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卅五（崇新嶽 百思峰 ）

第十七節   全國全麵奪權

　　（1）

　　毛澤東在1966年的文革，雖然取得了不少勝利，但總體來說，他是不滿意的。特別是毛澤東拉開了打倒周恩來的序幕，可是進展卻非常有限，基本上算是失敗之作。因此，毛澤東決定改變1966年以來的戰略，發起一個極為大膽和史無前例的大決戰：“全國全麵奪權”。毛澤東在1966年12月26日的生日壽宴上，站起來舉杯對參加這次文革小組成員說：“為全國全麵的階級鬥爭幹杯。”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共同發表題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元旦社論》，這是中央兩家主要報刊首次聯合發表社論，格外引人注目。《元旦社論》反映了毛澤東的“大決戰”戰略思想，用“敢上九天攬月，敢下五洋捉鱉”的氣魄說：

　　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出現了一個新局麵，廣大的工人、農民起來了，他們衝破各種阻力，建立自己的革命組織，投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一九六七年，將是無產階級聯合其他革命群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展開總攻擊的一年，將是全國全麵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將是取得決定性勝利的一年。

　　《元旦社論》總結了三個要點：第一、“文革出現新局麵，工人起來了。”在1966年的一年裏，學生(基本算是知識分子)是文革的主力軍，而1967年出現了新局麵，就是工人起來了，工人將取代學生成為文革的主力軍。

　　第二、“向黨內走資派展開總攻擊的一年”。在1964年的“四清運動”中，毛澤東首先提出了“黨內走資派”的概念，也就是從1964年，毛澤東就開始向“走資派”開展攻擊，但這個攻擊是一步一步層層深入的，也就是過去毛澤東喜歡用“剝筍”戰術，一層一層地從下往上剝，打倒劉少奇就是用這種剝筍戰術。但是剝筍戰術太費時間，毛澤東要想在他的有生之年用剝筍戰術來打倒整個老幹部集團，是不太可能的。因此，毛澤東下了決心，要在1967年來一個全麵開花，來一場全國大總攻，來一次全麵大決戰，一次性地把老幹部們全打倒，徹底解決問題。

　　第三、“展開全國全麵的階級鬥爭”，這句話通俗的說，就是“全國全麵奪權”。第一是在全國範圍內奪權，第二是“全麵”奪權，意思就是在文化、經濟、軍事等各個領域同時展開奪權。以前文化領域是劉少奇掌管的，現在文化領域的大權已經奪了過來，由毛澤東直屬下的中央文革小組掌管文化領域，所以文化領域的奪權已經完成，毛澤東下麵要進行的是在經濟領域和軍事領域奪權。掌管經濟領域的是周恩來，掌管軍事領域的是林彪，那麽毛澤東的在經濟領域和軍事領域的奪權，最後就要落到周恩來和林彪頭上，因此這兩個人奮起抵抗毛澤東的奪權，是毫不奇怪的事情。

　　關於毛澤東在軍隊領域搞奪權以及林彪的抵製，我們前麵做了一些敘述，下麵主要講毛澤東在經濟領域搞奪權的情況。

　　（2）

　　在1967年《元旦社論》發表之後，毛澤東又在中央會議發出了1967年搞文革的《四點指示》：

　　一、今年搞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是《紅旗》《人民日報》元旦社論，展開全麵的階級鬥爭。

　　二、要抓四個重點：北京、上海、天津、東北。

　　三、要團結多數，造反派隊伍要超過一倍以上。

　　四、上海很有希望，許多學生、工人、機關幹部起來了，這是當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勢。

　　毛澤東的《四點指示》：一、“展開全麵的階級鬥爭”，這個前麵我們已經說過；二、指出四個奪權的重點地區：北京、上海、天津、東北。這四個地方，是當時中國工業最發達的地區，也是工人最多的地方，所以毛澤東把奪權的重點放在這四個地方。

　　三、是指出造反派要團結多數。因為毛澤東煽動造反派起來造反之後，而各地官員為了保護自己，也組織起自己的群眾組織，即所謂“保皇派”來保護自己。很多地方保皇派的人數要多於造反派的人數，因此毛澤東說造反派要團結多數，人數要超過保皇派一倍以上，這樣才能保證奪權成功。

　　四、“上海很有希望”。毛澤東為什麽這麽說呢？我們看一下上海的情況。

　　前麵說過，上海王洪文等組織領導的工人造反組織“工總司”，通過1966年11月的“安亭事件”，迫使上海市委承認他們是“合法革命組織”。之後，“工總司”多次“炮打”上海市委，宣稱上海市委是“黑幫”，要對上海市委的主要領導人進行揪鬥。因為此時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已經明確支持“工總司”，所以上海市委不敢用行政權力來對付“工總司”，為此，上海市委就設法成立一個自己控製下的群眾組織來保護自己。1966年11月23日，上海成立群眾組織“赤衛隊”，這是保護上海市委的保皇派群眾組織。

　　此後，上海就出現了兩派：造反的“工總司”，保皇的“赤衛隊”。“工總司”的支持者是張春橋為代表的中央文革小組，而“赤衛隊”的支持者是上海市長曹荻秋為代表的中共上海市委。“赤衛隊”是自上而下組織起來的“近衛軍”，因為有上海市委為他們提供豐富的物質基礎和各種便利條件，很快“赤衛隊”發展到80萬人，有超過“工總司”的勢頭。

　　1967年1月4日，上海《文匯報》發生奪權事件，造反派宣布接管報社，“工總司”派大量工人去支持《文匯報》奪權；1967年1月5日，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又發生造反派接管報社的奪權事件，“工總司”又派工人去支持，而“赤衛隊”也派出萬餘工人去反對，這些人高喊的口號是，“我們要看《解放日報》！”

　　這個口號清晰地暴露出“赤衛隊”的保皇性質。因為《解放日報》是上海市委的機關報，刊登的都是幹巴巴的黨八股文，一般的工人，怎麽可能喜歡看這種報紙，又怎麽會要求“我們要看《解放日報》”？顯然這個口號來自上海市委在背後的指使。

　　（3）

　　“赤衛隊”和“工總司”先是展開文鬥，“赤衛隊”公開打出“打倒張春橋”的口號，並公開提出要張春橋回上海作檢查，因為張春橋是“工總司”的後台；而“工總司”則打出“赤衛隊是保皇派，是曹荻秋的禦用工具”，要公開揪鬥曹荻秋。

　　“赤衛隊”雖然想保曹荻秋，但他們卻不便公開打出保曹荻秋的旗號。因為那時的社會輿論主流是造反有理，誰也不敢公開說自己反對造反，誰也不敢反對批鬥當權派。於是“赤衛隊”就來一個“反客為主”之計，他們也搶著去揪鬥曹荻秋，但“赤衛隊”對曹荻秋的揪鬥是假的，是給別人看的，實際上他們是在保護曹荻秋。“赤衛隊”試圖搶到曹荻秋的批鬥權，阻止“工總司”的批鬥，起到對曹荻秋的明批暗報作用。

　　“工總司”也看破了“赤衛隊”的反客為主之計，於是工總司在12月14日，召開上海革命造反派聯席會議，作出一個決議：“沒有革命造反派的批準，曹荻秋和各級領導一律不準檢查，也不準將檢查材料交給任何人。”工總司的這個決議，也是試圖掌握批鬥上海市委的主動權，防止赤衛隊用“反客為主”來保護上海市委。

　　12月23日，赤衛隊在人民廣場召開“批判上海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曹荻秋簽字接受赤衛隊提出的八項要求，承認赤衛隊是革命群眾組織。這個大會是假戲真做，讓一般人以為“赤衛隊”也是革命造反派組織，也要造上海市委的反，而曹荻秋承認赤衛隊是革命群眾組織，更是給予了“赤衛隊”合法性。

　　“工總司”當然不能讓“赤衛隊”反客為主來掌握鬥爭的主動權，於是在12月25日，工總司在文化廣場也召開“批判上海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把曹荻秋揪到會場，迫使曹荻秋當眾宣布他與赤衛隊簽字的八項要求作廢，並且被迫宣布不再承認赤衛隊是革命群眾組織。

　　這樣一來，“赤衛隊”就不得不進行新一輪的反攻。他們也知道曹荻秋是在“工總司”的逼迫下，不得已宣布赤衛隊不是革命組織，所以“赤衛隊”也要用逼迫的方法，演一場逼迫曹荻秋的“戲”，讓曹荻秋再次承認他們是革命組織。1月28日晚，“赤衛隊”派出兩萬多人包圍了位於康平路的上海市委書記處，聲稱要找曹荻秋“算賬”，要曹荻秋重新承認他們是革命組織。

　　對此，“工總司”也不能坐視不睬。據說在北京的張春橋聽到赤衛隊包圍上海市委書記處的時候，給上海的王洪文發出指示，讓他趕緊派人去與“赤衛隊”爭奪上海造反的主動權。於是王洪文率領十餘萬“工總司”的工人，向康平路進發，路上又收到小道消息說，赤衛隊衝砸了張春橋的家。

　　張春橋是“工總司”的精神領袖，張春橋的家被衝砸，引起“工總司”人們的義憤，於是十餘萬“工總司”對兩萬多“赤衛隊”大打出手，造成了康平路流血事件。這是上海，也是全國發生的首場大規模武鬥。“赤衛隊”寡不敵眾，很快投降了，“赤衛隊”本身也很快徹底垮台了。

