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廿二（崇新嶽 百思峰 ）

第十一節 文革打響了

　　（1）

　　1966年3月22日，劉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在外交部長陳毅夫婦的陪同下，前往巴基斯坦等國訪問。出行時劉少奇的派頭是很大的，到機場送行的有：全國人大委員長朱德，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還有全國人大的七位副委員長，國務院的三位副總理，全國政協的四位副主席，以及中央黨、政、軍各部門，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北京市的負責人。

　　自從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以來，如此前呼後擁的隆重儀式及場麵，劉少奇已經享受過很多次了，但此時的劉少奇卻沒想到，這竟然是他最後享受中國最高規格的送行典禮。當時劉少奇對時局的估計是很樂觀的，《二月提綱》作為中央文件，已經正式發了下去，時局穩定下來了，暫時用不著擔心。

　　3月20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講話的十足火藥味，也沒有引起眾高官的警惕。甚至，毛澤東在會上都沒有“敢”罵彭真，隻是指桑罵槐地罵了一通小人物的吳冷西，這讓劉少奇感到毛澤東已經是黔驢技窮，更加放心地出國訪問去了。

　　彭真在送走劉少奇後，也是傲氣十足。當時日本共產黨來華訪問，向彭真提起《海瑞罷官》的時，彭真居然在外國人麵前，公開抱怨毛澤東說：“這本來不是個政治問題，是個曆史劇。可是毛主席說它是政治問題，真麻煩。”

　　3月31日，康生向周恩來傳達毛澤東講話的同一天，也向彭真傳達了毛澤東的講話。當時彭真還沒把毛澤東的講話太當一回事，對康生敷衍地說：“我沒有包庇吳晗，隻是主張‘放’，《二月提綱》也可以修改一下。”

　　可是當彭真得知周恩來的態度發生了轉變的時候，他馬上感到大事不妙了。在自己的保護傘劉少奇遠在巴基斯坦訪問的關鍵的時刻，如果毛澤東和周恩來聯手“整”他的話，自己肯定在劫難逃。

　　人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機關頭，都會本能地“自保”，彭真當然也不例外。現在等劉少奇已經來不及了，因為劉少奇還要半個月之後才能回來，而那時若生米煮成了熟飯，後悔晚已。彭真不得不采取“自救”措施。那麽怎麽才能“自救”呢？彭真當時能想出的唯一辦法，就是“戴罪立功”。

　　對於毛澤東來說，彭真已經是“罪人”了。現在彭真要趁自己還有權的時候，做一兩件對毛澤東討好的事，戴罪立功，以求寬大處理。怎樣才能“立功”呢？彭真想出的方法是“丟卒保車”。

　　毛澤東已經點名批評了“三家村”的鄧拓、吳晗和廖沫沙，此時彭真來個“反戈一擊”，幫助毛澤東批判“三家村”的主人，說不定能得到毛澤東一定的寬恕。於是彭真就準備拋出“三家村”的三位作者，轉移鬥爭大方向，以此來保護自己和劉少奇。

　　（2）

　　4月3日，彭真馬上召集北京市長劉仁，鄧拓等一批親信，到他家裏開會。彭真首先告訴與會者，周恩來已經改變立場，同意推翻《二月提綱》了，現在我們這些人到了危機關頭。彭真這個人直爽，並不隱瞞自己的意圖，說：“現在‘守’肯定是不行的，隻有設法爭取主動。‘三家村’的事情要解決，不解決不利，否則更被動。”

　　彭真雖然沒有明說，但參會的人都知道，彭真這是要拋出“三家村”來“丟卒保車”了。這時彭真借用一句江湖上的話，對眾人說：“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請大家幫忙了”。

　　彭真這麽一說，參會的人都心中一酸。不過大家也都明白，他們這個團體到了存亡危機的時刻，必須有人出來掩護大家撤退，必須有人犧牲自己來保全大家，否則大家都得完蛋。

　　這時鄧拓站出來了，拿出英雄氣概說：“我犯了錯誤，由我自己負責，其他人沒責任。”

 

鄧拓與夫人丁一嵐

 

　　鄧拓知道，現在“三家村”中的吳晗和廖沫沙已經被批判了，他想逃也逃不過去的，不如站出來承擔責任，把責任都攬到自己身上，以保全彭真和其他人。

　　大家一方麵佩服鄧拓的勇氣，一方麵也知道，此時彭真隻能對鄧拓“揮淚斬馬稷”了。彭真安慰鄧拓說：“很快就發表批判你的文章了，你改了吧，改了以後還可以做文化戰士。我準備把你下放到順義去，那裏條件好，可以做出成績來，以後還可以東山再起。”

　　彭真又麵對參會的人，稱讚鄧拓說：“我們對鄧拓同誌的本質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他是個好人，但是世界觀有許多不正確的觀點，寫的東西烏煙瘴氣。但他不是反黨的，我們都知道，隻是別人不知道。”

　　會後，彭真指示北京市委趕緊寫一份《關於鄧拓所犯錯誤的報告》，並說：“責任要寫的含糊一點”。當《報告》出來以後，彭真把其中一句“根據鄧拓的請示，解除他書記處書記的職務”，改為“最近鄧拓同誌要求免去他市委擔任的職務，到下麵去鍛煉，我們準備在黨內批評以後，再作組織處理”。這份報告於4月8日上報中央。

　　4月10日，北京市委召開常委會議，討論批判鄧拓、吳晗和廖沫沙的問題。這時彭真已經不管吳晗和廖沫沙，他隻能“包庇”鄧拓一個人了，彭真說：“我對批判吳晗、廖沫沙沒有什麽牽掛，就是對鄧拓如何提法要慎重考慮。鄧拓的問題和吳晗的問題不一樣，吳晗這個人是一貫反共的，鄧拓在抗日戰爭時趕著毛驢辦糧很艱苦，鄧拓對三麵紅旗還是擁護的，應該區別對待。”

　　（3）

　　4月16日，《北京日報》發表了長達三版的《關於“三家村”和〈燕山夜話〉的批判》，這次彭真沒敢“渾水摸魚”，而是真正上綱上線地批判，文章中說：“吳晗不止一次地為被黨和人民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鳴不平，不止一次地借這個題目，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廖沫沙同誌反對毛澤東思想，醜化革命派，自覺地反黨反社會主義，是反毛澤東思想的一員主將。”“鄧拓同誌吹捧死人，借古諷今，大量宣傳了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思想，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同時《北京日報》還特別加了一個《編者按》，寫道：“本報過去發表了這些文章，是錯誤的，以致在這一場嚴重的鬥爭中喪失立場。我們決心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按照毛澤東思想，鏟除毒草，克服錯誤，對‘三家村’和《燕山夜話》展開嚴肅的批判。”

　　彭真用這個《編者按》，一方麵向毛澤東承認錯誤，另一方麵又聲明要“戴罪立功”，說：“我們決心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對‘三家村’展開嚴肅的批判。”這次彭真是搶先在全國的報紙上，第一個點名批判“三家村”，試圖來一個“丟卒保車”，爭取主動。

　　但彭真的企圖馬上被毛澤東識破，毛澤東說：“這是北京市委‘真包庇、假批判’，‘舍車馬、保將帥’，企圖以犧牲吳晗、鄧拓，來換取彭真和北京市委的過關。”於是毛澤東立即指示通知全國報刊，禁止轉載《北京日報》的文章和按語。

　　上次彭真不讓轉載毛澤東的《評/海瑞罷官》，這次毛澤東也不讓轉載彭真的《批三家村》，算是對彭真的一個對等報複吧。隻是《新華社》下屬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當天廣播了《北京日報編者按》，讓毛澤東非常不高興。

　　《新華社》是隸屬於周恩來領導的國務院的宣傳係統，主要麵對國外的宣傳工作。《新華社》廣播了彭真的《北京日報編者按》後，周恩來向毛澤東檢討說：“是因為疏忽大意犯了錯誤。”

