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十八（崇新嶽 百思峰 ）

第九節 劉少奇的反擊

　　（1）

　　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報》轉載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意味著毛澤東打倒劉少奇的鬥爭，向前邁進了一小步。這時劉少奇又使出他擅長的“渾水摸魚”來對付毛澤東，在此之前，毛澤東已有幾次被劉少奇“渾水摸魚”搞得一籌莫展，吃了大虧。

　　在說劉少奇的“渾水摸魚”之前，有必要先說一下劉少奇的“吹鼓手”。一個到了劉少奇這樣“國家主席”的地位，不用你刻意去網羅，自然有人會主動上門來給你當吹鼓手，為你歌功頌德，幫你攻擊你的政敵。在劉少奇眾多“吹鼓手”中，最著名的有三個人：鄧拓、吳晗、廖沫沙。

 

吹鼓手三家村

 

　　1961年鄧拓、吳晗、廖沫沙三人，結成一個“寫作班子”，筆名為“吳南星”。其中“吳”出自吳晗，“南”出自鄧拓(筆名“馬南邨”)（邨為村的異體字），“星”字出自廖沫沙(筆名“繁星”)。這三個人用筆名“吳南星”，在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刊物《前線》雜誌上，開辟一個專欄《三家村劄記》，發表短小的雜文，每期刊登一篇。“吳南星”的《三家村劄記》，以說古論今、談天說地的方式，評喻時政，談論社會風氣，這個就是後來在文革中被痛批的“三家村”。

　　“三家村”之一的吳晗，是《海瑞罷官》的作者，我們前麵已介紹過，這裏不再贅述。“三家村”之二的鄧拓，是延安時代的老革命文人，1944年主編出版第一部《毛澤東選集》，一時成為毛澤東的愛將。新中國成立後，出任《人民日報》社長兼總編輯，可謂中國報刊界的第一大人物。同時，鄧拓是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學部委員，也就是今天的“院士”。

　　新中國成立後，新聞宣傳部門統統歸劉少奇管轄，鄧拓自然也就投身到劉少奇門下，由毛澤東的愛將變為劉少奇的愛將。1957年，毛澤東對鄧拓主辦的《人民日報》，在“反右”鬥爭中的表現不滿，曾當麵批評鄧拓是“死人辦報”。1958年鄧拓調離《人民日報》，左遷到彭真手下任北京市委副書記，兼任北京市委刊物《前線》的總編輯。“三家村”之三的廖沫沙，早年是左翼文人，解放後任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北京市政協副主席。

　　現在有人說他們三人寫的《三家村劄記》，是一些與政治無關的隨筆，後來在文革中被冤批。這種看法不夠正確，《三家村劄記》都是與政治緊密相關的政治小品文，當時人們對《三家村劄記》的評價是：“緊密聯係現實，敏銳提出問題，為人喜聞樂見。”由當時人們的這個評價，也可見《三家村劄記》是緊密聯係政治的。

　　《三家村劄記》的三位作者都是副省級的高官。試想，這樣的高官所寫的時評文章，能沒有強烈的政治傾向性嗎？而且，這些人貴為副省，又怎麽可能用閑情逸致，每周去寫一篇無政治含義的消遣性隨筆呢？另外，《三家村劄記》發表的刊物《前線》，本身就是北京市委的“談政治”刊物，根本不是學術性刊物，更不是娛樂性刊物，這個也決定《三家村劄記》是政治性的雜文。

　　（2）

　　在和平時代，打先鋒從來不是用槍杆子，而是用筆杆子的。而鄧拓、吳晗、廖沫沙三人就是劉少奇的急先鋒，他們寫的《三家村劄記》的主旨，就是為劉少奇搖旗呐喊。

　　比如其中一篇《偉大的空話》這樣下筆：“我想奉勸愛說‘偉大的空話’的朋友，還是少說一些，遇到要說話的時候，就去休息，不要浪費你自己和別人的時間和精神吧!”這篇文章中所暗指的“偉大的空話”的人，就是毛澤東，喻諷毛澤東應該退居二線“去休息”，不要到一線來說“偉大的空話”了。

　　再比如《專治健忘症》中說：“得了健忘症的人，往往有許多症狀，說過的話很快就忘了。因此，這種人常常表現出自食其言和言而無信。……，一個人如果發現有健忘症的現象，必須趕緊完全休息，什麽話都不要說，什麽事情都不能做，勉強說話做事，就會出大亂子。”這篇文章中點名“得了健忘症”的人，就是嘲諷毛澤東，暗示毛澤東應該“完全休息，什麽話都不要說，什麽事都不能做，否則就會出大亂子。”

　　在一篇《王道和霸道》的文中說：“所謂霸道，就是咋咋呼呼的憑主觀武斷的一意孤行的思想作風。這使人一看就會感覺到是要想做霸主的，到處樹敵，多麽不得人心!”這裏所說的“霸道”，也是暗指毛澤東。

　　再有《明代民族英雄於謙》一文中，介紹於謙的兵部尚書職務時，特別用現代語解釋說“兵部尚書就是國防部長”；又明確於謙“生性樸素，性格剛直”，在於謙被罷官之後，又“恢複名譽了”。這篇文章中，用“國防部長”和“恢複名譽”這種現代的詞匯來解釋古代的事情，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國防部長彭德懷就是現代的於謙，應該為彭德懷恢複名譽。

　　這些《三家村劄記》，當然瞞不過毛澤東的眼睛。毛澤東對這些暗批他的文章無疑是耿耿於懷的，於是毛澤東就開始找機會“整”鄧拓、吳晗、廖沫沙這“三家村”了。這時正好有一個機會來了，一位名叫盂超的作家，根據傳統鬼戲《紅梅記》，改編了一出新編曆史劇《李慧娘》。廖沫沙看後，寫了一篇《有鬼無害論》的雜文。

　　按照當時的意識形態標準，“鬼戲”是宣傳封建迷信，而宣傳封建迷信就是與“無神論”的馬克思主義相對立的。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就犯了這樣的“硬傷”，所以這次拿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開刀，顯然是順理成章的。於是毛澤東指示當時還在世的上海第一書記柯慶施，組織一個班子批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柯慶施立刻組織了一個筆名“梁璧輝”的寫作班子，發起一個批《有鬼無害論》的運動。

　　（3）

　　1963年5月，上海《文匯報》發表署名“梁璧輝”的文章《“有鬼無害”論》，不點名地批判廖沫沙寫的《有鬼無害論》。之後，柯慶施在講話中進一步把“有鬼無害”提高到路線鬥爭的高度，他說：“有些人身為共產黨員，對宣傳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壞戲，不阻止，不反對，甚至還找理由替它辯護，說什麽‘有鬼無害’。所有這些，深刻地反映了我們戲劇界、文藝界存在著兩條道路、兩種方向的鬥爭。”

　　毛澤東搞這次戰役的目的，主要是打擊廖沫沙，試圖掀起一個批判“有鬼無害論”的高潮，把廖沫沙搞“臭”，這樣他不能再出來寫文章為劉少奇搖旗呐喊了。

　　劉少奇很快就明白了毛澤東的意圖，劉少奇並沒有“捂”毛澤東的這顆炸彈，而是把它引到別人院子裏去爆炸。毛澤東要批“有鬼無害論”，劉少奇不僅不阻止，而是幫忙批，但劉少奇把批判的焦點，從廖沫沙寫的《有鬼無害論》，轉移到孟超寫的《李慧娘》上。

