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卅三（崇新嶽 百思峰 ）

 

(34)

 

　　1966年8月到9月紅衛兵運動興起，在毛澤東的大力支持下，大接見，大串聯，一下子就搞得轟轟烈烈。紅衛兵都在高喊：“誓死保衛毛主席”，可是毛澤東的敵人在哪裏呢？紅衛兵們簡單地把毛澤東的敵人，理解為黑五類這些人，因為他們是最容易識別的階級敵人，於是就向黑五類大打出手。可是這樣一來，紅衛兵運動就偏離了毛澤東的戰略方針。

　　在毛澤東和文革小組的“糾偏”努力下，到了1966年10月以後，紅衛兵運動的方向，終於扭轉到對準黨內走資派的大方向上。可是這時又出現了第二個難題，就是紅衛兵隻能打倒走資派，卻不能奪權。這個道理也是簡單的，因為紅衛兵都是十幾歲的年輕學生，既沒有社會經驗，更沒有工作經驗，讓他們去打倒一個省長可以，可是讓他們去行使省長的職責，代替省長指揮全省的工作，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這樣一來，紅衛兵對老幹部們的衝擊，就停留在“打而不倒”階段。常有高官白天被紅衛兵拉去戴上高帽子批鬥，晚上回來，摘掉高帽子，繼續指揮工作，發號施令。這樣的“打倒”，就成為一場鬧劇，並無實際意義。因此，毛澤東就想到，讓有工作經驗和社會經驗的工人出來造反，實現真正的奪權。

　　毛澤東最初的文革設想，並沒有想到啟用工人。毛澤東本以為在文革中，黨內會湧現出一批支持他的“革命幹部”和“紅色幹部”，等到紅衛兵打倒了走資派的老幹部之後，就用這些“紅色幹部”來奪權。可是毛澤東在1966年8月和10月，召開了兩次全黨高層大會，進行了各種思想工作，但始終沒有出現一批支持他的“紅色幹部”，這就讓毛澤東的戰略計劃落空了。

　　這時毛澤東麵臨兩個選擇：第一個是安穩的選擇，就是讓文革繼續限定在文化領域，但這樣文革就無法“搞到底”，成為一場不徹底的革命；另一個是冒險的選擇，不惜代價把文革搞到工廠企業，這樣才有可能把文革搞到底。顯然，毛澤東選擇了後者。

　　在10月份的中央會議之後，毛澤東修正自己的戰略計劃，決定啟用工人出來造反和奪權，把工人作為文革的主要依靠力量。毛澤東曾經依靠農民，打倒了蔣介石，這次他要依靠工人，打倒周恩來為首的一大批老幹部。

　　在中央工作會議結束之後，毛澤東就對文革小組的陳伯達和王力發出指示，要他們起草一個工廠企業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毛澤東說：中國革命最早都是從學生開始的，學生起來後，還是要靠工人，工人不起來還是不行。

　　根據毛澤東指示，陳伯達和王力起草一個《工廠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條指示草案》。1966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召開工交係統座談會，討論《十二條》，結果了引發一場新的激烈鬥爭。

　　（35）

　　就在毛澤東指示陳伯達和王力起草把文化大革命延伸到廠礦企業的時候，11月10日，在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上海，發生了工人造反，攔截火車，致使被稱為“大動脈”京滬線中斷30多小時，這就是震動全國的“安亭事件”。在安亭事件中，有兩個人嶄露頭角，成為文革中的風雲人物，一個是張春橋，另一個是王洪文。

 

 王洪文 姚文元 張春橋  江青

 

　　王洪文1935年出生在長春一個貧苦家庭，1951年報名參軍，參加抗美援朝，在朝鮮戰場上火線入黨。王洪文從軍隊複員後，到上海國棉十七廠當保衛科副科長。1965年上海國棉十七廠開始搞四清運動，王洪文寫出第一張大字報，批判該廠領導重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漠視工農群眾。不久，王洪文遭到工廠領導的“報複”，說他是極端的個人主義，有反黨的言論，是非常危險的。就在這時，一個人救了王洪文，他就是張春橋。

　　恰好張春橋是進駐國棉十七廠的四清工作隊隊長，張春橋認為王洪文的思想活躍，敢想敢說，是難得的年輕人才。而且王洪文出身貧農，16歲就報名參加抗美援朝，在戰場上火線入黨，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好苗子。因此張春橋找該廠黨委書記，力保王洪文，使王洪文無事過了關。同時，張春橋也與王洪文建立了相識關係。

　　前麵說過，“四人幫”中的姚文元，是張春橋發掘出來的，王洪文也是張春橋發掘出來的，這兩個人後來都得到毛澤東的欣賞，可見張春橋在發掘專門人才方麵，還是具有伯樂水平的。

　　文革開始之後，王洪文這樣的出格人物，當然不會錯過機會，立即振臂造反。他先反工廠黨委，後反上海紡織局派駐的工作隊，並組成“永遠忠於毛澤東思想戰鬥隊”。1966年11月9日，王洪文又聯合上海17家工廠造反派組織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工總司)”，向上海市委提出三項條件：

　　一、市委必須承認“工總司”；

　　二、市長曹荻秋必須參加9日的成立大會，接受革命群眾的批判；

　　三、上海市為“工總司”提供宣傳工具。

　　可是上海市長曹荻秋根本不理睬，放言答複：“不參加、不承認、不支持”，激怒“工總司”的造反工人，有人因此提出：“上海市委不承認，我們就到北京去向毛主席告狀！”

　　群情激憤者一呼百應，幾千名造反工人立即向火車站湧去。他們高舉紅旗，高唱著“造反有理”戰歌，衝進上海車站。這時候，正好有一列準備前往北京的紅衛兵列車停靠在站台旁，造反工人一擁而上。由於列車已經人滿為患，隻有一千多名造反工人勉強擠上了火車，其他人望車興歎。

　　這時恰巧旁邊有一列開往鄭州的602次列車，於是王洪文等兩千多名造反工人又朝這趟車擠去，讓602次列車也人滿為患。

　　很快，前往北京的紅衛兵列車先行駛離上海站，可是602次列車原計劃要等到晚上才出發。立刻有造反工人找到調度室，聲稱此去北京告狀是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頭等大事，堪稱十萬火急，要求立即發車。調度室上報上海鐵路局，鐵路局請示上海市委，最後得到通知：602列車改為69次特別快車，上午7點發車。

　　（36）

　　這趟列車在造反派的一片歡呼聲中離開上海站，8時17分到達安亭，安亭是京滬線上海嘉定縣的一個小站。列車進安亭站後，直接開進一條斷頭岔道，前麵是鐵路的盡頭，四周一片荒野，再也無法前行了。這時造反工人才明白，原來上海市委指示鐵路局，把列車開到這個荒郊岔道上，把這些造反工人全部截留在安亭。

　　當受騙的工人群情激憤時，又有人得知上海到北京14次特快列車馬上就要經過這裏，於是造反工人們決定攔截14次特快，他們高呼：“把14次特快攔下來！到北京去見毛主席！去告上海市委的狀！”

　　造反工人擁擠在京滬線鐵軌兩側，揮舞著雙手大喊大叫，命令經過的火車停下來。有人幹脆橫躺在鐵軌上，用身軀阻止火車通行。火車司機見前麵鐵路上全是人，不敢莽撞，隻好緊拉手刹，車停原地。造反工人嚷著要上車去北京告狀，列車長不敢自作主張，說要請示上級。列車長向上海鐵路局打了一個多小時的電話，王洪文也在電話裏高喊大叫，但上海鐵路局還是拒絕了他們的要求。這樣，京滬線就被完全中斷了。

　　再說先前那趟滿載造反工人的紅衛兵列車，在駛離上海到達南京站後，也停了下來，不再前進了。這樣，前往北京告狀的上海工人，就全部被攔截了下來。

　　京滬線被阻斷的緊急事件，很快就上報到中央。周恩來立即召集政治局常委和文革小組，決定以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的名義，致電上海市委，要他們堅決頂住，不能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組織，不能承認臥軌攔車是革命行動，同時勸工人們返回工廠抓革命，促生產。同時，陳伯達又起草一份急電，發給安亭的攔截工人。陳伯達給工人的急電說：

　　工人同誌們：我們的行動時時刻刻都要顧全整個工人階級的大局，絕對不能因為一部分人的利益，因為一部分人的意氣鬧事而損害全國全局的利益，損害我們偉大祖國的威望。事實上，你們這次的行動，不但影響了本單位的生產，而且大大影響了全國的交通，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們現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問題在當地解決。中央文革小組派張春橋同誌立即會見你們，你們有意見可以和他當麵商量。這是我們再三考慮才發出的電報，熱烈希望你們接受我們的意見，向你們致以無產階級的最高敬禮。

　　在陳伯達發出急電的同時，文革小組決定派副組長張春橋親自去上海處理這件事。據陳伯達回憶說：派張春橋去，是因為張春橋既是文革小組副組長，又是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對上海比較熟悉。當時並未意識到“安亭事件”的嚴重性，派張春橋去是他匆匆決定的，沒有請示過毛澤東。因為事情緊急，陳伯達還給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打電話，要求派軍用飛機把張春橋緊急送上海。

　　張春橋到了上海之後，擅自推翻了周恩來、陶鑄和陳伯達代表政治局常委做出的決定，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組織，承認他們的臥軌攔車是革命行動。張春橋的這一大膽行動，成為他政治上起飛的起點。

　　（37）

　　1966年11月11日晚，張春橋乘空軍專機抵達上海，然後立即直奔安亭。張春橋先與9名工人代表進行談判，他拿出陳伯達的電報，向工人代表們宣讀以後，說：“伯達同誌的電報，完全代表了中央文革的聲音，代表了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聲音。你們必須按照伯達同誌電報指示的精神，帶領‘工總司’的所有的造反隊員，立即從安亭撤回到上海，有什麽問題，都可以到上海去解決。”

　　王洪文是這些工人代表中的一個，他因為以前跟張春橋的關係，所以堅決站在張春橋一邊，說：“我們一切聽中央首長的，春橋同誌是毛主席派來的，我們絕對擁護！”

　　但其他工人代表們並不信任張春橋，因為他們已經被上海市委“騙”了一次。張春橋費盡口舌，但9名代表中有，隻有3人同意回上海，6人不同意，未達成協議。12日早7時，張春橋親自到安亭車站現場，與現場的兩千多名造反工人對話。當天下著蒙蒙細雨，在安亭車站的造反工人們，都淋在雨中，等待張春橋前來。

　　王洪文要給張春橋打傘，張春橋卻推開王洪文的傘，表示與工人們平等。張春橋先說：“造反派的工人同誌們，毛主席派我來看你們！”

　　張春橋這句話，全場歡聲雷動，經久不息，“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驚天動地。

　　張春橋接著說：“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一定要有工人階級的領導。現在上海的工人同誌們已經起來造反了，這是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的一個重要標誌！”

　　張春橋先把工人們吹捧一通，然後轉口：“安亭事件造成了京滬鐵路交通線中斷，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後果。同誌們，我們工人階級是最聽毛主席的話，希望同誌們盡快回上海去，就地鬧革命！”

　　張春橋的這些話，又激起工人們的一片騷動和反對，一些人高喊：“張春橋是跟上海市委勾結好的，他要把我們騙回上海，是個大陰謀。”甚至還有人高喊：“張春橋靠邊站！張春橋滾回去！”

　　張春橋麵不改色，繼續說：“我來上海，就一定要把安亭事件解決好。解決不好，絕不回北京！”

　　張春橋百般勸說，但買張的工人還是不多。這些人經過討論，最後形成三個派別：第一派是工人領袖王洪文為代表的順從派，主張聽中央首長的話，立即回上海去。但這些人不占多數。

　　第二派是以工人領袖潘國平為代表的條件派，他們提出五個條件：一、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組織；二、承認他們去北京告狀是革命行動；三、造成鐵路中斷的後果，全部由上海市委負責任；四、上海市長曹荻秋必須向群眾作公開檢查；五、今後對“工總司”的工作提供各方麵的方便。如果張春橋答應這些條件，他們就回上海。

　　第三派是以工人領袖耿金章為代表的堅決派，決心告狀到底，並聲稱沒有火車他們就徒步行上北京。

　　（38）

　　以潘國平為代表的第二個派別是多數派，張春橋為了爭取多數，就口頭上答應了他們提出的五個條件。然而，潘國平認為張春橋口頭上的答應是“空口無憑”，要張春橋在書麵文件上簽字。這時，張春橋也提出他的條件，說：“隻要工人同誌們先撤回上海，我明天在上海簽字。”

