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卅六（崇新嶽 百思峰 ）

 

（27）

 

　　《軍委八條》的主要內容是：一、堅決支持左派，堅決反對右派，對反革命組織堅決采取專政措施；二、不準抓人，不準抄家，不準戴高帽、掛黑牌、遊街、罰跪等；三、軍隊係統的人員必須堅守崗位，不準外出串聯，已經串聯的要迅速返回；四、軍事領導機關一律不許衝擊。

　　《軍委八條》中的內容，除了第一條，其他都是阻止在軍隊裏搞文革的，如果真的按照《軍委八條》認真實施下去，軍隊中的文革就要偃旗息鼓了。因此毛澤東批準《軍委八條》後，林彪高興地喊出“萬萬歲！”。當然毛澤東的本意，肯定是不讚成林彪搞的《軍委八條》。但為了讓林彪和軍隊出來“支左”，毛澤東不得已做出暫時的讓步。

　　盡管毛澤東在《軍委八條》上做出了讓步，軍隊高官們還是不太滿意。1967年2月6日，葉劍英主持召開軍委碰頭會，葉劍英說：《軍委八條》本來是九條，拿到中央文革小組討論時，他們把“不成立戰鬥隊組織”的一條內容刪掉了，這些問題同他們就是講不通。軍隊機關如果允許成立戰鬥隊組織，不就是允許奪權嗎？這個問題要進行辯論，免不了還有一場爭論。

　　為了進一步穩定軍隊，葉劍英和聶榮臻主持起草了一份《中央軍委關於軍以上機關文化大革命的七項規定》，其主要內容是：一、軍隊機關的文化大革命必須由黨委領導；二、軍事機關一律不允許自下而上地奪權；三、軍隊領導機關不宜成立革命戰鬥隊組織。

　　2月10日，毛澤東同意了《七項規定》，葉劍英高興地說：“本來《軍委八條》一個文件就可以解決問題了，現在又搞了一個《七條規定》，這些都是我們鬥爭來的！”

　　毛澤東遇到的第二個危機是周恩來為首的政府高官的抵製，其表現有兩個方麵：第一方是行動上的抵製；第二方麵是理論上的抵製。1967年2月2日，國務院發出通知，自2月8日起停止大串聯(包括步行大串聯)，來北京的紅衛兵的食宿不再免費，學生一律回學校搞革命。當時的火車票和住宿費，對於一般老百姓來說是很昂貴的，之所以有那麽多人到北京來串聯，一來是因為免費乘車，二來是因為免費吃住。現在國務院停止了免費乘車和免費吃住，大串聯活動也就自然偃旗息鼓了。

　　大串聯活動之所以重要，因為它是北京與各地方之間迅速傳遞信息的主要渠道。現在有了互聯網，一旦事件突發，互聯網馬上傳遍全國。而當時的通訊還不發達，互聯網手機之類的東西當然是沒有的，電報和長途電話都非常昂貴，一般人用不起，郵遞信件很慢，而且文字資料缺乏生動感。當時最快和最生動地傳遞信息的辦法，就是直接靠人員進行串聯。

　　（28）

　　串聯的第一個效果，是到北京串聯的紅衛兵，把各地搞文革的真實情況傳達到北京，這是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了解掌握各地文革的真實情況的重要渠道。因為地方政府上報的文件材料，往往會隱瞞很多真實的情況。串聯的第二個效果，是到北京串聯的紅衛兵回去之後，在各地講述北京搞文革的最新形勢和動向，刺激和推動各地的文革發展。停止了串聯，對文革來說，顯然是失去了一個利器。

　　周恩來在行動上抵製文革的同時，還在理論上巧妙地反駁或有意誤導毛澤東的文革理論。1967年2月2日，《紅旗》雜誌發表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它是一篇毛澤東親自指導下寫的非常重要的文章，闡述了毛澤東搞文革的核心觀點。該文說：黨內走資派盤踞的一些單位，成了資產階級專政的機構，我們不能采用改良主義，不能和平過渡，而是必須把它徹底打碎。奪權和反奪權的鬥爭，是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你死我活的鬥爭，這個鬥爭的性質是敵我矛盾。

　　毛澤東用非常激烈的言辭提出三個觀點：第一，“黨內走資派盤踞的單位成了資產階級專政的機構。”因當時劉少奇盤踞的文化部門，如中宣部、文化部等早就被打倒的了，所以這裏說的“黨內走資派盤踞的單位”，顯然是指周恩來盤踞的政府部門；

　　第二，對這些被走資派盤踞單位的處理，“不能改良，必須徹底打倒。”也就是說，這些單位的機構和領導人，不存在改組餘地，必須徹底打倒；

　　第三，毛澤東明確指出“這個鬥爭的性質是敵我矛盾”。當時“敵我矛盾”是非常激化的矛盾，不可調和，一旦上升為“敵我矛盾”，那就是你死我活的鬥爭了。毛澤東把文革的鬥爭定性為“敵我矛盾”，就是號召人們把當權的老幹部當成敵人來對待。

　　周恩來沒有掌握宣傳工具，他隻能在接見各種群眾組織時，巧妙地反對毛澤東的文革理論。比如周恩來說：奪權有一個關鍵性的問題，《紅旗》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裏沒有說，即更重要的是，我們每個人要奪自己思想中的“私”字權，去掉私心雜念，要在腦子裏奪“私”字的權。

　　周恩來把毛澤東要搞的奪權，解釋為“對自己思想中‘私’字進行奪權”，這顯然有意誤導毛澤東的奪權理論。

　　周恩來又說：現在奪權發生了偏差，我們要糾正。奪權隻能奪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黨的領導權不能奪，政府的財經、公安、外交、國防大權不能奪。造反派隻能監督業務，不能超過這個界限。財政大權不僅不能奪，全部監督也不行。

　　（29）

　　毛澤東提出要把走資派盤踞的部門“徹底打碎”，周恩來卻指出“徹底打碎”式的奪權是“發生了偏差”。周恩來提出了自己的奪權理論，他指出造反派隻能奪“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業務權不能奪。周恩來的奪權理論其實不是奪權，而隻是一種改良，否定了毛澤東“徹底打碎”的觀點。

　　周恩來出於敏感的身份，不能說太過火的話，而葉劍英則把周恩來想說而不敢說的話，直接說了出來。2月6日，葉劍英在軍委碰頭會上說：前一段地方搞得很亂，我們部隊有些單位也比較亂。但在對待亂的問題上，我們與某些人的觀點是完全不同的。他們主張越亂越好，什麽黨、政府、軍隊，他們一概否定，都要推倒重來，說這是什麽“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奪權”。我們的各級幹部，被他們扣上走資派、黑幫、反動權威或者其它什麽罪名，企圖一律加以打倒，說這才是什麽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這怎麽行呢？這怎麽會是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線呢？

　　葉劍英幾乎是明著跟毛澤東唱反調，他說“我們與某些人的觀點完全不同”，這裏的“某些人”，指的就是毛澤東。毛澤東在《紅旗》社論中亮出自己的觀點：“奪權和反奪權的鬥爭，是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你死我活的鬥爭”，而葉劍英完全否認了“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奪權”的觀點，這等於就是否認了毛澤東搞文革的意義。因為葉劍英的這些話，代表了一大批軍隊幹部的想法，毛澤東批葉劍英的話，就要得罪一大批軍隊幹部。現在毛澤東處於危機四起的時候，還不能直接觸動軍隊，所以他對葉劍英的講話沒有做出反應。

　　周恩來看到林彪迫使毛澤東批準《軍委八條》之後，受到鼓舞，也向毛澤東提出一個旨在抵製文革的建議。1967年2月2日，周恩來致信陳伯達、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提議說：今後每星期一、三、五，在釣魚台召開碰頭會，以文革小組為主，我參加，討論形勢和政策及有關文件草案；今後每星期二、四、六，在懷仁堂或國務院會議室召開碰頭會，以常委四同誌(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為主，副總理(陳毅、李先念、譚震林、謝富治)和劍英參加，務請中央文革江青同誌或指定的同誌參加，討論黨政業務問題。

　　當時中央有兩套班子，一個是江青領導的“中央文革小組”，專門負責文革的問題；另一個是周恩來領導的“政治局常委碰頭會”，專門負責一般黨政業務。現在周恩來提出建議，“中央文革小組”用一半的時間搞文革，另一半的時間幫助國務院搞黨政業務，這樣就大幅度地分散了文革小組搞文革的精力。毛澤東要全力以赴搞文革，周恩來卻要把搞文革的時間減少一半，對文革大潑冷水。2月4日，毛澤東在周恩來的建議上批示：“此件不用，退周。”毛澤東對周恩來沒有退讓，把這個建議頂了回去。

　　（30）

　　1967年2月毛澤東遭遇的第三個危機，是造反派遭到重大的打擊。按照毛澤東的預想，軍隊幹部會聽從他的指示，支持造反派，打擊保守派，但這次軍隊幹部並沒有聽毛澤東的指示，而是根據自己的意願，相反地支持保守派，打擊造反派。因為在前一段的造反風暴中，各大軍區和部門都遭到激進造反派的衝擊，連國防部都遭到了衝擊，所以軍隊高官自然不喜歡激進的造反派群眾組織，而喜歡溫和聽話的保守派群眾組織。

　　由於林彪為首的中央軍委並沒有向各軍區下達“誰是左派”的指示，而是讓各軍區自己去判定哪個群眾組織是左派。各軍區領導就趁著這個機會，把保守派說成是“左派”，借著“支左”的名義，名正言順地支持保守派。同時，他們把造反派打成右派反革命組織，借著《軍委八條》中“對反革命組織堅決采取專政措施”的條款，直接抓造反派的頭頭，大大打擊了造反派。