　　在劉少奇的部署下，《人民日報》發表署名“齊向群”的文章《重評孟超新編〈李慧娘〉》，文章對孟超進行了上綱上線的批判，說：“孟超具有同黨和人民相反的思想感情，他從個人主義的立場出發，對自己的現有地位不滿，感到‘沉淪、受壓抑’，所以他要寫作這個劇本發泄這種不滿，表示他的反抗，並且鼓勵那些對我們黨和社會主義心懷不滿、充滿仇恨的人起來反抗。因此，《李慧娘》的出現不是偶然的，這是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向黨和社會主義的進攻在戲劇戰線上的表現”。

　　《人民日報》還為這篇文章加了一個《編者按》，明確指出：“《李慧娘》是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作品，是一株反動的毒草”。這是一個致人於死地的大帽子，其份量絕不亞於後來姚文元給吳晗扣的帽子。

　　《李慧娘》的作者孟超不過是一個縣級小幹部，劉少奇動用宣傳機器，把毛澤東批廖沫沙的火力，轉移到孟超身上，一時間批判《李慧娘》和孟超的文章鋪天蓋地，完全淹沒了對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批判。這就是“渾水摸魚”的戰術，先把“水攪渾”，讓人們搞不清，毛澤東發起這場運動到底是針對誰的，然後再在渾水中摸魚，達到自己的目的。

　　在劉少奇“渾水摸魚”的戰術下，毛澤東發起這場大批判的結果，隻是批臭了孟超這個小小芝麻官，毛澤東真正想批臭的廖沫沙，反而在渾水中混了過去，並沒被批臭。毛澤東被劉少奇“渾水摸魚”搞得一籌莫展，吃了一個啞巴虧。隻是到了1966年文革爆發之後，毛澤東才把批判的火力，重新轉回到廖沫沙和“三家村”，《李慧娘》和孟超在文革爆發後，反而沒事了。

　　不久，毛澤東又再次吃了劉少奇“渾水摸魚”的虧。1964年2月，中國劇協舉行一場大型迎春晚會，參加這次迎春晚會，名叫顧工的《解放軍報》編輯，本著“戰士的責任感”，向黨中央上書揭發“文藝界的糜爛風氣”。顧工揭發說：會前發函希望來賓講究服飾，女賓以裙子為宜。場內不設政治標語，稱呼“女士們、先生們”，跳美國水手舞、倫巴舞，男女反串表演革命經典《兄妹開荒》，更有幾個大男人穿戴“短裙”和“乳罩”，毛胳膊毛腿地大跳“小天鵝四人舞”……

　　（4）

　　毛澤東看到顧工的揭發材料，當然是大怒，說：“要把唱戲的、寫詩的、文學家、戲劇家趕出城，統統轟下去。要分期分批到農村去，到工廠去，不要讓作家住在機關裏，不下去寫不出東西來。誰不下去不給他開飯，下去了再開飯。”

　　毛澤東要求全國文聯和各個協會，立即開展整風。到1964年6月，中宣部向中央提交一份《關於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報告》，毛澤東非常不滿意這個報告，在報告上寫下批示：“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刊物的大多數，15年來，基本上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

　　毛澤東這裏說“這些協會15年來不執行黨的政策”，其實是在不點名地批評劉少奇。因為15年以來，劉少奇是主管文化宣傳的，文化界出了這麽大的問題，劉少奇首先要負責任。毛澤東又進一步提出中央成立一個文化革命小組，領導一場徹底的文藝界整風。毛澤東希望通過這次整風，削弱劉少奇在文藝界的威信和勢力。

　　1964年7月，中央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主持領導文藝界的整風。“五人小組”的組長是彭真，副組長是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五人當中，隻有康生是毛澤東派的，其餘四人都是劉少奇派的，這就決定了毛澤東沒有這場整風運動的主導權。

　　整風開始後，劉少奇又用“渾水摸魚”的手法，一下子把400多部電影戲劇都打成“有問題”，一齊進行批判，搞得文藝界人人自危，不知所措，不知這場鬥爭的重點到底在哪裏。文化部長沈雁冰，即著名作家矛盾，因為不太聽劉少奇的話，成為這場運動的主攻對象之一。這次整風運動中重點批判的一個主題，是批“中間人物論”，而沈雁冰曾提倡寫中間人物，說：“兩頭小，中間大，英雄人物與落後人物是兩頭，中間狀態的人物是大多數，文藝主要教育的對象是中間人物。”

　　批“中間人物論”的結果，沈雁冰被迫辭職，由劉少奇的鐵杆，中宣部長陸定一兼任文化部長。這樣一來，劉少奇對文藝界的控製反而比以前更強了。毛澤東發起這場整風的目的，是想要削弱劉少奇對文藝界的控製和影響。毛澤東這一記重拳出去，劉少奇用“渾水摸魚”抵擋，毛澤東什麽也沒打到，反而讓劉少奇在渾水中摸到了大魚。

　　劉少奇用“渾水摸魚”對付毛澤東，還有我們前麵提到的“四清”運動。毛澤東提出“四清”運動的重點是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劉少奇又把水攪渾，把“四清”運動的重點，變成一大片有經濟問題的“四不清”小幹部，使毛澤東發起的“四清”運動又白費勁了。

　　這次，麵對毛澤東咄咄逼人的批《海瑞罷官》，劉少奇依舊使出“渾水摸魚”的手法與毛澤東周旋。劉少奇不像彭真那麽蠻幹，他不會抵製毛澤東批《海瑞罷官》，而是幫毛澤東批《海瑞罷官》。但劉少奇會在批判中“渾水摸魚”，改變鬥爭的大方向，把毛澤東的“政治批判”，轉變成“學術批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5）

　　1965年12月1日，也就是《人民日報》轉載姚文元《評/海瑞罷官》的第二天，彭真召集他的一些部下，到他家裏去開會，這個會可以叫做“定心打氣會”。

　　為什麽說是“定心打氣會”呢？因為在這之前，彭真的口氣很大，傲氣得很。有人問他，北京要不要轉載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彭真信心十足地說：“不轉!”當上海發來《評/海瑞罷官》小冊子的征訂時，彭真又信心十足地說：“不訂!”