　　得到張春橋的許諾，多數工人同意回上海，於是潘國平和王洪文帶著這部分工人回到上海。但以耿金章為代表的少數派認為，張春橋開的是空頭支票，不能上他的當，於是他們開始步行北上，堅決到北京去請願。

　　這樣一來，一部分工人回上海了，一部分工人步行去北京了，安亭車站的工人全部撤走了，鐵路交通也就恢複了。張春橋這次來的主要任務是勸說工人放行火車。現在工人們撤走了，火車也通了，張春橋的任務也圓滿完成了。至於張春橋許諾的書麵簽字，他完全可以不予理會，這本來就是一時的權宜之計，中央高層沒有人會因此而責備張春橋。

　　至於還有一部分工人繼續要去北京告狀，張春橋也可以不管這件事，這是上海市委捅出的窟窿，張春橋不必為此事負責。他隻要讓鐵路通車，就圓滿完成了任務，放心回北京了。

　　可是張春橋並沒有回北京，而是繼續留在上海，還要兌現他的承諾：給“工總司”的五項要求簽字兌現。張春橋此舉是非常冒險的，因為他在出發之前，周恩來召開了一次政治局常委和文革小組的聯席會議。會上，根據中央不在工廠搞文革的精神，對王洪文等人組織的“上海工人造反總司令部”，製定了“三不”方針，既不承認，不支持，不參加。上海市長曹荻秋不理會“工總司”，也是遵照這個方針。

　　周恩來召開的這次會議，張春橋本人也參加了，江青也參加了，當時他們對“三不”方針都是同意的。像上海這樣幾百萬人口的大城市，一旦運輸中斷，連群眾生活都成問題，更何況對整個國家經濟造成的混亂就更嚴重，所以沒有人敢支持攔截鐵路的工人組織。

　　因此，如果張春橋按照承諾，在“工總司”的五項要求上簽字，那麽就違反了中央政治局做出的決議。一個黨員如果違反了黨中央做出的決議，那是要受到嚴厲處分的，這個道理張春橋自然非常清楚。那麽為什麽張春橋還要冒這麽大的風險，去跟“工總司”簽字呢？這個原因我們在後麵分析。

　　11月12日，在張春橋的說服動員下，安亭車站的造反工人撤走了，鐵路通車了。第二天的11月13日上午，張春橋參加上海市委召開的會議，與書記陳丕顯、市長曹荻秋等人，商議今後怎樣處理“工總司”的問題。會議中，他們還和陶鑄通電話，最後達成一致意見，堅持兩個底線：第一、不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組織；第二、不承認“工總司”到北京告狀是革命行動。在這次會上，張春橋沒有表示出任何反對的意思。因為張春橋知道，如果他表示出反對的意思，上海市委就不會允許他再去跟“工總司”接觸了，所以張春橋必須“先斬後奏”。

　　（39）

　　13日下午，張春橋來到上海文化廣場，與“工總司”的造反工人進行對話，他說：上海工人起來了，這是好事，是中央希望的。我的個人意見是：如果工廠不搞文化大革命，即使是衛星上了天，生產大發展，中國還會變顏色。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工人認為要存在，就可以存在下去。

　　張春橋先闡明他的“個人意見”：工廠有必要搞文化大革命，工人造反組織是合法的。張春橋的思想與毛澤東是比較一致的，他也讚同毛澤東搞文革的主張，認為上海市委對“工總司”的處理，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工人的壓製”，認為文革就是要阻止“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現在，張春橋在公眾麵前用“個人意見”來表達對毛澤東的支持，表示自己的思想與毛澤東是一致的，這應該會引起毛澤東的好感。果然不出張春橋的所料，毛澤東得知張春橋的講話後，對他的好感度大大增加。

　　張春橋繼續說：我認為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是一個革命的合法組織；有人到北京去控訴，我說這是一個革命的行動；現在這件事情造成的後果，我同意這個責任應由上海市委和華東局負責；你們要求曹荻秋同誌公開向群眾作檢查，這個要求我同意。對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提供方便，這一條我也同意。

　　張春橋以個人的名義，一下子全部同意了“工總司”的五項要求，並且簽了字。造反工人們立即響起一片歡呼：“向張春橋同誌致敬！向中央文革致敬！”

　　張春橋後來在講話中，承認自己這次行動是未經上級批準的，他說：“我的組織手續不完備，沒有和華東局同誌商量，也沒有和市委同誌商量，更沒有給中央文革小組打電話，因為來不及，就下了決心。然後從文化廣場回到我住處，才給陳伯達同誌打電話。”

　　張春橋這次完全是“先斬後奏”，在簽了字之後，才給陳伯達打電話。他在電話中對陳伯達說：“我不能不簽字同意‘工總司’的五條要求，不然他們就不肯回上海，火車就不能通車。我來不及請示華東局、上海市委和文革小組，當時我被包圍了。”

　　張春橋顯然是撒謊，因為他的簽字，是在工人從安亭撤走，火車通車之後簽的，不存在“不簽字火車就不能通”的問題。張春橋造成了一個既成事實，讓陳伯達十分為難。馬上，上海方麵打電話來抗議了。市委書記陳丕顯和市長曹荻秋得知張春橋與“工總司”簽字達成協議，非常氣憤，陳丕顯馬上給陳伯達打電話質問。

　　陳伯達的電話一般都是文革小組成員王力接聽，因為陳伯達的福建口音很重，別人聽不懂，要王力替他翻譯。陳丕顯急著要跟陳伯達本人說話，對王力說：“我也是福建人，不用你做翻譯，你讓陳伯達同誌接。”

　　陳伯達接電話後，陳丕顯質問說：“中央不是說不承認‘工總司’這樣的工人造反組織，怎麽現在突然又承認了？為什麽張春橋在簽字之前，不與華東局和上海市委商量一下呢？中央文革究竟給了張春橋多大的權力？黨中央的指示還算不算數？”

　　不知情的陳伯達有苦難言，隻好安慰陳丕顯說：“我的老鄉，不要生那麽大的氣，好好商量。既然已經簽了字，就再研究怎麽處理吧。”

　　（40）

　　陳丕顯告訴陳伯達，他給陶鑄打過電話，陶鑄在電話中明確表示說：“張春橋簽署‘五項要求’是錯誤的，要采取補救措施。”

　　這下陳伯達更為難了，他擔心陶鑄會去找毛澤東，於是趕緊先找江青商議。江青態度鮮明地支持張春橋，一來，張春橋是江青的人，江青自然要“保”張春橋；二來，江青也感覺到，毛澤東是希望工人組織起來造反的，張春橋這麽做，是符合毛澤東的意向的。於是江青說：“我馬上報告主席，連夜報告，要搶在陶鑄前麵見主席。”

　　張春橋已經知道毛澤東要把文革進行到底的決心，為了支持毛澤東搞文革，這次張春橋也“造反”了，他公然違抗周恩來為首的“黨中央”做出的決定，這就是造反，造周恩來的反。張春橋揣摩，毛澤東應該讚成和高興他的造反，理由有如下三個：

　　第一，毛澤東在文革開始前，就不停對地方高官說：“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麽辦？你們就造反。”可是至今為止，也還沒有一個地方高官對上級造反的先例。大家都知道，對上級造反，就是拿自己政治生命賭博。這些人好不容易爬到高官的職位，誰都珍惜自己來之不易的地位，不肯冒險去造反。張春橋是第一個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冒險，來實踐毛澤東的號召——“對中央的修正主義造反”。

　　毛澤東本人是一個喜歡冒險，敢於造反的人，所以他從內心喜歡那種敢於造反的人。張春橋當時是副省的級別，敢豁出去拿這麽高的政治地位去造反，特別是敢造周恩來這棵大樹的反，超出了一般人的勇氣。所以張春橋的造反行為，深得毛澤東的“歡心”，以至於後來毛澤東多次考慮培養張春橋做自己的接班人。

　　第二、毛澤東想要把文革推向工廠企業，也就是要號召工人起來造反。上海的“工總司”，是全國第一個自發組織起來的工人造反組織，如果不承認這個組織的合法性，毛澤東把文革推向工廠的設想，就無法實現。因此，張春橋得知毛澤東準備把文革推向工廠的意向後，就判斷毛澤東一定會支持“工總司”這樣的造反組織。張春橋搶先第一個承認“工總司”的合法性，就是為毛澤東立了頭功。

　　第三，張春橋第一個承認“工總司”的合法性，就把“工總司”的人心收買過來，“工總司”就成為張春橋可以指揮得動的工人造反組織，這可以成為今後毛澤東利用工人奪權的強有力工人造反組織。

　　第四，張春橋認為周恩來有意不向毛澤東請示。本來，鬧出工人阻攔火車這麽大的事情，周恩來在處理這件事的時候，應該征求毛澤東的意見。可是周恩來沒有請示毛澤東，而是自己召開會議，代表中央做出“三不”決議，並讓張春橋去執行。張春橋認為周恩來開會做出的這個決議，並不代表毛澤東的意思，所以他就“造反”了。

　　其實周恩來這麽做也是自然的，因為他知道毛澤東本來就想煽動工人起來造反，安亭事件是正中毛澤東的下懷。如果他向毛澤東征求意見，毛澤東肯定是要支持造反派的。所以周恩來要背著毛澤東，先把造反派壓下去。

　　（41）

　　果然不出張春橋的所料，江青向毛澤東匯報之後，第二天11月14日，毛澤東立即召開政治局常委和文革小組聯席會議。毛澤東這次又帶來一本《憲法》，他首先念了一段《憲法》關於公民有集會結社自由的權力，批評上海市委不承認“工總司”，是違反憲法。會上陶鑄指出張春橋違反組織紀律是“先斬後奏”，毛澤東為張春橋辯解說：“可以先斬後奏，總是先有事實，後有概念。先有工人組織這個事實，再有工人組織這個概念。春橋同誌的處理是正確的，根據事實改變了過去的政策，過去的政策脫離群眾。”

　　張春橋這次為毛澤東立了一個大功，突破了過去中央不允許工廠成立造反組織的概念，而且還造就了全國第一支工人造反力量。張春橋也因為這次立功而飛黃騰達，成為毛澤東最為信任的人。

　　張春橋為了這件事，得寵了毛澤東，卻得罪了周恩來，也得罪了黨內一大批老幹部。可以說張春橋贏得到了毛澤東一人，失去了廣大的高官，成為眾矢之的。自古以來，得寵於皇帝一人，而得罪朝廷大臣的“寵臣”，結局都是非常危險的，張春橋的結局也是一樣。

　　最後我們再交代“工總司”造反工人的總體情況：11月12日從安亭出發的北上步行隊伍，11月16日到達蘇州。這時毛澤東支持張春橋的事情已經傳了出來，張春橋要求市長曹荻秋和他一起去蘇州，把告狀工人勸說回來。因為有了毛澤東的出麵，曹荻秋不敢再反對張春橋，隻好和他一起乘車去蘇州。

　　他們16日晚趕到蘇州後，馬上與工人進行談判，勸他們回上海鬧革命。張春橋說，他已經在上海“工總司”的五項要求上簽字了，可是這批工人的領袖耿金章卻說：“張春橋是為他們簽的字，不是為我們簽的字，我們要張春橋親自為我們簽字，簽完字，我們就回上海。”

　　於是耿金章拿出類似於上海“五項要求”的協議，張春橋簽字後，耿金章要求曹荻秋也簽字，但曹荻秋拒絕簽字。耿金章對張春橋說：“你是要回北京的，你一走，曹荻秋又把我們打成反革命怎麽辦？”

　　張春橋轉向曹荻秋施加壓力，最後曹荻秋終於也簽了字，不過他說：“我在組織上服從，思想上保留意見。”

　　張春橋和曹荻秋簽字後，蘇州的一千多工人返回上海，最後剩下那支留在南京的一千多人隊伍。那些乘上紅衛兵列車的一千多“工總司”造反工人，在南京後被截留下來後，他們幹脆向南京市政府進發，到南京去造反。南京市政府早已接到華東局的電話通知，所以當造反工人到達市政府的時候，馬上給他們安排吃住，好好招待。這些造反工人要求南京方麵給他們派車，要北上告狀，南京方麵當然不會答應。

　　這些造反工人在南京住了幾天，上海方麵傳來消息，“工總司”已經取得全麵勝利。於是南京的這批人也就不再堅持到北京去告狀，於11月17日乘火車返回上海，安亭事件至此結束。

