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十七（崇新嶽 百思峰 ）

倒劉第一炮

　　（14）

　　在如此的體製裏，毛澤東一旦在“決策層”的政治局常委中間成為少數，那就什麽都完了。毛澤東要想鹹魚翻身，似乎隻有“政變”和“造反”的非法手段了。事實上，毛澤東後來正是用“造反”的手段，讓下層造上層的反，打破了“決策層”和“執行層”的權力壟斷，才實現了打倒劉少奇。

　　不過，毛澤東也還有一個用合法手段“翻身”的機會，那就是通過“全黨代表大會”來奪權。

　　盡管中國的體製是決策層大權獨裁，但也有例外的時候，那就是在“全黨代表大會”期間。根據中共黨章，“全黨代表大會”期間，選舉黨的高層領導人的時候，每個參加大會的黨員代表，都有平等的投票表決權，不管你是政治局委員，還是普通的黨員代表，都是一人一票。

　　在參加“全黨代表大會”的一千多名代表中，絕大部分都是基層幹部。如果在“黨代會”期間毛澤東與劉少奇出現政見分歧，基層幹部們毫無疑問地會站到毛澤東一邊。畢竟“毛主席萬歲”的口號已經喊了很多年，這些基層幹部就是憑著樸素的感情，也會擁護毛澤東，反對劉少奇。

　　這樣，毛澤東打倒劉少奇的唯一合法機會，就是在即將於1966年召開的“第九次黨代會”上，提出一個罷免劉少奇的決議案，然後通過廣大普通黨員的壓倒性選票，通過罷免劉少奇的決議，合法地打倒劉少奇。

　　毛澤東通過“黨代會”合法打倒劉少奇的想法，還有一個來自蘇聯的前例。1957年6月，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遇到一次試圖罷免他的政變，他最後通過“黨代會”的合法鬥爭方式，打倒他的政敵，樹立起他在蘇聯的絕對領導地位。下麵就簡要介紹這次未遂政變的情況。

　　蘇聯的政治體製與中國非常類似，隻是名稱不同。中國共產黨中央“主席”，蘇聯叫“總書記”；中國的“國務院總理”，蘇聯叫“部長會議主席”；中國的“國家主席”，蘇聯叫“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為了大家理解方便，我們這裏用中國的官名來說蘇聯的事情。

　　1953年斯大林逝世後，蘇聯出現兩大勢力：以黨中央主席赫魯曉夫為首的一派，和以國務院總理馬林科夫為首的一派。一般認為赫魯曉夫派是“改革派”，馬林科夫派為“保守派”。1955年，赫魯曉夫派占據了上風，馬林科夫被迫辭去總理職務，降為國務院副總理，但仍為政治局委員。國務院總理由赫魯曉夫派的布爾加寧接任。

　　當時蘇聯的決策層“政治局”，由11人組成。其中赫魯曉夫派為6人，馬林科夫派為5人，赫魯曉夫派略占上風。但後來赫魯曉夫派的國務院總理布爾加寧，和國家主席伏羅希洛夫突然倒戈，轉向馬林科夫派，這樣在政治局中，馬林科夫派占了7人，而赫魯曉夫派隻有4人，赫魯曉夫在政治局淪為少數派，危機四伏了。

　　（15）

　　果然，1957年6月18日的蘇共政治局會議上，馬林科夫忽然發難，提出解除赫魯曉夫“黨主席”職務的決議案。盡管赫魯曉夫強烈抗議，但政治局仍以“七比四”的投票結果，通過了這個決議。這時候赫魯曉夫似乎已經完了，但他還要做最後的抗爭，他提出：“黨主席是由中央委員會，而不是由政治局選舉的，因此政治局無權解除黨主席的職務，此事必需通過中央全會討論決定。”

　　於是赫魯曉夫建議召開“中央全會”討論這個問題，因為大部分中央委員都是支持赫魯曉夫的。但赫魯曉夫的建議被馬林科夫派控製的政治局拒絕。

　　此時蘇聯軍隊也是支持赫魯曉夫的，國防部長朱可夫派出飛機，馬上把全國各地的中央委員、候補委員接到莫斯科。中央委員們紛紛向政治局致電或寫信，強烈要求立即召開中央全會，討論赫魯曉夫的黨主席問題，但仍遭到馬林科夫派控製的政治局的拒絕。

　　於是，支持赫魯曉夫的中央委員們，堵在政治局會議室的門前，要求立即召開中央全會，仍然遭到政治局的拒絕。最後中央委員們采用了半暴力的手段，眾人強行闖入政治局的會議室，與政治局委員爭吵和對罵起來。闖入政治局會議室的中央委員越來越多，當百餘人的中央委員闖進來後，馬林科夫等人看到事態不好，再不讓步就要鬧出流血事件了，於是他們被迫讓步，同意召開“中央全會”。

