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文歡是偉大的愛國者

 

黃文歡同誌給我的印象是，：厚道、謙虛、有學問。

1979年8月8日，越南國會常務委員會副主席黃文歡擺脫了黎筍一夥的殘酷迫害，千方百計來到中國政治避難。

對於這樣一位越南共產黨的元老，胡誌明的親密戰友，怎麽會在他74歲的生涯中，做出了離開祖國，離開親人的決定？我參加了幾次采訪黃文歡的活動，得出的結論是：正因為他太愛他的祖國了，所以才戀戀不舍地離開了她。

從20世紀20年代起，已經說不清黃文歡來過幾次中國了。比較集中的是：

1926年，他參加了胡誌明在廣州舉辦的越南革命青年訓練班。

1935年至1941年，黃文歡作為印度支那共產黨海外部的領導，輾轉於南京、武漢、長沙、昆明之間。這期間，他在廣西工作了很長時間。

1950年至1957年，黃文歡被胡誌明任命為越南首任駐中國大使。

除此之外，他還經常率越南代表團訪問中國。

1979年8月，他這次到中國，可以說是百感交集。他是實在想不出其他什麽辦法了。

從我幾次的采訪中，從黃文歡誠懇的言談中，從中國領導人對黃文歡的評價中，我對這位老革命產生了深深的敬意。黃文歡同誌是一個維護越南人民革命勝利成果，維護越南人民、越南黨獨立自主的卓越功勳，是維護越中友誼的先鋒。

過去由於受當時政治影響，報紙版麵和廣播節目時間的限製，我沒有把當時采訪到的所有內容公布於眾，現在該是向讀者、聽眾還賬的時候了。

20世紀的越南戰亂不止，抵抗法國的硝煙未散，又迎來了更為殘酷的抗美戰爭。經過30多年的鬥爭，1975年越南人民取得了解放戰爭的徹底勝利。但不管在哪個時期，中國都站在越南人民一邊。

1951年2月，當選為越南勞動黨主席的胡誌明曾說過：“越中兩民族，數千年，血統相通，文化相同，在曆史上素稱兄弟之邦，兄弟情意深，越中加兄弟。”兩國是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結下的戰鬥友誼。在越南人民的抗法、反美鬥爭，以及建設祖國事業中，中國向越南提供了多方麵的、巨大的、不附帶任何條件的援助。中國向越南派出專家、顧問兩萬多人。為支援越南人民的反美鬥爭，中國先後派出工程、防空部隊等32萬多人。

然而，就是這麽一個友好的鄰邦，常常在陸地邊界問題和西沙群島、南沙群島的歸屬上爭吵不休。1978年底到1979年初，越方的武裝挑釁活動更加猖狂，連續出動武裝部隊，侵犯我國領空，襲擊我國邊防人員和邊境居民，嚴重地威脅我國南疆的和平與安全。中國邊防部隊忍無可忍，被迫於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對越南進行自衛還擊戰。

1975年到1982年，越南當局出於敵視中國、反華排華的目的，驅趕大批華僑離境。在此期間大約有110萬人逃離越南，其中60%是華僑。

越南黎筍當局以友為敵，侵占柬埔寨。派遣成萬軍隊鎮壓老撾人民。而中國、柬埔寨、老撾都是曾經與越南人民在抗法、抗美救國鬥爭中流血犧牲，並肩戰鬥的好鄰邦。

正當越南人民要建設家園，打開通向美好未來的道路時，黎筍一夥把革命成果和很有希望的局麵破壞得一幹二淨，使越南人民再次淪為奴隸，過著前所未有的極端困難的生活，過著前所未有的毫無民主自由的屈辱的生活。

在這種情況下，黃文歡同誌不能再沉默無言了。他要揭露黎筍的罪行，但在越南國內不可能。他不得不懷著極其悲憤和惜別的心情離開自己的祖國。

黃文歡到中國後，住在北京西山。中國的許多領導人都去看望他。如葉劍英、鄧穎超、彭真、韋國清、姬鵬飛、耿飆。我參加了這些活動的采訪。

隻要有壓迫，就有反抗

有關黃文歡的采訪活動，最使我難忘的是1979年8月9日，黃文歡在北京全國政協禮堂舉行記者招待會。

那天天氣奇熱，到會的記者很多。攝影記者的燈光把人們烤得出了汗。我與同事羅觀星一邊認真聽黃文歡解答記者提出的問題，一邊整理稿件，準備送審。我穿一件尼龍茄色花短袖上衣，忙得顧不上擦汗。