　　以四川為例，成都的群眾組織分為兩派：造反派稱“工人造反兵團”，保守派稱“產業軍”。成都軍區支持“產業軍”，不承認“工人造反兵團”是革命群眾組織，這樣就激怒了“工人造反兵團”，他們到成都軍區去抗議示威，然後發展到衝擊成都軍區。於是成都軍區的“支左”領導小組，根據《軍委八條》的精神，派出軍隊直接鎮壓“工人造反兵團”，抓了上萬人，不過很快就釋放了。“工人造反兵團”受到鎮壓不服氣，向北京告狀，於是中央文革發出《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指示》，作出了與成都軍區相反的結論，承認“工人造反兵團”是革命群眾組織，而不承認“產業軍”是革命群眾組織。

　　盡管中央文革代表毛澤東的聲音，但成都軍區並不聽從毛澤東的指示，他們照樣支持“產業軍”，這樣就使成都的兩派群眾組織的鬥爭更加激烈。後來發生的武漢“七二零”事件，基本情況也是一樣，中央文革支持武漢的造反派群眾組織“工人總部”，而湖北省軍區支持保守派群眾組織“百萬雄師”，中央文革和毛澤東都要求湖北省軍區改變立場，轉而支持造反“工人總部”，但湖北省軍區不但不服從毛澤東命令，甚至把中央文革成員王力抓了起來，造成轟動一時的“七二零”事件。

　　1967年2月毛澤東遇到的第四個危機，是文革小組內部的內訌。文革小組可以分為三派：第一派是陳伯達派，有王力、關峰、戚本禹，他們原先都是毛澤東的秘書；第二派是江青派，有張春橋和姚文元，他們是江青從上海發展起來的自己人；第三派是陶鑄派，成員是王任重。康生相對獨立，沒有加入任何派係。

　　（31）

　　在1966年7月的時候，毛澤東還想重用陶鑄，讓陶鑄任文革小組顧問，並讓陶鑄的親信王任重擔任文革小組副組長。陶鑄自持自己在黨內地位高於陳伯達和江青，對他們的態度比較傲慢，而且還試圖親自領導文革小組，這使得陳伯達派和江青派都一致反對陶鑄，想把陶鑄派排擠出文革小組，從而形成了文革小組內部的內訌。

　　毛澤東對陶鑄失望以後，批評了陶鑄，讓陶鑄靠邊站了，但還沒有打倒陶鑄。江青和陳伯達都知道毛澤東的性格，他沒有打倒陶鑄，隻是把陶鑄冷藏起來，這就說不定哪天又會啟用陶鑄。被毛澤東冷藏了一段時間之後，又重新啟用的幹部也為數不少。因此，江青和陳伯達把陶鑄視為威脅到他們掌控文革小組的隱患，所以他們想盡早除掉這個隱患。

　　1967 年1月4 日，在沒有征得毛澤東同意的情況下，江青和陳伯達在接見“專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時，突然公開宣布打倒陶鑄。這樣一來就把“打倒陶鑄”的生米煮成熟飯，使毛澤東不得不同意打倒陶鑄。陳伯達在講話中說：陶鑄同誌到中央來，並沒有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實際上是劉、鄧路線的堅決執行者。他是文化小組的顧問，但對文化大革命的許多問題，從來沒跟我們商量過。

　　江青插話說：他獨斷專行！

　　陳伯達接著說：陶鑄不但背著文革小組，而且背著中央。自從陶鑄接管了新華社，他搞了好多非常糟糕的事情，搞了同八屆十一中全會相對立的一些照片。其中有一張鄧小平的照片，身體是陳毅同誌的，頭是鄧小平的。

　　聽到這裏群眾大笑。陳伯達繼續說：陶鑄這麽湊，跟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硬湊在一起，想各種辦法要讓他們操縱的新華社把劉鄧美化。這些事是什麽性質？

　　群眾高呼：反黨！

　　陳伯達接著說：從文化大革命以來，我們的群眾覺悟得很快，你們不肯受蒙蔽，不肯受欺騙，揭露了這麽一種陰謀，這是一種很好的現象。

　　群眾高呼口號：打倒陶鑄！打倒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陶鑄！

　　陳伯達和江青的講話，馬上成為“爆炸性”的新聞。當天傍晚，北京數千紅衛兵上街遊行，高呼：“打倒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陶鑄！”。很快北京街頭出現大量傳單、大字報、大標語，標題都是“打倒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陶鑄！”

　　陳伯達和江青的一次講話，就使“打倒陶鑄”變成了既成事實。

　　（32）

　　1966年5月的中央會議上，撤銷以彭真為組長的舊文革五人小組，成立新的文革小組。當時人們普遍認為將由康生出任組長，因為康生不但有比較強的領導能力，而且原來就是舊文革小組的成員。可是出人意料之外的是，陳伯達當了組長，康生隻是顧問。

　　陳伯達在黨內也算老資格，他在上海大學讀書的時候，與康生是同學。不過陳伯達的從政能力，大大不如康生，他在黨內的地位，也一直低於康生，隻是在1966年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才首次排名在康生之前。

　　當時人們給陳伯達的綽號是“老夫子”，意思是說他做事“迂腐”，書生氣太重，不太懂政治權術。陳伯達倒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從政能力不行，基本上是一個書生，覺得自己沒有能力來當文革小組的組長。

　　據陳伯達回憶說：當時毛主席不在北京，周總理和我談過幾次，要我當新的文革小組的組長。我不肯當，我說：“我不行，沒有這個能力，康生原來就是文革五人小組的成員，有經驗，讓他當吧。”我推辭幾次，最後總理說：“你還是共產黨員，難道中央不能安排你的工作嗎？”總理這樣說，我無法再推辭，隻好同意了。

　　不久毛主席回北京，我又向毛澤東提出：“我是個書生，當不了組長。”毛主席說：“你可把‘書生’兩個字去掉。”我沒有辦法，隻好當了。

　　讓一個不太懂政治權術的書生陳伯達當文革小組的組長，是毛澤東的刻意安排。毛澤東也知道陳伯達的行政領導能力不行，但毛澤東的寓意是讓江青來主管中央文革小組。江青的資曆太低，直接讓江青當組長肯定不行，所以毛澤東專門安排陳伯達這麽一個不稱職的組長，於是副組長的江青就可以掌握實權了。如果讓康生當組長的話，江青肯定是對付不了康生的，所以毛澤東不能讓康生當組長。

　　既然毛澤東讓陳伯達當了組長，就不能再讓康生當副組長或組員。盡管目前陳伯達在黨內的排名高於康生，但過去陳伯達長期以來都是接受康生領導的，現在如果反過來讓康生接受陳伯達的領導，這樣就太讓康生沒麵子了，所以毛澤東就安排康生當文革小組的顧問。因為顧問是不屬於組長領導之下的，這樣既使康生在文革小組中繼續工作，又保全了康生的麵子。

　　可是這樣一來，中央文革小組就出現多頭領導的局麵。雖然陳伯達是組長，當顧問的康生他是領導不了的，江青這個副組長他更領導不了，江青成為事實上的領導人，陳伯達在重大的事情上，都要聽江青的。陳伯達也自嘲說：“我隻是個劉盆子。”所謂劉盆子，是東漢時赤眉農民起義軍，讓一個據說是劉邦後裔的放牛娃劉盆子當傀儡皇帝。

　　陳伯達已經有江青和康生兩個“婆婆”了，後來又來了一個顧問陶鑄，又是陳伯達領導不了的。原本毛澤東給陳伯達的黨內排名是第四位，陳伯達主動去找毛澤東推辭，於是毛澤東把陶鑄放在了陳伯達之前。陳伯達原以為毛澤東會把康生提到自己之前，這樣陳伯達還是服氣的，但沒想到毛澤東把陶鑄一下子提拔得這麽高，把陶鑄放在了陳伯達之前，這樣陳伯達就有些不服氣了。

　　（33）

　　康生當顧問，他對陳伯達還算比較尊重，可是陶鑄來了之後，對陳伯達就沒有那麽尊重了。陶鑄長期在地方上當第一把手，不免養成“霸氣”的習慣，他認為自己在文革小組中的地位最高，就趾高氣昂地發號施令起來。陶鑄不客氣地對江青說：“你幹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寬了！”，由此可見，陶鑄把江青都不看在眼裏，就更不把陳伯達看在眼裏了。陳伯達對陶鑄不服氣，陶鑄又對陳伯達態度傲慢，於是在打倒陶鑄的問題上，陳伯達是從內心裏高興的。

　　毛澤東讓江青主管非常重要的文革小組，可謂深謀遠慮：第一，江青是毛澤東的老婆，她的利益完全與毛澤東一致，不會出現劉少奇那樣的“野心”；第二，可以借江青之口說一些自己不便直接說的話，說對了是毛澤東的，說錯了是江青的，這樣毛澤東做事就有很大的回旋餘地；第三，江青的身份是主席夫人，其他人不管職位多高，對江青總得讓三分，這就讓江青辦起事來比較容易，換別人就不具備這樣的優勢。

　　江青主管文革小組之後，毛澤東對江青的表現基本滿意，不滿意的地方，就是江青擅自打倒陶鑄。1967年1月4日江青和陳伯達宣布打倒陶鑄之後，毛澤東雖說不滿，但他也沒有批評江青和陳伯達，並且在1月8日的會議上，用嚴厲的口吻批評了陶鑄，算是對江青和陳伯達打倒陶鑄的肯定。可是到了2月10日，毛澤東卻又反過來，用嚴厲的口氣批評了陳伯達和江青，這是為什麽呢？

　　這並不是毛澤東出爾反爾，而是因為文革局勢變了。在1967年1月的時候，軍隊高官反對毛澤東搞文革的傾向還不明顯，可是到了2月份，軍隊高官反毛澤東搞文革的傾向就愈加強烈。在文革小組中，除了陶鑄之外，其他人都沒有在軍隊中任過職，完全影響不了軍隊。而陶鑄在延安時代就當過中央軍委秘書長，後來又在林彪的第四野戰軍中擔任政治部主任，在軍隊中有一定的影響力。

