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與國宴

國宴席上餓肚皮

小城市來北京的人，過去哪見過國宴這樣的大場麵。1963年我開始搞時政采訪後，幾乎每天晚上都要去人民大會堂或者北京飯店采訪劉少奇主席、周恩來總理招待外國元首、總理的宴會。

20世紀60年代，也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外交規格隆重，外賓來訪，有歡迎宴會和答謝宴會。國宴一般是四菜一湯，外加六個涼菜。那時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上海錦江飯店有一道菜，叫火燒冰激淩。外邊是冰，裏麵有酒燃燒著，非常神奇。每人麵前有大中小三個酒杯，頓頓有茅台酒。我的同事陳寰就能喝茅台。我是滴酒不沾。

宴會上最重要的是，雙方領導人要講話，還要翻譯，占去很多時間。尤其是柬埔寨西哈努克親國王和阿爾巴尼亞總統霍查的講話都很長。中國領導人的講話主要是表示中國反帝、反修的決心，亮明中國人民支持民族解放運動的立場。遇到這種情況我就在下午五點到外交部禮賓司取晚上的講稿。

宴會前的這個時間也正是外交部禮賓司的同誌們最忙亂的時刻。有的安排主賓席座次，有的校對當晚的講稿，有的給領導人打電話確定是否能出席宴會，有的要換工作服。

這段時間也是我最緊張的時刻，播音時間是固定的。下午五點多我要從北京的西城到東城的外交部取稿。我的到來往往惹人討厭。我也需要事先把工作服換好。有一次，張瑩居然把我推出了外交部禮賓司的大門。她一邊推，一邊說：“快走吧，快走吧！”我也不示弱，照樣往裏擠，特別是國慶招待會上的稿子，我不拿到稿子是不會走的。

拿到稿，在汽車裏摘編後，請司機把稿件送回編輯部供國內編輯部計算字數，讓播音員做準備。我的對外廣播的觀念很強，總想讓對外部的同誌早一點翻譯，供對外廣播部翻譯成38種外語和少數民族語言。有時我拿到稿子了，離宴會開始的時間很近了，來不及再回到電台交稿，就讓司機先把我送到人民大會堂北門，他空車回去送稿。

宴會上，有時對方沒有講稿，就需要我手記，編寫，找人審稿，然後就近用電話發稿。所以，在大的場合，哪有電話，我一清二楚。有時外賓講話又很長，等他講完，三個小時的宴會也結束了，我根本沒有時間吃飯。

文化大革命以後，就是1977年粉碎“四人幫”以後，重新回到中央台時政部搞政治外事采訪。宴會上有記者的席位。一般，還是可以一邊寫稿，一邊吃點東西。

1984年後，外交部根據中央和國務院有關領導的指示，對國宴進行了改革。明確規定，國宴的標準：總書記、國家主席、委員長、總理、政協主席舉辦的宴會，每位賓客為五六十元，如果宴請少數重要外賓，也可以到80元。一般宴會每位賓客標準為30元至40元。也是中餐四菜一湯，西餐一般兩菜一湯。最突出的規定是不上白酒了。有時有啤酒、葡萄酒或其他飲料。後來標準漲到每人200元。宴會時間掌握在一個半小時。

我國的外事工作一直在改革，包括送往迎來，本著節約時間、節約物品、節約人力為原則，很受領導人的歡迎和老百姓的支持。

20世紀80到90年代，歡迎外賓的國宴通常為七八桌，也不再邀請外交團出席。如果國賓隨行人員少，賓主出席者不超過50人，宴席則安排長條桌或馬蹄形桌。宴席的人數減少了一半。

又因為，外國的國宴是不招待記者的，所以，中國也與國際接軌，也沒有記者的席位。

20世紀80年代，稿件用電話發到電台後，我可以到人民大會堂二樓吃工作餐。20世紀90年代，取消了工作餐，變成由接待單位給記者和司機各發七元錢誤餐費錢。

我家不住在電台附近，發完稿才能回家吃晚飯。

退休後，21世紀的時政記者如何解決吃飯問題，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