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二十（崇新嶽 百思峰 ）

 

第十節 倒劉第二炮

（16）

　　毛澤東的對外政策，第一個特點就是“反蘇”。有些人批評毛澤東的反蘇政策，認為中國應該與蘇聯搞好關係，“反蘇”損害了中國的國家利益。那麽毛澤東為什麽要“反蘇”呢？究其原因，既有被迫的成份，也有他主動的成份。

　　毛澤東“反蘇”的第一個原因是“被迫”。蘇聯由於曆史的傳統，大國沙文主義習慣嚴重，不允許社會主義同盟國家采用其它方式“單幹”，強調老大哥蘇聯的領導，要求同盟國繞著自己的指揮棒轉，一切聽從蘇聯的指揮。毛澤東形容蘇共以“老子黨”自居，對其他國家的共產黨，名義上說是“兄弟黨”，實際上視為“兒子黨”，用“老子管兒子”的方式，粗暴地幹涉他國共產黨的內部事務。這樣勢必影響蘇共與其他國家共產黨的團結。

　　蘇共不僅與中共關係不好，與日本共產黨及其他國家的共產黨，關係也不好，大家都對蘇聯的“老子黨”作風多有反感。1968年蘇聯對不聽話的捷克斯洛伐克，出動軍隊武力幹涉，連羅馬尼亞等衛星國都進行了反對。因許多社會主義國家是蘇聯出槍杆子建立起來的，所以這些國家對蘇聯是敢怒而不敢言。

　　因為蘇聯是一個霸王作派國家，中國要想與蘇聯搞好關係，隻能當一個馬首是瞻的小夥計，要想平等地位，自稱“老大哥”的蘇聯是不會答應的，這對於毛澤東以及當年那些自尊心很強的中共領導人來說，是很難接受的事。事實上，除了中國之外，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朝鮮、越南、古巴等國，都不同程度地反對蘇聯。因此，毛澤東的“反蘇”，有很大成份是捍衛國家主權與民族自尊，並非單純的個人“意氣之爭”。

　　毛澤東“反蘇”的第二個原因是“主動”。要理解這個問題，有必要從宗教的角度來解釋：

　　絕大部分中國人不信宗教，沒有信仰，還總會不自覺地用世俗的觀點，去探討宗教信仰。和尚不喝酒、不吃肉、不結婚，不是為了獲得什麽物質利益，隻是為了自己的“信仰”。如果認為不喝酒、不吃肉、不結婚，是和尚想出名，想奪權之類的世俗利益，那就完全誤解宗教了。因為宗教信仰是無法用世俗的觀點去理解的。

　　（17）

　　共產黨是一個近視於宗教的組織，參加共產黨，要舉手宣誓信仰馬克思主義，要為共產主義事業獻身。“信仰”和“獻身”，都是宗教的東西，每一種宗教的教義，都是要信仰的，都是不能提出懷疑的。共產主義運動，不僅是要改變現有的社會製度，更是要改變人的思想，這就非常類似於宗教了。宗教都是要改變人的思想，及所謂“洗腦”。共產主義也同樣，是需要“信仰”的，是需要有“信徒”的。

　　毛澤東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談到中國人的宗教信仰，說：“中國真正信教的很少，幾億人口裏麵隻有八、九十萬基督教徒，二、三百萬天主教徒，另外有近一千萬的回教徒、穆斯林。其他的就信龍王，有病就信，無病就不信；沒有生小孩子的時候信，等生了小孩子就不信了。”

　　從各種跡象來看，毛澤東本人是一個虔誠的馬克思主義信徒，毛澤東多次說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從來沒有動搖過。”

　　現在有一個頗為流行的名詞“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也就是不允許“修正”伊斯蘭的原教旨，並且不惜流血犧牲，也要保衛伊斯蘭的“原教旨”。這種做法，對於中國人這樣不信教的群體看來，實在不可思議。中國人看來，把一種“主義”修正一下，沒什麽了不起的，如果為其大動幹戈，流血犧牲更是荒唐至極了。因此理解毛澤東的“反蘇”，就要抱著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那種態度，去思考和理解。

　　毛澤東“反蘇”的主要原因之一，可以說毛澤東信奉“馬克思原教旨主義”，而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修正”了馬克思的原教旨，因此毛澤東這樣的馬克思主義信徒，自然就要跳出來反對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那麽赫魯曉夫“修正”了馬克思的什麽“原教旨”呢？

　　馬克思的第一條原教旨是“暴力革命論”。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寫道：“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隻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製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麵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隻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宣布他的新外交政策“三和路線”：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赫魯曉夫說：“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是哪個製度好，哪個製度先進，未來將屬於哪一個製度，這將由曆史來裁決。兩種製度國家的這方麵分歧，並不妨礙兩者的和平共處與和平競賽。”

　　（18）

　　赫魯曉夫所謂的“競賽”，指的是經濟競賽。赫魯曉夫把馬克思說的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暴力革命”，修改成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和平經濟競賽”，顯然是大大修正了馬克思主義。

　　赫魯曉夫還說：“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可以通過議會道路，和平地取得政權，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這種“和平過渡”論，更是否定了馬克思的“暴力革命原教旨”。毛澤東批評赫魯曉夫的“和平過渡”，堅持馬克思的原教旨，聲稱隻有“槍杆子裏麵出政權”，而赫魯曉夫則反批評毛澤東“好戰”。

　　1957年毛澤東前往莫斯科參加紀念十月革命40周年大會，會上毛澤東與赫魯曉夫發生了爭執。赫魯曉夫說：“在核武器出現後，已經沒有正義戰爭與非正義戰爭的區別了。原子彈不遵循階級原則，原子彈不會辨別帝國主義者在什麽地方，而勞動人民又在什麽地方。它轟擊成片的地方，每消滅一個資本家的時候，會同時消滅數以萬計的工人。這個時候，對許多人民來說，搞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的問題，根本就不存在了，因為他們的肉體已經從我們的星球上消失了。”