　　如果這時候毛澤東讓陶鑄“戴罪立功”，讓陶鑄去對付軍方的老帥們，這比陳伯達這樣在軍中毫無威信和影響的文人，效果要好得多。可是陶鑄已經被江青和陳伯達提前打倒了，破壞了毛澤東的戰略部署，使毛澤東陷入無人可用的困境，所以毛澤東自然大為生氣。

　　據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回憶說：2 月10日，主席又召開了一個常委擴大會議，參加的常委有：主席、林彪、總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還有葉帥、江青、我。會上，主席發火了，罵陳伯達：“你這個陳伯達，你是一個常委打倒另一個常委，過去你專門在我和少奇之間進行投機。我和你相處這麽多年，不牽涉到你個人，你從來不找我！”

　　主席然後轉向江青：“你這個江青，眼高手低，誌大才疏，你眼裏隻有一個人。打倒陶鑄，別人都沒有事，就是你們兩個人幹的。”

　　（34）

　　毛澤東這次對陳伯達的批評，應該說過火了。陳伯達內心裏盡管也高興看到陶鑄被打倒，但打倒陶鑄這種重大的事情，他畢竟不敢做主，陳伯達的那些講話是江青主使的。陳伯達當時也不知道這是江青背著毛澤東“假傳聖旨”，他還以為江青代表的就是毛澤東的意見，所以他才跳出來充當打倒陶鑄的先鋒。

　　等到挨了毛澤東的批評之後，陳伯達才明白“打倒陶鑄”原來是江青的“假傳聖旨”，上了江青的當。但是這種事情，他又不好當著毛澤東的麵來揭發江青，隻好忍了下來。然而江青在這個時候，不但不為陳伯達辯解，反而把責任全都推到陳伯達身上，於是就讓陳伯達大為惱火，他在會後聲稱：“江青逼得我活不下去了，我要自殺。”

　　這件事毛澤東也被江青“蒙蔽”了，他也不知道陳伯達的“打倒陶鑄”講話，是因為聽信了江青的假傳聖旨。再加上江青私下裏向毛澤東講了不少陳伯達的“壞話”，使毛澤東誤以為陳伯達是出於對陶鑄的嫉妒和排擠的“私心”，主動擅自“打倒陶鑄”，從而破壞了他的戰略部署，因此讓毛澤東大為惱火。當然，毛澤東這樣的看法也是有道理的，按照常理，推測陳伯達有這種“私心”的動機，也是合情合理的。

　　陳伯達感到自己被毛澤東冤枉了，被江青騙了，所以吵吵嚷嚷地聲稱要自殺。其實陳伯達並非真的想要自殺，如果真想自殺的話，就不會對別人說了。陳伯達是想通過“自殺”這件事，讓毛澤東注意到他是被冤枉的。

　　據王力回憶說：陳伯達先是單獨對我說他要自殺，我說：“主席批評你，是愛護你，是好事，主席說過，沒有希望的人，他就不批評了。可見主席是把你當成有希望的人，這才批評你。”

　　陳伯達說：“打倒陶鑄會上的發言，事先我一點也不知道。”

　　我說：“我知道你是不知道的，那是江青搞的。”

　　陳伯達說：“我那時沒有辦法，不講不行。”

　　我說：“你要向總理把事情談清楚。”

　　陳伯達打電話，要到總理那裏去談，總理說：“我馬上就到你那裏去。”

　　總理在釣魚台十四樓會見了陳伯達，談了幾個小時，他才取消了自殺的念頭。

　　這裏可以看出，周恩來是很會團結人的，他看到這是一個團結陳伯達的好機會，於是親自屈尊，主動到陳伯達那裏去聽他傾訴，讓陳伯達大為感動。陳伯達回憶說：我很感謝總理的關心，說了一句：“如果不是因為主席的關係，誰理她呀？

　　後來陳伯達又找康生和關峰談了他要自殺之事，康生拍著桌子說：“這都是江青搞的，要開會就批江青，伯達讓她逼得都要自殺了。”

　　關鋒勸告說：“康老，無論如何不能這樣發脾氣，要忍住，這樣你到會上罵江青同誌，怎麽得了？”康生這才憋住了氣。

　　（35）

　　由此可見，王力、關鋒、康生等人，都知道陳伯達是被江青冤枉了，但也沒有人敢向毛澤東匯報這件事，因為他們這些人都知道為陳伯達去得罪江青劃不來。

　　這就像毛澤東經常強調的“一分為二”辯證法那樣，凡事有好處，就同時必有壞處。毛澤東重用江青，有不少方便，但也有不少缺憾。這裏就表現出毛澤東任用江青的一個重大隱患，就是沒有人敢說江青的壞話，這樣對江青的表現就缺乏正確客觀的了解，很容易被江青所“蒙蔽”，更使他因為江青犯了不少錯誤。毛澤東這次冤枉陳伯達，就因為江青而犯錯的實例。

　　毛澤東希望文革小組成為一個團結一致的強有力組織，最不希望看到文革小組中間出現爭權奪利的內訌。陳伯達和江青不向毛澤東請示，擅自打倒陶鑄，被毛澤東認為是爭權奪利的內訌，所以他嚴肅地批評了陳伯達和江青，給他們一個警告，希望他們下不為例。毛澤東的性格是：批評一個人，是對這個人抱有希望，對沒有希望的人他就不批評了。毛澤東對陳伯達的批評，也是因為他對陳伯達還有希望，希望陳伯達今後不再犯爭權奪利的內訌錯誤。

　　但毛澤東自己不知道，他這次是冤枉了陳伯達。陳伯達本來是不想當文革小組組長的，是毛澤東硬要讓他當的，所以毛澤東說陳伯達“投機”，讓陳伯達感到非常冤枉，這就使陳伯達對毛澤東的忠心，無形中消退了很多。同樣，毛澤東的這個批評，又造成了陳伯達和江青之間的相互不滿，文革小組更加不團結了，陳伯達和江青之間的內訌出現了。毛澤東批評陳伯達和江青，本想消除文革小組中的內訌，可結果反而加大了文革小組中的內訌，這是毛澤東沒有想到的。

　　陳伯達大肆宣揚了一陣“自殺”，希望毛澤東能注意到和了解到他的冤枉。可是因為沒有人敢得罪江青，沒有人敢向毛澤東匯報陳伯達的冤情，所以毛澤東也沒有做出任何安撫陳伯達的事情。這樣一來，陳伯達對毛澤東就離心離德了。在毛澤東批評陳伯達6天之後的2月16日的“二月逆流”會議上，陳伯達沒有發言，沒有支持毛澤東，這是陳伯達第一次沒有支持毛澤東。

　　據王力回憶，主席在2月10日的常委會上，最後說：“文革小組要開會，批評陳伯達和江青。”主席還講：“陳伯達和江青的問題，隻準在這個地方說，在文革小組批評，在別的地方一概不準談。”雖然主席說不準談，但是辦不到。葉劍英就跟老帥們講了，李富春就跟副總理們講了，這樣“二月逆流”的火就點起來了。

　　王力之所以認為“二月逆流”是毛澤東點燃的，是因為毛澤東以前從來沒有批評過文革小組，更沒有批評過江青。毛澤東的這次批評，讓眾多高官們產生一種感覺，以為毛澤東搞文革已經搞不下去了，所以他們要趁熱打鐵，一齊行動起來，徹底熄滅毛澤東的文革之火。因此，在毛澤東批評江青和陳伯達的六天之後，就發生了所謂的“大鬧懷仁堂”事件。

　　（36）

　　不少人把文革中發生的“二月逆流”,歸結為1967年2月16日發生的“大鬧懷仁堂”一事，其實“二月逆流”不隻是“大鬧懷仁堂”，還包括這件事的前因後果。還有人以為，“大鬧懷仁堂”是一些老幹部一時衝動爆發的偶然事件，沒有什麽準備。其實不然，“大鬧懷仁堂”應該說是一次有組織有預謀的行動。

　　“大鬧懷仁堂”的幹將是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他在“大鬧懷仁堂”之後遭批鬥，靠邊站了，但又在林彪事件後複出，1975年出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直到1983年去世。在後來談到“二月逆流”時，譚震林說：那時，我隻能同陳毅、李先念等幾位老戰友，湊在李富春家裏進行議論。我與李富春等老同誌在議論中得出結論：中央文革小組這夥人要把黨搞亂，把國家搞亂，把軍隊搞亂，要在亂中奪權。我們擔心，這夥人先搞劉少奇，再搞下去，下一步要搞到總理頭上。

 

開國大將譚震林

 

　　在1967年初，所謂“二月逆流”之前，我（譚震林）對李富春、李先念說：“我們跟毛主席幹革命多年了，現在毛主席的思想走的太快了，跟不上了，隻好不跟了。”我這個話，後來幹脆說給毛澤東本人了。

　　譚震林在這裏說出了兩句關鍵的話：第一是“我們擔心，下一步要搞到總理頭上”。譚震林、陳毅、李先念、李富春都是周恩來的鐵杆支持者，是周恩來派係的人，他們擔心文革要搞到周恩來頭上，所以他們要跳出來，力保周恩來。

　　這些人發起“二月逆流”的核心目的，是為了保衛周恩來。在譚震林這些人看來，隻要周恩來在位，他們就不要緊，一旦周恩來倒台了，他們這些周恩來派係的人，也要跟著完蛋。劉少奇就是一個很好的實例：劉少奇倒台後，他手下的彭真、薄一波、陸定一等都被打倒進了監獄。因此不管從哪個角度出發，他們這些人也要豁出去力保周恩來。