　　6月22日，蘇共召開臨時中央全會。因為絕大部分中央委員都是支持赫魯曉夫的，一旦召開中央全會，馬林科夫派肯定就完蛋了。這次蘇共中央全會共進行8天，馬林科夫派的人全部被撤銷政治局委員，被逐出決策層。最後，赫魯曉夫靠著大多數低層黨員的支持，居然反敗為勝，徹底擊敗了馬林科夫派，把馬林科夫等人打成反黨分子。國務院總理布爾加寧被撤職後，赫魯曉夫自己兼任國務院總理，形成赫魯曉夫一個獨攬黨政大權的局麵。

　　赫魯曉夫這次依靠“黨代會”奪權的實例，成為了毛澤東在“黨代會”奪劉少奇權的非常好的榜樣。於是，毛澤東製定了一個在“第九次黨代會”上合法奪權的計劃，而《評/海瑞罷官》就是這個合法奪權計劃的第一步棋。

　　（16）

　　1957年赫魯曉夫通過“黨代會”合法奪權的情況，與毛澤東現在的處境有很多相似之處。

　　第一個相似之處是：在決策層不占多數。在蘇共11位政治局委員中，支持赫魯曉夫的隻有4位；在中共7位政治局常委中，支持毛澤東的隻有2位。

　　第二個相似之處是：排名第二位的國家主席是反對派，第三位的國務院總理是中間派。當時蘇聯國家主席伏羅希洛夫反對赫魯曉夫，國務院總理布爾加寧持中間態度，隻是在最後一刻倒向反赫魯曉夫；現在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反對毛澤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中立態度，在最後一刻也有可能倒向反毛澤東。

　　第三個相似之處是：在一般黨員幹部和人民中，有壓倒性的支持率。赫魯曉夫在關鍵時刻得到一般中央委員和廣大基層黨員的強烈支持，而毛澤東在基層幹部和一般人民中的威信和支持率，又比赫魯曉夫更高。

　　第四個相似之處是：有軍隊的支持。當時的蘇聯國防部長朱可夫完全支持赫魯曉夫，出動軍隊幫助赫魯曉夫反攻；現在的中國國防部長林彪也完全支持毛澤東，在關鍵時刻林彪也會動用軍隊，堅決支持毛澤東反攻的。

　　從綜合情況來看，毛澤東比赫魯曉夫更有優勢，既然赫魯曉夫能成功，毛澤東就更應該成功了。所以毛澤東製定了通過“九大”合法奪權的方案，這個方案的關鍵，是發動基層黨員起來支持毛澤東。要發動基層黨員的第一步，就是要製造輿論。而製造輿論的核心，就是營造自己的“正當性”，以及給對手塗上“非正當”的色彩。

　　現在毛澤東要向基層幹部和一般民眾宣傳這樣一個概念：你們為什麽要擁護我？因為我毛澤東是代表你們這些廣大工人農民利益的；你們為什麽要反對劉少奇？是因為他劉少奇是代表少數資本家和官僚階層利益的。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是為了讓你們繼續“昂首挺胸”做國家的主人翁；而劉少奇試圖走資本主義道路，那是要複辟舊社會，讓你們重新去給別人“當牛做馬”。

　　當然單有這麽一個概念還不夠，還得有證據證明，劉少奇的確要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個證據就是劉少奇在農村搞“三自一包”。但這裏又有一個問題，那就是劉少奇搞“三自一包”的時候，也是打著“毛主席黨中央”的旗號，當時的一般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中央上層的事，大家以為“三自一包”是中央下來的文件，那應該就是毛澤東的主張了，根本想不到毛澤東居然是反對“三自一包”的。

　　因此在這個時候，毛澤東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撇清自己與“三自一包”的關係。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中，非常牽強附會地把戲劇中海瑞“退田”與“三自一包”聯係到一起，有人批評姚文元這麽做是“扣帽子、打棍子”的文痞行為。其實姚文元這麽寫的目的，是為了給毛澤東樹立一個反“三自一包”的形象。如果姚文元不給吳晗扣上這個帽子，這場戲是開不了場的。

　　（17）

　　現在我們都知道毛澤東曾經在黨中央高層會議上，多次批評過“單幹風”和“三自一包”。但在當時，通過劉少奇掌管的宣傳機構過濾後，毛澤東的聲音完全被屏蔽，當時的一般人民大眾看到的都是“黨中央一致同意”的消息，根本不知道毛澤東曾經反對過“三自一包”，更不知道毛澤東與劉少奇居然有矛盾。所以這次毛澤東要捅破“黨中央”的神秘麵紗，把他與劉少奇本來隻局限於中央高層的爭論，公開告訴人民群眾，這樣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擁護。

　　但是，黨的宣傳機器已經被劉少奇控製，毛澤東要想通過黨的機構，用“自上而下”的辦法來宣揚自己的主張，已經行不通了。所以毛澤東不得不另辟蹊徑，搞一個“自下而上”的辦法來宣揚自己的主張。這次在上海《文匯報》發表《評/海瑞罷官》，就是一個“自下而上”的辦法。

