負責。讓毛澤東為此負責，顯然是不現實的，於是譚震林就在這封信裏，給毛澤東找了一個替罪羊，這就是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譚震林聲稱：江青等人惡毒地整老幹部，都是背著毛澤東幹的，因此毛澤東不必為此負責。後來1976年粉碎四人幫之後，指控江青等人迫害老幹部，基本上就是按照譚震林這封信的思路。譚震林早在1967年就提出了粉碎四人幫的概念，可見是非常有先見之明的。

　　（59）

　　譚震林信裏講的迫害老幹部的事情，林彪也很有同感。林彪不久前也跟江青大吵一場，他也很不喜歡江青和文革小組的人，林彪也願意讓江青等人承擔迫害老幹部的責任。

　　譚震林又寫道：主席是全黨的主席，你江青算什麽東西？竟敢造主席的反，你把主席放在什麽地位，其狂妄驕橫真比武則天還凶。

　　這裏譚震林站在維護毛澤東威信的立場上來罵江青，既罵了江青，又聲稱是為了毛澤東而罵江青的，真是罵得非常巧妙。就是讓林彪等人看了，也會感到罵得痛快。

　　譚震林下麵寫道：他們能執政嗎？能接班嗎？我懷疑。

　　譚震林懷疑江青他們的執政能力，這是擊中了要害。江青和文革小組的人，執政能力都很差，全是靠毛澤東在支撐他們，一旦失去了毛澤東，江青這夥人就會馬上垮台，事實上也是如此。譚震林向毛澤東指出江青和文革小組的這個致命弱點，希望毛澤東不要再重用他們了，他們是扶不起的阿鬥。

　　譚震林再寫道：我想了很久，最後下了決心，準備犧牲，我決不允許他們如此蠻幹。

　　譚震林在這裏表態說：他已經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準備鬥爭到底。譚震林特別指出他的“鬥爭目的”，是“不允許他們蠻幹”。所謂他們，明裏是指江青等人，實際上也是指毛澤東，指毛澤東搞文革是蠻幹，他們要堅決阻止毛澤東的這場蠻幹。這就是說，譚震林的“鬥爭目的”，不是反對毛澤東這個人，隻是反對毛澤東的蠻幹。

　　譚震林的這些話，主要為了彌補他在“大鬧懷仁堂”時的失言。因為林彪等人盡管反對毛澤東搞文革，但他們還是忠於毛澤東這個人的，所以譚震林在這裏聲明：他隻是要阻止毛澤東的蠻幹，並不是要反對毛澤東這個人，這樣就使林彪等人比較容易理解和接受譚震林的過激行動。同時，譚震林的信中，完全不提延安整風的事情，這樣就糾正了陳毅的“失言”。

　　譚震林在信中最後說：總理已被他們整得夠嗆了，總理心襟寬，想得開，常勸導我們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時？難道等到所有老幹部都被打下去再說嗎？不行，不行，一萬個不行！這個反我造定了。下定決心，準備犧牲，鬥下去，拚下去。

　　譚震林說“總理已被他們整得夠嗆了”，這句話有些奇怪，因為到目前為此，這場運動還沒有整到周恩來頭上，周恩來並沒有做過什麽檢討，更沒有挨過什麽批鬥，所以目前還不存在什麽“總理已被他們整得夠嗆”的問題，整周恩來的事情還沒有發生。

　　譚震林是借著這個還沒有發生的事情，先對毛澤東把話挑明：“我們不會再等了，我們不會等到你開始整周恩來之後，才開始反擊，那樣就太晚了。如果你毛澤東不放棄整周恩來的計劃，我們馬上就會開始造反。我們這些人已經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準備鬥下去，拚下去。請你毛澤東好好思考一下，如果你要整周恩來，打倒周恩來的話，後果將會是非常嚴重的。”

　　（60）

　　由此可見，譚震林的這封信火候恰好。第一是向毛澤東示威：請毛澤東好好考慮一下打倒周恩來的嚴重後果；第二又給毛澤東指出一條出路：隻要你給老幹部們平反，我們就會依舊擁戴你，迫害老幹部的責任可以讓江青等人承擔；第三，又告訴林彪等忠於毛澤東的人，譚震林他們是被迫無奈才這樣做，他們隻是要阻止毛澤東的蠻幹，而不是要反對毛澤東這個人。這樣就可以贏得林彪等人的同情和理解，甚至支持。

　　上麵提到，譚震林寫這封信的第三個目的，是探測林彪的態度。因為在這場反擊毛澤東的大戰中，林彪的角色至關重要。周恩來他們必須事先搞清楚林彪的態度，也就是林彪“是敵是友”的問題，才能據此來製定出相應的鬥爭對策。

　　怎樣才能知道林彪的態度呢？直接去問林彪，肯定不行，所以需要借用一件事情，間接地判明林彪的態度。而譚震林的這封信，正好可以用來判明林彪的態度。因此，譚震林把這封信首先送到林彪那裏，要看看林彪的反應。可以預測，林彪看了譚震林這封信之後，不外乎三種反應。

　　第一種反應是林彪立即找譚震林談話，林彪可以對譚震林說：“你的這封信裏，這些話不該說，那些話說的不好，不能這樣交給主席，需要重新修改。”或者林彪對譚震林說：“你怎麽可以用這樣的態度給毛主席寫信呢？這封信不行，你拿回去銷毀吧。”

　　如果是林彪找譚震林談話，不管他說什麽，都是站在譚震林的立場上，替譚震林考慮，那麽林彪就是朋友了，是可以團結過來的。所以，周恩來等人最希望能夠看到林彪的這種反應。

　　林彪看到譚震林信後的第二種反應，是不找譚震林談話，也不發表任何意見，隻是把譚震林的信轉給毛澤東。如果林彪是這種反應，就說明林彪持中立態度，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敵人。隻要林彪持中立態度，周恩來就不會有太大的危險。

　　林彪看到譚震林信後的第三種反應，是不找譚震林談話，而是立即向毛澤東匯報，狠批譚震林的信，並與毛澤東共同製定對策。如果林彪是這種反應，就說明林彪是敵人了，周恩來等人的危機程度就比較大。不過從林彪以往的表現來看，林彪做出這種反應的可能性很小。

　　果然，譚震林把這封信送到林彪那裏，林彪的態度馬上就測試出來了。林彪既沒有找譚震林談話，也沒有向毛澤東匯報，而是把這封信轉交給毛澤東，並寫了一個簡單批語：譚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塗墮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林彪的反應表明，自己的態度基本上是中立的，隻是稍稍偏向毛澤東一點，因為林彪畢竟對譚震林做了一個不痛不癢的批評。

　　（61）

　　我們再把話題回到2月16日的“大鬧懷仁堂”，參加這次會議的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有：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副組長張春橋，組員王力和姚文元。出了這麽大的事，文革小組中地位最高的陳伯達和康生，在會議散會後，居然絲毫不提要把這件事向毛澤東匯報。這兩個人在散會之後，像沒事人一樣，回家去了。謝富治雖然在會上“和稀泥”，替文革小組說了一些辯解的話，但他也沒有提出要把這件事向毛澤東匯報，也像沒事人一樣，回家去了。最後留下三個人：張春橋，王力和姚文元。

　　這時姚文元對王力說：“王力，你要站穩立場，這是一場大的鬥爭。”

