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卅一（崇新嶽 百思峰 ）

 

（27）

 

　　要拜群眾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不要經常以為自己是一個什麽幹部的子弟，就覺得自己有點特殊的樣子。黨和人民把你養成人了，此後一切，每時每刻，都是要想怎樣才能報答黨和人民的恩惠。個人主義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是最最害人的東西，永遠永遠不要讓個人主義盤踞你的腦子，這樣才能看得寬，看得遠，才能前進，才會使自己化成人民血肉的部分。

　　我本人也有缺點，決不能學。但是我總認為，我的生是屬於人民的，為人民而生，為人民而死，這是毛主席的教訓，黨的教訓，希望能永遠記著。

　　匆匆，祝路上平安。爸爸，7月28日下午8時。

　　陳伯達讓他的兒子做一個“普普通通、老老實實的勞動者”，這對於很多老幹部來說，是做不到的。這些老幹部是從一個普通的勞動者，經過幾十年槍林彈雨、出生入死的浴血奮戰，好不容易才奮鬥到今天這個高官的地位，如果讓他們的後代再變成一個普通的勞動者，他們會想不通，不甘心，不甘願，認為這樣自己幾十年的革命就白幹了。

　　這種“打江山，坐江山”，認為自己流了多少血，就要得到多少實惠的封建功利思想，在中國是很根深蒂固的。這種封建功利思想，提出有一種“社會”的標準，就是“立多大的功，做多大的官”，認為一個人官職的大小，應該取決於他曾經立功的大小，這樣才是公平的，否則就是不公平。很多人對皇帝誅殺“功臣”怨聲載道，而對皇帝殺功勞不大的臣下不反感，可見這種習慣勢力的根深蒂固。

　　毛澤東搞的文革，不僅是要破碎老幹部們“打江山，坐江山”的美夢，而且還違反了中國傳統的封建功利思想，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學院附屬中學的幹部子弟，貼出著名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於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這幅對聯當時被稱為“鬼見愁”，因為它借用毛澤東提倡的階級鬥爭理論來宣揚血統論，讓那些想批血統論的人很難下手，沒辦法，所以稱為“鬼見愁”。

　　“鬼見愁”對聯成為老紅衛兵們發起“教育體製革命”的引爆劑。8月1日晚，北航附中的學生把對聯貼到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人民大學等北京主要髙等院校，凡是校園內出現“鬼見愁”對聯的，都發生了激烈的辯論。8月2日淩晨，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接見辯論雙方的代表，委婉地批評了“鬼見愁”對聯。對聯的支持者聽了陳伯達的批評，猶如火上澆油，掀起更大的捍衛對聯行動。8月2日下午，北航附中組織了近千人到清華大學遊行，不停地呼喊“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這樣就使得這場關於對聯的辯論更加激烈。

　　（28）

　　據老紅衛兵劉輝宣回憶說：從1966年7月到10月，關於“鬼見愁”對聯就辯論了整整三個月。一開大會就人頭攢動，風起雲湧，幾乎“一邊倒”地擁護血統論。蠻不講理，拳頭加叫罵，就是紅衛兵的鬥爭方式。開辯論會表麵上還挺民主，誰想發言都行，但上了台你得先自報“出身”，你要是說：“革命同誌們，我出身貧農！”，“我出身工人！”，就會贏得一片掌聲；如果你說：“對不起，革命同誌們，我出身資本家……”那就甭想再說下去，馬上在“狗崽子”的叫罵聲中被轟下台。還有一種情況，你的出身獲得掌聲後，要是接著說：“但我不同意你們的觀點。”那麽“叛徒！敗類！”的叫喊聲，照樣會把你轟下去。

　　8月6日，在天橋劇場召開“對聯辯論大會”上，中央文革小組的江靑等人對“鬼見愁”對聯進行了溫和的批評。江青的講話，第二天用大字報的形式貼到了北京的很多學校，但這激怒了反對者，一些學校出現了撕掉江青講話大字報的情況。中央文革對血統論的溫和批評，根本無力扭轉運動的形勢，老紅衛兵們掀起更為強烈的捍衛血統論行動。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革十年史》中這樣寫道：對聯在無形之中，也成了—些紅衛兵組織的一種指導思想。為了表示紅衛兵血統的高貴，他們把父兄的舊綠軍服與紅衛兵袖章搭配穿著，作為服裝標誌的風向，在中學紅衛兵中流行開來。這些幼稚的孩子們穿上寬大而不合體的成人衣裝，腰間緊束寬皮帶，甚至還有些人腳登一雙又沉又大的黑皮靴，張嘴就“老子、小子、狗崽子、混蛋”等實在不怎麽文明的語言，其不可一世的傲慢神態，活脫脫一幅流氓無產者形象。

　　8月12日，北京工業大學的學生譚力夫，寫了一篇著名的《從對聯談起》的大字報，把血統論從學校進一步推廣到社會上，引起更大範圍的辯論。譚力夫是前中國最高檢察院副檢察長譚政文的兒子，他的《大字報》寫道：“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這幅對聯一出來，就幾乎震撼了所有人的心弦。大長好漢們的誌氣，大滅混蛋們的威風。在修正主義長期統治下，這一顆火星燃起來了熊熊烈火。有人說它“糟得很”，而我們卻要大聲疾呼“好得很！”……，我們的想法，如果有一些道理，那麽就可以被提煉為政策，成為將來的本本和條條的內容。

　　譚力夫提出把血統論“提煉為政策”，成為將來教育製度的“本本和條條”，這就是老紅衛兵們要搞文革的目的。8月20 日，譚力夫在北京工業大學做了一次著名的講演，更使他成為血統論的代表人物。

　　（29）

　　還是天津人民出版社的《文革十年史》中這樣寫道：8月20 日，善於言辭的譚力夫在全校集會上，滔滔不絕，一氣嗬成了數十分鍾的聞名全國的講話。譚力夫的講話很快風靡北京，幾乎所有的學校都有人用紅紙轉抄，而且張貼在各條要道旁。譚力夫的講話對外地的影響就更大了。它一出籠，便被長途電話和航空信件傳遞到全國各地，從長白山到海南島，從東海之濱到雲貴高原，幾乎無處不流傳著譚力夫的講話。以福建省為例，那裏的省、市負責人都認為“譚力夫講話”很好，有的単位規定每天學習討論四個半小時“譚力夫講話”。在省委指使下，在不長的時間裏，全省就複製了幾十萬份“譚力夫講話”，並由新華書店發行到工廠和農村。

　　譚力夫的講話之所以有巨大的煽動性，是因為他講話的風格粗暴大膽，很有“革命家”的味道。由於譚力夫講話原文很長，這裏隻引用幾段：

　　說到高考製度的改革，有人躲在被窩裏哭，說：“貫徹階級路線，我的前途完了，我家庭的前途完了！”在這十七年裏，對你們也太寬宏大量了，你那個家還不完？早就他媽的該完了！有人大講什麽“平等、博愛”，在階級社會中，哪有什麽“平等、博愛”？我們有多少哥哥姐姐小弟弟小妹妹，剛一出生就慘遭敵人的殺害，叫做斬草除根！現在，我們對你們的反動老子專政，實行了仁至義盡的改造政策，給他們重新做人的機會，他們的子弟也可以上學，表現好的還可以入團、入黨，你們還要怎麽樣？你們搬出這套“平等、博愛”的垃圾來大講，我看還是到廁所裏去講！

　　這段話是譚力夫講演的核心，對教育製度回歸血統論的正當性作出了解釋。

   譚力夫又說：少奇同誌說：半年不上課，白吃飯，讓我們幹什麽呀？是讓我們幹革命的。吃著人民給的飯，穿著人民給的衣，住著人民建造的高樓大廈，你們整天想什麽？你們認為可以拖，搞輿論準備，你們準備什麽？有人要把運動引向歧途，我們絕不答應！

　　譚力夫8月20日的講話，多次故意提到劉少奇。因為在兩天前的8月18日，毛澤東和中央領導一起接見了紅衛兵，報紙登出的中央領導名次上，劉少奇從第二位落到了第八位，立即引起了巨大的震動，不少人為劉少奇地位下落忿忿不平。這些人出於封建功利思想，認為如果隻是林彪和周恩來這樣有很大功勞的人排名在劉少奇之前，他們還可以接受，而陶鑄、陳伯達這些沒有什麽功勞的無名小輩，居然也排名在劉少奇之前，他們就感到不公平了，所以要替劉少奇“討個公平”。

　　（30）

　　譚力夫說“有人要把運動引向歧途”，其實正是他們這些人，要把毛澤東的文革引向歧途。

   譚力夫接著說：沒辦法，立場不一樣，結論就很不相同。有人對黑幫不恨，可是對工作組，對一些老革命同誌，卻恨之入骨，對鬥工作組，比鬥黑幫還帶勁。他們知道哪一個幹部犯了錯誤，就高興得不得了，大有雀躍之勢。看著共產黨的幹部犯錯，你高興什麽？他媽的！

