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彼岸洋插隊
一介教書匠，酷愛自家鄉；寓居多倫多，桑梓永難忘。
急令南遷垂兵史 征程艱難遍地花
當時，與敵占區隻隔一條黃河的鞏縣兵工廠，在華北門戶洞開的嚴峻態勢下，已經成了侵略者的唇邊肥肉。麵對侵略者的飛機、大炮的狂轟濫炸，兵工廠不但再也不能正常生產，而且隨時都有淪陷的可能。
軍政部兵工署審時度勢，於1937年11月15日早晨，對兵工廠突發命令：“將未安裝的機器運往武漢。”下午又改令：“將全部機器拆卸運往漢口。”次日再發急令：“將工廠遷往株洲，限時一周內拆卸運出。”緊接著在當天深夜電令鞏縣兵工分廠：“急如星火地星夜拆裝全部機件經漢口運四川”。可以看出國民黨當局的倉促被動窘態：兵工廠究竟遷往哪裏？根本沒有通盤的計劃和安排！
建廠十數年，產品日盛的兩個龐大兵工企業，一周內整體搬遷，談何容易？那幾天，秩序井然的兵工廠像翻了天，隆隆的機器聲頃刻變成了拆卸機器的忙碌身影，進進出出的人流和頻繁活動的車輛交織……全廠上下滿懷民族仇恨，戰風雪，鬥嚴寒，工作通宵達旦；全體員工一腔愛國熱情，動腦筋，想辦法，把成千上萬件機器設備，謹慎拆卸，精心包裝，源源不斷地裝上火車，每天一列向南進發……有媒體後來稱，“東方敦克爾克大撤退”在這裏預演。
在鞏縣兵工分廠珍存的廠史中，有這樣的文獻記載：本廠全部機件、材料、儀器及案卷簿籍等，總重逾8000噸，且化學機件一部分異常精密，拆運需十分謹慎，一部分體積龐大，笨重不能分割，車船裝卸需高超的技術。本廠員工運用其智慧，日夜苦幹，全部機料竟毫無損失，陸續於1938年2月份全部到達廠址，全廠員工之奮勇努力，實堪稱道。
“新廠”的拆遷任務完成之後，當局隻允許技術達到一定水平的工人隨廠轉移。因此大部分落選的鞏縣籍工人，隻好含淚告別，失業回家。僅有的少數工人雖然幸運，但此去拋家舍口，故土難離，也免不了黯然神傷。
1937年12月，鞏縣兵工分廠於四川瀘縣羅漢場附近的高壩確定新址。迫於抗戰急需防毒麵具和煙霧罐，原廠設備在1938年2月全部到達時，即刻成立新址工程處,馬上征地1682畝（約合一百一十二萬一千九百平方米），新廠建設全麵鋪開。
緊接著，各項後續工作緊鑼密鼓：
1938年3月，征用瀘縣小市體仁堂的房屋，改建成防毒麵具生產車間；
是月，征用動窩地畝，建設三至第七工場；
1938年4月16日，鑒於鞏縣兵工分廠異地再建，軍政部兵工署簽署命令：停止使用“鞏縣兵工分廠”其名稱，改為“軍政部兵工署第二十三兵工廠”，廠長吳欽烈繼任不變。至此，開我國毒化戰劑先河的鞏縣兵工分廠像劃過天際的一抹星雲，完成了短暫而輝煌的曆史，走進了塵封的記憶。
令人欣慰的是，軍政部兵工署第二十三兵工廠在當年年底就恢複了生產。
1939年11月，軍政部兵工署第二十三兵工廠啟用“洽廬東齋”代號。“廬”、“齋” 等詞，文深意厚，古色古香，一改軍工企業的鐵血味道，其“保密”的目的顯而易見。