　　姚文元之所以這麽說，是因為陳伯達和康生的“立場不穩”，不僅在會上沒有鬥爭，而且會後也不準備向毛澤東匯報。所以姚文元怕王力的立場也不穩，要他站穩立場。

　　關於陳伯達和康生為什麽會這樣，前麵我們已有解釋，這裏不再贅述。謝富治不是文革小組的人，他在會上進行了一些不堅定的“鬥爭”，但在會後，立場也不堅定，不準備把這件事向毛澤東匯報。因為謝富治知道，今天這件事，誰去向毛澤東匯報，誰就會徹底得罪周恩來。謝富治從1959年就進入中央，任公安部長和副總理，對周恩來這棵大樹的份量深有體會，所以他不想得罪周恩來，不向毛澤東匯報。

　　這樣一來，向毛澤東匯報的重任，就落到張春橋，王力和姚文元三個人身上。這三個人才進入中央，他們就像初生的牛犢不怕虎，不知道得罪周恩來的厲害，於是三個人一起乘車到釣魚台張春橋的住處，商議對策。張春橋說：“今天這個問題很大，我們要把情況湊一湊。今天的事要報告主席。”

　　他們三人憑著自己的記憶和記錄，很快湊出一份會議記錄《二月十六日懷仁堂會議》。那時候張春橋的地位還不高，沒有資格直接向毛澤東匯報，於是張春橋就帶著王力和姚文元，一起去住在釣魚台的江青那裏，向江青報告。

　　江青那天是“托病”在家休息，她聽了張春橋的匯報，馬上意識到這是一場嚴峻的“路線鬥爭”，她說：“這是一場新路線鬥爭！陳毅、譚震林、徐向前是錯誤路線的代表，葉劍英、李先念、餘秋裏是附和錯誤路線的，陳伯達、康生在路線鬥爭中動搖，隻有謝富治一個人站在正確路線一邊。這件事要馬上報告主席，你們三個都要去。”

　　江青立即給毛澤東寫了一張便條：“主席：張、姚有重要情況報告，盼速見。”江青的便條送過去之後，毛澤東的秘書很快傳來通知，讓張春橋和姚文元立即去見毛澤東。

　　從江青對這件事的處理來看，江青還是頗有政治頭腦的，她對每個人在會上表現的評價也是很到位的，而且決定馬上向毛澤東匯報。“大鬧懷仁堂”會議晚上7時結束，江青等人晚上10時就到毛澤東那裏匯報，還準備好來一份詳細的會議記錄，可見江青處理此事是非常迅速的。

　　（62）

　　據參加這次接見的王力回憶說：晚10時左右，我們到了主席那裏。張春橋說：“今天發生了一件事，要向主席匯報。”接著他把我們三個人湊的情況，向主席匯報了一遍。我注意到，張春橋匯報前邊的那些發言時，主席光是笑，當張春橋講到陳老總的發言時，主席變了臉，板起麵孔，從此以後再也沒笑。主席針對以後的問題，話都比較厲害。如張春橋說：“總理對十三期《紅旗》社論沒送給他看，有意見。”主席說：“黨章上沒有這一條，黨報黨刊社論要政治局常委審查。”

　　毛澤東聽到張春橋的報告，馬上意識到情況的嚴重性。毛澤東之所以“光是笑”，是因為他不想在部下麵前露出緊張的神色，故意擺出一副滿不在乎的姿態。可是張春橋說到陳毅的發言，毛澤東發現問題比他想象的要嚴重得多，心中的緊張想掩蓋也掩蓋不住了，所以就笑不出來了。

　　如果高官們隻是講對文革的不滿，那麽毛澤東還可以認為，這些高官是隻反對他搞文革，並不反對他這個人。而陳毅提到對延安整風也不滿，那就不僅是否定現在的毛澤東，連過去的毛澤東都要否定，那就是反對毛澤東這個人了。這樣一來，毛澤東當然也就笑不出來了。

　　王力回憶說：這次匯報的時間不長，大約談了兩個小時，主席已經當成很大的問題了，但還沒有發大脾氣。

　　當時，毛澤東不可能顧得上發脾氣，也沒有必要發脾氣，他的當務之急是冷靜下來，認真思考對策。現在毛澤東不能輕舉妄動，他要進一步觀察高官們的動向，弄清他們到底想要幹什麽。

　　毛澤東聽完張春橋等人的匯報，已經是2月17日淩晨了。2月17日這天，毛澤東什麽行動也沒有，他在認真地思考。在毛澤東看來，高官們這是一次集體的“逼宮”。而“逼宮”的目的，不外乎兩種：第一種目的是“諫”，他們逼毛澤東停止文革，但不逼毛澤東下台。隻要毛澤東停止文革，高官們還會繼續擁戴他，不會觸動他的領導人地位；第二種目的是“反”，他們不僅逼毛澤東停止文革，也要逼毛澤東下台。這樣一來，不管毛澤東是否停止文革，高官們都要逼他下台的。

　　如果“逼宮”的目的是“諫”，毛澤東還可以做出一些妥協讓步，特別是在搞文革方麵做出一些妥協讓步，換取高官們繼續擁戴他；如果“逼宮”的目的是“反”，那麽毛澤東就沒有必要在搞文革上做出什麽妥協讓步了。因為不管毛澤東是否停止文革，他們都要逼毛澤東下台，既然如此，毛澤東也就豁出去了，來個魚死網破，把文革搞到底。

　　單單從“大鬧懷仁堂”的情況來看，毛澤東還不能確定高官們“逼宮”的目的，是“諫”還是“反”。但不管他們是什麽目的，這次沒有參與“大鬧懷仁堂”的林彪，他的態度就至關重要了。於是毛澤東就派他最為信任的江青，去打探林彪的態度。

　　（63）

　　據參與此事的王力回憶說：2月18日，江青要同我一起去報告林彪。她自己先到林彪家，叫我在京西賓館等著，然後又接我和她同車去到林彪那裏，見了林彪，江青和葉群在座，叫我匯報，葉群記錄。林彪隻是聽，沒講多少話，一句話是罵徐向前，說：“徐向前不能代表解放軍”；再一句是說“陳伯達不過是一個書生。”匯報完了，江青叫葉群派車把我送走，她一個人留下來了。

　　根據王力的回憶，江青一個人先到林彪家裏，兩人做了一次不讓外人知道的密談。然後江青叫王力麵見林彪，親自匯報情況。因為江青並不是“大鬧懷仁堂”的當事人，為了向林彪證實“大鬧懷仁堂”的真實性，她特別叫了王力這個“大鬧懷仁堂”的當事人，親口向林彪匯報情況。

　　像林彪這樣地位的人，雖然坐在家裏不出門，但各種消息是很靈通的，特別是“大鬧懷仁堂”這麽重大的事情，早就通過各種渠道傳到林彪那裏。而且，譚震林在2月17日寫的那封“公開信”，這時也送到了林彪手中。林彪對“大鬧懷仁堂”的情況基本上已經知道了，所以他對王力的當麵匯報，並沒有感到驚訝或意外，隻是淡淡地說了兩句話，第一句是罵徐向前：“徐向前不能代表解放軍”，第二句是替陳伯達說話：“陳伯達不過是一個書生”。

　　林彪罵徐向前，一方麵可以理解為他罵徐向前說的反對文革的話。可是葉劍英也說了反對文革的話，為什麽林彪不罵葉劍英呢？這顯然因為葉劍英是支持林彪的，而徐向前是毛澤東插到軍隊決策層的一個楔子，他是與林彪唱反調的。盡管後來徐向前改變了立場，但林彪依然不喜歡他，借著這個機會罵徐向前一下，想拔掉徐向前這個楔子。

