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十六（崇新嶽 百思峰 ）

第八節 倒劉第一炮

　　（1）

 

 

　　1965年11月10日，當天的《文匯報》放到劉少奇案頭的時候，不禁讓他皺起了眉頭，馬上意識到這篇文章來者不善，因為這篇署名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的文章，點名批判了吳晗。吳晗是中國科學院的“院士”，行政級別是副省級，按照當時的規定，批判吳晗這樣級別的人，是要通過中宣部同意的。《文匯報》居然敢不通過中宣部，直接刊登點名批判吳晗的文章，這不是跟中宣部作對，這不是犯上嗎？

　　1949年新中國建國後，毛澤東主管“槍杆子”，周恩來主管“錢袋子”，劉少奇主管“筆杆子”，也就是文化宣傳領域。中宣部和文化部是劉少奇直接主管的部門，誰跟中宣部作對，那就等於是跟劉少奇作對。《文匯報》本身肯定是不敢跟中宣部作對的，更不敢跟他劉少奇作對，《文匯報》背後一定有大人物撐腰。當時中國敢跟劉少奇作對的，隻有兩個人：毛澤東和周恩來。

　　劉少奇熟知周恩來的性格，知道周恩來不會用這種咄咄逼人的方式來進攻。所以《文匯報》這篇《評/海瑞罷官》的後台，隻能是毛澤東，或者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兩個人一起聯手。如果《評/海瑞罷官》的後台隻是毛澤東一個人，劉少奇倒也不怕，要不然他怎麽敢挑戰毛澤東呢。劉少奇怕的是毛澤東和周恩來聯手起來對付他。

　　劉少奇馬上派人去查作者姚文元的底細，這樣就可以基本知道這篇文章的背景來曆了。調查結果很快出來了：姚文元，現年34歲，上海《解放日報》文藝部主任，文化程度“高中”，幹部級別“科級”。

　　看到這個結果，劉少奇還有點意外。吳晗是中國科學院的“院士”，幹部級別是副省級。按照劉少奇的想法，他的對手要批吳晗，應該找一個權威人士，一個身份與吳晗相配的人，即便不是院士，也至少是個教授；即便不是省級幹部，至少該是個市級幹部吧，怎麽也不至於是一個高中文化程度的九品芝麻官科級幹部吧？

　　從作者的身份劉少奇判斷出，這篇文章的後台隻是毛澤東一個人，周恩來沒有參與。如果周恩來參與了，即便不能弄出郭沫若這樣的頂級名人來批吳晗，至少可以弄個教授級別的名人來批吳晗，絕不至於“寒磣”到用高中文化程度的科級小人物姚文元來批吳晗這個大人物。這時，劉少奇甚至有點同情毛澤東了：看來毛澤東真的成了孤家寡人，已經沒有高級別的人替他賣命了，隻好找一個九品芝麻官的科級幹部出來濫竽充數。

　　劉少奇搞清楚這篇《評/海瑞罷官》的後台隻是毛澤東一個人，他就放心了。劉少奇跟毛澤東在一起三十多年了，比跟王光美在一起的時間還要長，他對毛澤東的性格太了解了，知道毛澤東是那種不會輕易善罷甘休的人，早就料到毛澤東會對他來點反擊。現在毛澤東拋出這個《評/海瑞罷官》，並不讓劉少奇意外。

　　（2）

　　這一段時間以來，吹捧劉少奇的人越來越多，不免讓劉少奇有點飄飄然起來。其實這些人與其說是捧劉少奇，不如說是來自官場學的智慧。官場學是一門“隻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深奧學問，不過它的核心，可以概括為兩條定理：“不能站錯隊”和“晚跟不如早跟”。

　　官場學是一門“投機”的學問，基本原理與投機股票是一樣的。買股票，一定要有眼光。如果買錯了股票，那就要把老本都陪光了。要當官，也一定要有眼光。決不能跟錯了人，一旦跟錯了人，一輩子就別想再有出頭之日了。

　　另外，買股票，單單買對了股票，隻能說是保證不虧本，要想賺大錢，你還得買得早，最好是買原始股，這樣才能賺到大錢。等股票上市了、走紅了之後，你再去買，那就隻能賺點零頭小錢了。當官也是一樣，要想當大官，你就要在人家發跡之前、走紅之前就去“跟”，這樣才能謀到大官。要是等到人家已經發跡了，已經成為大人物之後，你別說去“跟”了，就是想去巴結人家，都不一定能排得上隊，最多隻能謀個小官混混。

　　毛澤東退居二線以後，讓很多人動了心，因為重新排隊的時機來了。不少人開始拋售毛澤東的股票，搶購劉少奇的股票，一時間劉少奇股大漲，毛澤東股大跌。當然高官們也懂得，在劉少奇沒有正式上台以前買他的股，風險是很大的。但就像膽小的人不敢買大股票一樣，膽小的人當不了大官，敢賭的人才會大贏，敢“早跟”的人才會當大官。高官們都懂得“晚跟不如早跟”的官場定理，隻有在劉少奇正式上台之前去投靠劉少奇，才能日後得到重用和厚報。