1949年的11月下旬，“解放”的春雷蕩滌著神州大地的汙泥濁水，二十三兵工廠也即將迎來新生。這時，駐廠稽查與警備隊互相勾結，欲徹底炸毀兵工廠，宣泄對人民政權的極端仇視。賴工廠以生存的多數員工自動組成護廠隊，與這夥歹徒既針鋒相對又巧妙周旋，終於挫敗了他們的罪惡陰謀。盡管這些人賊心不死，又要挾工廠主管，索取3000銀元及一批醫藥設備後倉惶逃竄，但最終擋不住第二十三兵工廠的解放步伐，12月3日，鮮豔的五星紅旗終於在廠區上空高高飄揚。
“新廠”自1937年11月16日開始一次性整體搬遷到四川省瀘縣高壩後，雖然名稱多有變化，但生產規模一直不減。特別是成為今天的“北方化學工業有限公司”以後，生產品種及規模又有了長足進步，成了國家的化工龍頭基地。以至於公司高層至今談及廠史時還不無感慨地表示：之所以有今天的輝煌，完全是誕生之地孕育的結果，故地處大西南的我們，仍用“北方”冠以名稱。
“老廠”搬上火車之時，更因當局命令的“先天不足”而顛沛流浪。
由於抗日形勢越來越嚴峻，兵工專列在漢口短暫停留後，轉運到湖南株洲郊外的原準備建設研究機構的一塊空地上。不料全部機料集中後，才發現地方太小，機器設備根本鋪展不開。
國難當頭，軍情緊急，前方急需大量武器彈藥，而生產彈藥的兵工廠不但困於湘地一隅，連上千號人馬的吃喝拉撒都是問題，這對於廠長李待琛無疑是嚴峻的考驗。
心急如焚的李待琛帶領技術人員馬上到湘西的安化、辰溪一帶考察，見安化縣的煙溪鎮四山環抱、易守難攻，資江、沅江流經此地，交通方便，最為理想的是周圍的大山中多天然溶洞，頗利防空，於是就覺定將工廠設置在這裏。
公元1938年4月，李待琛將工廠分為兩部分，一路進湘西煙溪建廠，陸續將槍廠、機器廠、動力廠、炮彈廠的設備經水路運抵；另一路北返至長沙，在長沙朱家花園至天心閣一帶臨時設廠，用原來的半成品生產中正式步槍、山炮、野炮和手榴彈、炮彈，緊急運往前線。廠部暫留長沙，利於兩地協調指揮和與上級溝通聯係。
公元1938年11月，煙溪廠房竣工，共建房屋423幢，洞庫162個。動力廠、槍廠、炮彈廠、機器廠相繼安裝完畢，很快投入生產。12月初，長沙的人員和機料也全部運抵煙溪，軍政部兵工署鞏縣兵工廠在湘之腹地恢複正常生產，大批武器彈藥從湘西這條大山溝裏源源不斷地供給各條抗日前線。
沒想到兵工廠完全撤離長沙十日有餘，這個湘地名城便由於“焦土抗戰”而身陷火海，記下了侵略者又一條罄竹難書的罪惡。
出於和鞏縣兵工分廠同樣的原因，1938年，“軍政部兵工署鞏縣兵工廠”改頭換麵為“軍政部兵工署第十一兵工廠”。同樣，在中原腹地輝煌26年而命運多舛的鞏縣兵工廠因此畫上了句號。
1939年，軍政部兵工署第十一兵工廠也曾經啟用過“鞏固商行”的代號用來保密。這大概與發祥地鞏縣的地勢“鞏固不拔”有關，雖沒有“洽廬東齋”那樣古樸的文化底蘊，但其商貿的韻味倒是更讓人懷念。
迫於抗戰形勢，1940年春，不得安生的“十一兵工廠”和同在一座大山中的第一兵工廠（處30千米之外的湖南辰溪縣孝坪，前身為1937年內遷的漢陽兵工廠），又奉命向大後方四川搬遷。剛搬過去一部分時，宜昌不幸被日寇占領，入川的水路被截斷，故完整的兵工廠被迫一分為二：
進川部分先在巴縣銅罐驛設廠，後除電機廠移交二十一兵工廠外，其餘的製槍廠、樣板廠、炮彈廠和有桂林遷川的火工廠設備一並移交鵝公岩的第一兵工廠，繼續沿用第一兵工廠番號。至此，進川的第十一兵工廠首先消失。
