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協組織人才多

 

1949年成立的全國政協，不是黨和政府的最高機關，也不屬於哪一個派別。它包括眾多的政治派別。它對政府執行法律、法令實行民主監督。世界上別的國家都沒有這個組織。全國政協履行提案、視察、反映社情民意的職能。政協是各參加單位和委員行使權利，開展民主監督的重要渠道，也是委員知情明政團結黨派的重要途徑。正因為這樣，全國政協就成了廣播電台必須采訪的單位。

1963年以後，自從我開始做時政記者，經常采訪政協的活動。政協的地位很高，通常僅次於全國人大的活動。有記錄可查的是我參加了1979年6月在北京召開的第五屆全國政協會議。我的最大感受是全國政協委員做事認真、素質高、知識麵廣。參加政協的討論會，記者可學到很多東西，但落在廣播新聞稿上的卻是老一套。

根據我的采訪筆記，把沒報道過的事情，公布於眾。

那是1979年6月23日，我參加第五屆全國政協會議，國務院各部委組成的小組討論會。

有一個委員發言說：農民應養豬，投資少，周轉快，一年就可有收入。又有油吃。豬糞可以改良土壤，抗旱保墒。雞豬同養，還可以搞沼氣。養龜好。龜是高檔滋補品，可以換外匯。

山東招遠縣的赤腳醫生說：雞糞裏有6種氨基酸，能保證人體的白血球，吞噬毒菌，可以做成注射針劑。鳥糞可以治冠心病，因鳥吃毒蟲，喝鵝血治食道癌。芥末是治小兒肺炎的特效藥。中草藥大有作為。

有的委員提出：國際上出口進口要平衡，發展旅遊業，賺外匯。借外債不一定是壞事。南斯拉夫、羅馬尼亞也欠外債。借的外債對我們是有利的，但不能躺在外債上，靠出口東西，增加還債。在國內財政上要有盈餘。促進消費，促進生產，用高消費促進生產，增產節約。西歐國家做出了貢獻。

有的委員說：我們的思想要解放一點。計劃應簡單明確，應該有統計學。這是我們的缺門。要宣傳旅遊業。好的風景讓日本人來拍了。日本研究中國的許多古跡。日本有敦煌學。

吳鍾嶺委員說：八字方針，“調整”講得很細，調整是必要的，不僅把調整具體化，也要把“改革”具體化。“整頓”也應提出具體要求。“提高”是指產品質量的提高，技術的提高。計劃部門對於生產情況了解的不太夠。我國的工業潛力還是很大的。農機引進，不要忘記科學。農業發展要與機械化結合。

王再天委員說：農業問題，方針是毛主席早就定了。但具體工作起來就變成了“以糧為綱”，其他農作物一掃而光。

司馬義·牙生洛夫委員說：“四人幫”否定經濟規律，給經濟造成很大損失，比例失調。為了高速度發展，必須大規模地調整。農、輕、重完全符合社會主義有計劃有比例的發展。這樣才能加快“四化”建設速度。當前農業投資從10%增到14%。我們要繼續提高，說明農業是名副其實的基礎。新疆的耕地占2%，糧食不能自給自足，已延續好幾年。每年幾億斤。去年打了翻身仗，糧食達到自給自足，但還有相當一部分農民口糧不夠吃。每人收入一年不到30元。國家規定的急需品，需要45元。毛主席在1963年對新疆的工作有指示，經濟要一年比一年發展。“四人幫”破壞毛主席的第一條就是國民經濟。農業沒有很好發展，新疆顧全大局，堅決完成國家統一部署的任務。憲法第25條規定“革命老根據地，少數民族地區、邊境地區，國家應采取有效的大力幫助”。國務院必須盡快執行。

章太炎79年的衣服

1981年10月，蘇州機械局建築設計室的章導先生，為了紀念章太炎，把章太炎穿過的衣服送給了中國曆史博物館。章導說：這是先父1902年在日本時穿的，式樣像日本的和服。日本人稱為羽織。中國人穿在長衫外邊的馬褂。先父在日本為了避開清政府鷹犬的注意，有利於開展工作，他就製了這件羽織。日本人習慣在羽織上繡上家族的徽，顯示自己的家庭關係。章太炎則用漢字作家徽。章太炎說，這表明他是中國人，並非同化異國的習慣，同時，表示他在日本時對祖國的懷念，時時不忘光複祖國的責任。在反袁世凱的鬥爭中，先父被軟禁。1914年5月23日，章太炎把衣服交給其夫人湯國梨。先母一直珍藏至今，偶然有破的地方，她都會親手縫補，襟前的白線就是。先母1980年去世。章導說：母親一再教育我們，這件衣服表示了父親愛國和不屈不撓的革命精神，應該學習父親。母親認為，她活到70多歲是黨的關懷。她臨終前交代我們：“我死後，你們把父親的衣服和信，還有他在中山公園照的照片獻給國家。”

