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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橫征暴斂
“民以食為天”，在經濟落後的舊中國就更是真理。
當時最為敏感的是糧食問題，而參戰部隊本身也消耗了大批的糧食。
民國時期，中國還沒有能力構築機動化的軍事後勤體係。當時的軍隊仍舊沿用幾千年來古老的“就地取材”方式保障後勤，包括軍糧、馬草甚至兵員補充都有駐紮省份解決，以節約運輸成本和時間。
抗戰時期的河南境內，常年有數十萬國軍駐防，這無疑又是河南人民身上的沉重負擔。
從公元1937年的抗戰爆發到1942年的遭災共5年時間內，河南出兵糧的數量都位列全國第一，這就告訴我們，即使風調雨順，繳糧納稅之後的當地農民，也隻能靠野菜雜糧勉強度日。
軍隊向民間的過度索取，使當地的抗災能力已瀕於臨界，許多百姓以陷入破產的邊緣，一旦天災降臨，饑荒的爆發就在所難免了。
其實早在公元1942年底，國民政府已經同意撥給河南2億元賑災（一億為賑款，一億為貸款），但又同時強調軍糧征收不能減免。這顯然是一項社會管理與軍事訴求相衝突的矛盾政策。
中國從古代起，一直沿用先免後賑的救災順序，蠲（juān 去掉）免稅賦應該是政府的首要反應措施，賑濟的同時又不免賦稅無異於折騰百姓。
實際上，聽起來很大的兩億元款項在糧價飛漲的當時隻能購到兩千萬斤糧食，300萬之眾的災民每人也就均分6斤多點，用來打牙祭差不多，救人一命就顯得無能為力。
這時候，國民政府的銀行係統又爆出數起發國難財的特大貪汙案，各級貪官汙吏還要從兩億災款中再刮走一層。
2億元要想變成糧食，還要經過運輸、配送等一段時間才能到達災民手中。對於在死亡線上掙紮的災民來說，人命決定於時間。
為了保證軍人的口糧，蔣介石采取“棄民保軍”的殘酷政策，國民政府對河南剛性征糧，好不手軟。
時任河南省府主席的李培基因此向戰區司令蔣鼎文懇請免除軍糧，蔣鼎文一句話給噎了回來：“餓死了災民，地方還是中國的；如果餓死了當兵的，我們就會亡國。”
正是這種政策的主導，到公元1943年元月底，國民政府從河南共征收3.4億斤糧食，300萬災民人均被搶走110多斤。
為了征糧，國民河南政府分派大員到各縣甚至各鄉，名為視察災情，實為親臨督促。農民交不出時，地方保丁便深入到家中“坐催”，吃人家的，住人家的，逼著農民把所有值錢的東西賣掉納糧，甚至出現過百姓把僅有的一點麥子交軍糧後全家服毒自盡的慘劇。
國民政府官辦通訊社中央社還曾因此發消息說：“河南人民深明大義，罄（qìng 用盡）其所有，貢獻國家。”
應該提及的是，對於大災，蔣介石政府奉行：棄民保軍，假救災真奪糧；而中國共產黨的陝甘寧根據地則因此接收了很多災民，贏取了大量的政治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