　　保皇派的群眾組織“赤衛隊”徹底垮台後，上海成為造反派的一統天下，這就為後來上海的“奪權”創造了良好的客觀環境。

　　（4）

　　1967年1月4日，張春橋和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組調查員的名義回上海，1月6日，“工總司”在上海人民廣場召開“徹底打倒上海市委大會”，大會發出的《通令》說：從1967年1月6日，上海革命群眾不再承認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曹荻秋為上海市長，上海市委必須徹底打倒。

　　群眾自行宣布不承認中央指派的上海市長，這是前所未有的事，這就是所謂自下而上的“奪權”，它與以前紅衛兵“造反”的性質截然不同。“造反”隻是對領導幹部進行“炮打”，貼大字報、揪鬥、圍攻，但這些領導幹部還是掌權的，經常是被戴上高帽子批鬥之後，回到辦公室繼續發號施令，繼續領導工作。而“奪權”則是群眾直接罷免領導官職，奪取其手中的指揮權。

　　1月4日的大會之後，上海市委所有機構被迫停止辦公，在張春橋和姚文元的幕後指揮下，1月8日上海造反派建立了“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接管了上海市的經濟領導權；同時造反派成立了“文化大革命保衛委員會”，取代了上海市公安局，還成立了“造反組織聯絡站”來取代上海市委。這樣一來，上海的整個實際權力就落到了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控製的造反派手中，這也是中國第一個被造反派奪取實權的地方。

　　毛澤東是怎麽看待上海奪權的呢？1月8日，毛澤東召集中央文革小組的一些成員開會，但沒有叫周恩來、康生以及代表林彪的葉群。毛澤東在這次會上說：

　　搞一場革命，先要搞輿論。《文匯報》現在左派奪了權，《解放日報》也造了反，這個方向是好的。這兩個報紙奪權，是全國性的問題，要支持他們造反，內部造反很好。我們的報紙要轉載紅衛兵的文章，他們寫得很好，我們的文章死得很。中宣部可以不要，很多事宣傳部、文化部管不了，你(指陳伯達)我都管不了，紅衛兵一來就管住了。

　　首先，毛澤東讚揚了《文匯報》和《解放日報》的奪權。《文匯報》和《解放日報》被奪權後，不再按照黨中央的指示登載文章，而是自行其是，按照自己的想法登載紅衛兵的文章。毛澤東讚揚這種做法，認為紅衛兵“自由辦報”好。但《文匯報》和《解放日報》的“自由辦報”時間很短，等到王洪文等造反派掌握上海的實權之後，《文匯報》和《解放日報》成為造反派的喉舌報紙，不再是“自由辦報”的報紙。

　　毛澤東又說：《文匯報》1月5日登的《告全市人民書》，是少有的好文章，講的是上海市問題，也是全國性的，《人民日報》可以轉載，電台可以廣播。要講抓革命促生產，不能脫離生產搞革命。保守派不抓生產，這是一場階級鬥爭。你們不要相信“死了張屠夫，就吃混毛豬”，以為沒有他們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5）

　　《文匯報》1月5日登的《告全市人民書》，全名是《抓革命，促生產，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進攻》，這是“工總司”的工人與紅衛兵共同起草的文章。該文主旨是：“我們呼籲大家，抓革命，促生產，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同時堅守生產崗位，成為抓革命促生產的模範。呼籲在各地串聯的上海工人，立即回上海，搞好本單位的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對工人搞文革最擔心的就是：工人一旦搞起文革來，就會放棄生產，造成社會的巨大混亂。現在，上海的工人組織自覺地提出“抓革命，促生產”，主動提出在搞好文革的時候，不停止和中斷生產，這樣文革就可以進入一個良性循環了。所以，毛澤東對這篇文章大為讚賞，讓《人民日報》立即轉載。

　　另外，毛澤東看到造反工人接管上海市委的權力之後，並沒有出現重大混亂，也使他的信心大增，認為離開那些官僚幹部，工人也是可以掌好權的，所以說“不要相信‘死了張屠夫，就吃混毛豬’”。

　　據參加這次會議的王力回憶說：1月8日晚毛主席召集陳伯達、江青等人開會，我晚到了一會兒。在這個會上，毛主席宣布他的決定：中央各部要改組，首先從中宣部開始，改為宣傳組。中宣部部長陶鑄已經打倒了，現在中宣部改為中央宣傳組，以王力為組長，代替陶鑄的工作。我說：我不行，我隻能當陳伯達的秘書。主席不高興，說：“定了”。這是一次關鍵性的會議，總理不知道，康生不知道，葉群也沒有通知。

　　毛澤東在不通知周恩來、林彪的情況下，宣布改組“中宣部”為“宣傳組”，第一是因為毛澤東已經不信任這兩個人；第二是因為改組中宣部，並沒有觸及到周恩來和林彪的管轄範圍，所以不必與他們商議。

　　1967年《元旦社論》刊登後，引起人們極大的震動，大家紛紛猜測“全國全麵階級鬥爭”究竟意味著什麽？但不管怎麽樣，大家都明白，毛澤東又要來一個大動作了。待周恩來看破毛澤東的謎底是“全麵奪權”後，不得不暗暗叫苦。

　　1967年，對周恩來來說是最困難的一年，也是最具挑戰性的一年。在這一年，周恩來多次對人說：“文革要讓我少活10年。”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德回憶說：“伯伯曾經說過文革讓他少活了十年，真的是心力交瘁，對他身體的打擊和摧殘都是非常嚴重的。”

　　周恩來這麽說是有道理的。周恩來從1966年8月紅衛兵開始造反以來，就已經忙得不可開交，現在毛澤東要“全麵奪權”，周恩來就不得不進行“全麵抵抗”。這種“全麵抵抗”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首先要消耗自己的身體。常言道：“身體是革命的本錢”，可是周恩來為了抵製文革，不得不豁出去自己少活10年，這就叫“玩命”，用自己的身體來革命。

　　（6）

　　為什麽周恩來說“少活10年”呢？這裏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毛澤東掌握著宣傳工具的優勢，他可以通過黨的報紙雜誌發出自己的聲音，向紅衛兵和造反派傳達自己的指示；而周恩來要發出自己的聲音，隻有用最“笨”的辦法，直接與紅衛兵和造反派會談，直接向他們傳達自己的聲音。因為當時的紅衛兵派係繁多，為了會見這麽多的紅衛兵和造反派，周恩來不得不夜以繼日地工作，經常連續工作30多個小時不睡覺，甚至70多個小時連續工作，七、八小時不吃飯也是常事。這樣超高強度的工作，對人的身體健康損傷很大，所以周恩來說文革讓他少活了10年。

　　周恩來夜以繼日工作的第二個原因，是他的很多部下被打倒了，這樣很多事情就得自己親力親為。如果他要放一部分權出去，正中毛澤東奪權的下懷。所以，周恩來不能把大權交出去，殫精竭慮也要保持權力。如果事必躬親，勢必以損害自己的健康為代價，所以周恩來為了不讓毛澤東的奪權成功，拚耗自己的健康少活10年。

　　1967年2月2日，周恩來在長期工作後，突然感到身體異常，經醫生會診，發現有心髒病，應該馬上住院治療。可是周恩來當即吩咐秘書，不要對外講他患病，並且自己依然帶病工作。因為周恩來一旦宣布生病住院，正好成為別人奪他的權的借口。

　　不過周恩來身邊工作人員還是為他的健康擔憂，次日寫了一張《大字報》貼在他辦公室門上：恩來同誌：我們要造你一點反，就是請求你改變現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習慣，才能夠為黨工作得長久一些。這是我們從黨和革命的最高的長遠利益出發，強烈請求你接受我們的請求。

　　看到這張大字報的陳毅、李先念、葉劍英、聶榮臻等人，也在《大字報》上簽名支持，這些人都是竭力支持周恩來的。周恩來則在《大字報》上寫了“誠懇接受，要看實踐”八個字，但事實上周恩來無法休息，隻得拚著身體撐下去。

　　當然，毛澤東搞文革也損害了他自己的健康，特別是在林彪事件之後，毛澤東的身體一下子就垮了，文革讓毛澤東也少活了5年左右。因此，毛澤東搞文革也是玩命，用自己的身體來革命。

　　如果沒有文革，劉少奇肯定會活得長些，林彪不會外逃，也肯定會活得長些。因此，文革中的四大風雲人物毛澤東、周恩來、林彪、劉少奇，都因為文革而短了壽命，這就是革命的代價吧。

　　（7）

　　1967年1月6日上海奪權之後，馬上連鎖全國，引發一場奪權的“一月風暴”。1月14日，山西省奪權；1月22日，山東省奪權；1月22日，廣東省奪權；1月25日，貴州省奪權；1月26日，江蘇省奪權；1月31日，黑龍江省奪權。

　　表麵上看，似乎形勢大好，事態按照毛澤東的意圖來進行，但如果看一下這些奪權的實質，形勢就沒有那麽樂觀了。仔細探究一下，就可以把奪權分為四種模式：上海模式，廣東模式，江蘇模式和黑龍江模式。