小組會上獻計策

1981年12月2日，政協全國委員會五屆四次會議上第33組開了座談會。參加的是特邀人士，有文化部、對外文委、教育部、文物局、出版局、文字改革委員會、社科院和中國文聯的知名人士，討論趙紫陽的政府報告。這樣長的會，不可能在新聞中報道。下麵我挑幾個有趣的發言，說明當時就有人提出了一些問題。

經濟學家孫冶方說：我國有待業青年的問題。就是因為我們的物質文明不發達。8月份，我在《哲學研究》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說“不同意於光遠的文章觀點”，結果收到一封匿名信，說我捧著馬列主義的神主牌討飯吃，騙稿費。有一種觀點說教育也是生產部門。澳大利亞把教育當作第三產業。三機部去英國考察，英國說三叉戟的原理是根據中國的原理設計的。吳仲華的科學隻停留在精神經濟學上。物價以後還要提。調整就發獎金，不是因農產品提價，而是工業管理改革壞了。主要不是全國搞改革的試點企業。前年搞調整主要是壓縮基本建設。重工業與輕工業的比例。當初提出的不是這個口號。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計劃是60億，結果超過70億。赤字不是支出農產品的70億。在科學、衛生、文化、教育上支出的很少。我認為，老企業投資少，收效快。新企業投資多，收效慢。老企業應該改進，不能改進的應該丟掉它。

全國政協副主席王光英：學術發展應該展開爭論。

二機部五局總工程師吳征鎧說：農業上說依靠政策和科學，那麽工業要不要依靠政策？工業也需要，對農業講是對的，對工業講也是對的。解決能源問題，也應該把發展核電站列入計劃。我們長期提水力、火力發電，而將來核能的前途無限。核能是最安全、最可靠、最經濟。國外反對核能是反對的核恐怖，實際上對人沒什麽影響。二機部研究核能，26年接觸過放射性，沒有一個人受害，也沒有癌症的發展。國外反對核發電有它的政治根源與經濟根源。日本人就不怕這個，因為日本的資源太少了。我們國家是不是就資源豐富了呐？上海搞個金山核電站，要燒掉石油，因為上海用煤和水電不可能。核電站必須立足於國內，有計劃地發展核能核工業是必要的。第二條意見，現在我們的工業技術浪費嚴重。許多問題講節約原材料，但質量耐用不夠。紡織工業中的哢嘰和燈芯絨布不耐用。第三個意見是關於教育問題，一個從幼兒、小學、中學抓學生的教育，要眼光遠一點。教育方針應該放在中小學。另外要注意各科的平衡。科研要為經濟服務。認識世界的目的是為了改造世界。各個部門都需要有科研。科研有長遠的，有短期的。有些科研項目雖不能馬上生效，但將來的用處很大。有些學科看起來抽象，但不用它還不行，如激光、無線電、計算機。近期與長期的結合實際上是個儲備。誰出口東西，誰就能用外匯。二機部要買美國的直升機，用於地質考察，二機部沒有外匯，結果被大慶買走了。賣鈾主要是賺外匯，我國的鈾不能賣。賣生鐵給日本。日本很高興。這很不合算，這等於把焦碳和礦賣掉了。

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錢臨照說：為什麽小學、中學都追求升學率？小學升到中學也很困難。大學一年比一年困難，因為大學是鐵飯碗。我同意葉聖陶的意見，什麽原因？因為教育製度的問題，獎勵什麽大學。大學畢業後，他不一定去研究所。要大辦一些職業中學。兩年畢業，到社會上就可用，在電視上上學的脫產工資照拿，而且畢業後可拿到文憑。文科需要的很多，如會計、秘書、檔案。秘書這個行當要懂很多東西。農業老師下去，幫助農民科學種田。

科學院聲學所所長汪德昭說：這個報告是對國家形勢，對國家前途很有眼光的科學論文，有分析，有數字，有試驗，有方向，如，有災害，工業產值不但沒減少而且增加了10%，證明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廣大人民艱苦奮鬥，在抗旱抗災中驚天動地。看到三中全會後的農村形勢。1980年有2600多重大科學成果。雜交水稻賣給美國，美國與中國的方法對比，我們增產160—180%。中國農村建房子應該工廠化，請建築部門考慮，又快又適合中國的情況。科研要與經濟掛上鉤，科學技術怎樣與國民經濟相結合，如甘肅一帶麻雀很多，每年麥收季節對農民的危害很大，用聲學辦法誘引麻雀，效果也很好。國外也有用這種辦法的，但沒有一個單位給我們下達這樣的任務。