　　周恩來是個非常小心謹慎的人，不太可能對這麽重要的事情“疏忽大意”。《新華社》的披露，應該是表達了周恩來對處理彭真的一種態度：不希望把彭真一棒子打死。毛澤東盡管很不高興，但也拿周恩來沒辦法。

　　1966年4月16日以後，鄧拓就被停職檢查，此時鄧拓把希望寄托在國外訪問的劉少奇身上。但劉少奇從國外訪問回來之後，對鄧拓的批判不但沒有減輕，反而是一浪高過一浪，5月16日，中共發出進行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同一天，《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說：“已查明鄧拓是叛徒。不管鄧拓背後的支持者是誰，都要一挖到底。”

　　鄧拓很清楚黨內鬥爭的規則，一旦他被扣上“叛徒”的帽子，那就是宣布了政治死刑。鄧拓不再抱什麽希望了，他選擇了“死”。一方麵鄧拓是那種“可殺不可辱”的人，他沒有接受大批判的勇氣；另一方麵，鄧拓希望自己的死，能夠最後保護彭真他們一次，因為報紙上明確地說：“不管鄧拓背後的支持者是誰，都要一挖到底。”

　　（4）

　　鄧拓在5月17日夜，服藥自盡，時年54歲。死前他寫了兩封遺書，一封是給北京市委的，一封是給妻子的。鄧拓寫給北京市委的遺書中說：“許多工農兵都說，‘聽了廣播，看了報上刊登鄧拓一夥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話，氣憤極了。’我完全懂得他們的心情。我對於所有批評我的人絕無半點怨言，隻要對黨、對革命事業有利，我個人無論經受任何痛苦和犧牲，我都心甘情願。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永遠是這樣。”

　　鄧拓先表示他對批評“毫無怨言”，之後又寫道：“文章是我寫的，別人不能夠、也不應該為我分擔責任。市委的領導，從彭真同誌、到整個書記處、常委會以及個別部門的負責同誌在內，沒有什麽錯誤。”

　　這裏鄧拓把責任全攬在自己一個人身上，聲明與彭真等人無關。鄧拓最後說：“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本應該在這一場大革命中經受得起嚴峻的考驗。遺憾的是我近來舊病都發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給黨和人民增加負擔。但是，我的這一顆心，永遠是向著敬愛的黨，向著敬愛的毛主席。”

　　鄧拓遺書的結尾，是以口號結束的：

　　“我要離開你們的時候，讓我們再一次高呼：

　　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囯共產黨萬歲！

　　我們敬愛領袖毛主席萬歲！

　　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

　　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在全世界的勝利萬歲！”

　　鄧拓之所以這麽喊口號，是因為他想保護他的妻子兒女。鄧拓知道中共的方針，如果他死前高呼萬歲，向黨表忠誠，那麽他的妻子兒女就可以得到比較寬厚的待遇，不會因他的死而受到太多的牽連。

　　鄧拓給妻子丁一嵐寫了一封很短的遺書，說：“一嵐：我因為趕寫了一封長信給市委，來不及給你們寫信。此刻心髒跳動很不規律，腸疾又在糾纏，不多寫了。你們永遠不要想起我，永遠忘掉我吧。我害得你們夠苦了，今後你們永遠解除了我所給予你們的精神創傷。永別了，親愛的。”

　　鄧拓明白，他如果給丁一嵐寫一封長信，反而有可能把她也牽連進去。要保護丁一嵐，這封信越短越好。也許正因為鄧拓臨死之前煞費苦心地保護家屬，夫人丁一嵐在文革中並沒有受到太大的衝擊，一直活到1998年。而另一位“三家村”人物吳晗的夫人袁震，則在文革中被送到“勞改隊”進行勞動改造，1969年3月過早地去世了。

　　1969年10月11日，在鄧拓自盡三年之後，“三家村”的第二位主人吳晗死於獄中。“三家村”的第三位人物廖沫沙，倒是把牢底坐穿，1979年平反，一直堅強地活到1991年。

　　“三家村”人物的結局當然是悲劇，但政治鬥爭本來就是你死我活的。如果那時劉少奇勝利，毛澤東失敗，那麽鄧拓、吳晗等就會成為英雄，而張春橋、姚文元等就要坐牢了。書生投身於政治的時候，就要有殺頭坐牢的心理準備。

　　據說在張春橋如日中天的時候，他女兒準備結婚，張春橋告訴他未來的女婿說：“與我張家結親，是要有殺頭坐牢準備的。”可見張春橋早就料到，搞政治這行，必須承受殺頭坐牢的風險。

　　（5）

　　再回到1966年4月2日周恩來給毛澤東寫的那封信，周恩來在信中說：“擬由書記處召開五人小組擴大會議，邀集上海、北京有關同誌加以討論。”周恩來的意見，不是由中央政治局來討論這件事，而是由級別較低的“中央書記處”來討論這件事。這種低調處理方式，顯然不滿足毛澤東的要求。

　　但毛澤東也不好拒絕周恩來的建議，他不能不給周恩來這個麵子，因為他還需要周恩來幫助打倒彭真和劉少奇。於是毛澤東急召在外地視察的“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召開一次中央書記處會議。1966年4月9日，鄧小平回北京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周恩來出席了這次會議。

　　這次會上，首先是康生傳達毛澤東不久前的談話，然後批評彭真對《海瑞罷官》搞“學術批判”，是要轉移鬥爭大方向。彭真辯解說：“吳晗的問題出來後，我總想再放出來一些錯誤觀點。現在看來，新的錯誤觀點不容易放出來了，‘放’的時期過去了，已經放得夠了。”

　　陳伯達則對彭真的曆史問題進行了批評，彭真辯解說：“我各方麵都不落後，國難時期北京堅持了三麵紅旗，頂住了單幹風，隻是文化上我是外行，落後了，原因是我不懂。”彭真特別強調說：“我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不會反對毛主席。”

　　最後，周恩來和鄧小平定下“調子”，說：“彭真同誌的錯誤路線，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對立的，是反對毛主席的。”會後周恩來、鄧小平、彭真聯名致信毛澤東，匯報會議情況說：“一致同意主席的批評和指示，對這次重大錯誤作了初步檢查。”這次會上鄧小平是擁護毛澤東的。為什麽鄧小平擁護毛澤東呢？這個問題不是我們這篇文章所要涉及的範圍。

　　另外，這次會議還作出了兩項決定：第一是宣布撤銷《二月提綱》；第二是成立以陳伯達為首的小組，重新起草一份提綱。陳伯達小組的成員有康生、江青、張春橋、王力、關鋒等人，這就是中央文革小組的雛形。

　　會後，中央辦公廳發出一個簡單的通知，撤銷《二月提綱》。但這個通知裏，並沒有提到為什麽要撤銷《二月提綱》，更沒有說《二月提綱》有什麽錯誤。這是一種“蒙混過關”，當然毛澤東不滿意了，因為他要批判《二月提綱》，而不是撤銷《二月提綱》。毛澤東也知道，依靠周恩來和鄧小平來處理這件事，是不可能讓他滿意的。於是毛澤東於1966年4月16日，親自召開政治局會議。

　　其實，毛澤東本來就打算召開這次政治局會議的，上次召開的書記處會議，那不過是給周恩來麵子。現在周恩來的麵子也給過了，毛澤東就親自出麵處理這件事。然而，毛澤東這次會上要解決的，不僅是彭真一個人問題，同時還要解決中宣部長陸定一的問題。

　　（6）

　　毛澤東早想打倒陸定一，曾多次說：“中宣部是閻王殿，要解散中宣部”。但毛澤東說歸說，真的要打倒陸定一，總得有個理由才行。這次又是天上掉下來一個打倒陸定一的理由，那就是陸定一夫人嚴慰冰給林彪寫匿名信的刑事案件。

