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廿六（崇新嶽 百思峰 ）

第十四節  倒劉第三炮

　　（1）

　　1966年6月28日，毛澤東離開韶山滴水洞，開始他“新的長征”。毛澤東要在這場“新的長征”中，決心把過去跟自己一起長征的老幹部統統打倒。

　　1935年，毛澤東在長征途中“挽救”了中國共產黨，而現在，毛澤東卻要親手毀掉這個曾經被他挽救過來的黨。中國現在是共產黨的天下，而毛澤東卻提出“造反”，造現在共產黨的反，毀掉這個共產黨。在毛澤東看來，這個黨已經變修了，隻有毀掉這個黨，才能重新建立一個新的共產黨。

　　毛澤東離開韶山滴水洞後，來到武漢，住進東湖賓館。7月8日，毛澤東在東湖賓館寫了給江青的那封著名的《滴水洞家信》，先給周恩來看過，然後再讓周恩來帶給林彪看。毛澤東這一手是很高明的，不僅達到跟林彪“交心”的目的，還表示出對周恩來的無比信任，連家信都讓他看。

　　7月16日，毛澤東在武漢又幹出一件令世人驚訝之事：暢遊長江。其實從1956年開始，毛澤東就在武漢長江大橋附近前後16次暢遊過長江。但那些次暢遊長江，毛澤東都是在沒有人的地方悄悄地遊，不驚動群眾，報紙上也從未報道過。

　　可是這次不同了，7月16日這天武漢舉行第十一屆橫渡長江遊泳比賽，有5000多人參賽。毛澤東有意在眾人遊長江的時候，加入他們的遊泳隊伍，當群眾們突然驚喜地發現毛澤東來了，齊聲高呼“毛主席萬歲！”，毛澤東也向群眾們高呼：“同誌們萬歲！”

　　毛澤東這次帶著攝影師，大張旗鼓的和群眾一起遊泳，然後又在《人民日報》上大篇幅地報道，目的就是要讓人民知道，他毛澤東的身體非常健康。

　　毛澤東要領導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但此時的毛澤東已73歲了，人們自然會對毛澤東的身體狀況有所懷疑：這麽高齡的人，有沒有領導這場大革命所需要的體力和精力呢？毛澤東的這次宣傳，就是要消除大家對他身體狀況的疑惑，讓大家知道毛澤東的身體非常好，足以領導這場文化大革命。

　　1966年7月18日，毛澤東回到了北京。在1965年11月發表姚文元《評/海瑞罷官》之後，毛澤東就離開了北京，這是毛澤東離開10個月之後，回到久違的首都北京。在1965年11月毛澤東離開北京的時候，北京市長彭真還敢頂住毛澤東的指示，還敢不轉載毛澤東的文章，而10個月後的今天，彭真已經被完全打倒在地，毛澤東是作為勝利者凱旋歸來的。

　　然而毛澤東這次回北京，並不是為了享受凱旋的喜悅，而是為了發起一場更大的打倒劉少奇的鬥爭。1965年11月，毛澤東拋出“倒劉第一炮”《評/海瑞罷官》，但這一炮沒有打響；1966年2月，毛澤東拋出“倒劉第二炮”《部隊文藝座談會紀要》，但還是沒有打響；1966年4月，毛澤東改變戰術，把打擊目標先轉到劉少奇的幹將彭真身上，終於在1966年5月打倒了彭真；到1966年7月，毛澤東回到北京，他要拋出“倒劉第三炮”，一定要把這一炮打響。

　　（2）

　　就在毛澤東回到中南海的當天晚上，劉少奇前來匯報工作，這是以往的慣例。過去毛澤東外巡回到北京後，第一個見的人就是劉少奇。劉少奇來到毛澤東住的豐澤園大門口，卻被毛澤東的衛士擋住，說：“主席休息了。”

　　劉少奇轉眼一看，豐澤園門口停著好幾輛小汽車，其中有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的車，估計毛澤東正在召集中央文革小組開會，分明是故意不見他劉少奇。當然，劉少奇也早有思想準備，這次毛澤東回北京，劉少奇就預感到：他們兩人決戰的時刻到了。為此，劉少奇也做好了準備。

　　果然，毛澤東正跟裏麵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談話。毛澤東向文革小組成員們解釋，他為什麽要發動群眾起來造反。毛澤東說：“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個驚天動地的大事情，能不能，敢不敢過社會主義這一關？這一關是最後消滅階級，縮短三大差別。我們要相信群眾，做群眾的學生，才能當群眾的先生。隻有依靠群眾，相信群眾，才能把文化大革命鬧到底。要準備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來，黨政領導、黨員負責同誌，應當有這個準備，要把革命鬧到底。”

　　毛澤東提醒文革小組成員們，“準備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來”。而文革小組的成員們，當時對這個提醒還不以為然，他們沒想到文革這場革命，最後真的像毛澤東說的那樣，革到了他們“文革小組成員”的頭上，這些人全部進了監獄。

　　毛澤東要靠文革小組成員來點起文革這把火，他再次提醒他們說：“靠你們引火燒身，煽風點火，敢不敢？因為是燒到自己頭上，要準備好，不行就自己罷自己的官。生為共產黨員，死為共產黨員。”