　　陳伯達在“大鬧懷仁堂”時，基本上沒有講話，所以林彪說“陳伯達不過是一個書生”，這其實是針對毛澤東前幾天對陳伯達和江青兩人的批評。毛澤東批評陳伯達“搞投機”，批評江青“眼高手低”，但林彪卻沒有附和毛澤東批陳伯達的說法，而是認為陳伯達被冤枉了，替陳伯達說話。林彪替陳伯達說話，這也是後來陳伯達投靠到林彪集團的一個重要原因。

　　同樣，周恩來這一派對陳伯達也采取爭取團結的姿態。盡管毛澤東在打倒陶鑄的問題上，批評了江青和陳伯達兩個人，而“大鬧懷仁堂”會議上，大家一致攻擊江青，卻沒有一個人批評陳伯達。譚震林的公開信中，也是隻罵江青，不提陳伯達。

　　從王力回憶的情況來看，林彪對“大鬧懷仁堂”的態度是冷淡和中立的，沒有大罵陳毅、譚震林等人的反毛言論，更沒有表示要堅決捍衛毛澤東。林彪的這個態度，與他在譚震林的信上寫的批語，也是一致的。

　　（64）

　　王力向林彪匯報完之後，江青先把王力支走，她自己留下了，與林彪進行第二次密談。這天，江青與林彪至少密談了兩次，密談的內容我們當然無法知道，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在這次密談中，林彪把譚震林的那封信和他寫的批語，交給了江青，請她轉交給毛澤東。

　　江青和林彪在2月18日的白天密談之後，2月18日晚上，毛澤東開始行動了。據原空軍司令吳法憲回憶說：葉群告訴我，2月18的晚上，毛澤東突然找葉群到中南海他的住所談話。一開始，毛澤東就怒氣衝衝地說：“葉群，我準備帶你和林彪到南方去。”

　　葉群說，她聽到這些話，感到莫名其妙，神經非常緊張，不知道毛澤東的用意何在。毛澤東接著說：“陳毅、譚震林、李富春、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李先念他們幾個，都反對‘文化大革命’，不聽我的話，不跟我走了。他們討厭群眾運動，他們對‘文化大革命’不是不理解，而是從根本上反對。”

　　毛澤東說：“我的決心是不會改變的，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他們不跟我走，還有林彪和你，我就帶你們兩個到南方去。解放軍不跟我，我和你們到南方另外組織一支解放軍，重上井岡山，重新開始。”

　  葉群當即表示，林彪死也要跟著毛澤東，是永遠忠於毛澤東的。她還說：“主席請放心，要保重身體。”說著，葉群就哭了起來。

　　這樣一來，毛澤東又反過來安慰她說：“不要難過，你回去以後告訴林彪，說陳毅、譚震林他們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他們散布了一係列的反動謬論。他們說‘文化大革命’要打倒老幹部，要把所有的老幹部統統整光，他們認為‘文化大革命’一點好處也沒有，反而把全國搞亂了，現在已經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葉群表示，林彪是永遠忠於毛主席的，主席請放心，她一定會將毛澤東的這些話完完全全地轉達給林彪。這時，毛澤東問葉群：“林彪現在的身體怎麽樣？”葉群說：“林彪現在身體不好，所以不能常來參加會議。”毛澤東聽後說：“林彪同誌身體不好，不能常來參加會議，一些情況不知道，也不行。這樣，今後的中央常委會議和中央文革碰頭會議，由你來參加。你回去以後，再把會議的情況向林彪報告。”葉群聽了非常高興，馬上說：“一定按照主席的指示辦。”

　　從此葉群便一步登天，當然這是有江青作為先例的。在那以後，葉群就與江青一起，一直出席由毛澤東或周恩來召集的中央常委會議以及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議。這兩個夫人一直參與我們黨和國家的最高政治決策，從此越發不可收拾。

　　毛澤東為什麽會對說葉群這樣的話？

　　（65）

　　在2月18日，毛澤東搞清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林彪的態度。這一天，江青與林彪至少密談了兩次，盡管我們不知道密談的內容，但從後來的情況來分析，大概是江青向林彪轉達毛澤東的意思，希望林彪站出來堅決擁護毛澤東，但遭到林彪的婉言拒絕。據林彪的秘書張雲生回憶：林彪和葉群在看到譚震林的信之後，大受震動，林彪沉默半晌，神情暗淡，什麽都沒說。葉群則感到這封信是自己的災難：如何表態？分寸幾何？騎虎難下，進退兩難。林彪把信批給了主席，主席閱後將原件退回林彪，氣憤的林彪見到後將原件撕得粉碎，扔在紙簍裏。後來葉群又背著林彪將這些碎紙片撿回，並將它貼在一張白紙上，藏在自己的文件櫃裏。這是林彪發泄對毛澤東不滿的真實一幕。

　　林彪給譚震林信的批語是：譚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塗墮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毛澤東當然不滿林彪這種不痛不癢的中立態度，於是毛澤東把林彪的批件退回給林彪，以表示自己的不滿。毛澤東在退給林彪的批件上寫：已閱。恩來同誌閱，退林彪同誌。

　　林彪見毛澤東把他的批件退了回來，當然也非常生氣。盡管林彪中立，但中立中還是偏向毛澤東的。於是林彪一時生氣，就把毛澤東退回來的批件撕碎了。

　　在看到林彪對譚震林信的批示之前，毛澤東就擔心林彪會持中立態度，所以他沒有叫林彪過來親自談話，而是先讓江青出麵溝通。毛澤東知道林彪的脾氣，林彪盡管不像彭德懷那樣一點就著，但也有軍人的火爆脾氣，不是周恩來那種可以忍氣和寬讓的人。而毛澤東本人也是火爆脾氣，如果毛澤東親自與林彪麵談，如果話不投機，可能會爭吵起來，甚至鬧翻了。在現在這個關鍵時刻，毛澤東是絕對不能與林彪鬧翻的，所以這次毛澤東不直接跟林彪談，而是讓江青充當他和林彪之間的緩衝器。

　　毛澤東在2月18日搞清的第二件事，是高官們“大鬧懷仁堂”的意圖。收到譚震林的信，毛澤東明確了這些人“逼宮”的目的，隻是“諫”，隻是要求毛澤東停止文革，而不是要毛澤東下台，這個信息對於毛澤東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因此，譚震林寫的那封補救“大鬧懷仁堂”會上失言的公開信，是非常必要的，起到了扭轉乾坤的作用。

　　毛澤東在2月18日搞清的第三件事，是周恩來的態度。按照慣例，周恩來每次主持中央碰頭會之後，都要寫一個匯報提綱送給毛澤東，或當麵向毛澤東匯報。但2月16日的“大鬧懷仁堂”會議之後，毛澤東等到2月18日，也沒有看到周恩來送過來的書麵匯報，周恩來也沒有向毛澤東當麵匯報。這就暗示，周恩來是支持“大鬧懷仁堂”的，也就是說，周恩來是這次事件的後台。

　　（66）

　　據原建委主任穀牧回憶說：這一次總理沒有去匯報，三天沒有去。江青、張春橋到毛主席那裏去告狀，毛主席不高興了，說：“過去每次開會，你周恩來都來跟我講講，怎麽這次不來了？”因為總理去了不好講，他實際上是支持我們的，但他又不敢說支持啊。

　　2月18日，毛澤東清楚了：第一、周恩來是這次“大鬧”的後台；第二、林彪對這次“大鬧”持中立態度；第三、高官們“大鬧”的意圖，是“諫”而不是“反”，他們提出四個要求：一、不得向周恩來動手；二、停止批鬥老幹部，特別是暴力揪鬥老幹部；三、打倒江青和解散文革小組；四、停止奪權，停止文革。

