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海拾貝（2） “大躍進”中小學生

 

2.“大躍進”中小學生

 

      在20世紀50年代的農村，上小學都在七歲之後，甚至10歲入校都不算晚，而我6歲就跨進了校門的原因，卻源於一次偶然。

 

     孩童時，我就對自然知識很感興趣。比如見熱能發光，我就認為光與熱一定如影相隨。那時，農村小孩每逢大熱天都光屁股一絲不掛，而在黃昏涼意襲來時為留戀大人們海闊天空的交流，我常常蜷縮在做飯窯門口，在豆粒大的煤油燈光線中湊熱鬧，總認為四周無盡的黑暗才是寒冷的源泉，隻要擠身撕開夜幕的光明中，就一定能獲得溫暖堅持下去。要說我最上心最感興趣的，要屬對自然數的青睞，經常自覺不自覺地思考規律念念有詞。在我的記憶中，受生活重壓的父母親沒有刻意開發過我的智力，倒是大我8～10歲的兩個哥哥有意無意地幫我糾正過幾次進位時的錯誤。

 

     一個金秋十月天，火紅的柿子像小燈籠般高懸枝頭，搖搖欲墜地炫耀著成熟的喜悅。父親、舅爺（父親的舅舅）帶我來到自家的梨樹地，要卸灣兒中地根兒的一棵火柿子。大人們攀上樹去，對主幹附近伸胳膊可得的柿子用手摘來，放入籃子中用長繩吊下地麵；對側枝兩端探身子夠不到的用長杆子的鉤子扭，讓一疙瘩一串連枝帶葉的柿子墜入事先拉起的懸空床單上；對頂端樹梢那些愛出風頭的，幹脆站在樹枝上猛力搖晃，讓它們流星雨般拋物空中，自由落體。望著他們雖然辛苦但充滿詩情畫意的勞動，我沉醉於甜蜜之中，把累累碩果拾入籮筐的同時，忘情地數了起來。樹上的舅爺見我思路清晰，就建議讓我提前入學，不要局限於年齡。由於父親明智，我得以笨鳥先飛，受益終生。

 

     當時的學校設在現在的鐵路洞口外耐火材料老廠南端，據說是由老寺廟改造而成。臨河一道高高的院牆，中部靠北是厚厚的大門朝東開，南端是一間小屋，原設一個門朝外的國營小商店，不知是因為市場太小還是校舍緊張的原因，後改成了學校的一間教室。大門內北邊緊靠院牆是一棵高挑的國槐，俯視大門樓的樹枝上懸掛一圓形鑄鐵鍾磬，拉動中部鐵棒形鍾錘末端下垂的繩子，洪亮的鍾聲悠揚悅耳，聲震四野，指揮著全校百十名學生統一行動。進大門正對麵是一座兩層教學樓，樓前是兩棵傲視樓頂亭亭玉立的兄弟柏，樓上有兩個稍大一點的教室供高年級用，木樓板下麵被隔成了3間，是小學生的學習場所。上麵的高年級值日時想偷懶，就把掃出的垃圾隔著木板間的縫隙往下塞，讓下麵的小學生敢怒而不敢言。更讓人忘不了的是，樓上的大學生上課時若屁股一動，板凳壓迫樓板的聲音“咯吱吱”亂響，讓下麵的小學生格外厭煩。若上麵的哪一位不小心弄倒了凳子，撞擊樓板的聲音突如其來，如雷貫耳，令沉浸在知識殿堂的小學生大吃一驚，讓指點迷津的低年級教師不寒而栗。靠校園南牆正中的土壇上，一棵胳膊粗細的葡萄藤像蟒蛇一樣打著扭兒爬上木架，懸起一疙瘩一嘟嚕的果實。微風吹過，晶瑩剔透的葡萄串兒彌漫出陣陣清香，讓目及的莘莘學子們想入非非。葡萄架裏邊是老師辦公的靠山窯洞，隨著教師的增員，窯洞也從一孔增加到三孔，也因此讓土壇和葡萄架早早退出了曆史舞台。辦公窯洞的對麵就是商店改成的教室，小學6年我至少有3年是在這裏麵度過的。同學們經常趁老師不在，爬上桌子，推開木質棚板上圓形的蓋子，雙腳朝天，用抓緊圓周的雙手引體向上，像玩單杠一樣鑽入木棚，滿身土滿臉灰的玩個痛快。

 

     我6歲跨進小學校門的時候，就一頭撲進了1958年的大躍進時代。

 

     大躍進，人民公社，總路線，是特定時期我黨的三麵紅旗。黨把大躍進樹立為一麵旗幟，其目的是想通過主觀努力，依靠群眾運動，用超常規大跨度的方式，讓原本落後的我國經濟、文化有一個跳躍式的前進，在短時間內趕上或超過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因為此舉客觀上符合中華民族迫切希望迅速改變落後麵貌的夙願，所以就極大地調動了各行各業的建設熱情。

 

     當時，為能盡快和發達國家文字接軌，我國頒布了新的漢語拚音方案。這一將26個英文字母改造而成的漢語拚音，實為洋為中用的楷模，易學易記。我們第一批學習它的小學生春季入學，隻用了半年時間就全部掌握，至今不忘，受益終身。

 

     記得當時有一位鄉村醫生，聽說我學了亙古未有的新文字，出於好奇，更是為了考驗我，讓我當著父親的麵將他的名字用漢語拚音寫出來。成竹在胸的我豈能被難倒？撿起塊石子，就著地麵，三下五去二就將其姓名用英文字母手寫體塗在黃土地上。望著除我之外誰也不知對否的新文字，上輩們簡直佩服地五體投地，麵對父親的微笑，我真有點飄飄然了。

 

     畢竟是大躍進年代，家鄉處處都在轟轟烈烈地大辦鋼鐵。煉鋼鐵需要焦炭，農民就伐樹木燒焦炭，結果讓村裏莊外的大樹古木無一幸免。為了提高煉鋼效率，就砸鐵鍋收鐵器回爐煉鐵，結果將千百年來以家庭為生活單位的農民趕進了大食堂。煉鋼鐵需要煤和礦石，我們小學一年級學生也要參與運輸。雖然我們當時的素質不能與今日的學齡童相提並論，筆下的阿拉伯數字3和8趴在地上好長時間挺不直腰杆，但同學們曾一起肩扛十數斤重的荊條大筐到大峪溝煤礦抬煤的經曆足以讓今天的同齡者不敢想象。那時沒有大路，更沒有公路，怎麽近就怎麽走。荒山野嶺，坡陡路滑，6歲的小孩，空走尚且不穩，抬上重物就更是步履艱難。記不清抬回了多少，隻記得因勞累而睡倒在荒郊野外，給老師和家長空添了許多麻煩。

 

     我們一年級還沒上完，我班就有兩位女才子“跳級”擠進了二年級，坐進了大哥哥大姐姐的教室裏，成了家鄉當時的一大新聞。今天看來，學校用多、快、好、省的“大躍進”模式培養人才難能可貴，但要讓兩個7～8歲的小女孩無師自通還真有點勉為其難。事實上，當時的農民能把適齡兒童送進校門就算開明，誰還有精力去問及孩子學習中的困難？所以，在學校沒有任何措施配套“跳級”的情況下，這兩位在我們班出類拔萃的學習尖子，時間不長就步了王安石筆下仲永的後塵，沉淪為莘莘學子中的普通一兵。值得慶幸的是，老師後來透露，當時若不是我年紀小，“跳級”時就一塊兒“捎帶”了，也有可能被“大躍進”狂風葬送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