　　嚴慰冰寫匿名信給林彪，是一個非常蹊蹺的案子，至今迷霧重重。這個案子的基本情況是：嚴慰冰從1960年到1966年的之間，化名“基督山”、“王光”、“黃玫”等，寫了幾十封匿名信，分別寄給林彪，林彪夫人葉群，以及林彪的女兒林豆豆。匿名信的具體內容至今沒有披露完整，僅從披露出來的瑣碎信息總結，其主要內容有三方麵：

　　一、稱葉群偽造自己的履曆，是假黨員。

　　二、稱葉群在延安時與多個男人鬼混，包括後來被槍斃的王實味。

　　三、稱林彪的女兒林豆豆不是葉群和林彪生的，甚至暗示林豆豆是葉群與劉少奇的私生子。據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回憶說：“在寫給豆豆的匿名信裏說，你沒發現你和劉家的平平長得特別像嗎？弄得豆豆疑神疑鬼，常往我們家跑，看平平的長相，還抱著平平哭，鬧自殺。”

　　匿名信裏有一首打油詩，含有一至十的數字，寫道：“摟了一個騷婆子，生了兩個兔崽子。封官進爵升三級，終年四季怕光照。五官不正雙眉倒，六神無主亂當朝。七孔生煙抽鴉片，八(拔)光了頭上毛。機關算盡九頭鳥，十殿閻羅把魂招。”

　　這些匿名信的內容無法證實，客觀上起到破壞和挑撥林彪的家庭關係的作用，這也可能是後來林豆豆沒有跟父母一起登上三叉戟的一個契機。這種匿名信確實侮辱人格肆意誹謗，已經構成了刑事罪，嚴慰冰於1966年4月28日被捕入獄。

　　嚴慰冰寫這些攻擊林彪的匿名信的動機是什麽呢？我們在分析嚴慰冰的動機之前，先看看這個案子是怎麽破的。現在有一種傳言，把破案過程說得活靈活現，甚至很多報刊雜誌都是這麽說，所以有必要在這裏澄清一下。

　　傳言如此這般：嚴慰冰案子是1966年春天偵破的，破案的過程很巧合。據說在1966年春天的一個下午，嚴慰冰、葉群都在王府井百貨大樓出國人員服務部買東西。嚴慰冰眼睛近視，不小心踩了一個人的腳，那人大發脾氣，口裏不住地罵罵咧咧，兩人吵了起來。嚴慰冰一看，原來那人是葉群，一氣之下，嚴慰冰直奔軍委總政治部，向總政負責同誌反映葉群這種蠻橫無理的態度。嚴慰冰是上海人，說話有口音，氣頭上說話又快，那位負責同誌實在聽不懂她的話，就要她把事情經過寫一寫，嚴慰冰就寫了。事後，那位負責同誌拿了嚴慰冰寫的東西去向林彪反映，林彪、葉群一看，覺得這字麵熟，跟匿名信的字跡很像，就交給了公安部。公安部經過筆跡鑒定，確定嚴慰冰就是匿名信的作者。

 

陸定一嚴慰冰夫婦

 

　　（7）

　　其實這個傳言是很拙劣的。第一、葉群在1966年上半年，一直陪林彪在蘇州療養，並不在北京；第二、葉群這樣身份的人外出，都有警衛員跟隨左右的。而警衛員的職責之一，就是不讓陌生人靠近葉群，以免遭到暗殺。嚴慰冰踩到葉群的腳，那兩個人之間的距離就太近了，葉群的警衛員早就出手擋開了。

　　嚴慰冰案的破案過程，已有人專門撰文進行過分析，這裏不再重述，隻是略述一下要點。早在1963年夏，公安部六局局長夏印，就拿著匿名信到中宣部核對嚴慰冰的字跡，證實匿名信確是嚴慰冰所寫。這個案子雖然破了，但因為是牽扯到中宣部夫人的大事，公安部不敢自己處理，於是上報到中央主管政法的彭真那裏。但彭真把這個案子壓了下來，既沒有報告毛澤東，也沒有告訴林彪。由於彭真壓住這個案子，公安部對嚴慰冰不敢采取行動，任憑嚴慰冰繼續給林彪寫匿名信，讓林彪的“受害”多了兩年，直到1966年嚴慰冰被捕為止。

　　從1963年夏到1966年的兩年多時間裏，彭真為什麽要壓著這個案子呢？第一個原因是政治上的需要：如果陸定一夫人寫匿名信的事情暴露，陸定一一定受牽連。毛澤東本來就想“找茬”整陸定一了，彭真壓住這個案子，就等於保住了陸定一。第二個原因是破案上的需要：這件事也許不是嚴慰冰一個人的行為，而是一個團夥的行為，所以暫時不驚動嚴慰冰，可以放長線釣大魚。不管怎麽說，有了案情的需要，彭真就可以為自己壓住嚴慰冰案，找到推脫責任的理由。

　　這個案子最費解的問題是：嚴慰冰寫匿名信的動機是什麽？現在有三種解釋：第一種說嚴慰冰是精神病患者，寫匿名信是神經偏執狂的發病行為；第二種說嚴慰冰沒有精神病，她寫匿名信是出於對林彪反黨集團的痛恨，這種說法主要流行於文革之後；第三種也說嚴慰冰沒有精神病，她寫匿名信是受人指使的政治陰謀，這種說法主要流行於文革期間。

　　第一種說法說嚴慰冰有精神病，它的根據是，陸定一曾帶嚴慰冰到醫院去看精神科，但當時的醫生診斷，並不認為嚴慰冰有精神病。有一件事也可以說明嚴慰冰的精神狀態：1971年，林彪叛逃10天後，關押在秦城監獄裏的嚴慰冰忽然連連大笑，專案組看到她的行為可疑，就提審她。

　　嚴慰冰突然說:“黨內出了大事一樁，林副主席出事了！”

　　那時林彪事件還在保密中，一般幹部都不知道林彪出事了，關在獄中的嚴慰冰怎麽會知道呢？嚴慰冰得意地說:“黨的最大機密，都在報紙上。”

　　原來，獄中的嚴慰冰每天都仔細閱讀《人民日報》，那時報紙上總是說“以毛主席為首、以林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而這幾天報紙上忽然不提“林副主席”了，所以她猜測出林彪出事了。從這件事來看，嚴慰冰的表現完全不像是精神病患者。

　　（8）

　　另外，1978年嚴慰冰平反出獄，也說明嚴慰冰沒有精神病，因為精神病案件是不存在“平反”問題的。嚴慰冰出獄後，任全國政協文史委員，1982年還加入了中國作家協會，哪有精神病患者加入作家協會的。所以嚴慰冰寫匿名信是出於“精神病”的說法，並不讓人信服。

　　第二種說嚴慰冰寫匿名信，並非因為精神病，而是與林彪反黨集團進行鬥爭，這種觀點的主要內容如下：延安時期，嚴慰冰和葉群都在馬列主義研究院學習，嚴慰冰對葉群的生活作風和品行看不慣，對她的曆史也有很大的懷疑。嚴慰冰從清查曆史檔案中發現，葉群隱瞞了曆史，隱瞞了年齡，是一個無人介紹的冒牌黨員。從1960年開始，葉群以林彪代理人的身份出席中央召開的會議，成為頤指氣使的女霸，為林彪結黨營私，陰謀奪權開路。這一切，嚴慰冰看在眼裏，氣在心上，曾對二妹嚴昭說：“林彪不甘寂寞，葉群是個妖精，我看總有一天他會擾亂江山的。”當1960年林彪肉麻地吹捧毛主席時，嚴慰冰更意識到林彪的狼子野心，萌發了她痛罵林彪和葉群一家的念頭。

