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為立法嘔心瀝血

 

彭真委員長經常強調：法律不以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

1985年1月21日，彭真在六屆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上說，現在不是改革不改革的問題，發生問題怎麽解決？沒有法律就不好工作。你沒有經驗就不能知道法律。這次會議把人大常委會的一部分權力授權給國務院。在革命時期，主要靠政策，現在必須把法律製度化，不以領導人的意誌改變而改變，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建國以後，也搞了一些法律。中外合資企業，經濟上誰能離了誰？我們離不開外國人，外國人也離不開我們。根本是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哪些能定，哪些不能定。改革不是一兩年能成功的。事物是在矛盾中發展的。中心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

當大家談到要經濟立法時，彭真插話說：隻要與《憲法》不矛盾，製定以後備案就可以了。全國人大隻在與基本法有抵觸時才幹涉。有許多法律《憲法》上沒規定。省一級也可以給個立法權。有些單位可以起草。事先不審查，事後再幹涉。

立法要走群眾路線

彭真1985年1月22日夜裏一直在修改他第二天的講話稿，直到清晨3點才睡。他主要考慮改革要發揮企業的活力。1985年1月23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繼續討論。彭真說：這次會開得不錯，上了一堂課。知道了平常不清楚的問題。是全國性的調查研究。立法問題有許多重要工作是我們應該做的，但還沒有解決。立法要有個計劃。這次會上通過了授權國務院可以製定暫時規定草案。為什麽要這樣做？醞釀準備了兩個月，開始考慮有三種辦法：一是人大工作決定，說一下就行；二是有人認為人大可以做決定，《憲法》不能修改；三是授權國務院。有人說太繁瑣，把人大常委會的一部分權分給國務院，然後還要再提到人大討論。這樣是現實需要，是長期的工作經驗。法律製定前應該有準備工作，法律製定後也有工作，全國性的實施細則由國務院去製定。省有製定地方法規的權力，應對新的重大問題、重要改革要立法，要有試驗、探索的過程。在實踐中究竟哪些成功了，經過實踐才知道。曆史走了多次彎路。立法以前要做些探討。領導的經驗，群眾的經驗，哪些是成功的，哪些是失敗的。如工廠，生產管理實行廠長負責製。民法關於繼承財產的糾紛，人大做了大量的研究。現在《刑法》有了，還要搞個《民法》。要經過探索試驗，然後把各種典型權衡利弊加以研究。意見越多越好，討論中可以做比較。真理越辯越明。我們要走群眾路線。

法律不要搞得太繁瑣

1985年3月14日，在六屆人大三次會議前夕，全國人大法律工作委員會法律專家楊景宇對記者介紹我國製定《涉外企業經濟合同法》的經過。這個法對保障和開展對外經濟合作，實行開放政策十分必要。有了這個法，合同就應按照中國的法律辦。他傳達了委員長彭真的意見。彭真同誌說：法律不要搞得太繁瑣，不能搞得太細，太細了難於用於全國。

法律麵前人人平等

1985年3月2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召開聯組會，散會時已是18：00，彭真同誌臉通紅，副委員長陳丕顯讓他注意身體，不要太累了。因為下個月，彭真要訪問日本。

他在這次會上說：聯組會開得好。小組會暢所欲言，想講什麽就講什麽，有很大好處。人大機關必須這麽做。人大常委會製定了法律，主要是缺乏措施，對司法和監督得不夠。我今天講兩個問題，一個是監督問題，一個是改革問題。第一、監督問題，對法律的監督，涉及到黨和政府的幹部。黨有黨的紀律。所以共產黨員都有紀律約束。行政機關有行政機關的監督。黨員違犯了法律就要由法律解決。法律麵前人人平等。不從輕也不從重。從人大考慮，守法人人平等。這是黨的十二次會議決定的。判一個案子，不要考慮他是什麽黨員不黨員。