在記者招待會上，黃文歡從容不迫，他首先宣讀了《致越南同胞的一封信》，說明他離開越南的原因。

信的最後說：“盡管我年老體弱，但隻要一息尚存，我還要為越南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革命事業盡力做出自己的貢獻。”這就是一個革命者鏗鏘有力的心聲。

接著，新華社、路透社、澳大利亞廣播公司、菲律賓通訊社、加拿大的環球報、意大利安莎通訊社、美聯社、保加利亞、紐約時報、人民日報記者紛紛提出問題，請黃文歡解答。

有記者問：這封信怎麽能交到越南同胞手中？

黃文歡說：我給同胞的信將有許多辦法送到我們的同胞手中，現在具有非常現代化的通訊工具。

他的視線從我和其他記者麵前掠過笑著說：各位都是代我轉達這封信的人。

記者們最關心的是黃文歡是怎樣擺脫越南的控製來到中國的，事先有沒有與中國聯係過？對於這個敏感問題，黃文歡談得比較簡單。

他說：我是坐德國民航公司的飛機離開越南的。離開前我不可能與中國取得任何聯係。

他感興趣的還是越中友誼。

他說：由毛澤東和胡誌明培育起來的越中友誼是建立在革命基礎之上的，是極其美好、深刻的。這種友誼是經過幾十年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經過艱苦戰鬥考驗的。可以說。沒有中國做越南的大後方，沒有中國提供的情深意重的援助，越南在抗法後的反美鬥爭中是很難取得勝利的。這次我來中國是向全世界表明，越中兩國人民的戰鬥友誼是不可動搖的。

黃文歡激動地說：我將盡自己的餘生之力，來維護和鞏固這種友誼。

談到從什麽時候，中國與越南的關係開始惡化。

黃文歡說：自從胡誌明主席去逝以後，黎筍一夥的錯誤路線一天天的明顯，越來越壞。

有的記者把黃文歡的出走與他在越南勞動黨第四次代表會上沒有被選上中央委員聯係在一起。

他說：不同意黎筍的反動主張的人很多，國會內外都有。我在越南黨第四次會上沒有被選上中央委員，這是不難理解的。因為，自從胡誌明去世以後，我一直與黎筍的錯誤多次做針鋒相對的鬥爭。黎筍怎麽可能把我留在中央委員會呐？再說了，在黎筍控製下，即便把我留在中央委員會，我也起不到任何作用。

當菲律賓記者問到越南的移民逃往柬埔寨時，黃文歡說：現在在柬埔寨領土上有10多萬越南的軍隊、幹部和其他人員。

在記者招待會上，黃文歡還透露，現在談到避難問題，很少談到華人問題。現在在越南的華人是最受罪的，最可憐的。他們祖祖輩輩、世世代代在越南居住，財產、房屋幾乎被搶光了。現在被趕到海上去到新開墾的經濟區去，怎麽生活呐？許多人由於疾病、屈辱和痛苦已經死去。黃文歡氣憤地說：黎筍對待華人比希特勒對待猶太人還要殘忍。

黃文歡思路敏捷，對答如流。黃文歡在《致越南同胞的封信》中說：今天的越南，在黎筍一夥的控製下，已經不再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而是附屬於外國。無論在經濟、政治、軍事、外交方麵都是這樣。不遠的將來，越南將變成外國的一個原料供應地、加工廠和外國的軍事基地。

路透社記者問：“你說的這個外國指的是誰？”黃文歡回答：“你問這個外國是誰，我可以說。即使我不講這個外國是誰，所有的人都知道它是誰。”這時，在場的100多個記者都笑了。

有的記者看到黃文歡與中國那麽友好，就問：你有沒有中國血統？為什麽與中國有那麽深的感情？

黃文歡斬釘截鐵地說：我是百分之百的越南人。

同工作人員一起吃飯

1979年8月20日，北京秋高氣爽。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到玉泉山賓館會見黃文歡。