　　不少以前“跟”毛澤東的人，也都動了心，因為他們從那時的大趨勢看，“跟”毛澤東似乎已經沒有什麽像樣的前途了，因此這些人就紛紛想轉過去“跟”劉少奇。不過換投靠山的時候，總不能兩手空空去，要有個見麵禮，才能得到重視。就像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裏的情節，楊子榮從許大馬棒門下，轉投到座山雕門下，他的見麵禮就是一張“聯絡圖”。而吳晗給劉少奇的“見麵禮”，就是《海瑞罷官》了。因為錯批彭德懷是毛澤東的軟肋，而讚揚海瑞又是毛澤東自己提倡的，所以《海瑞罷官》就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妙棋，頗得劉少奇的欣賞。

　　（3）

　　當然別人也想到了用“海瑞”給劉少奇做見麵禮，比如文化部副部長周揚，搞了一個京劇《海瑞上疏》。文化部副部長周揚的官職級別，與北京市副市長吳晗的級別是一樣高的。另外還有一些海瑞戲，《海瑞背纖》、《五彩轎(海瑞戲)》等等，但都不如吳晗的《海瑞罷官》有份量，特別是“罷官”這個詞本身就十分露骨。後來文革中張春橋說：“我們曾考慮過究竟批哪一個？是《海瑞罷官》，還是《海瑞上疏》？我們認為《海瑞罷官》寫得太露骨，應該批判這個影響大的。”

　　劉少奇細細看一下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居然寫得很不錯，水平不在吳晗之下，劉少奇不得不佩服毛澤東有伯樂的眼光，也敢用人，敢讓一個高中文化程度的人跟一個“院士”叫板。

　　如果有一個郭沫若這樣重量級的人物站出來替毛澤東批吳晗，劉少奇還要考慮認真對付。而這次毛澤東弄一個九品芝麻官出來批吳晗，劉少奇就大意了，覺得很容易對付，自己沒必要親躬這件事，把《海瑞罷官》這件事全權交給彭真處理，他本人集中精力去搞“托拉斯”試點，這才是劉少奇要搞的重頭戲。

　　如果說林彪是毛澤東的鐵杆，那麽彭真就是劉少奇的鐵杆了，也是劉少奇最信任的人物。彭真是劉少奇“白區派”那條線上的人，是一直受劉少奇栽培的重鎮人物。彭真當時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任北京市委書記，在黨內排名第八，排在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之後，但陳雲和朱德都沒有實權，所以彭真事實上是黨內第六號實權人物，在北京更是一手遮天，用毛澤東後來的話就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

　　彭真是山西人，是典型的北方“老西”，麵貌像秦始皇兵馬俑裏的武將一樣，厚厚的嘴唇永遠微微上翹，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瞪著人，想到什麽就直言不諱。有人說彭真霸道，也有人說彭真厚道，如果我們仔細端詳秦始皇的兵馬俑，還真會發現兵馬俑的麵孔也有兩個特點，那久經歲月的臉龐看起來又霸道又厚道。

 

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與彭真

 

　　雖說彭真是又霸道又厚道，但他做事還是比較小心謹慎的。凡是在白區做地下工作，都必須謹慎小心，不謹慎就有生命危險。但這次接到劉少奇讓他處理《海瑞罷官》的事，彭真卻失去了平日的謹慎，而是大意了。彭真在處理《海瑞罷官》上的大意，後來把自己送進了監獄，直到毛澤東逝世後才得以重新出山。

　　當然彭真這次的大意也是有原因的，因為毛澤東啟用姚文元這個不知名的小人物來批大人物吳晗。這在彭真看來，明顯是毛澤東已經到了困獸猶鬥的地步，甚至是黔驢技窮的象征。所以彭真覺得毛澤東再沒什麽可怕的了，驕傲大意起來，采取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大膽舉措，公開對抗毛澤東。

　　（4）

　　1965年11月10日，毛澤東也在中南海菊香書屋的臥室裏，半躺半坐在大木床上看《文匯報》上姚文元的文章。人們很難想象，貴為一國之主的毛澤東，日常生活竟是以一張再平凡不過的大木床為主，在這個木床上看線裝書還情有可原，可是毛澤東也在這大木床上看文件，批文件，甚至接見他的部下。或許有人認為這體現了毛澤東的“懶”，其實這並不是毛澤東的“懶”，相反是體現了毛澤東“勤”。這是毛澤東的“勤”養成的習慣，一旦成了習慣，就如同一種慣性無法更改了。