　　毛澤東在發言時，與赫魯曉夫唱反調，說：“現在還要估計一種情況，就是有想發動戰爭的瘋子，他們可能把原子彈、氫彈到處摔。他們摔，我們也摔，這就打得一塌糊塗，這就要損失人。打原子戰，沒有經驗，問題要放在最壞的基點上來考慮：如果爆發原子戰要死多少人？最好人口剩下一半，次好剩下三分之一。全世界27億人，還剩下9億人。有9億人也好辦事，換來個帝國主義滅亡，換來個永久和平。所以說，真打原子戰，不見得是壞事，是壞事也是好事。”

　　毛澤東認為應該堅持馬克思的原教旨“暴力革命論”，認為共產黨人不應該害怕戰爭，批評赫魯曉夫是“喪失了馬克思主義基本立場的懦夫膽小鬼”；而赫魯曉夫則批評毛澤東是“好戰分子，戰爭狂人。”

　　馬克思的第二條原教旨是“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赫魯曉夫說：“由於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工人階級的共產黨已經變成全體蘇聯人民的黨，成為全民政治組織”。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教義說：政黨是階級鬥爭的工具，一切政黨都是有階級性的，沒有超階級的政黨，從來不存在不代表特定階級利益的“全民黨”。在這裏，赫魯曉夫把“共產黨”這個無產階級的政黨，修正為不分階級的“全民黨”，連資本家都可以入黨了，這當然是毛澤東這樣堅信馬克思原教旨的人，所不能容忍的。

　　（19）

　　赫魯曉夫又說：“無產階級專政在蘇聯已經不再是必要的了，在今天的新階段，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已經變為全民的國家。”在這裏，赫魯曉夫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也否定掉了，這點與劉少奇的階級鬥爭熄滅論是相通的。1957年4月，劉少奇在會上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地主階級經過土地改革消滅了，官僚資產階級也消滅了，公私合營以後，資產階級作為階級也基本上消滅了。所以，我們說國內主要的階級鬥爭已經基本上結束了，或者說基本上解決了。”

　　劉少奇和赫魯曉夫都持有“階級鬥爭熄滅論”的修正主義觀點，這也是毛澤東說劉少奇是“中國的赫魯曉夫”的一個原因。毛澤東這樣的馬克思主義原教旨信徒，當然不能接受和容忍“階級鬥爭熄滅論” 的觀點。後來毛澤東在文革中說：“文化大革命是幹什麽的？是階級鬥爭嘛。劉少奇說階級鬥爭熄滅論，他自己不就熄滅了嘛。”

　　當然不隻是毛澤東一個人信奉馬克思的原教旨，反對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還有阿爾巴尼亞的霍查，柬埔寨的波爾布特等人，都是虔誠的“馬克思原教旨主義信徒”。

　　當時擺在毛澤東麵前的問題是：作為社會主義領頭人的蘇聯，出現了違背“馬克思原教旨”的修正主義，那麽毛澤東領導的中共，應該怎麽辦呢？毛澤東在他主導寫的反蘇綱領性文獻“九評”中，是這樣說的：

　　“麵對這種嚴重的情況，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我們黨曾經幾十次地反複地考慮：怎麽辦？我們曾經設想，可以不可以跟著蘇共領導走，一切照他們的意見辦？當然，這樣做，蘇共領導會高興，但是我們自己豈不是也變成修正主義者了嗎？”

　　“我們也曾經設想，可以不可以對蘇共領導的錯誤保持沉默？但是我們認為，蘇共的一係列原則性錯誤，危害著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利益，我們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隊伍的一員，怎麽能夠緘默不言呢？如果我們那樣做，豈不是放棄了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責任嗎？”

　　“我們也考慮到，我們批評蘇共領導的錯誤，勢必遭到他們報複性的打擊，這就不可避免地給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帶來嚴重的損害。但是，共產黨人難道可以采取民族利己主義的立場，因為害怕報複性的打擊就不敢堅持真理嗎？共產黨人難道可以拿原則做交易嗎？”

　　這裏表明，毛澤東也很清楚，“反蘇”會給中國帶來嚴重的利益損害，那麽為什麽還要“反蘇”呢？這就是宗教信仰的問題了。毛澤東說“共產黨不能拿原則做交易”，這就是因為“信仰”是不能用利益做交換的，為了信仰，任何物質利益都是可以拋棄的。所以毛澤東“反蘇”動機的一部分，就是出於這種“馬克思原教旨主義”的責任感。

　　（20）

　　當然有人會說：毛澤東自己信仰馬克思主義就行，為什麽要捆綁全中國人民的利益，跟著他去信仰馬克思主義呢？

　　這也是一種對宗教的誤解。宗教就是要把自己的信仰，推廣到其他每個人身上。很多宗教都有傳教士，四處去傳教，更有宗教戰爭，用暴力的方式強迫別人信教。一個國家，凡是宗教性很強的黨派當權，都會“強迫”全國人民按照他們的教義去做。比如“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掌權的國家，都要求全體人民信奉伊斯蘭教，強製全體女人必須戴麵紗。

　　宗教要解決的是全體人民的信仰問題，絕不是單純個人的信仰問題。美國總統宣誓就職的時候，要把手放在《聖經》上說：“我們信仰上帝!”