　　可是現在彭真不得不改口說：要轉載《評/海瑞罷官》。這顯然是彭真敗退了一大步，自然會影響到他的部下們的信心，甚至有可能會出現臨陣脫逃。彭真召開這個會，是為了給他的部下們吃一粒“定心丸”，給部下們鼓起信心。這次到會的人，有北京市長劉仁、北京市委副書記鄧拓、北京市宣傳部長李琪、中宣部副部長周揚、《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等十餘人。

　　彭真身材魁梧，乍看上去像大老粗，據說當年做地下工作時，他曾以黃包車夫為職業掩護。彭真的文化程度也不高，隻是中學畢業，但他講起話來，就讓人刮目相看。彭真講話十分流利，滔滔不絕，一句接一句，中間都沒有停頓。隻可惜他的山西口音太重，要不然真的不亞於廣播電台的播音員。

　　今天彭真還是跟以往一樣，講起話來滔滔不絕，看不出任何動搖和氣餒跡象。彭真首先安慰大家說：“對任何文章都要一分為二，對姚文元的文章也是如此。吳晗有對的地方，姚文元也有錯的地方，吳晗問題的性質不等於敵我問題，不要一批評就緊張的不得了。”

　　彭真又鄭重地說：“《人民日報》的按語，是中央審過的，我們一定要按照這個按語去做。”

　　彭真含糊地說“中央審過的”，是要安撫這些人，你們不用擔心，“中央”是支持我們的。可是彭真這句話，並沒有說到關鍵之處，因為這裏所謂的“中央”，到底是誰呢？劉少奇肯定“審”過，並且同意了；周恩來也“審”過，但是態度中立；毛澤東肯定是沒“審”過。

　　很多高官應該看出彭真是在含糊其辭，但又不好問，也不敢問，畢竟彭真是他們中間唯一的政治局委員，是唯一可以與“中央”直接對話的人。大家不敢問“中央”，隻好轉問為什麽《解放軍報》的《編者按》，說吳晗的《海瑞罷官》是大毒草呢。彭真解釋說：“是因為軍隊的內部教育，軍隊內部不能爭鳴，其實現在並沒有肯定《海瑞罷官》是一株大毒草”。

　　（6）

　　在安撫大家一番之後，彭真又講今後的對策，說：“現在我們要強調‘放’，全麵地‘放’，索性讓大家把心裏話都講出來，講透講夠，然後再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統一認識。在‘放’的同時，把各種問題都“放”出來，扯得越寬越好。”

　　彭真吸取了上次的教訓，這次不再用“捂”的方法，而是改用“放”的方法，這顯然是劉少奇的“渾水摸魚”之計。彭真又說：“報紙要登兩方麵的意見，讚成吳晗和讚成姚文元的意見都要登，這樣才好討論。要采取‘放’的方針，要組織一些名人寫文章，爭論的題目要多，這樣參加討論的人就多，象看大世界一樣，混戰一場。毛澤東思想也不能完全教會人民，隻教會一半，至少那一半要反麵教員才能把他們教好。”

　　最後彭真又傲氣地說：“我們黨從來反對盲從性，毛主席就從來沒有說過讓我們一定要聽他的話。在黨內，真理在誰手裏就得聽誰的。”

　　經過彭真的“定心打氣”之後，彭真的部下們立即投入戰鬥，代表北京的劉少奇司令部，與上海的毛澤東司令部展開一場大論戰。這次彭真組織班子寫文章，不是寫“保”吳晗的文章，不是反對姚文元批吳晗，而是支持姚文元批吳晗。但是他們批吳晗的調子，卻與姚文元完全不一樣。

　　姚文元是從政治上批吳晗，而彭真是從學術上批吳晗，他們試圖把對吳晗的政治批判，轉化為學術批判，然後把學術批判轉化為學術討論，再把學術討論轉化為思想問題的討論，來一個“逐步降級”，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1965年12月12日，鄧拓親自出馬，化名“向陽生”，在《北京日報》發表批判吳晗的文章《從〈海瑞罷官〉談到“道德繼承論”》。 鄧拓從“道德”的角度，對吳晗進行批判，指責吳晗繼承了封建主義的舊道德，為封建主義唱讚歌。鄧拓的批判文章，完全回避了吳晗《海瑞罷官》為彭德懷喊冤叫屈的問題，這是把大事化小。

　　1965年12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宣部副部長周揚主持寫的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罷官〉代表一種什麽社會思潮》。周揚又從“社會思潮”的角度批判吳晗，批評吳晗代表了封建主義的腐朽思想思潮，應該對這種思潮進行批判。周揚的批判文章，也回避了吳晗《海瑞罷官》為彭德懷喊冤叫屈的問題。

　　（7）

　　1966年1月8日，北京市宣傳部長李琪，化名“李東石”在《北京日報》上發表批判吳晗的文章《評吳晗同誌的曆史觀》。李琪再次從“曆史觀”的角度批判吳晗，批評吳晗的曆史觀沒有改造好，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曆史觀。李琪的批判文章，同樣回避了吳晗《海瑞罷官》為彭德懷喊冤叫屈的問題。

　　這樣一場批判吳晗的“學術討論”就大張旗鼓地展開了。一些與內幕全無關係的群眾，一些愛發表議論的人，愛湊熱鬧的人，也加入了這場討論。當時這些人並不知道，這場討論的後台是毛澤東和劉少奇兩個巨人，如果知道了他們也就不敢來討論了。一些人出於正義感，認為姚文元給吳晗扣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帽子，過於牽強，於是寫文章替吳晗辯護。比如後來寫《出身論》而著名的文革青年遇羅克，就在這個時候，在報紙上發表過支持吳晗的文章。

　　這些支持吳晗的文章，當然是彭真求之不得的，馬上讓報紙刊登。結果報紙上發表的支持吳晗的文章，基本上都是來自“不明真相”的群眾，而真正吳晗的“自己人”，反而都在批吳晗，所謂“小罵大幫忙”。

　　1965年12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吳晗本人的檢討《關於〈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吳晗在文中承認自己的錯誤，說：“通過批判和討論，特別是最近‘向陽生同誌’的批評，使我認識了錯誤，改正了自己的觀點。”吳晗承認的錯誤，隻是“道德觀”、“曆史觀”和“思想認識”上的學術觀點錯誤和思想認識錯誤，絲毫沒有承認姚文元提出來的“退田”和“罷官”的政治動機。

　　劉少奇這次使出“渾水摸魚”，又讓毛澤東一籌莫展，眼看鬥爭的大方向，就要被劉少奇偏移到“學術討論”上去了，讓毛澤東對吳晗進行政治批判的計劃落空。於是毛澤東不得不親自出馬，親口挑明說：“吳晗的《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

　　毛澤東否定那些從“道德觀”、“曆史觀”和“思想認識”來批吳晗的“小罵大幫忙”，明確指出要批吳晗的政治動機，而不是批吳晗的學術觀點錯誤或者思想認識錯誤。毛澤東要把劉少奇攪混的水，重新澄清起來。

　　（8）

　　前麵說過，1965年11月26日，毛澤東在上海與周恩來私下交談之後，就離開上海去杭州了。毛澤東在杭州期間，策劃了打倒羅瑞卿的具體步驟。12月5日毛澤東再次返回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揭發羅瑞卿的問題，正式批判羅瑞卿。12月16日，批判羅瑞卿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毛澤東又離開上海，再次前往杭州。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召見五位“秀才”談話，討論哲學問題。

　　與劉少奇和周恩來相比，毛澤東不是一個“務實型”的領導人。劉少奇和周恩來找人談話，從來都是談具體的“工作”，絕不會談什麽虛無縹緲的“哲學問題”。可是毛澤東不一樣，他談工作時，經常會冒出一大段哲學問題，常常讓那些不懂哲學的務實幹部，像聽天書一樣不知所措。這些幹部聽完毛澤東的講話後，常常要悄悄向毛澤東的秘書請教：“剛才主席說的是什麽意思？”