　　上海模式是毛澤東派係的造反派群眾組織奪了黨委的權，不但奪了政治權，業務權也一起奪了下來，這在毛澤東看來是最理想的。1月16日，毛澤東代表中央承認上海的奪權，批準上海成立以張春橋為主任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接替上海市委管理上海。

　　廣東模式是保守派的群眾組織，不嚴格的說，也可以說是周恩來派係的群眾組織奪了黨委的權。廣東省奪權後，保守派組織隻是奪權政治權，不奪業務權，各種業務的領導權依舊掌握在舊省委的人手裏，群眾組織隻是成立一個監督小組，隻有對業務的監督權。這樣一來，真正的實權依舊掌握在舊省委手中。

　　因此，廣東模式其實是一種“保護性奪權”，保守派搶先奪權，這樣阻止了真正的造反派奪權。廣東省委書記趙紫陽，主動“讓權”，把各種“官印”主動交給前來奪權的群眾組織，避免了一場奪權的混亂。毛澤東當然看破了廣東模式的奪權實質，他的對策就是對廣東的奪權“不予承認”。盡管廣東在1967年1月22日就奪了權，毛澤東遲遲不予承認，一直到一年後的1968年2月12日，才承認黃永勝(解放軍上將)為主任的廣東省革命委員會。

　　江蘇模式是既不是毛澤東派，也不是周恩來派的，第三勢力的獨立群眾組織奪了權。因為一般的書籍文章對江蘇奪權的情況介紹不多，這裏稍微多說明一下。

　　江蘇奪權的核心人物是文鳳來，南京大學政治係年輕男教師。文革初期劉少奇統治的50天裏，江蘇省委向南京大學派出工作組。文鳳來給工作組貼了大字報，被工作組打成右派反革命，於是文鳳來就跑到北京去告狀。當時康生正根據毛澤東的戰略部署，物色革命群眾反對工作組的典型，最後選中了清華大學的蒯大富和南京大學來京告狀的文鳳來。

　　當時正趕上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文鳳來被康生安排登上了天安門。第二天的《人民日報》,以很大的篇幅報道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的消息，其中還特別提到：“從秀麗的江南來到宏偉北京的南京大學教師文鳳來同誌，登上了天安門。”

　　（8）

　　這樣一來，文鳳來一下成為造反英雄。文鳳來從北京凱旋歸來後,迅速組織起南京大學第一個造反派群眾組織，後來文鳳來成為江蘇最大的造反派組織“江蘇省紅色造反總司令部(紅總)”的頭頭。而江蘇省委也組織一個保皇派群眾組織“南京工礦企業赤衛隊”，與造反派抗衡。

　　1966年12月21日，“紅總”在五台山體育場召開“徹底摧毀江蘇省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要求省委書記們參加，這個要求遭到省委書記江渭清等人拒絕後，數千名造反派列隊前往省委前示威，而省委方麵則動員了大批“赤衛隊”趕到省委，與造反派形成對峙。之後，“紅總”與“赤衛隊”不斷發生衝突。

　　1967年1月3日，“紅總”與“赤衛隊”之間終於爆發大規模武鬥，結果武鬥持續了三天，造成三百多人受傷，不過好在沒有人在這次武鬥中死亡。這次武鬥中，“紅總”大獲全勝，“赤衛隊”被徹底打垮。這樣一來，江蘇省委就失去了控製局勢的能力。1月6日，陳伯達以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給江蘇省委打電話，支持“紅總”，要求江蘇省委堅決製止“赤衛隊”的肆無忌憚暴行，並威脅江蘇省委說：“如果你們袖手旁觀或者幕後操縱，一切後果都由你們負責。”

　　江蘇省委上麵受到中央文革小組的脅迫，下麵又受到造反派的壓力，最後不得不“投降”了，與“紅總”簽訂了《九項問題協議》。《協議》把“赤衛隊”說成是武鬥事件的挑起者，同意解散赤衛隊，並且承諾武鬥造成的一切經濟損失由省、市委負全部責任。

　　江蘇省委“投降”後，造反派勢力日益擴大。1月10日，造反派先對江蘇省委機關報《新華日報》進行了奪權，1月26日，進而對江蘇省委進行奪權。文鳳來的“紅總”為首的32人組成奪權委員會，他們把舊省委的主要負責人都叫到一個大會議室，把省委以及各廳局的大印都拿出來放在大會議室的桌上，這個時候文鳳來代表造反派宣布說：“從今天開始，江蘇省的一切大權歸革命造反派所有！這些公章全部作廢！”

　　1月28日，“紅總”控製的《新華日報》發表了《江蘇省革命造反派聯合奪權聲明》。1月30日，“紅總”召開奪權大會，宣布成立“江蘇省革命造反派聯合委員會”，下設“生產委員會”、“奪權委員會”和“文化革命保衛委員會”，試圖學習上海的造反經驗，全麵接管江蘇省的權力。

　　但是，江蘇1月26日的奪權，一直沒有得到毛澤東和文革小組的承認，直到一年多以後的1968年，中央才批準江蘇省以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為主任的江蘇省革命委員會。這是為什麽呢？

　　（9）

　　原來，南京的“紅總”，並不是聽從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指示，是完全獨立的造反派。他們認為，除了江蘇省委之外，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也要打倒，這樣才能實現真正的奪權。“紅總”喊出:“打倒許世友！打倒許大和尚！揪出許大馬棒！”等激烈口號，受到衝擊的許世友，躲到大別山的療養院，於是造反派就抄了許世友在南京的家。本來1月3日的時候，中央文革還是支持“紅總”的，可是當“紅總”執意要打倒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時，中央文革就不支持他們了，因為許世友是毛澤東一定要“保”的幾個心腹將領之一。

　　另外，1月26日奪權的當天，周恩來就打來電話，含蓄地勸阻說：“中央不會對這次奪權給與支持，希望‘紅總’方麵不要在報紙上宣布奪權的消息。”但“紅總”開會討論周恩來的意見時，文鳳來說：“權已被我們奪過來了，準備明天見報，就不通過中央了，大家看看有甚麽意見？”參加會議的眾人高呼：“同意！鼓掌通過了這個決定。

　　1月30日“紅總”召開奪權大會之前，周恩來再次打來電話，希望“紅總”在大會上隻宣布奪權，不要談成立組織，並說：“我們準備邀請你們所有左派的代表人物，來北京商談有關新政權的組織形式和工作方針。”然而“紅總”再次忽視周恩來的指示，在群眾大會上自行宣布成立“江蘇省革命造反派聯合委員會”，以及“生產委員會”、“文化革命保衛委員會”等，這就使得周恩來也無法控製他們。

　　“紅總”既不聽毛澤東的話，也不停周恩來的話，於是在一個多月後的3月5日，中央宣布江蘇實施“軍管”，這樣一來，江蘇造反派的“奪權”就完全失敗了。

　　最後介紹一下黑龍江模式，即所謂的“三結合奪權”。即由黑龍江的造反派組織，和黑龍江省委內部的“左派”，以及駐紮黑龍江的軍隊，三方麵共同協商，形成一個“三結合小組”，共同奪取權力。用不太恰當的比方，就是毛澤東代表造反派，周恩來代表省委，林彪代表軍方。那麽，“三結合奪權”就是代表了毛澤東、周恩來和林彪的三個人分享權力。

　　在上述四種奪權模式中，毛澤東理想中的是上海模式，不願意看到的是廣州模式和江蘇模式，黑龍江模式不太理想，但也可以接受。周恩來則希望看到廣州模式，不願看到上海模式，也不願看到江蘇模式，黑龍江模式周恩來也能接受。

　　毛澤東發動群眾造反，但他也不是號召隨心所欲地亂造反，毛澤東對造反有四點基本的要求：第一，造反派不僅奪取了政治的虛權，同時也奪到了業務的實權，是真正的奪權；第二，造反派能夠聽從中央文革的指揮，是毛澤東可以控製的群眾組織；第三，造反派能夠靠自己的力量擊敗其他群眾組織的反奪權，保持掌權地位；第四，造反派掌權後，能夠“抓生產”，保持城市的物質生活基本穩定，讓廣大人民的生活保持安定。

　　（10）

　　廣東模式的奪權，隻是奪取政治的虛權，放棄業務的實權，這樣一來，真正的實權還是掌握在舊政府班子手中，無法實現徹底打倒舊政府的目的。因此，毛澤東不支持廣東模式的奪權。而江蘇模式的奪權，造反派不聽毛澤東的指揮，因此毛澤東也不支持。隻是在上海的奪權中，王洪文領導上海造反組織“工總司”，真正達到了毛澤東對奪權的四點要求：

　　第一，王洪文率領的造反派同時奪到了政治權和業務權；第二，王洪文聽從毛澤東的指揮；第三，上海的其他造反派向王洪文發起“反奪權”時，都被王洪文的造反派擊潰了，王洪文對其他造反派保持絕對的優勢；第四，也是最難得的，是王洪文他們在奪權之後，並沒有隻搞革命，放棄生產，而是努力抓生產，保持了上海的正常生產。在天下大亂的文革時代，上海的生產是搞得最好的，的確實現了毛澤東“抓革命促生產”的理想。

　　因為上海的造反派實現了毛澤東“從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的願望，這些主要是王洪文的功勞，所以後來毛澤東提出讓王洪文接班，也是出於這個理由。