　　毛澤東的這個習慣，還得從1927年講起。從1927年毛澤東上井岡山，至1949年長達22年的漫長歲月中，毛澤東一直住在中國最偏僻的窮鄉僻壤，除了1945年到重慶與蔣介石談判，住在重慶周恩來的公館，俗稱“周公館”，享受過了幾天大城市的生活。

　　在與蔣介石爭奪天下的22年間，毛澤東不要說沒有蔣介石那樣豪華的辦公室，就連像樣的桌子也沒有。毛澤東喜歡看書，又沒有書桌書架，隻好把書和文件都攤擺在炕上。晚上躺在炕上睡覺，白天半躺半坐在炕上看書、批文件。等到毛澤東打進北京城，有條件置備豪華的書桌和漂亮的書架時，不幸的是，毛澤東已經無法再改變他過去養成的生活習慣了。

　　這一天，毛澤東用同樣的姿勢，半躺半坐在他的大木床上看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這篇《評/海瑞罷官》的寫作，前後曆時九個月，在發表前大修改九次，毛澤東本人也審看過三次，可謂是一篇“字字皆辛苦”全力之作。這篇文章毛澤東是滿意的，姚文元沒有辜負江青的期望和毛澤東的慧眼，寫出一篇打擊力很強的檄文。姚文元因此得到毛澤東的器重，由一個科長乘超速電梯直達中央委員。

　　毛澤東啟用小人物姚文元，一方麵的確是找不到肯效力的大人物；另一方麵，毛澤東也從不迷信什麽學曆，他從來不以學曆的高低來選用人才。

   與此相反，蔣介石倒是很重視學曆的，我們不妨看一下1948年蔣介石政府班子的學曆情況：

　　1948的國民政府組成，行政院長翁文灝（hào 博大），比利時魯汶大學地質學博士；考試院長張伯苓，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最高法院院長謝贏洲，巴黎大學法學博士；外交部長王世傑，巴黎大學法學博士；教育部長朱家驊，柏林大學地質學博士；司法部長謝冠生，巴黎大學法學博士；交通部長俞大維，哈佛大學哲學博士；中央銀行總裁劉攻芸，倫敦大學經濟學博士；上海市長吳國楨，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可謂人才濟濟，熠熠生輝。

　　（5）

　　蔣介石的這個班子，大概是曆屆中國政府中學曆最高的班子，但是它的政績，卻又是曆屆中國政府中最差的。這個結果也說明，學曆高的人，特別是學曆高的中國人，一般是不適合搞政治的。在政治鬥爭中，一貫是學曆低的戰勝學曆高的，毛澤東戰勝蔣介石，就是低學曆戰勝高學曆的很好證明。這次批判《海瑞罷官》，也是一場政治鬥爭，毛澤東讓低學曆的姚文元與高學曆的吳晗對陣，反而取勝的把握更大。

　　毛澤東選擇1965年11月10日發表姚文元的文章，有一個時機上的考慮，那就是觀察與文章有直接關係的、且這段時間都在北京的、四個人的反應。這四個人是：中宣部長陸定一；負責文教宣傳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彭真；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和國家主席劉少奇。因為按照常理，這四個人，至少是這四個人中的一個，應該來找毛澤東匯報。

　　這是為什麽呢？原因很簡單，因為姚文元的這篇文章，是明顯違反黨紀的。中央曾有規定：報刊上公開點名批評有影響的文化人物，必須經過中宣部的同意，其中還特別明確指出，郭沫若、範文瀾（lán 浩大）、翦（jiǎn）伯讚、吳晗、茅盾等一些人，不得點名批評。

　　這次姚文元的文章，不經中宣部同意，甚至不跟中宣部打招呼，就直接點名批判中央指名保護的吳晗，無疑違反了黨紀，是應該受處分的事。因此，後來江青在文革中說：“張春橋同誌、姚文元同誌為了這個擔了很大的風險。”的確，張春橋和姚文元為了毛澤東，幹了違反黨紀的事情，擔了很大的風險。

　　這是自從新中國成立以來，還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一份地方報紙，不經過中宣部同意，就敢刊登一篇指名道姓批判一位副省級高官的文章。更有甚者。姚文元在《評/海瑞罷官》中，一語驚人地作出結論說：“《海瑞罷官》是一株大毒草”，這可是一頂可以置人於死地的政治大帽子。

　　因此，這次《文匯報》違反黨紀刊登批判吳晗的文章，對於中共來說，無疑是一件重大的政治事件，因為它會造成人們的“思想混亂”，影響社會的安定團結。

　　這麽重大的政治事件，當然是要嚴肅處理的。即使這件事放在今天的中國，按照現在的標準，也是要嚴肅處理的。在正常情況下，新聞界發生了這樣重大的政治事件，中宣部部長陸定一，與中央主管宣傳的書記處書記彭真，應該立即向黨中央主席毛澤東匯報情況。