　　搞清了這三件事之後，毛澤東要考慮自己的對策了。可供選擇的的對策有三種：強硬對策、妥協對策、半強硬半妥協對策。“強硬對策”就是不管周恩來派係的“大鬧”，他們提出的四項要求一項也不接受，按照原計劃在1967年2月到4月發起對周恩來的決戰；“妥協對策”是全盤接受周恩來派係提出的四項要求，停止奪權，停止文革，雙方全麵和解；“半強硬半妥協對策”，是接受周恩來派係的四項要求的一部分，與周恩來派暫時和解。

　　毛澤東采取“強硬對策”的勝算並不大。毛澤東手下的人，除了林彪之外，文革小組的人都是書生，寫文章，搖旗呐喊還可以，直麵肉搏是不行的。沒有林彪和軍隊的支持，毛澤東一個人，率領幾個書生，要想擊敗周恩來為首的一大批老幹部，是非常困難的。

　　而且，毛澤東還有一個極大的軟肋，就是此時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裏的支持率，已經變成絕對少數，隨時有可能被罷免最高領導人的職位。因為中央政治局罷免最高領導人，在蘇聯已有例在先。

　　1964年10月14日，蘇共政治局罷免了總書記赫魯曉夫的職位。當時蘇共發出的正式公報是這樣寫的：蘇共中央委員會於10月14日舉行全體會議，全會滿足赫魯曉夫同誌的請求，即鑒於年邁和健康狀況惡化，解除他蘇共中央第一書記的職務。全會選舉勃列日涅夫同誌為蘇共中央第一書記。

　　1964年11月5日，也就是赫魯曉夫被罷免後的半個多月，周恩來率中國代表團赴蘇聯，參加11月7日舉行的十月革命節慶祝活動和紅場閱兵式。11月7日晚上的招待會上，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裝作喝醉酒的樣子，對周恩來說：我們現在已經把赫魯曉夫搞掉了，你們也應該用我們這個辦法，把毛澤東搞掉，這樣我們兩國共產黨就能和好了。

　　（67）

　　周恩來立即對此進行了嚴重抗議，退出了招待會。周恩來回國時，毛澤東率領劉少奇、朱德、董必武、鄧小平等所有黨政軍的領導人，親自到機場迎接周恩來，這是建國以來周恩來出訪歸來後，所受到的最為隆重的歡迎。在這次迎接儀式中，拍下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這四巨頭在一起的最著名“全家福”照片。

 

　　

   現在，毛澤東也麵臨赫魯曉夫的危機。在1966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確立的十一人的政治局常委中，劉少奇，鄧小平和陶鑄被打倒，李富春是周恩來派係的，朱德和陳雲雖說被架空沒有實權，但在關鍵時刻仍有表決權，他們兩人肯定會支持周恩來的。本來是毛澤東派係的陳伯達和康生，他們兩人在“大鬧懷仁堂”表現出中立的態度，因此這兩個人已經靠不住了，林彪的態度也是中立，隻剩毛澤東自己一人。

　　這個時候，如果周恩來提出一個“罷免毛澤東”的議案，提交政治局常委投票表決，周恩來、李富春、朱德、陳雲四票讚成，陳伯達、康生和林彪三票棄權，毛澤東自己一票反對，那麽這個議案將以壓倒性的多數票通過，中共中央就會如法炮製這樣的公報：中共中央委員會於1967年某月某日舉行全體會議，全會滿足毛澤東同誌的請求，即鑒於年邁和健康狀況惡化，停止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的職務。全會選舉林彪同誌為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

　　當時林彪也被列入個人崇拜的對象，也被神化了，已經是人們心目中欽定的接班人。毛澤東身體不好，由林彪來接班，群眾在心理上是可以接受的。當時林彪雖說還是忠於毛澤東的，但真正把林彪推為政壇一把手時，林彪未必會拒絕，畢竟海內第一人的位置太有誘惑力了。

　　當然，周恩來這一手的風險也是極大的，畢竟毛澤東還有一批保衛他的紅衛兵，還有一些忠於毛澤東的將軍，很可能因此起兵造反，這樣中國就會出現一場真正的天下大亂和內戰。所以，不到萬不得已，周恩來不會來這一手。

　　如果毛澤東采取“妥協對策”，從個人安危的角度來看，倒是最為安全穩妥的。毛澤東全盤接受周恩來派係的四項條件，停止奪權，解散紅衛兵和造反派，讓江青和文革小組承擔批鬥老幹部的責任，重新啟用老幹部，與老幹部全麵和解，大家重歸於好，老幹部們重新擁戴毛澤東，這樣天下重新太平，毛澤東的地位也重新穩定下來。

　　但毛澤東這個人，偏偏是不會貪圖安逸的，偏偏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挑戰者。毛澤東並不那麽樂觀地以為文革一定會成功，他知道文革有失敗的風險，而且風險很大。1980年，陳伯達出獄以後，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談到文化大革命的失敗，陳伯達說：“早就預料到會有這一天的。”

　　（68）

　　記者吃驚地問：“是嗎？難道你預料到會有今天這樣的結局嗎？”

　　陳伯達說：“不但是我，連毛主席也預料到會有這樣的一天，隻不過他是極力地預防而已。”

　　毛澤東知道文革有失敗的可能，知道自己有被趕下台的可能，但毛澤東還是堅持要把文革搞下去，不過他也要極力預防文革的失敗。此時，毛澤東采取“強硬對策”的風險過大，所以他就采取了“半推半就”的對策，接受周恩來派係的四項要求中的一部分，換取雙方的暫時和解。

　　周恩來派係提的四項要求是：一、不得向周恩來動手；二、停止批鬥老幹部；三、打倒江青和解散文革小組；四、停止奪權，停止文革。

　　在這四項要求裏，第一項“不得向周恩來動手”是根本，毛澤東必須接受，於是毛澤東暫停了發起打倒周恩來的決戰。

　　第二項的“停止批鬥老幹部”，毛澤東接受一半，“批”老幹部還是要繼續，而“鬥”老幹部要停止，特別是暴力批鬥要停止。“二月逆流”以後，暴力批鬥老幹部大為減少，特別是老幹部被造反派打死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很少再發生了。

　　第三項的“打倒江青和解散文革小組”，毛澤東絕不能接受，否則就是自毀長城。

　　第四項的“停止奪權和停止文革”，毛澤東也接受一半。此後毛澤東不再強調造反派單獨奪權，而是強調“三結合奪權”。所謂“三結合奪權”，是造反派占三分之一的權力，老幹部占三分之一的權力，軍隊占三分之一的權力。這樣的奪權，顯然是非常不徹底的，但此時毛澤東也隻能如此了。

　　毛澤東決定好這個“半強硬半妥協”的對策之後，他就開始行動了。首先，毛澤東要把林彪拉上自己的戰車，因為沒有林彪這麵大旗，鎮不住周恩來派係的人。可是林彪持中立態度，這件事與林彪商量的話，林彪肯定不會同意，所以毛澤東再次來個“先斬後奏”，先造成既成事實，讓林彪不同意也不行。這就像1966年8月一樣，毛澤東事先不跟林彪商量，就把林彪定為接班人。

　　當然毛澤東的“先斬後奏”，不便跟林彪本人直接說，於是毛澤東就叫來林彪夫人葉群。毛澤東一開始就擺出怒氣衝衝的姿態，用不容商議的口氣說：葉群，我準備帶你和林彪到南方去。