　　譚震林第二句關鍵的話是“跟不上毛主席的思想，隻好不跟了”。這句話的意義非常重要，它聯係到中國文化的底蘊。

　　漢語中有個字“諫”，字典上的解釋是“規勸君主，使其改正錯誤”，這個字的含義外國人是很難理解的。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大臣是不能反對皇帝本人的，但可以反對皇帝做的事情。也就是說，大臣發覺皇帝正在做錯事的時候，可以給皇帝提意見，督促他改正錯誤，這就是所謂的“進諫”。進諫是一種“善意的反對”，它隻是反對皇帝做的事情，並不反對皇帝這個人，更不是要趕皇帝下台。與“進諫”相反的是“逆反”，也就是“惡意的反對”，它是反對皇帝這個人，要趕皇帝下台。

　　（37）

　　如果皇帝不聽大臣的“進諫”，繼續堅持錯誤，怎麽辦呢？中國傳統文化的答案是：不怕冒犯皇帝，不怕殺頭，冒死給皇帝繼續進諫，這就是中國曆史傳統中一直被讚譽的“忠臣”形象。前麵談過的《海瑞罷官》中的明朝大臣海瑞，就是一個冒死進諫的忠臣典型。海瑞雖然不留情麵地給皇帝提意見，甚至罵皇帝，但他還是忠於皇帝的，並不想讓皇帝下台，在皇帝死的時候，他還悲痛地死去活來，幾天不吃飯。

　　如果大臣繼續冒死進諫，皇帝還是不聽，還是繼續堅持錯誤，怎麽辦呢？這時中國傳統文化就無解了，沒有答案。這個問題在外國就很容易解決，如果總統犯了錯誤，議會有權提出議案“彈劾”總統，直接罷免，換新的總統。外國人反對總統，就是要讓總統下台，他們不會搞“既要忠於總統本人，又要反對總統做的事”這種複雜的政治行動。

　　毛澤東作為中國的領袖，他當然也要按照中國傳統的思維來考慮問題。在毛澤東看來，盡管有很多人反對他搞文革，但這些人“反對”的動機又是不一樣的。一種是“善意的反對”，也就是隻反對毛澤東搞文革這件事，不反對毛澤東這個人，這種“善意反對”就是古人說的“進諫”；另一種是“惡意的反對”,也就是不僅反對毛澤東搞文革這件事，同時也反對毛澤東這個人，這種“惡意的反對”就是古人說的“逆反”。

　　毛澤東認為林彪反對他搞文革，是進諫式的“善意的反對”，因此盡管毛澤東對林彪不高興，但還可以容忍；毛澤東認為劉少奇反對他搞文革，是逆反式的“惡意的反對”，他就不能容忍劉少奇了。在毛澤東看來，周恩來反對他搞文革，是善惡各半，以善意為主。

　　因此，毛澤東在遇到部下反對他時，總要先思考：這個反對是進諫式的善意反對，還是逆反式的惡意反對。毛澤東處理這兩種“反對”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我們看到一些人強烈頂撞了毛澤東之後，還能繼續得到毛澤東的重用，那就是毛澤東判斷這些人的“反對”，是善意的進諫；相反一些人隻是少許說了一點不讚成的話，馬上就被毛澤東疏遠甚至打倒，那就是毛澤東判斷這些人的“反對”，是惡意的逆反。不過很多情況下，很難判定一個人的反對，是“善意”的還是“惡意”的，毛澤東本人也經常有判斷錯誤的情況。

　　我們轉回來說譚震林第二句關鍵的話“跟不上毛主席的思想，隻好不跟了”。這句話已經不是反對毛澤東搞文革，而是說“不跟”毛澤東這個人了，也就是公然宣布反對毛澤東這個人了。因此毛澤東認為譚震林是“惡意的反對”，他原諒了陳毅等人，但始終沒有原諒譚震林。後來譚震林之所以能夠複出，全是周恩來的作用。

　　（38）

　　《譚震林傳》中這樣記載：1967年2月10日，譚震林從李富春那裏聽到，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嚴厲地批評了陳伯達和江青。不過毛澤東又規定，對陳伯達和江青的問題，在別的地方一概不準談。譚震林與李富春、陳毅、李先念等一起商議，一致認為：中央文革小組這夥人的言行，並不代表毛澤東，許多事情是這夥人背著毛澤東幹的，應該同他們進行鬥爭。

　　陳毅對譚震林說：“老板，你沒有包袱，非你說話不可了。”

　　譚震林說：“該我放炮了，非把他們轟倒不可。”

　　由《譚震林傳》的記述可見，參加了政治局常委會議的李富春，違反毛澤東“在別的地方一概不準談”的指示，不僅告訴了陳毅、李先念、譚震林，還與他們大談特談這件事。他們從江青擅自“打倒陶鑄”這件事推論：江青做的一些事，毛澤東不一定知道，也不一定是毛澤東的意見，所以趁著毛澤東對江青發怒的機會，先把江青打倒。隻要打倒了江青，就等於斬斷了毛澤東的左右手，這是澆滅毛澤東文革之火的最有效方式。因此，後來譚震林等人的放炮，主要是衝著江青去的，他們要趁熱打鐵，趁著毛澤東對江青不滿的時候，打倒江青，解散中央文革小組。

　　陳毅說譚震林“沒有包袱”，讓譚震林出來說話，譚震林也答應出來“放炮”。陳毅為什麽說譚震林“沒有包袱”呢？因為那時陳毅、李先念等人都遭到批鬥，而譚震林在不久前遭到了毛澤東的表揚。

　　譚震林作為副總理，負責農林口。在1967年1月的奪權風暴中，他感到形勢越來越不對，就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匯報他負責的農林口文革的情況，並談了自己的看法。毛澤東看到譚震林的信後，在1月30日給林彪和周恩來批示說：林彪、恩來同誌：此件值得一閱。譚震林的意見是正確的。此件請周印發較多的同誌看，引起警惕。

　　毛澤東在1月30日的批示中讚揚了譚震林，表示對譚震林信任，因此陳毅說譚震林“沒有包袱”。由被毛澤東信任的譚震林出來說江青的“壞話”，容易被毛澤東接受。

　　《譚震林傳》還說：譚震林說起話來容易“放炮”，說過許多出格的話，他說：“我看他們下一步要搞總理，他們要把主席封鎖起來，不讓別人跟主席接近。那幾個秀才亂搞，他們就是要把國家搞亂，亂了以後才能奪權。應該找林彪同誌反映情況，爭取他的支持。”譚震林的這些話，得到了老同誌們的讚同，他們的感受和認識是一致的，這為他們在懷仁堂的抗爭，作了準備。因此，李富春的家，被誣為“二月逆流的黑據點”。

　　從《譚震林傳》可以看出，在2月16日的“大鬧懷仁堂”之前，譚震林等人進行過一番商議，他們是準備好了去“放炮”的，並不是偶然的一時發怒。

　　（39）

　　1967年2月14日，周恩來在懷仁堂召開中央碰頭會，引發老帥們“小鬧懷仁堂”，這是兩天後“大鬧懷仁堂”的前奏。這次會議江青沒有參加，陳伯達是中央文革的代表。陳伯達說：“江青同誌身體不好，不能來開會，托我帶個意見來：‘軍委搞了個八條命令，部隊不搞大民主，不成立戰鬥隊，這個文件沒經‘中央文革’討論，怎麽就送主席批了？’”

　　陳伯達的話就像點燃了一枚炸彈，老帥們劈頭蓋臉地向陳伯達開起炮來。葉劍英說：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幹什麽？

　　聶榮臻說：你們不能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鬥孩子，株連家屬。殘酷迫害老幹部，搞落井下石，這就是不安好心！

　　徐向前拍著桌子，質問陳伯達說：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這樣把軍隊亂下去，還要不要支柱，還要不要軍隊啦？如果不要，我就不幹了。難道我們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這類人來指揮軍隊？

　　作為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的徐向前，在1967年1月還是支持中央文革的。但在邱會作事件上，徐向前冒著得罪軍隊幹部的風險，為中央文革小組出力，可是卻落得一個兩頭不討好，特別是江青也對徐向前不滿，甚至向林彪提出要撤換徐向前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的職位，被林彪頂住了。這樣一來，到1967年2月，徐向前就完全站到反對中央文革小組的立場上去了。

　　還有一份無法核實真偽的資料，對這次會議有更詳細的描述：1967年2月14日下午三時，周恩來在懷仁堂召開會議，一些老帥和老領導借機大發心中的牢騷和不滿。葉劍英說：“各地都有一幫右派在造反，他們哄搶檔案，查抄文件，衝擊軍事機關。對那些敢於向無產階級專政宣戰的反革命分子，要堅決鎮壓，決不手軟。”

　　徐向前說：“這回我們派上用場了。大奪權風暴以來，全國到處混亂得一塌糊塗，連大軍區、小軍區都受到衝擊，軍隊不表態，的確是不行了。”

　　譚震林對陳毅說：“陳老總，咱們可不能隻是發發牢騷就算了，底下的群眾鬥不贏他們，我們上頭這些人得鬥垮他們呀，不然，他們更是無法無天了。”

　　李先念說：“中央文革小組不倫不類，本身就是一個奇奇怪怪的組織。再不給他們點措施，中國就徹底亂套了。”

　　陳毅說：“懷仁堂這邊，我和譚老板(譚震林)打衝鋒，軍委會議那邊有葉帥、徐帥。你們放心吧，大家等待的就是時機。現在衝鋒號已經吹響了，我們不上陣衝殺，還行嗎？”

　　雖說上述言論真偽莫辨，但2月14日的懷仁堂會議，無疑是一次鬥爭非常激烈的會議，稱得上是2月16日大鬧懷仁堂的預演，說明2月16日的“大鬧懷仁堂”，絕非偶然事件，而是預謀在先。

　　（40）

　　1967年2月16日下午，周恩來在懷仁堂主持中央碰頭會，原定的議程是討論“抓革命促生產”。參加這次會議的人，有政治局委員陳伯達、康生、李富春、陳毅、譚震林、李先念、葉劍英、徐向前，政治局候補委員謝富治、餘秋裏，還有中央文革小組的張春橋、王力、姚文元。