　　即使陸定一和彭真已經知道這件事的背後主謀就是毛澤東，他們也應該裝作不知道的樣子，去向毛澤東匯報情況，更向毛澤東告狀，告發上海宣傳部門的重大違紀事件，要求毛澤東嚴肅處理上海的《文匯報》與姚文元。在這件事上，彭真和陸定一沒有任何過錯，他們完全可以理直氣壯地去向毛澤東告狀。

　　（6）

　　毛澤東當然也知道《文匯報》不通知中宣部，擅自發表批判吳晗的文章，是嚴重違反黨紀的事情。為此，毛澤東早就埋下了解圍的伏筆。兩個月前的1965年9月21日，毛澤東在北京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支援越南的“抗美援越”問題。在會上，毛澤東突然把話題一轉，用嚴肅的口氣說：“現在我提出一個問題，這就是必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思想。”

　　與會的眾高官聽了不免暗自心煩，心想毛澤東真是老糊塗了，討論抗美援越的時候，怎麽又冒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的問題。當然眾高官也會給毛澤東留麵子，一個個擺出洗耳恭聽的神情，聽毛澤東說他那一套“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階級鬥爭。

　　這時毛澤東把頭轉向彭真，問說：“吳晗的問題可不可以批判呀？”

　　彭真愣了一下，以為毛澤東指的是吳晗在訪問朝鮮時的一些發言，於是應付地回答說：“吳晗有些問題當然可以批判，他最近參加訪問朝鮮代表團，在朝鮮的一些講話就有錯誤。”

　　聽完彭真的話，毛澤東沒有再繼續談這個問題，事情似乎就這麽過去了。眾高官也沒有太在意，認為這不過是毛澤東時時掛在嘴邊的階級鬥爭“老生常談”而已。其實，毛澤東這句話是大有深意的，這是他準備好為姚文元和《文匯報》開脫責任的伏筆。

　　毛澤東準備等彭真和陸定一來向他告狀，要求處分《文匯報》違反黨紀的時候，他可以這麽對彭真說：“你忘了嗎？我在九月份就跟你打過招呼了，你不是也同意吳晗的問題可以批的嘛。”這是毛澤東準備好的一個“小花招”。

　　果然彭真得知上海市委領導下的《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文章時，怒氣衝衝地說：“發表批吳晗的文章，為什麽不向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黨性哪裏去了？”可是彭真生氣歸生氣，卻沒有向毛澤東匯報，這就奇怪了。

　　彭真批評上海市委“沒有黨性”，可是他自己同時犯了“沒有黨性”的錯誤。按照黨的組織原則，出現這種重大政治事件的時候，彭真應該向他的上級領導匯報。彭真的級別已經非常高了，他是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兼全國政協副主席，他的上級隻有四個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和朱德。可是彭真隻是向劉少奇一個人作了匯報，對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都沒有匯報，這就違反了黨的組織原則。特別是不向黨中央主席毛澤東進行匯報，這是從哪個方向都說不通的。

　　四個人的匯報在毛澤東的等待之中。如果劉少奇來匯報，那是對毛澤東表示和解，不過毛澤東對此基本不抱希望；如果周恩來來匯報，那是對毛澤東表示支持，毛澤東對此抱的希望也不大，因為周恩來是走政治平衡木的高手，這個時候他肯定是要中立的。劉少奇和周恩來不來，毛澤東絲毫不意外，他意外的是彭真和陸定一居然也不來向他匯報，讓毛澤東事先精心準備好的“小花招”也成為了多餘。

　　（7）

　　按照常理，負責文宣的彭真和陸定一，必須向毛澤東匯報這件事。因為這件事出來以後，必須解決兩個“大”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如何處分上海《文匯報》的違紀行為，如果不對這種違紀行為進行處分，中宣部的威信就沒有了；第二個大問題更為重要，那就是怎麽給吳晗“定性”。既然姚文元已經在文章中明確說“吳晗的《海瑞罷官》是一株大毒草”，那麽中央就必須公開給吳晗一個結論：《海瑞罷官》到底是不是毒草，這是不能回避的問題。

 

陸定一與夫人嚴蔚冰

 

　　怎樣處分《文匯報》的違紀行為？怎樣給吳晗的《海瑞罷官》定性？雖說彭真和陸定一是這兩個問題的負責人，但要處理這兩個問題，已經超過了彭真和陸定一的權限，他們必須要征求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的意見，更應該與毛澤東商議處理這兩件事的對策，否則就是明顯地架空毛澤東，視毛澤東的權威而不顧。

　　毛澤東在11月10日等了一整天，彭真和陸定一都沒有來匯報，難道是他們兩人因為工作忙，沒有注意到《文匯報》的這篇文章嗎？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中共有一份專供高層幹部的“內部參考”，每天發行“上午版”和“下午版”兩份，專門報道國內外的重大事件，這是每個高幹必看的。