黃文歡到中國後，首先做了肺癌切除手術。葉劍英對黃文歡的身體非常關心，一見麵就問：“走路好點嗎？”黃文歡紅光滿麵，笑著說：“一見到您，就好點了。”“感謝您對我身體健康的關心。”葉劍英說：“應該的，同誌加兄弟嘛！”黃文歡對自己的身體狀況充滿信心。他說：“照這樣恢複下去，可能很快會好，很有希望，也許可以工作了。”

他們一直談到中午12點。黃文歡到工作人員餐廳時，我已開始吃飯。他坐到我左邊的椅子上後，主動與我握手並用中國話問：“你是哪個單位的？”我說：“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黃文歡說：“你懂越語嗎？”我說：“對不起，我不懂。但國際廣播電台有對越南廣播組。”他說：“我知道。”正在這時，服務員已把黃文歡的長方形飯托盤端了上來。我看了看，他吃的也是工作餐，素菜和湯與我吃的一樣，菜量也很少，隻比我多了一小塊醬豆腐。中共中央聯絡部的同誌說：“黃文歡同誌堅持與工作人員一起吃飯。”

在鄧穎超家裏過春節

1979年國慶節後的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鄧穎超看望了黃文歡。鄧穎超告訴黃文歡，越南當局搞了一個白皮書。完全是背信棄義，已經墮落了。最近還發動了旱季攻勢。

黃文歡說：黎筍搞的《白皮書》完全是歪曲事實。我正在寫我的《白皮書》，要揭穿他們的陰謀。

越南與中國的春節是同一天。1980年2月18日是中國農曆初三，中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鄧穎超在家裏宴請黃文歡。那一天，鄧家沒有另請廚師，沒有另請服務員。我看見黃文歡落座後是鄧穎超的秘書趙煒給客人遞的擦手毛巾。桌子上也擺的是大碗。黃文歡說：“這樣很好，顯得親切。”

這一次，鄧穎超給黃文歡談了兩件事。她指著中南海的西花廳說：“這房子，好幾次他們都讓我搬家，我不肯。第一次是1977年，他們借要建周總理紀念館為名。我說總理活著的時候就反對搞這一套。第二次又來找我，說是房子下水道壞了，房頂也漏了，讓我搬家。我告訴他們，哪裏壞，就修哪兒；哪裏漏就補哪兒。我就是不離開。”

當時，我坐在西花廳，看到屋裏很黑，牆也破了，與一些現代的建築裝修相差甚遠。

大罵大好，小罵小好

1979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在玉泉山賓館看望黃文歡的時候，兩人談話非常風趣。

黃文歡首先說：我的身體這麽好，主要是靠你們，希望你們不要把我當客人待。

彭真說：不要客氣，你在中國是同誌加兄弟。

彭真指著一些工作人員說：“這些同誌歸你指揮，主人是你，他們不是主人。你擴大一點自主權沒關係，不給你戴擴張主義帽子。”

黃文歡說：你當什麽職務，我也當什麽職務。我當河內市長時，你當北京市市長。遇到文化大革命，失去了自由。現在你搞法製。我也做過法製工作，開始還可以，後來被他們利用了。隻有到中國來，才能做一點事情。最近我就把中越關係的真相公布於眾，讓中國乃至世界都能了解情況。許多人都支持我要大罵越南當局。

彭真說：大罵大好，小罵小好。你的話，戳到了他們的要害。

中聯部副部長李一氓插話說：黃文歡的文章比中國發表評論效果好。

談到中越關係，黃文歡說：有些老同誌批評越南的現任領導，過去說中國這麽好，那麽好，現在又說人家壞。我相信，越南人會歡迎看我寫的文章。

彭真也說：越南人民是不會忘記胡主席的。胡主席的做法在越南人民心中深深地紮了根。

胡誌明同中國老一代革命家關係密切，感情深厚。早在1925年，胡誌明在廣州舉辦了越南革命青年訓練班。與毛澤東舉辦的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相距不遠。黃文歡也在訓練班學習過。