　　毛澤東把這個話說的很重，“生為共產黨員，死為共產黨員”，意味著這場鬥爭是一場生死的考驗。而文革小組的成員們，那時還個個樂觀得很，大家躍躍欲試，都說不怕。

　　毛澤東知道，此時劉少奇的工作組已經占了上風，而且黨內的高官們都讚成劉少奇做法。高官們都害怕毛澤東提倡的“造反”，害怕這樣會把共產黨本身搞垮。因為高官們不讚成“造反”，毛澤東隻有靠文革小組，靠他們到群眾中去煽風點火，把被劉少奇壓下去的造反之火，重新燒起來。

　　毛澤東讓江青主持籌措中共文革小組的辦公機構和製度。很快，江青在釣魚台十六樓開設了文革小組的辦公樓，又籌辦一份文革小組自己的刊物《快報》。毛澤東指示說：“辦公室不要大，不要配專車，但聯絡人員要多，人不夠可以臨時借調。辦公室除主任和副主任外，隻要三、五個助手，他們隻作些技術性的工作，主要的事情應該由主任、副主任自己去辦。”

　　毛澤東要把文革小組，辦成一個新的機構，搞一套新的做法。毛澤東這個新機構的特點是：坐辦公室的人少，而大批的聯絡員直接到第一線了解情況。同時，文革小組還建立了“碰頭會”製度，每天下午三點碰頭，文革小組全體成員參加。文革小組每天開過碰頭會以後，全體人員馬上到下麵去，到各個大、中學去講話，談話，給那裏的造反派點火、打氣。

　　（3）

　　事實證明，毛澤東創建的文革小組的新體製，工作效率很高，做法也很有效。很快，那些被工作組壓下去的造反者們，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馬上重新起來造反，工作組越來越壓不住了。毛澤東的文革小組，很快就戰勝了劉少奇的工作組。

　　當然，劉少奇也不是坐以待斃的，他也要反擊。7月19日，也就是毛澤東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劉少奇在懷仁堂主持例行的中央工作會議，毛澤東沒有參加這個會議。會上，陳伯達再次提出撤銷工作組，說：“工作組不會比學生更高明，工作組都自稱是黨中央、毛主席派去的，但有的卻在整學生。”

　　劉少奇反駁說：“工作組有好的，有壞的，他們在第一線，有他的辛苦，要求不能過高。現在是如何幫助他們，教育他們，總結工作經驗。”

　　鄧小平也反駁說：“有的機關和學校，不派工作組可以，但奪了權的機關和學校，就要派工作組。工作組主要是起行政和黨委的領導作用，對工作組要正確估計，我們對這樣的運動沒有經驗。”

　　陳伯達撤出工作組的建議，遭到劉少奇等多數常委的反對，隻得作罷。

　　7月19日晚上，毛澤東在懷仁堂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眾高官的工作匯報，這是毛澤東久違的在北京召開會議。眾高官們對毛澤東煽動學生們起來“造反”，都非常的不滿，他們不情願地前來參加毛澤東召開的這次會議。會議的氣氛是沉悶的，大家除了匯報工作，就悶頭不說話，主要是毛澤東一個人在講話。

　　毛澤東說：“聶元梓大字報是中國的巴黎公社宣言書，意義超過巴黎公社，這種大字報我們寫不出來，大字報寫得好！我向大家講，青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大軍，要把他們充分發動起來。我們的青年人，沒有經過革命戰爭的考驗，缺乏政治經驗，應該讓他們到大風大浪中去經經風雨，見見世麵，使他們成為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毛澤東先讚揚了一番“大字報”，然後說：“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的學校大門都關起來了，甚至有些學校鎮壓學生運動，有的學校給學生戴反革命帽子，這樣就把群眾放到對立麵去了。共產黨怕學生運動，那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中央應該站在學生運動這邊，可是他們卻站在鎮壓學生運動那邊。誰鎮壓學生運動？隻有北洋軍閥。”

　　毛澤東不點名地批評劉少奇派工作組是鎮壓學生運動，並上升到“北洋軍閥”的高度。毛澤東繼續不點名地批劉少奇搞的工作組《八條規定》，說：“給群眾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學看到學生起來，定框框，美其名曰‘納入正軌’，其實是納入‘邪軌’。借口‘內外有別’是怕革命。大字報貼出去又蓋起來，這樣的情況不允許，這是方向性錯誤，要趕快扭轉，把一切框框打得稀巴爛！”

　　毛澤東意猶未盡，繼續說：“有人天天說走群眾路線，為人民服務，實際卻是走資產階級路線，為資產階級服務。”

　　（4）

　　盡管毛澤東沒有點名，但參會的人都知道指的就是劉少奇，毛澤東批劉少奇“嘴上說為人民服務，實際上為資產階級服務”。

　　劉少奇沒有跟毛澤東爭辯，他從會場的氣氛看得出來，高官們沒有人說話，沒有人附和毛澤東批劉少奇，這些高官的內心都是讚成劉少奇的。所以劉少奇心中有底，他不說話，不反駁，高官們更同情他，毛澤東更不得人心。