　　（42）

　　文革是一個多事之秋，在1966年11月10日到11月17日的上海安亭事件爆發時，北京那邊也是一片沸騰。11月10日到11日，毛澤東第七次接見外地來京的200萬紅衛兵。11月10日上午10時開始，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第一批150萬紅衛兵，紅衛兵以遊行的方式通過天安門。可是紅衛兵為了多看一會兒毛澤東，走到天安門前時，就放慢了腳步，甚至停下來不走了。

　　毛澤東為引導紅衛兵前進，不斷地沿著檢閱台往西走，手揮軍帽，示意紅衛兵不要在天安門前停留。周恩來則不斷用大喇叭中高喊，引導大家前進。這次接見一直到下午4時才結束，毛澤東在天安門上整整6個小時，實在累得夠嗆。第二天11月11日，周恩來改變接見方式，安排50萬紅衛兵在天安門廣場上排列好，毛澤東乘敞篷吉普車進行接見，這樣才比較輕鬆了一些。

　　11月13日，中央軍委在不通知中央文革小組，不通知毛澤東的情況下，“擅自”在工人體育場，召開軍隊所屬軍事院校學員的萬人大會。軍隊老帥陳毅、賀龍、徐向前、葉劍英等人出席大會，他們批評軍事院校學員的造反活動，勸學員們聽從上級指揮，盡快回到本單位去。這是林彪控製的軍隊係統，第一次公開向毛澤東的文革潑冷水。

　　對於軍隊高官來說，在文革的最初階段，是讚成毛澤東搞文革的。由於曆史的原因，軍隊高官大部分是農民出身，文化水平較低。中共建國以後，因為要搞國家建設，所以文化水平較高的文官受到重用，而文化水平較低的武官受到冷落。因此這些武官覺得不滿意，認為自己在打天下時出生入死，立下汗馬功勞，可是到頭來，地位還不如那些文官。

　　文革開始的時候，因為毛澤東倚重軍隊，所以不少軍隊高官認為，這是武官“反擊”文官的機會來了，把文官整下去，武官就可以出頭了。據原解放軍後勤部長邱會作回憶說：

　　1966年5月9日，總參謀長楊成武打電話叫我到他家去看一個文件。我到之時，李天煥等好幾個人早在他家裏的一樓客廳閑談，談得很熱鬧。我剛坐下，楊成武就說：“老邱，要進行反擊戰了。”

　　李天煥插話說：“剛才，楊總長說，反擊戰就是毛主席決定，要反擊他們。毛主席要領導我們進行文化大革命。”

　　楊成武說：“前幾天，我同康生乘專機去杭州參加中央常委擴大會，怎麽把我也擴大進去了，我開始時也不知道。會上把羅瑞卿批了一通，大家群情激憤。毛主席在會上還做了重要指示，說我們的文化大革命就要開始了。”

　　楊成武談話至此，我也吹了楊成武幾句，說：“楊總長是中央要人了，可以同毛主席一起議事了。‘反擊戰’一詞用到政治鬥爭上來，也合適，表達力很強。”

　　（43）

　　這裏他們說的“反擊戰”，就是武官對文官的反擊。可是軍隊幹部們沒有高興多久，就發現這場文革，絕對不是原先想象的武官對文官的反擊，而是武官們也成為了革命的對象。

　　林彪是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兼國防部長，是軍隊的掌門人。林彪對於“文化大革命”的認識，剛開始也是誤解的，以為毛澤東搞文革就是為了拿掉劉少奇。可是林彪幫毛澤東打倒劉少奇之後，毛澤東還要繼續搞文革；這時林彪又以為毛澤東搞文革是為了思想革命，也就是“破四舊”，當林彪幫毛澤東宣傳“破四舊”之後，毛澤東還沒有停止文革的跡象，反而是越搞越大。

　　這時林彪開始有想法了，毛澤東的文革，究竟是針對誰的呢？當然林彪想到了周恩來，難道毛澤東搞文革，還是為了打倒周恩來？不過劉少奇的前車之鑒，使林彪不得不想得更深入一層：如果自己幫毛澤東打倒周恩來之後，毛澤東還不肯結束文革的話，那麽下一個目標是誰呢？

　　原政治局常委的七個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林彪、鄧小平、陳雲，其中劉少奇和鄧小平已經倒台了，朱德和陳雲已經靠邊站了，剩下有實權就是毛澤東、周恩來和林彪三個人了。如果再打倒周恩來，那麽剩下有實權的就隻有毛澤東和林彪兩個人了。這樣一分析，就很清楚了，如果毛澤東打倒周恩來之後，還有下一個目標，就毫無疑問是林彪了。

　　如果毛澤東打倒了周恩來，他真的會就此停手嗎？林彪無法肯定。從各種跡象來看，毛澤東毫無停手的跡象，林彪這時開始預感到一種不祥之兆。這樣一來，為了保住自己，林彪要做兩件事：第一件事是給文革潑冷水降溫，讓毛澤東停止這場奪權運動；第二件事是保住周恩來。隻要周恩來在，林彪就可以和周恩來聯手，與毛澤東抗衡一下。如果林彪幫毛澤東打倒周恩來，那就是“唇亡齒寒”，等於自毀長城。因此，林彪決不能幹幫毛澤東打倒周恩來的“傻事”。

　　另外，從現實利益上來講，打倒周恩來，對林彪也沒有任何好處。因為林彪在黨內的地位，已經超過周恩來，是第二把手。林彪打倒周恩來這個第三手，自己也還是第二把手，不會再升級了。因此，當毛澤東向林彪發出各種各樣的信息，希望林彪幫助自己打倒周恩來時，林彪對毛澤東的信息裝聾作啞，裝作不懂，就是不向周恩來開炮。

　　以前，林彪認為“文化大革命”隻是針對思想文藝界的事情，與軍隊無關。所以，林彪一直給軍隊下命令，希望軍隊不要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讓地方自己去搞，軍隊作為旁觀者就可以了。

　　（44）

　　林彪對文革的這種態度，毛澤東肯定是不滿意的。因為毛澤東認為，軍隊幹部也是走資派的大本營，如果文革隻在地方上搞，不觸及軍隊，那麽走資派就無法鏟除。因此，毛澤東搞文革，是一定要延伸到軍隊係統的。

　　毛澤東把文革引入軍隊的方式，是從軍隊下屬的軍事院校開始。解放軍下屬的各種軍事院校有100多所，學員10萬餘人。在文革剛開始的1966年5、6月份，全國的地方院校“停課鬧革命”，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湧，而軍隊院校在林彪的“不介入”方針下，不準搞任何形式的“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特別是不允許學員離開學校出去串聯。

　　然而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以後，在全國掀起一股狂熱的造反大潮，軍隊院校的學員們蠢蠢欲動起來，他們也要造反了。於是，一些軍隊院校的“積極分子”就湧到北京，到中央文革小組那裏去告狀，他們要求軍隊院校和地方院校一樣，也應該給予他們在全國進行大串聯的權利，允許他們進北京接受毛澤東的接見。

　　在9月15日毛澤東第三次接見紅衛兵以後，中央文革小組就把軍隊院校學員的意見，反映到了林彪主持的中央軍委，聲稱軍隊院校的學員也想念毛主席。地方院校的學生能串聯，軍隊院校的學員為什麽不能串聯？也應當讓他們進北京來接受毛主席的檢閱。

　　鑒於中央文革小組的特殊身份，林彪不能不認真對待，他下令軍委秘書長葉劍英召開一次軍委擴大會議，討論一下這個問題應該怎麽辦。在會上，大多數軍官提出反對的意見，主持會議的葉劍英，開始時也傾向大多數人的意見，後來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劉誌堅指出：“這是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態度問題。”

　　這樣上綱上線之後，葉劍英感到壓力很大，隻好同意軍隊院校的學員可以到北京來接受毛澤東的接見。不過在接見以後，必須立即返回原單位，不能留在北京，不能與地方的學生搞串聯，更不能幹預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葉劍英把這次會議的結果上報給林彪，林彪同意了這個結果，於是在10月5日，中央軍委發出一個《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同意軍隊院校的學員到北京來串聯，接受毛澤東的接見。《緊急指示》發布後，軍隊院校馬上就“動”了起來，軍隊學員的造反派誕生了。

　　這些造反派學員，根本不滿足於串聯與接見，他們與地方學校一樣，搞起“四大”來。因為《緊急指示》有一句話：“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必須把那些束縛群眾運動的框框統統取消”。於是，軍事院校的造反派驟然奮起，不到一個月內，軍隊所屬100多所院校的領導班子，一個不剩地全部垮台了。

　　（45）

　　軍隊院校的造反派衝垮了本單位的領導班子後，餘興未盡，進一步衝出學校，到上級的軍隊機關去造反，這樣一來，軍隊機關裏也開始“亂”了。

　　不過野戰部隊沒有亂，軍委不允許野戰部隊搞“四大”。曾經發生內蒙古軍區警衛營300餘人，不經領導批準，集體跑到北京，要求搞“四大”，結果被中央軍委采取最嚴厲的措施，北京衛戍區動用了相當的兵力，把跑到北京的蒙古軍區警衛營全部捉拿，製止了野戰部隊搞“四大”。

　　軍隊院校搞文革的《緊急通知》發出後，大批軍事院校學員湧入北京，與地方院校的學生串聯在一起，開始在北京“鬧革命”。第一個受到軍隊院校學員衝擊的軍事機關，就是國防部。林彪是國防部長，衝擊國防部那就是不給林彪麵子，可是造反的軍隊學員，似乎並不把國防部看在眼裏。11月8日，一千多軍隊的造反學員，要衝進國防部大樓，揪出副總參謀長李天佑。警衛國防部的有兩個營，力量已經很強了，盡管警衛戰士們手挽手地組起了人牆，但還是擋不住學生往裏衝。

　　麵對這種局麵，軍委秘書長葉劍英向林彪提出建議：命令衝擊國防部大院的學員立即撤出，否則以違反軍令論處。同時，抓幾個帶頭鬧事的，保證今後不再重犯。

　　林彪卻沒有接受這個建議，相反要求警衛戰士對造反學員們實行“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不抓人，不開槍”，在這個“四不”的前提下，對衝擊國防部大院的學員進行政治思想工作，動員他們退出大院。

　　遵照林彪的指示，幾個軍隊高官去現場講話，想動員學員們離去，但他們都是講不了幾句話，就被學員們高呼的口號聲壓了下去。最後，造反派開始強行衝擊國防部大門，為了越過警衛戰士手挽手組成的十幾道人牆，造反學員們擊碎了大門旁警衛室的門窗玻璃，找來幾條長木板，一頭搭在門窗上，一頭搭在戰士們的頭上，由造反派踩著木板跳進了國防部大院。警衛戰士在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不動手、不開槍的“四不”規定的約束下，對造反派闖入國防部大院是無可奈何。

　　這一事件引起了中央軍委的高度重視，他們在沒有向中央文革小組和毛澤東打招呼的情況下，“擅自”召開軍隊院校來京人員的萬人大會，給造反的軍隊學員施加壓力，“勸”他們停止在北京造反，聽從上級的指揮，盡快回到本單位去。這是軍隊高官第一次對毛澤東的文革進行公然的抵製。

　　（46）

　　1966年11月13日下午4時，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舉行解放軍所屬各軍事院校師生和文藝單位10萬人的大型集會。體育場的會場內，張貼著數十條大幅標語，主要有：“誓死保衛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向軍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等等。

　　大會一開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副總理陶鑄及元帥：軍委副主席陳毅、賀龍、徐向前、軍委秘書長葉劍英等走進體育場，繞場一周，與大家見麵。周恩來等每人的手裏，都拿著一本《毛主席語錄》，一麵走著，一麵向參會者招手致意，會場爆發出暴風般的掌聲和口號聲。

　　接見以後，周恩來和陶鑄聲稱要去參加另外一個重要會議，提前離開會場。會議由總政治部主任肖華上將主持，陳毅、賀龍、徐向前、葉劍英四位元帥講話。坐在主席台上的還有：肖勁光大將、許光達大將，楊成武上將、楊勇上將，邱會作中將，吳法憲中將等，幾乎在京的軍隊高級領導人都到場了，以表示這是一個極為隆重的大會。

　　周恩來出來與大家見麵，是表示他對這次會議的支持；周恩來借故先走，不發表講話，又是因為他不便在這種場合講話。周恩來知道，這次會議沒有邀請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來參加，更沒有請示毛澤東。這麽做也是必須的，因為召開這次大會的目的，是對文革潑冷水，勸那些到北京來造反的軍隊院校學員服從命令，離開北京，停止造反。如果請示了毛澤東，那就得邀請文革小組也來參加，一旦文革小組的成員來了，他們的講話必然火上澆油，把潑冷水的大會變成澆汽油的大會。