　　在上海模式中，造反派不僅奪了權，而且生產也搞得好，這樣一般上海市民對造反派就比較支持，造反派也比較得人心。如果中國各地的奪權都能實現上海的模式，那麽毛澤東理想中的“從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的文革也就搞成了。

　　但是事情偏偏不讓毛澤東如願，在各省市奪權中，除了山西省、山東省和貴州省的奪權，比較接近於上海模式以外，其他各省遠遠達不到上海模式的標準。在天下大亂的環境中，各個地方湧現出各種各樣的造反派，各個派之間相互爭奪權力，最後發展到大打出手，從文鬥發展到武鬥，“天下大亂”變成“天下更亂”，這樣一來，毛澤東的文革也就完全失敗了，成為一場奪權混戰。

　　當然在1967年1月的時候，毛澤東還無法預知後麵的結果。上海的成功奪權使他信心大增，在這個月接二連三地發出“全國全麵奪權”的號召。1月12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給上海“工總司”等三十二個造反派團體的賀電。在這個賀電中，“中央文革小組”首次與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並列，成為新一極的權力中心。

　　本來，國務院是周恩來領導的，中央軍委是林彪領導的，現在“中央文革小組”與國務院和中央軍委並列，也就意味著中央文革小組的實際領導人江青，與周恩來和林彪有了平級的地位。這個賀電原本是沒有中央文革小組的，隻是在賀電發出前，毛澤東親自指示加上了“中央文革小組”。據當時參與此事的王力回憶說：

　　（11）

　　1月10日毛主席批示，要文革小組代替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起草致上海各造反團體的賀電，指出他們的方針行動是正確的，號召全國學習上海的經驗。我在事後問主席：“中央文革小組與中共中央並列，合適嗎？文革小組是政治局的參謀秘書機構，怎麽成了權力機構？”毛主席笑了笑而答非所問：“就是要這樣好。”

　　1月16日，毛澤東參加政治局常委碰頭會，這時毛澤東還沉浸在上海奪權成功的興奮之中，他說：左派群眾起來奪權，這是好的。右派奪權當然不好。如果權本來就在右派手裏，奪過來！如果再被別人奪過去，仍然在右派手裏，沒有什麽了不起，還可以再奪。左派的力量發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11月上旬隻有一千多人，今年1月上旬發展到一百萬人，再加上學生，就是主力。左派力量小時，奪過去的權很快又被奪走。要鞏固住，主要靠左派力量壯大。我支持奪權。奪權後要抓革命促生產。

　　有人壓不了造反就破壞生產，然後歸罪於革命。生產要由群眾自己來搞，不要走資派指手畫腳，以生產壓革命。有人企圖撒手不管，他們不管，工人自己管，一定比他們管得更好。要由工人起來把革命和生產的責任擔起來，把革命和生產的領導權自己掌握。

　　同一天，《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這是一篇毛澤東奪權思想的核心文章，文章總結上海經驗說：把上海的經驗集中一點，是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把上海市政治、經濟、文教大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裏。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任務，歸根結底是無產階級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派手裏奪權的鬥爭。

　　這篇文章，明確點明了兩個根本問題：第一、文革的中心任務是從走資派手裏奪權；第二、奪權的方式是全麵掌握政治、經濟、文教大權。關於毛澤東的奪權思想，起草這篇評論員文章的王力，在回憶錄中說：

　　這篇評論員文章根據毛主席的思想，明確提出奪“黨權”、“政權”和“財權”，而且分別講為什麽要奪這些權。關於黨權，毛主席說：就是要奪他們的黨權，他們欺騙、蒙蔽、壓製黨員幹部，使黨員成為他們的工具。他們要保住自己的烏紗帽，拿手的就是用紀律壓人，誰不聽他們就是反黨，就是違背紀律。這個紀律成為他們的束縛幹部黨員的緊箍咒。

　　關於政權，毛主席說：掌握在走資派手裏的部分政權也要奪，因為他不是鎮壓反革命，而是鎮壓革命。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觸犯了個別人的利益，革命革到他們頭上，要革命的人被他們打成反革命，這成了規律。他們可以隨便開除、監禁、戴帽子，挑動群眾鬥群眾，用保衛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保衛自己的烏紗帽、地位和利益。

　　（12）

　　關於財權，毛主席說：財權也要奪，中心是反對經濟主義。經濟主義是采取經濟收買手段，適合少數落後群眾的心理，腐蝕群眾的革命意誌，引導人們追求個人的暫時利益，提倡修正主義的物質刺激。這種經濟主義成為資本主義複辟的工具，把政治鬥爭引向經濟主義的邪路。

　　麵對毛澤東咄咄逼人的全麵奪權，周恩來和林彪都感到壓力很大。林彪的策略是：保住軍隊這個陣地，其他的不管。據總後勤部長邱會作回憶，林彪對我們說：“對主席的指示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文化大革命，主席搞什麽就讓他搞吧。但軍隊不能亂，軍隊穩定了，地方亂一點，天塌不下來。要防止某些人向軍隊插手，要像‘防賊’一樣，隻要文革小組那些人管了軍隊裏的事，就是亡黨亡國的開始。”

　　周恩來的策略，則是前麵我們提到過的“順勢引導”，不是阻擋毛澤東的奪權，而是把奪權引導到周恩來希望的方向上去。在周恩來看來，廣東模式是一個不錯的例子，因為廣東模式不是黨權、政權、財權一起奪的全麵奪權，而隻奪地方黨委的黨權，對政權和財權不奪權，隻是進行監督，這樣就可以把毛澤東發起的轟轟烈烈奪權運動，化解為白幹一場的無用功。

　　周恩來號召各地的造反派的奪權，效仿廣東模式，而不是上海模式。但周恩來沒有自己的宣傳工具，所以他隻能直接向造反派們宣講自己的主張。1月25日，周恩來在接見財貿係統造反派代表時說：奪權問題很複雜，現在多數單位的奪權是準備不足。條件不成熟的單位，暫時不能奪權。奪權，一般是奪對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對生產領導權還是監督好。不能把“長”字號的都排棄，要保留一些“長”字號的，保證業務的暢通。否則，你們就會走向反麵。

　　1月28日，周恩來接見浙江造反派代表時說：你們奪權，隻能奪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對於業務主要是監督權。對當權派要區別對待，不可能掌權者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能把所有領導幹部都一腳踢開。奪權鬥爭要嚴肅認真，不能放任自流，對犯錯誤的幹部要一分為二，不要擴大打擊麵。

　　周恩來的這些關於奪權的話，顯然是反對毛澤東的奪權精神的。盡管周恩來不能直接用宣傳工具發出自己的聲音，可是周恩來靠著不辭辛苦的各處遊說，居然使他的主張得到了相當的認可，使毛澤東的上海模式推廣不開，而周恩來的廣東模式倒是頗有市場。到後來，大部分省份的奪權都采用了廣東模式，而不是上海模式。這除了周恩來做了大量的工作之外，還有一個客觀原因，就是造反組織一般都是鬆散的群眾組合，難以有效地管理好業務工作。上海的造反派之所以能管好業務，一來是上海的工人素質較高，二來也是王洪文的確有些水平。

　　（13）

　　為了更好地理解奪權的問題，我們先看一下當時中共的權力分布。第一層權力的領導人，是政治局常委。雖說當時政治局常委有七人，後來又增補為十一人，但真正有權勢是三個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劉少奇下台後，林彪取代了劉少奇的位置。這第一個層權力的三個人，不但地位最高，而且待遇也不一樣，特別突出的是有專機和專列。特別是專列，那絕對是身份的象征，因為專列開出來，其他火車都要為它讓路，整個鐵路係統就打亂了，因此專列的數量隻能非常有限。

　　第二層權力的領導人，是掌握實權的領導人，他們分布在黨、政府、軍隊三個方麵。

　　黨務係統中的第二層權力部門是中央書記處，鄧小平是總書記，下麵有書記12人：彭真、王稼祥、譚震林、李雪峰、李富春、李先念、康生、陸定一、羅瑞卿、葉劍英、謝富治、劉寧一。其中彭真、陸定一、羅瑞卿三人在1966年初就被打倒，後來鄧小平在1966年8月也靠邊站了，由陶鑄接任書記處常務書記。1967年1月陶鑄被打倒後，中央書記處名存實亡，由中央文革小組接替了中央書記處的職能。

　　政府係統中具有第二層權力的領導人是國務院副總理。文革前有副總理15人：林彪、陳雲、鄧小平、賀龍、陳毅、烏蘭夫、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聶榮臻、薄一波、陸定一、羅瑞卿、陶鑄、謝富治。

　　不過林彪的情況有些特殊。文革前，林彪在政府中的任職是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地位在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之下。林彪取代劉少奇成為黨的第二把手，黨內的地位在周恩來之上了，可是在政府係統中，林彪並沒有接替劉少奇的國家主席職務，他仍然是國務院副總理。這樣就出現一個奇特的現象：在黨係統中，林彪排名在周恩來之上；在政府係統中，林彪又排名在周恩來之下，顯然是“名不正，言不順”。林彪隻有當國家主席，才能在政府係統中排名在周恩來之上，才能“名正言順”。所以，後來林彪在國家主席的問題上，跟毛澤東發生了重大爭執。