　　毛澤東也看出高官們的態度，看出高官們心裏是支持劉少奇的，這更加堅定了毛澤東的信念，這批老幹部已經成為革命的絆腳石，必須統統打倒。

　　這次會上，毛澤東沒有提“撤工作組”的問題，因為他知道眾高官是不會同意的。他隻有發動群眾，用實際行動來打倒工作組。於是毛澤東在最後，放出了一句“狠話”，說：“誰反對文化大革命？美帝、蘇修、日修、反動派。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這次會上，毛澤東雖然在聲勢上強大，但實際上卻沒有贏得高官們的心，反而是劉少奇贏了。三天後的7月22日，劉少奇再次主持例行的中央工作會議，對於劉少奇主持的中央工作會議，毛澤東照例是不參加的。這次會上，陳伯達再次提出要撤工作組，這次劉少奇不客氣了，他拍著桌上一大堆信件說，“我怎麽是偏聽偏信，包庇工作組呢？我有大批群眾來信為證，工作組做了不少工作，否則真的要天下大亂，損失不可估量！”

　　文革小組顧問康生，也不示弱地拍桌子說：“我們也有材料，工作組就是鎮壓群眾運動！”

　　劉少奇反駁說：“現在的工作隊要進行教育，他們不懂政策，不好的工作隊要進行整頓清理。但多數工作組是好的，還是教育幫助，改正錯誤。”

　　鄧小平也說：“要教會工作隊做工作，有的學校沒有工作隊恐怕不行。”

　　遇到這樣的場麵，周恩來是不說話的，但周恩來內心也支持工作組的，周恩來並不讚成造反。很多情況下，周恩來把自己不方便說的話，讓他的鐵杆陳毅去說。陳毅在會上說：“要肯定工作組的作用，對他們的缺點錯誤，應該抱著與人為善的態度，應該盡量幫助他們，而不能嫌棄他們。”

　　對劉少奇和鄧小平，陳伯達還有幾分畏懼，可是對陳毅他就不怕了。陳伯達對陳毅不客氣地說：“你們外事委工作組，是全國最壞的工作組，裏麵沒一個好人。”

　　看到陳伯達的態度，鄧小平也拍著桌子說：“你們說我們怕群眾，那你們去前邊試試！撤工作組我不讚成。”

　　由於參會的大多數人都支持不撤工作組，陳伯達和康生的意見被否決了。

　　毛澤東得知會議的結果，他並不意外。毛澤東知道，劉少奇仗著有大多數高官的支持，是絕不會主動撤工作組的。現在，毛澤東隻有依靠學生的力量，發動群眾起來把工作組打倒，那時候劉少奇的工作組，不撤也得撤了。於是毛澤東在水麵下展開了他的主攻，派文革小組四處出動，發動群眾，煽風點火，打倒工作組。

　　（5）

　　毛澤東不在北京的時候，劉少奇比較大膽地派工作組壓製學生的造反。可是7月18日毛澤東回到北京後，嚴厲地批評了工作組鎮壓學生。為了避免與毛澤東的正麵衝突，劉少奇照舊使出“渾水摸魚”的辦法，下令工作組暫時不要再與學生對抗，而是集中火力批判“黑幫”。所謂黑幫，主要是指被劃為“反動學術權威”的專家教授，以及有曆史問題的黑五類“地、富、反、壞、右”。

　　根據《清華文革大事日誌》記載：7月18日，也就是毛澤東回到北京的當天，清華大學工作組組長葉林，突然宣布停止“反蒯”運動，轉入打黑幫，布置大家趕快寫批判黑幫的大字報。所謂“反蒯”運動，全稱是“堅決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進攻”，就是我們前麵提到工作組批判“反革命學生”蒯大富的運動。7月19號，被關押了18天的蒯大富被釋放，恢複人身自由。

　　各學校的工作組得到上麵的指示後，不再批判“反動學生”，紛紛把鬥爭目標轉移到本單位的“黑幫”，把“死老虎”當成“活靶子”來批鬥，試圖以此來顯示工作組的革命性。這樣一來，如果造反學生不批“黑幫”的話，就反而顯得自己不夠革命，於是造反學生就跟工作組搶著批“黑幫”，爭當革命派。於是各個校園裏出現了奇怪的爭搶“批鬥靶子”的現象，這可苦了各學校的“黑幫”們，他們經常是上午被工作組拉去批鬥，下午又被造反學生拉去批鬥。

　　當然工作組的“渾水摸魚”，並沒有瞞過毛澤東。毛澤東的興趣不是批鬥“死老虎”，而是打倒“活老虎”。現在毛澤東要打倒的“活老虎”，就是工作組。毛澤東派出文革小組成員，去各個學校點火，讓學生把鬥爭的目標，轉向工作組這些“活老虎”，而不是毫無實際意義地批鬥“死老虎”。

　　不少人可能會把文革小組的“煽風點火”，想象為這些人耀武揚威地進行挑動和教唆，打著毛澤東的旗，盛氣淩人地施號發令。但實際上卻相反。毛澤東派出的文革小組的人，態度非常謙虛，而劉少奇派出的工作組，態度卻十分傲慢，兩者形成鮮明的對比。