監督要少數服從多數。一個是工作上的監督，一個是法律監督。如果，誰的決定與《憲法》抵觸，人大有權過問。現在人大常委做得不夠，還要進一步加強，要審查國務院的工作。每一屆人大都是這樣做的。這是全麵的原則性的監督，比如物價問題，確實需要監督。每次人大會都審查經濟計劃和政府報告，比較認真，審查預算和決算，包括外交政策，教育經費，師資培訓。人大做主要的法律監督是《憲法》監督，要保證《憲法》的全麵實施。人大實行監督有沒有條件？一半是專職幹部，吃了飯專搞這件事。因此不可能把人大監督吃掉了。全國人大開會時各省市自治區都有人參加，自然能反映各地的意見。人大常委不是新建的，從1954年以來有豐富的經驗與教訓。10年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是痛苦的。那個年代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鄧小平說，要把法律製度化、民主化，不以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任何人不能超越法律。在我國是人人受監督，人人也參加。從實踐中看國營企業的利潤占財政收入的80%。國營企業活力，不能完全體現按勞分配原則。中小學教師困難最多，待遇最低。經濟困難總有一個輕重緩急的問題。關於體製改革。具體改革要一項一項去落實，勢必會朝令夕改，要加強宏觀的，需要調查研究，有些是不可避免，有些是可以避免的。改革的方針必須一個戰役一個戰役改革。去年出了問題，餘波還在，雖下了決心，但還沒改。物價問題影響到每家每戶。第二要有決心，戰術上重視，領導抓緊，具體事務要進行具體調查。

談中日關係

1985年9月4日和7日，彭真會見了日本的兩起外賓。會見第一起外賓時，日本首先表明自己沒有軍國意識，而是防衛。對參拜靖國神社問題，日本與中國有不同的看法。對於戰犯，他們的罪行就像流水一樣流走了。

針對日本外賓的觀點，彭真說：日本侵略中國。日本人民與中國人民同樣是受害者。我是九一八到的沈陽。日本死了200多萬人。“七七事變”以後，我在晉察冀邊區，中國死了2000多萬。不要引起人民再想這些悲傷。第一、不是日本軍隊負責，而是日本軍閥負責。軍閥已經被審判，那個時期已經結束。曆史已經過去無法改變，現在不要總想過去的事情，要向前看，為中日兩國人民的利益向前看。要友好合作。不管哪個國家要搞霸權主義都不會有好結果。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由日本軍閥發動的那場戰爭使中國人民遭受了一場很大的災難。日本人民也遭受了災難。對那場戰爭負責的是日本軍閥，是軍國主義頭子，而不是日本人民。現在那個影響中日關係的很不愉快的時期已經過去了。曆史還會有點餘波，雖然不能忽視，但是關係不大，吸取經驗。我們兩國國會、政府都不要讓那種曆史重演。我看，曆史是曆史，現在和將來是現在和將來。我們應該向前看，吸取經驗與教訓，壞事就可以變成好事。貴國的參眾兩院，凡是有利於兩國的事就做，不利的就不做，防止它。凡是有利於亞太地區和世界和平的事就做，不利的就不做，防止它，製止它。兩國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全麵發展友好合作是可以持久的。

1985年9月7日，彭真會見日本民社黨第六次訪華團。彭真首先談到幹部的年輕化問題。他說：幹部年輕化，從提高幹部的文化來講步子雖不小，但從需要來講還是小了。現時幹部年輕化隻能一步一步走。我們已經考慮到了第二第三梯隊。現在的工作主要是胡耀邦、趙紫陽。2、我們這些人做很少的事情，下邊還有宋平比較年輕。這次要退下來的同誌都是自己要求的。少數年歲大的不退，這是中央定的。我們搞幹部年輕化，使工作更順利些。我們的黨、軍隊各方麵的工作進行是順利的。退下來的不是什麽事也不做了。重擔子交給年輕同誌去挑，老的在旁邊做一些輕鬆的工作。十三大後使幹部年輕化更好一些。談到中日關係，彭真說：現在中日關係已經打下一個良好的基礎。中日兩個偉大的民族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發展友好合作關係是大勢所趨。中日一定會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前景非常廣闊。

當日本人問到，用“一國兩製”的原則同英國解決了香港問題之後，用何辦法解決台灣問題時，彭真說：“一國兩製”的原則同樣適用於台灣。隻有兩點不同，一是香港是收回主權的問題，台灣是統一的問題。二是香港問題解決了，我們要向那裏派軍隊。這樣有利於和平解決問題。