　　1967年1月的時候，薄一波、陸定一、羅瑞卿、陶鑄被打倒了，陳雲、鄧小平、賀龍、烏蘭夫靠邊站了，隻是剩下6位副總理：陳毅、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聶榮臻、謝富治。其中陳毅主管外事，李富春主管工交，李先念主管財政，譚震林主管農林，聶榮臻主管科學，謝富治主管政法。從行政區域劃分，陳毅主管西北，李富春主管東北，李先念主管中南，譚震林主管華東，聶榮臻主管西南，謝富治主管華北。

　　（14）

　　政府係統中的第三層權力領導人是國務院下屬各個部的部長，各個省的省長，他們由上述6位副總理主管。比如譚震林主管農林，農業部、林業部等與農林有關部委的部長，由譚震林主管，同時華東各省的省長，也由譚震林主管。

　　軍隊係統中第二層權力領導人，是中央軍委秘書長葉劍英，第三層權力領導人是總參謀長楊成武，總政治部主任蕭華和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以及各大軍區司令，空軍、海軍司令。

　　我們在分析了中共的權力分配體係之後，可以明白毛澤東要奪權的具體目標，就是奪權“黨、政、軍”的前三層權力部門的領導權。隻要把這些權力部門的領導權奪到手，毛澤東想要搞的“奪權風暴”就勝利成功了。

　　黨務方麵的奪權。劉少奇主管黨務的，劉少奇被打倒之後，特別是中央文革小組接管了中央書記處的職權之後，黨務部門的權力基本上被毛澤東奪了過來，所以毛澤東發起這次“奪權風暴”的目標，是奪取政府和軍隊的各實權部門的領導權。

　　在政府方麵的奪權，就是打倒仍然管事的6個國務院副總理，以及國務院各個部的部長，各個省的省長。在軍隊方麵奪權，就是打倒軍委秘書長，以及“三總部”的領導人，各大軍區的司令。但並不是上述所有的人都要打倒，比如副總理謝富治、總參謀長楊成武，南京軍區司令許世友等，是毛澤東派的人，毛澤東當然不會打倒他們。

　　在軍隊方麵的奪權，毛澤東最初是從軍事重要程度相對最小的總政治部和總後勤部入手，但這也遭到林彪的強烈抵製，甚至與江青大吵一場，使得毛澤東不得不暫時停止軍隊方麵的奪權。

　　在政府方麵的奪權，主要是奪取國務院下屬各個部(外交部、財政部等)的領導權，以及地方各省的領導權，重點是打倒除了謝富治之外的五位副總理。在政府方麵奪權的第一步，是由紅衛兵和造反派先揪鬥各個部的部長，各個省的省長，為打倒他們做好輿論準備。

　　周恩來因為對各個省鞭長莫及，他首先能保護的，是在北京的國務院各個部位的部長。周恩來把各部的部長，接到中南海內國務院的宿舍樓暫住，讓他們在這裏“寫檢討”，其實是保護他們。這樣一來，紅衛兵和造反派找不到要揪鬥的當權派，於是就要到中南海裏去揪人。

　　（15）

　　1967年1月初，已經有四、五千紅衛兵和造反派包圍在中南海的四個大門口，他們發表演說，呼喊口號，刷寫大標語，要揪出劉少奇、鄧小平、陶鑄，批鬥陳毅、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並且在中南海外設置了高音喇叭，對著中南海晝夜不停地播放。

　　周恩來辦公和居住的西花廳在中南海的邊緣處，離外麵的馬路隻有一牆之隔，牆外大喇叭不停地廣播，吵得周恩來難於正常休息和工作。有人勸周恩來暫時離開中南海，住到人民大會堂去，那時毛澤東已經住在人民大會堂，周恩來卻說：“中南海是我的工作崗位，無論發生什麽情況，我決不離開中南海。如果有人來衝，我將挺身而出，保衛中南海！”

　　周恩來知道，隻要他一搬出中南海，紅衛兵和造反派很快就會衝進來抓人，這時他必須留在這裏，保護在這裏避難的老部下。

　　包圍中南海的紅衛兵和造反派的行動越來越激烈，有些人開始突破警衛線，甚至翻牆入院，造成中南海四個門頻頻告急。周恩來當時的衛士高振普回憶說：

　　1月8日深夜，總理正在國務院會議廳開會，忽然有人來報告說，農大的一批造反學生已經衝進了中南海西門，要抓譚震林。譚震林住在中南海西門內幾十米的地方，學生們是知情的，如果把譚震林揪走，後果是難以想象的。總理中止了會議，乘車到中南海西門，總理跳下汽車，先是讓學生們退出中南海。但學生們亂吵亂鬧，根本不聽，隻是拚命喊“打倒譚震林”的口號。當時天氣冷極了，我們幾個年輕人已凍得直流鼻涕，我拿了件大衣，給總理穿，可他不穿，硬是在院子裏站了半個多小時，才說服學生，由他們選出代表到屋子裏談判，又過了半個多小時，才達成協議，學生們撤出中南海，去人民大會堂開大會，請譚震林到會。總理就這樣把學生們都引到了人民大會堂，譚震林也去了。總理和譚震林坐在一起，開了兩個多小時的大會，實際上是陪著譚震林挨了兩個多小時的批鬥，才給中南海解了圍，保住了譚震林同誌。

　　1967年1月毛澤東發起奪權風暴之後，就在這短短的一個月裏，接連發生了四起高級幹部“非正常死亡”的事件。1月8日，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死亡；1月21日，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死亡；1月22日，煤炭工業部部長張霖之死亡；1月29日，山西省委第一書記衛恒死亡。

　　（16）

　　從1966年8月紅衛兵造反以來，已經發生了大量“非正常死亡”事件。但是在1967年以前的死者，一般都是家庭出身不好的黑五類，或者作家老舍這樣的“反動學術權威”，部省級的“紅色”高官的死亡還沒有發生過。所以，在1967年以前，高官們盡管對毛澤東的文革表示“不理解”，但還沒有出現強烈的抵製。

　　可是1967年1月四名部省級高官的非正常死亡，使老幹部們感到現在自己遇到的，並不是能不能被“罷官”的問題，而是能不能活下去的“生死”問題。這樣一來，老幹部們對文革的態度就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也是1967年2月發生高官們集體抵製文革的“二月逆流”事件的思想背景。

　　人一旦遇到生死問題，先要求救。中共黨內的三棵大樹是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向毛澤東求救吧，正是毛澤東要打倒他們的，所以向毛澤東求救是不行的；向林彪求救吧，林彪是除了保護軍隊幹部之外，對地方幹部的死活一概不管，用林彪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主席搞什麽就讓他搞吧，但軍隊不能亂。”

　　毛澤東和林彪不管，剩下就隻有向周恩來求救了。後來，人們把周恩來形容為文革中保護老幹部的“參天大樹”，這個形容的確很到位。周恩來在文革中所作的最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搶救老幹部，因此很多老幹部事後對周恩來都抱有感激涕零的心情。

　　為什麽周恩來要救老幹部呢？這與周恩來和毛澤東對“黨”的看法分歧有關。對於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周恩來在原則也是同意的。周恩來也讚成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也認為黨內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認為有必要采取某些措施來防止中國“變修”，這點與毛澤東是一致的。周恩來與毛澤東的分歧在於，用什麽方法來“反修防修”。

　　毛澤東認為，老幹部已經完全爛了。因此，毛澤東提出的“反修防修”辦法是，用暴風驟雨的革命方式，徹底打倒整個老幹部集團，才能達到“反修防修”的目的。而周恩來認為，老幹部基本上是好的，隻是個別幹部爛了。因此，周恩來提出的“反修防修”辦法是，用和風細雨的批評教育方式，或者用過去的整風方式，就能達到“反修防修”的目的。按照毛澤東的思路要打倒老幹部，而按照周恩來的思路要保護老幹部，這就是他們兩人在文革中的最基本衝突。

　　在1966年10月的中央會議上，周恩來在講話中說：我們習慣了一言堂，當官作老爺，現在被別人指著鼻子罵，就坐不住了。出修正主義不是不可能的，要使我們黨不變顏色，就要靠掌握毛主席思想的廣大群眾來監督我們。大家要經受得住考驗，要敢於革命，敢於革自己的命。革自己的命，不是革自己的整個政治生命，而是革自己思想上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命。

　　（17）

　　周恩來在這裏說明了他對文革這場革命的解釋，他認為搞文革主要是對高官進行教育，提高他們的思想覺悟，而不是對高官進行罷官。因此周恩來說，文革不是“革”高官們的“政治生命”，而是“革”他們頭腦中的“資產階級世界觀”。

　　到1967年1月之後，周恩來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他發現現在奪權的苗頭，不僅是威脅到高官們的政治生命，甚至威脅到了他們的肉體生命，周恩來覺得自己不能不管了。1月22日張霖之被造反派打死之後，周恩來自責說：“一個部長死得不明不白，我怎麽向黨中央交代啊！”那時老幹部們把周恩來當作保護他們的參天大樹，所以周恩來感到沒有保護好張霖之，是自己的失職。