　　文革小組的成員們，從1966年7月21日到7月30日，每天去北京各大學講話。下麵摘錄一段江青、康生和陳伯達的講話：

　　江青對北大這樣講：同學們，我是來做小學生的，我是來聽一聽同學們的意見，看一看你們的大字報，這樣我們可以懂點事，少犯錯誤，和同學們一起來進行這一場文化大革命。你們有很多不同意見，有不同的意見不要緊，這是很好的現象，隻要進行辯論，把問題弄清楚。我們是一起的，不會脫離你們的。你們什麽時候說有意見，要我們來聽，我們就立刻來。我聽說你們一夜沒有睡，在辯論，今天也在辯論。所以，我希望你們今晚好好睡，吃好，睡好，才能打好這一仗。我一定把同誌們的革命熱情，革命幹勁帶給毛主席。

　　（6）

　　康生在北師大如此說：同誌們，今天我們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成員到你們師大來，向你們學習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經驗，跟你們學習，並且向你們問好！我們聽到師大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很好，辯論進行得很熱烈。因此，我們想跟同誌們學習，來傾聽同學們的意見，不管哪方麵的意見都要聽，我們都要學習。我們是你們的學生，你們是我們的先生，因此先聽聽同學們的意見，希望同學們把意見告訴我們。革命的師生對我們文革小組有什麽要求，我們召之即來。我受毛主席的委托，問所有同誌們，你們身體好！

　　陳伯達在北大的講話是這樣的：同誌們，我是來看大字報的，是來向你們學習，研究一下你們怎樣進行辯論。我是你們的學生，你們的熱情非常好，這種革命精神是最可寶貴的。同誌們，有許多黨員把自己看成是站在群眾之上，而不是站在群眾之中，這樣的黨員不能接受批評，也不能進行自我批評，這種黨員是壞黨員，終究要被黨開除出去。我們共產黨的幹部，隻有依靠群眾才能生存，我們是人民的兒子，而不是人民的父母。北大同學要從毛主席的學習工作方法中吸取力量，把文化大革命搞好。

　　江青、康生和陳伯達等文革核心小組成員的講話，調子非常相似，必然是毛澤東的授意。在這個階段，文革小組成員表現的四個特點，得到群眾們的好感。

　　第一個特點是“謙遜感”。

　　文革小組的成員，不管是江青，康生和陳伯達，非常謙虛地在學生麵前稱“我們是你們的學生”、“我們是來向你們學習的”。這種謙遜的態度，一下子就獲得了學生們的好感。不管什麽人，在別人麵前擺官架子，以勢壓人，總是讓人反感的。劉少奇派出的工作組，在學生麵前擺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態教訓人，一開口就是“我們是代表黨中央，我們是代表毛澤東思想”，官架子大得很，自然引起學生們的反感。

　　第二個特點是“公仆感”。

　　江青說：“我們是一起的，不會脫離你們的。你們什麽時候說有意見，要我們來聽，我們就立刻來。”

　　康生說：“革命的師生對我們文革小組有什麽要求，我們召之即來。”

　　陳伯達說：“我們是人民的兒子，而不是人民的父母。”

　　江青和康生強調“你們有什麽意見，有什麽要求，我們召之即來”，這就讓學生們感到自己被尊重，有一種主人翁的感覺。陳伯達更是說“我們是人民的兒子”，讓學生們感到文革小組是他們的公仆。這種“公仆感”大大加深了學生們對文革小組的好感。而劉少奇派出的工作組，都是居高臨下地發通知，召集開會，布置任務，這樣就加大了工作組和學生的距離。

　　（7）

　　第三個特點是“親近感”。

　　江青說：“聽說你們一夜沒有睡，我希望你們今晚好好睡，吃好，睡好。”

　　康生說：“我受毛主席的委托，問所有同誌們，你們身體好！”

　　江青講話中關心學生們吃好沒有，睡好沒有，這一下子就讓學生們產生出一種親近感。康生提到毛澤東的時候，也是說毛澤東問候眾人“身體好”，這一下又讓眾人產生了對毛澤東的親近感。毛澤東那麽高的身份，並沒有居高臨下地向大家做什麽指示，而是問大家的身體好，這當然會讓產生一種“領袖關心我們，領袖重視我們”的感激之情。

　　而劉少奇的工作組，完全沒有這種表現。王光美在清華大學對學生們說：“少奇同誌派我來看大字報。”王光美的話外音，強調劉少奇是偉大人物，他沒有必要親自來看大字報，隻要派人來看大字報就行。王光美話中的劉少奇，有一種高高在上的感覺，難以讓人親近。

　　江青在北京大學對學生們說：“我代表毛主席來看你們，聽你們的意見，看你們的大字報。”江青的話外音，是毛澤東因為自己不方便來，所以讓江青代表他來看大字報，聽意見。江青話中的毛澤東，就沒有高高在上的感覺，而是讓人感到親近。

　　第四個特點是“公平感”。

　　江青說：“你們有很多不同意見，有不同的意見不要緊，這是很好的現象。”