　　《文匯報》刊登批判吳晗的文章，一定會登上11月10日的“內參”。如果說彭真和陸定一上午沒注意到，那麽他們一定應該看到下午版的“內參”，不可能在11月10日還不知道這個消息。退一萬步說，即使他們兩人真的在11月10日沒有注意到這個消息，那麽11月11日總該知道這個消息了吧。可是毛澤東11月11日又等了一天，彭真還是沒有來，陸定一也沒有來，甚至兩人連派秘書送來一份書麵的匯報材料都沒有。

　　彭真和陸定一為什麽不來匯報呢？這裏有三種可能性。第一種可能性是“不敢來”；第二種可能性是“不屑來”；第三種可能性是“不必來”。

　　彭真和陸定一“不敢來”是不應該的，一來他們兩人都不是膽小的人，二來在這件事上，他們兩人完全沒有錯，完全可以理直氣壯地找毛澤東告上海市委的狀，除非他們兩人有什麽不可告人的陰謀，才會“不敢來”。

　　如果彭真和陸定一是“不屑來”，那就說明他們根本不把退居“二線”的毛澤東放在眼裏，認為隻向“一線”的劉少奇匯報就可以了，不屑再來向毛澤東匯報了。

　　如果彭真和陸定一是“不必來”，那就說明他們兩人已經把毛澤東看成是敵人了，因為向敵人匯報是沒有必要的。

　　（8）

　　不管是彭真和陸定一“不敢來”、“不屑來”還是“不必來”，無論哪個理由，都無法讓毛澤東原諒他們兩人。此時毛澤東的心中，充滿了一種被羞辱的怨憤。常言道“人走茶涼”，現在毛澤東人還沒走，茶就涼了。如果說劉少奇騎到毛澤東頭上來，還有一點點可以容忍的地方。現在連彭真和陸定一這樣的小角色，也騎到毛澤東頭上來了，居然連向黨的主席匯報這個最起碼的“規矩”，都被省略了。毛澤東怎麽忍得下這口氣，一定要把這兩個人打倒，所以後來彭真和陸定一成為文革第一批被打倒的人物。

　　從事後諸葛亮的角度分析，彭真這件事處理得不好，劉少奇後來也埋怨彭真。盡管這件事的主謀是毛澤東，如果彭真裝作不知道，去向毛澤東請示匯報的話，雙方還能在麵子上過得去。這次彭真卻魯莽地幹脆不理毛澤東了，這不僅是不給毛澤東麵子，同時也是公然表示他無視毛澤東的權威，無視毛澤東的指示了。這等於撕破了雙方最後一層虛偽的麵紗，從此徹底撕破臉進行鬥爭了。

　　毛澤東沒料到彭真和陸定一，居然也敢不向他匯報，無視他的存在，看來這場鬥爭，比毛澤東設想的還要嚴峻。11月10日姚文元的重磅炸彈文章發表後，毛澤東本以為會引起一場不小的地震，沒想到這篇他費了九個月精心打造的文章出籠後，居然像泥牛入海一樣，一點兒動靜也沒有。既沒有人表示讚成，也沒有人出來反駁，甚至連提到的人都沒有。這樣下去，用不了幾天，人們就會把這篇文章忘卻了。

　　毛澤東看出來，彭真這次要用“默殺”的計策來對付他，要把姚文元這篇重磅炸彈的文章，捂起來沉到水底，讓人們忘掉它曾經存在過。毛澤東準備用這篇批判文章挑起一場論戰，而彭真則幹脆不與毛澤東爭論，一個巴掌拍不響，讓毛澤東試圖要發起的論戰自然熄火。

　　既然彭真要讓人們忘掉這篇文章，毛澤東就要讓人們重新想起這篇文章，要把這篇沉下去的文章重新“頂”起來。毛澤東讓人們重新想起這篇文章的辦法，就是讓其他報刊“轉載”。毛澤東馬上給上海那邊下令，要上海的報紙轉載這篇文章，重新把人們的眼球吸引過來。

　　到11月11日的晚上，毛澤東突然叫來汪東興，說他馬上要離開北京，讓汪東興即刻去通知他的專列。毛澤東的專列是24小時待命的。當毛澤東的大吉斯轎車到達車站的時候，列車人員已經一切準備就緒，毛澤東一上車，列車就開動了。

　　毛澤東立即離開北京，是他意識到彭真既然已經“敢”跟他撕破臉，那麽他繼續住在北京就危險了，因為北京是彭真一手遮天的“獨立王國”。這次毛澤東離開北京時間很長，直到1966年5月彭真被打倒之後，毛澤東才回到北京。