　　直接引發嚴慰冰寫匿名信的，是這樣一件事：葉群對林彪前妻的女兒林曉林一貫歧視和虐待，連節假日也不準她回北京。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一放假，在該校就讀的林曉林有家難歸，像孤兒一樣到處遊蕩。1961年，嚴慰冰到哈軍工看望在那裏讀書的大兒子陸德，知道了這一切，對葉群的這種做法很氣憤，就寫了大量匿名信，痛罵葉群及其一家。嚴慰冰的匿名信如匕首、似利刃，狠狠刺向林彪、葉群的心窩，林彪氣得暴跳如雷，坐立不安。葉群則又哭又鬧，滿地打滾。

　　第三種說法也說嚴慰冰寫匿名信，不是因為精神病，而是想要迫害林彪。其實這種說法與第二種說法是一致的，隻是立場不同而已。第二種說法讚揚嚴慰冰對林彪的“迫害”，而第三種說法則批判嚴慰冰對林彪的“迫害”。 第三種觀點的主要內容如下：

　　從1960年到1966年，狗膽包天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嚴慰冰(舊中宣部閻王殿活閻王陸定一的臭婆娘)，拋出惡毒攻擊我們敬愛的林副統帥的匿名信，竟達數十封之多，妄圖汙蔑、中傷林副統帥。嚴慰冰是彭、羅、陸、楊反革命集團的一員忠實幹將，長期以來，嚴慰冰為配合這一反革命集團篡黨、篡軍、篡政的目的，寫了大量的反革命匿名信，惡毒地攻擊我們敬愛的副統帥林彪同誌，以達到她配合彭、羅、陸、楊實現反革命複辟的罪惡目的。

　　（9）

　　現行反革命分子嚴慰冰的行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陸定一十分清楚。他為使嚴慰冰“合法”地從事反革命活動，千方百計地與衛生部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密謀，從1961年就把嚴慰冰偽裝成精神病患者，以掩蓋其反革命麵目。衛生部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史書翰等直接參與並策劃了包庇反革命分子嚴慰冰的反革命罪惡活動。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史書翰知道他們的罪行必定會被揭露，十分緊張，說：“有些問題說出來，同誌們追問怎麽辦？在嚴慰冰的問題上，我洗也洗不清了。”1966年8月25日，史書翰已感到其反革命罪行無法掩蓋，突然服安眠藥畏罪自殺，於27日死亡。

　　史書翰是中央保健局局長，當時說陸定一逼史書翰作嚴慰冰有神經病的偽證，結果事發後史書翰自殺。

　　盡管對嚴慰冰的作案動機仍然不太清楚，她試圖讓林彪生氣煩惱，損害林彪的身體健康，這是毫無疑問的。當時林彪的身體是中國政治走向的關鍵之一，如果林彪在文革前病逝，那麽毛澤東要想發起文革，就不太可能了。所以把林彪“氣死”，就等於斬斷了毛澤東的臂膀，間接地阻止了毛澤東發起文革。嚴慰冰有這樣的政治動機嗎？從上述第二種說來看，嚴慰冰是有這樣的政治動機的，但隻是個人行為；從上述第三種說來看，嚴慰冰不僅有這樣的政治動機，而且是一個有組織的行動。

　　這個案件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毛澤東是什麽時候知道這件事的。從種種跡象來看，毛澤東應該是在1966年4月以後，才知道這件事的。1966年4月16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拿出這件事，1966年4月28日嚴慰冰被捕入獄。

　　為什麽毛澤東直到1966年4月才知道這件事呢？大概是彭真的隊伍裏出了告密者。因為1966年4月2日之後，周恩來的態度轉變了；4月8日的書記處會議上，彭真被嚴肅批評了。這時候，彭真隊伍中的某些人，看到彭真不行了，要垮台了，所以這些人趕快改換門庭，揭發彭真的“罪惡”，把這件事揭發出來了。

　　再有一個問題，就是劉少奇知道這件事嗎？劉少奇本人在1966年6月27日的講話中說：“嚴慰冰的反革命案件，兩年前就發現了，當時我們懷疑陸定一是否知道她的反革命活動。這事是交給彭真去處理的，因為這是一個具體案件，我們沒有直接去處理。”

　　從劉少奇講話的口氣來看，他早就知道這件事了，隻是這件事交給彭真去處理，他沒有直接管。

　　那麽周恩來知道這件事嗎？據邱會作回憶說：“在會上，公安部長謝富治匯報該案偵破情況後，周恩來厲聲問陸定一是否知道，並大聲喝斥：‘就是在國民黨裏也不許用這樣下流的手段!’說著說著，抓起麵前的茶杯向陸定一砸去。這是我唯一的一次知道周恩來大發脾氣，當眾失態。”

　　從周恩來講話的口氣和動作來看，他似乎不知道這件事。這也就是說，彭真隻把這件事報告了劉少奇，瞞了毛澤東和周恩來，還有當事者林彪。

　　（10）

　　1966年4月16日至24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政治局會議，這是一次具有決定性的重要會議。這次會議上，毛澤東進行了兩大部署：第一個部署是打倒彭真和陸定一，搬走了打倒劉少奇的絆腳石；第二個部署是準備搞文化大革命，起草了文革的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

　　這次杭州會議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4月16日到21日，這段時間劉少奇還在國外訪問;第二個階段是4月21日到24日，這段時間劉少奇回國了，參加了這次會議。

　　會議的第一階段是重點，參會者有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彭真、陳毅、葉劍英、聶榮臻等，主要是揭發批判彭真。陸定一的案子因為不是政治問題，不需要在會上揭發批判。等劉少奇回來後，彭真和陸定一已經“靠邊站”了，劉少奇已無力挽局，隻好承認這個結局。

　　這次杭州會議是突然召開的，據參會者宋任窮回憶說：“4月16日，中央忽然通知我到杭州開會，事先並不知道會議的議題，到杭州後才知道，是專門研究‘文化大革命’問題。”

　　另一位參會者李雪峰回憶說：“葉劍英來得晚，來了就問我：“這個會議是幹什麽？3月不是剛開了會嗎？”

　　李雪峰回答說：“我也不知道。”

　　葉劍英又說：“我送彭真上飛機時，彭真說：‘現在又出事了，我自己出事了’。”

　　彭真到杭州後，馬上要求跟毛澤東當麵談話。李雪峰聽見彭真給毛澤東的秘書徐業夫打電話說：“我要求跟主席見麵，隻講20分鍾。請你轉告。”但毛澤東沒有見彭真。

　　毛澤東不見彭真的消息，馬上在眾高官中傳開了。大家都知道毛澤東的脾氣，按照毛澤東自己的話，就是“我對沒有希望的人，連批評都不批評。”現在毛澤東不見彭真，那就是對彭真不抱希望了。

　　高官們都知道，幾天前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周恩來也批評了彭真。毛澤東和周恩來都批彭真的話，彭真肯定是沒希望了。高官們都是很會“自保”的，據李雪峰回憶說：“我們在賓館吃過飯出去散步時，六個大區書記包括劉瀾濤在內，沒有一個敢和彭真並行，也不敢和他講話。”

　　這次參加會議的人數雖多，然而決定彭真和陸定一命運的，隻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兩個人。毛澤東與周恩來進行過幾次個別談話，他們談話的內容無法知道，但從後來的結果來看，周恩來的立場有很大轉變，同意了打倒彭真和陸定一，同意了解散中宣部與北京市委，還同意了搞文化大革命。

　　前麵提到，毛澤東對付周恩來的方法是“一手軟、一手硬”，這次周恩來立場的重大轉變，應該是毛澤東對周恩來用了“硬”方法。毛澤東大概跟周恩來直截了當地表示：如果你不同意，那我就帶林彪重上井岡山，重組紅軍。

　　（11）

　　周恩來最怕毛澤東的這一手。周恩來深知毛澤東是做事不顧後果的人，他一旦爆發起來，那是什麽都不管不顧的，很可能真的來個“兵變”。周恩來也發覺毛澤東在北京附近進行了不同尋常的軍事部署，所以周恩來感到此時不能再刺激毛澤東了，要打消毛澤東“動武”的念頭，用和平的辦法來解決問題。用和平的方法，就必須做出妥協，所以這次周恩來做出了重大的妥協。