　　之後，周恩來多次在接見造反派大會上提到張霖之的死，他說：到現在我都很難過，張霖之被鬥十幾天，幾十天不讓回家，多年的老戰友啊！一個部長，一個中央候補委員，一個人大代表就這樣死了。許多中央同誌知道後很不安，很難過。老幹部是黨的財富啊！你們難道可以為所欲為嗎？可以把我們三、四十年的老幹部統統一概打倒嗎？統統靠邊站嗎？如果我們這樣做，是犯罪的。

　　周恩來這些話，一半是對造反派說的，另一半也是對毛澤東說的，因為周恩來知道他的所有公開講話，肯定會通過各種渠道傳到毛澤東的那裏。周恩來說的“可以把老幹部統統一概打倒嗎？統統靠邊站嗎？如果我們這樣做，是犯罪的。”這其實也是向毛澤東提出的質問和抗議，非常強烈的質問和抗議。

　　雖說毛澤東要打倒老幹部，但他的本意隻是在政治上打倒，並非在肉體上消滅這些老幹部。毛澤東的設想是：紅衛兵和造反派對老幹部們進行非暴力的批鬥，然後奪權。被奪權後的老幹部們“靠邊站”，保證一定的生活待遇，比如工資不變等等，這樣可以使老幹部們的反抗降為最小。因為毛澤東也明白，如果要革別人的命，別人就會拚命，狗急了還要跳牆，人一旦拚命反抗起來，那反抗的阻力就大了。

　　毛澤東是反對打死人的，因為這樣對文革不但沒有利，反而是有害的，後來文革最被人們詬病的事情，就是紅衛兵和造反派打死人。盡管毛澤東不願意看到打死人的事件，可是他也控製不住那些紅衛兵和造反派。一旦紅衛兵和造反派打死了人，造成既成事實，毛澤東就沒有退路了，他隻能得罪老幹部越來越多，隻有“硬著頭皮頂住”。

　　中國的古話說：“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毛澤東搞文革最初的成功，是因為紅衛兵和造反派；毛澤東後來在文革中的失敗，也是因為紅衛兵和造反派。毛澤東的故事，又驗證了這句古話所包含的哲理。

　　（18）

　　1967年2月中旬發生的高層幹部集體抵抗文革的“二月逆流”，是文革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在談到“二月逆流”之前，有必要說明一下引發這場“逆流”的背景。這裏先回顧一下1967年1月以來發生的大事。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發表聯合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吹響了全國全麵奪權的號角，全國全麵奪權運動從此開始，真正的天下大亂也是從此開始。

　　1月4日，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劉誌堅被打倒。同一天，陳伯達和江青在群眾大會上公開宣布打倒陶鑄。因為陶鑄是當時中央排名第四位大人物，所以打倒陶鑄在社會上引起了一陣不小的震動。其實陶鑄並不是在1967年1月4日才打倒的，他在1966年12月就靠邊站了。原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回憶說：在群眾中公開宣布打倒陶鑄，發生在1月4日。但陶鑄實際上被打倒，不是1月4日，而是在1966年12月中央開的政治局生活會，他已經不能工作了。打倒陶鑄是不是違背毛主席的意圖呢？不違背，也是毛主席的意見。

　　毛澤東在1月8日的中央會議上，用嚴厲的口吻批判陶鑄說：陶鑄問題很嚴重。陶鑄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這個人極不老實，鄧小平說還可以。陶鑄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前堅決執行了劉鄧路線，十一中全會後也繼續執行劉鄧路線。在紅衛兵接見時，在報紙上和電視裏照片有劉鄧的鏡頭，這是陶鑄安排的。陶鑄領導下的幾個部都垮了。陶鑄的問題我們沒有解決了，紅衛兵起來就解決了。

　　毛澤東的這個講話，實際上是追認了陳伯達和江青在1月4日公開宣布打倒陶鑄的行動。可是到2月10日，毛澤東的說法又變了，他在這天的政治局會議上，批評陳伯達和江青未經中央同意就公開宣布打倒陶鑄。毛澤東說陳伯達：你是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過去你在我和劉少奇之間進行投機，不是你個人的事，你從來不找我。毛澤東又說江青：你眼裏隻有一個人，眼高手低，誌大才疏。公開宣布打倒陶鑄的事，就是你們二人搞的。

　　毛澤東對陳伯達和江青的批評，成為直接引發“二月逆流”的導火索。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在後麵詳細說明。

　　（19）

　　1月6日，上海奪權成功，這是文革中唯一符合毛澤東意願的奪權樣板。

　　1月11日，新全軍文革小組成立，徐向前任組長，江青任顧問。1月13日，毛澤東召見劉少奇，這次他們兩人最後一次見麵。同一天，毛澤東的女兒李訥在《解放軍報》報社貼出大字報，奪了《解放軍報》的權。也是在同一天，中央發布了《公安六條》。

　　《公安六條》是上海奪權之後，毛澤東匆匆要求中央緊急發出的，是一個很重要的文件。因為毛澤東知道，一旦“奪權”這個口子放開了，什麽人都可以起來奪權。如果左派也可以奪權，右派也可以奪權，甚至地富反壞右的黑五類也可以起來奪權，那麽就真的天下大亂了。所以，毛澤東要對“奪權”加一些限製，鼓勵左派奪權，製止右派奪權。但這樣的限製又不能太多，太多了群眾就會被束縛住，不敢起來奪權了。因此，《公安六條》是一個對“奪權”進行最低限度限製的文件，一方麵它試圖保障造反的群眾不受公安機關的鎮壓，另一方又試圖利用公安機關幫助左派奪權。

　　《公安六條》有兩條是關鍵，第一個關鍵是第二條：攻擊汙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誌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

　　有人說這一條是毛澤東專門為了保護自己製定的條款，這是完全誤解毛澤東了。如果毛澤東真的害怕有人攻擊他，那麽他就不會發動群眾起來造反了。其實毛澤東製定的這個條款，目的並不是為了保護自己，而是另有所圖。

　　以前中共發出的公安機關文件中，都有禁止“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條款，誰要是發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就是反革命，公安機關就要予以鎮壓。可是在《公安六條》中，破天荒地刪掉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條款，也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也是無罪的，僅僅除了攻擊毛澤東和林彪的言論之外，什麽言論都無罪。

　　毛澤東之所以要刪掉“反黨反社會主義”條款，是因為他號召的“奪權”，就是向各地的黨委奪權。而向黨委奪權，這是赤裸裸的“反黨”行為。如果反黨有罪的話，那麽向黨委奪權，就是有罪了，誰還敢向黨委奪權呢？“反社會主義”更是非常抽象的一個概念，很容易給人扣上一個“反社會主義”的帽子。1957年反右的時候，右派們被扣的帽子就是因為發表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言論，而不是因為反毛澤東的言論。

　　（20）

　　這次毛澤東刪掉“反黨反社會主義”，目的是為了防止掌握公檢法大權的人，用“反動言論”的大帽子來壓製群眾。現在毛澤東把“反動言論”壓縮到最小範圍，隻要不攻擊澤東和林彪的言論，都不是反動言論。《公安六條》的第二條，其實是限製了公安機關的抓人理由，鼓勵造反群眾敢於說話，敢於奪權。

　　不過當時毛澤東還沒有意識到，把自己和林彪並列起來，反林彪就是反革命，讓林彪形成尾大不掉之勢，連毛澤東本人想要反對林彪也很困難了。

　　《公安六條》的第二個關鍵是第三條：保護革命群眾和革命群眾組織，保護左派，嚴禁武鬥。凡襲擊革命群眾組織，毆打和拘留革命群眾的，都是違法行為，要依法查辦。

　　這個條款的本意，毛澤東是希望保證造反派，也就是“左派”能夠奪到權，同時製止保守派也來奪權。《公安六條》要求公安機關保護左派群眾組織，對襲擊左派的右派組織，要依法“查辦”。可是這個條款的模糊程度很大，誰是左派？左派的定義是什麽？誰也無法具體說清楚。這樣很多掌握公檢法大權的人，就可以隨心所欲地把不支持自己的群眾組織，定義為右派組織，順理成章地利用《公安六條》對這些群眾組織“依法查辦”。

　　這樣一來，就使毛澤東本意想要保護的左派造反組織，反而被鎮壓；而毛澤東想要鎮壓的右派保守組織，反而被保護，這就使《公安六條》走向了毛澤東所希望的反麵。事實上，《公安六條》更多地被保守派當作打擊造反派的工具，所以《公安六條》成為毛澤東的一個大敗筆。

　　1月16日，毛澤東召開政治局會議，會上毛澤東問周恩來：奪權怎麽樣？

　　周恩來說：奪權有五種形式：第一種是黑幫；第二種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第三種是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第四種是有嚴重錯誤；第五種是有個別一般性的錯誤，第五種人數較多。

　　周恩來這麽細致地把當權派分為五種，是試圖把毛澤東的奪權限製在一定範圍之內，把大部分幹部劃分為“一般性的錯誤”，這樣就可以避免打倒他們的口實。因為周恩來的劃分很有道理，毛澤東當時也找不出理由反駁，隻好同意了周恩來的說法。

　　（21）

　　不過很快毛澤東發現周恩來對幹部的五種分類，實際上保護了老幹部，成為奪權的障礙。於是毛澤東在1月27日發出指示說：關於奪權，報紙上說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頑固分子”的權。不屬於這兩種的幹部，能不能奪權？現在看來不能仔細分，應奪了權再說，不能形而上學，否則受限製。奪權後是什麽性質的當權派，在運動後期再判斷。