　　（9）

　　1965年11月11日夜，毛澤東的專列悄悄駛離北京。這次毛澤東拋出一顆精心準備了九個月的重磅炸彈《評/海瑞罷官》，居然被一個彭真輕而易舉地捂下去了，沒有炸響，這是毛澤東反擊劉少奇的又一次挫折。當然毛澤東是不會服輸的，要是輸給彭真這麽一個小人物，那可是太沒麵子了。毛澤東在思考扳回敗局的法子。

　　毛澤東知道，他搞的《評/海瑞罷官》被彭真捂下去的這件事傳出去，肯定會影響他“毛澤東股”的行情，毛澤東股又要下跌，而劉少奇股又要上漲，這讓毛澤東心中鬱悶。為了挽回“毛澤東股”的行情，毛澤東采用他的慣用手法，出去外巡，接見地方大員，聽他們的匯報，對他們做指示。毛澤東做這些是要讓人們知道，他毛澤東依舊活躍在政治舞台上，依舊過問國家大事，他要用事實澄清那些傳言。因為有各種各樣的傳言說：毛澤東已經不過問國家大事了，去專心搞哲學研究和詩詞創作了。

　　11月12日，毛澤東的專列到達天津，毛澤東立即派人通知河北省委，讓省委的主要負責幹部過來向他匯報工作。毛澤東明白，越是在股票跌的時候，越要擺出一點威風，一點霸氣，這樣才能讓別人對他的“毛澤東股”有信心。

　　河北省的主要幹部不敢怠慢，馬上趕來，畢恭畢敬地向毛澤東匯報工作。地方大員們都比較頭痛向毛澤東匯報工作，因為毛澤東經常會講一些摸不著邊際、搞不清含義、甚至根本聽不懂的話。這就使這些封疆大吏們很累，不得不使勁猜毛澤東每句話的含義，讓人大傷腦筋。

　　果然，這次毛澤東又用半開玩笑的口吻，開口就說出一句讓大員們搞不清含義的話：“你們最近聽到我有什麽指示嗎？”

　　那時的政治大局對“劉少奇股”的行情看好，大部分人都買劉少奇股，對毛澤東的話隻是應付而已。他們對劉少奇的每一句話都牢牢記住，生怕搞不好會得罪劉少奇，而對毛澤東的話就是應付差事，當成耳邊風。最近這段時候，毛澤東在各種場合也講了不少話，可是大員們都沒有當成一回事，聽完就忘了。這時毛澤東問起來，大家當然想不起來，麵麵相覷，有人總算想起一句毛澤東的指示，說：“備戰，備荒，為人民。”

　　毛澤東聽了哈哈大笑，用不太滿意的語氣說：“我這句‘為人民’，早就在多少年前講了。”

　　眾大員搞不清毛澤東這句話的意思，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怎麽回答才好。其實毛澤東說這句看似開玩笑的話，實際上是在測試自己在地方大員們心中的威信。如果大家能夠牢記毛澤東的話，那就說明他們把自己的話當成一回事；如果大家對毛澤東的講話沒有印象，就說明這些人不把毛澤東當成一回事，毛澤東在他們心中的威信已經是笈笈可危了。

　　（10）

　　毛澤東心中沉重，表麵上還是談笑風生地問“你們看，搞四清好，還是不搞四清好？”

　　這句話又把大員們問得麵麵相覷，“搞四清”是黨中央提出來的，他們要跟黨中央保持一致，即使有人心中認為“不搞四清好”，但也不敢說出口呀。於是大家一致回答說：“顯然搞四清好。”

　　毛澤東這句話，是想測試一下這些人當中，有沒有膽大的，有膽量跟中央對抗的。從他們的回答，毛澤東看出來，這些人都是些膽小鬼，應聲蟲，一切看中央的指示行事，沒有自己的任何主見，簡直就是一台忠實執行政策的機器人。毛澤東知道，在他反擊劉少奇時的鬥爭，不能指望這些膽小鬼。

　　11月12日，隻有張春橋控製的上海《解放日報》，轉載了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上海的其他報紙，都沒有轉載。尊為黨中央主席的毛澤東下令“轉載”，而響應轉載的居然隻有一家報紙，這讓毛澤東自己都感到悲哀，現實比他預計的還要糟糕。毛澤東明白，現在到了決定勝負的關鍵時刻了，不能後退半步，否則就全線崩潰了。此時毛澤東必須“硬著頭皮頂住”。他常說：“人長了個頭，頭上有塊皮，歪風來了，就要硬著頭皮頂住。”

　　毛澤東的專列離開天津後，沿著京滬線徐徐前進。11月13日到濟南，14日到徐州，15日到蚌埠，16日到南京，17日到上海。毛澤東每到一處，都叫當地的黨政軍負責人，專程來向他匯報工作。毛澤東列車每到一處，都有人把當天的報紙和各種內部資料給毛澤東送來。這幾天毛澤東每天翻看報紙，在11月12日《解放日報》轉載了姚文元的文章之後，別的報紙一點兒動靜也看不到，毛澤東的心情也愈發沉重了。