　　周恩來的鬥爭方式，是以柔克剛，“一邊妥協，一邊鬥爭”。周恩來對付毛澤東的方式，特別側重於不讓毛澤東生氣，因為毛澤東這種性格的人一旦“來氣”了，就會不顧一切，非跟你幹到底不可。所以周恩來在與毛澤東意見不同時，從語氣上也好，行動上也罷，對毛澤東表示特別的恭敬，特別注意讓毛澤東“消氣”。一旦毛澤東“氣”消了，就會做出相應妥協，黨內的重大鬥爭就會避免。

　　可是劉少奇就悟不到這點，他要不然當麵頂撞毛澤東，氣走毛澤東，專門惹毛澤東生氣；要不然“渾水摸魚”，耍滑頭，這樣更讓毛澤東生氣。而周恩來從來不在毛澤東麵前耍滑頭。劉少奇不是想辦法“消氣”，而是火上澆油，讓毛澤東的“氣”越來越大，更加激發起毛澤東掀起一輪更激烈的鬥爭。毛澤東、劉少奇、彭德懷都是湖南人，也許湖南人天生就不會妥協吧。

　　這次會上，有了周恩來的支持，毛澤東就點名批彭真了。毛澤東說：“北京一根針也插不進去，一滴水也潑不進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觀改造黨，事物是向他的反麵發展的，他為自己準備了垮台的條件。現象是看得見的，本質是隱蔽的，本質也會通過現象表現出來，彭真的本質隱藏了三十年。”

　　毛澤東意猶未盡，又說：“凡是中央有人搞鬼，我就號召地方起來攻他們，這叫‘孫悟空大鬧天宮，’並要搞掉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灰塵不掃不走，階級敵人不鬥不倒。‘西風落葉下長安’，彭真是混到黨內的渺小人物，沒有什麽了不起，一個指頭就捅倒他。”

　　有一個流行很廣的傳聞，聲稱毛澤東當麵對劉少奇說：“你有什麽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這個傳聞當然是假的，它是根據毛澤東這個講話，用“張冠李戴”的手法，把毛澤東說彭真的話，移到了劉少奇的頭上。對於毛澤東來說，彭真當然是一個“渺小人物”，但劉少奇就不是渺小人物了。毛澤東對劉少奇是“炮打司令部”，要用大炮才能把劉少奇打倒，怎麽可能“動一個小指頭”就打倒劉少奇呢。

　　（12）

　　以前在會上，眾高官不表態，表示中立，那是大家都在看周恩來的態度。周恩來一旦表態支持毛澤東，眾高官馬上看出毛澤東占上風了，彭真的大勢已去，於是馬上都投靠過來，七嘴八舌地批起彭真來，紛紛要求對彭真進行“組織處分”。就在這個時候，劉少奇從國外訪問回來了。

　　這次劉少奇出國訪問，受到所在國極為熱烈的歡迎。據陪同劉少奇一起訪問的夫人王光美回憶說：“我們受到了極其熱烈的歡迎，歡迎場麵簡直難以形容，萬人空巷，熱烈非凡，達到了驚心動魄的程度，令我多少年後仍印象深刻。在機場的路上，歡迎的人群像海洋一樣，黑壓壓一片。道路兩旁的建築物上，甚至電線杆上、樹上，都站著人。我們的車隊從機場開出不久，道路兩邊的人群隊伍突然失去控製，一下子亂了套，人群擁到馬路中央，許多群眾還把手伸進汽車裏麵來，要同我們握手。人們高呼歡迎口號，手裏舉著旗幟和彩帶，看得出來是發自內心地歡迎中國客人。我們的汽車隻能在人群的包圍中爬行，這條不到10公裏的路，竟整整用了一個半小時。由於人群實在太擁擠，攝影師都沒有拍成片子。”

　　劉少奇一行人4月19日回國，先到雲南昆明。他們剛到的當天，就接到中央辦公廳的電話，通知劉少奇和陳毅迅速到杭州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當時劉少奇一行人都納悶，不知道出了什麽事，陪同劉少奇一起出訪的外交部長陳毅，還擔心地猜測：“是不是我國邊境發生了戰爭？”

　　劉少奇一行人馬上乘專機直接飛往上海，然後又乘專列前往杭州。據王光美說，當時因為緊急，劉少奇的專列調度不過來，他們是乘毛澤東的專列到杭州的。在去杭州的列車上，他們還不知道彭真出問題了，王光美吩咐衛士把他們從國外帶回來的熱帶水果分一下，給毛澤東送一份，周恩來送一份，還特別囑咐給彭真也送去一份。

　　王光美回憶說：“我們到杭州剛住下，周總理還有謝富治就來了，帶來一些材料，向少奇同誌介紹情況。謝富治是來談陸定一夫人嚴慰冰給林彪寫匿名信的問題。周總理剛來，房間裏電話鈴響了，我一接，是彭真打來的，說要向少奇同誌匯報。我告訴他：總理正在這裏談話，少奇同誌現在沒空。當時還不清楚彭真出事了，總理談話之後，才知道這次會議是毛主席親自主持，主要是批評《二月提綱》和彭真同誌。這樣一來，少奇同誌就不便再讓彭真來單獨匯報了，也沒給彭真回電話。”

　　（13）

　　劉少奇沒給彭真回電話，一來，是出於他在白區工作養成的警覺性。既然彭真出事了，那麽打給彭真的電話，肯定會被監聽，他不能再跟彭真電話聯係了；二來，劉少奇也有一種“丟卒保車”心態，認為彭真已經不行了，現在他要丟掉彭真，以求自保。

　　也許白區搞地下工作出身的人，都有這種“丟卒保車”的習慣。因為白區敵人的勢力太大了，隻能“丟卒保車”。彭真搞“丟卒保車”，丟掉了自己的幹將“三家村”，但並沒有能夠自保；劉少奇搞“丟卒保車”，丟掉了自己的幹將彭真，最終也沒有能夠自保。

　　劉少奇不保彭真，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他對彭真有氣。周恩來給劉少奇送來一份揭發彭真的材料，其中有4月16日彭真在《北京日報》上發表的《批三家村》文章。劉少奇一看這篇文章，不由怒從心頭起，他馬上明白這是彭真想要通過這篇文章“戴罪立功”，想要討好毛澤東。這就是意味著，彭真已經背叛劉少奇了。劉少奇猜想：大概是彭真討好毛澤東沒成功，現在才想到給自己打電話，想讓自己來保他。對於劉少奇來說，彭真已經“叛變”了，自然就沒了保的必要。

　　從事後諸葛亮的觀點來看，劉少奇容易倒台，跟劉少奇的隊伍不團結，各打自己的小算盤，有很重大的關係。彭真沒有跟劉少奇團結一心對付毛澤東，而是在劉少奇回來之前，先背叛了劉少奇，去討好毛澤東。而劉少奇回來後，也沒有力保彭真，任憑毛澤東把彭真打倒。這樣毛澤東很容易把劉少奇的隊伍各個擊破。

　　相比之下，周恩來的隊伍就團結得多。在文革中，毛澤東也曾想把周恩來的隊伍各個擊破，但周恩來的隊伍卻沒有各自打小算盤，而是團結起來跟毛澤東抗爭。1967年8月4日，陳毅在外交部批判他的《批陳小會》上，公然說：“你們說要打倒一切框框，要說框框，毛澤東思想就是一個最大的框框。我們不要搞個人迷信，我不迷信斯大林，不迷信赫魯曉夫，也不迷信毛主席。我看毛主席的大字報也可以貼，毛主席也是一顆螺絲釘，他過去在湖南第一師範當一個學生，他有什麽，還不是一個普通學生？林彪也沒有什麽了不起，過去他是我的部下。”