　　盡管毛澤東沒能成為著名哲學家，但毛澤東對哲學的“熱情”，卻不亞於任何哲學家。試想，一個人到了毛澤東的地位，什麽都有了，想幹什麽幹什麽，想怎麽玩怎麽玩，可是毛澤東偏偏要去談那個最枯燥無味的“哲學”，以至於很多人認為毛澤東這是裝模作樣，故意“附庸風雅”。

　　毛澤東找人談哲學，真的是裝模作樣和附庸風雅嗎？艾思奇的故事很能說明問題。艾思奇是中共最早期的哲學家，寫了頗有影響的《大眾哲學》等書。艾思奇1935年入黨，1937年到延安。艾思奇到延安後，毛澤東經常找他談哲學問題。當時毛澤東還不是中共第一把手，在黨內的地位也還不是那麽高，可是毛澤東對“哲學”的熱情，卻是其他中共領導人沒有的。

　　艾思奇保留著1937年底，毛澤東寫給他的一封親筆信，信中說：“思奇同誌：你的《哲學與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最深刻的書，我讀了得益很多，抄錄了些，送請一看是否有抄錯的。今日何時有暇，我來看你。”

　　艾思奇比毛澤東小17歲，算是毛澤東的小字輩，可是毛澤東屈尊親自去看這位年輕的哲學家，跟他探討哲學問題，可見毛澤東喜歡哲學，喜歡跟人談哲學問題，不是裝出來的“附庸風雅”，而是在艱苦緊張的戰爭歲月就是如此。

　　（9）

　　這天毛澤東招來的五位“秀才”是：陳伯達、艾思奇、胡繩、關鋒和田家英，都是中共著名的“筆杆子”。陳伯達我們以前已經介紹過，艾思奇上麵介紹過，胡繩也是中共老資格的“秀才”，1938年入黨，圈子裏的人稱他為“胡大師”。

　　關鋒同樣也算是中共老資格的“秀才”，1933 年，14 歲的關鋒就加了中國共產黨。雖說關鋒隻上過中學，並未上過大學，但關峰寫文章的理論水平，卻不亞於大學教授。關鋒的飛黃騰達，是因為他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一篇《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方向》，被毛澤東一眼看中，經常招他來談哲學問題。後來關鋒在文革中成為紅極一時的人物。

　　田家英從1948年就開始當毛澤東的秘書，是毛澤東身邊任職最久的秘書之一，也是毛澤東最信任的秘書之一。田家英的古詩詞功底非常好，經常跟毛澤東討論詩詞問題，成為毛澤東身邊的“詩友”。

　　毛澤東這天招五個秀才來，本來是準備談寫《共產黨宣言》中文版序言。毛澤東號召全黨要學習《共產黨宣言》等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他親自要為《共產黨宣言》中文版寫一個序言。毛澤東召集這五個秀才來，就是為了集中大家的智慧，把這個序言寫好。

　　這天毛澤東一見麵就說：“昨夜睡得很好，今天可以多談一些。”

　　這天幾乎是毛澤東一個人在談，別人很少說話。毛澤東不隻是談寫《共產黨宣言》序言的問題，還海闊天空地談了很多其他的問題。在談哲學問題的時候，談到邵友勳的文章《充足理由律在形式邏輯中的地位和作用》時，毛澤東批評說：“什麽充足理由律？我看沒有什麽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理由，哪一個階級有充足的理由？無產階級也沒有充足的理由。”

　　談到曆史問題時，毛澤東說：“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哪有什麽封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讓步政策’，隻有革命勢力對反動派的讓步，反動派總是反攻倒算的。曆史上每出現一個新的王朝，因為人民太艱苦，實在沒東西可拿，隻好采取‘輕徭薄賦’讓步一下。”

　　之後又談到教育方麵的問題，毛澤東說：“現在這種教育製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二十多年看不見稻、梁、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是怎樣交換的，身體也搞壞了，真是害死人。”

　　（10）

　　毛澤東繼續說：“大學教育應當改造，上學的時間不要那麽多。要改造文科大學，要學生下去搞工業、農業、商業。文科的哲學、文學、曆史，難道不可以在下麵教嗎？一定非要在大洋樓裏教嗎？文科不改造不行，不改造能出哲學家嗎？能出文學家嗎？能出曆史學家嗎？現在的哲學家搞不了哲學，文學家寫不了小說，曆史學家搞不了曆史，要搞就是帝王將相。一些知識分子，什麽吳晗啦，翦伯讚啦，越來越不行了。”

　　毛澤東海闊天空地說了很多之後，把話題轉回到關鍵的事情上，說：“戚本禹的《為革命而研究曆史》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也很好，對戲劇界、曆史界、哲學界震動很大，缺點是沒有擊中要害。《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 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在公共場合對《海瑞罷官》的問題表態，明確指出《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而不是什麽道德問題、曆史觀問題或思想認識問題，這是毛澤東間接地向劉少奇的“渾水摸魚”宣戰。

　　毛澤東知道，他今天的談話，也算是一個小型會議，中央的《內參》，馬上會刊登他這次談話的內容。這樣全體高層幹部馬上就會知道毛澤東對《海瑞罷官》的態度，大家就會明白劉少奇是要想把毛澤東批《海瑞罷官》這場運動的水攪渾。

　　此時批《海瑞罷官》的水，已經被劉少奇攪得很渾了。有人提出連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也應該批判，因為郭沫若在1961年遊海南時，曾拜謁了海瑞墓，還寫了兩首讚美海瑞的詩。這讓郭沫若十分緊張，甚至向上級黨委寫了辭職信，生怕這場批判波及到他的頭上。

　　向全黨高層公開這次談話記錄，本來是毛澤東一個很好的計劃，可是讓毛澤東意外的事情卻發生了。1966年1月9日，內參上發表的《毛主席1965年12月21日同陳伯達等同誌的談話紀要》中，卻沒有了毛澤東說的最關鍵的一句話：“《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 罷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毛澤東震怒了，馬上調查：“那一段話，是誰刪的！”

　　調查結果很快出來了，刪掉毛澤東這段話的，居然是毛澤東最為信任的秘書田家英，後來田家英背上“篡改毛主席指示”的罪名，自殺而死。田家英為什麽要刪掉毛澤東最重要的幾句話，“篡改毛主席指示”呢？這是文革期間一個非常蹊蹺的案子，我們將在下麵進行一下分析。

　　（11）

　　田家英1922年生，比毛澤東小29歲，比毛澤東的另一位政治秘書陳伯達，也小18歲。田家英13歲時，就在報刊上發表詩歌和文章，被稱為“神童”。1937年，15歲的田家英去了延安，進入陝北公學學習。1938年，16歲的田家英加入中國共產黨。

　　按現在的標準來看，那時的人真是成熟太早了，有一批“紅小鬼”，十幾歲就參加革命，甚至年齡更小的，8、9歲參加革命的也大有人在。被官方認定參加革命時年齡最小的，居然是7歲。