　　毛澤東的這個指示，打破了周恩來利用性質來減緩奪權的企圖，使奪權運動進一步加劇。

　　1月19日，葉劍英等人大鬧京西賓館，軍隊老幹部們抵製在軍隊裏奪權。

　　1月20日，林彪與江青大吵一場。毛澤東不得不暫停在軍隊中搞奪權。

　　1月21日，毛澤東批示林彪：應派軍隊支持左派廣大群眾。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應重新發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廢。請酌。

　　毛澤東的批示，是要求林彪主持的軍隊，出來支持他的左派群眾，不能再持中立態度“不介入”了。毛澤東的這個批示，其實是逼林彪站出來“支持左派”，也就是“支左”，支持他搞文革。

　　1月23日，林彪接受毛澤東的“支左”要求，發出《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這個《支左決定》主要有四條：

　　一、以前關於軍隊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一律作廢。

　　二、凡是真正的無產階級左派要求軍隊去援助他們，軍隊都應當派出部隊積極支持他們。

　　三、堅決鎮壓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左派的反革命組織，如果他們動武，軍隊應當堅決還擊。

　　四、軍隊不得做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防空洞。

　　林彪雖然在毛澤東的壓力下，發出軍隊“支左”的決定。但林彪卻在發出這個命令之後，就又不管了。誰是“革命左派”，誰是“反對左派的反革命組織”，林彪一概不做具體的指示。林彪的撒手不管，就使支左的軍隊幹部們，隻好自己去判斷誰是“革命左派”。軍隊幹部在感情上和理智上，都不願意支持亂衝亂鬥的造反派群眾組織，而傾向於比較溫和的保守派群眾組織。這樣一來，支左幹部們就根據自己的判斷，保守的群眾組織劃分為“革命左派”，支持起保守派來。

　　毛澤東讓軍隊出來“支左”的本意，是希望軍隊出麵支持“造反的左派”，而事實上大部分軍隊幹部沒有“支左”，反而支持了“保守的右派”，這是毛澤東始料不及的，他在半年後的1967年8月，不得不歎息說：“現在百分之七十五的師級以上的幹部，支持右派”。

　　毛澤東為了配套這場全國全麵的奪權運動，發出了兩個大動作《公安六條》和《支左決定》。但這兩個動作，都走向了毛澤東預想的反麵，不但沒有起到幫助奪權的作用，反而起了阻礙奪權的作用，這可以說又是毛澤東的兩個大敗筆。“二月逆流”就是老幹部們看到毛澤東的這兩個大敗筆之後，發起的一次抵製文革的高潮。

　　（22）

　　自從毛澤東1935年成為中共領導人以來，經曆過各種各樣的黨內鬥爭、黨外戰爭、以及各種大大小小的革命，但每次革命都是革別人的命。可是到了1967年2月，毛澤東身不由己地感到，這次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來了。

　　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立誌掀起一場大革命，不惜與自己的老戰友們決裂，也要阻止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毛澤東奮鬥了一年，經過很多挫折，終於在1966年8月打倒了劉少奇，改組了中央政治局，取得了文革第一場戰役的勝利。可是毛澤東也明白，文革的決戰還沒有開始，第一場戰役的勝利，並不等於決戰的勝利。1967年1月，毛澤東終於發起了文革的決戰，向幾乎所有的當權派老幹部進行奪權。

　　這場決戰，在第一個月勢頭還比較好，特別是上海的奪權，搞得很成功。但當決戰進入第二個月，也就是1967年2月的時候，毛澤東發起的奪權戰役的進攻勢頭，驟然減緩下來，毛澤東從主動變成了被動。

　　第一個原因是紅衛兵與造反派，並沒有像毛澤東想象的那樣聽話，隻是一味地亂衝亂打，使奪權戰役變成一場敵我不分的混戰，毛澤東越來越失去對這場戰役的控製能力。

　　第二個原因是周恩來采用的“順勢引導”戰術很難對付。毛澤東發起一股革命洪流要淹沒周恩來的地盤，周恩來並沒有築一道堤壩來擋住毛澤東的洪水，而是巧妙地修一條渠，把毛澤東的洪水回灌到毛澤東自己的地盤裏去，搞得毛澤東非常棘手。毛澤東發起的革命洪流，卻反過來淹了自己的地，自己發起的革命，卻反過來革到自己頭上，這是毛澤東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第一次遇到如此被動的境地。

　　第三個原因是毛澤東退居二線，完全靠聽匯報，掌握不到第一手的真實情況。在建國以前，毛澤東一直是自己在第一線親自指揮，了解第一手的真實情況，掌握時局的最新動向，所以能夠做出正確的判斷。而建國以後，毛澤東一來因為身體的原因，二來也是有點驕傲起來，他不再親臨一線親自指揮了，而在二線聽別人的匯報，間接地指揮。

　　文革以後，毛澤東的主要情報來自江青等文革小組成員的匯報。但江青等人為了誇大自己的功績，往往是報喜不報憂，把文革的形勢說得很好，從而導致毛澤東做出很多不符合形勢發展的錯誤決定。相反，周恩來始終在第一線親自指揮，能夠及時了解真正的時局發展形勢，所以周恩來做出的錯誤決定較少。高手相爭，往往是犯錯誤少的一方取勝。毛澤東的很多誤判，並不是因為他的頭腦糊塗，而是被錯誤的情報引入歧途。

　　最讓毛澤東感到“革命革到自己頭上”，是軍隊的背離。毛澤東在1935年以後的黨內鬥爭中無往不勝原因的背後，是軍隊始終站在毛澤東的一邊。1959年打倒彭德懷的時候，1966年打倒劉少奇的時候，軍隊都絕對站在毛澤東的一邊。對於毛澤東來說，軍隊是他的最後一張王牌，不到非常關鍵的時刻，是不會輕易動用的。毛澤東在過去的多次政治鬥爭中，從來都沒有動用過軍隊。

　　（23）

　　可是到了1967年，毛澤東不得不動用軍隊這張最後的王牌了。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這是毛澤東首次動用軍隊來介入政治鬥爭。毛澤東本以為軍隊依舊是絕對站在他這一邊，以為軍隊這張王牌打出去，馬上就會扭轉局麵。

　　可是結果卻讓毛澤東大失所望，派出去“支左”的幹部，大部分人並沒有懷著保衛毛澤東的忠誠，去支持毛澤東的左派造反派，反而去支持毛澤東對立麵的右派保守派。毛澤東自己也不得不承認說：“現在百分之七十五的師級以上的幹部，支持右派”。這也就是說，軍內支持毛澤東的高級幹部隻有百分之二十五。毛澤東在軍內的支持率，降到了有史以來的最低點，隻有四分之一的支持率，這已經到了非常危險的水平。因此，毛澤東不能不考慮失敗的問題，做出最壞的打算。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在會見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的卡博和巴盧庫等人時，做了一次朋友式的談話，毛澤東比較詳細地講了一些自己的心情。毛澤東喜歡跟外國人談自己的心情，是因為在七億中國人當中，毛澤東已經沒有朋友了，中國人全都是毛澤東的部下。對於當時的中國人來說，毛澤東的每句話都是“最高指示”，毛澤東開口就是指示，他自己也不敢隨便講話了。這樣一來，毛澤東就隻能把外國人當作自己的朋友來談談心事。

　　毛澤東在2月3日對外國朋友的談話，對理解毛澤東的心事十分重要，這裏多摘錄一些。周恩來陪同毛澤東參加了這次會見。

　　毛澤東先說：我這個人是不大行的，你們同誌們也知道。你們看看，中國搞得這麽亂，沒有搞好嘛，現在天下大亂。你們看，北京街上有打倒我的標語，打倒林彪同誌的標語，什麽打倒周恩來、康生、陳伯達、江青等等的標語都有，至於要打倒李富春、譚震林、李先念、陳毅、葉劍英、聶榮臻、肖華的標語就更多一些。

　　這裏毛澤東承認中國的天下大亂，是自己沒有搞好。毛澤東自己對自己也不滿意，自嘲說自己“不大行”。

　　毛澤東接著說：去年五月我就講，究竟是修正主義勝利，還是馬列主義勝利？是資產階級勝利，還是無產階級勝利？究竟哪一方麵勝利現在還看不出來，還不能作結論。有兩個可能，第一個可能是資產階級勝利，修正主義勝利，把我們打倒；第二個可能是我們把修正主義、資產階級打倒。我為什麽把第一個可能放在我們會失敗這一點上呢？我感覺這樣看問題比較有利，就是不要輕視敵人。

　　毛澤東直言不諱地談到“失敗”問題，他不僅預感到文革有可能失敗，而且還把失敗優先考慮，讓自己不要輕敵。毛澤東在講話中談到自己很有可能失敗，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即使是在井岡山那麽艱險的環境，毛澤東還寫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對前途充滿必勝的信心。可是這次，毛澤東第一次失去了必勝的信心。