　　陳毅敢說公然反對毛澤東的話，還敢公開為劉少奇辯護，他又說：“有人躲在背後，教娃娃們出來寫大字報，這是什麽品質？劉少奇是我的老師，是我的先生，水平很高，劉少奇的指示我完全讚成。在人民大會堂，劉少奇同誌講得很正確。你們不但要學習毛主席著作，而且要學習少奇同誌的著作。”

　　（14）

　　彭真算是膽子大的，還是劉少奇的人，但他也不敢公然為劉少奇辯護。陳毅為什麽這麽膽大包天呢？他自己來了個說明，說：“我講這些話，可能要觸犯一些人的忌諱，我要慘遭犧牲，我願意！我也不怕！我很堅定，我準備慘遭不測，準備人家把我整死，我不怕！你們太猖狂，不知天高地厚。不要太猖狂吧，太猖狂就沒有好下場。我死了也不甘心，也不服氣，我拚了老命也要鬥爭，也要造反。”

　　陳毅坦然說出他膽大包天的理由：“我不怕死，我敢豁出老命造反。”

　　周恩來的另一個幹將譚震林，也公然說：“我想了好久，最後下了決心，準備犧牲。總理已被他們整得夠嗆了，難道等到所有老幹部倒下去再說嗎？不行，一萬個不行！我也要造反，這個反，我造定了，下定決心，準備犧牲，鬥下去！”

　　陳毅和譚震林公然講“造反”，是為了保周恩來，他們暗示說：如果毛澤東要整周恩來，他們就要造反，不怕犧牲。1967年是周恩來最困難的時候，但他有這樣忠實的部下拚死保護他，才使毛澤東不得不放棄了打倒周恩來的計劃，與周恩來暫時和解了。

　　周恩來能夠有忠實的隊伍，也跟他的自己人格有關。1967年8月，紅衛兵要揪鬥陳毅，周恩來挺身而出，無畏地說：“誰要揪陳毅，你們從我身上踏過去。”周恩來挺身保陳毅，陳毅也挺身保周恩來，結果他們沒有被毛澤東各個擊破，反而都保住了自己。

　　周恩來有忠實的部下，陳毅也有忠實的部下。在紅衛兵打倒陳毅的高潮中，外交部91名高官，公開聯名貼出《外交部91人大字報》，態度鮮明地支持陳毅。這樣忠實的部下，劉少奇的隊伍裏是看不到的。

　　很多人把劉少奇被輕易打倒，理解為劉少奇沒有“槍杆子”支持，這種概念是非常片麵的。

　　槍杆子是掌握在“人”的手上的，所以問題的根本不是槍杆子，而是“人”。有多少人願意為你拚命，有多少人甘願犧牲自己來保護你，這是決定鬥爭勝負的最關鍵因素。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有多少人願意給你當炮灰”。

　　劉少奇被輕易打倒的關鍵，不是沒有“槍杆子”，而是劉少奇的隊伍不行。劉少奇的隊伍，有點烏合之眾的味道，在得勢的時候氣勢洶洶，一旦失利，就各自逃命去了，一打就垮。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紙老虎”。如果劉少奇也有一支願意為他當炮灰，有一支願意為他流血犧牲的隊伍，毛澤東就不可能那麽輕易打倒劉少奇。

　　（15）

　　這次杭州會議，林彪沒來參會，而是派總參謀長楊成武替他開會。不過毛澤東這次因為有了周恩來的支持，所以林彪不來也沒關係。毛澤東不希望把林彪拖得太累了，他要林彪養好身體，關鍵的時候再出馬。

　　當時有句術語叫做“揭蓋子”，一旦一個人的“蓋子”被揭開，那就可以上綱上線地批判了。這次會上，彭真的“蓋子”被揭開，於是眾高官群情激憤地批彭真，經過眾人揭發，彭真的帽子越來越多，什麽“搞政變”、“裏通外國”等等。彭真辯解說：“我沒有反對毛主席，我犯錯誤是因為自己的認識不夠。至於搞政變、裏通外國等，我做夢也沒有想到過。”眾高官並不接受彭真的辯解，說他的檢討不深刻，沒抓住要害，是對抗的態度。

　　劉少奇在會上基本沒有發言，他沒有保彭真，任憑大家去批彭真。劉少奇放棄彭真，“丟卒保車”，而毛澤東則是乘勝追擊，進一步把矛頭指向劉少奇。

　　毛澤東說：“我不相信隻是吳晗問題，他後麵還有一串串‘三家村’，吳晗朝裏有人。中宣部、文化部都發生這方麵的問題，朝裏都有人。”

　　毛澤東所謂的“朝裏有人”，大家都知道不僅僅是指彭真，更是指劉少奇。毛澤東繼續說：“我多次說過兩頭蛇的問題。顧名思義，兩頭蛇是一條蛇有兩個頭，一頭向東，一頭向西，總是走不到一個方向，這樣能好受嗎？現在中央分為一線、二線，沒有說要分兩個中央。”

　　毛澤東這裏用寓言的方式，說明一個黨不能有兩個領袖。毛澤東又說：“我離開北京到外地時，中央的工作以一線為主，我不在外地發指示；同時也希望北京有什麽大的問題，也向我打個招呼。他們搞‘文化革命’是一件大事，但同我連招呼都沒有打一個，就做決議，發指示。這是什麽問題，大家想想吧。”

　　毛澤東這裏所謂的“文化革命”，是指《二月提綱》。因為劉少奇搞“渾水摸魚”，把毛澤東批《海瑞罷官》，擴大成一場大規模的文化批判，號稱“文化革命”。在這裏，毛澤東幾乎是在點名批評劉少奇了，但批評劉少奇的程度還是很輕的，沒有給劉少奇上綱上線，隻是說他“不打招呼”，這個錯誤並不是路線錯誤。

　　劉少奇對毛澤東的不點名批評，既沒有承認錯誤，也沒有作自我批評。如果是周恩來聽見毛澤東這樣說，肯定會出來自我批評一下，給毛澤東“消消氣”，而劉少奇卻不是這樣。

　　也許是不滿劉少奇的沉默，毛澤東話鋒一轉，說：“中國出不出修正主義當權派的問題，兩種可能：不出或出，早出或晚出。還是早出好，搞得好可能不出。在中國出修正主義是困難的。”

　　毛澤東最後說“在中國出修正主義是困難的”，那是在用暗語跟劉少奇說“你休想那麽容易就成修正主義”。這次劉少奇的確栽了一個大跟頭，一下子失去彭真和陸定一兩員大將。據王光美回憶說，她和劉少奇出國訪問之前，中央絲毫沒有處理彭真的跡象。如果劉少奇事前知道要處理彭真的話，他可以托病住院，推遲或放棄這次訪問，那麽形勢就大不一樣。現在，劉少奇除了為自己的“大意失荊州”遺憾外，別無他法。

　　（16）

　　世界各國，利用領導人出訪或休假的時機，發動政變的例子極多。比較著名的案例是前蘇聯赫魯曉夫下台。1964年10月，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前往黑海度假，等他回到莫斯科的時候，發現來迎接他的居然是一輛普通的伏爾加轎車，這時赫魯曉夫才恍然大悟，他已經被打倒了。在赫魯曉夫度假期間，勃列日涅夫等人背著赫魯曉夫，在莫斯科秘密召開政治局會議，免除赫魯曉夫的一切職務，強迫赫魯曉夫退休，成為“特殊養老金領取者”。

　　1966年4月24日，杭州會議結束，毛澤東達到了他的兩個目的：搬掉彭真和陸定一兩塊絆腳石，通過了發起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的草案。關於《五一六通知》，我們後麵再談。

　　會議結束後，中央指定李雪峰和宋任窮，跟彭真同乘一架飛機，“押送”彭真回北京。在飛機上，他們三個人麵對麵“幹坐”，什麽話都不敢講，也不能講。5月7日中央正式決定，由李雪峰接替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書記，主持北京市的工作。