　　田家英入黨後到中宣部工作，屢屢在報紙上發表文章。1943年田家英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發表《從侯方域說起》一文，引起毛澤東的關注。當毛澤東知道這位文史功底深厚、筆鋒老辣的作者，居然隻有21歲的時候，更對田家英刮目相看了。1948年，26歲的田家英正式成為毛澤東的秘書。

　　毛澤東對自己身邊人的忠誠度，是很在意的。一旦讓毛澤東感到有一點懷疑，就會換人，所以毛澤東的秘書前後換了不少人。而田家英從1948年開始一直在毛澤東身邊當秘書，可見毛澤東對田家英的信任程度。

　　能在毛澤東身邊這麽長時間的田家英，除了毛澤東的信任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與毛澤東有相同的愛好。毛澤東喜歡書法，田家英也喜歡書法，閑暇時常跟毛澤東評論古人書法；毛澤東喜歡詩詞，田家英也喜歡詩詞，兩人常常一起談論詩詞，成為忘年交的詩友。著名詩人柳亞子也稱讚田家英說：“田家英談政治與舊詩，所見到頗深刻，意者受毛主席的影響歟（yú）？”

 

毛澤東與秘書田家英

 

　　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與“五秀才”談話後，關鋒等人整理出文稿，最後由田家英審定，田家英看後，刪去了毛澤東關於《海瑞罷官》的那段話。有人提醒田家英說：“主席的談話，恐怕不便於刪。”田家英卻回答說：“那幾句話是談文藝問題的，與整個談話關係不大，所以我把它刪去了。”

　　這裏我們遇到一個疑問：田家英是出於什麽一種動機，要自作主張地刪掉毛澤東關鍵的一句話呢？

　　關於田家英刪毛澤東講話的動機，目前有幾種不同的說法。第一種說法是“田家英為了保護吳晗和彭德懷”，這種說法顯然不能讓人信服。田家英與吳晗和彭德懷都沒有太多的私人交情，沒必要冒著自己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險，去保護這兩個人。

　　第二種說法是“田家英討厭姚文元的文章”，這種說法也是不能讓人信服。田家英也許真的討厭姚文元的文章，但他與姚文元也沒有深仇大恨，犯不著因為自己的一點“討厭”，就去冒巨大風險刪掉毛澤東的講話。

　　（12）

　　第三種說法是“田家英不滿毛澤東的做法”，這種說法同樣不能讓人信服。田家英如果不滿毛澤東的做法，完全可以給毛澤東當麵提意見或書麵提意見。給毛澤東提意見，當然會得罪毛澤東，然而私自刪掉毛澤東的講話，豈不是更得罪毛澤東？田家英既然有刪毛澤東講話的膽量，怎麽會沒有給毛澤東提意見的勇氣？而且當麵提意見的代價，明顯要小於背後刪講話的罪過。

　　以上這些說法，都不能讓人信服。我們認為，田家英刪掉毛澤東講話的動機，正是為了保衛毛澤東。

　　田家英在毛澤東身邊，更能看清毛澤東周圍的形勢，他很清楚時局對毛澤東相當不利，他擔心毛澤東發起打倒劉少奇的鬥爭，弄不好會反過來打倒毛澤東自己。事實上，從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開始，毛澤東就被劉少奇逼得步步後退，雖然毛澤東也發起過一些反擊，都被劉少奇的“渾水摸魚”化為烏有。到了1964年底，劉少奇更是發展到在中央會議上當麵頂撞毛澤東，讓毛澤東在麵子上都下不了台。

　　因此田家英擔心，這次毛澤東用《海瑞罷官》向劉少奇發起的攻擊，又會敗下來，所以田家英刪去毛澤東對《海瑞罷官》的關鍵講話，是想對毛澤東進行最後的挽救。

　　在此之前的批《海瑞罷官》，毛澤東都處在幕後，由江青出頭露麵。在這個階段，毛澤東還有一個退路，就是萬一形勢不妙，可以把責任推到江青身上。江青也說過：“主席不好說的話，由我來說。說對了是主席的，說錯了是我江青的。”

　　如果在內部公開發行的《談話紀要》上，登載了毛澤東親口批《海瑞罷官》的消息，那就是向全體中央高層公開宣布，這件事是毛澤東親自支持的，那麽到時候毛澤東再想“體麵地”退下來，就不可能了。所以田家英刪掉《談話紀要》中毛澤東關於《海瑞罷官》的這段話，就等於給毛澤東留下一條“體麵地退下來”的路。

　　田家英認為，毛澤東講《海瑞罷官》的那些話，可能是在氣頭上脫口而出的“氣話”，等毛澤東平靜下來，他自己也可能後悔。既然田家英認為毛澤東的這段話是“氣話”，那麽為了保護毛澤東，就應該刪掉這些“氣話”。所以田家英刪掉毛澤東這段話，是用心良苦的，他也希望毛澤東能理解自己的一片苦心。

　　可是毛澤東並沒有領田家英的情，而是大怒。毛澤東或許也想到了田家英的一片苦心，但田家英的“一片苦心”，卻捅傷了毛澤東的自尊心。毛澤東看來，田家英太小看自己了，認為自己鬥不過劉少奇，所以才要來“保護”自己。這就像有些自尊心強的老人，你在公交車上給他讓座，他反而生氣，因為他覺得你把他看得太不堪了。

　　（13）

　　1966年3月18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按照以往的慣例，這種會議田家英都被叫去列席的，可是這次毛澤東沒有叫田家英，這是一個明顯的信號，毛澤東不再信任他了。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尖銳批評了《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也捎帶批評了田家英，他說：“我看你吳冷西是半個馬克思主義，三十未立，四十半惑，五十能否知天命，要看努力。要不斷進步，否則要垮台。批評你是希望你進步，但對沒有希望的人，如田家英，我連批評都不批評。”

　　毛澤東批評田家英的話，傳到田家英的耳朵之後，他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田家英一片苦心想要保護毛澤東，卻被毛澤東說成是“沒有希望的人”，這讓田家英感到全身心的崩潰。一個人最難過的，不是來自敵人的迫害，而是來自自己人的誤解。自己的一片好心，一片苦心，卻被親人誤解成壞心，那是最最難過的。

　　毛澤東是田家英愛戴和仰慕的領袖，又跟毛澤東長達18年近距離生活在一起，田家英已經把毛澤東看成是自己最親近的人。田家英自幼喪父，毛澤東幾乎成了他心目中的父親。連自己最親近的人，都誤解自己，這是很多人選擇自殺的原因。田家英的自殺，也應該是這個原因。

　　1966年5月22日，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代表中央找田家英談話，說：“中央認為你的錯誤是嚴重的，不適宜擔任現在的工作了。中央要你馬上把有關毛主席的手稿、文件清理一下，全部交出來。”

　　安子文是宣布對田家英的撤職，這讓田家英完全絕望了。當晚，田家英懸梁自盡。一些港台刊物傳聞：田家英死於他殺，甚至在死前還與衛士發生槍戰，都是些無稽之談。

　　據說，毛澤東在去世前一年，想起田家英這位跟隨自己18年的秘書，歎息說：“田家英其實也沒有什麽問題。”或許此時毛澤東終於理解了田家英的一片苦心，但一切已經太晚了。

　　有一種流行的說法，說田家英是被“四人幫”迫害死的，這種說法沒有道理。田家英並沒有受到誰的迫害，也沒有人冤枉田家英，他自己的確做了一件違反紀律的事。秘書的職責是為領導人服務，不管出於什麽動機，秘書刪改領導人的講話，都是違反職業道德的巨大錯誤，對於當了18年秘書的田家英來說，他怎麽能不明白秘書的職業道德呢！

