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海拾貝（21） 命運垂青鑄靈魂

 

21. 命運垂青鑄靈魂

 

    1968年的中秋節，一個偶然的機遇，我有幸擠盡了被譽為太陽下最神聖的職業——人民教師的行列，並且在三尺講壇上默默耕耘了25個春秋。不敢誇口自己在富國興邦的教育領域裏桃李滿園，但用生命的三分之一培養下一代我始終不悔。

 

    那時的教育實行雙軌製管理，其主導由公立、民辦兩類教師組成。公立教師一般由師範學校畢業分配，按月領取國家的工資，旱澇保收，是鐵飯碗。民辦教師從農民中選拔，由生產隊記工分，進入70年代後開始每月發6元錢的補助，是個名副其實的泥飯碗。由於國家對教育投入嚴重不足，養活的鐵飯碗十分有限，故泥飯碗的比例一般大於對方。在那一個勞動日值（即掙10個工分折合的人民幣）隻有幾角錢甚至幾分錢的特殊年代，盡管泥飯碗朝不保夕，但風不刮雨不淋的先生職業體麵，很多人對民辦教師的職位覬覦有加。

 

    說句心裏話，我自小從沒有產生過上3尺講壇指點迷津的憧憬，更不具備為莘莘學子授業解惑的過硬素質，能在決定民族素質和國家未來的神聖領域裏占領一席之地純屬偶然，應該說是命運對我的格外垂青。

 

    故鄉處於嵩山北麓的石盡土接之處，雖然黃土嶺與青石山各領風騷，卻是個山窮水盡的地方。窮鄉僻壤育人才難，養人才更難，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前，幾千口人的生產大隊中連一個國家正規學校培養出來的高中生也沒留住。山中無老虎，猴子成大王，所以，我這樣的初中生（實際文化程度隻有初中肄業2年）就成了村中的“寶貝”。這是我有可能成為教師的曆史原因。

 

    “文革”初期，我國的農村教育迅猛發展，以“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為核心的毛澤東教育思想迅速落實。一時，小學下放到生產大隊辦，小學戴上初中帽（即當時的戴帽初中），山頭高中（即把高中辦到山頭上）等等一係列新生事物如雨後春筍，使得本來就緊張的師資力量更加捉襟見肘。這是我有可能成為教師的社會原因。

 

   當時有一種時髦語言，稱知識分子參加勞動為“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年輕人跳出“農門”（盡管我當時還遠未能脫離農民隊伍)叫“貧下中農推薦”。因為“文革”，我結束了12年的求學生涯，走入了“接受再教育”的行列，所以，“推薦”就和我發生了聯係：

 

    下午，一塊剛收過秋莊稼的梯田中，我們隊的青、壯年勞力都集中散糞。一個夥伴趁休息摘回一捧毛茸茸的鮮桃子，大夥歡呼雀躍，爭相搶奪。我第一次抓到的是一顆長滿白毛的青桃子，既不中看又不中吃，我便第二次擠進了人群。

 

    “理想！理想！”我對著又搶到的紅嘴兒、無毛、比青桃略大一點的“戰利品”忘情地大叫起來。十足的書生氣暴露無遺。

 

    “你還知道啥叫理想？”坐在一邊休息的大隊黨支部書記對我的忘乎所以明顯引起了注意（當時的大隊支書雖然已是“土皇帝”，但還能夠不脫產）。對這種盛氣淩人的問話，我不能直言抗爭，隻能用沉默相對。

 

    “說一說，啥是你的理想？”

    “共產主義就是我的理想！”多年學校教育形成的口語張嘴就來，得體、響亮的回答維護了一個接受再教育者的尊嚴。沒過幾天，支書親自通知我到學校報到，一個書生氣濃重的詞語成就了我走上講台。過程就這麽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