　　葉群聽毛澤東突然這麽說，當然是莫名其妙，非常緊張，不知道毛澤東的用意何在。

　　毛澤東接著說：陳毅、譚震林、李富春、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李先念他們幾個，都反對文化大革命，不聽我的話，不跟我走了。他們對文化大革命不是不理解，而是從根本上反對。

　　（69）

　　毛澤東道出他怒氣衝衝理由：“陳毅、譚震林這些人不聽我的話，不跟我走了。”毛澤東指望葉群對陳毅、譚震林等人的反毛澤東言行，表示出憤慨或者震驚。可是在葉群出發之前，林彪肯定向她麵授機宜，堅決不能表態支持打倒陳毅、譚震林這些人。因此，葉群在毛澤東說“陳毅、譚震林這些人不跟我走了”的話出口時，既沒有表示憤慨，也沒有表示震驚。

　　毛澤東見葉群沒有表態，隻得繼續說：我的決心是不會改變的，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他們不跟我走，還有林彪和你，我就帶你們兩個到南方去。解放軍不跟我，我和你們到南方另外組織一支解放軍，重上井岡山，重新開始。

　　這裏毛澤東亮出了底牌，用不容商議的口氣說：第一、他決心把文革搞到底；第二、他要帶林彪和葉群重上井岡山，重組解放軍。

　　這麽重大的政治問題，一下子落到缺乏政治經驗的葉群身上，讓她一時不知所措，亂了方寸，她不知道應該如何應對毛澤東的話，隻好說：林彪死也要跟著毛澤東，他是永遠忠於毛澤東的。

　　葉群這麽說，雖然沒有表示她和林彪願意跟毛澤東重上井岡山，可是這句話也間接地表示他們堅決跟毛澤東站在一起。毛澤東要的就是葉群這句話。

　　葉群這麽說了，自己也不知道合適不合適，又語無倫次地說：主席請放心，要保重身體。然後葉群就哭了起來。在關鍵時刻，葉群就拿出男人一般不用的武器，“哭”了起來。

　　葉群一哭，毛澤東知道繼續和她說，已經不會再有效果了，於是就用安慰的口氣對葉群說：“不要難過，你回去以後告訴林彪，說陳毅、譚震林他們反對文化大革命。”

　　葉群當即表示，林彪是永遠忠於毛澤東的，她一定會把毛澤東的這些話完完全全地轉達給林彪。

　　毛澤東當然不能讓談話就這麽結束，他還要爭取葉群這個“內助”。毛澤東知道，葉群對林彪是有影響力的，所以他要給葉群一些好處，給葉群一些甜頭，拉葉群靠攏到自己這一邊。葉群靠攏過來，她就會影響到林彪也靠攏過來。於是毛澤東故意問葉群：林彪現在的身體怎麽樣？

　　葉群按照林彪的吩咐，說：林彪現在身體不好，所以不能常來參加會議。

　　毛澤東於是說：林彪同誌身體不好，不能常來參加會議，今後的中央常委會和中央碰頭會，由你來參加。你回去以後，再把會議的情況向林彪報告。

　　葉群是一個喜歡出風頭的人，得到這種參加中央常委會和中央碰頭會的殊榮，她當然是非常高興的，馬上說：一定按照主席的指示辦。

　　從此以後，葉群就以林彪的名義，出席各種高層會議。這個極大的殊榮，是毛澤東給她的，葉群當然要感謝毛澤東。葉群對毛澤東的好感，從而也會影響到林彪，這是毛澤東希望的效果。

　　（70）

　　毛澤東和葉群談話之後的2月18日晚，毛澤東開始要跟周恩來麵對麵地“對決”了。雖說毛澤東已經預定好“半強硬半妥協”的對策，但在麵子上，毛澤東一定要占上風，一定要贏一個氣勢，贏一個麵子。毛澤東知道周恩來這個人並不在乎麵子的東西，周恩來也願意給毛澤東麵子，所以毛澤東這裏就不客氣了。

　　2月18日晚，正確地說是2月19日淩晨，毛澤東在他的住處，召開一次臨時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作為黨主席，毛澤東有隨時召開常委會的特權。毛澤東這次要解決“大鬧懷仁堂”問題，所以叫來的都是參加“大鬧懷仁堂”的當事人。但毛澤東並沒有把參加“大鬧懷仁堂”會議的十四個人全都叫來，他隻叫了其中的七個人過來開會。

　　“大鬧懷仁堂”的十四個人中，餘秋裏、張春橋、王力、姚文元不是政治局委員，沒有資格來參加會議；謝富治雖然隻是候補委員，但他在“大鬧懷仁堂”中立場堅定，出於對謝富治的肯定，所以毛澤東特批他參加會議；陳伯達雖是常委，但因不久前才遭批評，這次叫他來不合適，所以就沒有通知陳伯達；康生在“大鬧懷仁堂”時的態度中立，出於爭取團結，毛澤東叫來了康生；李富春和李先念在“大鬧懷仁堂”時沒有過激的表態，所以毛澤東叫上來他倆；在陳毅和譚震林言辭出格，是這次會議的挨罵對象，所以這兩個人不在場較好，因為當麵挨罵，太沒麵子；徐向前雖說也沒說太過分的話，但毛澤東對徐向前的轉變立場不滿，也準備在這次會上開罵，所以不讓徐向前出席也是麵子。

　　除了當然出席的周恩來外，另外還有一個特殊人物：葉群。盡管葉群並沒有參加“大鬧懷仁堂”會議，但她是林彪的代表，會給毛澤東助威。毛澤東沒有通知林彪，因為他知道即便通知林彪，他也會稱病推托的。

　　會議一開始，毛澤東就擺出一副震怒的樣子，說：我聽說2月16日下午有人在懷仁堂鬧事，反對中央文革小組，反對文革小組就是反對我！這半年多來，中央文革做了大量工作，伯達、江青、康生等同誌都做了大量工作，你們看見了沒有？文革小組成績是第一位的，是主要的，錯誤隻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確的。你們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決反對誰！

　　毛澤東在這裏大發脾氣，雖說他沒有點名對象，但參會的人都知道，這次的脾氣是針對周恩來的。熟悉毛澤東的人都知道，毛澤東有個特點：他對某個人發脾氣，就是對這個人抱有希望，對沒希望的人，他就不發脾氣了。

　　（71）

　　毛澤東最後一次見彭德懷，對彭德懷客客氣氣的，還請彭德懷吃飯，這就是對彭德懷不抱希望了；毛澤東最後一次見劉少奇，也對劉少奇客客氣氣的，還把劉少奇送到門口，請他保重身體，這也是對劉少奇不抱希望了。如果這次毛澤東請周恩來過來，客客氣氣地跟周恩來談一次話，還把周恩來親自送到門口，那就是說毛澤東決心要打倒他，這是最後一次與周恩來告別了。相反，如果毛澤東對周恩來大發脾氣，那就是說毛澤東對周恩來還抱有希望，還不準備跟周恩來攤牌。因此，看到毛澤東大發脾氣，周恩來反而安下心來，知道這是毛澤東暗示，他暫時不會發動打倒周恩來的決戰了。

　　毛澤東也清楚，周恩來熟知他的性格，他發脾氣暗示著什麽，周恩來心裏是清楚的。毛澤東發脾氣的第一個主題，是文革小組。周恩來派係在“大鬧懷仁堂”的會上，以及在譚震林的信中，都用集中火力批判江青和文革小組，要求“打倒江青和解散文革小組”。這個條件毛澤東絕對不能接受，因此毛澤東要保護文革小組，並直言不諱地亮出自己的底牌，說：“反對文革小組就是反對我，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決反對誰！”