　　這個時候，美國人不能抱怨美國總統說：“你自己信仰上帝就行，你憑什麽代表我們跟你一起信仰？”美國也是一個宗教情結很重的國家，美國的座右銘是“我們信仰上帝”，每一張美元上都印著“我們信仰上帝”的字樣，美軍中也有法定的神職人員：隨軍牧師。

　　毛澤東發動的文革，某種程度上就是一場宗教運動。因為狂熱和信仰，是宗教運動的基本特征。外國不時發生宗教運動，發生宗教戰爭，比如消滅“異教徒”的十字軍東征，“聖戰”等等。這些對於不信教的中國人來說，都是難於理解的東西。

　　中國曆史上，曾經有過幾次宗教高潮，最著名的一次是發生在唐朝的佛教高潮，最近的一次就是發生在近代的共產主義運動高潮。蔣介石統治時期，一個人隻要是共產黨，馬上就可以槍斃，根本不需要其他理由。即使這種屠刀的恐怖，也沒有使共產黨的人數減少，當時參加共產黨的人，是出於信仰，而不是要去謀利。據中國民政部門統計，從1921年成立中國共產黨，到1949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犧牲的可以查到姓名的“革命烈士”有370多萬，這麽多人為共產黨流血犧牲，這就是信仰的力量。

　　毛澤東的地位，也類似於教主，他想要建立的中國，不是一個世俗的國家，而是一個共產主義信仰的國家，他要讓每個中國人都變成共產主義信徒。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其中就有這種“教主”的動機。

　　（21）

　　前麵說到，毛澤東在《二月提綱》上，不得不退讓一步，默認了《二月提綱》。但毛澤東隻是暫時的退卻，他正在等待機會反擊。很快，一個絕妙的機會來了：蘇聯致信毛澤東，邀請中共派代表團出席蘇共二十三大。為什麽說這個機會絕妙呢？

　　劉少奇的《二月提綱》是政治局通過的，毛澤東要對《二月提綱》進行反擊，也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才有效果。毛澤東是黨中央主席，主席的特權之一，就是臨時召集政治局會議。所以毛澤東是有權隨時召開政治局會議的，但問題是，召開會議必須有一個“議題”才行。

　　如果毛澤東開會的“議題”是經濟建設問題，那毛澤東隻能是配角，劉少奇反倒成了主角，這樣的政治局會議，毛澤東顯然是不會召開的。如果毛澤東召開會議的“議題”是國防和備戰問題，毛澤東倒是主角，但因為劉少奇不管這些工作，自然劉少奇就不會有錯誤，毛澤東找不出把柄在會上“批”劉少奇一下。

　　現在毛澤東要跟劉少奇鬥爭，所以他想召開一個政治局會議，可以在會上抓住劉少奇的什麽把柄“批”他一下，現在蘇聯人送來了這個機會。

　　毛澤東先不表態，讓劉少奇去決定。果然，劉少奇在北京主持政治局會議，作出一個決定，派代表團出席蘇共二十三大。劉少奇提出的理由是，1950年蘇聯援助中國的工業和軍事裝備嚴重老化，零配件十分缺乏，因此需要與蘇聯有一定的經濟來往。

　　劉少奇的決議送到毛澤東那裏，毛澤東不冷不熱地說：“你們同意了，我可不同意。”盡管毛澤東是黨主席，但他個人也無權推翻劉少奇在政治局會議上通過的決定。毛澤東要否決劉少奇的決定，必須再開一次政治局會議，通過會議來否決劉少奇的決定。

　　這裏又有一個問題：政治局委員們會讚成毛澤東，否決劉少奇的決定嗎？毛澤東對此是有信心的。毛澤東深曉中國曆史，知道中國人在對外問題上，曆來都是“主戰”比“主和”討好，“強硬”比“妥協”有理。毛澤東站在道德的製高點上，“批”劉少奇崇洋媚外，不但劉少奇自己沒話可說，而且，誰要是替劉少奇說話，自己就要背上一個“軟弱、沒骨氣”的黑鍋。所以願意為劉少奇背黑鍋的一定不多。

　　於是毛澤東3月18日到20日在杭州召開政治局會議，主要議題是參加蘇共二十三大的問題。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彭真、康生等，而且林彪特別從蘇州趕來，為毛澤東的這場會議助威。

　　這是毛澤東時隔一年，在政治局會議上與劉少奇進行麵對麵的直接鬥爭。來到會場的毛澤東精神抖擻，用挑戰的目光環視左右。劉少奇的氣色不太好，因為他年初曾大病一場，才病愈不久，劉少奇的身體遠不如毛澤東和周恩來。劉少奇氣色雖然不好，但神色自如，絲毫沒有畏懼之色。劉少奇知道毛澤東這個會議是衝著他來的，他早就想好了應對之策。

　　（22）

　　周恩來還是一如既然，對毛澤東殷勤客氣，對劉少奇也禮貌有加，雙方都保持友好。

　　林彪的氣色不錯，這讓毛澤東感到安心。毛澤東前些時候托人給林彪傳話：“要好好養身體，要養得像七千人大會的時候一樣，能夠做三個鍾頭的報告。”今天看上去，林彪的身體還真養得不錯。林彪給毛澤東投去堅決支持的目光，更鼓舞了毛澤東。

　　毛澤東開始發言了，第一句就說：“蘇聯的二十三大，我們不參加。我們不去參加，左派腰板硬了，中間派向我們靠近了。”

　　毛澤東說完這句，等大家的反應。會場上果然如他所料，劉少奇沉默不語。因為劉少奇知道，他如果跟毛澤東辯論，隻能是越抹越黑，這種牽扯到“民族自尊”的問題，肯定是越“左”越有理的。其他人也同樣沉默不說話，因為沒有人願意在對外關係上，被扣上一個“腰板不硬”的帽子。另外，高官們不說話，也是想避免刺激毛澤東與劉少奇發生爭執。因為出席蘇共二十三大，並不是一個大問題。中國與蘇聯的關係，本來已經不好了，即使中國去參加會議，也不會有大的改善。

　　大家都不說話，就是等於默認通過了毛澤東的意見，這樣毛澤東就小勝劉少奇，否決了劉少奇的決定，打擊一下劉少奇的威信。毛澤東還要乘勝追擊，繼續“批”一下劉少奇，說：“蘇聯是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開這個會，我們靠自力更生，不靠蘇聯。”

　　毛澤東這段話，是暗批劉少奇提出要依靠蘇聯提供機器設備和零件。毛澤東提出完全相反的路線“自力更生”，不靠蘇聯。在中國，凡是提出“不依賴外國”的口號，總是沒有人能夠反駁的。