日本客人再一次問到幹部年輕化的問題，彭真說：由於曆史的原因。我們遇到了幹部隊伍年齡偏大、文化偏低的問題。現在到了非解決的時候了。最近幾年，特別是黨的十二大以來。我們已經在一步一步地解決這個問題。黨、軍隊各方麵幹部隊伍年輕化的工作進展得順利。即將召開的黨的代表會議，將繼續解決這個問題。幹部隊伍年輕化不但不會影響政策的連續性，而且可以保證正確的政策貫徹下去。

個人說了算是危險的

1985年6月15日，全國人大六屆第十一次常委會聯組會，在談到製定《草原法》時，彭真說：這是各國通用的法，我們在草案裏具體怎麽實施沒講。國務院還要製定具體細則，搞得太細了，這個法不能通過。

這次會上討論成立教育委員會的問題，事先沒這個議程，是會議中間加的。委員們沒準備。有人提出，不一定成立教育委員會，不要撤消教育部。對於這個問題，彭真承認“我們的工作有缺點”。他說：大家看到的說明太簡單。成立教育委員會是為了加強教育工作，要對政策的掌握做統籌安排。教育部的撤消不是取消教育工作。教育部還應該成立職業教育。

班禪·確吉堅讚在會上發言時談到《草原法》，他說：省與省之間，部隊與地方之間的糾紛很大。有些問題出現後影響民族團結。少數民族地區的教育非常落後。針對這個發言，彭真說：少數民族的工作問題，多數地區的經濟比較落後，主要是生產問題。生產上去了才好辦文化。文化比較落後主要是教育問題，還有個語言問題。民族幹部不大注意民族區域的語言。這是我們決定了的沒執行。

彭真再一次指出要調查研究問題。他說：隻要身體，好，盡量出去視察工作，特別要去比較落後的地方。多開一些調查會。個別談可以了解很多問題。聯組會就是調查研究的好機會。要對方針政策熟悉，對情況熟悉。我們這些老同誌要盡量學一些理論。1875年的《共產黨宣言》序言。我們的思想文化界看看，免得自以為是，免得我講了話，別人不能駁。黨章裏麵寫了《憲法》是全國10億人口的法。經濟要搞好也是按照《憲法》。體製改革我們也是講了的。大家平心靜氣地討論。實事求是，看真理在誰手裏。權利與義務講得很清楚，限製幾點：第一點，任何人言論自由不能違反國家利益，別人利益。根據《憲法》確定的原則平心靜氣的談。第二點，有的委員提出，思想文化界是重要問題。第三點，大家的思想盡可能統一，不能萬馬齊喑。總不能馬列主義與資本主義平起平坐。三民主義統一祖國，就把中國統一掉了。一個國家思想要統一。台灣提出釋放魏金生。鄧小平說，這是自由化的問題。第四點，法律麵前人人平等。1954年我寫了。現在又寫到《憲法》裏去了。

聯組會上許多委員談到防洪和水利問題，彭真說：三峽問題討論了多少年了。19世紀50年代就講起。對國計民生關係重大的問題，應請人來講講，早提出來。我們可以多方麵調查研究，使人大做決定時少犯錯誤，集思廣益。個人說了算是危險的。我們還是要實事求是，是民主集中製。這是各個黨的經驗與教訓，以後凡是重大的方案在做決定前要上上課。

關於日本問題。清朝以來，袁世凱頒布了《刑法》。《刑法》是日本人起草的。東北人很恨日本人。有人看見請外國專家來，說這是帝國主義回來了。我到關西講了法律問題。日本人怕給我們技術，那買賣怎麽做？趙紫陽在英國，談到歐洲技術。日本慌了。我們對內搞活，提高企業的活力。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充分依靠我們現有的力量。中國留學生在外國都是第一流的。我們要充分發揮現有的力量，引進先進技術和先進力量。趙紫陽去歐洲搞這個工作。的確，日本車多，貨幣要回籠。