　　這裏譚力夫是公開為劉少奇的工作組喊冤叫屈，為革命老同誌“犯錯誤”鳴不平。他所謂的“老革命同誌犯錯誤”，主要指的是劉少奇。

   譚力夫繼續說：我看少奇同誌講的對，隻有我們下台，讓他們上台。有人說我們有的同誌不敢領導了，我才不理這一套，反正權力還在手，我就敢罵人。罵完了，我挺著肚子，像個無產階級的樣子下台。下台也不能軟骨頭，不能像狗熊一樣，不能給無產階級丟臉！

　　譚力夫這段話更是公然支持下了台的劉少奇。譚力夫最後說：“我造反是造定了，罵也罵了，人也得罪了，我就是這樣的人。但是有毛主席給我們做主，有革命前輩給我們撐腰，有億萬工農兵和我們一起戰鬥。我希望大家想一想，有人空喊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我看要具體化，第一條就是堅決執行黨的階級路線，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學說，就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

　　譚力夫把血統論，上升到“黨的階級路線”，更上升為“毛澤東思想的精髓”，使他的反對派難於駁倒他，所以譚力夫講話得到很多人的狂熱吹捧。

   關於譚力夫這次講演的影響，《文革十年史》中這樣總結道：

　　在一部分人狂熱吹捧譚力夫講話之後，以出身決定一切的風潮越刮越猛。上火車、汽車要報出身，進商店、旅店要報出身，到醫院就醫也要報出身。出身不好的人，“理”當拒之門外。那些既不會戴上紅衛兵袖標去唬人，又不會說假話去騙人的人，成了最悲慘的犧牲品。

　　譚力夫講話後不久，正值北京學生下鄉幫助農民秋收勞動。這次勞動就成了貫徹譚力夫講話的實驗場。非“紅五類”出身的人被編在一組，由紅衛兵組織自認為最厲害的同伴帶隊，帶隊者每天甩著皮鞭吆喝著他們，用最齷齪的語言辱罵他們，讓他們幹最髒、最繁重，甚至是力所不及的活。有的紅衛兵還高喊“自來紅萬歲！”的口號，不僅剝奪了非“紅五類”出身的人掛毛澤東像章，唱語錄歌，讀語錄的權利，而且將他們的毛主席語錄本也沒收了。

　　（31）

　　血統論在全國的喧囂，毛澤東當然知道。毛澤東也清楚，對於這些高幹家庭出身的中學生紅衛兵來說，搞“血統論”主要目的，是希望用家庭出身把其他出身的人，擠出大學之外，以保證幹部子弟將來的前途。可是這些以中學生為主的幹部子弟並沒有意識到，“血統論”之所以受到很多人的吹捧，是因為它觸及到馬克思階級鬥爭理論的軟肋，一些人正好在利用“血統論”來作為他們自己的保護傘。

　　按照馬克思的階級理論，階級是按照人的經濟地位來劃分的，與人的品德好壞無關。比如一個貧農出身的人，他幹了殺人放火販毒的壞事，但他的出身依然是貧農，貧農幹了壞事，家庭出身不可能就變成富農或地主。同樣，一個老革命紅色家庭出身的人，他即使腐化墮落幹了壞事，他的出身依然是革命幹部，不可能變成地主或資本家。

　　中國傳統的觀念，好人和壞人，是按照人的品德來區分的。不管是貧農也好，地主也好，品德好的就是好人，品德差的就是壞人。可是按照馬克思的階級理論，無產階級就是好人，資產階級就是壞人，這樣一來，人品壞的貧農也是好人，人品好的地主也成了壞人。階級鬥爭理論，不管人品的好壞，認為偷雞摸狗的流氓無產者，也比遵紀守法的資本家更“好”，這就顛覆了中國幾千年來的道德傳統。

　　階級鬥爭理論的最大難題，是出在幹部官員的問題上。按照中國傳統的理論，把“官”分成清官和貪官兩類，認為政治鬥爭就是清官和貪官的鬥爭，中國的曆史書也是按照清官與貪官的鬥爭模式來寫的，比如我們前麵提到的曆史劇“海瑞罷官”，就是一場清官與貪官的鬥爭戲。可是階級鬥爭理論把清官和貪官都否定了，認為隻要是“官”，都是壞的，甚至清官比貪官更壞。

　　馬克思生活在共產黨沒有掌權的時代，把所有的“官”說成是壞人，倒也問題不大。可是一旦當共產黨自己掌權了，那麽共產黨的官，又怎麽來定位呢？根據馬克思的階級理論，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的官都屬於無產階級，那麽共產黨的官，理所當然都是好人。

　　可是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看到很多出身於貧苦農民家庭的共產黨官員，腐敗墮落，變成了貪官。那麽又怎麽處分這些貪官呢？根據階級理論，曾經為革命立過功的老幹部，不管是否墮落腐敗，都是“自來紅”的無產階級。無產階級的革命老幹部即使成了腐敗貪官了，也不會變成資產階級，依然屬於無產階級。

　　所謂“血統論”，就是強調墮落腐敗的共產黨幹部，依然屬於無產階級，那麽與這些幹部的鬥爭，就不屬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而是無產階級內部的人民內部矛盾。既然是無產階級內部的矛盾，那就不能用階級鬥爭的暴力手段去對付這些墮落腐敗的幹部。

　　（32）

　　而且，按照馬克思的階級理論，人品壞的墮落腐敗的無產階級幹部，也比人品好的地主資本家好。所以階級鬥爭的重點和焦點，不應該是人品壞的墮落腐敗幹部，而是那些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這樣一來，幹部們不管犯了什麽錯誤，都可以得到一把“無產階級”的保護傘，都可以用人民內部矛盾的方式來處理部。因此這樣宣揚“血統論”，也就是間接地保護了共產黨的幹部。

　　劉少奇的“階級敵人”概念，指的是剝削階級出身的地主、富農、資本家，或者是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這符合馬克思的階級理論。

　　而毛澤東發動時的“階級敵人”概念，主要是指的共產黨內的墮落腐敗分子，特別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就是“走資派”。顯然，走資派不屬於是資產階級，因此毛澤東把與“走資派”的鬥爭，上升為“階級鬥爭”，遇到了理論上的難題。在很長一段時間，中國報紙上是把“走資派”與“階級敵人”並列，當時報紙的提法是：“堅決地粉碎走資派的進攻，打擊一切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

　　到了1975年，82歲的毛澤東，終於提出一個新的理論“黨內資產階級”，毛澤東說：“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就在共產黨內，走資產主義道路當權派。”

　　毛澤東的這個理論，其內涵回歸到中國傳統的“清官貪官”理論，認為黨內存在兩個集團。一個集團是好人集團，是“黨內無產階級”，他們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另一個集團是壞人集團，是“黨內資產階級”，他們試圖複辟資本主義。毛澤東提出“黨內資產階級”，是一種新的階級理論，並不符合正統的馬克思階級理論。但是真正的現實生活中，毛澤東的新階級理論，可能更符合實際情況。

　　當時中國的報紙，這樣解釋毛澤東的新階級理論，說：黨內有一些人的思想還停止在民主革命階段，不想沿著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前進，繼續革命了。不前進，就會倒退；不革命，就會複辟；不走社會主義道路，必然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列寧曾指出：“有些人像小私有者一樣看待我們對資本家的勝利，他們說：‘資本家已經撈了一把了，現在該輪到我了。’黨內的走資派不也是這樣嗎？

　　我們再把話題轉到1966年的時候，當時毛澤東還沒有發明他的新階級理論，對於譚力夫用馬克思的階級理論來解釋血統論，毛澤東很為難，隻好采用“不爭論”的策略。當時江青作為毛澤東代言人，說了很多毛澤東想說，但又不好直接說的意見。1966年8月4日，江青在北大講話時，有人給她遞條子，說北大準備成立以家庭出身為標準的“貧協”，江青說：“我建議凡是工農出身的子弟、革幹子弟，不要再搞什麽分裂活動，上人家的當了，我們懷疑又有什麽壞人在叫你們上當了。”

　　（33）

　　據當時的紅衛兵頭頭卜大華回憶，在8月6日北京天橋劇場的血統論對聯的辯論大會之後，江青把他們幾個學生叫到舞台後麵的演員化妝室談話。卜大華說：

　　有4個學生，我一個，彭小蒙一個，還有師大一附中的劉平平。我進去時，江青正在批評劉平平，說：“平平，聽說你在你們學校鎮壓革命學生了？ 你應當向他們道歉，你應該為他們平反。”劉平平一句話沒說，好像被說哭了。當時我們並不知道她的身份，後來彭小蒙告訴我，她是劉少奇的女兒。江青批評完劉平平之後，對我們說：“我還要跟你們講一下對聯的事情，我勸你們千萬不要再去講對聯的事情了，這樣你們會給我們找麻煩，現在我們是站在前台來支持你們，可是背後還有人給我們捅刀子。我可以告訴你們，中央內部意見也不一致。