　　因此，這次大會是不能請中央文革小組的人來，自然也就不能事先請示毛澤東了。這次大會是周恩來與林彪兩個人策劃的，他們兩人是有權召開這種大會的，可以不請示毛澤東，這並不違反黨規。不過，為了防止以後毛澤東怪罪下來，所以周恩來不能親自講話，這樣在毛澤東那邊回旋餘地就比較大了。

　　周恩來常用的戰略，是他要說的話，自己不親自說，而是讓別人來說。這樣一來，即使別人說了一些過頭的話，觸犯了毛澤東，周恩來可以出來打圓場，不至於跟毛澤東發生正麵衝突，還可以用他的職權來“保”替他說話的人。

　　周恩來走後，肖華宣布大會開始，樂隊奏起《大海航行靠舵手》樂曲，全場人員同聲高唱。然後，全體人員齊聲念四段《毛主席語錄》，其中有：“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全體人員念完《毛主席語錄》之後，肖華首先說：“同誌們、同學們：首先讓我代表中央軍委、各總部、各軍種的同誌，熱烈地歡迎大家。林副主席有點感冒，今天讓我向大家轉達他對你們的問候。”

　　（47）

　　林彪與周恩來一樣，他也不便在這種情況講話。林彪也用這樣的戰略，把自己想要說的話，讓別人來說，這在毛澤東那邊就有比較大的回旋餘地。林彪讓肖華轉達他的問候，也是表示對大會的支持。

　　肖華簡單講了幾句話之後，請陳毅講話。陳毅是周恩來的鐵杆支持者，同時，他也經常扮演周恩來的代言人，周恩來自己不方便講的話，常常讓陳毅來講。陳毅講錯了話，檢討一下就可以過關，而周恩來是不能輕易檢討的。這並不表示周恩來的態度傲慢，而是他這樣身份的人，一旦檢討了，就很可能意味著要下台。

　　陳毅在眾人的掌聲中，第一個豪氣颯爽地走上講台。陳毅的講話一向以大膽著稱，這次講話也非常大膽，成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最著名的講話之一，也是他諸多“黑話”中的一篇。陳毅雖有講話稿，但他基本上不看講稿，而是脫稿演說，他說：

　　親愛的同誌們：今天，我們軍事院校的革命師生在這裏集會，周總理和中央其他領導同誌接見你們，我借此機會講幾句話，今天我講話沒有準備，可能講得不對。

　　陳毅講話的慣用手法，就是聲稱“沒有準備”，這樣一旦出了問題，就可以借口一時不注意說錯了話，把問題搪塞過去。陳毅接著說：

　　根據林副主席的指示要“破私立公”，破“私”字，破“我”字。我今天在這裏的講話，就不是“我”字當頭，而是“公”字當頭。在文化大革命中，講錯了話，弄不好就要出麻煩，人家就要到外交部去揪我，大字報也會貼出來嘛！如果是出於“我”字當頭，我今天就不來講了。

　　陳毅這個表明心態的開場白是高明的，先說自己是出於“公”心，這樣即使是說錯了，大家也可以原諒他。陳毅繼續說：

　　我的話講起來不太好聽，但我還是要講。文化大革命千條萬條，主要一條就是要搞路線鬥爭。你們搞路線鬥爭，我們完全讚同，要真正學會搞路線鬥爭，如果沒學會，損失很大。親愛的同誌們，我講這話，不是空口說白話，我過去犯過大錯誤，栽過大跟鬥。

　　我今天向親愛的同學們講幾句心裏話，兩條路線的鬥爭，一兩句話是講不清楚的。搞路線鬥爭，可能立大功勞，也可能犯大錯誤。我幾十年也跟著毛主席，有時跟對了，有時就搞錯了，損害了黨的利益，直至今天思想上還有負擔，一講到這裏就十分沉痛。

　　陳毅這些話是非常“語重心長”的，他說：“搞路線鬥爭，可能立大功勞，也可能犯大錯誤”，這是不經過自己親身的經曆，體會不到的經驗教訓。一旦開展路線鬥爭，那就意味著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這場鬥爭的勝負，不是那麽容易看清楚的。在路線鬥爭的開始階段，一個人很難認對方向，緊跟毛澤東，也不一定不犯錯誤，所以陳毅以他的親身經驗說：“我幾十年也跟著毛主席，有時跟對了，有時就搞錯了。”

　　（48）

　　陳毅說這些話的意思，是提醒造反的年輕人，不要輕易涉足“路線鬥爭”，這是一個高危的事業，一旦站錯了隊，認錯了方向，那是要栽大跟頭的。陳毅接著說：

　　你們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領導下搞路線鬥爭，可能做得好，在文化大革命中立下功勞。是不是可以考慮一下，你們百分之九十九是做得對的，但你們會不會有百分之一錯了呢？我當年犯錯誤，就是不懂得“百分之一”的道理，認為自己做得都對，結果犯了大錯誤。如果虛心一點，傾聽別人的意見，就不會犯大錯誤了。

　　陳毅在這裏對年輕人說了一個人類社會的潛規則：九十九件功勞，抵不上一件罪過。你冒著生命危險救活了九十九個人，可是隻要你一時失手誤殺死一個人，那麽你救活九十九個的功勞就一筆勾銷了。紅衛兵和造反派們也是一樣，立九十九件功勞，抵不上犯一件錯誤，但誰又可以保證自己永不犯錯呢？所以陳毅告誡年輕人，路線鬥爭是風險極大的，千萬要慎重。

　　陳毅又說：搞路線鬥爭，不是三言兩語能講清楚的。我隻想提個頭，可能講得對，也可能講得不對。我講這話，你們不要說陳老總又嚇唬人，你們青年人天不怕地不怕，還怕我嚇唬你們嗎？在青年人麵前，我別的沒有什麽好講的，但是我犯錯誤比你們多，這一點我有資格講話，你們沒有犯錯誤，聽聽我的話有好處。有人說，噢！你陳老總今天又是潑冷水！潑冷水不好，但是頭腦太熱了，用冷水毛巾擦一擦也是有好處的。

　　可是對於初出茅廬的年輕人來說，正是對自己充滿自信，天不怕地不怕的熱血沸騰年代，很難理解陳毅這樣過來人的“心裏話”。

　　陳毅最後說：今天我沒有資格批評任何同誌，但我有四十多年犯過錯誤的資格來講話。講到路線鬥爭，第一種是右，不鬥爭；第二種是左，鬥爭過火了；第三種是折衷，不左不右，和稀泥；第四種才是正確的鬥爭。這四種路線鬥爭我都有體會，我犯過許多錯誤，犯過右的錯誤，犯過左的錯誤，犯過折衷主義的錯誤，我也在主席的正確領導下開展過正確的鬥爭。所以請同誌們在作路線鬥爭時，好好讀一讀《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個偉大指示，這樣在你們搞路線鬥爭時，就會搞得更好。請同誌們對我的講話加以考慮，講得不對的，請大家批評。

　　陳毅潑冷水的方式，是現身說法，希望用自己犯過的錯誤，自己走過的彎路來提醒年輕人，希望他們搞鬥爭時，盡可能按“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不要輕易把鬥爭上升到路線鬥爭。一旦鬥爭過火了，就很可能犯“左”的錯誤，一旦犯了錯誤，你過去立的所有功勞就一筆勾銷了。

　　（49）

　　陳毅講話時，坐在台上的幾十名老幹部，不斷報以熱烈的掌聲，因為陳毅講出了他們心裏想講而不敢講出來的話。可是台下的年輕人們，卻很不以為然的，大家議論紛紛，有些人甚至當場喊口號反對。隻是由於大多數人不支持他們，這才把他們壓下去。

　　然而後來無情的事實，證明了陳毅的話，當年那些帶頭造反的年輕人，後來多半都栽了大跟頭。到那時他們再回味陳毅的這個講話，才體會到其中的真意。

　　陳毅講完話，賀龍講話。賀龍比陳毅謹慎得多，他隻是照著講話稿讀，基本上都是套話空話，沒有特別大膽的話。賀龍的慎重，是因為他從羅瑞卿事件之後，基本上就在軍委中“靠邊站”了，所以說話不得不慎重。賀龍的講話中值得一提的，是他推薦的幾點倡議：“不介入和不幹涉地方文化大革命，不參加地方的炮打司令部，不上街遊行，不抄家。”

　　賀龍講話之後，徐向前講話。徐向前的講話也比較慎重，也基本上是套話空話，隻是強調軍隊有保衛國家的重任，所以軍隊不能亂，他說：解放軍擔負著保衛國家安全的神聖使命，我們一刻也不能忘記周圍有強大的敵人，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反動派，它們聯合反華，企圖在政治上孤立我們，在軍事上包圍我們，企圖破壞我國的安全，破壞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因此，在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同時，切切不可忘記我們周圍還有強大的敵人，一刻也不要忘記敵人的突然襲擊。如果我們有絲毫的鬆懈，就可能有巨大的損失。

　　最後葉劍英講話，葉劍英的講話雖然趕不上陳毅，但也比較大膽，他時而讀講話稿，時而脫稿演講。葉劍英說：同誌們從全國各地來到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北京，來到毛主席的身邊，這是最大的幸福和光榮！今天周總理等領導同誌接見了大家，軍委首長給大家講了話，這是對大家的關懷。剛才陳毅副主席，賀龍副主席，徐向前副主席給你們講了話，這些話都是很對的，對運動，對我們每個人都是有教益的，因此我完全擁護上麵的講話。我和同誌們簡短的講幾句。

　　葉劍英先肯定前麵三位元帥的講話精神，然後潑冷水說：同誌們的反抗精神，不達到目的決不罷休的革命硬骨頭精神，我們不但同情，而且支持。但也要注意，任何真理都是有限度的，跨過了一步就是謬論。在《緊急指示》發出以後，有些領導人已經承認錯誤，甚至挨打挨鬥。有些機關的同誌就做得過分了，搞過了頭，這就是錯誤。錯誤帶來的後果，不但對軍隊，對你們個人也是不好的。要掌握火候，要掌握適當的溫度，要懂得列寧說的“真理跨過了一步，就會變成謬論”。

　　葉劍英批評一些人的做法“過火”，希望他們降溫。葉劍英接著說：以前有人鎮壓學生運動是不對的，但現在轉過來不允許人家改正錯誤也是不對的。毛主席說：要允許人家犯錯誤，也要允許人家改正錯誤，允許人家革命。《阿Q正傳》裏有一個人就是隻許自己革命，不許別人革命，哪有不準人家革命的呢？

 

 

 

　　（50）

　　葉劍英特別強調，要允許那些犯了錯誤的人，改正錯誤，不能把人一棍子打死。他繼續說：開會前集體朗誦毛主席的有關語錄，這是文化大革命創造的一種好風氣，是革命的創舉。你們這樣做，對我們這些老年人也是一個教育，弄得我們這些老家夥也要帶一本《語錄》。但我要奉勸同誌們一句：讀毛主席的書很好，但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不能像讀《聖經》那樣光是背誦，毫無用處。過去我們犯過教條主義的錯誤，現在不要重犯。要活學活用，這一點同學們要注意。

　　葉劍英這裏婉言批評背誦《毛主席語錄》，是一種教條主義。當時葉劍英敢這麽說，也是夠大膽的。最後葉劍英說：“同誌們，我要宣布一個重要消息：獸醫大學紅色造反團有個戰士叫李繼才，他遞了一個條子給肖華同誌，問我們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今天這個大會經過林副主席批準了沒有？’他懷疑這個大會是我們偷偷開的，同誌們相信不相信？”

　　大部分人高喊說：“不相信！”

　　葉劍英繼續說：“讓我代表軍委全體同誌，向除去李繼才以外的全體同誌表示感謝。今天周總理和陶鑄同誌都來了嘛！本來林副主席也要來，有點感冒，沒讓他來。有人懷疑這個會不是林副主席批準的，可以允許有人懷疑。”

　　葉劍英又說：“李繼才的第二個問題，‘四位副主席的講話是否經林副主席看過了？’我告訴你們，林副主席不但知道，而且看過，並且我們還集體討論過。”

　　這時台下高呼口號：“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黨中央！”

　　葉劍英接著說：“讓我代表軍委全體同誌再次感謝同誌們的信任。李繼才要求大會廣播他的條子，尊重他的‘命令’。我們按照他的‘命令’辦了，按照他的意誌辦了，從口號，掌聲來看，同情他的很少。李繼才，你聽到了嗎？”

　　這時台下又有口號聲：“把他揪出來！”

　　葉劍英說：“希望大家都來幫助李繼才同誌，要允許人家犯錯誤，允許人家大膽懷疑，允許人家改正錯誤，允許人家革命。”