　　11月15日，毛澤東終於看到《光明日報》內部發行的《情況簡編》，提到了《評/海瑞罷官》的情況，這是一則內部消息《吳晗看了姚文元批評(海瑞罷官)一文後的反應》。在該消息中，吳晗很輕鬆地說：“姚文元這樣批評我，我也不怕。不過我覺得這樣牽強附會的批評，亂扣帽子，這種風氣很不好，誰還敢寫東西？誰還敢寫曆史？”吳晗最後說：“我不準備寫答辯的文章，正給市委寫個報告，直接送給彭真同誌。”

　　看了這篇材料後，毛澤東在旁邊批語：“我都已看過，一夜無眠。”

　　為什麽毛澤東會“一夜無眠”，這是因為吳晗說“我不準備寫答辯的文章”。毛澤東本來的戰略部署，是準備讓吳晗出來與姚文元公開論戰的。現在吳晗明確表示“我不準備寫答辯的文章”，那就打亂了毛澤東搞《評/海瑞罷官》的全盤戰略部署，所以讓毛澤東“一夜無眠”了。

　　那麽毛澤東為什麽要大費心思地搞一個《評/海瑞罷官》，他最初的想法是什麽？最初的戰略部署又是什麽呢？我們將在下麵分析。

　　（11）

　　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如果沒有這篇《評/海瑞罷官》，究竟要不要搞全國的‘文化大革命’也不一定。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發表後，《人民日報》又不登，就把毛澤東的火煽起來了。在沒有這件事以前，毛澤東頭腦裏並沒有這些東西。”

　　據說，彭真在生前曾透露說：“毛主席曾經想用整風的辦法，解決黨內在意識形態、思想領域、政治領域中存在的分歧，但是後來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辦法。關於這件事的原因，我不能講。”

　　盡管胡喬木和彭真的說法有差異，但有一點是一致的：毛澤東最初花費九個月時間，九牛二虎的力氣搞出來的《評/海瑞罷官》，與他發動文化大革命並沒有直接關係。而現在卻有一種流行的說法，說毛澤東搞《評/海瑞罷官》的目的，是為發動文化大革命作準備。這種看法顯然是把曆史簡單化和戲劇化了。

　　胡喬木和彭真鑒於他們的身份和利害關係，不便向我們透露更多的細節。但通過曆史事件的推理考證，我們還是能分析出毛澤東搞《評/海瑞罷官》的最初想法和最初的戰略部署。這裏我們先說一下結論，之後再慢慢分析得出這個結論的理由。

　　這個結論是：毛澤東最初打倒劉少奇的想法，是在原計劃於1966年召開的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上，通過黨內鬥爭的形式，撤銷劉少奇以及劉少奇派重要人物的職權，毛澤東重新回到黨中央一線領導崗位。由於彭真和劉少奇的抵製，使毛澤東無法再使用黨內鬥爭的形式。這樣毛澤東就不得不修改原來的計劃，把原計劃的黨內鬥爭，擴大化為一場全民鬥爭，這就是文化大革命。

　　中共在1956年召開“八大”之後，原先預訂在五年後的1961年召開“九大”，但是因為發生了“三年自然災害”，所以“九大”就延遲到十年後的1966年召開。從曆史的過去到現在的今天，中共每次代表大會，都是一次權力的再分配。所以這次本應該在1966年召開“九大”上，中共“三巨頭”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都要麵臨權力的再分配。

　　假如毛澤東沒有發動文革，中共1966年在“穩定團結”的氛圍下召開“九大”，會有什麽權力再分配的結果呢？當時一般的預測都是：最大的輸家肯定是毛澤東，最大的贏家肯定是劉少奇，周恩來大概能保持不贏不輸。毛澤東將不得不讓出“黨主席”的寶座給劉少奇，在“名譽主席”的光榮名譽之下，退出政界，安享天年。

　　從事後諸葛亮的角度，這對於毛澤東來說，也不是一個壞的選擇。列寧之所以比斯大林名聲好，很大程度是得益於列寧去世早。如果列寧再多活二十年，就要多犯二十年的錯誤，到那時列寧的名聲，說不定還不如斯大林呢。

　　（12）

　　如果1966年毛澤東真的退出政界，不再幹事情了，當然也就不再會犯錯誤了，更不用擔心會有人罵他。那樣，毛澤東將成為中國的華盛頓，成為“功成身退”的偉人，成為隻有功績，沒有錯誤的完人，被後人供在廟裏，永世享受人間煙火，名垂青史。