　　江青這些話，也是代表毛澤東的意思，希望紅衛兵們不要講血統論對聯的事情了，可是這些紅衛兵根本不聽。江青說“背後還有人給我們捅刀子”。指的是有人利用血統論來向毛澤東的文革發難。毛澤東也知道，他發動起來的紅衛兵已經被別人利用了，這些高幹出身的老紅衛兵，要把毛澤東準備打倒走資派的文革，引入“階級鬥爭”的歧途。

　　但是毛澤東也不能鎮壓這些宣揚血統論的紅衛兵，因為這樣就犯了“鎮壓學生運動”的錯誤。毛澤東拿掉劉少奇第二把手的理由，就是劉少奇鎮壓學生運動，如自己也鎮壓紅衛兵，那就等於是自打嘴巴了。可是不鎮壓這些紅衛兵，任憑他們把血統論宣揚下去，那麽毛澤東的文革也就前功盡棄了。

　　這時，毛澤東想出一個紅衛兵運動兩步走的計策，也就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計策。他不但不鎮壓這些老紅衛兵，而且相反，鼓勵他們把運動搞大。毛澤東指望的平民出身的紅衛兵，隻有依靠這些人才能打倒老幹部們。可是一般的平民學生，早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被“整”怕了，他們不敢輕易起來造反，還在觀望。

　　因此毛澤東要把紅衛兵運動分為兩步走，第一步是借助這些膽子大的高幹子弟紅衛兵，帶頭起來造反，把運動搞大，這樣才能帶動和鼓勵平民子弟也起來造反。一旦平民子弟的紅衛兵組織起來造反了，他們在人數上是占據絕對優勢的，完全能壓倒高幹子弟紅衛兵。那時，毛澤東就進入第二步，利用平民子弟紅衛兵，來打倒高幹子弟紅衛兵，進而打倒黨內的走資派。

　　這樣一來，紅衛兵運動的第一步，就是大造聲勢，把平民子弟的紅衛兵鼓動起來。而大造聲勢的最好辦法，就是毛澤東本人親自出麵來造聲勢。1966年8月10日晚，毛澤東來到中央群眾上訪接待站，向前來上訪的群眾揮手致意，並講話說：“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毛澤東這裏說的“你們”，指的是一般的平民，因為高幹子弟們早就關心國家大事了，而很多平民們還沒有，或者不敢關心國家大事。因此毛澤東號召平民們起來關心國家大事，把這場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34）

　　第二天，毛澤東的這一舉動立刻被新聞報紙作為“特大喜訊”向全國宣傳，用來消除平民起來造反的顧慮。但是被“整”怕的平民子弟，並沒有被毛澤東這麽簡單的一次就鼓動起來。於是毛澤東想出進一步大造聲勢的辦法，就是親自接見紅衛兵，他要用真正的實際行動，把平民大眾們鼓動起來造反。

　　從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澤東前後8次接見了1200萬紅衛兵，終於把平民大眾的造反精神鼓動起來了。此後的紅衛兵運動才進入毛澤東想要搞的正軌：打倒走資派。

　　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戚本禹，在回憶中說：

　　我看到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很辛苦，一天要站立八、九個小時，而且全國的紅衛兵到北京，要解決住宿和吃飯，國家不僅要花費很多錢，而且要選派大量服務人員，開支很大。眼看天漸漸冷了，大家有盡快停止接見紅衛兵的想法。別人不敢說，我年輕膽大，有一次在天安門城樓上，趁主席暫時在休息室裏休息的機會，我向主席進言說：“主席一天站這樣長的時間，身體受不了呀。”

　　我勸主席停止接見紅衛兵。於是，毛主席向我講了他為什麽要接見紅衛兵的良苦用心。

　　毛主席說：“我不怕累，我就是想讓更多的孩子見到我，讓他們知道我對他們的希望。將來，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義，就是現在在廣場上見到我的孩子們當中，會有人記著我對他們的希望，記著我說的要反對修正主義。我多見一群孩子，多站一會，就多一份希望，這是很有意義的。”

　　毛主席接著說：“我自己有這樣的經驗。當年搞國共合作，開代表大會，我到會了，見到孫中山先生。孫先生對我很器重，讓我擔負了重要的工作，還讓我在大會上作報告。那時我很年輕，孫先生這樣器重我，我一輩子都沒有忘記。孫先生不在了，但他講的‘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需努力’，我時時刻刻記在心裏，記了一輩子，要把革命進行到底。我今天見見孩子們，也是希望他們記著要繼續革命，要把革命進行到底。所以，這是一件大事。”

　　毛主席講完這些話，熄掉手中的煙，站起來說：“看孩子們去。”

　　1966年8月18日，中共中央決定在北京召開百萬人規模的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參加大會的主要是來自北京和全國各地的青年學生，毛澤東表示親自出席這次大會。據參加這次大會的解放軍總參作戰部參謀張輝燦回憶說：

　　毛主席這天沒睡覺。主席的衛士長程長江同誌說，為了接見紅衛兵，半夜裏主席說他要穿軍裝。因為事先沒有準備，隻好在中央警衛團的幹部中尋找主席合身的軍裝。一中隊劉雲堂是個身材魁梧的大個子，把他的軍裝拿給主席試穿，主席一試，正合適。這天主席通宵辦公，清晨4點多鍾他就叫準備出發，5點鍾，毛主席就登上了天安門城樓。紅衛兵看到毛主席後，頓時歡騰起來，“毛主席萬歲”口號聲響徹天安門廣場上空。

 

 

　　（35）

　　這是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穿上軍裝，出現在公眾麵前。關於毛澤東為什麽要穿軍裝，有各種各樣的解釋，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表示他要拿出井岡山時代的勇氣，重新投入一場新的革命。

　　張輝燦還回憶說：毛主席看到沸騰的紅衛兵，又走下天安門城樓，走進人群如海、紅旗如林的天安門廣場的群眾隊伍之中，不斷地向群眾招手致意。很快，主席被緊緊地圍在人海之中，也就出現了被擠傷、壓傷的險情！中央警衛團和北京衛戍區的部隊，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人海中開辟出一條人牆通道，護衛著主席安全地返回了天安門城樓。

　　另據參加這次會見的卜大華回憶說：我們的人分成兩部分，一部分參加遊行，一部分上觀禮台。過了不久，就聽金水橋那邊一陣騷動，毛主席下來了，但走到下邊就走不動了，人們都把他圍住了。毛主席就地坐下來，警衛也很麻煩，就勸他回去了。

　　過了一會兒，北京衛戍區一個姓白的副政委，把我和彭小蒙找去說：“剛才主席出來，要到群眾中間去，但是很不方便。於是，主席改變主意，邀請紅衛兵上天安門。”

　　等了一會兒，總理來了，他說：“等會兒主席要來和大家見麵，但有一條紀律，不要和主席握手，主席的手已經握腫了。主席73歲了，我也68歲了，主席一夜沒睡覺，我希望大家能夠體諒，不要和主席握手。”

　　我見到主席的第一眼，感覺主席太老了，他的頭發茬子全是白的，雖然神采奕奕，臉很紅，但是頭發都是白的，這跟我想象的不一樣，比我想象的要老得多，而且還顯得很疲憊。那天在天安門上，我站在主席和總理中間，林彪、康生、陳伯達都在旁邊。我站在跟主席最近的地方，也沒有跟主席握手，我們是很守紀律的。有人說我們和主席握了手，一個星期都不洗，根本沒有那種事，根本就沒跟主席握手。

　　沒有和主席握手，的確很遺憾，這也說明我們是守紀律的。但也有很多人不遵守紀律，和主席握手了，還有三個人衝到主席的休息室裏去了。我們從天安門下來後，還對著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毛主席，喊了好幾句口號。大家回去以後都很高興，是喜出望外，有個同學說：“我們見了毛主席了，再也不能有私心雜念了！”

 

毛主席第七次接見紅衛兵

 

 

 

 

 

　　（36）

　　參加這次會見的紅衛兵宋彬彬(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也回憶說：8月18日那天，學校的隊伍很早就到達了天安門廣場，聽廣播說讓一些學校派人到天安門城樓下集合，到了天安門前，我們才知道是要上城樓。那時，毛澤東等多位國家領導人已在天安門城樓上，被邀請登上城樓的中學生有千人之多，學生中膽子大的都去給中央領導人戴紅衛兵袖章。當時，我旁邊站著公安部長謝富治，他原來跟我父親在一起工作，也認識我。我問他：“我能不能去給毛主席獻袖章？”初二年級的一個同學也說要去獻紅領巾，謝富治同意後我倆就過去了。