　　碰頭會的慣例是參會人圍坐於一個長條形的會議桌，桌子首端是主持人的席位，桌子兩側是參會人的位置。參會人按照黨內排名的順序，坐在長條桌的兩側，職位越高的人離主持人越近，職位越低的人離主持人越遠。這天周恩來是主持人，坐在主持人的席位上，在周恩來右手邊，依次是陳伯達、康生、李富春、陳毅、譚震林、李先念、葉劍英、徐向前的席位，這個順序就是黨內的排名順序；在周恩來左手邊，依次是謝富治、餘秋裏、張春橋、王力、姚文元，這個順序也是黨內的排名順序。

　　陳伯達的座位，本來在周恩來右手邊的第一個座位，可是陳伯達剛剛受到毛澤東的批判，不敢再坐這個首席位置，於是就在後邊桌角的座位上坐下。按照慣例，犯了錯誤的幹部，開會時就不能再坐原位，坐到後麵去聽候處分。比如劉少奇以前在中央會議上都是坐在首位的，犯了錯誤之後，劉少奇就隻能坐在後麵桌角的座位上，這也是對犯了錯誤幹部的一種象征性處分。

　　周恩來看到陳伯達坐到後麵的桌角，就把叫回來坐到原位上，因為正式會議時的座位排序，同時也代表著在黨內的地位。周恩來讓陳伯達坐回到原位，就等於是肯定了陳伯達在黨內的地位沒有變化。前麵說過，周恩來知道陳伯達和江青鬧翻了，所以要把陳伯達團結過來，因此對陳伯達表現出很友善的態度。

　　這次會上，周恩來派係的人，已經準備好了要在這次會上“放炮”。這個“放炮”，有“一明一暗”兩個目標。“暗的目標”，是為了保衛周恩來，向毛澤東示威。他們試圖讓毛澤東知道，如果毛澤東要打倒周恩來的話，他們這些人就要造反了；“明的目標”，是要打倒江青。他們從“打倒陶鑄”事件中看到，江青做的一些事情，是背著毛澤東做的，毛澤東對江青也開始不滿意了。所以他們試圖趁著毛澤東對江青不滿的時機，趁熱打鐵，猛攻江青，順勢把江青打倒。

　　今天的譚震林更是鬥誌昂揚，做好第一個帶頭“放炮”的準備。譚震林“放炮”的對象，本來是對著江青的，可是不巧，江青今天推脫身體不好，沒有來參會，所以譚震林隻得把“放炮”的對象，對準江青的嫡係張春橋。

　　譚震林也知道陳伯達和江青鬧翻了，所以他今天不對陳伯達開炮，要團結陳伯達。在會前，譚震林還給陳伯達寫了一封信，信中說：“你的助手不令人滿意”。譚震林所指的“助手”，就是指江青。

　　（41）

　　張春橋一到，譚震林就氣勢洶洶地質問他：“進京的老幹部中，為什麽陳丕顯同誌沒來？”

　　譚震林之所以提到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是因為當時各省市的主要領導人都受到嚴重衝擊，周恩來把一批省市的主要領導人接到北京來加以保護，但有些省市的領導人受當地造反派的阻撓，未能按期來到北京。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就被上海的造反派扣押住，無法來北京。而張春橋是上海造反派的幕後指揮人，所以譚震林用陳丕顯未能來北京之事，向張春橋發難。

　　麵對譚震林的發難，張春橋隻得說：“陳丕顯來不了啦。”

　　譚震林進一步緊逼說：“怎麽來不了呢？”

　　張春橋擺出一副無奈的樣子，說：“群眾不答應啊。”因為張春橋扣住陳丕顯，違反了中央的指示，所以他要用“群眾不答應”這個借口。

　　譚震林繼續發難說：“群眾？黨組織可以做工作呀！如果什麽都由群眾說了算，還要黨的領導嗎？”

　　張春橋解釋說：“黨？黨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長以上幹部統統靠邊站了。”

　　聽了張春橋的解釋，譚震林氣憤地譏諷說：“原來靠邊站，打擊一大片，都是你領導的呀！”多年後，譚震林回憶他與張春橋的唇槍舌戰時，說：“我這一番話把張春橋氣得臉色像豬肝一樣。不過，我也氣得不得了，恨不得上前搧他兩個耳光。”

　　張春橋被譚震林這麽諷刺，當然很生氣。但張春橋的涵養還不錯，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失態跟譚震林吵起來，而是繼續平靜地解釋說：“群眾不答應啊。”

　　譚震林見張春橋沒有被激怒，自己更加生氣起來，指著張春橋質問說：“陳丕顯從小參加革命，是紅小鬼，他有什麽問題？幾個大區書記、省委第一書記有什麽問題？為什麽不讓他們來北京？”

　　張春橋壓住氣，繼續平靜地解釋說：“群眾起來了，這些事都要跟群眾商量，他們不簽字嘛。”

　　譚震林愈發生氣了，用命令的口氣對張春橋說：“你們要保陳丕顯。”

　　張春橋還是平靜地回答說：“我們回去同群眾商量一下。”

　　譚震林被張春橋激怒了，怒吼起來，說：“什麽群眾，老是群眾、群眾！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踢開黨委鬧革命。這是什麽東西？這是形而上學！”

　　張春橋見譚震林怒吼起來，就沉默下來，不說話了。譚震林見張春橋不說話了，指著他吼問說：“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把老幹部一個一個打光。四十年的老革命，到頭來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

　　張春橋依然沉住氣，還是不說話。譚震林又轉一個話題，發起進攻說：“你們所謂的群眾是什麽？就是蒯大富之流。蒯大富是什麽東西？就是個反革命！他搞了個百醜圖，這些家夥，就是要把老幹部統統打倒！”

　　（42）

　　蒯大富是清華大學造反派的司令，是中央文革小組的嫡係造反派。譚震林把中央文革小組的嫡係造反派司令說成是“反革命”，這就是全盤否定了中央文革小組的正確性。

　　張春橋知道譚震林把蒯大富說成是“反革命”，是想激自己跳出來為蒯大富辯護，可是張春橋按捺住自己，還是一言不發。

　　譚震林本想把張春橋激怒起來，來一個麵對麵的鬥爭。可是張春橋硬是不說話，譚震林一個巴掌拍不響，鬥爭不起來，隻得一個人繼續唱獨角戲，說：“這一次，是黨的曆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曆史上任何一次！”

　　張春橋依舊不說話，不過他轉眼看著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希望陳伯達站出來說幾句話。如果是在以前，陳伯達聽到這種反對中央文革小組的話，早就跳出來跟譚震林辯論了。可是陳伯達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之後，感到冤枉，對毛澤東的忠誠大減。因此這次陳伯達保持沉默，任憑譚震林批評中央文革小組，批評文革，他都不說話。

　　如果說張春橋這些人是剛剛進入中央，有點初生牛犢不怕虎，不知道這裏水的深淺。而康生在中央幾十年，早知周恩來是不好惹的，他見周恩來這派的人，一個個蠢蠢欲動的樣子，也感到有些膽怯，心想在這種情況下，不要惹他們最好。因此，康生也保持沉默，一言不發。

　　陳伯達是文革小組組長，張春橋是副組長，康生是顧問，而王力和姚文元隻是文革小組的組員。他倆看到文革小組的組長、副組長、顧問都不說話，當然也就不敢說話了。

　　譚震林見文革小組這邊沒人說話，就放出更厲害的話來，說：“捕魚問題，連續逼我四次，說政治上造成很大影響，經濟上造成很大損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好些話是當著我的麵說的！”

　　譚震林說的“捕魚問題”，指的是他在沒有經過中央文革小組同意的情況下，自行指示漁船停產鬧革命，被文革小組指責為“破壞抓革命促生產”。這裏譚震林特別點出了江青的名字，他要把事情鬧大。

　　江青是文革小組的副組長，雖說譚震林點了江青的名字，但文革小組的人，卻沒有一個人替江青辯護。相反，倒是不是文革小組的副總理謝富治，替江青辯解說：“江青同誌和文革小組的同誌，多次保譚震林同誌，從來沒有說過什麽‘反革命’”。

　　譚震林本來就要炮轟江青，現在有人和他辯論，譚震林把炮轟江青的調子提得更高了，說：“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為黨工作，不是為她一個人工作！”

　　譚震林這麽說，謝富治也不好再說什麽了，辯論又成了譚震林一個人的獨角戲。譚震林說到了氣頭上，又沒有人跟他辯論，有氣無處發，一氣之下說出了非常出格的話。他說：“我跟毛主席跟了四十年，到四十一年我不跟了！我一不該那麽早入黨；二不該活到65歲，看著國家這麽亂我心痛；三不該跟著毛主席幹革命。讓你們這些人跟著他幹去吧，我不幹了！”

　　（43）

　　譚震林說不幹就不幹，猛地站起身來，拿起自己的文件，穿上衣服，拔腿就走。譚震林一邊走，一邊對著張春橋等人，用示威的語氣說：“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也要鬥爭到底！”

　　譚震林的這番話，讓全場驚呆了。自從毛澤東當權以來，還沒有一個高官敢當著眾人的麵說：“我不跟毛主席幹了。”譚震林這個“放炮”，超過預期的界限，讓周恩來也為難了。於是周恩來猛地一拍桌子，對正在往外走的譚震林，大喝一聲說：“回來！”

　　陳毅也說：“譚老板，不要走，要跟他們鬥爭！”

　　聽了周恩來和陳毅的話，譚震林意識到自己失態了，他的任務是在會場上鬥爭，而不是甩手不幹了。於是譚震林急忙轉身回來，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對陳毅說：“陳老總，我講就不怕，怕就不講。我哪裏也不走。”

　　謝富治看到氣氛越來越不對，試圖打個圓場，對譚震林說：“不要從個人出發，要從全局出發嘛。”