　　康生說：“我們來傾聽同學們的意見，不管哪方麵的意見都要聽，我們都要學習。”

　　江青和康生都沒有表示出支持一派，反對一派，而是說“不管哪方麵的意見都是好的，我們都要聽，都要學習”，這樣就讓不管什麽觀點的人，都能感到被公平對待，這就更加深了學生們對文革小組的好感。文革小組的人，沒有說誰是右派，沒有扣帽子，打棍子。而劉少奇的工作組，動不動就說別人是右派，給人扣帽子，打棍子，很讓人反感。

　　為了比較，這裏摘要一段王光美在清華大學的講話：

　　文化革命要搞徹底，黨派來的工作組要不要相信？要不要接受工作組的領導？革命左派要很好地和工作組配合。現在有一股歪風，要趕工作組，你們不要被壞人利用了。我們對這個問題上綱，是要用階級分析的觀點來看問題。把目標指向工作組，這才是陰謀，具有陰謀的人就是假左派，是保黑線，就是轉移注意力。

　　王光美的講話，上綱上線，什麽“被壞人利用”、“陰謀”、“假左派”等訓話口吻，隻會讓學生反感或排斥。

　　我們再摘要一段劉少奇的幹將薄一波，在清華大學與蒯大富的辯論：

　　薄一波問：這張大字報是誰寫的？

　　有人指蒯大富，就是他。

　　薄一波問蒯大富：你叫什麽名字？

　　應答：我叫蒯大富。

　　薄一波說：這個名字不好。

　　蒯大富問：這個名字有什麽不好？

　　薄一波說：“大富”？你想發家致富啊？

　　蒯大富說：不對！大富是國家發家致富，是國家富強的意思。資本主義是小富，隻有社會主義才是大富。

 

 

　　（8）

　　蒯大富的回答讓薄一波沒法接話。薄一波隻好換個話題發問：能問問你是什麽派嗎？

　　蒯大富說：這我自己怎麽能給自己劃定呢。

　　薄一波說：別謙虛嘛，你認為你是哪一派？

　　蒯大富說：我認為自己是左派。

　　薄一波用手比劃著說：你這個左派啊，左的太過火了，就跑到右邊去了。

　　眾人聽了薄一波的話，都笑了。

　　薄一波又說：蒯大富，我給你提三點建議：一、希望你能站到左派群眾中來，站到工作組一邊去；二、希望你能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三、希望你今天學了毛主席著作以後，明天貼一張大字報，澄清一下自己的錯誤。你如果不寫，會受到大家的圍攻。

　　蒯大富說：被多數人反對的不一定是錯的。

　　蒯大富被薄一波上綱上線地教訓了一番，心中不滿，於是反問薄一波說：你叫什麽名字？

　　薄一波說：這個我懶得說。

　　蒯大富說：那你告訴我你的姓吧。

　　薄一波說：我有我的自由，不一定回答。

　　蒯大富說：這就不平等了。我也有我的自由，但我剛才把我的名字告訴你，你也應該告訴我。

　　薄一波說：那好，我走了。至於我的名字，我走後你們就會知道。

　　薄一波對待蒯大富，完全是一種“大官對群眾”的盛氣淩人的態度，隨便就給蒯大富扣上一個“右派”的帽子，並要蒯大富承認錯誤，甚至還威脅。從王光美和薄一波的例子可以看出來，劉少奇派的工作組人，對待學生的態度，是那種居高臨下的盛氣淩人姿態，以勢壓人，戴帽子，打棍子。文革小成員講話中的四個特點“謙遜感”、“公仆感”、“親近感”和“公平感”，劉少奇的工作組這邊一“感”也找不到。

　　對比一下劉少奇的工作組的作派，與毛澤東的文革小組的作派，誰都能輕易得出，毛澤東的文革小組受群眾歡迎，得人心。而劉少奇的工作組不受群眾歡迎，不得人心。

　　自古道：得人心者得天下。劉少奇的工作組不得人心，而毛澤東的文革小組得人心，這就確定了文革小組必然戰勝工作組，這就是毛澤東利用群眾運動戰勝劉少奇的訣竅。在群眾運動中，誰得到群眾的支持，誰就取得勝利。

　　對於一般的老百姓來說，他們也搞不清什麽主義，什麽思想，他們隻有一個純樸的觀念：“誰對我好，我就支持誰。”老百姓隻要對比一下文革小組和工作組的作派，肯定會覺得文革小組對他們好，所以他們就不加思索地支持文革小組，支持毛澤東。

　　這麽多篇幅的介紹能夠說明，在文革初期，文革小組的成員口碑是非常好的，非常得人心的。可是到了後來，文革小組成員驕傲自滿了，翹尾巴了，也盛氣淩人起來了，所以就不再得人心了。如果文革小組的成員，始終能保持初期那種謙虛謹慎的態度，文革的結果將大不一樣。

　　（9）

　　劉少奇派出的工作組，對群眾的態度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官僚主義作風，那麽這種官僚主義的作風又是怎麽形成的？事實上，它與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是密切相關的。

