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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跑灶”“搭夥”上初中
公元1964年，我稀裏糊塗地告別了“低標準瓜菜代”時期，幸運地擠進了每期12圓人民幣的初中生行列。學校遠在十幾華裏的地方，每天需要早起晚歸，當時稱這種求學方式叫“跑灶”。農民沒有鍾表，把握不住時間，隻好把早晨出發的號令全權交給雄雞。隻要大公雞扯起喉嚨“喔喔”一叫，我就得趕緊爬出被窩，披星戴月，踽踽前行。盡管紅公雞恪盡職守，但我仍沒少起“瞎五更”。有時到了學校，仍舊繁星滿天，就隻有蜷縮在大門外企盼黎明。
農民的子弟尤其知道進中學不容易，格外珍惜來之不易的求學機會，對起五更搭黃昏從無怨言。
有一個漆黑的夜晚，暴雨將至，狂風大作，下學歸來的我一個人匆匆忙忙往家趕。越走夜越黑，黑的任人怎樣努力就是找不到路，我隻好摸著牆憑感覺前進。在村口不遠的地方，隨風傳來了父母的呼喚聲，被黑暗和孤獨包圍的我心頭一熱，疏忽了路的寬度，一腳踩空，跌落到10數米深的路沿下。幸好下麵的土地剛犁過，軟綿綿的耕地像減震一樣緩衝了我瘦小的身軀，隻在地上砸個大坑而身體上沒留什麽終身“紀念”。記得當時我還背一個籮筐（家鄉叫籮頭），是剛參加完勤工儉學勞動往家趕。腳下一空，心髒驟然緊縮，在自由落體運動中籮筐也不知到哪兒去了。待靈魂歸殼，意識恢複到能辨認生命存在時，爬起來就跑，籮筐是次日父母撿回的。
我從小身體弱，膽子小，中學前從沒有一人走過夜路，經過中學階段的強化性夜練後，至今走夜路不怯一分。
“紅薯湯，紅薯饃，離了紅薯不能活。”這句順口溜真實地反映了當時農民的生活水平。吃一碗煮熟的紅薯塊，喝半碗和紅薯煮在一起的蜀黍麵稀湯，是我久吃不厭的早餐。上學時捎一瓜幹麵掉批的蒸紅薯，午飯就有了保證。個別的也有超越這個生活標準的現象。當時的同學中，就有那麽兩三個，因為他們的父母是工薪階層，中午往往能拿出兩三分錢到合作社（商店）買一點鹹菜絲或醬（豆醬或辣子醬），配著饃吃，從而引起多數學生的種種議論。
隨著國家經濟形勢的好轉，我們離校較遠的學生開始了食宿在校的“搭夥”生活。“搭夥生”根據自己家庭的經濟承受能力，繳上塊兒八角錢就可以免除一個月的“跑灶”之苦。關於床和席，學校既無能力提供，學生又不敢有此奢望。我們平常都席地而臥，最多鋪一些破報紙之類的物品。夏季無雨的夜晚，盡可以到室外搶占水泥乒乓球台舒展身子，與清風細語，和嫦娥玉兔相思而眠。到了天寒地凍的季節，“偷”一些當地農民的麥秸，鋪在藍磚圍成的長方形池內，就有了與漫漫寒夜抗衡的“根據地”。當時，家庭困難缺鋪少蓋的同學大有人在，我們就發揚風格，你背被子，我拿褥子，夜裏兩人搭“通筒兒”，既親熱，又溫暖，別有一番情趣。農民的子弟沒有離開父母生活的經驗，到了季節不知及時撤換被身體滾成末兒狀的麥秸，所以，當時，被窩裏有跳蚤，身上生虱子的屢見不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