　　姚文元在《評/海瑞罷官》中這樣說：“1961年，牛鬼蛇神們刮過一陣‘單幹風’、‘翻案風’，他們鼓吹什麽‘單幹’的優越性，要求恢複個體經濟，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複地主富農的罪惡統治。”

　　在此前的中國報刊中，從來沒有提到過這樣一件事：“有牛鬼蛇神刮過‘單幹風’和‘翻案風’”，一般民眾是第一次從姚文元的文章中得知這個事實。人們看了之後自然會猜想：文章中說的“牛鬼蛇神”，具體是指誰呢？但不管這個“牛鬼蛇神”是誰，他肯定是一個中央級的大人物，因為隻有大人物才有可能刮起什麽“風”來。姚文元的文章這樣間接地把黨中央的矛盾分歧，巧妙地暴露給了一般民眾。

　　毛澤東拋出這篇《評/海瑞罷官》，本想挑起一場姚文元與吳晗的公開大辯論，在這場公開辯論中，把他與劉少奇的矛盾公開出來。毛澤東相信，一旦大辯論展開，吳晗肯定辯不過姚文元。因為毛澤東一貫認為，小人物最終總會戰勝大人物，毛澤東本人就是小人物戰勝大人物的典範。這次吳晗代表劉少奇，姚文元代表毛澤東，姚文元的勝利就是毛澤東的勝利。

　　毛澤東本來想，吳晗是個有身份的人，是中國史學界的泰鬥人物，他這種人在遭到姚文元這樣的小人物，指名道姓罵上門的情況下，應該忍不住這口窩囊氣，要跳起與姚文元辯論一番的。可是天有不測風雲，這次吳晗偏偏忍住了窩囊，閉門不出，偃旗息鼓。毛澤東猜不出是吳晗自己主動不辯論，還是得到高人指點之後不辯論，但不管怎麽說，吳晗不辯論就讓毛澤東精心製定的計劃，全部泡湯了。

　　（18）

　　11月17日，毛澤東來到上海，不過他並沒有召見在上海的張春橋與姚文元。毛澤東知道，此時他還不能直接出麵參與這件事，他還要等事態的發展。當然毛澤東還是要安撫張春橋與姚文元，他對江青說：“你告訴張春橋、姚文元，讓他們不要害怕。”

　　其實這時候的張春橋與姚文元，還真有一些害怕了，毛澤東傳來讓他們“不要害怕”的安撫，如同雪中送炭，讓兩個人吃了一粒定心丸。

　　到11月17日，仍然不見任何報紙轉載這篇文章，再這樣下去，毛澤東這篇文章就要被彭真的“黑手”捂下去，無聲無息地消失在人們的記憶中了。毛澤東當然不會這麽輕易就讓彭真得逞，毛澤東想了一個新辦法，讓上海先出單行本，向全國征訂。

 

 

　　可是彭真控製的北京，單行本也不訂，這樣毛澤東的這個計策又泡湯了。此刻毛澤東終於明白，靠他一個人的力量，已經鬥不過劉少奇了，他必須請同盟軍來幫忙，這個同盟軍就是周恩來。

　　這次毛澤東來上海，明顯感到上海氣氛與過去不一樣了。這是因為1965年4月9日，毛澤東最信任的人之一，上海第一書記柯慶施逝世了。柯慶施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華東局第一書記、南京軍區第一政委、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上海市市長，他的逝世對於毛澤東來說，無疑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損失。中央為柯慶施組成了最高規格治喪委員會，主任是劉少奇，委員第一個就是毛澤東。這是中共第三次組成這麽高規格的治喪委員會，第一次是1950年10月任弼時去世，第二次是1963年12月羅榮桓去世。

　　柯慶施逝世後，陳丕顯接任上海第一書記。陳丕顯對毛澤東的忠誠度，就比柯慶施差多了。本來江青安排張春橋和姚文元秘密寫《評/海瑞罷官》，有柯慶施幫助“掩護”。柯慶施死後，這件事就比較麻煩了。陳丕顯在他的回憶錄中說：“柯慶施死後，江青與上海市委的聯係就斷了線。張春橋、姚文元也不好越過我，天天躲在密室寫文章，而江青又少不了張春橋、姚文元。不得已，江青主動找我，要求繼續借用張春橋、姚文元。”

　　這時批《海瑞罷官》的事情，也不能再瞞著陳丕顯了，江青向陳丕顯亮出了底牌。陳丕顯在回憶錄中寫道：“江青說，柯慶施對此事很支持，希望我也能支持她，並要我對其他人都保密，特別是不能讓北京市委知道。江青告訴我，毛主席看過這篇文章，已經同意了。”