　　譚震林不理謝富治的打圓場，反而把他的話擋了回去，拍案而起說：“我不是為自己，我是為了整個老幹部，是為了整個黨！”

　　陳毅見譚震林有點失態，講話太過火了，太出格了，現在不能讓譚震林繼續講了。所以陳毅急忙出來說話，把火力引到自己這邊，掩護一下譚震林，於是陳毅說：“譚老板，你說話真有水平，坐下來說。”

　　陳毅想轉移一下話題，於是就把“文化大革命”的話題，轉到“延安整風”上，他說：“這次運動是曆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我看不僅這次運動是錯誤的，而且延安整風也是錯誤的。在延安，過去有人整老幹部整得很凶，搞錯了很多人，到現在都還有意見，有人還背著包袱。在延安，劉少奇、彭真，還有薄一波、安子文這些人，還不是擁護毛澤東思想最起勁嗎？他們沒有反對過毛主席，是因為他們根本沒有見過毛主席！挨整的是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是挨整嘛！”

　　陳毅也是出名愛“放炮”的人，他本想自己講幾句，阻止譚震林繼續講出格的話，但沒想到他講的話更出格，講到了曆史問題，講到了延安整風。延安整風雖說已經是曆史問題了，但這個問題非常敏感，比文革更加說不得。周恩來見陳毅不僅說到了敏感的延安整風，甚至還說到自己，太出格了。於是周恩來趕緊插話，試圖擋住陳毅的話題，說：“我應該檢討，整得對嘛！我有錯誤，對當時的批評，我從來沒有意見。”

　　可陳毅卻是性情中人，一說起來就按捺不住，他不顧周恩來的阻擋，繼續說：“斯大林搞出了一個赫魯曉夫，以後又怎麽樣了？延安整風搞出了一個劉少奇，現在又怎麽樣了？曆史不是證明了到底誰是反對毛主席的嘛。以後還要看，還會證明。”

　　有人說陳毅說這是在影射林彪，這個說法牽強附會。從上下文來看，陳毅始終說的是劉少奇，而且更是在影射毛澤東，並沒有說林彪的意思。當時陳毅和林彪的關係還是比較好的，他沒有必要反林彪。況且在當時的情況下，林彪是他們要爭取的對象，譚震林事後還給林彪寫信，拉攏林彪，所以當時陳毅是不可能反林彪的。

　　（44）

　　周恩來見陳毅影射到毛澤東了，急忙打斷他的話，說：“所以才搞文化大革命嘛。”

　　李先念見陳毅講話愈發出格，也趕緊插話說：“現在可以說全國範圍內都在大搞逼供信，不但老幹部們挨整，連他們的子女也挨整，把‘聯動’打成反革命就是證明。‘聯動’怎麽是反動組織呢？十七八歲的娃娃，能是反革命嗎？全國處處搞路線鬥爭，還有什麽大串連，老幹部統統打掉了。”

　　李先念說的“聯動”，就是我們前麵提到的以高幹子弟為主的紅衛兵組織。他們因為反對文革，反對中央文革小組，在1967年初，被中央文革小組定性為“反革命組織”，出動公安機關取締了“聯動”，“聯動”的主要成員都被逮捕入獄。

　　這時葉劍英也插話支持說：“我搞了這麽多年革命，從來沒見過什麽大串連，我根本不讚成。老幹部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哪有隨便打倒的道理？照現在這樣，人身安全都不能保證，怎麽做工作？”

　　徐向前見大家這種群情激憤的樣子，也出來拍著桌子說：“中央文革關於軍隊院校文革的五條指示也不正確，把軍隊搞亂了。連國民黨都沒達到的目的，他們達到了。”

　　餘秋裏也拍著桌子說：“這樣殘酷對待老幹部怎麽行？計委不給我道歉，我就不去檢討，你們要怎樣就怎樣去吧！”

　　譚震林看到眾人都出來說話了，愈發受到鼓舞，說：“我從來沒有哭過，現在哭過三次。哭都沒有地方哭，身邊又有秘書，又有孩子。”

　　李先念讚同地說：“我也哭過幾次。”

　　謝富治再次試圖打圓場，插話說：“你們不要這樣講，文革小組的同誌，經常講譚老板的好話，這我們都是聽到的。”

　　李先念打斷謝富治的話，說：“你不要在這裏和稀泥！”接著李先念又說：“我們黨一貫強調大多數幹部是好的，現在這樣搞，老幹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麽？這個搞法是從1966年第十三期《紅旗》社論開始的。”

　　李先念這裏說的第十三期《紅旗》社論，是指1966年10月2日《紅旗》雜誌十三期社論中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周恩來麵問毛澤東，毛澤東用英文進行了回答一事。

　　周恩來見李先念提到十三期《紅旗》社論，就問康生說：“發表十三期《紅旗》社論，這麽大的問題，你們也不跟我們打個招呼，送給我們看看。”

　　康生裝作不知道的樣子，說：“我不知道啊，我沒有看。”

　　周恩來又問陳伯達，陳伯達也說：“我也沒看。”

　　康生和陳伯達說“沒有看”，這都是假話，他們兩人不但看了，而且還作了修改，標題就是陳伯達改的。這兩個人今天這麽說，是因為他們不願站出來說話，所以就推說不知道，這樣就不會卷入辯論了。

　　這時周恩來見該放的炮放得差不多，該講的話也都講了，夜長夢多，就想趕緊收場，時間也已到晚上七點了，於是周恩來說：“現在時間到了，以後再說吧。”

　　周恩來宣布散會，這樣載入史冊的“大鬧懷仁堂”，就這麽結束了。

　　（45）

　　我們可以總結四大嫡係一說：劉少奇的四大嫡係是“彭真、薄一波、陸定一、安子文”，他們與劉少奇有“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關係；林彪的四大嫡係是“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周恩來的四大嫡係就是“陳毅、譚震林、李先念、李富春”。劉少奇的嫡係是來自他早期領導的“北方局”，林彪的嫡係是來自他領導的第四野戰軍，而周恩來的嫡係則是來自他領導的新四軍。陳毅是新四軍的軍長，譚震林和李先念是新四軍的師長，李富春雖說不是來自新四軍，但他在1920年代與周恩來一起去法國留學，據說兩人在法國時，還住在一間屋子裏。

　　因此，周恩來的四個嫡係人物發起的一場“大鬧懷仁堂”，對於熟知高層派係的高官們來說，馬上就明白這件事的幕後人物是周恩來，或者說周恩來是這件事的策劃者。以周恩來的身份，當然他是不會直接參與策劃“大鬧懷仁堂”的，因為這樣做太露骨，也太愚蠢，泄露出去就會成為“分裂黨”的罪證。所以周恩來隻是做一些指點和暗示，具體的策劃由陳毅、譚震林、李先念、李富春四個人進行。

　　如果說2月16日的“大鬧懷仁堂”之前，一直是毛澤東進攻，周恩來防守，那麽這次“大鬧懷仁堂”，就是周恩來發起的一次反擊。周恩來為什麽要在這個時候發起反擊呢？我們再來看一下“大鬧懷仁堂”前的背景。

　　1967年元旦毛澤東發起“全國全麵奪權”以來，文革進入一個新階段。1月23日，毛澤東在與文革小組成員談話時說：現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一個新的階段。這個新階段的主要特點，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裏奪權，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在黨內代理人的總反擊。今年二月至四月是文化大革命的關鍵時期，在這三個月中，文化大革命要看眉目。在稍後的2月3日，毛澤東接見阿爾巴尼亞外賓時又說：現在，兩方麵的決戰還沒有完成，大概二月至四月的這三個月，是決勝負的時候。

　　毛澤東說“文革進入一個新階段”，那麽過去搞的文革就屬於舊階段了。在文革的舊階段中，劉少奇以及劉少奇派的彭真、薄一波、陸定一這些人都被打倒了，對劉少奇派的奪權已經完成了。因此，毛澤東所謂“新階段的奪權”，顯然是針對周恩來和周恩來派的奪權。這樣一來，周恩來和周恩來派的人，都感到極大的壓力。

　　（46）

　　特別是毛澤東說“今年二月至四月是關鍵時期，這三個月是決勝負的時候”。這句話意味著毛澤東要在1967年2月到4月，搞一個決定勝負的大動作。毛澤東這麽一說，周恩來派係的人就不得不思考，估計毛澤東在1967年2月到4月，要發起一次決定勝負的大決戰。什麽是“大決戰”呢？這是指毛澤東親自出馬的戰鬥。

　　在打倒劉少奇的過程中，前一個階段毛澤東並沒有親自出馬。1965年11月的批判《海瑞罷官》，又1966年2月的批判《二月提綱》， 1966年5月的打倒彭真和陸定一，在這一係列的過程中，毛澤東都沒有親自出馬與劉少奇直接對決。直到1966年8月，毛澤東才親自出馬，親自寫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對劉少奇發起最後的決戰，一舉打倒了劉少奇。

　　毛澤東之所以最後要親自出馬，是因為建國以來劉少奇就穩居黨內二把手交椅，在國家主席的光環下，人們根本不敢碰劉少奇。必須毛澤東親自出馬，親自吹響打倒劉少奇的號角，大家才有勇氣批判劉少奇。如果沒有毛澤東的親自出馬，劉少奇是打不倒的。同樣，周恩來建國以來一直是國務院總理，威信極高，如果毛澤東不親自出馬，周恩來肯定是倒不了的。

　　現在，毛澤東打倒周恩來的各種前哨戰和外圍戰都已經打響了，但最後毛澤東親自出馬的大決戰，還沒有打響。因此，周恩來等人猜想，毛澤東可能會在1967年2月到4月，發起這場大決戰。這場大決戰的形式，大概類似於打倒劉少奇的決戰，毛澤東親自給周恩來寫一張大字報，或者親自發表一個什麽講話，宣布與周恩來決裂，號召人們打倒周恩來。