　　台下學員們，大部分是支持四位老帥講話的，但少數人不支持。他們敏感地嗅出，這次大會與毛澤東的文革精神是截然相反的，所以有李繼才提出疑問。這時，一部分學員在會場上起哄起來，他們亂喊亂叫，企圖上台與老帥們辯論。主持這次會議的蕭華看到這種情況，立即宣布散會，隨後護送老帥們離開現場。

　　四位元帥的講話傳單，很快傳播到全國，在社會上引起強烈的反響。這是文革以來，中共高官第一次集體的、公開的對文革潑冷水。之後，江青和文革小組的人，馬上批判四位元帥的講話是“鎮壓群眾”，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猖狂反攻”，他們馬上接見了李繼才等造反派，批判陳毅和葉劍英講話的大標語，馬上出現在北京街頭。

　　（51）

　　就在軍界老帥抵製文革的同時，經濟界的高官們也在抵製毛澤東的文革。前麵提到，毛澤東發現紅衛兵年齡太小，沒有社會經驗，隻能奪權，不能掌權，所以必須發動年齡較大，社會經驗成熟的工人起來奪權和掌權。在1966年10月底的中央工作會議之後，毛澤東指示文革小組的陳伯達和王力，起草一份工廠企業搞文革的文件。

　　11月13日，陳伯達和王力起草好一份《關於工廠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條規定》，提交給周恩來主持的國務院，讓他們進行討論。因為當時文革小組還隻負責文化界的事情，經濟界的事情他們不能直接下發命令，還需要通過國務院的各個部委才行。陳伯達還要求，希望在一個星期之內拿出討論結果來。

　　國務院是一個龐大的機構，包含民政、外交，農業，工業，交通等諸多的部委。劉少奇在位的時代，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負責領導工業和交通係統。薄一波是劉少奇的人，1966年8月劉少奇下台之後，薄一波失去了後台保護傘，一些平日與薄一波有積怨的人，看到“整”薄一波的機會來了，於是紛紛檢舉揭發薄一波的各種問題，薄一波處於岌岌可危的境地。為了躲開北京這個是非之地，1966年9月2日，薄一波借口自己在家裏摔了一跤，受了傷，向周恩來請病假，希望休養一段時間。

　　薄一波是劉少奇安插在國務院裏的大樹，一直聽命於劉少奇，所以他與周恩來的關係一直不太好。周恩來也樂得薄一波主動離任，於是就批準薄一波休假半年，去廣州休養。薄一波走後，他以前主管的國務院工業交通係統，就交給經委副主任餘秋裏和建委主任穀牧主管。

　　為了滿足陳伯達一個星期之內拿出結論的要求，周恩來決定在11月16日到20日召開一次全國工業交通係統的座談會，對陳伯達起草的《十二條》進行討論。《十二條》拿到座談會上，馬上就受到參會者的猛烈批評。按照周恩來的說法：“這次座談會，有些同誌是抱著一種抵觸情緒的，討論伯達同誌的《十二條》，批判得體無完膚，一無是處。”

　　參會者批評《十二條》中的“允許工廠成立群眾造反組織”、“允許學生到工廠串連”等條文，認為這樣將導致工交係統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徹底紊亂，失去控製。於是，參會高官們對《十二條》進行了完全徹底的修改，把《十二條》變成《十五條》，增加了三條實質性的內容：一、工廠不能全廠停產鬧革命，要分期分批搞文革；二、八小時工作製不能侵犯，工人隻能在業餘時間搞文革；三、學生不能到工廠去串連。

　　11月19日，周恩來親臨工交座談會，他用啟發式的語氣向參會的高官們說：“文革的形勢，可以概括為‘方興未艾，欲罷不能，大勢所趨，因勢利導’四句話。在這樣的形勢下，我們要學會‘因勢利導’，抱著‘我不入苦海，誰入苦海’的態度，挺身而出，善於因勢利導，為了保衛黨和國家的利益，個人被衝垮了也要毫無抱怨。”

　　（52）

　　周恩來的講話中，把文革比喻為“洪水”。人們對付洪水的辦法有兩種，一種是“堵”，修建堤壩把洪水堵住；第二種是“導”，修建渠道把洪水排泄到無關緊要的地方去。周恩來告訴大家，文革這場洪水，來勢凶猛，堵是堵不住的，劉少奇試圖用“堵”的辦法，就完全失敗了。因此，現在隻用“導”的辦法來抵製，周恩來啟發眾高官要學會“因勢利導”，設法把文革的這場洪水，“導”離毛澤東的預訂軌道，從而讓文革的目的落空。

　　當然，即使是用“因勢利導”的抵製文革，也是需要勇氣的，所以周恩來用“我不入苦海誰入苦海”的話，來激勵眾高官挺身而出，對文革進行大膽又“藝術”的抵製。

　　會後，國務院負責工交係統的穀牧，把會議的討論結果整理出來，這就是所謂的《十五條》。11月21日，穀牧把討論結果《十五條》，按期提交給了陳伯達。陳伯達很不高興地說：“反正我們寫文章的，無權無勢，小小老百姓，誰也瞧不起，現在你們也瞧不起。你們有本事啊，把我們的稿子改得體無完膚了，有本事你們自己寫一個嘛！”

　　穀牧辯解說：“情況沒有這樣嚴重，我們不過是結合工交係統實際，加了那麽幾條，使文件更完善一些。”

　　陳伯達明顯不接受穀牧的解釋，不同意穀牧的討論結果。這樣一來，穀牧隻得立即向周恩來匯報。周恩來對陳伯達的態度也在預料之中的，他說：“明天午間，我和陶鑄同誌再聽一次你們匯報。”

　　第二天，周恩來和陶鑄再次聽了穀牧等人的匯報。現在，陶鑄已經基本上完全站在周恩來這一邊了，他和周恩來一樣，基本肯定了穀牧的意見，否定了陳伯達的意見。這天晚上，周恩來和陶鑄、李富春一起去向毛澤東當麵匯報這次工交座談會的討論結果。

　　然而，這次周恩來等人向毛澤東當麵匯報的情況，卻沒有規範的內容披露。當事者對毛澤東態度的回憶中，有兩種截然相反的描述。

　　第一種說法是，毛澤東基本同意了《十五條》。據穀牧在回憶錄中說：晚上10點我接到富春同誌電話，說我匯報的情況，他和總理已經報告了主席，主席基本同意了《十五條》，並要穀牧帶一個班子聽取工人的意見，對《十五條》作進一步的修改。有了這個底，我們放心了一些。第二天上午，我即把修改後的稿子批印上報。

　　第二種說法是，毛澤東完全否定了《十五條》。據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在回憶錄中說：這個會我參加了，毛主席不同意《十五條》，而且不高興，特別對陶鑄不高興，並不是對穀牧不滿意。穀牧他們不知道毛主席對安亭事件的態度，可以諒解的。而陶鑄知道毛主席對安亭事件的態度以後，還是這麽說，這不是頂著幹嗎？毛主席對陶鑄說：“總要支持工人建立聯合組織，這不是大家都同意了嗎？”會後，毛主席把陳伯達和我留下，說：“你們重搞。”毛主席留下我和陳伯達另搞文件，沒留下總理。

　　（53）

　　因為各種原因，王力在回憶錄裏不便直接說毛澤東對周恩來不滿，所以隻是說對陶鑄不滿。毛澤東的不滿，是因為他在11月14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對安亭事件表明了自己的態度，支持工人造反組織，而當時周恩來和陶鑄也沒有反對，讚成了毛澤東的意見。顯然，周恩來和陶鑄是基於毛澤東的威望，不好當麵否認毛澤東的意見，內心中是反對的，於是就進行間接的抵製，在《十五條》又委婉地寫入反對成立工人造反組織的條文。

　　在毛澤東看來，周恩來和陶鑄明明在11月14日已經知道了他的態度，可是在11月21日製定《十五條》時，仍然寫入反對成立工人造反組織的條文，這不是跟毛澤東頂著幹嗎？因此毛澤東說：“總要支持工人建立聯合組織，這不是大家都同意了嗎？”。毛澤東為了反對《十五條》，指示王力和陳伯達，重新製定了一個新的《關於工廠文化大革命的十條規定》，簡稱《十條》。

　　關於毛澤東對《十五條》的態度，當事者的回憶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而且回憶者也不像是在故意說假話。首先穀牧應該沒有假話，因為他是聽到毛澤東基本同意了《十五條》之後，才繼續修改《十五條》稿子，並上報到中央常委會上進行討論。如果有人告訴穀牧毛澤東反對《十五條》，他就不會繼續修改和上報《十五條》了。

　　其次，王力應該也沒有說假話。王力不僅親自參加了這次會議，而且他在毛澤東的指示下，重新寫了一個推翻《十五條》的新《十條》。如果毛澤東對《十五條》基本滿意，就沒有必要再指示王力他們另搞一個文件了。

　　因此，之所以出現上述兩種截然不同的回憶，很可能是毛澤東當時的反對態度，不是表現得非常明顯。於是周恩來和陶鑄等人就“裝糊塗”，把毛澤東的態度當成是基本同意了《十五條》，指示穀牧繼續把《十五條》上報上去。

　　12月4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討論工交座談會的結果，毛澤東指定林彪主持這次會議。這樣一來，在林彪主持的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同時提出了兩個《關於工廠文化大革命的規定》，一個是穀牧起草的《十五條》，它代表了周恩來的看法；另一個是陳伯達和王力重新起草的《十條》，它代表了毛澤東的意見。

　　對同一件事，提出兩份完全不同的議案，這在建國以後的中央會議上，還是第一次。這就讓主持會議的林彪麵臨一個難題，是支持毛澤東的議案，還是支持周恩來的議案。某種程度上，這也是毛澤東和周恩來逼著林彪表態：你是支持我，還是支持他。

　　這次林彪的表態，非常重要，因為這是能不能在工廠展開文革的關鍵。如果林彪支持毛澤東的議案，那麽周恩來一個人就無力抵製，讓文革擴展到工廠，導致後來發生奪權風暴和天下大亂。如果林彪支持周恩來的議案，他們兩人聯手起來抵製毛澤東，那麽毛澤東在工廠搞文革的計劃，很可能就要夭折，這樣後來文革中的奪權風暴也就不會發生了，以至於林彪本人後來的出逃，都有可能避免。

　　（54）

　　11月16日到20日的工交座談會，是周恩來抵製毛澤東搞文革的一次大動作。文革中，每次周恩來發起對毛澤東的大動作抵製，都與林彪的動向有關。在這次大抵製之前的11月13日，在林彪的支持下，軍隊老帥們公然出來講話，給文革潑冷水，這是林彪對毛澤東文革的公然抵製。在看到林彪的行動之後，周恩來也開始行動，與林彪的抵製相呼應。同樣，在後來的1967年1月20日，林彪與江青大吵一場，鬧翻了。在此之後，周恩來在1967年2月份就發起一場“二月逆流”。

　　一些人把文革中周恩來與林彪的行動，分開來孤立地進行探討，這樣就難以得出全麵客觀的結論。因為在現實生活中，周恩來和林彪並不是生活在兩個孤立的環境中，兩人的關係是密切和微妙的。從曆史上看，林彪是毛澤東的人，在毛澤東對彭德懷和劉少奇的鬥爭中，林彪都出了大力，而在這次毛澤東對周恩來的鬥爭，林彪卻沒有為毛澤東衝鋒陷陣，隻是消極地盡可能中立。這個原因在哪裏呢？

　　首先，從林彪的角度來看，毛澤東給他這個接班人的位置，有點勉強，並不是出於對林彪本人的特別欣賞。如果1949年毛澤東就讓林彪當接班人，那麽林彪肯定為毛澤東效死力。可是毛澤東遲遲到1966年才讓林彪當接班人，在此之前，毛澤東並沒有特別看好林彪。

　　在1949年之前，林彪在黨內的地位，一直高於高崗和鄧小平，可是毛澤東建國後第一個想要重用的人，並不是林彪，而是高崗。1953年，高崗的地位超過了林彪，但不久毛澤東就失望了，高崗在1954年倒台。毛澤東在高崗倒台之後，想要重用的下一個人物，也不是林彪，而是對小平。1956年9月的八大上，本來地位在林彪之下的鄧小平，躍升為政治局常委，而林彪仍隻是普通的政治局委員，鄧小平超過了林彪。隻是後來毛澤東對鄧小平又失望了，才於1958年5月，補選林彪為政治局常委。

　　建國後，毛澤東本意是讓彭德懷管軍隊的，隻是後來彭德懷被打倒，才想起來請林彪出來管軍隊；毛澤東本意是讓劉少奇當接班人的，後來也是打倒了劉少奇，才想起來讓林彪出麵接班。