　　（19）

　　陳丕顯聽到江青這麽說，馬上明白自己陷入兩位領導人鬥爭的漩渦之中了。陳丕顯回憶說：“我心裏總有一種不安的感覺。江青一再交代我批《海瑞罷官》的事要保密，特別不能讓北京市委知道，但我總感到這不正常。由上海方麵直接批北京市的一個副市長、著名史學家，卻不向北京市委打招呼，這不僅會影響到兩市關係，也不符合組織原則。”

　　陳丕顯出於他的地位和黨的紀律，很多事情不能講得太明白。陳丕顯所說的“我感到這不正常”，顯然是毛澤東要瞞著北京劉少奇的“黨中央”，陳丕顯婉言地批評毛澤東這麽做“不符合組織原則”，可見他心裏已經不想跟毛澤東了。

　　和大多數高官一樣，這時候陳丕顯也看好劉少奇股，不想要毛澤東股了。但是江青跟他交了底，等於是“逼”陳丕顯買毛澤東的股，這就讓陳丕顯傷腦筋了。如果他幫毛澤東瞞著劉少奇，那就要得罪劉少奇了，對於想買劉少奇股的陳丕顯來說，這是他非常不願意做的事。

　　1965年9月，陳丕顯和華東局書記魏文伯到北京參加毛澤東主持的政治局擴大會議。臨行前，張春橋把《評/海瑞罷官》稿子的交給陳丕顯，請他到北京轉交給江青。張春橋是陳丕顯的部下，他並沒有資格讓陳丕顯替自己辦事，顯然是北京的江青發話，讓陳丕顯“順便”把稿子帶給她的。

　　江青這一手頗為厲害，有點逼陳丕顯“入夥”的味道。因為一旦陳丕顯與這件事有牽連的消息傳出去，劉少奇就不會信任陳丕顯了，陳丕顯再想投靠劉少奇也不行了。

　　這時候陳丕顯感到，這件事不能再“拖”下去了，再下去就要被拖上毛澤東的戰車了。陳丕顯到北京，把稿子交給江青後，與魏文伯悄悄商議。陳丕顯回憶說：“我把自己的顧慮悄悄地告訴了魏文伯，他也認為此事不妥，應該向中央領導報告。我們議論了一番，覺得最好找個機會向周總理或陳老總匯報此事。”

　　江青明確對陳丕顯說過，要求他在這件事上“對何人都保密”，可是陳丕顯此時卻要把這件事向周恩來匯報，顯然是“背叛”江青，更是“背叛”毛澤東的行為。不過陳丕顯準備把這件事向周恩來報告，還是很“藝術”的。如果陳丕顯直接向劉少奇“密報”，就要徹底激怒毛澤東，這也是陳丕顯所不願看到的。而向第三者的周恩來報告，再由周恩來去轉告劉少奇，就不會那麽激怒毛澤東了。

　　前麵我們說過，在那次會議上，毛澤東突然問彭真說：“吳晗的問題可不可以批判？”彭真回答說： “吳晗有些問題當然可以批判。”

　　（20）

　　聽到這裏，參加這次會議的陳丕顯和魏文伯對視一下，心照不宣。陳丕顯回憶錄中寫道：“我想，主席問彭真同誌‘吳晗可不可以批判’，有兩層意思。一是征求一下意見，二是打個招呼。會後，魏文伯對我說：‘阿丕，這下不用擔心了，主席都問過彭真了，我看咱們也不用再找總理和陳老總匯報了。’”

　　陳丕顯本來是準備向周恩來匯報的，可是毛澤東和彭真的對話，讓陳丕顯誤以為彭真已經同意批吳晗了。既然劉少奇的鐵杆彭真同意批吳晗，那麽劉少奇肯定也同意了，這樣陳丕顯就沒有必要再去匯報毛澤東準備悄悄批吳晗的事情了。

　　曆史有時候往往被一個偶然事件所改變。毛澤東也沒想到他跟彭真說批吳晗的話，意外地阻止了陳丕顯去“告密”。如果毛澤東沒有對彭真說批吳晗，陳丕顯就要去周恩來那裏匯報了。而周恩來知道了這件事，也不會完全瞞著劉少奇，也應該向劉少奇透露一些消息。這樣的話，劉少奇在毛澤東拋出《評/海瑞罷官》兩個月前就知道這件事，就會提前有所準備，這樣曆史的進程很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1965年11月8日，也就是姚文元《評/海瑞罷官》登報的兩天前，上海市委書記處開會討論姚文元的文章。參加這次會議的有，上海第一書記陳丕顯，市長曹荻秋，文教書記張春橋，作者姚文元等人。陳丕顯和曹荻秋都不太希望發表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並說如果發表，也要先向北京市委書記彭真打個招呼。但張春橋堅持說，不跟北京打招呼是毛澤東的意思，最後陳丕顯和曹荻秋勉強同意發表。曹荻秋後來說：“上海市委那時非常為難，考慮過同北京的關係，事實上是同彭真的關係問題。不打招呼，怕彭真被動；打了招呼，主席不同意，又怎麽辦？書記處反反複複討論過好幾次。”