　　毛主席並不認識我們，他問我：“你叫什麽名字啊？”我說叫宋彬彬。

　　毛主席問說：“是文質彬彬的彬嗎？”我說：“是。”毛主席又說：“要武嘛。”

　　後來有人把毛澤東說“要武嘛”，解釋為毛澤東要挑起武鬥，這是斷章取義的說法。因為毛澤東在早年的《湖南農民運動的考察報告》中說過這樣一段話：“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另外，毛澤東又給女民兵題詩說“不愛紅裝愛武裝”。因此宋彬彬的名字，讓毛澤東覺得她這樣的紅衛兵小將，名字太缺乏革命的氣魄，所以說“要武嘛”。這與毛澤東提倡武鬥，並沒有直接的聯係。

　　其實毛澤東多次明確作出過反對武鬥的指示，1966年12月27日，毛澤東寫信給周恩來說：最近，不少來京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來信問我，給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臉、遊街是否算武鬥？我認為：這種作法應該算是武鬥的一種形式，這種作法不好，達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這裏我強調一下，在鬥爭中一定要堅持文鬥，不用武鬥，因為武鬥隻能觸及人的身體，不能觸及人的靈魂。隻有堅持文鬥，不用武鬥，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才能鬥出水平來，才能真正達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應該分析，絕大多數武鬥是少數別有用心的資產階級反動分子挑動起來的，他們有意破壞黨的政策，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降低黨的威信。凡是動手打人的，應該依法處之。請轉告來京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

　　毛澤東後來還說：鬥爭要文明些，我們是無產階級專政，要高姿態，要高風格。北京街頭上標語水平不高，到處都打倒，砸爛狗頭。那有那麽多的狗頭，都是人頭，這樣搞群眾很難理解。搞噴氣式飛機照相片，登報貼在大街上，被外國記者搞走了。要將鬥爭水平提高，現在的水平太低。

　　鬥倒鬥臭要在政治上鬥臭，要對後代進行教育。不然他們將來掌權了，也這樣幹，這就太簡單化了。他們認為這樣鬥臭了，還有把別人生活上的問題擺出來，也叫鬥臭了，我看不合適，主要是政治上鬥臭。

　　（37）

　　1966年8月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劉少奇由第二位跌落到了第八位，中共第二把手換上了毛澤東最為信任的林彪。當時很多中共高官認為，毛澤東發動文革，目的就是要拿掉劉少奇，換上林彪。這些高官想：現在劉少奇拿掉了，林彪上來了，毛澤東應該心滿意足了，文革也就應該結束了。

　　可是事情與眾高官的想法相反，劉少奇拿下來之後，毛澤東仍沒有結束文革的意思。那麽毛澤東繼續搞文革究竟想幹什麽？目的又是什麽呢？眾高官都搞不清楚毛澤東的意圖，隻得紛紛猜測。當時任國家建委主任的穀牧回憶說：“在文化大革命運動初期，黨內絕大多數高級領導幹部都處於一種‘很不理解’的狀態，我們這些人都是如此。”

　　周恩來當初也是這麽想，認為劉少奇下台之後，文革這場運動就算是結束了，中共又重新團結起來了。這也是周恩來同意毛澤東拿掉劉少奇的最大原因。可是在劉少奇拿掉之後，毛澤東對文革的熱情不但沒有收斂，反而更高漲了。那麽毛澤東究竟想要幹什麽呢？周恩來隻好費盡心思去猜測。當時周恩來認為，毛澤東繼續搞文革的目的，可能是想搞一次思想教育性質的“靈魂深處”鬧革命，以為文革的重點是“思想教育”，完全沒想到毛澤東搞文革的目的是“奪權”。

　　1966年8月14日，周恩來會見波蘭大使，對方問起中國搞文革的目的，周恩來解釋說：這次文化大革命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自然發展的結果，把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破除掉，建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過去我們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現在由農村發展到城市。

　　周恩來這裏說的“過去我們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指的是1964年開始在農村搞的“四清運動”。“四清運動”的正式名稱是“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所以周恩來認為，毛澤東這次搞的文革，就是把農村的四清運動延伸到城市，就是“城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因此，周恩來把這次文革的目的，理解為“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和“建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這也就是所謂的“破四舊”和“立四新”。在稍後的8月18日，也就是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的天安門大會上，周恩來發表講話說：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們要大破資產階級思想，大立無產階級思想，也就是大立毛澤東思想。我們一定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把社會主義的中國建設成為無產階級的鐵打江山。

　　林彪當初也認為劉少奇下台之後，文革就可以結束了。林彪在劉少奇自我批評後，還主動跟他握了手。然而毛澤東在拿掉劉少奇之後，還繼續大搞文革。這時，林彪也把毛澤東繼續搞文革的意圖，理解為“破四舊”和“立四新”。在8月18日的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大會上，林彪發表講話時也說：

　　我們要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要大立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一句話，就是要大立毛澤東思想。我們要讓億萬人民掌握毛澤東思想，讓毛澤東思想占領一切思想陣地，用毛澤東思想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麵貌。

　　（38）

　　後來有人說，林彪在1966年8月18日的紅衛兵大會上，講話中提出要“破四舊”，於是紅衛兵就響應林彪的號召，到處搞砸文物的“破四舊”，這有點“冤枉”林彪了。其實在林彪講話之前，包括周恩來在內的不少中央領導人，都講過文革要大搞“破四舊”。因為很多高官是“英雄所見略同”，都誤以為毛澤東搞的文革，是要搞一場思想教育運動，就是“破四舊”和“立四新”。他們當時大多認為，文化大革命就是“破四舊”，等“破四舊”搞完了，文革也就結束了。

　　不過當時中央領導人提出的“破四舊”，也就是舊的“思想、文化、風俗、習慣”，這些都是精神上的東西，並不是物質上的東西，“破四舊”的本意是進行思想上的革命。可是思想上的革命，誰也看不見，於是紅衛兵就要把這場思想革命，進行“可視化”，變成人們看得見的革命。

　　能夠看得見的“四舊”，第一就是街道商店的名字，這都是舊中國遺留下來的東西。於是王府井改成“東風路”，長安街改為“東方紅大街”，瑞福祥綢布莊改為“立新綢布店”，協和醫院改為“反帝醫院”，頤和園改為“首都人民公園”，天橋劇場改為“紅衛兵劇場”等等。甚至連生活用品也改名，洋火改為火柴，洋白菜改為圓白菜，西紅柿改為鮮紅柿，黃瓜改為青瓜(“黃”有黃色下流的嫌疑)。

　　第二種看得見的“四舊”，是人們穿的服裝，發型等。細腿褲、尖皮鞋、連衣裙之類，統統被認為是“舊風俗”，燙發，大背頭也是“舊風俗”，於是紅衛兵拿剪子上大街，看到細腿褲就剪開褲口，尖皮鞋剁掉尖頭，燙發的當街改發型。還有口紅、香水等，也都是資產階級的四舊，不許賣了。

　　紅衛兵這麽搞了幾天下來，大街上的“四舊”都破完了，什麽細腿褲、尖皮鞋也都藏到家裏不敢穿出來了。於是紅衛兵想到抄家，掏“四舊”老窩。紅衛兵一抄家，還真的抄出來很多“四舊”。有些“四舊”，甚至可以作為反革命的物證。比如抄出來的舊房契、舊地契，不就是當時宣傳中的“變天賬”嗎？抄出來的國民黨發的委任狀、國民黨時代的鈔票，不就是盼著國民黨殺回來嗎？紅衛兵看來，這些人就是傳說中的“階級敵人”。

　　本來紅衛兵抄家，是為了“破四舊”，到家裏去抄封資修的“四舊”，沒想到抄家還發現了很多“階級敵人”，這就更鼓勵紅衛兵們去抄家了。一時間全國抄家成風，成為後來紅衛兵最被人詬病的事情之一。

　　第三種看得見的“四舊”，是廟宇等舊建築、舊文物。可是這些東西都是國家財產，有專人看護，紅衛兵剛開始還不敢動手。不過很快紅衛兵就對抄家這樣的小打小鬧感到不過癮了，他們要幹大的，於是大規模地打砸古建築、古雕塑等事情發生了。

　　周恩來特別關注破壞文物和古建築的事情，特別下令軍隊出麵，保護了故宮等著名古建築。但一些不太著名的古建築，就損毀非常大了。周恩來在保護古文物的同時，又怕有人給他扣上一個保護“四舊”帽子，於是周恩來把自己在中南海居住的西花廳，改名為“向陽廳”，以此來表示他也是支持“破四舊”的。

