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十四（崇新嶽 百思峰 ）

評：彭德懷的悲劇

　　（1）

　　彭德懷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他隻是因為給毛澤東提了一些不同意見，就被打成反黨集團，被罷官，文革後又被關進監獄，成為新中國最大的冤案之一。

　　是什麽原因造成了彭德懷的悲劇呢？最典型的看法，是把彭德懷的遭遇，歸咎於毛澤東個人的原因，認為毛澤東沒有接受批評意見的雅量，說的更嚴重一些，是毛澤東“愛整人”，對不聽話的人就要打倒。這樣簡單化的原因分析，反映了中國大有市場的傳統的“英雄曆史觀”:把重大曆史事件歸因於某個英雄人物的人品、作風和智慧。

　　然而真正的曆史並非這麽簡單。外國人研究曆史時，更愛側重於分析曆史事件的社會背景和文化原因。這裏我們試用外國的曆史研究手法，來分析一下造成彭德懷悲劇的三大因素：社會原因、文化原因和個人原因。

　　首先分析造成彭德懷悲劇的社會原因。中國傳統社會，或者說“舊社會”的最大特點是“官本位”。中國傳統社會的統治體係有三個層次：皇帝，官吏、人民。皇帝是統治者，人民是被統治者，但皇帝並不直接統治人民，而是通過“官吏”這個中間階層來間接地統治人民。這樣，介於統治者皇帝和被統治者人民之間的官吏，就有一個雙重的身份：他在皇帝麵前，是被統治者，是皇帝的仆人；而他在人民麵前，又是統治者，是人民的主人。

　　舊社會中國的官，與世界各國有很大的區別，具有特別突出的雙重身份，“既是仆人，又是主人”。在皇帝麵前，官的地位特別低，皇帝不高興時想罵就罵，想打就打，甚至監禁、流放、殺頭可以一句話決定，根本不需要任何法律，皇帝本身就代表法律，所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官對皇帝，隻能小心翼翼的服侍，不能讓皇帝不高興，更不能惹皇帝生氣。惹皇帝生氣本身就是一大罪過，叫做“冒犯罪”，這完全是中國的國粹。在皇帝麵前，官連作人的起碼尊嚴都沒有，是仆人而不如仆人，簡直就是奴隸。

　　相反，在人民麵前，官的地位又特別的高，被稱為“官大人”或“官老爺”。在舊中國的公堂上，官對人民也是想罵就罵，想打就打，盡管沒有隨便殺頭的權力，但是關監獄還是隨便的。人民在官麵前，隻能唯唯諾諾，根本不能爭辯，更不能反駁。“草民”如果敢對“官”提出批評，同樣也是“冒犯罪”，重責不饒。官對人民是“父母官”，是“大老爺”，權力比天大，比主人對仆人的權力還要大。

　　（2）

　　中國官吏生活在“雙重人格”中。在皇帝麵前，官吏是匍伏在地、卑躬屈膝的仆人；到了人民麵前，官吏又馬上變成一個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的主人。外國人看來，這種極端的“雙重人格”之下生活的中國官吏，很容易患上重度的精神分裂症，事實上中國官吏對“雙重人格”的身份都適應得很好。中國文化就是這麽不可思議。

　　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當麵頂撞毛澤東，甚至對毛澤東說出“操娘”的粗話，這在古代就是“冒犯罪”。不管是你的意見是不是正確，隻要冒犯了皇帝，那就是有罪，罵皇帝那更是十惡不赦的大罪。廬山會議上，眾高官批判彭德懷，並不是批判彭德懷所提意見的對否，而是批判彭德懷冒犯毛澤東，批判彭德懷“犯上”的錯誤行為。

　　周恩來說：“彭德懷的骨頭是犯上。”林彪說：“彭德懷不但對他的下級當兒子一樣，隨便罵，就是對上級，也很不尊重，可以說是傲上慢下。”陶鑄說：“我們作為一個黨員，對黨的忠誠等於舊社會的女人嫁人一樣，一定要從一而終，決不可移情別戀。”陶鑄這句話的言外之意，就是：“我們一旦忠於毛主席，要像舊社會女人那樣‘從一而終’，即使毛主席錯了，我們也隻有跟著毛主席錯下去，決不能因為毛主席錯了，就反對毛主席。”