　　毛澤東再乘勝追擊，繼續說：“我們不參加會議，但可以寫一封信，我們的旗幟要鮮明，不要拖泥帶水。我們講過，赫魯曉夫是叛徒、工賊，他們那些人總是要反華的。反華好嘛，一反我們，我們就有文章可作。”

　　毛澤東早先說赫魯曉夫是“叛徒、工賊”，後來“叛徒、工賊”的帽子又轉移到劉少奇頭上，因為劉少奇是“中國的赫魯曉夫”。

　　這時彭真向毛澤東提出一個小難題，說：“這次我們不參加，那麽修正主義開會的時候，我們還發不發賀電？”

　　毛澤東也沒有被彭真難住，回答說：“發還是發，我們發賀電，是賀蘇聯人民的。”

　　在出席蘇共二十三大的問題上，毛澤東小勝了劉少奇一步。但毛澤東這次開會的目的，並非僅僅如此。上次劉少奇借《二月提綱》，用暗語向毛澤東提出“和解”。而毛澤東則要在今天的會議上，用暗語對劉少奇發出“最後通牒”，向劉少奇宣告：“你要投降的話，現在還來得及”。

　　毛澤東這時把話題一轉，把炮口直麵劉少奇。劉少奇主管文化界和教育界，文化界的問題，政治局在《二月提綱》中才作出決議，毛澤東不便在此時“批”文化界的問題，於是他轉而“批”教育界的問題。

　　（23）

　　毛澤東先挑明他的觀點，就是“教育界也要搞革命”，毛澤東先說明教育界要搞革命的理由，他說：“現在大學、中學、小學大部分都被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地主、富農出身的知識分子壟斷了。解放後，我們把他們都包下來，當時包下來是對的，但現在要對他們搞革命了。這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不然將要出修正主義。”

　　林彪馬上附和說：“他們搞資產階級的精神建設，這是階級鬥爭。”

　　毛澤東繼續說：“過去我們蒙在鼓裏，許多事情都不清楚。事實上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在那裏掌握著教育界。社會主義革命越深入，他們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麵目。如吳晗、翦伯讚都是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他們倆都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卻反對共產黨，這批人實際上是一批國民黨。”

　　毛澤東先借機把吳晗“批”一下，然後對著彭真，更加挑明了說：“還有你那個北京刊物《前線》，是吳晗、翦伯讚的前線。廖沫沙是為《李慧娘》捧過場的，提倡過‘有鬼無害論’。階級鬥爭展開的麵很廣，包括報紙、刊物、文藝、電影、戲劇。現在全國28個省市中，有15個省市開展了這場鬥爭，還有13個沒有動。去年九月份我在中央工作會議結束時，專門講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們怎麽辦？也不要緊，造反就造嘛，整個解放軍會跟上造反嗎？”

　　這裏毛澤東點名批了彭真的北京市委刊物《前線》和“三家村”之一的廖沫沙。同時毛澤東又向眾高官指出當前的形勢：全國28個省市中，有15個表示支持毛澤東，還有13個沒有表示支持，但整個解放軍都是支持毛澤東的。

　　然後，毛澤東繼續闡明，他將用怎樣的方式來進行教育界的革命。毛澤東說：“我們要發動年輕人向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進行鬥爭，不要壓青年人，讓他冒出來，好的壞的都不要壓。把新生力量，如學生、助教、講師、一部分教授，都解放出來，把剩下一部分死不轉變的老教授孤立起來。吳晗、翦伯讚就是靠曆史吃飯的，學生讀過的《明史》，吳晗還沒有讀過呢，俞平伯一點學問也沒有。我們解放軍的軍長、師長，對宋朝、明朝、堯舜不知道，同樣打勝仗。”

　　林彪見機“捧”一下毛澤東，說：“大大小小的仗，沒有一個是相同的，還是按實際情況辦事，要學毛主席著作。”

　　毛澤東很高興林彪這時候出來捧他，但這裏他還要謙虛一下，說：“不要學翦伯讚的那些東西，也不要學我的那些東西。要學就要突破，不要受束縛，列寧就不受馬克思的束縛。”

　　林彪再捧毛澤東說：“列寧也是超，我們現在提倡學毛主席著作，是撒毛澤東思想的種子。”

　　毛澤東終於接受了林彪的捧，說：“那麽這樣說也可以。”但毛澤東還是要表示一下謙虛，又說：“但不要迷信，不要受束縛，要有新的觀點，要有新的創造。”

　　之後，毛澤東說出了最關鍵的話，他說：“要讓學生鳴放，學生要造反，要允許造反，就是要讓教授被學生打倒。年紀小的、學問少的，打倒那些年紀老的、學問多的。”

　　（24）

　　毛澤東拋出了他搞教育界革命的方式，就是“年紀小的打倒年紀老的，學問少的打倒學問多的，學生打倒教授。”毛澤東這樣激進的革命，當然得不到劉少奇等大多數政治局委員的讚成，但是陳伯達跳出來支持毛澤東，說：“打倒資產階級權威，培養新生力量，樹立無產階級權威，培養接班人。”

　　毛澤東很高興陳伯達的表現，接著他的話說：“我們要讓年紀小的、學問少的、有政治經驗的、立場堅定的人來接班。”

　　毛澤東要讓學生與教授進行鬥爭，但是這個鬥爭的平台是什麽呢？毛澤東繼續說：“要發動年輕人向他們挑戰，要指名道姓。要保幾個人，如郭老、範老，其他的人不要保了。他們先挑起鬥爭，我們在報紙上鬥爭。”

　　林彪馬上支持說：“報紙是一件大事情，它等於天天在那裏代表中央下命令。”