　　因此，從林彪的角度來看，毛澤東對他並不是特別的欣賞，也沒有特別的期待，隻是把他當作一個替補隊員，而不是主力隊員。當主力隊員出了問題，才想起來讓他這個替補隊員上場。所以，林彪對毛澤東讓他當接班人，並沒有那麽欣喜。

　　林彪成為接班人之後，他不得不猜想毛澤東的心思：這次毛澤東是真心讓他接班？還是一時間沒有合適的接班人人選，隻是讓他過渡一下？

　　（55）

　　林彪由於長年替補的經曆，所以他不得不猜想，他這個接班人，隻不過是一個過渡的角色，今後毛澤東有了合適的接班人，他就得讓位了。

　　可是按照當時中共的慣例，一個人職位是隻能“上”，不能“下”。如果職位下降，必然是犯了錯誤，被撤職處分。根據這個慣例，將來毛澤東有了合適的接班人，就要讓林彪“讓位”，也就是要讓林彪的職位下降。而要讓林彪的職位下降，就不得不找林彪的一個錯誤，作為取消林彪接班人地位的借口。人不是神，誰都有錯誤，要想“挑錯”，那是很容易的事情。

　　這樣一來，林彪可以設想將來的某一天，黨內發出通報：林彪犯錯誤了，他不適合再當接班人了，於是他就灰頭土臉地下台。盡管毛澤東不至於用打倒劉少奇的方式來打倒林彪，隻是讓林彪靠邊站，就像朱德那樣，給林彪一個名譽職務，但這還是讓林彪非常沒有麵子。中國人都是要“麵子”的，職位上升，誰都很高興，而職位下降，人們就會感到很沒麵子。特別是林彪這樣自尊心很強的人，對這種丟麵子的事情是非常在意的。

　　所以，林彪本來是不願意當接班人的，隻是在毛澤東“先斬後奏”的情況下，不得已當上了接班人。林彪一旦當上了接班人，他就不得不為後路著想。第一個出路，是真的接了班。林彪對這個出路抱的希望不大，因為林彪的身體比毛澤東差很多，死在毛澤東之前的可能性相當大；第二個出路，是在自己死之前，保住接班人的地位，體麵地離開人世。林彪對第二個出路比較抱有希望。

　　從保住接班人位置的角度來看，林彪當然希望中國的政局變化越小越好，毛澤東的文革規模越小越好，所以這樣一來，林彪對毛澤東的文革就是懷著潑冷水的態度。

　　林彪對毛澤東的文革要潑冷水，周恩來也要潑冷水，兩個人就有了一致的利益。在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兩人之間就形成了一種微妙的同盟關係。當林彪給毛澤東潑冷水的時候，周恩來也給予呼應，作為特殊形式的支持。11月13日，林彪召開軍隊院校師生十萬人大會，給文革潑冷水；11月16日，周恩來召開工交係統座談會，也給跟毛澤東頂著幹，對文革潑冷水。11月29日，林彪再次召開軍隊院校師生十萬人大會，進一步潑冷水。周恩來親自出席了這次大會，不過隻是在會場上繞場一周之後即離開，表示對大會的支持。

　　在11月29日的大會上，陳毅和葉劍英又講了話。陳毅說：親愛的同誌們：林副主席幾年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軍事院校是有一定基礎的，地方院校差一些，不能把他們的一套搬到軍事院校來，也不能把軍事院校的一套搬到地方上去。地方院校有地方院校的搞法，軍事院校有軍事院校的搞法。

　　（56）

　　陳毅首先強調，軍事院校因為是林彪的領導，所以問題比較小，而地方院校過去是劉少奇的領導，問題比較大。所以軍隊院校和地方院校，搞文革的方式不一樣。陳毅進一步說：我年輕時代犯過兩次錯誤，就是把路線鬥爭擴大化了，簡單化了。你們那個搞法我不讚成，就是簡單化了，擴大化了。每個單位的首長，講錯一句話，做錯一件事，都要鬥。不要把有一般缺點錯誤的人，當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來鬥，那種搞法本身很危險。這麽年輕，大學還沒有畢業，就這麽凶，就這麽搞法，你要掌了權，還不害死人呀！我說，你這麽搞法，我交班也不交給你。我這個人講話有點刺耳，有人不愛聽，那怎麽辦呢？我講的是真話，是老實話。

　　陳毅批評了當時批鬥擴大化的問題，幾乎所有的高級軍官都挨鬥。陳毅特別提醒造反派注意，整人不要太“凶”。陳毅最後為自己的發言辯解說：

　　我在11月13日的講話，有些同誌反映很壞，說我潑了一盆冷水，要揪出來批判。同誌們，光喜歡聽好話，聽頌揚的話，什麽光榮呀、偉大呀、偉大又偉大呀，這怎麽革命啊？同誌們作為解放軍戰士，作為革命同誌，要能聽直言。我11月13日的講話，也是有意識地得罪一些人，光講偉大，對大家沒有幫助，說明陳老總這個人不老實，看著同誌們犯錯誤不幫助，這沒好處。

　　陳毅講話之後，葉劍英也講話說：軍隊院校學生與地方院校學生不同，你們不是一般學生，所以不容許軍隊學生違反三大紀律和八項注意的軍隊光榮傳統。把國防部當作敵人，衝國防部，猛打猛衝，這是最高統帥和副統帥辦公的地方，嚴格地講起來，就是反革命。這些人如果不改，就是廢品，將來不能用的。有人說我又挑動群眾鬥群眾，我不敢挑動群眾鬥群眾，這樣的人不是群眾，是廢品，要洗涮！膚淺的批評不行，要嚴厲批評，錯了我負責。有人說我的講話是棵大毒草，他們說是毒草就是毒草嗎？他們有他們的言論自由嘛！

　　陳毅和葉劍英在兩次大會講話都如此大膽，在軍隊院校造反派中一片嘩然，“打倒陳毅”、“打倒葉劍英”的大字報到處可見。中央文革小組則公開支持軍隊院校的造反派，說老帥們的講話是錯誤的，要求陳毅和葉劍英作檢討。幾天之後，中央文革決定在首都工人體育館同樣召開一次十萬人群眾大會，點名要陳毅、葉劍英等幾位老帥和軍隊負責人出席這次大會，準備在大會上批鬥一下這些老帥和軍隊負責人。

　　（57）

　　中央文革的辦事員打電話給主持軍委日常事務的葉劍英，催他們來參加大會。葉劍英把此事分別向林彪和周恩來做了匯報。據說林彪正好吃安眠藥睡下了，周恩來則把這個情況報告了毛澤東。這種事情向毛澤東匯報，還是周恩來出麵比較好，因為周恩來不負責軍隊的事情，說話可以比較靈活。

　　據當時參與此事的吳法憲回憶說，毛澤東否決了這個大會，說：“不能去，不能召開這樣的會議。”他還責備江青說：“這種作法是錯誤的。”江青沒有辦法，隻好通知下去，這個大會不開了。

　　當時，毛澤東還不願意得罪林彪和軍隊老帥們，畢竟文革才開始，需要林彪出力的事情還很多，所以不想在這件事上與林彪發生衝突。於是毛澤東就對林彪的抵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毛澤東現在需要林彪辦一件更重要的事，就是支持他把文革延伸到工礦企業。

　　12月4日到6日，林彪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把文革延伸到工礦企業的問題。這次會上毛澤東和周恩來各自提出一份議案，就是陳伯達代表毛澤東起草的《十條》和穀牧代表周恩來起草的《十五條》，讓林彪表態，這樣林彪就非常為難了。林彪畢竟和周恩來不一樣，他盡管對毛澤東的文革潑冷水，可是要讓他反對毛澤東，還是辦不到的。這次，林彪猶豫再三，最後還是選擇支持毛澤東，但他也沒有批判周恩來，隻是委婉地否決了周恩來的議案。

　　在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林彪講話說：這次工交會議開得不好，是錯誤的，思想不對頭。工交會議暴露了一些思想問題，比原來是一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要堅決貫徹陳伯達同誌的《十條》。這次《十條》是放手發動群眾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很好的。

　　林彪先肯定了毛澤東的《十條》，但他也沒有批評周恩來的《十五條》，隻是簡單地說工交會議開得不好，是錯誤的。林彪三個多小時的講話中，沒有一句提到《十五條》。林彪隻是委婉地讚成了毛澤東，讓周恩來感到，他這麽做是出於不得已。林彪對毛澤東《十條》的讚成，也隻有這幾句，然後他開始長篇大論地闡述工交係統搞文革的“意義”，林彪說：

　　有人認為工交係統文化革命沒有文教係統的重要，這是不對的。工交企業是國家的經濟基礎、經濟命脈。工交係統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好壞，關係很大。如果搞好了，就能把工交企業辦成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如果搞壞了，就能變成修正主義的重要支柱。所以工交係統的文化革命，並不是比文教係統不重要，而是更重要，一定要把工交企業的文化大革命搞好，進行到底。

　　林彪這些話，都是大話空話，並沒有實際的針對性。當然，林彪也不能全盤講大話空話，總得批判一點具體的東西，於是林彪就把批判之火，引到劉少奇這隻死老虎身上，大批劉少奇，暗保周恩來。

　　（58）

　　林彪說：我們工交係統有沒有嚴重的階級鬥爭？有沒有兩條路線的鬥爭？應該肯定，回答是有的。一定要認識工交係統有嚴重的階級鬥爭和兩條路線的鬥爭，劉少奇的錯誤不是五十天的問題，是十年、二十年的問題，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二十年之多，在這段工作時間裏，他從來不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自搞一套，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間對毛澤東思想有很大幹擾，在許多重大關鍵的問題上，都違反了毛澤東思想。

　　這裏舉一些例子，在解放剛開始時，少奇一次到天津講話，他說中國不是資本主義多了，而是資本主義少了，中國工人不是反對剝削，而是歡迎剝削。又如解放初期，中組部鄧子恢提出：“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怎麽辦？”當時劉少奇回答說：“並沒有壞處。”又如1954年鄧子恢提出過：中國共產黨的性質是半無產階級的黨，這些話是經過少奇同意的。再如土改以後，鄧子恢提出過農村實行四大自由，這實際是少奇的思想，是少奇通過鄧子恢講出來的，根子在劉少奇。

　　以後劉少奇還有許多錯誤，如《二十三條》出來以前，犯了形左實右的錯誤，不相信群眾，派大量的工作組，以及這次文化革命期間犯的錯誤等等。這些錯誤歸納起來，就是他們執行了自己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毛澤東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本來是指向周恩來的，這裏林彪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套到劉少奇頭上，替周恩來解圍。林彪繼續說：

　　劉、鄧的一套，根本違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資產階級的一套，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是無產階級路線。彭真、薄一波比他們更壞，除了執行錯誤路線外，還搞兩麵派，性質更為惡劣。劉、鄧、彭、薄，對我們的影響很大很深，十年、二十年的潛移默化，我們的很多組織、很多幹部受到很深的影響。在工交企業同樣如此，影響很深。就從這一點看，我們工交企業不是沒有東西可“革”，而是有很多東西可“革”，有薄一波的東西，也有劉鄧的影響，這些都是代表剝削階級的東西。我們受了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劉、鄧、彭、薄的影響很深。

　　林彪在這次會上大批劉少奇的另一個原因，是劉少奇本人也被通知來參加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是劉少奇最後一次參加政治局會議。本來這次工交座談會，與劉少奇是沒有關係的，可是林彪登高一呼，劉少奇成了被眾人批判的靶子，大大減輕了對周恩來的壓力。林彪除了批劉少奇之外，還特別提出批薄一波，因為薄一波是劉少奇的人，正好以前又是主管工交係統的，所以批薄一波正合適。

　　（59）

　　為了“感謝”林彪的好意，周恩來在會上也大批劉少奇和薄一波，周恩來說：

　　少奇作為主席的接班人已經二十年了，的確不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影響是很深的。他不像林彪同誌在軍隊獨樹一幟宣傳主席思想，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高。由於少奇不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就影響到全黨全國，中宣部不宣傳主席思想，宣傳修正主義思想，組織部搞彭真的黑線，聯絡部搞“三和一少”，調查部搞神秘的東西，統戰部不執行主席的路線，黨校、黨報、新華社、廣播電台，都有嚴重的問題。二十年、十年影響之深，還有黑線參插在中間，不能不對黨的實際工作發生影響，不能不影響到幹部的思想，不能不影響到基層，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薄一波和彭真結合在一起，是兩麵派。