滯留湖南煙溪的另一部分先在辰溪孝坪購地建廠，與原第一兵工廠滯留的電機廠、機器廠、槍彈廠、槍廠及木工所、火工所合並，仍沿用第十一兵工廠的番號。
公元1940年，第十一兵工廠調整了組織結構，留在煙溪的廠部全部遷往孝坪，還將原工務處下屬的各製造廠改名為製造所，它們分別是：第一所，機器；第二所，捷克式機槍；第三所，重機槍；第四所，槍彈；第五所，炮彈；第六所，引信；第七所，手榴彈；第八所，熔軋銅；第九所，木工；第十所，印刷。
第十一兵工廠在湖南的煙溪和孝坪一直堅持到抗戰結束，到公元1946年4月，在湘西的大山溝裏共8年之久，為抗日前線提供的武器彈藥一直位於各大兵工廠前列。鑒於對抗戰的突出貢獻，廠長李待琛多次受到國民黨當局的嘉獎。公元1943年秋，軍政部以“公正不苟，產品成績特著”為其記大功一次。公元1946年9月，李待琛擢升為兵工署副署長。公元1947年，李待琛又升任中國駐日本代表團副團長，負責處理日本對華賠償物資事宜。
抗戰勝利後，又因國共兩黨同室操戈，當時的第十一兵工廠再次遭遇“骨肉分離”：公元1946年4月，軍政部命令第十一兵工廠除第四所（槍彈）留原地外，其餘9所遷往武漢，在原漢陽兵工廠和湖北造幣廠的舊址上重新建廠。
留在辰溪、孝坪一帶的槍彈所部分於1948年在湖南株洲董家塅籌建新廠之後，為避免兵工廠落入共產黨之手，又於1949年5月19日，奉聯合勤務總司令部命令，分出部分設備及2000餘名員工遷往海南島榆林（今海南省三亞市）。榆林廠又於1950年3月遷往台灣高雄，並入第六十兵工廠。
至此，鞏縣兵工廠經“陸軍部鞏縣兵工廠”、”軍政部兵工署鞏縣兵工廠“、“軍政部兵工署第十一兵工廠”等一係列名稱的演變，見證了“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政權更迭之後，終於壽終正寢，進入曆史博物館塵封。
辰溪的幸存部分一直堅持到解放後，又繁衍發展成為數千人的大型企業，至今仍為新中國建設默默奉獻。
由此看來，鞏縣兵工廠雖然沒有像鞏縣兵工分廠那樣順順利利地搬遷，完完整整地保存下來，但也算一路撒種，遍地開花，在我國的現代兵工史上留下了不朽篇章。
在鞏縣兵工廠的搬遷過程中，曾發生過三件“驚天動地”的大事，讓過來人心驚肉跳。
有兩位親曆者這樣敘述：“老廠”搬遷到湖南長沙朱家花園時，臨時開工的炮彈廠出現了事故。
那是農曆五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或者是農曆八月十三上午八點多），我正在高工學校的屋裏造餉冊，一聲轟隆隆的巨響，嚇了我一大跳，趕緊跑到院裏一看，好家夥，一根粗大的黑色煙柱子，在西北方向的朱家花園上空直插雲天。當時我就想到，這是火工廠（炮彈廠的一個車間）爆炸了！來到大門外，見湘雅醫院的救護車和廠裏的汽車，都匆忙馳往現場。約過了十幾分鍾，咕咕咚咚的爆炸聲連續傳來，先聽到的是手榴彈的聲音。因為手榴彈一炸，到處亂蹦，引燃了其他的武器，所以到了下午，就轉為炮彈和地雷的響聲了。就這樣斷斷續續，一直響了三天三夜，沒人敢進火工廠。