　　（39）

　　毛澤東要發動平民紅衛兵，更需要一種謙虛和平易近人的態度。因為毛澤東知道，平民最反感那種高高在上的官架子，要贏得平民的心，就不能擺官架子。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的大會，本來預定上午7點30分召開，可是毛澤東事先誰也沒告訴，早晨五點鍾就來到天安門上了觀禮台，獨自接見紅衛兵。按照官場的慣例，毛澤東的地位最高，應該最後出場的，可是毛澤東卻打破了這個顯示官場地位和身份的慣例，大大早於其他領導人，第一個來到現場接見紅衛兵，表現出他的謙虛和平易近人的態度。而且這天中，毛澤東始終堅持在天安門城樓上整整6個小時，而不是象征性地向大家招招手就走了，這樣更加贏得了平民們對他的親近感。

　　在八次接見紅衛兵中，毛澤東都沒有講話。而“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鍾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毛澤東的這段話，其實是在1957年11月17日，他訪問蘇聯的時候，對莫斯科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們講的，文革中隻是把毛澤東的這段話再次拿出來而已。

　　毛澤東不對紅衛兵講話，也是一種策略。因為那時毛澤東的話，已經被林彪捧為“一句頂一萬句”，如果毛澤東對紅衛兵講了話，萬一其中有一句不太恰當的話，也會馬上成為“一句頂一萬句”的最高指示，想修改都無法修改了。所以毛澤東不講話，就可以避免萬一講出不恰當的話，給自己留下大麻煩。

　　據參加8月18日接見紅衛兵大會的解放軍總參謀部參謀張輝燦回憶：天安門樓上樓下，兩種氣氛反差很大。盡管廣場上紅衛兵不時地沸騰起來，都不能改變在城樓上的黨政軍高級領導人的愁容。就我所見，這天情緒最憂悶的是劉少奇、陳雲和賀龍元帥等。劉少奇遠遠地站在毛主席東邊，不言不語，紅衛兵給他戴“紅衛兵”袖章時，他什麽也沒有說，隻是用右手往下扒拉，紅衛兵隻好作罷。劉少奇站累了進城樓正廳歇息時，這時毛主席已先他進入正廳歇息，坐在靠東牆的沙發上看報。劉少奇從毛主席的麵前進入正廳，坐在靠北牆的沙發上，兩人相距不到2米，可是誰也未開口說話，彼此也未打招呼，未點頭示意。

　　不少人會感到意外，劉少奇不是毛澤東要打倒的對象嗎？他怎麽也跟毛澤東一起上天安門接見紅衛兵呢？其實劉少奇上天安門，並不是毛澤東的本意，而是周恩來安排的。

　　（40）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毛澤東本意是讓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但林彪僅主持了幾次會議之後，就借口身體原因，不再管事了。這樣一來，中央日常工作就落到了周恩來身上。此後周恩來開始主持召集“中央碰頭會”，這實際上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林彪是主動放權給周恩來的，毛澤東雖說不滿意，但也拿林彪沒辦法。這樣一來，中共的體製，又回到了1949年以前的情況，毛澤東是第一把手，周恩來是實際上的第二把手。但不同的是，在1949年以前，毛澤東和周恩來兩個人的奮鬥目標是一致的，所以兩人可以團結合作。而這次，他們兩個人的奮鬥目標不一致了，自然也就無法團結合作，必然發生矛盾衝突。以前有劉少奇夾在中間，周恩來還可以避免與毛澤東的直接衝突，而現在，周恩來就必須直接麵對毛澤東了。

　　前麵說過，文革的第一個階段是1966年5月到7月，這個階段是劉少奇的工作組控製局勢；文革的第二個階段是1966年8月到10月，這個階段是高幹子弟的老紅衛兵控製局勢；文革的第三個階段是1966年11月到12月，這個階段平民紅衛兵和群眾團體開始主導了局勢；到1967年1月以後，文革才真正進入奪權階段。

　　在文革的前三個階段，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關係還是比較良好的，直到進入1967年1月的奪權階段以後，兩人的關係才開始惡化。但即使是在前三個階段，毛澤東與周恩來依然存在不小的分歧。在這段時間，毛澤東要對文革“升溫點火”，而周恩來要“降溫滅火”，所以在這段時間內，毛澤東與周恩來的分歧，就是圍繞著“點火”與“滅火”展開的。

　　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周恩來都是總指揮。毛澤東要在利用接見紅衛兵大會來點火，而周恩來卻要給毛澤東點的這把火上，潑上一些冷水。周恩來的潑冷水方式之一，就是讓劉少奇這個毛澤東要打倒的人，和毛澤東一起登上天安門接見紅衛兵，向紅衛兵顯示劉少奇仍舊是黨的領導人，以增加打倒劉少奇的難度。

　　毛澤東曾親自向周恩來明明白白地交過底，要拿掉劉少奇，可是周恩來裝糊塗，違背毛澤東的意願，安排劉少奇出席所有公開的重大活動。在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中，周恩來每次都安排劉少奇出席接見，報紙上也刊登劉少奇參加接見的照片。當劉少奇一個人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時，下麵的紅衛兵不明真相，曾經高喊：“劉主席，我們要見毛澤東。”

　　（41）

　　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之後，馬上開始給毛澤東潑冷水。8月24日，周恩來組織人製定出一個國務院搞文革的《十條意見》。周恩來在《十條意見》中，提出“加強黨對運動的領導”，“注意保護國家機密”，“對一部分幹部‘燒’到一定程度後要注意保護”等等，這些都是給運動潑冷水的東西。周恩來把《十條意見》轉給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並親筆批示說：“這件很好，我注了幾條意見，如蒙同意，請送主席、林彪同誌核閱，並請主席批示。”

　　毛澤東馬上否決了周恩來的《十條意見》，說：“一條也不要，何必十條。已經有《十六條》嘛！”《十六條》是不久前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發出的文革實施辦法。

　　周恩來對毛澤東的戰略是“以柔克剛”，毛澤東否決了他的意見，他並不生氣，也不氣餒，而是在妥協中繼續堅持。8月28日，周恩來又向毛澤東談困難，說外地學生來北京已有十幾萬人，住房很緊張，建議暫緩紅衛兵到北京來串聯。

　　毛澤東又把周恩來的建議駁回去，說：“讓他們統統來。有人說沒有房子住，哪裏沒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這是借口。文化大革命的時間，看來到年底還不行，先搞到春節再說。”

　　毛澤東的脾氣就是這樣，你越說不行，他偏要這麽幹。周恩來隻得使用戰爭動員的緊急手段，動員中央國務院各機關部門，以及北京的工廠都來搞接待，安排各地來北京串聯的紅衛兵的吃住問題。連中南海也成立了接待站，一度接待了1萬多名紅衛兵入住。

　　8月31日，周恩來又起草一份中央通知，準備下發到縣團級。《通知》主要強調：“在運動中，對於黨和國家的要害、機密部門和單位，必須堅決進行保護”。周恩來在《通知》上親筆批示：“提議照發，請主席、林彪、康生、富春、江青核閱。”

　　《通知》送到毛澤東那裏，毛澤東卻做出了相反的批示：“此件不發。”因為毛澤東明白周恩來以“要害部門”為借口，給這場運動潑冷水。一旦開了這個口子，很多單位都可以借口是“要害部門”，來躲過文化大革命。

　　9月2日，周恩來再次起草《有關紅衛兵的幾點意見》，主要精神是：“紅衛兵要學習解放軍，把紅衛兵建設成為一支具有社會主義覺悟和嚴格組織性、紀律性的戰鬥隊伍。”

　　周恩來的《有關紅衛兵的幾點意見》，仍然被否決了。因為毛澤東知道，如果把紅衛兵建成解放軍那樣有組織有紀律的隊伍，堅決服從黨的領導和命令，那麽紅衛兵就不可能造反了。

　　盡管屢屢遭到毛澤東否決，周恩來卻以頑強的韌勁，屢敗屢戰，繼續堅持提出意見。9月4日，周恩來又根據新疆的告急情況，提出建議：“勸阻外地學生不要進入新疆邊界地區串連，已去的外地學生應離開。”這次毛澤東終於同意了周恩來的建議，批示：“照發。”

　　（42）

　　在中共黨內，周恩來與毛澤東可謂老對手。他們兩人的曆史可以說是“一邊合作，一邊鬥爭”。從1966年8月拿掉劉少奇之後，周恩來與毛澤東的關係中，“合作”的成分越來越少，而“鬥爭”的成分越來越多。周恩來是很精明的政治家，他與毛澤東的鬥爭，不是采用“硬頂”，而是采用“軟擋”。

　　劉少奇與毛澤東的鬥爭，基本上是“硬頂”，毛澤東要發動紅衛兵，劉少奇就要壓製紅衛兵，所以正麵衝突不可避免。而周恩來的策略完全不同，他為了避免與毛澤東發生正麵衝突，采取兩個“軟”策略來對抗毛澤東：一方麵，周恩來利用一切機會給紅衛兵運動潑冷水，試圖讓紅衛兵運動降溫；另一方麵，周恩來也與毛澤東“爭”紅衛兵，爭取人心，試圖把紅衛兵爭取到自己這一邊來，成為支持自己的力量。