　　中共建國以後，認為共產黨是代表人民大眾的，是為人民服務的，因此群眾應該毫不猶豫地支持共產黨。可是1956年6月的波蘭“波茲南事件”，特別是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卻打破了中共的這種幻覺。

　　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的一些大學生在一個廣場舉行集會，進行了一些反政府和反蘇聯的演講。這個學生運動迅速發展成大規模的市民抗議，抗議活動後來又發展為武裝暴亂，最後蘇軍出動才鎮壓了這場暴亂。

　　波蘭和匈牙利發生市民暴動的事件，對中共的震動是很大的。1956年10月21日至11月9日的20天內，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14次擴大會議，專門討論波匈事件。11月10日至11月15日召開的八屆二中全會，中心議題之一也是波匈事件。中共如此重視波匈事件，是因為感到這絕不是隔岸觀火，而是自己也即將麵對的現實。在1956年，中國也出現了不少群眾鬧事的事件。

　　據薄一波回憶說：“從1956年下半年起，我們一些地區接連出現不安定的苗頭。據不完全統計，從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的半年時間裏，全國發生數十起罷工，每起罷工少的數十人，多的近千人，參加罷工的總人數約一萬多人。幾十個城市發生大、中學校罷課、請願事件，總人數也有一萬多人。農村也連續發生鬧事風潮。”

　　我們分析一下這些“鬧事”的特征，就可以發現，大多數“鬧事”的原因，都是來自一種完全新型的矛盾，一種過去私有製的舊中國不可能出現的矛盾。

　　例如某縣要蓋一個麻風病院，當地的農民不同意，但縣政府硬要蓋，結果引發與村民的激烈衝突，警察當場開槍打死5人，打傷9人；還例如一個工廠，說是給工人蓋宿舍，但房子蓋好後，卻全部分給幹部住，工人很不滿意，因此鬧事；再例如一個學校，學生畢業後沒有給他們分配工作，也引起了學生的鬧事。

　　上麵蓋麻風病院的例子，如果在舊中國，土地是屬於地主的，地主在自己的土地上，想蓋什麽就蓋什麽，農民根本無權過問。而在新中國，土地是屬於大家的，每人都有過問土地用途的權力，所以農民才會鬧事。

　　上麵工廠給工人蓋宿舍的例子，如果在舊中國，工廠是老板的，所以不管老板住什麽樣的豪宅，工人都不會有意見，也不可能抗議工廠的高管住的房子比自己的房子好。可是在新中國，工廠是大家的，廠長和幹部比工人的住房條件好，工人就不滿，就要鬧事了。

　　（10）

　　同樣上麵學校畢業生分配工作的例子，如果在舊中國，學校隻管教書，不管找工作。所以學生畢業了沒有工作，不會責怪到學校頭上，更不會找學校鬧事。可是在新中國，學校給學生找工作成為“義務”，這就產生了學生不滿和鬧事的新的契機。

　　平心而論，社會主義提倡的“公平”，使工人成為“主人翁”，雖然解決了舊社會的舊的矛盾，但同時又產生出舊社會所沒有的“新型矛盾”。

　　在舊社會，老板住豪宅，工人住窩棚，工人沒意見，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可是在新社會，廠長住豪宅，工人住窩棚，那工人就要鬧事了；在舊社會，老板賺大錢，工人拿小錢，工人也沒意見，認為是理所當然；可是在新社會，廠長的工資比工人高很多，那工人也要鬧事了；在舊社會，老板認為工人不聽話，要解雇工人，工人隻有自認倒黴；可是在新社會，廠長要解雇工人，工人又要鬧事了。

　　公有製的新中國，出現了舊中國幾千年來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新問題，新矛盾，這就讓毛澤東等新中國的領導人大傷腦筋。毛澤東把這種社會主義公有製下出現的新型矛盾，起了一個新名詞叫：“人民內部矛盾”。所謂“人民內部矛盾”，事實上指的是管理國家的幹部，與被管理的老百姓之間的矛盾，用當時的術語，就是“幹部與群眾的矛盾”。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一文，提出在社會主義體製下，幹部與群眾之間的衝突和矛盾，不同於資本主義體製下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敵我矛盾，而是一種人民內部的矛盾衝突。

　　那麽是什麽原因引發出這種人民內部的矛盾呢？毛澤東認為，發生“人民內部矛盾”，也就是幹部與群眾發生的矛盾衝突，問題主要是出自“幹部”，而不是出自“群眾”。毛澤東說：“我們相信，我國廣大的人民群眾是擁護社會主義的，他們很守紀律，很講道理，決不會無故鬧事的。”

　　據1957年2月22日《全國總工會關於職工罷工請願情況的報告》中說：“罷工請願的發生，大部分是由於企業行政上的官僚主義。”因此，毛澤東認為群眾鬧事，是被幹部的官僚主義作風逼出來的。幹部對群眾的作風霸道，靠命令行事，不許群眾有意見，有意見就壓，結果“壓”出群眾的鬧事。

　　這樣一來，毛澤東就對幹部的官僚主義感到憂心忡忡，認為這樣發展下去，中國也會出現波蘭、匈牙利那樣的流血暴動。1956年11月15日的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嚴厲地批評了官僚主義，說：