　　但毛澤東就是毛澤東，他既然下定決心要打倒劉少奇，就不可能有什麽力量能夠阻止他。《評/海瑞罷官》的發表，標誌著毛澤東已經出擊了。他向劉少奇發炮的時候，也同時做好了思想準備：要不然打倒劉少奇，要不然被劉少奇打倒，已經沒有退休當名譽主席，“安享天年”的第三個選擇了。

　　前麵說過，毛澤東是一個“虎氣”和“猴氣”兼有的人，他不會魯莽行事，他有一個全方位的計劃和部署。從大的全局戰略來考慮，毛澤東的戰略部署，可以分上、中、下三個方案。

　　上案是用黨內的力量打倒劉少奇，這是最理想的；

　　中案是發動一般群眾，用群眾的力量打倒劉少奇，這個方案要把鬥爭擴大到整個社會，不是很理想；

　　下案是用軍隊的力量打倒劉少奇，就像後來粉碎“四人幫”那樣，毛澤東可以派一支親信部隊去把劉少奇抓起來，關起來，一夜之間武力奪權。但這麽做不但會毀了毛澤東一生的名聲，而且危險也極大，弄不好，稍微走漏點風聲，就會引發一場血流成河的內戰。所以不到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毛澤東是不會使用下案的。

　　事實上，“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澤東“中案”，這是毛澤東使用“上案”不成功的結果。

　　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本來是毛澤東“上案”中的第一步棋。毛澤東本想用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激怒吳晗，挑逗吳晗跳出來與姚文元爭論。一旦兩人論戰起來，就會把群眾的眼球吸引住。因為人們都是喜歡看吵架的，過去如此，今天也是如此。

　　毛澤東本想用姚文元與吳晗的一場論戰，把他與劉少奇的政見分歧，公開到下層黨員，公開到人民群眾。在此之前，下層黨員和人民群眾，完全不知道毛澤東與劉少奇的政見分歧，他們看著毛澤東與劉少奇一起接見外國客人，兩人的照片並列出現在《人民日報》上，還以為毛澤東與劉少奇是毫無矛盾的親兄弟般的同誌呢，完全想象不到他們兩人已經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

　　按照慣例，黨內的矛盾都是要“捂住”的，是不能讓一般群眾知道的，因為擔心一般群眾知道了黨內的矛盾，就會影響他們“對黨的信心”，會影響“黨的威信”。

　　可是這次毛澤東卻“反其道而行之”，不但不“捂住”他與劉少奇的矛盾，反而要把他們兩人的矛盾向一般群眾公開。這是又為什麽呢？

（13）

　　為了理解毛澤東為什麽要大費心思地搞一個《評/海瑞罷官》，我們有必要對中國的國家機構做一點簡單的說明。理解了中國的國家機構，對後來毛澤東所做的一係列事情，就很容易理解了。

　　中國的國家機構，分為三個層次：決策層，執行層，實施層。

　　決策層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一切法令政策都由決策層來策劃和決定。決策層的人數一般不超過十人。在古代中國，決策層的名稱叫“內閣”，對1949年成立的新中國來說，決策層的名稱叫“政治局常委”。

　　執行層是把決策層製定下來的法令政策，變成具體可執行的細致條文，交給下麵的實施層去實施。執行層的人數一般在百人前後，古代中國執行層的名稱叫“朝廷”，新中國執行層的名稱叫“中央”。

　　實施層是政府直接麵對“人民”末端機構，古代中國實施層的名稱叫“衙門”，新中國實施層的名稱叫“基層幹部”。基層幹部的人數眾多，數不勝數。

　　決策層製定的法令政策，具有“自然的正確性”，執行層對上麵下達的法令政策，可以對其“正確性”表示懷疑，但隻能提出自己的意見，卻沒有表決權。基層幹部隻有忠實地實施上麵下達的法令政策，連對其“正確性”質疑的資格也沒有。

　　中國體製的特點是：不到十人組成的“內閣”決定一切；百餘人組成的“朝廷”隻有質疑的權力，沒有參與決策的權力；千萬人組成的“衙門”，連質疑的權力都沒有。如果“衙門”的小人物對“內閣”的決議表示質疑的話，那就等同於“造反”了。

　　1960年毛澤東退居二線之後，他在“決策層”已經成為絕對少數。當時具有表決權的政治局常委有七個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林彪、陳雲。其中朱德、鄧小平和陳雲都支持劉少奇，周恩來中立，毛澤東的支持者隻有林彪一個人。

　　毛澤東在下麵的“執行層”中，有比較多的支持者，但要想過半數也很難。真正支持毛澤東的，是廣大的基層幹部，但這些人連對中央決議表示“質疑”的資格也沒有，想支持毛澤東也沒有資格。

　　因此，中國的體製特點就是：一旦你在決策層成為少數，那一切就完了。盡管有廣大的基層支持，盡管你有廣大的人民基礎，但都是沒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