　　也許是田家英太“愛”毛澤東了，拚著自己犯錯誤，也要保護毛澤東，最後卻被毛澤東誤解，所以他選擇了死。田家英的悲劇，或許可以算作“愛的另類故事”吧。

　　田家英自殺時還不到知天命之年，僅44歲。如果田家英沒有自殺，他活到九十幾歲的今天，可以寫一些《回憶錄》，給我們提供研究毛澤東的第一手資料，讓我們更清楚地理解和認識毛澤東。魯迅說：“悲劇是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人生無價值的東西撕破給人看。”從這個角度來講，田家英的故事就是悲劇中的悲劇了。

　　（14）

　　1965年12月22日，就是毛澤東在杭州與“五秀才”談話之後的第二天，彭真到杭州來向毛澤東匯報工作，這是毛澤東拋出《評/海瑞罷官》的炸彈後，第一次與彭真麵對麵地談話。

　　在這次毛彭會麵14天前的1965年12月8日，毛澤東在上海召開批判羅瑞卿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按照資格，彭真應該來參加這次重要會議，可毛澤東卻說“讓彭真在北京看家”，沒讓彭真來開會。毛澤東為什麽不讓彭真參加這次非常重要的會議呢？

　　原因是明顯的。因為毛澤東這次會議的主題，是解決羅瑞卿的問題，而不是彭真的問題。當時，毛澤東與彭真在《評/海瑞罷官》的問題上，已經搞得很僵了。如果毛澤東見到彭真，不提起《評/海瑞罷官》，那就成為毛澤東“怯弱”的表現，反而讓彭真占了上風；如果毛澤東跟彭真提起《評/海瑞罷官》，雙方引發起爭論，那麽這次會議的主題，就會從批羅瑞卿，轉移到《評/海瑞罷官》的問題上，這就會打亂毛澤東的部署。

　　毛澤東不讓彭真來參加批羅瑞卿的會議，是為了保證這次會議不會偏離方向“走題”。1959年的廬山會議，就是因為彭德懷上山來開會，打亂了毛澤東的計劃，使那次會議偏離原來準備“糾左”的主題。這次毛澤東不讓彭真來開會，也是吸取了上次廬山會議的教訓。

　　劉少奇來參加了這次會議，但毛澤東也沒跟劉少奇提起《評/海瑞罷官》。因為當時劉少奇還在幕後，毛澤東也是在幕後，幕前是彭真和江青兩個人。這兩個幕後老板，現在還沒有必要直接出場對決。

　　我們前麵說過，本來彭真應該在11月10日《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的當天，就向毛澤東匯報情況的。可是彭真卻拖到一個多月後的12月22日，才來向毛澤東匯報工作，可見彭真這個人的確膽子夠大，敢頂毛澤東。早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彭真就說：“誰都有犯錯誤的可能，毛主席也可能犯錯誤。”

　　有人事後勸彭真：“你最好不要公開那麽講。”

　　彭真卻回答說：“實事求是嘛！錯誤是誰的就是誰的！共產黨人尤愛真理。在真理麵前，人人平等！”

　　彭真這個人性格耿直坦率，倒是真的。1976年粉碎四人幫後，彭真複出。很多人認為，彭真被毛澤東整得那麽慘，一定要大批毛澤東，出一口怨氣。可出人意料的是，彭真這時卻沒有隨大流批毛澤東，反而替毛澤東說話。

　　（15）

　　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彭真說：“現在一個突出的問題是，應當怎樣看待毛澤東同誌這麵旗幟。我們反對林彪的說法，什麽‘句句是真理’，但有些人走到另一個極端，懷疑否定一切，甚至連‘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樣一個已經由半個多世紀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證明了的事實，居然也有人要否定。”

　　彭真又說：“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與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是兩碼事。不過，對個人崇拜，也要曆史地看。這是因為，在黨的曆史上，幾次重大關頭，毛主席的意見開頭多數人不讚成，他是孤立的，但最終的事實證明還是他正確，他高明，他站得高、看得遠。這樣一來，對他的個人崇拜就逐漸形成了，我也不例外。沒有毛主席，我們不可能在一九四九年就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彭真還替毛澤東辯護說：“現在事後諸葛亮太多了，成績是大家的，錯誤你就沒份？好多錯事的決定，我也舉手了，不能毛主席去世了，就都推在他身上。現在一些人寫回憶錄，多是講自己一生如何正確，錯誤都是毛主席的，這不公正。毛主席是有很大的錯誤，我們有沒有責任呢？不能把賬都算在毛主席頭上，我們這些人都有責任。”

　　據彭真的秘書後來回憶說，他曾對彭真說：“有些同誌反映，你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得那麽慘，複出後又高度評價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使人感到不理解，你這是何必呢？”

　　彭真說：“不能這樣看問題。不錯，我在文革中失去自由十二年，監禁、坐牢九年，流放三年。就個人講，我能沒氣？但是，作為共產黨員，首先要考慮的是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現在的問題是，今後我們舉什麽旗？我看，隻有毛澤東思想這麵旗幟，能夠凝聚全黨、全國人民。這麵旗幟能丟嗎？丟不得!如果丟了這麵旗幟，必然造成混亂。”

　　上麵說了不少彭真1979年的事，讓我們再把時間轉回到1965年12月22日，彭真到杭州見毛澤東匯報工作。不過毛澤東並沒有單獨見彭真，而是讓彭真與楊成武、康生一起匯報工作。在匯報工作時，毛澤東毫不隱諱地對彭真說：“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沒有擊中要害。《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 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彭真果然大膽，當場頂撞毛澤東說：“我們經過調查，沒發現吳晗和彭德懷有什麽組織聯係。”

　　彭真直接頂回了毛澤東的話。如果這時毛澤東再繼續跟彭真說下去，兩個人就要發生爭論，毛澤東說不定又要忍不住“罵娘”了。毛澤東明白，現在還不是跟彭真“罵娘”的時候，他接受了上次跟劉少奇爭論，結果反而吃了大虧的教訓。所以這次毛澤東忍住氣，用一句話結束了這個話題，毛澤東說：“吳晗問題先不做結論，兩個月以後再做政治結論。”

　　（16）

　　毛澤東說完，就跟楊成武和康生談起話來。彭真原以為毛澤東要大大對他發一次脾氣，甚至大罵他一頓，他也準備好了各種應付毛澤東的說辭和講法。可是沒想到毛澤東一下子就把這個話題打住了，不再跟他談了，這讓彭真反而“被動”起來。

　　彭真這次來，同時也帶著劉少奇的囑托，希望把這件事，直接與毛澤東做一個“了斷”。劉少奇和彭真認為，他們跟毛澤東一起批吳晗，已經很給毛澤東麵子了，希望毛澤東批完吳晗之後，就把這件事大事化小地結束掉。