　　毛澤東用這個態度，把話說死了，表明他在文革小組問題上絕對不會讓步。然後，毛澤東針對周恩來派係提出的“停止奪權，停止文革”要求，亮出自己的態度。毛澤東說：文革小組是執行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決定，十一中全會你們都是舉了手的，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你們都是投了讚成票的，為什麽現在又反對？你們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告訴你們：這絕對辦不到！

　　毛澤東先指責周恩來等人，說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做出“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時，你們都是同意的，怎麽現在又反對了？其實，周恩來等人反對的不是文革，而是反對奪權。毛澤東搞什麽思想革命、文化革命、破四舊等，周恩來等人可以置若罔聞，但是一旦發起了“奪權”，周恩來他們就要奮起反擊了。

　　毛澤東也明白，周恩來等人主要反對的是奪權，對奪權之外的文化大革命，他們還是可以勉強接受的。因此毛澤東這裏不提奪權，沒有堅持說要把“全國全麵奪權”搞到底，隻是說要把文革搞到底。這裏毛澤東也表明自己的態度，在這個問題上讓步一半，奪權可以暫時停止，但文革絕不能停止。所以毛澤東不提奪權，隻是用堅定的口吻說：“你們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告訴你們：這絕對辦不到！”

　　然後，毛澤東針對譚震林在會上說的“不跟毛主席了”，進行了反擊，他說：譚震林說他不該那麽早入黨，不該活到65歲，不該跟我革命。那你譚震林可以退出黨嘛！可以不革命嘛！可以不跟我嘛！至於你譚震林該不該活到65歲，那怎麽辦哪，你已經活了嘛。你們都想鬧事，那就鬧嘛！無非是文化大革命失敗，我馬上走，林彪同誌也走，我們重上井岡山，重新鬧革命。

　　（72）

　　毛澤東這裏擺出無所畏懼的姿態，表示：“你們不跟我，我也不怕，大不了重上井岡山，重新革命”。這時毛澤東又特別對葉群說：葉群同誌，你回去告訴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穩當啊，有人要奪他的權哩！讓他做好準備，這次文化大革命失敗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岡山打遊擊。

　　毛澤東這裏特別提到林彪，是要用林彪這麵大旗來“震”一下周恩來派係的人，聲明林彪是和我站在一起的。其實林彪並沒有表示要跟毛澤東重上井岡山，這是毛澤東拉郎配，把林彪拉進來。

　　要是在以往，毛澤東一旦說出“重上井岡山”這樣的氣話，周恩來總會出來說幾句打圓場的話，平息一下毛澤東的憤怒。可是這次，周恩來卻保持沉默，一言不發，意思好像是說：“你重上井岡山我們也不怕，別拿這個來嚇唬我們。”

　　毛澤東見周恩來不出來打圓場，自己不好下台，愈發憤怒起來，發出從未有過的大脾氣，怒吼說：你們說江青、陳伯達不行，那就讓你們來搞！文革小組改組，陳毅當組長，譚震林、徐向前當副組長，再找上薄一波、安子文這些叛徒當組員。力量嫌不夠，就把王明、張國燾也請回來；力量還嫌不夠的話，幹脆請美國、蘇聯一塊來吧。你們把陳伯達逮捕，江青槍斃，康生充軍，我也下台，其他人你們愛怎麽辦就怎麽辦，這下總行了吧？這下就達到你們的目的了吧！

　　據參會的康生後來說：“我跟主席這麽多年，從來沒見到他發這麽大的脾氣。”然而毛澤東這些話雖然火氣很大，但並沒有什麽實質的內容，隻是一些氣急敗壞的亂講。

　　周恩來見毛澤東氣成這樣，知道自己必須出來打圓場了，否則毛澤東是下不了台的。於是周恩來一邊勸毛澤東不要生氣，一邊地自我檢討說：懷仁堂會議的事，主要責任在我，我作為會議主持人，沒有掌握好。會後，幾位老同誌也感到這樣做不對，找我作了檢查，我沒有及時向主席匯報。他們自己也感到講了些對不起主席的話，想找個機會當麵向主席檢討。

　　毛澤東見周恩來出來打圓場了，氣也就消了大半，但還有一些餘怒，說：譚震林、徐向前、陳毅向黨發難，滿口放屁。譚震林算什麽老革命？還有我呢！你陳毅要翻延安整風的案，全黨答應麽？譚震林、陳毅都是老黨員，為什麽要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說話呢？

　　毛澤東批評譚震林、徐向前、陳毅的話，雖然“狠”，但並不“傷人”。前些天毛澤東批評陳伯達“你專門在我和劉少奇之間搞投機”，這是很傷人的話。所以毛澤東對陳毅、譚震林等，還是手下留情的，不傷他們的麵子。

　　（73）

　　毛澤東見該說的話都說了，再說下去，說不定自己一時性起，會說出什麽傷人的話，於是決定收場，說：這件事情，我提議政治局開會討論。一次不行就開兩次，一個月不行就開兩個月；政治局解決不了，就發動全體黨員來解決。說完毛澤東一甩手，拂袖而去，退場走了。

　　毛澤東此時甩手而去，是最好的選擇，否則大家都會很尷尬。毛澤東最後幾句話是認真的，表明他準備把這個問題在黨內討論解決，也就是用和平的方式來解決，而不是用“重上井岡山”的武力方式來解決。毛澤東其實也是聲明，他上麵講的那些“重上井岡山”的話，隻是氣話而已，不能當真的。

　　毛澤東這次用發脾氣的辦法，巧妙地回答了周恩來派係提出的要求，又保住了自己的威嚴和麵子。對於周恩來派係提出的第一個要求“不得對周恩來動手”，毛澤東從兩個方麵巧妙地回答了這個問題。首先毛澤東對周恩來發脾氣，這就意味著他對周恩來抱有希望，不會打倒周恩來。其次，毛澤東說“我提議這件事政治局開會討論解決”，這也是表示不會打倒周恩來。因為政治局中大部分人都是支持周恩來的，依靠政治局絕對不可能打倒周恩來。

　　周恩來不怕毛澤東通過政治局處理這件事，就怕毛澤東不通過政治局處理這件事。打倒陶鑄，就是沒有通過政治局討論，江青和陳伯達在群眾大會上一個宣布，就把陶鑄打倒了。周恩來擔心的也是毛澤東用打倒陶鑄的方式來打倒他。既然毛澤東說通過政治局來處理這件事，那麽就意味著毛澤東接受了他們的要求，不會對周恩來動手了。

　　“大鬧懷仁堂”的底線是“不得對周恩來動手”，既然毛澤東接受了這個底線，那麽對於周恩來派係來說，其他事情是可以讓步的。

　　毛澤東對周恩來派係“打倒江青和解散文革小組”的要求決不讓步，這點周恩來就要讓步了；毛澤東對周恩來派係“停止奪權，停止文革”的要求，讓步了一半，這點周恩來派係也可以接受；毛澤東對周恩來派係“停止批鬥老幹部”的要求，用另外一種形式做了回答，這是在《紅旗》雜誌上發表一篇社論《正確對待幹部》，該文指出不能一概否定老幹部，不能暴力批鬥老幹部。對此，主筆這篇文章的王力回憶說：總理看了《社論》很高興，他主持召集了政治局會議，在會上是他親自讀的。陳老總在會上特別走過來，拉著我的手說：“寫得好極了。照這樣辦，大家就沒意見了。”

　　周恩來派係發起的“大鬧懷仁堂”是成功的，它迫使毛澤東暫時放棄了打倒周恩來的計劃，對老幹部的奪權和批鬥也大為降溫，扭轉了文革的方向。這次衝突能夠和平解決，雙方都做出了較大的讓步。毛澤東做出了讓步，那麽周恩來如何讓步呢？