　　中國是一個封建傳統，或者叫“封建流毒”根深蒂固的國家。新中國在形式上雖然稱共和，但“脫胎”並未“換骨”，至少在大家的心目中，依然把國家領導人看成是無冕的皇帝，國家領導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因此，毛澤東被當成無冕的皇帝，毛澤東的尊嚴就被看成是絕不能冒犯的、皇帝式的尊嚴。彭德懷居然敢當麵頂撞毛澤東，無視國家領導人神聖威嚴，這就讓高級幹部們無法容忍了，他們自覺地維護毛澤東的尊嚴，批判彭德懷“反對毛主席”的犯上行為。為什麽“反對毛主席”就是犯罪呢？這就是曆史上“犯上罪”的現代版。

　　因此，造成彭德懷悲劇的第一個原因，是他觸及了中國傳統社會的道德底線：皇帝是不能批判的，至少是不能當麵批判的。大臣若要給皇帝提意見，必須用最卑微的態度、最委婉的言辭、最含蓄的口氣，這是中國人的常識。而彭德懷卻是趾高氣揚地給毛澤東提意見，這不僅讓毛澤東本人接受不了，就是彭德懷的同事，黨內的眾高官們也接受不了。

　　其次再分析一下造成彭德懷悲劇的文化原因。彭德懷行為，因犯上而遭其同僚們的一致批判，但一般的人民大眾，又非常讚賞和敬佩彭德懷敢於直言犯上的行為。這是為什麽呢？

　　（3）

　　前麵說到，中國的官具有“雙重人格”，一方麵要努力當好皇帝的仆人，另一方麵又要盡力承當人民的主人。對於一個具體的官員來說，不得不麵臨兩個選擇：第一選擇是把重心放在“當好皇帝的仆人”上，把服侍好皇帝視為最重要的工作；第二選擇是把重心放在“當好人民的主人”上，把為民請命，保護人民的利益視為最重要的工作。

　　想當好“皇帝的仆人”的官吏，想方設法討好皇帝，奉承諂媚，看皇帝的臉色說話，順著皇帝的意思辦事，被大眾稱為“奸臣”；想當好“人民的主人”的官吏，想方設法保護人民的利益，敢於為民請命，不怕惹皇帝生氣，不怕激怒皇帝，甚至敢批評皇帝，被大眾稱為“忠臣”。把諂媚討好皇帝的人說成壞人，稱“奸臣”，其實有點冤枉了，因為仆人的職責就是不能讓主人生氣，一天到晚惹主人生氣的仆人，絕對是不合格的。從皇帝和官吏的主仆關係來講，“忠臣”是不合格的仆人。

　　但從官吏和人民的關係來講，“奸臣”又是不合格的人民主人。有些官吏隻顧討好皇帝，不顧人民的死活，引發民怨民憤。典型的例子是北宋時代，宋徽宗喜歡奇石，宰相蔡京為了迎合皇帝的喜好，從全國各地搜羅奇石，大搞“花石綱”，引起民怨沸騰，引發梁山農民起義。因此，大眾對於那些隻顧討好皇帝，不顧人民的死活的“奸臣”十分痛恨，對為民請命的“忠臣”則讚盼有加。

　　舊中國的體製下，皇帝通過官吏間接地統治人民，所以老百姓把皇帝看成是與自己無關的人，所謂“山高皇帝遠”。老百姓與皇帝並沒有感情，沒見老百姓自發地為修建廟宇來紀念皇帝，可是老百姓自願為忠臣修建紀念廟宇的例子就有很多。老百姓對直接管理和統治自己的“官”，是很有感情的：對公正廉潔的忠臣清官抱有自發的愛，對貪贓枉法的奸臣貪官則切膚的痛。

　　中國老百姓非常敬仰和崇拜忠臣，不僅為忠臣修建廟宇參拜，更有大量歌頌忠臣的文學作品，甚至在傳統戲劇中，忠臣的角色塗成紅臉，奸臣的角色塗成白臉，讓觀眾一眼就分出忠臣和奸臣。但現實中的人，忠臣和奸臣絕不像“紅臉”和“白臉”那麽好區分，因為極端的忠臣和奸臣都是很少的，大部分人是介於忠臣和奸臣之間的“非忠非奸”之人。

　　毛澤東的屬下，絕大部分人都很難劃分是“忠”還是“奸”，但有兩個極端的例子：一個是敢於當麵給毛澤東提意見的彭德懷，按照中國的傳統標準，應該是“忠臣”；另一個是“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的林彪，按照中國的傳統標準，應該是“奸臣”。彭德懷成為老百姓心目中不畏強權，為民請命的英雄人物，對他有各種讚譽之詞：敢說真話，有正氣，硬骨頭，唯實不唯上，光明磊落，剛正不阿。