　　可是毛澤東不再談《海瑞罷官》的事，讓彭真無法回去向劉少奇交待。於是彭真在臨走的時候，向毛澤東提出，希望明天他能夠單獨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毛澤東同意了彭真的要求，11月23日，毛澤東與彭真進行了一場單獨談話。

　　毫無疑問，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談話，但遺憾的事，至今沒有人披露過他們談話的內容。隻是彭真回到北京對別人說：“主席讚成我的‘放’的方針，吳晗的問題兩個月後做政治結論。”

　　毛澤東的本意，肯定是不會讚成彭真所謂的“放”。因為這個“放”，就是搞劉少奇“渾水摸魚”那一套，這樣就會轉移毛澤東的鬥爭大方向。但彭真為什麽說毛澤東“讚成放”呢？第一個可能性是，毛澤東並沒有讚成“放”，而是彭真放出的煙霧彈，假傳聖旨；第二個可能性是，毛澤東出於計謀的考慮，違心地讚成了彭真的“放”。

　　不過從各種跡象來看，彭真假傳聖旨的可能性比較大，因為彭真隻是在會議上口頭這麽說，沒有在書麵材料中提到毛澤東讚成“放”。如果毛澤東真的說“讚成放”，那麽彭真應該趕快弄個書麵材料，把毛澤東的“意見”傳達下去，這樣對劉少奇和彭真都是很有利的。

　　彭真從杭州回到北京後，1966年1月2日，召集文教、報刊和部隊的有關負責人三十多人開會，傳達毛澤東的精神。這次會議上，先由胡繩傳達毛澤東12月21日，關於哲學問題和史學問題的談話，然後康生傳達毛澤東關於《海瑞罷官》的談話，康生說：“毛主席講了，《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廬山會議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吳晗1959年6月寫了《海瑞罵皇帝》，1959年9月寫了《論海瑞》，1959年底，也就是彭德懷罷官以後，開始著手寫《海瑞罷官》。”

　　（17）

　　康生的話，並沒有引起軒然大波。因為到會的這些人，已經料到毛澤東的態度，對毛澤東說出這些話來，也毫不奇怪。

　　之後彭真發言，說：“主席批評我們懶，我們的同誌總要學習些知識才行。這場爭論，要扯多寬就扯多寬，要扯多久就扯多久。”

　　彭真因為是跟毛澤東單獨談話，康生也不知道他們的談話內容，所以無法質疑彭真傳達的毛澤東的話。

　　中宣部長陸定一，馬上接過話題說：“社會科學、文學方麵的問題多得很。對古人的評價，曆史主義、現實主義、形象思維、美學，一個題目一個題目的來。解決這些問題，要一、二百年。”

　　彭真說“要扯多寬就扯多寬”，陸定一就把爭論的寬度，擴大到“曆史主義，現實主義，形象思維，美學”；彭真說“要扯多久就扯多久”，陸定一就把爭論的時間，拖長到“一、二百年”。

　　康生反駁說：“批判吳晗要同廬山會議結合起來。日前吳晗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自我批評，實際上是‘自我批準’、‘自我開脫’，吳晗的要害是‘罷官’”。

　　這次會議上，康生是孤立的，沒有人讚成康生的意見，當然也沒有人反對康生的意見，他的話等於白說。

　　彭真沒有直接反駁康生的話，而是說：“對吳晗的批判，要慢作政治結論。吳晗在民主革命時期和反右派鬥爭時都是左派，鄧拓也是左派，他署名‘向陽生’的文章，是我叫他那樣寫的。”

　　彭真接著說：“任何人的文章都可以一分為二。我在上海講，你《解放日報》、《文匯報》自己也發表了不少錯誤文章，也應該清理清理。”

　　文化部副部長周揚插話說：“《解放日報》推薦《海瑞上疏》是加了按語的。”

　　彭真接過話來說：“對於他們的錯誤，中央報紙也可以批評。”

　　陸定一也說：“上海發表姚文元同誌文章，根本沒有跟我這個中宣部長打招呼。”

　　彭真又接過話來說：“上海同誌的黨性到哪裏去了？”

　　陸定一說：“當前這場討論，是學術性的。這次批判吳晗，先搞學術問題，政治問題以後再搞,這有利於思想的展開。”

　　彭真和陸定一兩個人一唱一和，定下了這次會議的基調，把批吳晗變成一個馬拉鬆式的無限擴大和無限拖長戰役，把毛澤東對《海瑞罷官》的政治批判，變成學術討論，最後不了了之。

　　到此為止，毛澤東在這場批《海瑞罷官》的戰役中，一直是輸家。毛澤東不得不從另外一個渠道打開突破口，這就是“軍隊”。

　　（18）

　　1965年11月10日，毛澤東拋出《評/海瑞罷官》，正式發起對劉少奇的進攻。到1966年1月，毛澤東發起的這場進攻已經兩個多月了，但這場進攻對劉少奇不但沒有造成什麽打擊，反而是毛澤東自己節節失利，顏麵盡失。毛澤東發現必須動用自己手上的最後一張王牌了，那就是軍隊。說到軍隊，就不得不說說軍隊的大管家林彪。

 

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與林彪

 

　　林彪，1907年生，比毛澤東小14歲，原名林育蓉，後來他嫌自己的名字太女人氣，遂改名林彪。林彪一家，可謂革命的一家，他的堂兄林育南和林育英，都是中共黨史上的重要人物。林彪的堂兄林育南，1921年加入中共，是最早的黨員之一。不幸林育南1931在上海被捕，隨後國民黨被槍決，時年33歲。

　　林彪的另一位堂兄林育英，1922年入黨，也是資格極老的黨員，為中共六大中央委員。1937年，陝北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下設三個師，115師、120師和129師，林彪任115師師長，林育英任129師政委，可見林育英當時在黨內的地位。可惜1942年，林育英在延安病逝，毛澤東親自為他題寫墓碑。

　　林彪的親弟弟林向榮，1938年到延安參加革命，任解放軍團長，1949年在戰鬥中犧牲。當時林彪已是第四野戰軍司令員，所以林向榮所在的部隊向林彪寫信檢討，為林向榮犧牲一事向林彪道歉。而林彪的回信隻是簡短的幾個字：“為革命而犧牲完全應該！”

　　當時的中共高層，像林彪這樣的革命家庭很多。毛澤東本人就是典型的一個，出了四個革命烈士。毛澤東的親弟弟毛澤民，1922年入黨，1934年參加長征，1943年在新疆被國民黨處死。毛澤東的另一個親弟弟毛澤覃，1923年入黨，1927年參加南昌起義，1935年戰死。毛澤東的堂妹毛澤建，1923年入黨，1929年被國民黨槍殺。還有毛澤東的前妻楊開慧，1930年被國民黨槍決，時年29歲。毛澤東1959年回到故鄉韶山，想起自己一家在革命中死去的親人，寫下“為有犧牲多壯誌，敢教日月換新天”的詩句。

 

 