　　執政黨的最大危險是脫離群眾，黨員在評級、評薪、提拔和待遇等方麵，均有特權。黨員高一等，非黨員低一等；黨員盛氣淩人，非黨員做小媳婦。這種錯誤方向，必須完全扳過來，越快越好。

　　（11）

　　縣委以上的幹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裏。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鬥，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讚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

　　現在，有這樣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成都有一百多學生要到北京請願，一個列車上的學生在四川省廣元車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個列車上的學生到了洛陽被阻止，沒有能到北京來。我的意見，周總理的意見，是應當放到北京來，到有關部門去拜訪。

　　如果脫離群眾，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農民就要打扁擔，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學生就要鬧事。現在我們有些同誌，對待人民內部的問題，動不動就想用武力解決，這是非常危險的，必須堅決糾正。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

　　毛澤東認為“人民內部矛盾”，主要是由幹部的“官僚主義作風”引發出來的。然而毛澤東的這個觀點，在黨內卻引起很大的爭論。他們認為，毛澤東既然是共產黨的領袖，那麽當黨員幹部與群眾發生矛盾的時候，作為黨主席的毛澤東，應該無條件地站在黨員幹部一邊，而不是站在群眾一邊責備黨員。

　　而且，按照毛澤東的觀點，一旦地方出現群眾“鬧事”，就歸因於地方官員的“官僚主義”，地方官員就要受到處分，這樣就涉及到地方官員的利益。所以毛澤東的講話在各級幹部中傳達後，引起空前的爭辯，不少人公開表示懷疑和反對毛澤東的觀點，認為鬧事是“刁民”所為，好人不鬧事，鬧事沒好人。有人說：“不承認群眾鬧事的主要原因是由於領導上的官僚主義”；有人說：“群眾鬧事要由領導上的官僚主義負主要責任，是不公平的”，甚至有人說：“毛主席的這個講話太右傾了，長他人的誌氣，滅自己的威風”。

　　盡管遭到黨內很大的反對，毛澤東還是力排眾議，堅持自己的觀點，堅持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必須從克服“官僚主義”入手。那麽怎樣克服官僚主義呢？毛澤東提出的方法是“整風”：

　　凡是有官僚主義的地方，人民就可能鬧事，出現罷工、罷課、遊行、示威、請願這類事情。為了從根本上消滅發生鬧事的原因，必須堅決地克服官僚主義。隻要做到這一條，一般地就不會發生鬧事的問題。不要擺老爺架子，不要擺官僚架子，跟人民見麵，跟下級見麵，把官架子收起來。要密切聯係群眾，脫離群眾搞官僚主義，勢必要挨打。

　　（12）

　　我們主張自上而下地進行整風，不整風黨就會毀了。整風的總題目是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反對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不要怕揭露矛盾，矛盾揭露出來才能解決。揭露出來的矛盾在報上發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義永遠得不到解決。

　　毛澤東搞這次整風，其實也有一番苦心，他是想讓黨員幹部們學會一種“領導藝術”。毛澤東說：

　　要學會這麽一種領導藝術，不要什麽事情總是捂著。人家一發議論，一罷工，一請願，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總覺得這是世界上不應有之事。你不許罷工，不許請願，不許講壞話，橫豎是壓，壓到一個時候就要變拉科西(拉科西是前匈牙利領導人的名字，他被認為是引發匈牙利事件的責任者)。

　　在毛澤東的極力主持下，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該指示說：

　　我們黨已在全國範圍內處於執政的地位，但有一部分立場不堅定的分子，容易沾染舊社會國民黨作風的殘餘，形成一種特權思想，甚至用打擊壓迫的方法對待群眾。因此，中央認為有必要在全黨重新進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義的整風運動，檢查那些脫離工人群眾、農民群眾、士兵群眾、學生和知識分子群眾的官僚主義現象，主要是要求黨員懂得：為人民服務，有事和群眾商量，吃苦在前，得利在後。

　　從現在的觀點來看，毛澤東搞的整風運動，要求幹部“為人民服務，有事和群眾商量，吃苦在前，得利在後”，實在是過於理想主義了，根本做不到。同時，這樣的整風運動也肯定要遭到幹部們的各種消極抵製。

　　果然，毛澤東很快就發現，他發起的“自上而下的整風”，根本沒有收到什麽效果，隻好自嘲地說：“我這個報告毫無物質基礎，與大多數同誌的想法抵觸嘛。”

　　但毛澤東堅持認為，如果不整風的話，中國就有可能因為幹部的官僚主義導致民眾的暴動，就有可能亡黨亡國。在“黨內整風”不見效果的情況下，毛澤東想出一個別開生麵的方法：“開門整風”。這就是請黨外人士給黨員幹部提意見，請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

　　本來毛澤東搞整風運動，本意是想幫助黨員幹部克服官僚主義，他說：“如果我們身上有官僚主義，有缺點，首先讓黨內批評，然後黨外批評，批評我們的缺點，把我們的官僚主義改一改，把缺點改一改，不就好了嗎！”

