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承誌逝世

走完了他傳奇色彩的一生

1983年6月9 日，晚上8點，廖承誌感到心髒不舒服，10日早上4點心髒病發作，5點22分到6點15分，肺動脈栓死。享年75歲。

廖公去世後，有些情況沒有見諸報端。我翻閱了自己的記錄，覺得應該告訴後人。

廖公去世後，經普椿主持召開了家庭會。

主要明確三條：一、服從組織；，二、家屬沒有要求；，三、喪事從簡。

廖承誌同誌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在鞏固和發展愛國主義統一戰線、實現祖國的大團結大統一事業中、在加強同世界各國人民的友好關係和爭取世界和平的鬥爭中，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正當全國人民期望他為祖國的建設和統一事業作出更大貢獻時，他卻與世長辭了，這是全黨和全國人民的重大損失，尤其在華僑界引起巨大反響。

當時，正在召開政協六屆全國一次會議和六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1983年6月6日，六屆人大一次會議開幕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進行了現場直播。我在主席台上還看見廖公穿一件襯衫出席會議。他去世後，我才知道他是從醫院去的。沒想到，這是最後一次見到他。當時我主要負責全國政協的報道，為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發稿。

1983年6月15日，我到中共中央宣傳部，參加了研究廖公悼念活動的會。會上傳達了廖公去世後，全國人大的悲痛情景，海外的震動也很大。

廖公是新聞宣傳單位最早的領導人。1946年後他曾擔任晉冀魯豫中央局宣傳部部長、新華社社長。1983年4月，他還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建議改進對外宣傳問題。中宣部副部長鬱文本來已經約廖公給新聞單位的負責人講一次有關對台、對港的報道問題。廖公是新聞界非常受崇敬的領導人。他的去世是全黨全國的損失，也是新聞單位的損失。

會上討論，廖公的悼念規格低於宋慶齡，高於不久前去世的楊勇。從後來的報道看，遠遠突破了規格。因為國外，特別是日本的追悼活動很多

會上安排6月22日，在北京醫院向廖公遺體告別。24日，召開追悼會。鄧穎超主持，胡耀邦致悼詞。實際上，追悼會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李先念致悼詞。我體會，這樣的改變更合適一些，黨和國家兩方麵的規格都不低。

1983年6月11日，新華社用“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三家名義播發了廖承誌同誌去世的公告。這就涉及到對廖承誌同誌的評價問題。比如，黨和國家優秀的領導人、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的社會活動家。楊勇同誌的訃告就是中央加的“黨和國家的優秀領導人”，所以廖承誌也應該加。而且突出了他“在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和促進世界和平中的作用”。這篇公告開始是送習仲勳副委員長審稿，然後送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審稿。楊尚昆說叫“公告”還是“訃告”都可以。稿件定稿後，發現中央加了一句“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他在黨內外和國內外都享有盛名”。在這篇稿件中，中央還加了一段有關廖承誌的父母情況的話，即“廖承誌同誌的父母是國民黨著名元老廖仲凱先生和何香凝女士。因而他同包括蔣經國先生在內的，現在台灣和其他地方的國民黨重要人物都有過交往”，接下來才是“他同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也有廣泛的交往”。有人說是胡喬木加的，最後由胡耀邦定的稿子。這幾句話，中央加得非常重要，把廖公的特點顯示出來了，悼念的規格氣勢也高了。1925年，反動分子在廣州殺害了國民黨左派廖仲凱先生。

1983年6月11日後，報紙上不斷發表懷念廖公的文章。6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廖承誌同誌治喪委員會名單”，一共85人。關於這個名單，開始研究時，人太多了。耀邦同誌說：“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人不一定都參加。”所以刪去了政治局、書記處的很多同誌。後來又寫了一個40人的又少了。耀邦指示：除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外，要加幾位老同誌，如葉劍英、陳雲、徐向前、聶榮臻，這些名字都放在前麵。然後都是按姓氏筆畫排列。這個名單在送其他領導人審稿時，又加了“夏衍”。夏衍同廖公是1925年在東京認識的，1937年開始一起工作。