　　這裏林彪插話說：“我還被薄一波騙了，我以為政府中他還搞得不錯，以為他是革命的，是宣傳毛澤東思想，在工交戰線搞革命化。實際上薄一波是破壞革命化的，這個人還沒有充分揭露。我從東北回來，在火車上，薄一波動員我擁護劉少奇，給我的印象，他是搞宗派，搞山頭的，是個壞家夥。

　　周恩來接著說：薄一波說他與彭真不接觸，但據我了解，實際上他們的來住是很密切的。

　　康生插話說：薄一波這個人閻錫山很信任他，這不是偶然的。

　　徐向前也插話說：在晉東南，薄一波簡直是一霸，對下麵幹部很凶，當作奴才。

　　周恩來繼續說：薄一波影響到工交戰線，陳雲的錯誤在財貿係統有影響的，鄧子恢的錯誤，過去有過批判。羅瑞卿在公安部中搞特務作風，影響也很深。文教戰線有陸定一、周揚、夏衍等統治多年，科學部門也受了他們的影響，從上麵這些情況可以看到劉鄧的影響之深之大。

　　林彪和周恩來要把鬥爭目標轉移到劉少奇和薄一波身上，而文革小組的人不幹了，他們要把鬥爭目標拉回到周恩來的《十五條》上。不過在林彪的壓力下，他們隻敢批具體整理《十五條》的穀牧，不敢提穀牧後麵的周恩來。王力首先說：工交座談會的這個《十五條》，集中反映了一套錯誤的東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對於文化大革命，我們中央有的同誌就是主張要壓，九月上旬就壓，用“抓革命，促生產”這麽一個口號。過去對學校搞了許多限製規定，現在又拿這一套來對付工人。

　　張春橋批穀牧說：你的發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資派的情緒。

　　江青批穀牧說：你的發言毫無階級感情，給工人戴幾百斤重的石頭，完全是反革命，搞了修正主義那一套。

　　（60）

　　康生批的調子輕一點，表現在比較抽象：一個國家的變修，重要的問題是經濟基礎，還不在於文教部門。從挖資本主義根子來看，工礦企業的文化大革命更為重要。如果不好好鬧一鬧，變修了，文教係統搞得再好也沒有用，國家非出修正主義不可。

　　陳伯達責問穀牧說：《十五條》沒有同我們商量，在會上發這個，是搞突然襲擊。

　　這時周恩來為穀牧辯解說：這個提綱是我要他們寫的，是開夜車搞的，來不及征求意見。我所接觸的那些部長們、省委來的人，沒有幾個“通”的，大多數很不理解。林總問我有沒有一個通的，我說我接觸到的沒有，多數不通，不是孤立的，是有思想根源的。過去我們批準的，機關、工廠、農村不能搞文革。

　　林彪插話說：我們也是同意的。

　　林彪的插話，為周恩來解圍，指出過去中央發過工廠農村不搞文革的文件，這是包括林彪在內的人都同意的。但不管怎麽樣，林彪這次沒有支持周恩來的議案，而支持毛澤東的議案，當然這也在周恩來的預想之中。周恩來本來就是抱著試試看的心態，試圖在關鍵的時刻，林彪能夠站出來支持一下，這樣就可以避免文革之火燒到工礦企業。

　　現在林彪支持了毛澤東，那麽文革之火肯定要燒到工礦企業了，這時，周恩來就不能再“頂”了，而是要采取“導”的策略。於是，周恩來改變了立場，也表態支持在工礦企業搞文革，他準備在具體執行的過程中，再設法抵製和潑冷水。因此周恩來在這次會上，也進行了支持工礦企業搞文革的發言，周恩來說：

　　這次工交座談會，有些同誌是抱著一種抵觸情緒的，我知道他們有情緒，思想不通，中央部門的同誌說了很多意見，劉瀾波、呂正操、呂東這些部長們哄堂而起，說到最後都站起來圍著我，說明大家的抵觸情緒不小。大家沒有從整體來考慮搞革命，為什麽一定要搞這場革命？不搞行不行呢？我們的所有製雖然變成公有製了，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特殊階層就會把它變成私的，就會變顏色。所以文革不能不搞，不搞就會和平演變，就不可能解決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問題。

　　周恩來先從理論上表態支持工礦企業搞文革，然後又安慰幹部們說：穀牧的《十五條》是錯誤的，拿出來好，把大家的思想都擺出來了，反映了幹部思想的現實情況。我們的幹部對文化大革命還是很不理解，思想沒有通，還有些意見，主要就是怕，“怕”字當頭。當年打仗，入了虎穴，坐牢，入地獄，死都不怕，現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搞文化革命有什麽可怕？最多是掉點磅，生點病，罷官嘛，有什麽了不起？犯了錯誤不要緊，改了就是嘛！

　　周恩來隱晦地告訴高官們說：這次我們得退讓一下。退讓的最壞結果，也就是罷官，不必擔心生命危險，隻要活著，以後還有機會東山再起。

　　（61）

　　林彪支持周恩來說：周總理說，現在“怕”的規律有三種形態：開始時“怕”引火燒身，放不下架子，不肯徹底檢查；緊接著就是“怕”群眾把他揪去，最後不行，就不敢堅持原則，無原則亂簽名的也有，都是“怕”的表現。

　　周恩來又啟發性地說：正如林總說的，這場運動正在向著廣度深度發展，勢不可擋，怎麽能擋得住？伯達同誌說這是革命洪流，是不能堵，不能擋。

　　林彪插話說：革命洪流的“洪”字，應改為紅色的“紅”。

　　周恩來繼續說：現在，工交戰線的文化大革命正處在方興未艾、大勢所趨、勢不可擋的形勢，要準備迎接洶湧的浪潮。大勢所趨，萬馬奔騰來了，你根本擋不住，要因勢利導，否則，就會被衝垮。我們當年跟敵人打仗，大家深入虎穴，不怕犧牲，今天更應該有“我不入虎穴，誰入虎穴”的革命精神，敢於赴湯蹈火，敢於站到潮流裏麵去。隻有這樣，才不致被潮流所淹沒，才能處於主動的地位。

　　周恩來告誡高官們說，對文革這場洪流，“擋”不是上策，要自己也跳入到這場洪流中去，這樣才能引導這場潮流的方向，才能處於主動的地位。

　　對於眾高官擔心工廠搞文革，影響到生產的問題，林彪說：因為工交係統是搞生產的，又要搞生產，又要搞文化大革命，關係如何擺法？抓革命促生產怎麽擺法？你們憂慮抓革命會誤生產。搞文化大革命，在一定時期內也可能降低生產，如果用生產的大小來評議文化大革命的成敗，是大錯特錯的。因為我們還可以用別的方法搞出生產成果來，用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用物質刺激等也可以促生產，所以不能把文化革命的成果僅僅落實在生產上。文化大革命在一定時間內，生產可能下降。生產受一點損失，在政治上得到收獲，也是重大的收獲，因為在政治上的勝利，是更大的勝利。

　　周恩來也支持林彪的說法，他說：在一個時期，生產上肯定會受一點影響的，不要緊，不要在這個問題麵前，前怕狼，後怕虎。極而言之，影響生產也就是半年吧？革命搞好了，生產會大幅度前進的。

　　最後周恩來說：文化大革命，從五月到現在已經七個月了，要求大家做徹底的革命派。我幫助林總擔負這個責任，每天都誠惶誠恐的心情，一方麵要摸出一些經驗，一方麵要有革命的火熱的心。有些事向主席、林總學習，有時請教伯達同誌。我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主席已作了這個考慮，我們思想要作充分的準備。

　　周恩來除了吹捧林彪之外，還不忘記吹捧一下陳伯達，因為陳伯達也是可以爭取的人物。

　　（62）

　　1966年12月6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了在工礦企業搞文革的《十條》，毛澤東取得了一定的勝利，但並沒有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因為他沒有實現對周恩來以及周恩來派的打擊。文革小組的成員們本想把批判《十五條》的材料，作為中央文件下發到縣團級，可是遭到包括林彪在內的多數高官的反對，最後周恩來決定：批判《十五條》之事不擴大傳達範圍。而且，提出《十五條》的穀牧，也沒有受到進一步的批判，更沒有受到批鬥，他被周恩來安排到外地去搞調研，“避風”去了。

　　這次政治局會議結束後，周恩來給毛澤東寫了一個書麵報告，說：“這是穀牧同誌在12月4日政治局會議上的書麵報告。它集中地代表了這次座談會上的共同認識，也暴露了工交戰線上對兩條路線鬥爭的錯誤立場和看法，因而受到常委幾位同誌特別是文革小組同誌的嚴厲批評，使他們開始有了覺悟。最後，林彪同誌做了結論，認為座談會是失敗的。但在政治局會議上暴露出來，受到批判又是好事，問題的關鍵在於領導。要看個人回去後能否通過實踐和鬥爭，得到教益，搞好革命。”

　　周恩來在報告中，以置身事外的口氣評論這件事，完全沒有談到自己對這件事的態度，更沒有自我批評之類的話。周恩來知道這個時候絕對不能做自我批評，一旦承認自己有錯，就會被別人揪住不放。由於林彪的態度曖昧，毛澤東隻能默認了這個結果。

　　12月15日，林彪再次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文革小組起草的把文革延伸到農村的《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指示》提出：“農村人民公社和生產隊可以建立紅衛兵組織，社隊之間可以串連，學生也可以到鄉下串連，農村的文化大革命也要采取大鳴、大放、大辯論，實行大民主。”

　　不過農村的文化大革命，並沒有像毛澤東期待的那樣轟轟烈烈開展起來。第一個原因是農民的文化水平普遍低，思想保守，對破除舊文化、建立新文化的文化革命，興趣不高；第二個原因是農村的家族關係很濃厚，一個村子裏麵的人，世世代代都是鄉親，讓他們相互之間搞批鬥，很難搞起來。因為文革與土改不一樣，土改可以分到土地，是可以得到物質利益的，而文革的批鬥，自己並沒有直接的物質利益。農民比較注重實惠，批鬥了半天，自己並沒得到什麽好處，所以不願意去幹。

　　這種情況，倒也符合馬克思的觀點。馬克思認為：隻有工人才具有革命性，農民是缺乏革命性的，隻是在“分田地”這樣的物質利益誘惑下，他們才會出來革命，一旦分到田地，他們就不願再繼續革命了。毛澤東在農村發動文革的失敗，似乎也證明了馬克思這個觀點。

　　（63）

　　1966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73歲都生日。我們在前麵提到，兩年前的1964年12月26日，毛澤東71歲生日的那一天，破天荒地開了一個生日壽宴，邀請了劉少奇等數十名高官赴宴。兩年後，毛澤東再次破天荒地在生日請客吃飯。

　　這次生日壽宴和上次雖說隻間隔兩年，可是中國的政局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上次被邀請的高官中的一大半，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羅瑞卿、彭真、薄一波、李井泉、劉瀾濤、宋任窮、胡耀邦等人，都已經被打倒或者被批鬥。剩下少數沒有被打倒的林彪、周恩來、李富春等人，也沒有被列入毛澤東這次生日壽宴的名單。毛澤東這次邀請的人，隻有中央文革小組中幾個他最為的信任的人：陳伯達、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連康生都沒有邀請，而江青成為毛澤東生日壽宴的女主人。

　　參加這次毛澤東生日壽宴的王力，在回憶錄中寫道：我看到不少國內的和國際的研究中國文化大革命的著作，都不知道或者忽略了毛澤東七十三歲生日的一次重要談話。這樣，對於毛澤東，對於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係列重大曆史事件和背景，就難以做出科學的評價。

　　王力的這個評述應該是很有道理的，從他披露的毛澤東在這次壽宴上的講話來看，的確反映了不少毛澤東內心世界的表白。王力回憶說：1966年12月26日毛主席過生日，晚上臨時通知，毛主席和江青請陳伯達、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到中南海的遊泳池吃飯,沒有林彪、總理、康生、李富春。我們到時毛主席早就在等著了,吃飯是按他的慣例，他招待外國人也是這樣，四菜一湯。今天每人加了一小碗麵條,吃飯前毛主席說了很多話。

　　毛澤東以前住在中南海豐澤園菊香書屋，而在1966年8月，毛澤東卻突然搬到了中南海的遊泳池居住。據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張玉鳳回憶說： 1966年上半年，毛主席幾乎不在北京，中央辦公廳趁毛主席離京外出巡視考察期間，將主席在中南海的豐澤園菊香書屋進行了一次維修，當毛主席1966年7月18日回到豐澤園後，發現園內所有的房子都修葺一新，毛主席大為不悅，因為這樣的修繕未經他同意。一氣之下，老人家於1966年8月搬到了中南海的室內遊泳池去工作和生活，臥室、辦公室就在遊泳池裏的小傳達室。在這裏，毛主席度過了他人生最後10年。