關於出國的問題，要適當統一指導，重複的，不必要的要盡量控製一下。還有一種是友好訪問，要盡量進行充分準備。

彭真講完話後說：我說的又算又不算，對的就算，不對的就不算。

首先被消滅的是超級大國自己

1986年5月20日，彭真會見歐洲議會的一個代表團。他說：你們在西方，我們在東方。你們的臉是白的，我們的臉是黃的。我們與歐洲共同體有許多共同的要求或相近的意見。全世界人民的共同願望是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我們是和平的力量。歐洲共同的和平力量。東歐和西歐也是和平的力量。發動世界戰爭，遭受災害的是你們，也是我們。發展我國，發展你們都需要有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對所有世界各國人民，包括美國、蘇聯，打起仗來有什麽好處？最後能不能勝利，蘇聯前國際問題專家馬斯托夫斯基說：“現在戰爭是無勝利的。”能打世界大戰的隻有兩家。他們都講核武器能把世界消滅好幾次。歐洲首當其衝，也許兩個超級大國首當其衝。這個超級大國把洲際導彈打到另一個超級大國。另一個超級大國馬上打到另一個超級大國。所以第一次就把雙方消滅了，消滅好幾次幹什麽？

它總不能把全世界都消滅完了。我看可能首先被消滅的是超級大國自己。

不能沒有母親就先有孩子

全國人大製定《企業破產法》時在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7次會上審議沒有被通過，原因是還沒有製定《工業企業法》。不能沒有母親就先有兒子。

此後，幾個副委員長到各地調查，法律委員會開了八天的座談會，討論修改草案。彭真邀請法律界、經濟界和理論界專家學者座談驗證《企業破產法》實施的條件。

1986年11月17日，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8次會上又一次討論《破產法》。這次委員們還是意見很大。目的想解決企業和職工都吃大鍋飯的問題，促進企業自主權的落實，增強經濟責任，加強廠長管理，提高經濟效益。假如這個企業與公共事業和國計民生有關的，有人願意擔保還債的，可整頓，而不是讓八千萬職工都失業，就可以宣布破產。討論中，有人說，全民所有製的企業相對獨立，自負盈虧。企業搞的好，沒問題；搞不好，長期虧損，誰還債？

會上透露一個數字。全國當時有93700個國營企業、367000個集體企業、1020萬的鄉鎮企業、還有三資企業。有些企業領導官僚主義嚴重，欠債不還，但總找不出個解決的好辦法。

為此，1986年11月17日，84歲的彭真同誌一夜沒睡。18日早晨3點執筆給副委員長陳丕顯寫信，布置工作。信的中心意思是：正在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8次會上討論的《破產法》，是複雜的法。討論時反應強烈，沒把握就不能通過。在小組和聯組會上先討論其他幾個法，最後再集中討論《破產法》。把財經和法律委員會的材料印出來，發給大家，在高度民主的基礎上再討論。11月18日上午先開委員長會。

法律不以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

1986年11月24日，彭真委員長在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8次會上談什麽是最高理想。他說：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最高理想都是共產黨人先進分子的力量源泉。最高理想是不是共同的共產主義。人們不主張現在就建成共產主義社會，講共產主義思想，無產階級工人階級世界觀，在政治上就是無產階級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最下層的人，他們解放了才能解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是黨章上寫了的。除此之外，沒有特殊的要求。為什麽說共產黨員講曆史唯物主義，辨證唯物主義？不去尋找客觀曆史去辦事，你想什麽？無論現在和將來，錯了不符合客觀規律。實現共產主義是整個曆史過程。第一個階段是革命。第二個階段是建設。不那麽容易。北伐時，國共合作，打倒舊軍閥，解放了半個中國。國共分裂又打了10年，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鎮壓工人政權。共產黨拿起武器鬥爭。七七事變，中國來了個轉變。解放區實行減租減息。毛主席去重慶談判，說明中國人需要和平，全國人民都需要和平。毛主席親自去重慶談判，停戰不到一年，雙方休整了一下，蔣介石發動了全麵內戰。最高理想是我們的精神支柱。關於社會主義民主。咱們在一起開會，誰的意見對就聽誰的，要民主，沒有這一條不行。有了這一條也不一致，要少數服從多數。人治還是法治？要把社會主義民主製度化、法律化，不以領導的改變，領導的主意改變更換而改變。有法可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關於鄉政權的建設問題