　　（13）

　　但毛澤東號召黨外人士給黨員幹部提意見時，忽視了一個重大問題，這就是人的麵子問題，特別是中國人，是非常要麵子的。每個基層單位的領導人，都算是一路諸侯，他們受到上級領導的批評，麵子上還可以接受，但是讓他們接受下級和一般群眾的批評，麵子上就掛不住了。毛澤東號召黨外群眾給黨員幹部提意見，就等於讓這些幹部在群眾麵前顏麵盡失，威信掃地，他們抱怨說：“毛主席給群眾撐腰，卻不給幹部留臉”。

　　盡管大多數黨員幹部反對，毛澤東還是強行搞“開門整風”，發動各種宣傳機器，動員黨外群眾給黨員幹部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搞“大鳴大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可是毛澤東沒想到，真的把群眾發動起來了，他們提出的意見，特別是一些民主黨派人士提的意見，完全超出了毛澤東的想象。比如“共產黨有術無學、不能領導科學”，“中共組織要退出機關、學校”，“一黨執政有害，應該通過競選輪流執政”等等。這些已經不是“提意見”了，而是要讓中共下台了。

　　這樣的言論，不僅超過了一般黨員的容忍底線，也超過了毛澤東的容忍底線，於是一場“反擊右派進攻”的運動就開始了。黨員們早就不滿毛澤東搞“開門整風”不給他們麵子，現在毛澤東也提出反右了，這些人就把憋了好久的一肚子怨氣，發泄到右派身上，大打右派。還有一些幹部進行報複，把“大鳴大放”中給自己提過意見的人，統統打成右派。這樣就造成了“反右”的擴大化，當初毛澤東估計全國的右派是4千個左右，結果卻打出來55萬個右派。

　　現在有一種論點，認為毛澤東一開始就設計了一個“陽謀”，搞一個假的整風運動，騙群眾幫共產黨整風，引蛇出洞，一網打盡。這種看法是錯誤的。盡管毛澤東本人說過“陽謀”，但這也是一個麵子上的說法，給他自己前後自相矛盾的做法，找一個台階下而已。

　　反右運動的軌跡是清楚的：

　　第一步，新中國出現了幾千年來首次出現的“人民內部矛盾”，毛澤東認為“人民內部矛盾”起因於幹部的官僚主義。

　　第二步，波蘭和匈牙利出現了因“人民內部矛盾”而引發的流血暴動。

　　第三步，毛澤東為了防止中國出現波匈事件，提出對黨員幹部進行“反對官僚主義”的整風。

　　第四步，黨內整風遭到抵製，不見收效，於是毛澤東開始搞“開門整風”，動員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

　　第五步，黨外人士提的意見，超出了毛澤東的允許範圍，於是一場預料之外的反擊右派運動開始了。“反右”得到黨內幹部的大力支持，大家都大打右派，造成反右擴大化。

　　（14）

　　反右運動的後果，不僅是很多人無辜被打成右派，而且帶來嚴重的後遺症，這就是：人們不敢說話了。在反右運動中，毛澤東想要整的“官僚主義”，不僅沒有收斂，反而更加嚴重了。在反右運動之後，毛澤東自己也承認說：“右派猖狂進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麽辦呀？但是帶來一個缺點，就是人家不敢說話了。”

　　反右運動造成一種風氣，誰給幹部提意見就是反黨，於是造成誰也不敢提意見，不敢說話了。人們不敢說話，看上去似乎是天下太平，其實反而醞釀著巨大的暗流。人們不敢說話，間接地造成了兩個大災難：第一個災難是“浮誇風”，大家明明知道“畝產10萬斤”是假的，但誰也不敢說，怕被打成右派；第二個災難是大饑荒，大家明明知道沒有糧食了，但誰也不敢說，直到最後實在隱瞞不住，問題才爆發出來。

　　反右運動之後，各地的“鬧事”沒有了，天下太平了，沒人敢鬧事了。於是黨員幹部們就形成一種“經驗”，認為對待群眾的鬧事，就要用反右那樣的高壓手段，壓下去。9年後的1966年，劉少奇派的工作組仍然沿用反右的經驗，想用高壓手段把造反學生壓下去。沒想到此一時，彼一時，這次劉少奇工作組的高壓手段，卻完全失敗了。

　　現在看來，社會主義公有製下的幹部與群眾的矛盾，也就是“人民內部矛盾”，是一種資本主義國家完全沒有的矛盾，是一種馬克思也沒有預想到的人類曆史上全新的矛盾。正因為是全新的矛盾，所以也沒有解決的經驗，不管是中國還是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都在試圖找出一個解決的辦法，但都沒有解決成功。蘇聯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不僅沒有解決了“人民內部矛盾”，反而使這種矛盾越來越激化，最終導致這些國家的解體。

　　毛澤東在50多年前看出“人民內部矛盾”會導致亡黨亡國，可謂慧眼。毛澤東本來想通過“整風運動”來解決“人民內部矛盾”，但沒想到“整風運動”演變成“反右運動”。毛澤東發起的這場“整風運動”，不但沒有化解“人民內部矛盾”，反而因後來的“反右運動”，加劇了“人民內部矛盾”，這也是毛澤東的一個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