6月15日上午的研究會，各新聞單位都談了報道計劃。會上決定，追悼會，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用實況音響。

6月15日下午3點20分，我到人民大會堂主席台南測的廣播擴音機房落實17日將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政協六屆全國一次會議選舉鄧穎超為政協主席的錄音問題。因機房的台階最下麵的一條，是高半尺的台階，我以為已經沒有台階了，結果隻聽喀嚓一聲，扭傷了腳，立刻倒在地上。廣播電台立即派車把我送到人民醫院拍片子。第二天腳腫得像個黑紫蘿卜，疼痛難忍。所以我沒能參加廖公的治喪報道。隻休息了三天，又到國務院招待所采訪政協的活動。

我從報紙上看到國內外許多都在吊唁廖公。日本天皇還授予已故廖承誌勳一等旭日大綬章。

1983年6月13日，全國政協的港澳委員召開座談會，沉痛緬懷廖公。我去采訪的，不知為什麽，《人民日報》沒有這條消息。而廣播稿又用得很短。現根據記錄整理如下：

徐四民說：我知道廖公去世那天，心情非常沉痛。他在中央主持華僑工作，對華僑工作有貢獻。每年的國慶節都有許多華僑來北京觀光。建國初期，華僑回到北京，對國家情況不了解。每年回來三幾千人，他作報告，細致做工作，令人感動。他的報告對我們怎樣在所在國長期存在下去起了很大作用。當時，我在緬甸。許多工作都是在廖主任的指導下進行的。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大會，我回國。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所有領導人出國，一定要先到昆明然後到緬甸，然後再到其他國去。廖公對我特別有感情，一下飛機看見我就叫“徐老四”。後來我在北京定居，安排在呼家樓。文化大革命時，我在北京看見許多大字報，寫得很不好，許多領導人都被打倒了，難道我們做的許多工作都錯了嗎？造反派貼大字報，要火燒廖承誌，解散僑聯，打倒廖承誌的華僑政策。造反派的目標是針對周總理的。那時，我看見經普椿大姐，問廖公好嗎？她輕輕地點點頭。1976年，天安門事件，我到香港。1977年國務院華僑辦公室恢複工作。年底，廖公讓我回到內地。他說：“我們沒有好好照顧你，你還要回來開會。”我說：“廖公讓我怎麽做，我就怎麽做。”30多年了，我們是患難之交。外事工作，除了周恩來外，就屬廖公了。廖承誌對全世界所有的華僑都很關心，全世界的華僑，沒有一個不知道廖公的。廖公在台灣、在日本的影響很大。廖公的去世是共產黨極大是損失。

柬埔寨華僑邱成章說：廖公的去世，僑胞、港澳同胞都很痛心。1956年，我第一次來北京，1962年我又來一次，廖公接見我讓我多做海外華僑的工作。我努力做華僑的團結、愛國工作。我是三代僑生。以前，我在海外不懂國內的情況。我把三個孩子都送到國內讀書。在廖公的幫助下我辦華人學校。西哈努克曾對華僑有意見，說華人不搞農業。我們就花兩千多萬辦了幾個農場。中國派了專家去柬埔寨。1970年，我回到澳門。1982年8月，廖公接見我，談華僑問題。我對他的印象很深。他去世了。我還會繼續做好華僑工作。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王寬誠說：我來北京，來一次，廖承誌見我一次，來兩次，見兩次。廖公很樂觀、風趣，與他接觸感到他平易近人。他做事情感情豐富，理智性很強。他生在日本。廖公在中日友好方麵做了大量工作。日本朋友上上下下對廖公都有很深的感情。做海外的統一戰線工作，廖公是合適的人選。他的去世對國家來講是無與倫比的損失。

安子邦說：1982年我與廖公認識。他的親切情感使我永遠不能忘記。這次他答應要見我，由於工作辛勞的原因，他是身體發生了突然變化。廖公是香港安定團結的因素。香港人感到很震驚。我想起1938年上半年，廖公分析當時國共合作的形勢非常精辟，聯合抗日就有可能很快取得勝利。現在他又為振興中華出力，廖公的猝死對國家、對祖國統一戰線都是損失。