黃文歡說：胡誌明從1965年至1969年有病，他對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的感情很深，想請中國大夫治病或者到中國治病。有些人企圖利用這件事搞分裂活動，建議胡誌明去蘇聯治病，後來沒去。

彭真以林彪為例說：林彪打著擁護毛主席的旗號，實際上反對毛主席。最終被毛主席發現了。林彪與蘇聯的關係早在東北時就掛上鉤了。他是司令，我是政委。當時總感到他是思想作風問題，沒想到他是那樣的，慢慢地就認識他了。到底胡誌明對，還是黎筍對？越南人民最後還是會投胡主席的票，而不會投黎筍的票。

黃文歡說：現在不用投票了，都清楚黎筍是個什麽貨色。但黎筍控製得很嚴，各個部門都安有特務，動不動就株連三族，甚至一大片。

彭真說：還是身體第一，你比我小13歲，再幹20年。越南人民需要你這樣的人代表他們講話，革命總需要一個旗幟，使少數變成多數。1919年五四運動前，黨隻有幾百黨員。最初我看陳獨秀的文件多，那時他起了好的作用。以前他不是機會主義。

黃文歡談到黎筍株連三族的罪行引起了彭真的回憶。

彭真說：文化大革命株連三族。我的母親、弟弟、侄子被整死，小兒子關了四年半。我和張潔清夫婦被隔離八九年。黎筍與林彪差不多。

黃文歡說：咱們是難兄難弟。

彭真說：革命的力量由小到大也快，垮起來也快。1935年“一二九運動”時，北平地下黨隻有十幾個人，三個負責同誌之間意見還不太一致，一下子就發動了“一二九運動”。那時白區工作幾乎被敵人搞光了。天津也隻有十幾個人。抗日戰爭開始時，軍隊隻有兩萬多，說是四萬，主要想向蔣介石要一點錢。黨的七大時，軍隊有120萬。問題是路線正確。胡誌明的路線在越南是紮了根的。我確信這個路線能戰勝黎筍。你的講話在世界各國左派中產生很大影響，人們看到越南有希望。

爭取第三次勝利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韋國清曾在越南工作過。與胡誌明和黃文歡都是老朋友。韋國清於1979年10月17日看望黃文歡的時候，首先回憶起他同越南同誌的友誼。

他說：那時是親密無間的關係，現在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黃文歡說：我要用我的《白皮書》批駁他們的觀點。

韋國清說：先把身體養好，還要從長計議。你已經打了兩次勝仗。第一次是擺脫了黎筍勢力的控製和壓力，很順利地來到了中國。你的勝利也是我們的勝利。第二個勝仗是您戰勝了疾病，開刀後還好，沒有發現癌細胞擴散。您還要準備打第三次勝仗，揭露黎筍反動勢力的真麵目。這個仗要打長一點。我相信你能打勝。

韋國清希望黃文歡將來能順利回到河內。

黃文歡說：如果能這樣的話，那是天助我也。

黃文歡批判了越南國家元首長征、總理範文同跟著黎筍總書記走，說武元甲也是反華的。他們忘恩負義。關於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的”軍事理論，黎筍反對，武元甲也反對。他們強調“越南的革命以城市為主”。

韋國清說：實際上不是。

黃文歡還批駁黎筍誣蔑“關於中國依靠貧下中農的理論是想象出來的”。並說：“長征對中國的理論很熟悉，經常拿《茅盾論》、《實踐論》來分析問題。歲數大了，他也懶得找麻煩，後來就沿著黎筍的道路跑。”

黃文歡說：黎德壽是反華的急先鋒，黎筍他們是蘇聯的人。

韋國清說：中越友誼是誰也破壞不了的。黎筍再這樣搞下去，人民遲早要起來反對的。

10個黎筍也打不敗中國

黃文歡到中國後，先後到廣州、廣西、海南、南京參觀訪問。在雲南召開了越南僑民座談會。會場的氣氛感人。許多人都掉了淚，反映了人們的願望。大家七嘴八舌，尋找出路。什麽建議都有。有的僑民建議組織一支軍隊打回越南去；有的建議成立一個臨時政府在國外活動；還有人說，要建立一個新黨。