　　（4）

　　讚美彭德懷這樣的忠臣，是中國文化獨有的。可是在外國，特別是西方國家，並沒有人欣賞彭德懷這樣為民請命的忠臣。西方曆史上的英雄人物中，絕沒有彭德懷這樣的忠臣。在外國人看來，如果一個社會到了對領導人提一點不同的意見，就要被開除革職，甚至被監禁、殺頭的地步，那麽肯定是這個社會體製本身出問題了。所以西方人認為一個人應該做的事情，不是冒死給皇帝提意見，而是設法改變這種不合理的社會體製。

　　彭德懷給毛澤東提意見，隻是想改變毛澤東個人的想法和做法，並沒有想改變這個體製。這就像忠臣給皇帝進諫，並不是想推翻皇帝的職位，而是維護這種體製的方式表現。忠臣冒死給皇帝進諫，隻是希望皇帝變好一些，對人民寬厚一點，從而使封建帝王的體製更加鞏固。文革中有一種“清官比貪官更壞”的論點，也就是這樣的思想。但這種思想在中國老百姓中卻沒有市場，老百姓還是欣賞“文死諫，武死戰”的愚忠。

　　西方國家的老百姓，不喜歡也不需要“為民作主”的清官，因為他們根本就不希望有人來“為他們作主”，他們崇尚的是“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可是中國的老百姓就完全不同了，他們沒有自己拯救自己的想法，隻是盼著“清官大老爺”來拯救自己，期待“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一個大救星”。有人認為中國老百姓的這種傳統思想，代表了中國文化最深層的“糟粕”，但也有相反的意見，認為這種思想正是中華文明的精華和根基。

　　不論中國老百姓“盼清官”的思想是好是壞，在中國老百姓的期盼下，在中國的官吏中也相應地產生出一種“當官不為民作主，不如回家種紅薯”的責任感，認為一個人一旦當了官，就有“為民作主，為民請願，為民謀幸福”的責任和義務。海瑞這樣的官，就是在這種責任感和義務感的召喚下，奮不顧身地站出來給皇帝提意見，結果落一個罷官的下場。

　　同樣，造成彭德懷悲劇的第二個原因，也在於這種非常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原因。1958年底，身為國防部長的彭德懷去湖南平江考察，看到那裏的老百姓生活還是很艱苦。當時一位負傷致殘的紅軍老戰士，悄悄遞給彭德懷一張紙條。彭德懷打開一看，隻見上麵寫著：“穀撒地，薯葉枯，青壯煉鐵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麽過？請為人民鼓與呼。”彭德懷鄭重地把這張紙條夾在自己的筆記本裏，並寫道：“這是群眾多麽沉痛的呼聲！”這時彭德懷感到自己是當官的，有“為民請願”的責任和義務。這這種責任感的感召下，彭德懷奮不顧身地站出來“我為人民鼓與呼”，造成了他的悲劇。

　　（5）

　　最後分析一下造成彭德懷悲劇的個人原因。毫無疑問，如果毛澤東是唐太宗，有納諫和接受批評意見的雅量，那麽彭德懷提意見也不會出現那樣的悲劇結局。但世界上“人無完人”，中國幾千年來的幾百位帝王當中，有納諫和接受批評雅量的，似乎也隻有唐太宗一位，因此用一個“完人”的標準去要求毛澤東，並不是科學的態度。我們不妨做一個假設，假設彭德懷本人當了皇帝，他會有納諫和接受批評的雅量嗎？答案應該是否定的。

　　彭德懷以作風粗暴霸道而著名，動不動就罵人，聽不得不同意見，絕不是一個講民主的人。1959年彭德懷被打成“反黨集團”，固然是一個冤案，自己是被害者；可是彭德懷本人也製造過冤案，他也曾經是加害者，彭德懷製造的最著名冤案就是“粟裕冤案”。

　　在彭德懷擔任國防部長期間，他的直接下級是總參謀長粟裕大將。彭德懷對粟裕的態度蠻橫霸道，比如粟裕在請示報告上寫“彭副主席並轉呈中央”，彭德懷說：“我不是你的通訊員！”；如果粟裕不寫“彭副主席轉呈”而直接上報中央，彭德懷又說：“怎麽，你想越級告狀？”刁蠻無常！