　　1966年4月的杭州會議結束後，5月在北京繼續召開政治局會議，追認杭州會議的結果。因為中共有規定，凡是由中央發出的文件，需通過在首都北京召開的政治局會議，才能成為定案。在外地召開的政治局會議，隻能拿出草案，最後還需到北京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來追認為定案。

　　這次北京政治局會議，由劉少奇主持，毛澤東仍在外地沒有回來參加。這次會上的第一個議題是批彭真和陸定一，據李雪峰回憶說：“彭真已經知道是我接替他的工作，他交待我去後應注意的事，他站在那裏俯身對我說：‘你去了之後……’。這時聽見後麵有人念批判彭真的材料，彭真一聽就火了，態度激憤，回過身朝著後麵大聲說：“誰是第一個喊萬歲的？”彭真是曆史上第一個喊毛主席萬歲的。坐主席台上的劉少奇馬上製止爭吵，吵架就停了。

　　從事後諸葛亮的觀點來看，彭真這次完全沒必要跟人爭辯“誰是第一個喊萬歲的”。1966年2月，彭真在武漢向毛澤東匯報《二月提綱》時，毛澤東問彭真說：“吳晗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

　　當時彭真硬氣地把毛澤東的話頂回去，說：“經過調查，不是。”

　　而二個月後的1966年4月，彭真在《北京日報》上發表文章，自打嘴巴地說：“吳晗自覺地反黨反社會主義，不止一次地借海瑞這個題目，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

　　再到1966年5月，彭真已經投降了，想用“我第一個喊叫萬歲”來提醒大家，他曾經對毛澤東是有功之臣。彭真先硬後軟，前倨後恭的態度，並沒有引起眾高官的好感。邱會作回憶當時的事情，說葉劍英開會出來時，自己因向葉劍英匯報工作，與葉劍英同乘一輛車，邱會作說：“葉帥在車裏還很激動，有些言猶未盡的樣子。他對嚴慰冰寫匿名信，以及陸定一說他不知道嚴慰冰的事，特別地氣憤；對彭真，葉帥是極其鄙視的態度，一路上說個不停。”

　　（17）

　　這次會上批陸定一，比較有戲劇性。在會前，先向參會者發了一份林彪的手書影印件，上麵林彪親筆證明說：“葉群和我結婚時是純潔的處女，嚴慰冰的揭發信全係造謠。”在政治局會議上發這種“處女證明書”，有點搞笑的味道，但搞政治鬥爭，是什麽手段都要用的，林彪這封證明書激起了眾高官的義憤。

　　這次會上，林彪和陸定一正麵交鋒，林彪先問陸定一：“我對你怎麽樣？”

　　陸定一說：“很好。”

　　林彪氣憤地質問說：“那你為什麽害我？我這人一直喜歡一點知識分子，對你陸定一我還是比較喜歡的，你為什麽幹這麽壞的事，用意何在？”

　　林彪的氣憤倒是真的，這件事對林彪的傷害頗大，據說林豆豆看了嚴慰冰的匿名信後，尋死覓活，嚇得葉群不得不四處找證人，老警衛員、馬夫等等，證明林豆豆是親生的，搞得林彪一家不得安寧。

　　對林彪的質問，陸定一隻是回答說：“我確實不知道。”

　　林彪氣得拍著桌子，口出髒話說：“你們兩口子天天在床上××，能不知道嗎？”

　　周恩來也氣憤地說：“嚴慰冰這種行為，不僅在共產黨內不該有，就是在國民黨內也是少有的，是國民黨少數特務才能幹出來的下流手段。在我們黨內發生這樣的事，並且還持續了幾年的時間，這不僅對林總不應當，對任何人都不應當。把國民黨的下流手段搬到共產黨內部來，是對黨的破壞，完全是反革命行為。對這件事，應當受到黨紀、國法的製裁！”

　　周恩來說著，還激動地把喝水杯子砸到陸定一坐的那邊去。周恩來的氣憤應該是真的，因為周恩來最生氣的事情，就是有人破壞黨的團結。嚴慰冰寫匿名信，挑撥離間黨內高級幹部之間的關係，這是周恩來絕對不能容忍的。

　　總參謀長楊成武，更是氣憤地跳起來說：“聽了嚴慰冰搞的這些特務活動，真是氣人啊！我告訴你陸定一，解放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說著楊成武走到陸定一麵前，一揮手把拳頭伸到陸定一的眼皮下，厲聲說：“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

　　這次劉少奇主持的會議，等於自己反對自己，心裏有氣，表情也不自然。周恩來很慎重，除了批判嚴慰冰以外，基本不講話。批完陸定一之後，政治局常委決定停止陸定一出席這次政治局會議的權力。

　　據李雪峰回憶說：“鄧小平讓我和李富春去跟陸定一談話，通知他不再出席會議。從開會的地方到陸定一房間隻有幾步路，我倆誰也不願意走在前麵，一直並行，走得很慢。走到陸定一的門口，李富春推我，我年輕，隻好服從。進門後，應由李富春先說，李富春又推我先說，我隻好先講，傳達了鄧小平的一句話：‘中央決定從現在起停止陸定一同誌出席這個會議。’我隻能講這一句。既不能批評，也不能同情。陸定一聽後說：‘雪峰同誌，我可是要搞共產主義的，我還希望我能看到共產主義!’他講話的聲音很大，看出他負擔很重。我們也無法回答。”

　　（18）

　　說到陸定一，我們應該提一下1962年陸定一與周恩來關於知識分子的一場爭論。

　　1956年1月，中共中央的一次大型會議決定，成立10人小組，專門討論知識分子問題，由周恩來負責。周恩來做了《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報告，提出“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新觀點。因為1956年正是周恩來的勢力鼎盛的時候，所以周恩來的《知識分子問題》報告被會議通過了。

　　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後，周恩來關於“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觀點，遭到了批判，周恩來本人也正如毛澤東說的那樣，“距離右派隻差50米”，差點丟了總理的職位。

　　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會”之後，政治形勢比較寬鬆，周恩來於1962年3月2日，在廣州召開的全國科學工作和戲劇座談會上，重新提出要正確對待知識分子的問題。周恩來說：“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經過新社會12年的鍛煉，已經起了根本的變化。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都積極為社會主義服務，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毫無疑問，他們是屬於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如果還把他們還看作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顯然是不對的。”

　　周恩來因為工作關係提前離開廣州，臨行前周恩來囑托陳毅，代表他在這次會上繼續談知識分子問題。陳毅在3月6日的會議上，非常直率地說：“周總理前天動身回北京的時候，讓我跟大家說：‘你們是社會主義的科學家，是無產階級的科學家，是革命的知識分子，應該取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我們要給知識分子行‘脫帽加冕’之禮，脫‘資產階級’之帽，加‘勞動人民’之冕！今天，我就跟你們行這個‘脫帽禮’。”

　　據說當時到會的知識分子們，聽了陳毅的講話，不少人激動得熱淚盈眶，以為中國知識分子的“春天”來臨了。但事實上，知識分子的春天並沒有來，周恩來給知識分子“脫帽加冕”的倡議，在黨內受到很大的阻力，最大的反對者是當時的中宣部長陸定一。

　　1962年11月26日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陸定一跟周恩來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發生了激烈爭論。陸定一說：“這些年來知識分子政策有些亂，忽左忽右。‘左’發生在1957年，表現為‘拔白旗’；‘右’表現為‘脫帽加冕’，知識分子都成了‘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

　　在這裏，陸定一雖然沒有點名，但參會的高官們都知道“脫帽加冕”是周恩來提出來的，這是公然批評周恩來的知識分子政策是“右傾”。陸定一還說：“建國以來，知識分子沒什麽變化，‘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就是不能摘。知識分子隻有兩種：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無產階級知識分子，按世界觀來劃分，‘勞動人民’知識分子的提法不確切，模糊了階級界限。”

　　（19）

　　周恩來則明確反駁說：“有人說我提‘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是沒有階級分析。我的提法是代表黨中央作報告，經黨中央批準的，不是我一個人起草的，少奇同誌在憲法報告上也提過‘勞動人民知識分子’。我不認為我在廣州會議上講‘勞動人民知識分子’，有什麽錯誤。”