中共中央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聯絡部部長姬鵬飛於1980年2月7日下午到黃文歡的住處看望了他。黃文歡對姬鵬飛說：“不管做什麽事，都需要做思想準備和理論準備。如果沒有統一的認識，就不可能有統一的行動。不能像一盤散沙那樣。首先要做到兩條：一是認清越南的現狀，認清黎筍的統治真相。二是要認清中國絕沒有吞並越南的企圖，這樣才能正確對待越南，正確對待中國，正確對待革命，確定越南要走一條什麽正確的軌道。越南對中國不僅是戰略問題，而且是保護的問題，是越南生死存亡的問題。黎筍要反對中國，要堅決打敗中國，你有力量打敗中國嗎？你老打，打到一定時候，中國會還擊的。與中國有幾千年的友好曆史，一代一代的仇視下去，你越南還能建立自己的國家嗎？這是蘇聯讓這樣搞的。10個黎筍也打不敗中國。蘇聯他要打就打，最終還是不行。你有本事依靠蘇聯占領中國？那是做不到的！越中決不是一般的外交關係，而是一定要和睦相處，並要一步一步地加強這種關係。”

20世紀80年代初，越南政府實行大改組。國防、內務、外交、經濟等部門的主要負責人統統換了人，是越南建國以來從沒有過的。越南在人事上的變動其結果正反映了他們的內部矛盾，同時也擺脫不了他們的內外交困的局麵。黃文歡一針見血地指出：“這都是為了加強黎筍的力量。路線沒有改變，再換人也沒有用。有一次，越南一下子提了10多個副總理，大造輿論。結果什麽問題也解決不了。”

黃文歡氣憤地說：黎筍獨斷獨行，他不相信黨，不相信任何人，他隻相信公安部門和玩權術的人，隻相信特務。他想怎麽幹就怎麽幹。一下子形不成力量就采取鎮壓的辦法。

姬鵬飛說：鎮壓別人最後自己會垮的。

1982年9月30日，韋國清、喬石會見並宴請黃文歡。見到老朋友，他格外高興。黃文歡說：隻有到中國才能治好我的病。

骨灰撒紅河

1991年5月18日，越南黨的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人民的好朋友黃文歡在北京去世，享年86歲。

1991年5月25日，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了向黃文歡遺體告別儀式。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江澤民、楊尚昆、李鵬、萬裏、喬石等都前往向這位尊敬的朋友作最後的訣別。

沒有去八寶山的領導人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彭真、鄧穎超、王震也以送花圈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懷念之情。

在我的眼中，黃文歡是一個偉大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者。他在越南時為他的祖國的解放和統一無私奉獻。在他已經70多歲時，不得已才離開了越南，離開了他的家，他的親人。這同樣也是為了他的祖國。我從他幾次談話中都可以體會到他對越南的熱愛，對越南前途的擔憂。他在與癌症鬥爭的同時，一天也沒有停止過革命工作。他胸懷浩大、知識淵博；他艱苦樸素、和藹可親。

他在彌留之際留下了由他親筆簽名的遺囑。他說：

我於1926年參加革命，迄今已65整年。我的一生全部奉獻給了祖國的解放和統一事業，為使越南成為社會主義國家，並邁向共產主義而奮鬥。

然而，在長達一個多世紀的偉大革命事業中，運動此起彼伏，誌士前仆後繼。在牢獄中備受折磨的數以十萬計，在戰鬥中傷亡者數以百萬計，與之相比，我的貢獻僅僅是滄海一粟而已。

10多年來，我必須遠離祖國，以便履行自己對祖國、對人民的義務。現在健康狀況使我無法繼續工作。在步隨胡伯伯和先烈們長辭而行之前，我僅留下幾句遺囑：我去世後，建議采用火葬方式，骨灰分兩份——一份撒在紅河源頭，讓我得以順流返回親愛的祖國越南；一份則以某種形式留在中國，以表達我對中國黨、中國人民以及在華的越僑的留戀和感激之情。

臨終之際，我對黨、對人民、對祖國美好的未來並對人類革命和進步事業滿懷信心。

時代在發展，曆史在前進。正義的潮流不可逆轉。目前中越關係的改善，正應驗了黃文歡的預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