　　由此可見，當時上海市委並不站在毛澤東一邊。上海市長曹荻秋的話，明確告訴我們：他們在明明知道毛澤東不同意跟北京招呼的情況下，還要反反複複討論幾次“要不要跟北京打招呼”的問題，明顯表現出他們已經不重視毛澤東的權威了。

　　上海市委對毛澤東態度的變化，毛澤東當然察覺得出來，讓毛澤東心中不快。11月19日，毛澤東在上海住了兩天就離開，到杭州去了。到了杭州，毛澤東雖說心情好些，但這種“逃避”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於是11月22日，毛澤東再次返回上海，直接找陳丕顯談話，跟陳丕顯挑明說：姚文元寫文章是自己授意的，現在北京拒不轉載這篇文章，他非常不滿。毛澤東讓陳丕顯管轄下的華東局的報紙，轉載姚文元的文章。

　　（21）

　　毛澤東等於是給陳丕顯下命令了，這是來自黨中央主席的命令，陳丕顯盡管不情願，也不得不執行。11月24日，《浙江日報》、《新華日報》(江蘇)、《福建日報》轉載了《評/海瑞罷官》，11月25日《安徽日報》，11月26日《江西日報》也分別轉載了《評/海瑞罷官》，這些報紙都是華東局領導下的。

　　毛澤東當然看得出來，陳丕顯這些人轉載文章，不過是應付差事，並不是真心擁護他。關鍵的北京那邊，還是一點兒動靜也沒有。毛澤東不能給彭真直接下命令，因為如果彭真敢於抗命不尊的話，那他毛澤東的威信就要掃地了。這時候，毛澤東不得不求助周恩來的幫助。

　　1965年11月24日，毛澤東在上海接見美國作家斯特朗女士，江青出席作陪。第二天《人民日報》頭版上刊登了毛澤東與江青接見斯特朗的照片，這是毛澤東滿足江青“出風頭”的願望，成為江青在文革前登上《人民日報》的極少數幾次。

　　11月25日羅瑞卿到達上海。那時羅瑞卿還沒有被打倒，羅瑞卿被打倒是12月8日的事情了。陳丕顯馬上把毛澤東對《評/海瑞罷官》的態度與不滿，告訴了羅瑞卿，並神秘地說：“我什麽人都沒有告訴，但考慮你可以例外。”

　　陳丕顯告訴羅瑞卿這件事，是想撇清與毛澤東的關係，是想讓高官們明白，不是他主動為毛澤東轉載文章，而是毛澤東“逼”他這麽做的。

　　羅瑞卿聽陳丕顯這麽說，並沒有意識到對這件事的嚴重性，畢竟這與他主管的軍隊沒有直接關係。但羅瑞卿也知道，這件事不會是一件小事，所以他就問陳丕顯要來一本《評/海瑞罷官》的單行本，準備有時間仔細看看。

　　同一天，周恩來也來到上海，他是來主持美國作家斯特朗女士的八十壽辰宴會。陳丕顯前往機場迎接周恩來，陳丕顯馬上又把毛澤東對《評/海瑞罷官》的態度與不滿，向周恩來做了匯報。這樣陳丕顯就間接向周恩來表示，他不是毛澤東的死黨，他不想替毛澤東隱瞞什麽。

　　11月25日晚，周恩來去向毛澤東匯報工作。這次周恩來與毛澤東的談話，但毫無疑問的決定了中國曆史走向。

　　（22）

　　11月25日晚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這次談話，至今沒有看到披露出來的任何消息。但不管從哪個角度來看，這次談話都具有決定曆史發展進程的意義。在這以前，周恩來在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總是持完全中立的態度，可是這次毛澤東與周恩來談話之後，周恩來終於傾向到毛澤東這一邊。11月27日周恩來回到北京後，馬上對彭真表明態度，希望彭真立即轉載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

　　毛澤東用什麽方法使周恩來倒向自己這一邊呢？從毛澤東對付周恩來的一貫手法來看，不外乎“一手軟”和“一手硬”的兩套辦法。

　　所謂“軟”辦法，就是放下身段，給周恩來一個麵子，表明這是我主動“請”你來幫忙。毛澤東是非常自傲的人，極少請別人幫忙，這次他屈尊親自出麵，放下身段“請”周恩來過問《評/海瑞罷官》這件事。毛澤東的這個態度，難免讓周恩來感到盛情難卻，不好意思“薄”毛澤東的麵子，隻好替毛澤東說話了。