　　毛澤東明確指出，這次鬥爭的平台是“報紙”，讓年輕人在“報紙”這個平台上，對年紀老的權威，用文章進行鬥爭。那時毛澤東還沒有想到用大字報的方式。

　　最後，毛澤東向劉少奇發出通牒了。但是這個最後通牒，不能直接對劉少奇說，毛澤東借用“指桑罵槐”的手法，對《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說：“你們的編輯也不高明，登了那麽多壞東西，沒有馬克思主義，或者隻有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馬克思主義。《人民日報》登過不少烏七八糟的東西，提倡鬼戲，捧海瑞。我說過我學蔣介石，他不看《中央日報》，我也不看《人民日報》，因為沒有什麽看頭。你們的‘學術研究’是我逼出來的。”

　　毛澤東諷刺《人民日報》和國民黨的《中央日報》一樣，指責《人民日報》把批《海瑞罷官》作為“學術研究”。毛澤東這些話，明裏是批評吳冷西，但與會的高官們都清楚，這些話其實是說給劉少奇和彭真聽的。

　　毛澤東繼續批評吳冷西說：“我看你吳冷西是半個馬克思主義，三十未立，四十半惑，五十能否知天命，要看努力。要不斷進步，否則要垮台。”

　　這就是毛澤東的最後通牒了，他用暗語對劉少奇聲明：“你要是不趕快投降的話，就要垮台了。”

　　會場上一片寂靜，大部分人都明白了毛澤東這句話背後的含義是什麽。倒是被批的吳冷西本人沒搞明白，以為毛澤東真的是批他呢，臉上一陣紅一陣白。

　　會議結束後，吳冷西膽顫心驚地從會議廳出來，向周恩來說：“主席這次批評很重，我要好好檢討。”

　　周恩來當然知道毛澤東的用意，用安慰的語氣對吳冷西說：“不光是批評你，也是對我們說的。”

　　吳冷西回到住處，又對彭真談起這件事。彭真當然也明白毛澤東的用意，他也對吳冷西說：“主席的批評不僅對你，也是對我們說的。”

　　這次參加會議的人，都看出來毛澤東與劉少奇的矛盾，不但沒有化解，反而越來越嚴重了。但這些人還是看不出毛澤東和劉少奇誰會勝出，所以還在觀望。除了林彪和陳伯達明確支持毛澤東之外，其他人仍然是中立的態度，既不得罪毛澤東，也不得罪劉少奇。

　　（25）

　　劉少奇從會場出來，心情既不愉快，也不沉重。劉少奇雖然在參加蘇共二十三大的問題上，小輸一場，但毛澤東也贏得很勉強，隻是贏了一個麵子，並沒有贏得眾高官的心。相反，一些高官倒是暗暗同情劉少奇，覺得他這樣的務實做法，比毛澤東的唱高調更符合中國的實際。

　　劉少奇從眾高官的態度看得出來，毛澤東除了林彪和陳伯達之外，已經沒有死黨了，這極大地鼓舞了劉少奇戰勝毛澤東的信心。但同時劉少奇也明白，毛澤東要是豁出去拚死一鬥，也使他夠嗆。所以劉少奇借著《二月提綱》，向毛澤東發出“和解”的信號，說：“左派要互相幫助，不要相互揪住不放。”

　　劉少奇想與毛澤東進行“平等的和解”，但此時的毛澤東，已經不能接受“平等的和解”了，毛澤東的“和解條件”是：劉少奇單方麵的投降。

　　在這次會上，劉少奇很明白毛澤東催促他投降的暗語通牒。毛澤東借著罵吳冷西，對劉少奇指桑罵槐地說：“我看你是半個馬克思主義，三十未立，四十半惑，五十能否知天命，要看努力。要不斷進步，否則要垮台。批評你是希望你進步，對沒有希望的人，如田家英，我連批評都不批評。”

　　毛澤東一方麵用暗語對劉少奇威脅說：“要不斷進步，否則要垮台。”這裏毛澤東所謂的“進步”，當然就是“投降”的意思，這句話的實際意思是：“你要再不投降的話，那就要垮台了。”

　　但毛澤東另一方麵，也給劉少奇一個下台階的機會，說：“批評你是希望你進步，對沒有希望的人，我連批評都不批評。”這句話是暗示說，毛澤東對劉少奇還抱有希望，希望劉少奇能夠“進步”，所以毛澤東才會“批評”他。

　　如果劉少奇接受了毛澤東的最後通牒，在會後立即去找毛澤東談話，向毛澤東賠禮道歉，做一個低三下四的檢討，發誓從今以後一定聽毛澤東的話，一定遵照毛澤東的指示辦事，那麽毛澤東還是可以饒過劉少奇的。這樣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也就可以避免了。

　　可是劉少奇並沒有接受毛澤東的最後通牒，沒有選擇“投降”，而是選擇與毛澤東繼續鬥爭。因此，劉少奇在會後，沒有去找毛澤東談話，甚至連招呼都不打，馬上乘專機返回北京，放棄了這個最後的機會。六天後的1966年3月26日，劉少奇毫無懸念地離開北京，前往巴基斯坦等國，進行長達二十餘天的訪問。

　　劉少奇為什麽作出這樣的選擇呢？第一，劉少奇的性格也是寧折不彎的，也是一條硬漢，投降不屬於劉少奇。事實上，後來劉少奇被打倒關押，直到臨死前，他也始終沒有向毛澤東求饒過。

　　第二，劉少奇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在黨政機關中，劉少奇的力量已經超過了毛澤東的力量，這點劉少奇很有自信。劉少奇的弱點是在軍隊裏沒有勢力，毛澤東多次向劉少奇發出“解放軍支持我”的威脅，但劉少奇並沒有當成一回事。劉少奇認為，毛澤東動用軍隊搞“兵變”是很難的，因為周恩來和朱德、賀龍這些軍隊大佬，都不會同意搞“兵變”。

　　（26）

　　第三，劉少奇把鬥爭失敗的後果，想得太簡單了。劉少奇認為：假如失敗，無非像彭德懷那樣，辭去一切職務，帶王光美回老家種地。所以文革發動起來之後的1967年1月13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最後一次與劉少奇單獨會麵，當時劉少奇向毛澤東提出的要求是：辭去全部職務，帶王光美一起回老家去種地。然而到了那個時候，毛澤東已經不會這麽輕易就放過劉少奇了。