　　會上兩種意見僵持起來，周恩來隻好去找毛澤東裁決。據胡喬木回憶說：“周恩來、陳毅在廣州會議上關於知識分子的講話，在黨中央內部有少數人不同意，甚至明確反對。當周恩來要求毛澤東對這個問題表示態度時，毛澤東竟沒有說話。”

　　陸定一在黨內的地位和身份，與周恩來相差甚遠，在周恩來看來，陸定一也不過是一個“渺小人物”。可是這個小人物，居然敢在中央會議上與周恩來大唱反調，背後肯定是有什麽大人物的支持。敢向周恩來叫板的大人物，不是毛澤東，就是劉少奇。

　　在周恩來與陸定一的爭論中，劉少奇的態度是支持誰，尚沒有資料披露。而毛澤東的態度，胡喬木則明確說“毛澤東沒有說話。”所謂沒有說話，就是不表態，表示中立的意思。

　　從毛澤東采取的中立態度來看，這次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爭論，應該是劉少奇向周恩來“發難”。那麽，為什麽劉少奇要向周恩來“發難”呢？目前這方麵透露出來的材料還很少。不過從動機來看，劉少奇大概是覺得周恩來給知識分子“脫帽加冕”，那是收買知識分子的“人心”。如果周恩來的知識分子政策落實下去，把知識分子都吸引到周恩來那邊去了，會大大影響劉少奇的勢力。因此劉少奇讓陸定一出馬，給周恩來“攪局”，讓周恩來的知識分子政策落實不下去。

　　從毛澤東的角度來看，周恩來和劉少奇相互“鬥”，他可以坐收“漁翁之利”，所以也來個“中立”，任憑他們兩人去“鬥”。不過周恩來還是很清醒的，他一看毛澤東不表態，也就不再提起這個問題，避免了一場與劉少奇的衝突。但一次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春天”，也悄悄地消失了。

　　陸定一與周恩來的恩怨，並沒有到此結束。1966年陸定一被打倒後，周恩來在1966年5月21日的政治局會議上，用了比較大的篇幅“批”陸定一，這裏摘錄一部分。

　　（20）

　　周恩來說：“什麽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陸定一說：‘新中國培養出來的學生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怎麽能這麽說？我們不能像陸定一所講的那樣，把學生一律都劃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陸定一把學生都說成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看起來是‘左’，實際上是‘右’。陸定一對自己的曆史從來不總結，隻是總結別人的曆史，把別人的功勞記在自己帳上，冒充正確，自誇有功，騙取信任。陸定一家是大地主，但他從來未向我講過，他沒有改造自己的決心。解放後陸定一回家賣地，賣了很多錢，他說把錢交給黨了，其實自己留了一部分。陸定一老婆從彭德懷罷官以後，一直到現在，寫了六年的匿名信，而且有一個規律，就是在突出政治高潮時，她寫信也最多的，是發宣言式的，公開用明信片寫。”

　　在講話中，周恩來把他與陸定一的舊賬重提，重新批判陸定一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觀點，而且還把陸定一過去是地主出身的舊賬，也翻了出來，不免有一些“記仇”的味道。前些時候揭發陸定一夫人寫匿名信的會上，周恩來氣得把自己的杯子，砸向了陸定一那邊。周恩來的這個動作裏麵，有沒有包含對陸定一的舊怨？大概隻有周恩來本人知道了。

　　世界上沒有完人，周恩來也不例外，他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我們不能用“完人”的標準來要求周恩來。然而，近年來有一種傾向，在評價毛澤東的時候，提倡用幾分成績，幾分錯誤的“三七開”的方法論，而在評價周恩來和劉少奇的時候，就不用“三七開”的方法論了，而說他們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近似於完人。還沒有看到有人提出過：劉少奇是幾分成績和幾分錯誤，周恩來又是幾分成績和幾分錯誤。

　　到1978年周恩來去世之後，他的威望反而達到了曆史最高點。那時，隻要以前反對過周恩來的人，都不得不進行自我批評，盡管這種自我批評是“和風細雨”式的。

　　黨內的高官都知道，陸定一曾在知識分子問題上，公開地反對過周恩來。因此，1978年陸定一平反之後，他寫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對自己曾經“反周恩來”的事情，進行自我批評。陸定一說：“我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觀點，當時曾經是偏‘左’的，所以是錯誤的，我要努力向周總理學習。”

　　但陸定一的自我批評，又充滿很多為自己的開脫辯解，他說：“當時黨內對是否團結知識分子，有兩種絕對相反的主張。一種人，包括周總理、陳毅、聶榮臻等同誌，是重視和團結知識分子的；另一種人，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他們認為知識分子就是資產階級，是敵人，要打倒。此外還有的一種人，是在兩種主張之間，比如我自己就是。我對知識分子犯了不少‘左’的錯誤，但同時我也提出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正確意見。”

　　（21）

　　1966年4月的杭州會議上，政治局同意決定撤銷《二月提綱》。但毛澤東不會僅僅停留在撤銷《二月提綱》上，還要進一步批判它。因此，會上成立陳伯達為首的起草小組，起草一份批判《二月提綱》的東西，這篇文章就是後來膾炙人口的《五一六通知》。

　　毛澤東對陳伯達特別交代說：“這篇文章不應是技術性的，而應是理論性的。”也就是說，要從理論的高度來批判《二月提綱》。毛澤東是很會用人的，他要寫《評/海瑞罷官》這種“口誅筆伐”的文章時，就找姚文元，因為姚文元是戴帽子、打棍子的批判高手；而他要寫《五一六通知》這種理論文章時，就找陳伯達，因此陳伯達是理論文章的巨擘。

　　陳伯達是《五一六通知》的主寫，康生則是顧問。據說毛澤東對《五一六通知》逐字逐句進行斟酌，前後修改八次，可以說是毛澤東盡全力的一篇重頭文章。

　　《五一六通知》有五個要點，第一個要點是批評彭真違反黨紀黨規。《五一六通知》寫道：“《二月提綱》實際上是彭真同誌背著‘五人小組’其他同誌，按照他自己的意見製造出來的，更沒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澤東同誌的同意。彭真同誌采取了極不正當的手段，濫用職權，盜竊中央的名義，匆匆忙忙發到全黨。”

　　平心而論，毛澤東雖說沒有對《二月提綱》表示反對，但也沒有讚同。現在一些人撰文說，彭真發《二月提綱》得到過毛澤東的同意，這是不正確的。

　　《五一六通知》的第二個要點，是批判彭真試圖轉移鬥爭大方向。《五一六通知》寫道：“《二月提綱》的作者們別有用心，故意把水攪渾，混淆階級陣線，轉移鬥爭目標，模糊了當前文化思想戰線上的尖銳的階級鬥爭，特別是模糊了這場大鬥爭的目的，掩蓋了這場鬥爭的嚴重的政治性質。”

　　我們從《二月提綱》前後的曆史事實來看，彭真的確有把水攪渾，轉移鬥爭大方向的企圖。

　　《五一六通知》的第三個要點，是反擊《二月提綱》中用暗語批評毛澤東為“以勢壓人的學閥”。《五一六通知》寫道：“究竟什麽是‘學閥’，誰是‘學閥’？難道無產階級學術壓倒和消滅資產階級學術，就是學閥？那些支持資產階級學閥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才是不讀書、不看報、不接觸群眾、什麽學問也沒有、專靠‘以勢壓人’、竊取黨的名義的大黨閥。”

　　這裏毛澤東用暗語，給劉少奇反扣一個帽子，並且把“學閥”升級為“黨閥”，說劉少奇是“竊取黨的名義的大黨閥”。

　　《五一六通知》的第四個要點，是指出為什麽要發起這次鬥爭的原因。《五一六通知》寫道：“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