　　1924年，林彪在堂兄林育南的引導下參加革命，1925年，林育南介紹18歲的林彪入黨。當時正趕上中央選派優秀的青年黨員，投考廣州黃埔軍校，為中共準備軍事人才。林彪得到推薦，1926年進入黃埔軍校第四期，編入步兵科第2團2營3連。林彪是當時少數公開身份的中共黨員，擔任3連中共黨支部書記。1926年底，林彪提前畢業，進入北伐第四軍葉挺獨立團當排長，參加了北伐戰爭。

　　林彪在黃埔軍校求學期間的一些老師，後來反而成了他的部下。這些人有：周恩來，時任政治部主任；葉劍英，時任教授部副主任；聶榮臻，時任政治教官；陳毅：時任武漢分校黨委書記。

　　（19）

　　1927年，林彪以排長的身份參加了南昌起義。1928年，林彪跟隨朱德上井岡山與毛澤東會師，這時的林彪隻不過是一個營長。在井岡山期間，毛澤東慧眼識林彪這匹難得的千裏馬，對林彪予以破格重用。1930年，23歲的林彪任紅四軍軍長；1932年，25歲的林彪勇擔紅一軍團總指揮，成為中共最年輕的高級軍事指揮員。之後林彪的輝煌是人所共知的，這裏不再贅述。

　　毛澤東重用林彪，林彪也給毛澤東漲臉，打了很多漂亮仗，成為中共軍隊中戰功最大的將領。實踐證明林彪是一位天才的將軍，但林彪這匹千裏馬，如果沒有遇到毛澤東這個伯樂，恐怕將默默無名地埋沒在曆史的塵煙之中。

　　林彪開始在葉挺的部下供職，沒有得到重用；其後在朱德的手下幹，也沒有得到重用。隻是遇到了毛澤東，才把林彪從一個小小的基層軍官，直接提拔為高級將領。如果朱德能慧眼看出林彪這匹千裏馬，早點提拔重用林彪，那麽中共的曆史就要改寫了。

　　蔣介石曾經歎息說：“為什麽中共總是有那麽多人才，而我們這邊總是沒有人才？”其實中共之所以人才濟濟，與毛澤東這個慧眼伯樂有很大關係。毛澤東發現了很多千裏馬，並大膽提拔重用他們，這才成就了中共的“人才濟濟”。沒有毛澤東的慧眼和大膽提拔，林彪等很多優秀人才，不可能脫穎而出。就像鄧小平以後所說：“如果沒有毛澤東，共產黨現在可能還在上海的租界裏爭吵呢！”

　　林彪對毛澤東有知遇之恩。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林彪的輝煌，這點林彪是打心眼裏感激毛澤東的。所以每當毛澤東遇到困難時，林彪就會跳出來挺身支持毛澤東。有人說林彪支持毛澤東發動文革，是出於他的“政治野心”，這個並不公正。應該說林彪支持毛澤東，首先是對毛澤東個人的“報恩”，因為毛澤東是林彪的大恩公嘛。

　　林彪與毛澤東在戰爭年代的關係是十分融洽的，可是在1950年，林彪與毛澤東的關係，發生了一次危機，這就是朝鮮戰爭。當時毛澤東準備讓林彪掛帥誌願軍總司令出兵朝鮮，可是林彪卻托病拒絕了，毛澤東隻好改派彭德懷出任誌願軍總司令。

　　林彪為什麽拒絕掛帥出兵朝鮮呢？現在有幾種流行的觀點：第一種是說林彪真的病了，不能去；第二種是說林彪怕美國人，不敢去；第三種是說林彪反對出兵朝鮮，不願去。我們認為這三種觀點，都不是問題的根本之處。

　　這裏我們不妨站在林彪的角度思考一下，如果林彪掛帥出兵朝鮮，會出現什麽情況呢？第一種情況是打敗仗，這不僅毀了林彪本人一生的英名，也讓毛澤東難堪。不過林彪對這種情況並不擔心，因為他有自信不會輸給美國人；二種情況是打勝仗，特別是打了大勝仗，這倒是林彪最擔心的。

　　（20）

　　林彪在解放戰爭中功勞極大，有人說林彪的隊伍打下了中國的半個江山，這也不算過分。這個巨大的軍功，讓林彪在軍隊中無形地建立起很高的威信。如果這次林彪掛帥出兵朝鮮，再打一個大勝仗，那麽中華人民共和國軍功的一大半，都要記在林彪的名下了，林彪的功勞就太大了。林彪在解放軍中的威信，就會逼近甚至超過毛澤東了。

　　林彪不是彭德懷那種單純的軍人，他同時也是精明的政治家。林彪完全明白，如果自己在軍隊中的威信逼近或者超過毛澤東，不但他自己非常危險，而且他與毛澤東的關係也無法正常相處了。這種“功高震主”的情況，自古以來都是極其危險的事，所以林彪不能讓“功高震主”的情況，發生在自己身上。

　　毛澤東讓林彪掛帥出兵朝鮮，這就把林彪推到“功高震主”的地位。隻有拒絕掛帥朝鮮，才能避免“功高震主”的出現，所以林彪不顧毛澤東的再三邀請，堅持拒絕掛帥出兵朝鮮。

　　後來林彪在1959年批彭德懷時說：“在中國，隻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誰也不要想當英雄。”此言一語雙關，暗示林彪為了讓毛澤東成為唯一的大英雄，他自己放棄了掛帥出兵朝鮮，這個當“大英雄”的絕好機會。

　　毛澤東請林彪掛帥出兵朝鮮，被林彪拒絕了，這當然讓毛澤東十分生氣，一度給林彪“發了轉業費”，使林彪成為無任何職務的“病號”。但後來毛澤東終於明白了林彪的一番苦心，明白林彪不掛帥出兵朝鮮的原因，是不跟自己爭當大英雄。

　　於是毛澤東對林彪的態度一百八十度大轉變，1954年讓林彪出任國務院副總理，排在鄧小平之前；1955年讓林彪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1956年中共“八大”上，毛澤東以僅缺一票的威望，再次當選為中共中央主席，而少的那一票，是毛澤東專門投給林彪的。1958年林彪當選中共中央副主席，在中共高層排名第六。1959年打倒彭德懷後，林彪接任國防部長，全麵接管了軍權。

　　1960年毛澤東退居“二線”之後，林彪與毛澤東的關係也發生了重大變化。以前林彪隻是毛澤東手下的一員將領，隻是幫毛澤東打仗，從沒在政治上幫助過毛澤東。那時在政治上幫助毛澤東的是劉少奇，提出“毛澤東思想”，建立了毛澤東的精神領袖地位。在毛澤東政治上得勢的年代，林彪從來沒有跟著劉少奇大樹大捧“毛澤東思想”。

　　1960年毛澤東退居“二線”，在政治上失勢了，這時毛澤東開始需要林彪在政治上幫助他了。林彪也正是毛澤東在政治上失勢之後，才開始大肆吹捧毛澤東思想，學習毛主席著作，在政治上力挺毛澤東。

　　林彪在毛澤東最得勢的時候，並沒有吹捧毛澤東，他反而在毛澤東最失勢的時候，大肆吹捧毛澤東。可見林彪對毛澤東的吹捧，不是出於什麽野心，而是出於報恩之心。林彪本來並不想從政，可是為了保衛毛澤東，林彪不得不出來從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