1983年4月12日，彭真寫信給陳丕顯談基層建設問題。他說：關於鄉的規模問題大家意見比較多。其實這個問題不是完全沒有試驗。人民公社成立時提出一大二公，結果公社搞大了。後來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實際上是劃小了。鄉大了問題也很多。鄉大容易衙門化，幹部辦事拖拖拉拉，容易官僚主義。但公社已搞了二十四、五年，要變的話，條件也不允許，因此不少地方不願變。這是可以理解的。而有的同誌去調查時群眾要求小，上麵又要求大，同時鄉政權的選舉必須依靠黨委領導才能搞好。現在地、縣兩級領導班子還沒有調整好。各級黨委、基層的工作很繁忙，很難。從各方麵考慮。目前解決這個問題條件還不完全具備。另一方麵，《憲法》已公布，鄉政權有個換屆問題。如果叫人民公社不合適。我想考慮一個臨時的過渡的措施，分兩步走。第一步，有些搞大區小鄉的省，現在就可搞小。條件是不脫產，半脫產，給補貼，現在可能是多數。除搞些典型試點取得經驗外，同時麵上可講講，鄉的規模可以按公社的規模不變，臨時性的過渡性的，大一點就大一點。這樣我們可有較長的時間研究工作，做充分的組織工作。第二步，經過整黨在農村建立相當規模的鄉。有些同誌提出大區小鄉的方針，機構精幹的區作為縣裏派出的機構。選上的拿補貼，落選的回鄉生產。我在代擬稿上批注了意見。4月11日，我與崔乃夫、杜潤生講了看法。

1983年4月14日，陳丕顯說：按彭真講的建鄉問題，分兩步走，修改代擬稿。民政部部長崔乃夫說：“據我所知，彭真已經考慮幾年了。1981年夏天去調查，建小鄉便於群眾辦事，便於群眾選舉，便於監督。人的問題基本能解決，可以從政法戰線和城市民政部門抽調幾萬人。”

委員長與記者在一起

1984年4月6日，人民大會堂西南門的小院已經披上一層薄薄的綠紗。下午三點一刻，記者趕到118廳時，隻見彭真同誌早已在那裏等候。廳裏已坐了其他新聞單位的同誌。

彭真同誌拍著自己右邊的沙發說：“到這裏坐。”他那慈祥的話語反而使我有點不好意思了。

我找了一個空位置坐下來後，發現每個人的座位前備有擴音話筒。

彭真說：“今天把各個新聞單位的同誌找來，主要是說說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製的宣傳問題。”

參加這次會的有新華社、法製日報、紅旗雜誌、人民日報、中國新聞社、光明日報、經濟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出版局、司法部、中央政法委、公安部、北京日報、中國青年報、工人日報、解放軍報、中宣部等18個單位的30多個人。

10天前，也就是3月26日和27日，我曾聽彭真同誌講過兩次話，一次是委員長擴大會議，已經開了4個小時，他又把8家新聞單位的同誌留下談加強法製宣傳，加強馬列主義唯物主義的教育問題。今天這次會是10天前會議的繼續，人數擴大了兩倍。這些都是沒報道過的。