　　毛澤東並不隱瞞自己的性格，時常“提醒”別人，說：“你們要是犯了錯誤，不要怪我不念舊情，翻臉不認人。”

　　就像毛澤東說的“凡事都要一分為二”，毛澤東自己的性格也有兩麵性，有“利”的一麵，也有“害”的一麵。從“人情”的角度分析，“翻臉不認人”似乎絕情，因此不少人指責毛澤東“翻臉不認人”的做法，甚至說毛澤東的性格“殘忍”，對自己幾十年的老戰友不念舊情，打倒不說，還要踩上一隻腳。

　　不過毛澤東的“翻臉不認人”性格，也有另一麵：決絕利於防止“腐敗”。像張青山、劉子善這樣屢立戰功的老革命，因為貪汙腐敗了，毛澤東二話不說就把他們槍斃了。如果是周恩來處理張青山、劉子善，大約會“念舊情”，考慮到他們過去對革命事業的功勞，從輕處分，至少不會槍斃。

　　對於貪腐來說，周恩來那樣“翻臉還認人”、“講人情”的領導人，他們是不害怕的，可能會“前腐後繼”。而毛澤東這樣“翻臉不認人”、“鐵麵無情”的領導人，他們就害怕了，所以絕不敢去以身試法。毛澤東時代比較清廉，這與毛澤東的“翻臉不認人”性格，也有很大的關係。如果換上一位很有“人情味”的領導人，老戰友張三腐化了，他要念舊情，照顧一下；老部下李四貪汙了，他要念舊功，從輕發落……，對吏治“講人情”，百姓就倒黴了，怎麽能治得住貪官，怎麽能淨化社會呢！

　　人總是一個矛盾體，一方麵讚揚包公“鐵麵無情”，但真的包公來到自己身邊，對自己也“鐵麵無情”的時候，人們又要葉公好龍，抱怨包公“不講人情”了。

　　盡管毛澤東是翻臉不認人的，但他對劉少奇，應該說還是給予了“特別照顧”，甚至給了劉少奇四次機會，希望劉少奇“改正錯誤”，但都被劉少奇拒絕了。

　　毛澤東給劉少奇的第一次機會，是1964年12月毛澤東生日晚宴的時候，如果那時候劉少奇去向毛澤東賠禮道歉，那麽毛澤東可以跟劉少奇“真正和解”，重歸於好。

　　毛澤東給劉少奇的第二次機會，是1965年11月毛澤東拋出《評/海瑞罷官》的時候。如果那時劉少奇看出毛澤東的憤怒，馬上去向毛澤東檢討道歉，毛澤東可以跟劉少奇“有條件和解”。這時毛澤東要削去劉少奇的一部分權力，但保留大部分權力，讓劉少奇戴罪立功。

　　毛澤東給劉少奇的第三次機會，就是這次1966年3月的政治局會議。如果這次劉少奇接受毛澤東的“最後通牒”，會議之後馬上向毛澤東檢討反省，毛澤東可以讓劉少奇“投降”。不過這時毛澤東就要拿走劉少奇的全部實權了，隻給他保留一個“國家主席”的虛位，讓劉少奇體麵地下台。

　　（27）

　　毛澤東給劉少奇的第四次機會，是後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會議。如果那次劉少奇接受毛澤東的“無條件投降書”，在會上向毛澤東提出辭去全部職務，帶王光美一起回老家去種地。那毛澤東還是可以放劉少奇一馬，保全身家性命。

　　等到1966年8月，毛澤東親自寫下打倒劉少奇的《我的一張大字報》之後，劉少奇再想回家種地，已是不可能了，等待劉少奇的隻能是監獄了。現在並沒有證據顯示毛澤東要處死劉少奇，劉少奇之死，主要是身體不好，經受不起牢獄的痛苦折磨。

　　會議結束後，毛澤東在住處等劉少奇來“投降”，可是劉少奇卻不辭而別地走了，這讓毛澤東更加氣憤。毛澤東專門給劉少奇留下一個投降的機會，但劉少奇一點兒也不領情，這更增添了毛澤東一定要徹底打倒劉少奇的決心。

　　但毛澤東一下子打倒劉少奇還是不可能的，他必須用“剝筍”的手法，先從劉少奇的外圍開始搞。第一個要搞掉的，毫無疑問就是劉少奇的幹將彭真。而要搞掉彭真，必須有一個借口，毛澤東把這個借口，就放在彭真主持的《二月提綱》上。毛澤東先要推翻彭真的《二月提綱》，從而進一步打倒彭真。

　　現在劉少奇出國訪問去了，正是打倒彭真的絕好良機，於是毛澤東立即行動。3月26日，就是劉少奇出國訪問的同一天，毛澤東從杭州來到上海，開始他打倒劉少奇的新部署。

　　3月28日到30日，毛澤東在上海召集康生、江青、張春橋等人開會，對他們進行了重要的談話。當張春橋提到，彭真批評上海方麵說：“過去上海發姚文元的文章，連個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黨性到哪裏去了？”

　　毛澤東氣憤地反駁說：“為什麽吳晗發表了那麽多反動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發表姚文元的文章，一定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

　　張春橋又說：“上海方麵問北京，《二月提綱》中所謂的‘學閥’是指誰？彭真說：‘學閥’是指阿Q，誰頭上有瘡疤就是誰。”

　　毛澤東聽了更來氣了，說：“什麽叫學閥？那些包庇反共知識分子的人就是‘學閥’，吳晗、翦伯讚是大學閥，上麵還有包庇他們的大黨閥。中宣部就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

　　張春橋進一步說：“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對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綱》的矛頭是指向姚文元的，也是指向毛主席的。”