　　在爭取人心方麵，周恩來是高手，一點不比毛澤東遜色。1966年8月22日，周恩來到清華大學參加萬人大會，在周恩來講話的時候，天開始下大雨，但周恩來仍在雨中堅持講話。在場的群眾高呼“給總理打傘！”

　　周恩來推開給他打傘的學生，繼續淋著雨說：“今天風大雨大，毛主席教導我們，要在大風大浪中鍛煉！你們給了我一個紅衛兵的臂章，我就要和你們一樣，在大風大浪中鍛煉。”

　　周恩來的這句話，馬上引起長時間的熱烈鼓掌，大家高呼“毛主席萬歲!”。這裏的“毛主席萬歲”，實際上是對周恩來喊“萬歲”的。

　　周恩來繼續說：“我很想早一點來到你們這裏，但工作不能讓我常常到你們這裏，這不是我不願意來。因為我來到你們中間，你們這樣的熱情，這樣的勇敢，這樣的敢闖、敢幹，誓死保衛我們偉大的毛主席，這樣的精神使我感動，我願意到你們這裏來學習。因為到你們中間來，不僅使我年青了，而且使我的革命幹勁更大了！”

　　周恩來的話，馬上又引起一陣熱烈鼓掌，眾人又高呼“毛主席萬歲！”。這些“萬歲”也都是向周恩來喊的。

　　周恩來很清楚，一個政治家演講的好壞，不僅要看演講的內容，同時也要看演講時的表演。在這方麵，周恩來可以說是中共高官中最出色的演講家。在清華大學的這次演講後，大家對周恩來講了些什麽話，可能很快就忘記了，可是周恩來在大雨中的“表演”，說“我要和你們一樣在大風大浪中鍛煉”，卻讓每個人成為難以忘懷的記憶。

　　（43）

　　1966年8月25日，北京市西城區的中學生紅衛兵，發起成立了第一個跨校的聯合性紅衛兵組織：“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簡稱“西糾”。“西糾”的主要成員都是高幹子弟。周恩來很快表示對這個跨校的紅衛兵組織“西糾”予以支持，並通過當時的國務院辦公廳主任周榮鑫，為“西糾”提供房屋、電話、交通工具和印刷設施等，試圖使“西糾”在一定程度上聽從周恩來的指示，成為周恩來的力量。

　　據“西糾”成員劉輝宣回憶：當我們西城區紅衛兵的核心力量出現在文革舞台上的時候，我們與海澱區紅衛兵的背景有一個很重要的不同。如果說毛主席的光輝強烈地照射著海澱區紅衛兵，那麽在西城區紅衛兵，則一直有一個人的身影在浮動，這個人就是周總理。”

　　“周總理的辦公室主任周榮鑫與西糾建立了聯係，撥了一個辦公地點，作為糾察隊的總部。在這一段時間裏，糾察隊處理了不少保護老幹部和維護秩序的事情。在所有這一切的事情中，都可以看出周總理的影響。糾察隊的頭頭們，眼睛盯著總理，耳朵聽著總理，猜測著，揣摩著，分析著，力圖跟上總理的思路，隻要總理有一點意思就直接出手，處心積慮想要幫助總理去做一些什麽。當時手邊有這樣一支可以直接影響文革運動的力量，對於四麵楚歌的總理又是多麽寶貴！

　　1966年8月27日，北京大學生紅衛兵，也發起成立一個跨校的聯合性紅衛兵組織：“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因為它是第一個跨校的大學生紅衛兵聯合組織，也稱“第一司令部”，簡稱“一司”。“一司”的主要成員也都是高幹子弟，總指揮汪延群是汪東興的女兒。

　　8月27日，“一司”在北京體育館召開成立大會，3000多人參會。誰都明白，這個跨校的紅衛兵聯合組織，將成為一支巨大的力量。因此，江青親自出席了“一司”成立大會，並發表講話，她說：

　　紅衛兵同學們，你們好！我們今天幾個人正在開會，聽說你們成立了紅衛兵司令部，我們就停止會議，前來慶祝你們！

　　會場馬上響起一片熱烈鼓掌，眾人高呼“毛主席萬歲!”。這個“萬歲”也是喊給江青的，可見文革初期，江青還是很會“收買人心”的，當然後麵離不開毛澤東的指導。

　　江青接著說：我是個人參加你們這個大會的，我沒有來得及征求文革小組的意見，但我相信我們文革小組是支持你們的。最近，你們幹了許多好事，幹得好！對不對？

　　（44）

　　會場上眾人高喊：“對！”，然後又是一陣熱烈鼓掌。江青繼續說：目前你們組織起來，聯合起來，還要把中學的紅衛兵也組織起來，聯合起來，這樣才能成為一個戰鬥的部隊。我們一塊來的都是軍隊的同誌，這是楊成武同誌、劉誌堅同誌、謝富治同誌，都是軍隊的。我們建議楊成武同誌、劉誌堅同誌做你們的輔導員。作為一個建議，你們討論討論好不好？

　　江青講話的關鍵，是試圖給“一司”塞進兩個輔導員，以使“一司”可以能夠聽從中央文革小組的指示。

　　江青拉攏“一司”的紅衛兵，周恩來當然也不能放過。當晚，周恩來在勞動人民文化宮接見1000多名“一司”的紅衛兵代表，周恩來講話說：

　　紅衛兵同誌們：黨中央非常關心你們，林彪同誌關心你們，毛主席關心你們。我們有責任幫助你們，所以想在勞動人民文化宮建立紅衛兵聯絡站，我們來就是幫助你們建立聯絡站。不光成立總站，還要成立分站，給你們幹革命的方便。給你們架專用的電話線，準備交通工具和吃住。

　　周恩來說到“黨中央”、“林彪”、“毛主席”關心你們，但沒有提到中央文革小組，因為這時他與文革小組是在“競爭”拉攏紅衛兵組織。周恩來利用自己掌握財物的權力，撥給紅衛兵組織辦公場所，提供電話，吃住等物質支持。這個物質上的支持，比江青的口頭支持，顯得更有吸引力。

　　周恩來又說：紅衛兵，中學也好，大學也好，都是解放軍的後備軍嘛！我雖然退伍了，一旦打起仗來，我還要穿上軍裝，毛主席是最高統帥，他要我到哪裏去，我就到哪裏去。我搞政治工作，不是兵啦，但你們叫我當老紅衛兵，我就有發言權了，還得聽我的。

　　周恩來講話的關鍵，是說“我也是老紅衛兵，你們還得聽我的”，這樣就試圖使“一司”這個紅衛兵組織，聽從周恩來的指示。周恩來與中央文革小組“競爭”拉攏紅衛兵組織的情況，一直在文革期間持續。

　　1966年9月5日，在毛澤東的主張下，中共中央發出《大串聯的通知》，特別指出：“免費乘坐火車”、“在北京期間的夥食、住宿由北京市免費提供”。這樣的“優惠條件”，勢必引起全國的紅衛兵紛紛湧入北京大串聯，這樣就有可能引發不可預測的大騷亂。為此，周恩來是非常反對大串聯的，可是周恩來也無法阻止毛澤東發出大串聯的通知，他能夠做的，隻是給大串聯“潑冷水”。

　　（45）

　　1966年9月15日，在毛澤東第三次接見紅衛兵的大會上，周恩來當著毛澤東的麵，當著100萬紅衛兵的麵，周恩來進行了一次非常大膽“潑冷水”發言。周恩來說：

　　同誌們，同學們：我們熱烈歡迎你們！歡迎你們從五湖四海，來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北京，來到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身邊。我們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同大家親切會見，這是對我們最大的關懷，最大的鼓舞！這是我們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光榮！

　　周恩來先吹捧一下毛澤東，然後轉入他的正題：隨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高潮的興起，我國工農業生產正在出現一個更新的麵貌。我們一定要響應毛主席的號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產，保證文化大革命和工農業生產雙勝利！為了有利於工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大中學校的紅衛兵和革命學生，現在不要到工廠、企業單位和縣以下的機關、農村人民公社去進行革命串連。那裏的革命，要按照原來的“四清”部署，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工廠、農村不能象學校那樣放假，停止生產來搞革命。

　　毛澤東號召學生們“大串聯”，而周恩來卻以抓生產為借口，公然號召學生們不要“串聯”。因此，馬上有人批評周恩來這次講話是“大毒草”。為此，周恩來反駁說：有人說我9月15日的講話是“大毒草”，這是不對的。這個講話是經過中央研究的，毛主席看過的。抓革命，促生產，有人說提得太早了，我說不早。工人不能放假不搞生產，到外地串連要停止。

　　周恩來說他的講話是“中央研究的”，這時候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他就代表中央了。周恩來又說“毛主席看過”，這是典型的打馬虎。毛澤東看過，但毛澤東是不是同意呢？周恩來並沒有說。估計毛澤東看了，既沒有說同意，也沒有說不同意。因為這是周恩來的個人講話，不是中央文件，毛澤東不好公開不同意。因為黨章規定，黨主席是不能幹涉黨員發表個人意見的。