　　不管毛澤東“大決戰”的方式如何，一旦毛澤東的打響“大決戰”，就意味著毛澤東與周恩來的決裂，兩者隻能留下一個，倒下一個，不可能再並存了。這就像在毛澤東寫《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之前，毛澤東與劉少奇還可以並存，一旦寫了《炮打司令部》，宣布與劉少奇決裂，兩人就不能再並存了，必須打倒其中的一個。

　　如果毛澤東發起對周恩來的大決戰，親自寫出炮打周恩來的大字報，周恩來怎麽辦呢？周恩來的第一個出路，是束手待斃，等待毛澤東把自己打倒，周恩來當然不是束手待斃之人；周恩來的第二個出路，是奮起反擊，反過來把毛澤東打倒。但這個難度太大，幾乎不太可能。這時，周恩來就想到還有第三個出路，這就是在毛澤東發起大決戰之前，逼毛澤東放棄。隻要毛澤東放棄發起大決戰，不親自吹響打倒周恩來的號角，那麽兩人就還可以共存下去。

　　（47）

　　周恩來選擇的第三條出路，是個高明之策。盡管毛澤東手中箭在弦上，始終對準周恩來蓄勢待發，但隻要毛澤東不鬆手，一切還有挽回的餘地。一旦毛澤東弓上之箭脫弦而出，就沒有挽回餘地了。因此，周恩來必須要在毛澤東發起的大決戰之前，設法讓毛澤東放棄大決戰的念頭，至少讓毛澤東推遲大決戰的時間。

　　怎樣才能讓毛澤東放棄或者推遲大決戰呢？第一種戰術是找“說客”出麵，向毛澤東闡明厲害關係，說服毛澤東放棄大決戰。中國古代的“職業說客”很多，近代的說客也不乏其人，周恩來本人也是非常優秀的說客，比如1936年的“西安事變”能夠和平解決，周恩來的說服工作功不可沒。盡管周恩來自己是非常優秀的說客，可是在這件事上，周恩來本人卻不能直接與毛澤東談，周恩來又找不到合適的人選來充當說客，所以用“說客”的戰術是不行的。

　　第二種戰術是顯示自己的力量，讓毛澤東知道周恩來不是好啃的骨頭，讓毛澤東知道這場大決戰不是那麽容易打贏的，從而使毛澤東知難而退，打消發起大決戰的念頭；或者讓毛澤東感到時機還不成熟，推遲發起大決戰的時間。顯然，目前周恩來唯一的可行之計，就是這個“顯示力量”的戰術。

　　要實施這個“秀肌肉”的戰術，周恩來親自出麵是不恰當的。彭德懷和劉少奇在會議上與毛澤東當麵衝突，效果之糟，可謂前車之鑒，周恩來不會繼續犯這樣的錯誤，他不會與毛澤東直接碰撞。因此，周恩來要讓他的部下出麵，展示一下周恩來派係的力量和決心，這是最好的方式。

　　因為毛澤東號稱要在1967年2月至4月“決勝負”，周恩來就有一種緊迫感，所以趕緊搞一場顯示力量的“大鬧懷仁堂”，周恩來借用他的幾個嫡係人物的嘴，告訴毛澤東他想要說的話，更是展示他們這些人的力量和決心。“大鬧懷仁堂”是一次示威，它要讓毛澤東知難而退，趕在毛澤東發起打倒周恩來的大決戰之前，讓毛澤東放棄大決戰的念頭。

　　通過“大鬧懷仁堂”，周恩來要告訴毛澤東什麽呢？

　　第一，周恩來要告訴毛澤東，他反對毛澤東號召群眾向黨奪權的做法。周恩來借譚震林的口說：“你們所謂的群眾是什麽？就是蒯大富之流。蒯大富是什麽東西？就是個反革命！不要黨的領導，踢開黨委鬧革命，這是形而上學！”

　　第二，周恩來要告訴毛澤東，他反對毛澤東整老幹部的做法。周恩來借李先念的口說：“四十年的老革命，到頭來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不但老幹部們挨整，連他們的子女也挨整。全國處處搞路線鬥爭，還有什麽大串連，老幹部統統打掉。”

　　（48）

　　第三，周恩來要告訴毛澤東，他反對毛澤東搞文革的動機，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整個老幹部集團和整個黨。周恩來借譚震林的口說：“我不是為自己，我是為了整個老幹部，是為了整個黨！”

　　第四，周恩來要告訴毛澤東，他反對江青為代表的文革小組，周恩來借譚震林的口說：“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我是為黨工作，不是為她一個人工作！”

　　第五，周恩來要告訴毛澤東，他反對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法，周恩來借李先念的口說：“現在這樣搞，老幹部都打倒了，這個搞法是從《紅旗》社論提出‘資本主義反動路線’開始的。”後來，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對周恩來做出讓步，毛澤東在2月27日對文革小組發出指示說：“今後鬥爭矛頭應指‘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不提‘堅持資本主義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之後，報刊上不再提“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說法了，這是後話。

　　第六，周恩來要告訴毛澤東，如果毛澤東發起一場大決戰，把他的部下都“消滅”的話，那麽他們這些人將與毛澤東戰鬥到底，即使犧牲也在所不惜。周恩來借譚震林的口說：“你們的目的，就是把老幹部一個一個打光，這是黨的曆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也要鬥爭到底！”

　　總而言之，因為周恩來自己不便直接向毛澤東發出警告，於是他就借部下的嘴，用示威的口吻告誡毛澤東說：“請你放棄打倒周恩來的大決戰，否則我們會跟你拚命的。”

　　在1966年10月國慶節的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當著周恩來的麵，對文革小組的成員說出他搞文革的決心。毛澤東說：“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到底，要槍斃，我和你們一起槍斃。”

　　毛澤東告訴周恩來他不怕死，周恩來也要告訴毛澤東，彼此彼此。這次周恩來借著別人的嘴，向毛澤東宣告說：“我們這些人一定要阻止你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也要鬥爭到底！”

　　毛澤東要把文革搞到底，周恩來要阻止毛澤東把文革搞到底，要讓文革半途而廢，這就成為“二月逆流”以後文革發展的主線。縱觀事後發展，雖說“二月逆流”沒有流血，但它卻是一次決定文革前途命運的看不見硝煙的決定性戰役，它推遲了打倒周恩來的大決戰。後來由於種種原因，毛澤東一再推遲這個決戰，直到1976年1月周恩來逝世，毛澤東也沒有讓號角鳴起。

　　隻要毛澤東不親自吹響打倒周恩來的號角，周恩來就不會倒；而周恩來不打倒，文革就不能如毛澤東所願，事實也是如此。

　　（49）

　　1967年2月16日的“大鬧懷仁堂”，隻是“二月逆流”的一個高潮，周恩來等人發起的“二月逆流”並沒有就此結束。2月16日晚上9時，也就是“大鬧懷仁堂”會議結束兩個小時之後，陳毅接見歸國留學生代表，並發表長篇講話。因為周恩來派係沒有掌握宣傳工具，隻能直接對群眾宣講他們的主張，所以陳毅也利用一切機會，向群眾宣揚自己的主張。

　　陳毅說：目前一些青少年鬥爭方式很‘左’，許多老幹部被鬥得很苦，深受其害，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這種情況如果不加以製止和糾正，使這批青少年養成一種過‘左’的作風，他們上台二十年後，就可能搞修正主義，我對此十分擔心。

　　陳毅這裏批評了紅衛兵的鬥爭方式很‘左’，對老幹部進行暴力批鬥，這既是對紅衛兵的批評，也是對毛澤東的批評。可以說陳毅的這個批評非常到位，批到了毛澤東的痛處。因為後人批評毛澤東發起紅衛兵的運動，主要都是集中在紅衛兵的鬥爭方式太‘左’，過分使用暴力，在肉體上傷害了很多人。

　　還有不少人指責毛澤東“縱容”紅衛兵使用暴力，這個就冤枉毛澤東了，毛澤東是不讚成暴力方式的。毛澤東盡管要打倒老幹部，但毛澤東設想的打倒，隻是政治上的打倒，並不是從肉體上消滅老幹部。因為老幹部的人數太多了，縣團級以上的幹部就有幾十萬。如果試圖從肉體上消滅這幾十萬人，他們必然會拚死抵抗，會引發內戰或內亂，這就使毛澤東的文革目標無法實現。

　　毛澤東對文革小組的人說：“我們老一點的同誌，對這個運動不理解，從開始就不理解，到現在還不理解，轉不過彎來。轉不過彎來就‘靠邊站’，但給飯吃。”

　　毛澤東的這些話，體現了他處理老幹部的基本精神，這就是政治上靠邊站，經濟上待遇基本不變。讓老幹部們感到即使是丟了官，生活上也還有出路，因而不至於拚死抵抗。老幹部感到有出路，他們抵抗的阻力就會比較小，毛澤東打倒老幹部集團的目標就會比較容易實現。

　　紅衛兵對老幹部進行暴力批鬥，必然會引起老幹部集團的拚死抵抗，反而使打倒老幹部集團的目標很難實現。因此，毛澤東從自己的利益出發，也不會讚成暴力批鬥老幹部。不過毛澤東在文革初期，也沒有嚴厲製止紅衛兵暴力批鬥的過火行為，這又是為什麽呢？

　　原來毛澤東有一種看法，他認為一個群眾運動剛剛興起的時候，出現‘左’的傾向，在所難避。毛澤東說：“我們開始創建井岡山根據地的時候，政策也很左。‘殺！殺！殺！殺盡一切反動派！燒！燒！燒！燒盡一切反動派的屋！’縱橫十裏全燒光，說要把小資產階級燒成無產階級。我自己就親手燒過一家地主的房子，以為農民會鼓掌讚成，但農民並未鼓掌，反而低頭而散。沒有經驗，就會犯錯誤，碰釘子，碰得頭破血流。”