　　（74）

　　2月18日晚毛澤東大發脾氣的會議上，周恩來說：“懷仁堂會議的事，主要責任在我，我作為會議主持人，沒有掌握好。會後，幾位老同誌也感到這樣做不對，找我作了檢查，我沒有及時向主席匯報。他們自己也感到講了些對不起主席的話，想找個機會當麵向主席檢討。”

　　周恩來的這幾句話，雖然是為了平息毛澤東的憤怒和緩和會議的緊張氣氛，但這幾句話的後果也是很嚴重的。因為周恩來承認了自己有錯，並且承認陳毅、譚震林等人有錯，應該檢查和檢討。於是毛澤東就讓陳毅、譚震林、徐向前三人“請假檢討”，並召開“政治局生活會”對三人進行批評，這樣周恩來也沒法抵製，因為他自己也承認陳毅等人有錯，既然有錯，那就必須檢討，這是理所當然的。

　　有人說周恩來太軟弱，老是對毛澤東認錯，唾麵自幹，其實不然。在毛澤東大發脾氣的時候，在毛澤東揚言要重上井岡山的時候，周恩來如果一言不發，不認錯，那就逼得毛澤東非要重上井岡山不可，結果就是全麵內戰。為了避免毛澤東重上井岡山和全麵內戰，周恩來隻有委曲求全，顧全大局。況且這次毛澤東也做出了重大讓步，周恩來這裏做出讓步，並不吃虧。

　　周恩來也知道，陳毅、譚震林等人心中不服，對檢討想不通，所以周恩來告誡他們說：“該檢查就檢查，要講鬥爭藝術，這樣做並不是怕誰，為了把住人民所給的權力，受點侮辱、批判又算得了什麽？”

　　據周恩來秘書童小鵬回憶，總理當時對幾位副總理和老帥們提出：“第一，要心安氣靜，吃好睡好，不要住院，要與他們奉陪到底；第二，要堅守自己的崗位，一定要抓工作，自己的陣地不能放棄，放棄陣地就是逃兵；第三，該檢查的就檢查，要講點策略和鬥爭藝術，不能逞匹夫之勇。這樣做並不是怕誰，過去打天下時，為了人民，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現在為了把住人民所給的權力，受點侮辱、批判又算得了什麽？”

　　2月25日到3月18日，在懷仁堂召開了七次“政治生活批評會”，對陳毅、譚震林等人進行批評，由周恩來主持，參加的人是政治局委員和文革小組成員。政治局委員中，除了謝富治，心裏都對陳毅、譚震林等人讚成和同情，所以隻是不痛不癢地批評幾句，走個過場。據吳法憲回憶說：後來，毛澤東又點名讓周恩來帶領幾位老帥和副總理，到軍委擴大會議上作檢討，我參加了這個會議。

　　第一個作檢討的是陳毅。他說：我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說了一些錯話，造成了不良影響，今後一定要認真學習毛主席關於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不斷地改造自己。第二個發言的是譚震林。他非常沉悶、抑鬱，臉色非常難看。他說：我對文化大革命說了一些錯話，請大家批評。第三個發言的是徐向前。他說：我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對文化大革命也說了一些錯話。今後一定要好好學習，改造思想，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75）

　　其他老帥和副總理都沒有發言。周恩來最後說：“以上幾位老同誌，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說了一些錯話。希望到會的同誌接受教訓，很好地學習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各項指示，按照毛主席的教導，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周恩來講完，就讓大家發言。由於當時我們都不了解情況，所以沒有一個人發言。於是，會議就這樣冷冷清清地散場了。

　　然而，中央文革小組是不會這麽輕易放過他們的，文革小組火力全開地展開了批判。康生說：“你們的目的是想為劉少奇翻案，保護老幹部，就是保護一小撮叛徒、特務。”

　　謝富治說：“你們反對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麽？就是炮打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複辟！”

　　江青說：“這是八屆十一中全會以來發生的最嚴重的一次反黨事件，是一次政變的預演，資本主義複辟的演習，是向革命群眾反攻倒算！但是你們失敗了！永遠地失敗了！”

　　江青又指責周恩來“動搖”，說周恩來那天主持會議，發生路線問題，沒有堅持原則。周恩來則委婉地反駁說：我這個人，對待黨內問題是不那麽敏銳的，有些遲鈍。但牽涉到原則性問題，在敵我問題上，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我從來是明確的，是堅持原則的。

　　很快，文革小組又把“二月逆流”事件泄露到社會上，引起造反派的義憤，在全國掀起一個大規模批判“二月逆流”的浪潮。3月14日，在中央文革的策劃下，北京組織了十萬人的大遊行，反擊“二月逆流”，炮轟、火燒二月逆流的“三老四帥兩幫凶”。所謂“三老”是指李富春、譚震林、李先念三位老幹部，“四帥”是指陳毅、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四位元帥，“兩幫凶”是指餘秋裏和穀牧。

　　本來周恩來以為讓陳毅等人“請假檢討”一下，也不是什麽特別大了不起的事，被紅衛兵貼一些大字報，更沒有什麽了不起。周恩來沒想到毛澤東還有一個後手，反手把周恩來打了一個跟頭。

　　當時有政治局委員22人，其中劉少奇、鄧小平、陶鑄、賀龍、李井泉被打倒；朱德、陳雲、董必武、劉伯承無實權，有實權的就是“三老四帥”：李富春、譚震林、李先念、陳毅、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七個人。現在，有實權的“三老四帥”出了問題，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政治局碰頭會也就無法正常召開了。

　　於是毛澤東提出：鑒於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政治局碰頭會無法正常召開，就讓中央文革小組暫時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周恩來知道，所謂的暫時，很容易就變成永久。但周恩來也沒有合適的理由反對，隻得接受下來。而且，毛澤東對周恩來派係提出的四項要求做出了重大讓步，周恩來也隻得讓步。

　　（76）

　　周恩來的讓步是很大的，因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大權，是僅次於毛澤東黨中央主席的第二大權力。以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是劉少奇，劉少奇之後毛澤東本想讓林彪主持，但林彪以身體原因，把這個第二大權力讓給了周恩來。現在，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大權被奪走，對周恩來派係來說，無疑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損失。此後，一個稱為“中央文革碰頭會”，取代了以前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時召開的“中央政治局碰頭會”。

　　不過在這時，林彪向周恩來伸出了援手。因為“中央文革碰頭會”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這種體製改革的大事，毛澤東不得不征求林彪的意見。據原總後勤部長邱會作回憶：林彪向毛澤東建議：“中央文革碰頭會”，不要搞中央文革小組的清一色，要有老同誌和軍隊的同誌參加，要由總理來主持。

　　陳伯達也回憶說：我後來才知道是林彪向毛主席提出的，林彪對主席說：“中央文革小組研究的問題要是對我們不公布，我們就無法配合他們工作了。”毛主席很不客氣地批評江青說：“文革小組不能對總理保密，也不能對林副主席保密，今後的‘中央文革碰頭會’要請總理參加，林副主席要派人參加。”這就是後來總理和葉群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的原因。

　　毛澤東也知道，現在全部奪掉周恩來的權，反對的阻力太大，況且林彪也不支持。因此，毛澤東就讓周恩來主持這個“中央文革碰頭會”。雖說名義上周恩來還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但毛澤東用“剝筍”的方式，剝掉了周恩來的支持者，讓周恩來一個人孤掌難鳴。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的十二個人，主要是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再加上謝富治、楊成武，汪東興、葉群四人。這樣一來，“中央文革碰頭會”中，周恩來派係的隻有他自己一個人，真可謂孤苦伶仃。