　　（24）

　　毛澤東又說：我也犯了一些錯誤嘛，隻有人家犯錯誤我就不犯嗎？我就犯了一些錯誤，政治、軍事各方麵都犯了一些錯誤。至於犯了一些什麽具體的錯誤，現在沒有時間講，你們如果多呆幾天可以跟你們講，我不隱瞞自己的錯誤。有些人吹，說我一點錯誤也沒有，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興。你那麽吹我就不相信，我是一個什麽人，自己還不知道？有一點自知之明嘛。

　　毛澤東謙虛地說，自己也是人，自己也會犯錯誤，這同時也是對林彪吹捧他“天才論”和“一句頂一萬句”的否定。

　　毛澤東繼續說：又給我封了好幾個官，什麽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我就不高興，但是有什麽辦法？他們到處這麽搞。有人建議我保留一個Teacher(教員)，我就是個小學教員嘛，是一個普通教員多好。至於什麽Professor(教授)談不上，我沒有進過大學。

　　毛澤東這裏對個人崇拜進行了批評，特別指出“不高興”林彪提出的“四個偉大”，這其實是對林彪間接地表示不滿。毛澤東知道，他這次的講話內容，很快就會通過各種渠道傳到林彪那裏，他就是想讓林彪知道，他對林彪不滿意。的確，毛澤東對林彪的不滿是有道理的，毛澤東在軍隊中的支持率降到這麽低，與林彪沒有全力支持他，有直接的關係。

　　毛澤東轉個話題說：多少年來，我們黨內的鬥爭沒有公開化。比如1962年1月，我們召開七千人大會，那時候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如果我們現在不注意，不進行鬥爭，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中國會要變成法西斯專政的。”過去我們隻抓了一些個別的問題，個別的人物，這些都不能解決問題，就沒有找出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麵。

　　毛澤東的這些話，是為了說明他搞文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毛澤東的這個觀點以前也多次說過，他認為不搞文革，中國就會變成“修正主義專政”，這是搞文革的必要性。毛澤東同時認為，隻有用文革這種方式，才能“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麵”。毛澤東的這個觀點是不是正確，這是另外一回事，但毛澤東試圖發動群眾來解決政治體製的問題，這在中國曆史上還是開天辟地的第一次。因為自古以來，中國的傳統觀點是精英政治，認為平頭老百姓是沒有資格參政的。

　　卡博吹捧毛澤東說：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線取得了巨大勝利。

　　毛澤東並沒有完全接受他的吹捧，說：現在隻能講取得了相當的勝利，巨大的現在還沒有。在明年這個時候也許可以講巨大的勝利，但現在還不能斷定。中國這個國家有人吹牛皮說是什麽“愛好和平”，才不是那樣。中國人愛鬥爭，動不動就打，我也是一個。

　　卡博和巴盧庫說：不搞鬥爭是不成的，不然革命怎麽實現呢？

　　毛澤東說：就是嘛！中國搞修正主義不像蘇聯那麽容易，我們的國家是軍隊打的。選舉，我是不大相信的。中國兩千多個縣，一個縣選兩個就四千多，選兩個四個就一萬多，哪有這麽大的地方開會？那麽多人怎麽認識？我是北京選的，許多人都沒有看見我嘛！見都沒見怎麽選呢？不過是聞名而已，我和總理都是聞名的。

　　（25）

　　毛澤東在這裏強調了兩個問題：第一是中國人的性格是愛鬥爭；第二個問題是毛澤東不相信選舉，這也是毛澤東搞文革的思想根源，說明他為什麽要用文革的方式，而不是用選舉的方式來揭發中國的黑暗麵。

　　毛澤東又說：現在，兩方麵的決戰還沒有完成，大概二月、三月、四月這三個月是決勝負的時候。至於全部解決問題，可能要到明年二、三、四月或者還要長。也許我們這批人要被打敗，我時刻準備著，打敗就打敗嘛，總有人起來繼續戰鬥。

　　毛澤東這段話，先說“兩方麵的決戰”還沒有結果，1967年2月到4月的這三個月，是決定勝負的關鍵時刻；然後毛澤東再次提到失敗的話題，說自己已經做好了被打敗的準備，並認為打敗也沒有什麽了不起，即使被打敗，將來也會有人接過來繼續戰鬥的。

　　毛澤東這次對外國朋友的談話，多次談到失敗的話題，有一些悲壯的情緒。但這種悲觀，卻反襯了毛澤東的決心。一個人若認為自己肯定會成功某件事，他做成了並不值得誇耀；可是一個人若事先預計失敗的幾率很大，還硬著頭皮去幹，這就叫“豁出去了”，不成功便成仁。毛澤東在這次談話中多次談到失敗，也是表示自己豁出去了，即使是失敗，也要把文革搞下去。

　　毛澤東最後說：如果中國天黑了，地也黑了，你們也不要怕，要相信一點，全黑也不會的。秦始皇統治十六年就倒了，有兩個人首先起義，一個叫陳勝，一個叫吳廣，他們都是那個時候的農奴。現在中國貼大字報的紅衛兵，在去年夏季是被打成“反革命”的那些人，就是陳勝、吳廣。我們都是斯巴達克，在社會上是沒有地位的，被看不起的小人物，受壓迫，組織共產黨。

　　毛澤東這段話，說明他搞革命依靠的力量，不是什麽有聲望的大人物，而是在社會上是沒有地位的，被看不起的小人物，也就是一般的平頭百姓。依靠群眾是毛澤東一貫主張，他從來不相信什麽大人物，認為群眾才是真正的英雄。毛澤東是這麽說的，也是這麽做的。毛澤東在文革中的主要依靠對象，都是蒯大富這樣的小人物，他認為小人物終究會戰勝大人物。

　　周恩來的政治智慧並不低於毛澤東，可是周恩來做事過於謹慎，有點像諸葛亮的性格，不敢輕易“豁出去”，這樣一來，周恩來在毛澤東豁出去的時候，往往就會退讓，這也是周恩來被人們說“軟弱”的原因。毛澤東深知周恩來的性格，他這次對外國朋友講話的時候，周恩來也在場，毛澤東的這些話，同時也是講給周恩來聽的，他要告訴對方：“我已經豁出了”，給周恩來一個心理上的壓力。

　　正如毛澤東所預料的，就在他這次講話之後的兩個星期，就出現黨內高官集體反對毛澤東的“二月逆流”。按照一般的情況，如果黨內的高官聯合起來反對領導人，那麽領導人是非下台不可的。蘇聯的赫魯曉夫，就是遭到黨內高官的集體反對而被迫下台的。因此，“二月逆流”是對毛澤東的一次嚴峻考驗。

　　（26）

　　中共是一個按照蘇聯模式組建起來的政黨。蘇聯共產黨的模式，也叫領袖獨裁製，它有三個特點：第一是領導人有獨裁一切的大權；第二是領導人終身任職，但不能世襲；第三是繼任領導人由政治局推選產生，而不是由前任領導人指定。蘇共從列寧到戈爾巴喬夫的七位領導人，都沒有指定過自己的接班人。毛澤東基本上繼承了蘇共體製，但在繼任領導人方麵做出了修改，毛澤東指定自己的繼任接班人，這點與蘇共不一樣。

　　蘇共除了上述三個特點之外，還有一個例外規定，就是政治局有罷免最高領導人的權力。如果政治局的多數讚成罷免最高領導人，就可以罷免在任的領導人，重新推舉新的領導人。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就是這樣被罷免的。

　　中共也沿用了蘇共的例外規定，政治局會議可以罷免最高領導人。1927年的“八七會議”上罷免了最高領導人陳獨秀，1935年“遵義會議”上罷免了最高領導人博古(秦邦憲)，都是沿用這個例外規定。毛澤東本人也是這個例外規定的受益者，他在罷免了博古之後，成為中共領導人。另外，1980年最高領導人華國鋒被迫辭職，也屬於這個例外規定。

　　這個罷免領導人的例外規定，對蘇共或中共領導人來說，都是一柄懸在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隨時有可能遭到罷免。因此中共領導人要想坐穩頭把交椅，有兩個必要條件：一、政治局中的支持占據多數；二、軍方的支持。一旦這兩個條件缺一，領導人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

　　毛澤東幾十年來穩坐中共一把手，也是因為他始終掌握著這兩個條件。可是到1967年2月，毛澤東失去了這兩個基本條件，他在政治局裏的支持已成為少數，在軍隊中的支持也成為少數，按照常理來說，毛澤東的一把手地位已經岌岌可危了。因此毛澤東遭遇到高官們集體反對他的“二月逆流”，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稍微處理不好，就要像赫魯曉夫那樣被罷免了。

　　1967年2月，各方麵的形勢對毛澤東都不利，可謂危機四伏：第一個危機是來自林彪軍隊係統的抵製；第二個危機是來自周恩來政府係統的抵製；第三個危機是造反派遭到重大打擊；第四個危機是中央文革小組內部出現內訌。

　　毛澤東遇到的第一個危機是林彪為首的軍隊係統的抵製。毛澤東要求軍隊出來“支左”，林彪也提出一個“反要求”：現在軍隊太亂，必須穩定軍隊。1967年1月26日，林彪代表中央軍委，親自口述起草了一個文件《軍委八條》。據徐向前回憶說，《軍委八條》得到毛澤東批準後，林彪高興地對毛澤東說：“主席，你批了這個文件，真是萬歲、萬歲、萬萬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