　　當然毛澤東還有“硬”辦法，那就是擺出攤牌的架勢：“如果你們都不支持我，我就重上井岡山，重建紅軍幹革命。”周恩來最怕毛澤東這一手，他知道毛澤東是“說得出做得出”的人。周恩來的哲學是顧全大局，如果事情關係到黨的分裂，國家的內戰，周恩來就會妥協讓步。而毛澤東可不管什麽大局不大局，黨分裂也好，國家內戰也好，毛澤東都不會讓步的。

　　所以一旦毛澤東拿出“硬”手，擺出不惜黨的分裂，不惜國家的內戰，也要鬥爭到底的姿態，就能把周恩來“嚇住”，周恩來就妥協了。

　　但毛澤東也絕不會總用“硬”辦法，因為這個法子用多了，就會像“狼來了”的童話那樣，不再靈驗了。所以毛澤東非到關鍵時刻，是不會用這個“硬”的辦法的。從這次的情況來看，毛澤東隻是對周恩來用了“軟”辦法，還沒有用“硬”辦法。

　　毛澤東得到周恩來過問《評/海瑞罷官》的許諾，底氣就足了，他知道隻要周恩來出麵過問這件事，劉少奇就一定會讓步了。11月26日，毛澤東放心地離開上海，到杭州去了。就在毛澤東離開上海的這一天下午，他在上海接見了柬埔寨軍事代表團，讓參謀總長羅瑞卿作陪。羅瑞卿萬沒想到這是他最後一次見毛澤東，他將在12天後的12月8日被打倒，從此就再沒有見過毛澤東了。

　　昨天陳丕顯向羅瑞卿賣關子說：“主席對《評/海瑞罷官》的不滿，我什麽人都沒有告訴，但考慮你可以例外。”羅瑞卿當時還是不以為然，心想：“我跟主席是什麽關係，你陳丕顯比得了嗎？主席對我從來都是不保密的。”當然羅瑞卿這麽想是有根據的，因為過去毛澤東有什麽大事，總會在第一時間告訴羅瑞卿，所以羅瑞卿以為這次《評/海瑞罷官》內幕，毛澤東也會詳細告訴他。

　　（23）

　　可是這天毛澤東並沒有召見羅瑞卿，而且在接見完外賓之後，也沒有與羅瑞卿談話的意思。這時羅瑞卿急了，裝作突然想起來的樣子，笑著向毛澤東提起說：“評《海瑞罷官》的文章，我要了一本，還沒有看。”

　　聽了羅瑞卿的話，毛澤東隻是笑了一笑，什麽也話沒說。毛澤東的表示，立即讓羅瑞卿心中“咯噔”一下，心想大事不好。因為《評/海瑞罷官》雖不是與軍事直接有關的事，但也是一件大事，毛澤東居然不願意跟羅瑞卿談及這件事，說明毛澤東已經不信任羅瑞卿了。

　　回到住處，羅瑞卿趕緊找出那本《評/海瑞罷官》的小冊子來看，越看越覺得問題嚴重，想趕緊彌補一下跟毛澤東的關係，立刻讓他主管的《解放軍報》轉載《評/海瑞罷官》，討好一下毛澤東。但羅瑞卿這時已是官場老手，他在討好毛澤東的時候，也沒有忘記不要得罪劉少奇。所以他要在《解放軍報》轉載《評/海瑞罷官》之前，跟彭真“打個招呼”，不要讓彭真認為他是有意作對。

　　於是羅瑞卿馬上給彭真打電話，對彭真說：“姚文元的這篇文章，我跟主席提起時，主席笑了，估計主席是看了這篇文章。我已經讓《解放軍報》轉載了，請你也考慮。如果北京的報紙不能同時轉載，就先指定一家報紙和《解放軍報》同時轉載。”

　　羅瑞卿並不跟彭真商量，就直接宣布“我已經讓《解放軍報》轉載了”，但之後又“好意地”安撫彭真，讓彭真的報紙與《解放軍報》同時轉載，可見羅瑞卿的官場學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既討好了毛澤東這邊，還不得罪劉少奇那邊。可惜羅瑞卿的這一套，早被毛澤東看穿，他不該在毛澤東麵前玩這套小把戲。11月27日，周恩來從上海返回北京後，立即給彭真打電話。不過在這樣的事情上，周恩來不會多說，更不會發表自己的意見，他隻是告訴彭真：“在上海的時候，主席跟我談了，說姚文元的文章很重要，希望北京轉載這篇文章。”

　　其實這些天來，彭真早就等著周恩來的這句話呢，他馬上向周恩來表示說：“我明天就召集中宣部和有關報刊負責人，專門開會討論這件事，盡快轉載。如果明天總理不忙，請總理到會講話。”

　　周恩來立即推脫說自己很忙，讓彭真主持會議，把會議結果向他匯報一下就行。其實周恩來第二天並沒有什麽大事，這天他與賀龍等人去看了一場中日排球賽，是頗為輕鬆的一天。周恩來之所以不參加討論轉載《評/海瑞罷官》的會議，是因為他不願意過多陷入這件事，盡可能保持中立的態度。