　　毛澤東搬離菊香書屋，除了未經他同意修繕房屋之外，另外一個因素應該是擔心菊香書屋在修繕過程中，被人悄悄地安裝了竊聽器。因為毛澤東以前的專列上，曾被安裝過竊聽器。在文革這樣的關鍵時刻，毛澤東不得不特別小心謹慎，所以他很快搬離了菊香書屋，住進遊泳池旁邊的休息室。沒有人想到毛澤東居然會住到遊泳池的休息室裏麵去，所以這裏也就不可能被預先安裝竊聽器。

　　（64）

　　1966年毛澤東在過生日的這天，在他遊泳池的新住所，邀請了他最信任的幾名文革小組成員。關於毛澤東在這次生日壽宴上的講話，王力有比較詳細的回憶，我們下麵就摘錄一些王力回憶的毛澤東講話：

　　“這個鬥爭不是文化大革命才開始的，從一搞社會主義就開始了，究竟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這兩條鬥爭反映到黨內，就是兩條路線的鬥爭。一個要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一個要保存資本主義的秩序，老框框、老組織、老規矩。一個要革，一個要保，就是兩條路線鬥爭的繼續。”

　　毛澤東這裏講了文革的起源。毛澤東說明：文革的起源，其實從建國時期就開始了，從那時是開始了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的兩條路線鬥爭。毛澤東的路線要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而反對毛澤東的路線，是要保存一部分資本主義的東西，甚至試圖複辟資本主義。

　　“整個文化大革命的過程，都是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較量，現在還在繼續。資產階級在黨內還有一定的市場，還有大批幹部世界觀沒有改造或者沒有改造好，這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市場。他們為什麽能蒙蔽群眾？因為他們是共產黨。共產黨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農民得了土地，都擁護共產黨。這些人貪天之功為己功，把自己當成黨的化身。”

　　毛澤東這裏指出“走資派”能夠蒙蔽群眾，能夠得到信任的理由，是因為他們打著共產黨的旗號，借助共產黨的正確性和威信，使得群眾對他們有所信任。進而他們借助共產黨的威信，把自己變成正確和正義的化身，把反對他們與反黨等同起來。

　　“他們說什麽，相信黨就要相信他個人。他們提倡不講原則，提出無條件服從，不是服從黨中央的正確領導，而是無條件服從直接上級。提倡盲從，提倡奴隸主義。我同他們的分歧，這是一個重大分歧。我不讚成他們提倡盲目服從，我一直堅持，隻服從堅持革命路線的正確領導，對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要批判，這是政治原則也是組織原則，並且要讓群眾也懂得，為群眾所掌握。”

　　毛澤東這裏指出“走資派”控製群眾的手段，是他們推行無條件服從上級的“盲從主義”。文革中毛澤東發動學生，進而發動工人和農民對共產黨“造反”，根本的思想就是“反對盲從”。所謂盲從，這是有一種迷信，認為“官職的大小，代表真理的大小，也代表正確的程度”。官職越大的人，真理掌握就越多，當上級與下級的意見不一致時，大官的意見一定比小官的意見更加正確，所以要盲目聽從大官的指示。

　　（65）

　　毛澤東號召群眾不要盲從上級領導，當上級領導不正確的時候，下級可以“造反”。毛澤東本人，就是一個不盲從甚至造反的典型。1927年，上級領導指示毛澤東，要求帶領秋收起義的部隊去攻打大城市，可是毛澤東認為上級領導的指示不正確，就對上級領導“造反”了，帶著秋收起義的部隊上了井岡山，開始獨創自己“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如果沒有當年毛澤東的大膽造反，共產黨很可能今天還在上海租界裏爭吵呢。

　　毛澤東認為他的成功經驗，就是“不盲從”的造反精神。今天，他希望新一代的紅衛兵把這種造反精神繼承下去，對那些試圖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黨內當權派“大膽造反”，把社會主義革命搞到底。所以，毛澤東特別提出要將“不盲從”的造反精神“讓群眾也懂得，為群眾所掌握”。

　　“蘇聯複辟的教訓說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能不能鞏固政權，能不能防止資本主義複辟，這是新的中心課題。問題出在黨內，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

　　毛澤東這裏指出他對資本主義複辟的擔心，並非空穴來風的猜測，而實際上確已發生過。因為蘇聯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已經開啟了“變修”的先例。因為，毛澤東特別強調中國必須注意到蘇聯的經驗教訓。蘇聯的教訓是“問題出在黨內”，因此，這次文革就要在黨內進行階級鬥爭，防止蘇聯的教訓重演。

　　“看起來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現在也沒有了結，劉少奇之後，這場鬥爭還是在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同資產階級在黨內代理人的全麵較量。他們在黨內占據領導地位，在很多方麵都有影響，要清除這些影響，要有很長時間的鬥爭。”

　　這裏毛澤東指出這次文革的鬥爭對象，是“資產階級在黨內代理人”，而且這些“資產階級代理人”在黨內占據了領導地位。毛澤東特別點明“劉少奇之後這場鬥爭還是在鬥”，這就是明顯地點出，黨內“資產階級代理人”，就是以周恩來為首的一大批老幹部，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林彪，這些人都反對毛澤東在黨內發起一場針對黨內走資派的鬥爭。

　　“挑動群眾鬥群眾，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工人農民參加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阻擋的曆史潮流，一切企圖阻擋的人都要被曆史潮流衝掉。”

　　毛澤東這裏指出周恩來對抗他的戰略，是“挑動群眾鬥群眾”。毛澤東發動群眾起來造反，周恩來也發動群眾反對造反派，雙方都沒有動用軍隊，而是用“群眾”作為武器來進行鬥爭，這就是所謂的“挑動群眾鬥群眾”。毛澤東能夠發動群眾，周恩來也能發動群眾，後來，文革在某種程度上，就成為毛澤東的“群眾”，與周恩來的“群眾”的鬥爭。

　　（66）

　　王力回憶說：毛主席這次講話總的概念是，全國全麵的階級鬥爭。吃飯時毛主席舉杯祝酒，說：“祝全國全麵的階級鬥爭”，這話是正確地概括他對當前形勢和今後作法的想法。甚至有人還說毛主席當時還聲稱：“要開展全國全麵的內戰”，但這次我沒有印象。

　　毛澤東之所以會說“祝全國全麵的階級鬥爭”，是因為他經過這幾個月的鬥爭，已經看到周恩來派的勢力相當大，迫使毛澤東不得不下決心進行一場“全國全麵”的鬥爭，才有可能打倒周恩來。

　　王力回憶說：文化大革命是個悲劇，毛主席沒有達到他原來設想的目的。有的人真的以為毛主席就是為了天下大亂，可是，毛主席自己打下的江山，為什麽要叫它亂？這次生日毛主席才說得比較透徹。

　　毛澤東這次講話，點明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基本問題：

　　第一、文革的起源。毛澤東指出，文革來自於黨內走社會主義還是走資本主義的兩條路線鬥爭，這場鬥爭從建國時拉開序幕了；

　　第二、走資派能夠得到一部分群眾的支持和信任，是因為他們借助共產黨的正確性和威信，他們已經把自己變成共產黨的化身。因此對走資派的開炮，也就變成了對共產黨開炮，這樣就讓一部分支持共產黨的群眾，難於理解和支持；

　　第三、打倒黨內走資派的方法，就是打破群眾對這些黨員高官的迷信和盲從，發動群眾對他們造反；

　　第四、毛澤東指出的對資本主義複辟的擔心，並不是空穴來風，而是在蘇聯實已經發生了的現實；

　　第五、毛澤東指出文革的鬥爭對象，是“在黨內占據了領導地位的資產階級代理人”，也就是以周恩來為首的一大批老幹部，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林彪；

　　第六、毛澤東指出周恩來這批人對抗他的手段，也是發動群眾，就是所謂的“挑動群眾鬥群眾”。這樣一來，這場文革就變成了毛澤東派的“群眾”，與周恩來派的“群眾”的兩派群眾鬥爭。

　　毛澤東講的六個問題，是理解毛澤東思路的基本問題。毛澤東為什麽要發動文革？毛澤東為什麽要用那樣的方式方法來搞文革？這六個基本問題給出答案。

　　王力的回憶最後說：毛主席生日的這次談話，是文化大革命中比較重要的一次談話，我認為毛主席講得很深刻，文化大革命搞了半年，他作了概括的總結，使我們比較清楚地懂得了一些東西。聽了毛主席講話之後，我對給我開車的司機王貴說：“文化大革命搞了半年，還要大搞，看起來所有的幹部都要被打倒。”後來1982年我從秦城出來後，王貴對我說：“你看得真準，後來果然是所有領導幹部都被打倒了。”

　　王力這時才恍然悟出，毛澤東搞文革的目的，是打倒所有的老幹部。當然，悟出毛澤東的心思，老道的周恩來比王力更在行。也正是因為周恩來看破了毛澤東心思，對毛澤東的各種手段都有了事先的預防和準備，所以毛澤東對周恩來的鬥爭，就很難像對劉少奇的鬥爭那樣的順利。

　　（67）

　　文革中，毛澤東與劉少奇的戰役，一場是群眾與黨組織的鬥爭。劉少奇的工作組是黨組織的代表，而毛澤東的紅衛兵和造反派是黨外群眾的代表。很顯然，黨外群眾在人數上雖大大多於黨組織，但黨外群眾怕黨組織，其原因是黨組織的背後有專政工具，也就是警察和軍隊。

　　由於軍隊在毛澤東的完全控製下，對警察有控製力的羅瑞卿在文革前被打倒，所以劉少奇的工作組成了真正的紙老虎，一捅就破。在人數絕對多數的造反派麵前，工作組毫無還手之力，這樣毛澤東就輕易地打倒了劉少奇。

　　毛澤東發起對周恩來的戰役後，發現過去對付劉少奇的方法不靈了。因為毛澤東發動群眾，周恩來同樣也發動群眾，周恩來發動群眾的手段也不低於毛澤東，這樣一來，毛澤東與周恩來的戰役，就成為一場群眾與群眾的鬥爭。毛澤東支持紅衛兵，周恩來也支持紅衛兵；毛澤東支持造反派，周恩來也支持造反派。結果就出現紅衛兵中的毛、周派，和造反派中的毛、周派。

　　顧名思義，“毛澤東派的紅衛兵”，並不是真正屬毛澤東領導的紅衛兵，隻是比較聽毛澤東的話而已；同樣“周恩來派的紅衛兵”，也不是真正跟隨周恩來的紅衛兵，也隻是能聽周恩來的話的紅衛兵。紅衛兵是自發性的群眾組織。例如在1966年10月的時候，北京大學的3000多名學生當中，自行成立了92個大小不等的獨立紅衛兵組織。這些紅衛兵組織的派係非常複雜，沒有人能夠完全駕馭和控製，他們的信仰經常在毛、周兩派之間遊移，有的甚至我行我素，誰的話也不聽。

　　前麵說過，第一批紅衛兵是從北京中學裏的高幹子弟中間誕生的，他們最初完全是擁護毛澤東的。他們之所以擁護毛澤東，是因為他們認為毛澤東搞文革代表了他們的利益，改革高考的招生製度，可以使他們比較輕易地進入大學。可是隨著文革的發展，這些高幹子弟的父母多半被打倒或批鬥，這時他們的立場也轉變了，不再支持毛澤東，轉而支持周恩來，成為周恩來派的紅衛兵。

　　因此，在文革初期，周恩來派的紅衛兵以幹部子弟為主，而毛澤東派的紅衛兵以平民子弟為主。周恩來派的紅衛兵的行動特點，第一就是“保”劉少奇，而且非常明顯。這裏舉一個清華大學的例子。

　　1966年7月底工作組被正式撤銷之後，清華大學成立了本科生紅衛兵組織“清華大學紅衛兵”，頭頭是賀鵬飛(賀龍之子)、劉濤(劉少奇之女)等人，這是典型的高幹子弟紅衛兵；另一個本科生紅衛兵組織是蒯大富為首“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是典型的平民子弟紅衛兵。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第二天報紙上刊登了領導人接見排名。當時所有的中國人都驚訝地發現，建國以來一直在領導人排名中第二的劉少奇，一下子變成第八位，這就等於告訴老百姓，劉少奇犯錯誤了，地位下降了。但劉少奇具體犯了什麽錯誤，老百姓還不清楚，於是小道消息紛紛流傳，劉少奇的大字報也初見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