　　1958年5月至7月，彭德懷主持了長達兩個月的軍委擴大會議，這次會議上給粟裕強加了種種莫須有的罪名，撤銷了粟裕總參謀長的職務。粟裕的第一大罪狀是“野心家，向黨要權”，粟裕為了否認自己是野心家，舉出他過去曾經把官位主動讓給別人的事，彭德懷卻蠻不講理地說：“這正說明你陰險!”。粟裕第二大罪狀是“裏通外國”，隻不過因為粟裕曾率領軍事代表團訪問蘇聯，就被彭德懷扣上“裏通外國”的罪名。可歎的是，就在一年後的1959年，彭德懷本人也被扣上同樣的“裏通外國”罪名，正是應驗了冤冤相報的傳說。

　　1978 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粟裕向黨中央寫了一封申訴信，信中說：“在總參工作期間，彭德懷同誌對我專橫跋扈、訓斥謾罵，使我實在難以忍受；我在工作上同他有一些爭論，他就牽強聯係，混淆是非，給我扣上‘野心家’、‘陰險卑鄙’、‘裏通外國’等莫須有的罪名，企圖把我置於死地。…… 近二十多年來，黨內民主生活很不正常，我一直克製自己，沒有提過申訴。現在，我們黨已經取得了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曆史上許多冤假錯案已經陸續糾正。我迫切懇求中央能將彭德懷同誌對我製造的冤案予以甄別，撤銷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對我的錯誤批判，請求中央受理我的申訴。”

　　（6）

　　但粟裕1984年離開人世時，他的冤案還沒有平反，直到1994年，才在報紙上間接地承認粟裕1958年受到了錯誤的批判。文革結束後，曆史上的很多冤案都平反了，為什麽粟裕大將的冤案得不到平反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如果粟裕平反了，那就是承認彭德懷本人也製造過冤案，有損於彭德懷的高大形象。因為那時各種媒體已經把彭德懷塑造成一個“為民請願”的“高大全”的清官形象，為了維護彭德懷的形象，隻好犧牲粟裕了。在並列的兩個冤案中，毛澤東製造了彭德懷冤案，用實事求是平反了，毛澤東被貶；彭德懷製造了粟裕冤案，實事求是不靈了，保全了彭德懷。難免讓我們讀者疑惑：一個九千萬黨員的執政黨，究竟是提倡實事求是，還是堅持以人劃線？

　　彭德懷的性格其實跟毛澤東很相像，兩人的作風一樣霸道，如果彭德懷當了主席，他也不會有納諫的雅量。有人說：那時如果是溫文爾雅的周恩來當主席，彭德懷提意見就不會有悲劇結局了。問題是，彭德懷偏偏不喜歡周恩來這樣溫文爾雅的人，甚至看不起周恩來。彭德懷曾對周恩來說：“你們這些人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又說周恩來對毛澤東畢恭畢敬的態度是“馴服、沒骨頭”。周恩來在批彭德懷的時候反駁說：“馴服就是沒有骨頭？所有領導同誌都要馴服，否則如何勝利？”

　　看來彭德懷這樣的剛硬之人，非要毛澤東那樣比他更剛硬的人，才能管得住，周恩來這樣溫文爾雅的人，大概是管不住彭德懷的。所以葉劍英元帥在批彭德懷的時候說：“主席還健在你就這樣，將來黨內誰能管得了你？”毛澤東本人也對彭德懷說：“我六十六歲，你六十一歲，我快死了，許多同誌有恐慌感，難對付你。”

 

桀驁不馴的彭德懷

 

　　從上麵一些事情來看，似乎彭德懷是一個蠻橫霸道的人，但實際上彭德懷又有另外一麵。盡管彭德懷對下級幹部很少有笑臉，麵孔常常是緊繃著，看見不順眼的地方就要罵。但彭德懷對底層的士兵和百姓，卻是親切和藹，有說有笑，從不罵他們，是一個“傲上憐下”的人。彭德懷在外地視察，遇到生活比較困難的群眾，他常常會從口袋裏掏出一些錢，塞到對方手裏。1958年彭德懷在湖南視察時，看到一個生產大隊的敬老院連褥單都沒有，被子也破爛不堪，忍不住罵道：“這叫什麽敬老院、幸福院！”彭德懷馬上捐200元，給敬老院添置被褥。

　　由此可見，一個人的性格是非常複雜的，因此不能把彭德懷的悲劇，簡單地歸咎於個人的原因，而是有更深刻的社會原因和文化傳統。如果不對中國傳統的社會和文化進行改造，很難保證今後不再出現彭德懷式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