　　張春橋這句話是多餘的，毛澤東當然知道《二月提綱》是指向他的，用不著張春橋提醒。毛澤東說： “北京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鄧拓、吳晗、廖沫沙寫的《三家村劄記》和《燕山夜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要是再包庇壞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組要解散。”

　　這裏，毛澤東提出他這次行動的明確目標“解散中宣部，解散北京市委，解散五人小組。”但是毛澤東要實現這個目標，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已經不行了，毛澤東這次必須改用“自下而上”的方式。

　　（28）

　　毛澤東接著闡明他的鬥爭策略，是“從地方開始，向中央造反”。毛澤東說：“中央出修正主義，這是最危險的。我曆來主張，凡是中央機關做了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現在有些人怕孫悟空造反，站在玉皇大帝方麵，不站在孫悟空方麵，‘怕’字當頭，那就非垮台不可。我們要站在孫悟空方麵，要保護左派。”

　　在這裏，毛澤東又對現在在位的中央高官們，發出警告說：你要站在造反的孫悟空方麵，保護左派，如果你站在保皇的玉皇大帝方麵，那你就非垮台不可。

　　這次毛澤東的講話，挑明了毛澤東已經下定決心，不管阻力多大，一定要打倒彭真。當然毛澤東也知道，要打倒彭真，沒有周恩來的同意是不行的。3月31日，毛澤東派康生回到北京，向周恩來匯報他這次的談話內容，向周恩來“交底”，逼周恩來表態。

　　周恩來聽了康生的匯報，心情十分沉重。周恩來非常不願意看到毛澤東與劉少奇攤牌，如果黨的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動手攤牌的話，這個黨必然麵臨一場大災難。

　　周恩來並不忠於毛澤東，也不忠於劉少奇，但他忠於共產黨。周恩來是中共的締造者之一，他把自己畢生的精力和心血，都投入到這個黨的身上，黨就像他的親生孩子一樣，周恩來無論如何也要保住這個黨。

　　可是現在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鬥爭，已經越來越刀槍見紅了。周恩來知道自己阻止這場大鬥爭爆發的最好辦法，就是保持嚴格中立，讓毛澤東和劉少奇都不敢貿然動手。劉少奇搞《二月提綱》的時候，周恩來被迫卷了進去，所以周恩來不得不想一個對策，可以使自己抽身於毛劉兩人之外。

　　1966年3月12日，周恩來致信劉少奇、彭真等人，說：“我擬在河北、北京各地調查、學習一個月。”並交待了外交、國防、國務院的有關工作事宜，同時函報毛澤東。之後，周恩來就到天津去了，躲開劉少奇在北京的一線中央，也躲開毛澤東在南方的二線中央。

　　周恩來本想躲開一個月時間，沒想到五天之後的3月17日，毛澤東就招周恩來去杭州參加政治局會議。如果是劉少奇招周恩來去開會，周恩來肯定是推脫不去參會的;可是毛澤東招他去開會，周恩來不好意思拒絕，因為毛澤東畢竟在二線，這種“半退休領導”的心態，是最敏感的，所以周恩來隻得來參加這次會議。

　　這次會議讓周恩來感到前景非常不妙，毛澤東的講話，已經是充滿火藥味了，周恩來看得出，毛澤東離爆發，已經進入了讀秒階段。但周恩來卻又無法勸阻毛澤東，因為毛澤東這個人是不聽勸的，越勸越糟糕。周恩來想到去勸劉少奇，但劉少奇會議一結束就走了，似乎也沒有接受勸告的跡象。

　　而現在，毛澤東派康生來跟周恩來“交底”，他要打倒彭真。這時候，周恩來就非表態不可了。

　　（29）

　　清代揚州八怪的鄭板橋有一句名言：“聰明難，糊塗難，由聰明而轉入糊塗更難”。這句名言放在周恩來身上，是再恰當不過的了。周恩來本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但他經常卻要“裝糊塗”。毛澤東也深知周恩來很會“裝糊塗”，如果毛澤東用暗語跟周恩來說，周恩來就會裝做“聽不懂”，把毛澤東的“指示”敷衍過去。所以毛澤東這次一改過去用暗語講話的含蓄方式，直接用明語跟周恩來打開天窗說亮話了。

　　1966年3月31日，毛澤東讓康生向周恩來傳達自己的講話，幾乎就是挑明了說：“我要打倒彭真，你同意不同意?”

　　這可給周恩來出難題了。如果毛澤東用暗語“提醒”他，周恩來還可以“裝糊塗”，這次毛澤東是“打開天窗說亮話”了，周恩來也不得不作出一個明確的表態。周恩來在反複再三地考慮了兩天之後，於1966年4月2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這是改變中國曆史進程的一封信。

　　周恩來在信中說：“遵照主席指示，提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大旗，徹底批判文史哲方麵的反動學術思想，徹底揭露這些學術權威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立場，嚴格看待這是奪取文化戰線上領導權的問題，以利興無滅資，組織自己隊伍，打倒反動學術權威的鬥爭。並擬按此方針，起草一個中央通知，送主席審閱。同時，指出前送主席審閱的《五人小組報告》(即《二月提綱》)是錯誤的，擬由書記處召開五人小組擴大會議，邀集上海、北京有關同誌加以討論，或者進行重大修改，或者推翻重寫。”

　　周恩來用這封信，巧妙地回答了毛澤東的講話。毛澤東這次講話有三個要點，第一個要點是“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毛澤東在講話中說：“中央出了修正主義，這是最危險的。”

　　對毛澤東的第一個要點，周恩來用了許多含糊其詞的大話空話，先捧毛澤東一番，說：“遵照主席指示，高舉……，徹底批判……，徹底揭露……，嚴格看待……”

　　字麵上看上去，周恩來對毛澤東的“指示”畢恭畢敬，但去掉大話空話之後，就什麽具體內容也沒有。毛澤東點出的“中央出了修正主義”的要點，周恩來完全沒有提及，也就是說，周恩來不同意“中央出了修正主義”。