　　（24）

　　現在很多人把彭真和毛澤東的矛盾，集中到“轉載文章”這件事上，這是丟掉了主要矛盾。本來上海發表什麽文章，北京並沒有轉載的義務，也沒有必要轉載。毛澤東發表《評/海瑞罷官》的本意，也不是要北京的報紙轉載，而是要北京的報紙進行爭論和回應。因為《評/海瑞罷官》這篇文章中，點名指出北京副市長吳晗寫的文章是“毒草”，那麽按理說北京應該對此有個回應，聲明吳晗的文章到底是不是“毒草”。

　　如果北京方麵辯解吳晗的文章不是毒草，那麽就需要跟姚文元論戰一番，這樣正好上了毛澤東把事情搞大的“圈套”。於是彭真想出一個計策，幹脆來個不回應，不爭論，試圖用這個辦法把毛澤東拋出的這顆炸彈“捂下去”。彭真不出來爭論，一個巴掌拍不響，毛澤東也不能硬拉彭真出來爭論，所以隻好舍棄“爭論”，轉而把“轉載”變成了目的。

　　彭真的計策，表麵上看似高明，對付一般人還可以，但用來對付毛澤東，就很不高明了。因為彭真這個做法，隻是把毛澤東的《評/海瑞罷官》炸彈暫時擋回去，並沒有化解這顆炸彈，今後隨時可能爆炸。如果是劉少奇處理這件事，他是不會捂毛澤東的炸彈，而是把毛澤東的炸彈引到別人院子裏去爆炸，也就是所謂的“渾水摸魚”。如果說毛澤東的拿手政治戲法是“挖牆角、摻沙子”，那麽劉少奇的拿手政治戲法就是“渾水摸魚”，以後我們還要專門說劉少奇的“渾水摸魚”。

　　劉少奇這次大意了，輕易把這件大事交給彭真去處理，卻沒想到彭真會這麽蠻幹。等劉少奇發現的時候，為時已晚，彭真已經和毛澤東搞“僵”了。這個時候能化解僵局的，隻有周恩來了，所以劉少奇讓彭真等待周恩來的指示。

　　劉少奇知道，此時絕不能得罪周恩來，隻要周恩來一說話，他們馬上轉載，給周恩來一個大大的麵子。毛澤東讓“轉載”說了十幾天，北京一點兒沒動靜；周恩來隻說一句，北京就馬上轉載，這就讓周恩來感到自己說話算數，比毛澤東還頂用。這就是劉少奇要送給周恩來的一個大麵子，製造一種周恩來的威信高於毛澤東的效果，讓周恩來高興。當然周恩來也不會輕易接受這個大麵子，他寧可去看排球賽，也不參與討論轉載《評/海瑞罷官》的會議。

　　1965年11月28日，彭真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召集會議，參會的人有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北京市書記處書記鄧拓、《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等人。彭真到會後，先問鄧拓說：“吳晗現在怎麽樣？”

　　鄧拓說：“吳晗很緊張，因為他知道這次批判有來頭。”到會的人都知道，鄧拓所說的“有來頭”，這個來頭就是指毛澤東。吳晗已經知道是毛澤東要批他，所以很緊張。

　　彭真聽完鄧拓的話，對著眾人大聲說：“什麽來頭不來頭，不用管，隻看真理如何，真理麵前人人平等！”

　　（25）

　　彭真這句話“不管來頭不來頭”，明顯指的是毛澤東，他公開向眾人挑明：我們不看毛澤東的來頭，隻看真理。彭真說話是很膽大的，不久前他在另一個會上，更是公開說：“在真理麵前人人平等，管他黨中央的主席也好。”

　　大家在會上發了一通牢騷，有人甚至說：姚文元是肆意誣陷著名民主人士，是挑起國內重大政治爭端的“非法”事件。但發牢騷歸發牢騷，轉載還是要轉載的。最後會上以中宣部的名義決定，通知北京各報都轉載姚文元文章，並給出一個轉載的先後次序：11月29日《北京日報》轉載，11月30日《人民日報》轉載，12月1日《光明日報》和《解放軍報》轉載，然後其它報紙轉載。這個通知同時說：《評/海瑞罷官》作為學術問題來討論，要根據百家爭鳴的方針，進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討論。

　　當時的《人民日報》、《北京日報》、《光明日報》都歸中宣部管，《解放軍報》則由中宣部和中央軍委雙重領導。不過當中宣部和中央軍委的指示相左時，《解放軍報》首先要服從中央軍委的指示，而當時中央軍委的負責人就是羅瑞卿。