黃克立說：廖公的學問深、威望高、人緣好。海外僑胞見到廖公就像見到一位很親熱的朋友。他本身對國家、對人民、對黨是一個忠實的工作者。我們要把這種悲痛心化作一種力量，按照廖公的工作精神來做，把振興中華當作自己的責任。這才是有價值的懷念。

蔣文桂說：我的心情非常沉痛。廖公是優秀的共產黨員、卓越的社會活動家、又是黨和國家領導人。20世紀60年代，我在他的手下工作，與華僑、外事工作有聯係。他雖然是國家很高的領導人，但與他一起工作感到平易近人。每次開會，他見我們先到，一進門就說：“我遲到了。”給人的感覺，他很親切。作為國家領導人，他平等待人，從不強加於人，都是聽我們的意見，然後他再講。他把所有人的意見都聽了，分析了，然後才拍板。在他的領導下工作心情很舒暢。他堅持黨的華僑政策毫不含糊。在國家統一大業還沒有完成的今天，他去世了，這是不可估量的損失。日本人說，我國失去了一個了解港澳同胞、華僑同胞的人。廖公對每一位港澳知名人物都很了解，在這個時候去世，是國家的重大損失，也是港澳同胞、華僑的損失。我一定化悲痛為力量。

李子誦說：廖公在國家準備給他重要職務時去世了。（預定為國家副主席）他給蔣經國的信，談到“祖國統一人人有責”應該重新讀一下。廖公是在完成祖國統一的大業中去世的，值得懷念。我們每次來北京，他都親切地接見，聆聽他的教導，使人無限感激。今天廖公去世是重大損失，這對台工作、對港澳工作、對華僑工作、對全世界的和平工作都有很大損失。

蔣文桂說：廖公是優秀的共產黨員、是卓越的領導人。解放初期，因工作關係，我就認識他。他長期從事外事工作和華僑工作，都取得了功勞。他平易近人，雖是國家很高的領導人，但與他一起工作感到親熱。他待人平等，他不強加於人，可以聽取所有人的意見。他對華僑情況了解得清清楚楚。他對不執行華僑政策的人敢於批評。他在安定團結、振興中華時深刻逝世了，使人感到痛心。

香港退休大律師陳丕士是陳友仁的兒子。陳友仁和廖仲凱都是孫中山的最親密的同事。廖仲凱負責管理中山先生為革命從國外募捐來的款項。陳友仁是孫中山先生的法律顧問。陳丕士說：我與廖公的友誼要從我的父親與他的父親廖仲凱說起，從1926年開始。所以對廖公的去世我悲痛至極。我們兩家的前輩認為孫中山的事業沒有完成，應繼續革命。廖仲凱先生的事業沒有完成，由廖公子去完成。

潘江偉說：我率代表團來北京參加五一慶祝活動，5月5日，廖承誌接見了我們，談了一個多小時。現在他去世了，我感到很突然，心情很沉痛。他鼓勵我們做好工作，特別是1997年香港收回主權以前，讓我們為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作出貢獻。他對我們期望很大。“五一”期間，他會見了許多代表團。如工商、新界、教育界，還有一些社會人士。他的工作很繁忙，一生為革命，為祖國的統一做了大量工作，對他評價高，這是完全符合事實的。我們要繼承他的事業，在自己的崗位上做好工作，這是對廖公最好的懷念。

1983年9月13日，我采訪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部長鄧力群會見日本社會黨社會主義理論中心負責人國會議員膽間田清一和國會議員米田東吾時，首先談了他在延安時與廖承誌一塊共事的情景。

他說：廖公像我的大哥一樣，我們的友誼已經有40多年了。他的去世對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是一個很大的損失，對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也是個很重大的損失。作為他的小弟弟、朋友、同誌，我要把他的事業繼承下來，希望廖承誌在日本的朋友，把我們這些人看成是事業的繼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