　　毛澤東講話的第二個要點是“發動群眾，搞一場‘自下而上’的教育界革命”。毛澤東在講話中說：“我們要發動年輕人向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進行鬥爭，要讓學生鳴放，要允許學生造反，年紀小的、學問少的，打倒年紀老的、學問多的。”

　　（30）

　　對毛澤東的第二個要點，周恩來沒有反對搞一場教育界的運動，但對教育界搞運動的方式，周恩來婉言提出了與毛澤東相反的意見，說：“組織自己隊伍，打倒反動學術權威。”

　　周恩來所謂的“組織自己隊伍”，意思是說：由中央組織一隻自己的隊伍來打倒反動學術權威，也就是搞一場“自上而下”的運動，而不是像毛澤東說的那樣，發動年輕人起來造反，大鬧天宮。

　　毛澤東講話的第三個要點，也是最關鍵的要點，是：“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組要解散。”

　　對毛澤東的第三個要點，周恩來的信中完全沒有提及“解散”的問題，也就是說，周恩來不同意毛澤東提出的“解散中宣部、北京市委和五人小組”。

　　毛澤東的講話除了三個要點之外，還有一個最低限度要求，就是推翻《二月提綱》，處分彭真。毛澤東在講話中說：“《二月提綱》混淆階級界限，是非不分，壓製群眾，包庇壞人，搞這個提綱是錯誤的。”

　　最後，周恩來同意了毛澤東的最低限度要求，同意推翻《二月提綱》。周恩來在信中明確表態說：“《二月提綱》是錯誤的，需要進行重大修改，或者推翻重寫。”

　　雖然周恩來沒有直接提到彭真，但周恩來很清楚，一旦承認彭真搞的《二月提綱》是錯誤的，那麽彭真就要為這個錯誤負責，按照中共的慣例，應該對彭真進行降職處分。所以周恩來同意《二月提綱》是錯誤的，同時也就意味著同意對彭真進行處分。

　　不過彭真的錯誤有多大，要降職到什麽程度，還有很大的商議餘地。但不管怎麽說，這是對劉少奇的一個重大打擊，也是周恩來傾向到毛澤東這邊的一個重要標誌。

　　1966年4月2日，周恩來終於打破了自己的嚴格中立，同意了毛澤東的最低限度要求，傾向到毛澤東這邊。那麽為什麽周恩來這麽做呢?有人說周恩來這麽做是為了“討好毛澤東”，為了“自保”，這種說法並不正確。

　　如果周恩來是為了“討好毛澤東”，他就應該同意毛澤東的三個要求“解散中宣部、北京市委和五人小組。”因為中宣部和北京市委都是劉少奇的人，五人小組中更是沒有一個周恩來的人，解散這三個部門，對周恩來來說，是無關痛癢的，甚至還有可能安插一點自己的人進去。

　　所以，周恩來如果單純從自己的利益考慮，或者說為了“自保”的話，他應該同意毛澤東的三個要求，一來可以討好毛澤東，二來對自己的勢力也絲毫沒有影響，何樂而不為呢。相反，周恩來沒有讚同毛澤東的三個要求，隻是同意了毛澤東的最低限度要求，這樣的做法，並不讓毛澤東很滿意，達不到“討好毛澤東”的目的。這也說明周恩來的做法並不是為了“討好毛澤東”和“自保”。

　　（31）

　　從各種跡象來分析，周恩來這麽做，是因為他擔心，如果他連毛澤東的最低限度要求都不同意的話，害怕毛澤東會幹出更加出格的事情，那就是動用軍隊幹預政治，甚至發起“兵變”，那樣就太可怕了。

　　為什麽周恩來會有這樣的擔心呢?因為周恩來已經察覺到，毛澤東在最近一段時間裏，對軍隊進行了非同尋常的部署。毛澤東對軍隊進行部署的具體細節，現在還沒有透露出來，但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中，透露出了這個消息。

　　林彪在講話中說：“毛主席最近幾個月，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軍隊和公安係統都做了布置。毛主席這幾個月就是做這個文章，毛主席為了這件事，多少天沒有睡好覺。”

　　林彪的講話是在政治局會議上公開講的，毛澤東“調兵遣將”的真實性應該沒問題。林彪說毛澤東“最近幾個月調兵遣將”，但沒有說明具體是多少個月。按照中國的語法習慣，“幾個月”應該在三個月以上。林彪講話的日子是1966年5月18日，往前推三個月是1966年2月18日，那麽毛澤東在2月18日左右，應該就開始“調兵遣將”了。

　　周恩來給毛澤東寫信是時間是1966年4月2日。盡管周恩來在軍隊裏沒有任何職務，但周恩來在軍隊中的消息來源是很多的，軍隊裏的事情，瞞得了劉少奇，但絕對瞞不了周恩來。毛澤東在2月18日左右開始的“調兵遣將”，肯定早就傳到了周恩來的耳朵裏。周恩來一定會倍加關注毛澤東下一步要有什麽動作，也一定會采取什麽防範措施。

　　周恩來搞不清毛澤東動用軍隊想幹什麽，但他不能不防。所以我們也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周恩來為什麽要在3月12日，突然給劉少奇寫信，說：“我擬在河北、北京各地調查、學習一個月。”

　　周恩來的這封信，讓毛澤東看來，也可以理解為：“我周恩來已經脫離北京的劉少奇了，我已經不給劉少奇幹了。”這樣的信息，有可能打消毛澤東使用武力搞“兵變”的念頭。因為隻要周恩來不與劉少奇合作，毛澤東就還有不用軍隊打倒劉少奇的可能。

　　周恩來離開北京的行動，應該還有更重要的意義，這就是他要防範毛澤東真的冒險發起“兵變”，派軍隊進北京一舉占領中南海，逮捕黨中央的所有成員。這時候周恩來不在北京的話，就可以避免毛澤東把他和劉少奇“一鍋端”，所以周恩來要離開北京到天津去“學習一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