　　（50）

　　毛澤東的意思是說，他們剛剛搞革命的時候，鬥爭方式也很‘左’，不比現在的紅衛兵小將遜色。可是他們在鬥爭中，碰了釘子，碰得頭破血流，這才逐漸明白左傾是有害的，從而自覺地改正了左傾的錯誤，走上正確發展的道路。如果在井岡山運動之初，就禁止燒殺的話，群眾的革命積極性就會被扼殺，那麽這場大革命早就熄滅了。

　　因此，毛澤東在文革初期沒有嚴厲禁止紅衛兵的左傾鬥爭方式，是因為他擔心這樣會扼殺群眾的造反積極性。毛澤東希望現在的紅衛兵小將，與他們當年在井岡山幹革命的時候一樣，通過犯錯誤，碰釘子，逐漸意識到左傾的危害性，自覺改正左傾錯誤，自發走上正確發展的道路。

　　然而，紅衛兵卻始終沒有像毛澤東期待的那樣，自覺改正左傾的錯誤，自發改正使用暴力的錯誤。這樣發展到1968年，毛澤東就不得不嚴厲禁止武鬥了。1968年下半年以後，武鬥基本上停止了，但同時文化大革命之火也就此熄滅下去。

　　我們的話題再轉回到2月16日陳毅接見群眾組織的講話。陳毅說：居然有這麽一個駐巴基斯坦的武官，把反造到國外去了，他先是與巴基斯坦大使章文晉鬧矛盾，繼而發展到在巴基斯坦使館造反，弄得雞犬不寧。前些天，章文晉大使從巴基斯坦回國，這夥造反派早就通了氣，他一下飛機，就被按著頭戴上高帽子遊街。現在，外國報紙上照片都登出來了，叫章文晉怎麽向巴基斯坦方麵拜會辭行？真是豈有此理！你們還年輕，要學會用腦子想問題。你們現在就這麽凶，動不動就要打翻在地，踏上一隻腳，如果你們掌了權，那還得了？要出人命的呀！

　　陳毅用實例證明了造反的負麵效果，勸年輕人接受教訓，給造反潑冷水。陳毅繼續說：現在有些人，作風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嘛，不要踩著別人嘛，不要拿別人的鮮血去染紅自己的頂子！中央的事，現在動不動就捅出來，弄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麵衝。

　　陳毅這些話，是不點名地批評江青踩著別人往上爬，這指的是江青擅自“打倒陶鑄”的事情。陳毅還說“弄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麵衝”，這裏不僅是批評江青，也是間接地批評毛澤東了。

　　陳毅的話越說越激烈：你們誰都不相信，隻相信毛主席，林副主席，總理，陳伯達，江青，康生六人。這樣一個偉大的黨，隻有主席、林副主席、總理、陳伯達、康生、江青是幹淨的？承蒙你們寬大，加上我們五位副總理(李富春、陳毅、譚震林、李先念、謝富治)。這樣一個偉大的黨，就隻有十一個人是幹淨的？如果隻有這十一個人是幹淨的，我陳毅不要這個幹淨！把我拉出去示眾好了！一個共產黨員，到了這個時候還不敢站出來講話，一個銅板也不值！

　　陳毅用他特有的說話方式，反對毛澤東打倒一大批老幹部的做法，這也是對文革本身提出的嚴厲質疑和批評，公開表明了他對文革的態度。

　　（51）

　　陳毅說話往往是越來越出格，他又說：對毛主席認識也是有個過程的，不要以為你們對毛主席認識就那麽清楚，我對毛主席認識比你們清楚。過去我也幾次反對過毛主席，但後來比來比去，還是毛主席對，所以我決定跟毛主席走，但我不敢保證將來不反對毛主席。你們不要以為今天擁護毛主席，以後就不反對了。你們永遠擁護毛主席這是靠不住的。

　　陳毅這裏公然挑戰毛澤東的威信，直言不諱地聲稱自己過去曾經“幾次反對過毛澤東”。當時文革的氣氛是“誰反對毛主席，誰就是反革命”。可是陳毅反對過毛主席，不但沒有被打成反革命，反而還當了這麽大的官，由此可見，反對一下毛主席也是不要緊的。這樣一來，讓毛澤東的威信無形中減弱。

　　陳毅甚至公然說“我不敢保證將來不反對毛主席”，這簡直是對毛澤東示威了。因為陳毅知道，他的這些講話，肯定會通過各種渠道傳到毛澤東那裏，所以陳毅借著這個機會向毛澤東示威說：“如果你要打倒周恩來和我們這些人的話，我是不會逆來順受的，我是要造反的。”

　　陳毅後麵說的“你們不要以為今天擁護毛主席，以後就不反對了”，這句話是很有哲理性的。不少人在文革時狂熱地擁護毛澤東，在文革後又積極地反對毛澤東，可見永遠擁護是靠不住的。

　　陳毅不僅批評毛澤東，更進一步批評文革，他說：我不是亂放炮，我是經過認真思考的。要我看，路線鬥爭要消除後果，需要很長時間。這場“文化大革命”的後遺症，十年、二十年也治不好！

　　陳毅說“文革的後遺症十年、二十年治不好”，這裏簡直就是全麵否定文革了。

　　陳毅最後說：我們不能眼睜睜地看著千百萬烈士用自己寶貴生命換來的革命成果付之東流。我要鬥爭！大不了罷官嘛！大不了外交部長不當了，我還可以去看大門，掃大街。我是四川人，我還會做擔擔麵嘛，沒有什麽可怕的！

　　陳毅這些話，表明自己不怕丟官，鬥爭到底的決心。這些話，陳毅一半是說給在場的聽眾，另一半是說給毛澤東聽的。陳毅向毛澤東示威，希望毛澤東知難而退，打消他發起打倒周恩來大決戰的念頭。

　　在“大鬧懷仁堂”會議結束後三個小時，2月16日晚10時，周恩來接見內蒙古自治區造反派代表；2月17日淩晨2時，周恩來又與李先念一起接見財貿口造反派代表。在這次接見時，周恩來做出一個前所未有的驚人行動，指示警衛人員把支持造反派的財政部副部長杜向光當場逮捕。周恩來在群眾大會上直接逮捕人，這在當時造成很大的震動，一時遏製了造反派的氣焰。

　　周恩來逮捕杜向光一事的背景是：1967年1月的奪權風暴以來，財政部的造反派也起來奪權，不僅奪了財政部的政治權，解散了黨委，還奪了財政部的業務權。財政部副部長杜向光，是造反派的支持者，也是造反派的幕後指揮者。

　　當時李先念是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部長，他把財政部奪權的情況向周恩來匯報之後，周恩來做出三點指示：一、財政部的業務權不能奪；二、業務工作由副部長杜向光請示李先念；三、周恩來準備接見財政部的造反派。

　　（52）

　　2月7日，李先念把周恩來的指示向杜向光傳達時，遭到杜向光的抵製。文革資料《李先念副總理同財政部副部長杜向光談話紀要》中這樣記載這次李先念與杜向光的對話：

　　杜向光：“我先念一段毛主席語錄：‘共產黨員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麽，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實際，是否真有道理，絕對不應盲從，絕對不應提倡奴隸主義。’毛主席語錄233頁。”

　　李先念：……(沉默)

　　杜向光：“昨天總理的指示是：財政部的業務權不能奪。但我個人意見是：根據中央精神、《紅旗》社論，財政部的實際情況，財政部造反派奪業務權，是應該奪的，是奪得對的。我堅決擁護造反派奪權，堅決站在造反派一邊。我不理解總理指示，我不同意這種作法。”

　　李先念：“總理的指示你不執行？”

　　杜向光：“因為大部分黨委不能工作了，所以革命造反派從對人民負責的角度出發，采取這樣奪業務權的行動，這是對的。為什麽一定要相信黨委的這些人？群眾對此是有意見的，我也不理解。造反派和我個人都有這樣的意見，李副總理應當到財政部的群眾中間去。我不理解總理的指示，不能執行這個指示。”

　　李先念：“財政的業務權不能奪，是中央的決定，總理的指示，你不執行？”

　　杜向光：“不理解，不能執行，難以盲目執行。我們奪了業務權，又交出來，是相信不相信群眾的問題，支持不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問題。業務權和領導權是不能分開的，為什麽要交出來？不能理解。”

　　李先念：“你說要獨立思考，不盲目執行，不對！你應該堅決執行，不應當懷疑！如果你是真正的左派，要堅決執行總理的指示，要堅決貫徹中央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現在責成你堅決執行總理的指示，把業務抓起來。”

　　杜向光：“總理指示財政的業務權不能奪，那麽過去我們奪業務權，奪得對不對？”

　　李先念：“過去我們支持過造反派的革命精神，現在中央已有指示，情況變了，應當按總理的指示辦事。”

　　杜向光：“你的意見首先應該跟革命造反司令部談。”

　　李先念：“請你把我的意見傳達給革命造反司令部。”

　　杜向光：“我認為奪權是奪得對，我不理解，難以執行。革命造反派對李副總理有很大的意見。”

　　李先念：“革命造反派對我有意見，我知道。但請你堅決貫徹執行總理的指示，向造反司令部傳達。”

　　杜向光：“業務權的交權問題，在我不理解之前，總理未接見之前，難以執行。我保留意見。”

　　杜向光也是老幹部，1937年入黨，1964年任財政部副部長。當時也有不少老幹部，加入到造反派中，這是最讓周恩來頭疼的人物。因為年輕學生或一般工人幹部，沒有什麽鬥爭經驗，對中共高層的內幕也不清楚，所以比較好對付。而杜向光這樣副部長級的老幹部，既有多年的鬥爭經驗，又熟知中央高層的內幕，是很難對付的人物。

　　從上麵這段對話來看，杜向光是鐵杆的造反派，堅決拒絕執行周恩來的指示，鐵了心要造周恩來的反。因此，周恩來必須妥善處理好杜向光這個反對他的急先鋒，如果處理不好，周恩來就會失去控製局勢的能力，這樣離倒台就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