4月6日這次會上，彭真同誌從建國以前談到建國以後，一直談了三個小時。會議開得民主、活潑。

他說：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製，一個是搞“四化”。”四化”搞不好，什麽也搞不好，農業、科學、國防。國家要長治久安，實現“四化”這是共同的任務。今天主要講社會主義法製。這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著重提出來的。民主要製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法製不以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管哪個領導人，也不以領導人的看法而改變。三中全會公報就是這麽講的。三中全會為什麽這麽說？三中全會總結了經驗，直接了解過去的經驗。如果沒有法製，說亂就亂，十年災難，不能不說是國家沒有健全社會主義法製。三中全會痛感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所以公報才有那麽一段話哩。一個是革命時期，一個是建設時期。過去不管做什麽事老百姓都問“這是不是黨的政策？”至於法有限，那時的法是統治階級的法，三大敵人的法，外來侵略者的法，日本占領區是日本的法，敵占區是國民黨的法，剝削鎮壓革命的法。那些地方有法，但不多。但黨、軍隊、人民很有紀律，人民有先鋒隊，那時女同誌很少，結婚的沒幾個。主要是一群職業革命家，有政策，有紀律。28年主要靠講政策、路線。那時辦事已習慣了，不同的階級、不同的階層、各黨派、男女老少。一個電影有的說好，有的說不好。一本小說，有說壞透了，有人說好。青年人說：你們不了解。我們說：兩代人，但有政策。文化大革命也有政策。必須把全國人民讚成的搞個東西。黨員有依靠，不是黨員的怎麽辦？要通過國家的法，國家的政策。法是黨領導人民指導的法。黨與人民意見一致的就形成了法。這一點感謝文化大革命，沒有文化大革命這句話是寫不出來的。這句話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公民在憲法前人人平等”。不同力量、黨派、組織任何人都在法律範圍內活動，任何個人組織沒有超越法律範圍的權利。文化大革命後，十二大黨代會才提出這個主張。政策還是要的，還要有法。實踐經驗證明，用法把有些問題固定下來。整個國家機構有大家遵守的法，不管你是什麽人，都要遵守。十一屆三中全會說一定要健全社會主義法製，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到五屆五次全國人大通過了《憲法》。各方麵各部門一年才訂了個草案。中央先後討論了8次，憲法修改委員會一次會討論了9天，有時討論三四天。這個法黨和人民一致同意。有了這個法，任何個人都要遵守。黨領導製定的，是國家長治久安的辦法，現在健全社會主義法製是整個國家的事情，做到這點要立法。已經立了一批，但還不夠，人家意見一致了才能立法，經驗不成熟不能立法。守法的情況基本是好的，但不是很好。打擊刑事犯罪打了不少人，搶劫、強奸、縱火、反對社會主義。大家對法律不太熟悉，本來要判罪的還登報，不重視，不習慣。有些單位不大宣傳。大家都還做了努力的，但還是不夠。

彭真說：法律方麵怎樣貫徹，沒有你們不行。應該簡明扼要解釋，一是加強領導，一個就是諸位要寫文章，讓老百姓真正懂，要家喻戶曉。附帶說說，現在思想比較混亂。青年一代，50歲以下的多數沒受過資本家的壓迫，40歲以下的沒受過地主的剝削。建國時的娃娃和我們這些人，入黨後受黨的教育，從20世紀50年代末期後，沒有對青年、工人進行係統地馬列主義教育和黨的基本知識教育。許多青年看了很多書。蔣南翔當教育部長時我就讓他搞個思想教育的書。我請周穀城研究一下，原始社會必然走到封建社會，然後是資本主義，不了解這個常識不行，特別是50歲以下的。要對他們進行國際主義、愛國主義教育。愛勞動、愛科學啊四項基本原則的體係。我再有半年就82歲了。介紹托派書的序言裏沒有批判。他講馬列主義過時了。有的書印的大字很漂亮，但沒有序言，有一句“讀者自然會辨別”的話。有那麽大本事？中產階級大量泛濫。為什麽人道主義，異化批不下去。有些壞書模仿古典名著來反對社會主義。我看內部刊物批判一些書，但報紙上不要登。還有個內部發行是最吸引人的外部發行。大家按《憲法》統一思想。1、經濟基礎搞不好，社會治安不可能搞好，現在沒飯吃是極少數。有些地方窮，但總的來說，人民有飯吃，有衣穿，衣食住行沒有發展，生產力就不行。2、腦袋吃飽飯後想什麽，如果你搞社會主義，思想統一了，行為也就統一了。意識形態方麵健全社會主義法製這個問題搞好了，現在打擊刑事犯罪有成績，把無法無天的罪犯打擊了，各地拍手稱快。我走了十幾個地方，黨外人士都拍手稱快。大白天在街上強奸，破壞社會治安。我講話也算也不算。那麽對就算，不對就不算。