　　羅瑞卿看到中宣部的通知很不高興，因為中宣部的通知把《解放軍報》的轉載日期，排到11月30日，比彭真直轄的《北京日報》晚轉載兩天。這麽晚轉載，豈不是讓羅瑞卿討好毛澤東的企圖落空嗎？因為羅瑞卿試圖用《解放軍報》轉載《評/海瑞罷官》，來討好毛澤東，緩解毛澤東對他的不信任。

　　羅瑞卿本來可以命令《解放軍報》在11月28日轉載的，可是他當時還想跟彭真搞好關係，特地打電話給彭真，說《解放軍報》與彭真的報紙同一天轉載，所以沒有急著在11月28日轉載。羅瑞卿沒想到自己的好心沒好報，彭真居然對他玩這麽一手。

　　羅瑞卿一氣之下，也不管得罪不得罪彭真了，馬上命令《解放軍報》在11月29日搶先轉載，並不管中宣部的通知，自己寫一個“編者按”。《解放軍報》的編者按，完全背離中宣部通知的精神，而是按照毛澤東的意思，把吳晗的《海瑞罷官》定義成“大毒草”。這也算是羅瑞卿對彭真的報複吧。

　　11月29日，《北京日報》按照中宣部的通知，轉載了姚文元的文章，並在編者按中指出：“我們準備就《海瑞罷官》這出戲和有關問題在報紙上展開一次辯論，歡迎史學界、哲學界、文藝界和廣大讀者踴躍參加。”

　　而《解放軍報》則蔑視中宣部的通知，於11月29日搶先轉載，並加了一個旗幟鮮明的編者按：“本報今天轉載姚文元同誌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一文。1961年，吳晗同誌編了一本京劇《海瑞罷官》，這個戲，是一株大毒草。”

　　《北京日報》與《解放軍報》的調子完全不同，《北京日報》沒有給《海瑞罷官》定性，隻是說“展開討論”，而《解放軍報》直接給《海瑞罷官》定性為“大毒草”，把吳晗一棍子打死。彭真看了《解放軍報》按語，當然很生氣，說：“《解放軍報》這樣一說，別人就不好發表意見了。”但彭真在這件事上也不應該太責怪羅瑞卿，或許可以說是他自作自受吧。

　　（26）

　　11月30日，重頭戲的《人民日報》轉載出來了。《人民日報》在《學術研究》版轉載了姚文元的文章，並加了一個很長的編者按，說：“我們認為，對海瑞和《海瑞罷官》的評價，實際上牽扯到如何對待曆史人物和曆史劇的問題。我們希望通過這次辯論，能夠進一步發表各種意見之間的相互爭論和相互批評。我們的方針是：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反批評的自由。”

　　長期以來，人們普遍認為《人民日報》是黨的風向標，《人民日報》的論調，就代表黨中央的論調。可是這次，《人民日報》的論調與《文匯報》和《解放軍報》的論調完全不同，這就造成了人們的“思想混亂”，特別是基層幹部的思想混亂，他們一時間不知道這次“黨的風向”，是往左刮，還是向右刮，有點不知所措。不過這個基層黨員幹部的思想混亂，正是毛澤東想要的。

　　《人民日報》把姚文元的文章作為學術問題，放在《學術研究》版轉載，又特別說明：“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反批評的自由。”這個做法，顯然是要轉移毛澤東進行政治討論的初衷，把姚文元的政治文章，引上《學術研究》的“斜路”。

　　《人民日報》的編者按，在發表前曾送交周恩來審看。周恩來因為要保持中立，對劉少奇送過來的東西，同意不好，不同意也不好，不看不睬更不好，於是他給《編者按》加上一條毛主席語錄。周恩來加了這麽一段：“毛澤東同誌說：‘各種不同意見辯論的結果，就能使真理發展。對於那些有毒素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也可以采取這個方法。’”

　　周恩來加的這麽一段，可謂政治高手的傑作。前麵一句“各種不同意見辯論的結果，就能使真理發展”，似乎是支持劉少奇的，支持劉少奇對《海瑞罷官》進行學術辯論；而後麵一句“對於那些有毒素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似乎又是支持毛澤東的，暗示《海瑞罷官》是“有毒素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符合毛澤東的“毒草”論。

　　周恩來加的這句話，可謂巧妙至極，劉少奇看了也能滿意，毛澤東看了也能滿意。周恩來這種政治平衡的高超手腕，果然是無人可比。

　　11月30日，去四川三線工作的彭德懷抵達成都，住在永興巷7號。這天彭德懷從《人民日報》上，首次看到轉載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高官們因為有《內參》，早就知道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可是彭德懷被罷官後，《內參》就沒有了，他的消息來源跟一般老百姓一樣，都是《人民日報》，所以彭德懷一直到11月30日才看到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

　　彭德懷看了《評/海瑞罷官》，氣得把報紙摔在桌上，氣憤地罵道：“簡直是胡說八道，這是含沙射影，打了我彭德懷一個耳光。”這時彭德懷終於有點明白，為什麽毛澤東讓他到四川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