　　這是周恩來在文革中最困難的時刻之一，但周恩來也非同小可，居然在孤掌難鳴的情況下也能撐了下去。周恩來的生存策略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謝富治、楊成武，汪東興、葉群這四個新加入進來的人，除了謝富治之外，其他三個算是中立態度，而文革小組也不是鐵板一塊，除了江青和江青派係的張春橋、姚文元和戚本禹之外，其他人還是有可能團結過來的，至少要爭取到他們的同情。戚本禹原本是陳伯達派係的，後來投靠到江青那邊去了。

　　“中央文革碰頭會”雖說有十二個人，但真正能拍板隻是兩個人：周恩來和江青。周恩來出於人數上的劣勢，不得不擺出低姿態，對江青唯唯諾諾，盡可能不與江青發生正麵衝突，否則江青仗著人數優勢對周恩來進行圍攻，周恩來將非常被動。一些人因此說周恩來對江青唯唯諾諾是沒有骨氣，其實周恩來這種低姿態也是一種策略，它從反麵襯托出江青的傲慢和霸道，使人們對她反感，使周恩來得到同情。

　　（77）

　　據吳法憲回憶說：在碰頭會中，總理孤家寡人，江青很凶，動不動就拍著桌子批總理，多次威脅說：“你周恩來不要忘記，要不是我保你，你早被打倒了。”當時沒有什麽人替總理講話，總理總是一聲不吭，很可憐，叫人看不下去。

　　一天晚上，我進去的時候，看見江青正在大發雷霆，她說：“你周恩來，不是我們中央文革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老娘是赤條條來去無牽掛，對你沒有什麽可怕的。你周恩來比我強的，隻是組織才能，這點我佩服。但是你掌握原則，大政方針是不行的。”周恩來勉強地說：“江青同誌，你比我強，我得向你學習。”

　　江青這種霸道地發脾氣，周恩來反而是不怕的，因為江青這是在自毀長城，人心盡失。江青以嘲笑的口氣對周恩來說：“你周恩來也得來開我們這個碰頭會，因為你那個碰頭會已經不起作用了。”麵對江青咄咄逼人的姿態，周恩來是以柔克剛，反而用討好的口氣說“你們是管戰略的，以後你們作決定，我給你們辦事。”

　　周恩來知道，辦事權是根本，不管什麽指示，必須要有人具體執行下去，隻要掌握這個執行權，就是掌握了實權。因此，周恩來可以把製定戰略的大權讓給江青，但自己一定要掌握住“執行”這個實權。

　　另外，周恩來很快看出，江青根本沒有製定戰略的組織能力，江青這個人完全不足懼。雖說江青也有點自知之明，承認自己的組織才能不如周恩來，但江青不是“不如”，而是根本不能相比。所以。周恩來就幹脆讓江青出來主持中央文革碰頭會，江青完全搞不懂應該如何主持會議，搞得一團糟。據原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回憶說：文革碰頭會，就是大家哇啦哇啦說一通，既無議程，又無結果。總理隻是他有什麽事，到這裏通過一下，另外有什麽事情要他去辦，他去辦而已。

　　江青這個人的性格是一有權就翹尾巴，說話蠻橫，態度霸道，不但不會團結大多數，反而得罪了大多數。周恩來看出江青這個缺點，有意讓江青來主持工作。江青不出來主持工作，得罪的人還少一些，她越出來主持工作，得罪的人就越多，反而是幫了周恩來的忙。盡管周恩來被江青奪去一部分權力，可是江青因此而得罪了很多人，周恩來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跟毛澤東又打了一個平手。

　　周恩來最困難的時間是1967年3月，因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大權被奪走，他隻剩下國務院的一些權力。不過形勢很快就扭轉過來了，江青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根本主持不下去，很多事情不得不交到周恩來這裏處理，這樣周恩來實際上又掌握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大權。

　　江青也知道周恩來善於團結大多數的厲害，她曾當麵斥責周恩來說：“你一貫地跟中央文革小組分庭抗禮，把文革小組裏的常委拉到你那邊去，你成心要拆散中央文革小組。”但江青說歸說，她在團結人的方麵，根本不是周恩來的對手。

　　（78）

　　到1967年4月，周恩來基本上占上風了，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除了江青的嫡係張春橋、姚文元和戚本禹之外，其他人都越來越反感江青的橫行霸道做派，明裏暗裏支持周恩來的人越來越多，周恩來居然反敗為勝，在“中央文革碰頭會”裏站住腳了。

　　周恩來站住了腳，說話也就硬氣起來，4月24日，周恩來在軍委擴大會上講話時，把“二月逆流”的說法改為“二月的亂子”，大大減輕了這件事的性質。周恩來說：這幾位老同誌，我保得最多，所以，在批判‘二月的亂子’時也聯係到我。那是認識和觀點不同，沒什麽原則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此事主觀上是擁護主席的，想搞好，但立場有時沒有站對，思想方法舊，所以連犯錯誤。我們應該給以幫助。

　　毛澤東也看出江青根本不是周恩來的對手，他這一掌打了周恩來一個跟頭，沒想到周恩來又站起來了。周恩來站起來了，周恩來派係的人也活躍起來，這樣一來，毛澤東不得不再次對周恩來派係做出讓步，對二月逆流的老幹部們進行一些安撫，防止他們再搞一次什麽“逆流”。

　　4月26日，毛澤東讓陳毅、譚震林和徐向前，重新參加他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算是結束他們三人的“請假檢討”；4月29日，毛澤東又在人民大會堂召集周恩來和參與“二月逆流”的李富春、陳毅、譚震林、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李先念等人，開了一個團結會。據李先念的秘書蔣冠莊回憶說：毛主席在比較了解懷仁堂會議的實情後，把“二月抗爭”中的幾位老同誌找在一起，表示：不要再講二月逆流了，他們是搞陽謀，不是搞陰謀。

　　1967年5月1日的“五一節”，陳毅、譚震林、徐向前等參與“二月逆流”的高官，都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登上了天安門城樓。當時，中央領導人在重大活動上露麵，就表示沒事；不露麵，就意味著可能被打倒了。這次參加“二月逆流”的高官們全體露麵，不僅是表示他們都沒事，而且也是表示“二月逆流”本身不算什麽問題了。

　　據吳法憲回憶說：接著，林彪又向毛澤東建議，應停止老帥們家裏的黨支部對他們的批判。林彪認為，這種辦法不宜多搞，會把老帥們的身體搞壞了。毛澤東同意了林彪的意見，也認為，搞了一段時間後，應當適可而止了。於是，林彪就委托黃永勝和我代表毛澤東和他，去幾位老帥和副總理的家做工作，“解放”他們。

　　黃永勝和我接到通知，先到了西山葉劍英的家裏，然後依次到了聶榮臻、徐向前和李富春的家裏。當我們說明來意，並宣布毛澤東和林彪的指示後，葉劍英等幾位老同誌都要我們代他們向毛澤東和林彪表示感謝。

　　我們最後到的是陳毅家，當時他正在聽收音機，見到我們進去，連聲說“歡迎，歡迎”。當我們說明來意後，陳毅高興地說：“好、好。支部的同誌說，我的檢討很好，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批判我了。現在有‘尚方寶劍’，更不怕批鬥了。”隨後，他還堅持把黃永勝和我一直送到大門口，看到我們上了車，才肯回去。至於譚震林的家，毛澤東不同意我們去，我們也沒有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