就是在這次會上，人大常委會做了決定，今後凡是重大問題的討論，都要請記者參加。記者可以參加人大常委會的擴大會和聯組會。

這時，王漢斌插話說：加強宣傳非常必要，要講法製觀念，要依法辦事的觀念，立法是艱苦的過程。三中全會以來製定了七個法。不依法辦事的很多。地市縣任命幹部不按人大常委會規定，認為是多此一舉。沒有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你為什麽不讓人家選舉。強行通過一個法律。我們告訴他，要通過國務院批。

彭真對記者說，你們以後可以寫到文件裏。有個過程，該注意的注意，該提醒的提醒。該監督的監督。搞工廠法，我去了江蘇、上海，搞得好。20世紀50年代，動不動給戴帽子。這次搞條理，有人不喜歡法，說是礙手礙腳。法的問題有相當長的鬥爭，從內部真正和風細雨來解決。

彭真說：修改法是常有的事，《憲法》改了100多次，後來通過時又改30多處。我講的話就一定是真理？隻有封建皇帝是這樣。咱們國家要養成習慣。如有的國家誰上台，就反對前總理，吵的一塌糊塗。咱們沒這個習慣，要麽好得不得了，要麽就決裂了。這個壞透了。我的工作中錯了你秘書長也可提嘛。資產階級你批評我，我罵你。我做這個國家領導人，一講臉就紅了，不行的。西方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我們要吸收。精神文明是精華。你講了話，我駁你？我們要天天洗臉。

彭真說：新聞有新聞的性質。你們隨時提醒我們講民主。這次委員會為什麽開？我們與129個國家建交。外賓來來往往很多。訪問了幾個國家無聲無息，很久了，所以讓人大常委會討論外事工作。咱們的報紙不好，一統就死，一放就亂。報紙要搞活一點。

彭真說：一個人沒有錯，不可能。選舉時有幾票反對的，這個東西應該報道。全票，我就不相信，光明正大有什麽不好，國家要慢慢來，養成習慣。

王漢斌說：意見不一定對，可不可以報道？

彭真說：搞活一點。

胡績偉說：討論時應多登一點反對的意見，除了違背四項基本原則的外，讓人家看我們開會是真的，不是假的。如《工廠法》，全體工人都討論了，將來修改後的法，工人看到采納了他們的意見，有什麽不好？

過於集中對社會主義不利

1984年5月25日，彭真召集各省市自治區人大常委會領導座談。他說：1979年通過的法中提出了全國人大常委會與各省市人大常委會是聯係關係，不是領導關係。全國人大是全國最高權力機關。省市人大是地方的權力機構，都依照法律行使權力。為什麽要建立各省一級常委會？旨在使中央過分集中的權力分散到地方，權力下放給各省一級立法權。過於集中對社會主義不利。同時也集中不了，講條條塊塊的關係，多年經驗證明一統就死，一放就活。統以後辦不了那麽多事。一個省幾千萬，一億人口，10億人口把權力全統在中央，辦不了那麽多事。把一部分權力交給地方，做了幾年後，認為這樣好，所以就寫進憲法了。對於地方不是全不管。工廠實行廠長負責製。

彭真說：我腦子是清楚的，也不清楚。牽扯到充分發揮兩個積極性，太集中有好處，但發展慢。美國各州的權力很大。我們中央的方針是盡量把權力下放。發揮四種積極性：第一、中央積極性，地方積極性，單位積極性，個人積極性。所有製也是三種：全民、集體、個人。權力怎樣繼續下放還要研究，全國人大與省人大沒有領導關係，地方屬地方。這樣可以因地製宜，發揮地方的積極性。第二、全國人大不能幹預省人大。你不好幹涉，也不應幹涉。省一級的國家人員，無論省政府、法院、檢察院的人選，我們也不好幹預。他最了解他們的認識。我們不大熟悉。第三、有沒有法律監督責任？不管省也好，地方也好，有監督責任。這與領導關係不一樣。我們是事後發現他違犯法律了才管。如果知道的話，執行前要管，執行後也要管。所以不能講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第四、有的該做的可做的做的不夠。今後召集各省人大開會交流經驗，辦通訊，出個報。編製、機構、財政我們管不了。

談到代表如何工作，彭真說：絕大多數代表不是專職幹部。我們把2980人召集一起開會。定的法都要做。人大代表要與原選舉的單位保持聯係，注意研究基本的、重要的、長遠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