　　毛澤東的內心裏，當然是不會同意周恩來的“潑冷水”講話。自從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兩個月以來，毛澤東的文革意圖，屢屢受到周恩來的各種巧妙的阻撓，這使毛澤東非常不悅。但此時毛澤東的平民紅衛兵還沒有發動起來，他還需要周恩來的支持。因此，毛澤東隻能對周恩來的潑冷水，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46）

　　自從1966年8月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來，中國高層出現了兩套領導班子，一套是毛澤東直接領導下的中央文革小組，另一套是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政治局。

　　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十一個人中，朱德和陳雲早就成為沒有實權的“花瓶”，劉少奇和鄧小平“靠邊站”了，他們四個人盡管暫時失去了實權，但是在黨內還有很大的影響力，有隨時“複出”的本錢。這四個人因為被毛澤東“罷官”，對毛澤東有所不滿，自然是支持周恩來的。另外常委中李富春是周恩來拉進政治局的，所以他自然是支持周恩來的。這樣計算下來，在政治局常委的11票中，朱德、劉少奇、鄧小平、陳雲、李富春，再加上周恩來自己，周恩來可以拿到6票，基本保證可以得到多數票。

　　還有，林彪是同情周恩來的，在毛澤東與周恩來的爭執中，持中立態度；康生在黨內高層多年，深知周恩來不易撼動，所以也是中立態度。因此，毛澤東在政治局中可用於“反周”的人物，其實隻有陳伯達和陶鑄兩個人。因此，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鬥爭，依靠傳統的中央政治局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毛澤東另辟蹊徑，他準備逐步擴大中央文革小組的權力，逐步縮小政治局的權力，最後用文革小組取代政治局，這樣周恩來也就自然而然地“出局”了。

　　中央文革小組的人，主要有兩派：第一派是毛澤東的人馬，都是毛澤東的秘書，以陳伯達為首，下麵是王力、關峰和戚本禹，也稱北京派；另一派是江青的人馬，下麵是張春橋和姚文元，也稱上海派。康生的派別不明顯，但基本上是支持江青的。

　　中央文革小組的兩派人都是“筆杆子”，沒有掌握行政權力的經驗，讓這些筆杆子組成的中央文革小組，來取代中央政治局，管理中國政府的行政事務，毛澤東自己也不太放心。於是毛澤東就把目光放在一個人身上：陶鑄。

　　陶鑄長期擔任地方高官，行政領導的經驗豐富，所以毛澤東就想讓陶鑄成為文革小組的重要支柱，將來文革小組取代政治局的時候，陶鑄就可以取代周恩來，來主管中國政府的行政事務。因此，毛澤東對陶鑄是寄予厚望的，他把陶鑄安排在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四，僅次於周恩來，也是出於這個考慮。當然，毛澤東的這個考慮，並不能對陶鑄直接講，這要陶鑄靠自己的政治嗅覺去“體會”。

　　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陶鑄達到他的人生頂峰，不僅在中共黨內排名第四，而且兼任許多重要的職務，比如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部長等，還分管中組部、教育部、文化部、衛生部等，權傾一時。但毛澤東真正給陶鑄安排的最重要角色，是中央文革小組的顧問。

　　（47）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在中央文革小組兼職的，隻有三個人：陳伯達是文革小組組長，陶鑄和康生是顧問。特別重要的是，毛澤東還允許陶鑄把他的親信王任重帶來文革小組，出任重職。王任重是陶鑄的老部下，毛澤東安排王任重出任中央文革第二副組長，僅次於江青的第一副組長，大大增加了陶鑄在文革小組中的影響力，可見毛澤東對陶鑄的期待之大。

　　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回憶說：“八屆十一中全會後，總理主持政治局會議，當時有兩套班子，總理一套，文革小組一套。總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有些人可以直接向毛主席匯報，不經過總理。如陶鑄可以，陳伯達、康生也可以。”

　　陶鑄有直接向毛澤東匯報的權力，這是毛澤東期望陶鑄成為製約周恩來的一個重要棋子。當時的一些大字報，甚至出現“在陶鑄同誌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領導下……”的提法。因為按照一般人的思考方式來理解，陶鑄是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在政治局常委中的地位又排在陳伯達和康生之前，所以中央文革小組當然就是以陶鑄為首的了。

　　毛澤東從來沒有說過讓陶鑄主持中央文革小組，可是陶鑄也按照一般人的思考方式來理解，誤以為毛澤東真讓他主持中央文革小組了，於是陶鑄就在文革小組中真的“指揮”起來，這一下就惹出問題來了。

　　中央文革小組本來有陳伯達派和江青派，陶鑄進來後，並沒有謙虛地加入陳伯達派或江青派，而是傲慢地試圖成為這兩派的領導人，試圖來領導文革小組，這就引起了陳伯達、康生和江青的不滿。

　　陶鑄在黨內的資格還是很老的，是黃埔軍校第五期學生，1926年入黨，1927年參加南昌起義。但在八大以前，陶鑄在黨內的地位一直不高，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康生是七大中央政治局委員，陳伯達是中央候補委員，而陶鑄隻是一個七大代表。在此之前，康生和陳伯達在黨內的職務，一直高於陶鑄。因此康生和陳伯達對陶鑄趾高氣昂地來領導自己，感到有些氣不平。

　　如果說陶鑄對康生和陳伯達趾高氣昂，還不算問題太大，可是陶鑄對江青趾高氣昂，這個問題就大了。文革開始後，政治嗅覺敏銳的人，都看出江青某種程度上是代表著毛澤東，所以對江青的態度都非常尊重。周恩來對江青的“尊重”是眾所周知的，康生也變得尊重江青了。康生和江青是同鄉，都是山東諸城人，所以兩人的關係比較密切。文革前康生對江青還擺點架子，見麵說話時，對江青總是直呼其名。文革開始後，康生對江青也變得客氣和尊重了，見麵時對江青開始用尊稱“江青同誌”。

　　（48）

　　陶鑄的政治生涯也不算短，但他長期在做地方官，不熟悉中央複雜的人事關係，政治嗅覺不敏銳，居然沒有察覺出江青的特殊地位，誤以為毛澤東讓他去領導江青。因此陶鑄就不買江青的帳，與江青當麵爭吵起來。據陶鑄夫人曾誌回憶說：

　　陶鑄對我說：“你不知道，江青對我們，經常像訓孫子那樣的訓斥，總是用命令的口吻，真是讓人受不了！”

　　1966年9月的一天，陶鑄去中央文革小組開會，一進屋，江青就以居高臨下的口吻質問陶鑄：“你為什麽遲遲不去宣布支持革命左派吳傳啟？”

　　陶鑄說：“有的革命左派確是有問題的，吳傳啟的材料你已看過，我怎麽能去支持這樣一個有曆史問題的人呢？”

　　江青蠻橫地說：“吳傳啟是寫第一張大字報的，就必須承認他是革命左派。至於什麽曆史問題，那有什麽了不起！”江青又傲慢地補充了一句，對陶鑄說：“你不也是國民黨嗎？”

　　陶鑄也火了，他立即反唇相譏：“你知道我是什麽時候的國民黨黨員？我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國民黨員，那時毛主席也是國民黨，周總理也是國民黨……”

　　陶鑄一席話說得江青惱羞成怒，她竟然用命令的口氣，非讓陶鑄去支持吳傳啟不可。陶鑄此時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他霍地站了起來，直視著江青，聲色俱厲地說道：“你幹涉的太多了！管得太寬了！你什麽事情都要幹涉！”

　　僅說了這麽一句，江青就大哭大鬧起來，說什麽她這一輩子還沒有受過如此大的氣，說陶鑄欺負她，鎮壓她……

　　經過這次吵架，江青和陶鑄徹底鬧翻了。另據王力回憶此事說：陶鑄和江青爭吵這件事，關鋒告訴了葉群，葉群馬上告訴林彪。葉群說：“這件事太大了，這個陶鑄，他怎麽能說到毛主席，怎能跟江青吵？”在這件事以前，林彪原本對陶鑄比較欣賞，這以後，林彪不敢接近陶鑄了。

　　跟主席夫人爭吵，連林彪夫人葉群都能看出來，這是犯大忌的事，陶鑄居然看不出來。他這樣缺乏政治敏銳性的人，“倒台”是自然的事。毛澤東讓陶鑄加入文革小組的本意，隻是要他擔任一個重要的角色，並不是讓他領導文革小組，因為文革小組必須在毛澤東的親自領導下。

　　毛澤東需要江青這樣的代言人，就像江青曾坦言的那樣：“主席不好說的話，由我來說。說對了是主席的，說錯了是我江青的。”因此江青不僅是毛澤東的代言人，也是毛澤東的“代過人”，出了錯讓江青擋著，這樣毛澤東本人就靈活多了。