到了第五天的下午，爆炸已徹底停了，我跑去看了看，臨時車間和原來儲存成品的低房子，全都炸塌了，連樹梢上都掛著血肉模糊的半條人腿，慘不忍睹。這些身處後方的普通軍工，也壯烈地為國捐軀了。
這次事故的損失說不準確，有說炸死一百多人，炸傷四、五十個的，也有說共死傷400多人的。但我知道我們白沙村這次喪命的就有：王石頭、崔印、崔海亮、閆治尊等。劉柱被炸掉了一隻胳膊，雖保住了命，但也夠慘的。其他村的還有，隻是我說不上姓名。因為我們火工廠的主要設備都被炸壞了，隻好委托當地的鑫泰機器店重新修理，以後才又陸續開工。
至於這次事故的原因，有人說是日本人搞破壞，也有人說是工廠為了趕產量，違規操作而造成的。
當時，全國抗戰，時局吃緊，據說前線最缺的就是手榴彈。工人為了多產手榴彈，就嫌原來安木柄時用兩顆木螺釘固定速度太慢，改用砸鐵釘代替，這樣三榔頭兩錘子就解決了，比上螺絲快得多。知道手榴彈結構的人都清楚，它的木柄是空的，那砸釘子的地方，正是雷管，雷管裏是白炸藥。這種烈性的白炸藥，不要說釘子紮住會爆炸，即使受到劇烈震動，也一樣會“暴跳如雷”。可能是長釘子紮響了雷管，引爆了手榴彈，炸著了旁邊的梯恩梯藥箱。一箱藥爆炸，就把整個車間的房頂炸個大窟窿，冒出了衝天煙塵。停了十來分鍾，才引著了旁邊的未裝箱的手榴彈。就是這十幾分鍾，跑出來了不少人，也救出來許多傷員。
蔣委員長聽到事故，很是生氣，李待琛廠長和王越主任，都受了嚴重處分。
常言說禍不單行。不到兩個月，長沙北站運來一節鐵皮悶子車，被工廠安排在車站的盡頭線上暫停，裝的全是世界各國的炮彈樣品，是專供我們兵工廠拆卸研究的。
一天午後，天熱的人都喘不過氣，我正在睡午覺，轟隆一聲巨響，震耳欲聾。我爬起來搬起公文箱從窗戶一躍而出，隻見一塊四、五米見方的鐵皮，飛上了半空。其它的無辜炮彈，被炸得到處蹦著亂響，整個車站當時就癱瘓了。
因天氣炎熱和疏於管理而引起的這次爆炸雖然沒傷人，可當時日寇正進攻廣州，粵漢線正忙著轉運軍隊，車站一炸，耽誤了軍隊四個小時無法調動。蔣委員長因此大發雷霆，記李待琛廠長大過一次，火工廠主任王越被整整關了三個月的禁閉。
過後有人說，這是王越技術在身，對兵工廠還有用，要不然，小命就斷送了。
如果說上兩次事件是管理之故，發生在煙溪的死傷事件則完全是日寇罪行：
由於煙溪建廠時忙於趕進度，建築設計和質量都比較倉促。當時，凡重要的車間，壘牆才用磚石，其餘的都用圓木作柱，中間加上竹篾，頂部統統由木板和樹皮組成。這樣的建築雖然省工省錢省時，但卻讓安全留下了隱患。
廠長辦公室設在大煙溪通往小煙溪的山溝裏，靠山挖窯，各洞貫通。當時想，如果一個窯洞被炸，人可以從其他窯洞疏散，沒有將相關的空氣對流因素考慮進去，更不該把木板房建在窯門口。
公元1939年12月13日，日本飛機又一次轟炸兵工廠時，燃燒彈把靠近窯洞門口的一間木房子點燃了，由於四通八達窯洞的對流作用，灼熱的氣浪和滾滾的濃煙奪門而入，四處奔湧，把幾孔窯內的職工熏死30多個，燒傷100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