　　（49）

　　陶鑄並沒有理解江青在文革小組的角色，誤以為他自己是文革小組的管理者，儼然用一個大老板的口吻訓斥江青：“你幹涉的太多了！你管得太寬了！”

　　陶鑄這種大老板的口吻和姿態，自然引起文革小組其他成員的強烈不滿。可是陶鑄自己卻渾然不覺，以為他有毛澤東這個大後台的支持。陶鑄夫人曾誌回憶說：

　　隻隔了一天，陶鑄回來，一進門就興高采烈地大聲嚷道：“曾誌，我的問題沒有那樣嚴重，今天主席保了我！”接著，他講了事情的經過。

　　主席把陶鑄留下，單獨談了一個來小時，態度十分親切。主席說：“江青這個人很狹隘，容不得人，對她的言行不必介意。”

　　主席也批評陶鑄說：“你這個人啊，就是說話不注意，愛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處處注意謙虛謹慎。”

　　毛澤東知道陶鑄沒有在中央工作過，所以特別提醒陶鑄說：“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處處注意謙虛謹慎。”毛澤東要陶鑄尊重別人，特別是暗示要尊重江青。毛澤東前麵說了幾句批評江青的話，其實是“反話”，實際上提醒陶鑄要尊重江青。但陶鑄並沒有理解毛澤東這番話的真意，反而誤以為毛澤東真的支持他，誤以為毛澤東真要讓他領導文革小組，結果辜負了毛澤東的厚望。

　　更讓毛澤東不快的是，陶鑄加入文革小組，還破壞了文革小組的團結。陶鑄試圖要領導文革小組，這就惹翻了康生、陳伯達和江青，這些人一致反陶鑄，聲稱不能與陶鑄共事，要把陶鑄排斥出文革小組。這樣一來，毛澤東就不得不拿掉陶鑄了。

　　當然，毛澤東要拿掉陶鑄，並不等於要打倒陶鑄。毛澤東之所以產生打倒陶鑄的念頭，有更深一層的原因：毛澤東最初的安排，是要讓陶鑄來掣肘周恩來，對毛澤東的這個意圖，陶鑄也是明白的。在陶鑄剛上任的一段時間，他曾發表過一些不利於周恩來的言論，其中最著名的是“懷疑一切，打倒一切”。

　　1966年8月23日，陶鑄在中國醫科大學的發表講話說：“在文化大革命中，懷疑一切是對的，除了毛主席和林彪同誌，誰都可以懷疑。”

　　陶鑄這句話，明顯有針對周恩來的傾向，意味著周恩來也是可以被懷疑的，這當然引起周恩來的不快。據陳伯達回憶，周恩來聽到陶鑄的講話後，不快地說：“這樣講，我就不好開展工作了。”

　　之後，周恩來多次在群眾大會上反駁陶鑄的觀點，說：“懷疑一切是不科學的，實際上把毛主席、林副主席孤立起來了。不能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懷疑，你們不要什麽都懷疑，那就是‘洪洞縣裏沒有好人’了。懷疑是允許的，但總要有點根據。”

　　（50）

　　但陶鑄對周恩來的發難，隻是這樣間接地說一些話，並沒有進一步大膽地挑戰周恩來，這也讓毛澤東不滿意。不過最終引發毛澤東打倒陶鑄的，是1966年10月國慶節的“換頭術”。

　　1966年10月1日的國慶節，按照慣例，要在天安門舉行慶祝大會和群眾遊行。這時周恩來就利用自己負責國慶典儀的權力，安排劉少奇等人上天安門亮相。周恩來還指示：按往年的規格，在北京的中央委員一律上天安門，已被關押批鬥的領導幹部，“借用”三天上天安門，三天後再回去批鬥。

　　周恩來的做法，委婉地抵製了毛澤東，讓被批鬥的老幹部上天安門亮相，就是對紅衛兵的一個打擊，間接地保護了這些老幹部。毛澤東對周恩來的這套做法，早有預料，但這時他還得對周恩來作一些讓步，因為周恩來從不欠毛澤東的“情”。

　　讓毛澤東生氣的，是陶鑄的做法，因為陶鑄欠了毛澤東的“情”。陶鑄當然無權幹涉周恩來安排劉少奇等人上天安門，但陶鑄可以利用他主管的中宣部下令新聞媒體，不刊登劉少奇等人的照片。可是事實上，陶鑄不僅刊登了毛澤東與劉少奇在一起的照片，甚至還使用“換頭術”，把照片中陳毅的頭，換成鄧小平的頭。

　　對於此事，後來《陶鑄傳》中說：陶鑄依然真誠地按黨的原則辦事，在他主管的新聞宣傳上，一如既往地把劉、鄧作為國家領導人來對待。例如，這一年國慶檢閱的新聞照片，按規定照例要有一張毛澤東和劉少奇兩人在一起的一張，這次依然循章辦事。審稿時，陶鑄又發現沒有鄧小平的鏡頭，就指示新華社用技術處理做補救，將一幀照片的其他人物頭部隱去，將小平同誌的照片移補過來，這就是後來成為陶鑄一大罪狀的所謂‘換頭術’事件。

　　陶鑄為什麽要這麽做呢？這應該是出自陶鑄對自己身份的“認識”問題。陶鑄當時有雙重身份，在周恩來主導的中央政治局那邊，陶鑄擔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中宣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在毛澤東主導的中央文革小組這邊，陶鑄又擔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但陶鑄並沒有理解毛澤東用文革小組來取代政治局的用意，所以他把主要的工作精力，不是放在中央文革小組這邊，而是放在了中央政治局那邊。

　　據王力回憶說：八屆十一中全會後，中央書記處實際停擺了，雖還有一批書記處書記名譽在，但沒有開過一次會議。陶鑄在十一中全會後，曾經正式提出健全中央書記處，但沒有成功。

　　（51）

　　毛澤東的目的，是要逐步削弱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以便文革小組取而代之，可是陶鑄卻相反地提出“健全”書記處。陶鑄當時以為，中央政治局是“正統”，看不起“文革小組”，所以想方設法加強政治局的地位和作用。陶鑄以為政治局的地位加強了，他本人的地位也就隨之提高了。陶鑄試圖加強政治局的做法，與毛澤東的戰略部署完全背道而馳，反而在客觀上幫了周恩來的忙，這當然引起毛澤東的不滿。

　　這次國慶節活動的報道，周恩來給陶鑄的指示是：按照過去的慣例辦。當然陶鑄要抵製周恩來，也是可能的，不過周恩來的想法，與陶鑄的想法是一致的，陶鑄也試圖加強和突出中央政治局。要突出中央政治局，就要政治局常委每個人都有照片，所以陶鑄不僅登了劉少奇的照片，還用“換頭術”來突出鄧小平。

　　在這個重大問題上，陶鑄為什麽沒有請示毛澤東呢？陶鑄大概以為，既然毛澤東同意劉少奇和鄧小平登上天安門了，那麽登他們的照片，也應該不會有什麽意見，所以陶鑄就按照慣例登了劉少奇和鄧小平的照片。陶鑄沒有想到劉少奇和鄧小平上天安門，並非毛澤東的本意，而是不得已對周恩來的讓步。

　　毛澤東對陶鑄的做法感到憤怒，因為他認為陶鑄這麽做是在幫助周恩來。毛澤東認為自己對陶鑄很好，而陶鑄不但辜負了他的期望，反過來還站到別人一邊去了，於是毛澤東下決心打倒陶鑄。1967年1月8日，毛澤東召集中央文革小組的開會，在談到陶鑄的問題時，還是對陶鑄的“換頭術”耿耿於懷。

　　毛澤東說：陶鑄的問題很嚴重，陶鑄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這個人很不老實，鄧小平說陶鑄還可以。陶鑄在十一中全會以前堅決執行劉鄧路線，十一中全會以後，也執行了劉鄧路線。在紅衛兵接見上，在報紙和電視裏，照片有劉、鄧的鏡頭，是陶鑄安排的。

　　陶鑄事後也知道自己沒有請示毛澤東，登了劉少奇和鄧小平的照片，惹禍了。據陶鑄夫人曾誌回憶：

　　大約1966年國慶節後，我發現陶鑄的眼神，突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每當他坐下歇息的時候，總是用手指無意識地在沙發上畫來畫去，或者背著手，低著頭在室內很不安地踱來踱去，眼神陰鬱，麵色鐵青。這種心事重重的神態，引起了我的關注，但問他究竟發生了什麽事情，他總是簡短地回答：沒什麽！他什麽也不肯說，我估計他遇到了與個人命運相關的棘手問題。

　　平心而論，陶鑄這樣缺乏政治敏感性的人，根本不是一個當政治局常委的料。毛澤東用錯了陶鑄，陶鑄也看錯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