國家科委副主任武衡說：科研人員應與企業單位有密切的聯係，現在基層單位很需要科技人才，而北京的研究單位很多，沒有很好發揮才能。

1981年12月3日，我上午參加了中國民主建國會的一次討論會。廣東省政協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委刁沼芬說：報告實事求是，有的放矢，調整工作是成功的。我去江門、新惠調查，產量質量都提高了。

民建中央副主席、廣東省副省長郭棣活說：講實在的報告，可以使人信服，而且又指出了前進的目標。報告的最後一部分，克服官僚主義從國務院做起，很重要，在克服官僚主義的同時應該整頓領導班子。領導班子存在老、弱、能力差的問題。人要少而精，不要排那麽多。搞“四化”要精通業務，掌握現代科學文化知識，要有一定的文化科學水平。行政幹部要有考核製度。機關幹部沒有獎金，物價一直在漲。

廣州化學研究所副主任、副總工程師酆雲鶴說：浪費水的問題不是一個人。鋼廠到9點了還亮著燈。稻草造紙好，但稻草都做了肥料。

下午，我聽了教育界的討論。劉穎建議爭取研製出口產品。把出口產品作為研製、生產單位的目標。這樣我們的經濟就活了。關於能源問題，我國一直是能源很緊張的國家，而且是浪費的國家。石油的浪費，工業用油燒掉4000萬噸，一噸油250萬美元。4000萬噸油就是500億美元。燒鍋爐不要燒油，在今後10年內逐步用燒煤來代替燒油，爭取把4000噸油節約下來。自力更生不要什麽都自己做。我們要算賬，高等學校的科研問題。教師不能推動科研，就不能培養學生。全國高校的師資25萬，科學院幾萬人。高校科研長期被忽視，長期沒有科研經費，去年才給了1700萬。

周誌宏說：能源各方麵都能節約。時間的浪費太多了。搞科研需要工作條件，有錢，有師資，有設備，現在教師的待遇最低，環境最不好，工作條件差。

劉穎說：日本全國七部計算機都設在大學裏，是真正的培養人才。西德光學儀器廠，中國定了八部，誰有錢誰搞。

王福重說：大學畢業後，怎樣擇優錄取，不能是鐵飯碗。

謝立惠說：人力的浪費大，培養的學生有的在下麵當會計，扯皮多，糾紛多，而且還在增加人。頂替風，孩子頂替教師，隻能當職工，職工越來越多。教師與學生的比例是1比30，大學就是從數量到質量都要有所發展。學校太大不好，分校可大發展，對師範教育要重視。

李春芬說：大學的體製，要通盤考慮專業設置，不要重複。國外是社會辦大學，我們是大學辦社會。

劉崎說：根據資源和經濟條件綜合發展，充分利用水源，受益很大。

尖銳的批評

在1981年12月4日上午，政協五屆四次會議第32小組會上，我聽到了很尖銳的批評，說明政協與過去大不一樣了。

會議一開始，劉亞哲就激動地說，我的發言很多，沒在簡報上登。你們要寫小人物，無名英雄。政協的大會一年一次。開一次會，我就等於大學畢業一次。我的發言不登，這是框框這怎能交流經驗？政協委員要揚長避短。短不要吹喇叭，要看出問題，看出水平，要提出措施。一、為人民為群眾服務的問題。兩個高度文明，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是互相聯係的。胡同裏的公共電話多得很，人家要去打電話，他去睡覺了。人家去上班，他又去買東西了。一個院住七八家。半年也不給我接一次電話，好容易一次晚上，大家睡了。他大聲喊：“劉亞哲！”我說：“你小點聲。”他說：“活該，在哪個院我都這麽喊電話。”弄得周圍群眾對我很有意見。我收到70多封信都是要求落實政策的。

1981年12月4日下午，在政協全國五屆四次會議上小組討論農業問題。

中國農業科學院研究員戴鬆恩說：今年在大災之後，曆史總產量接近1979年，是建國後的第二個豐收年，了不起，是奇跡。發展農業要依靠政策，全國自從實行集體所有製以來收入增加。大家都要求有農業科學知識。這是建國以來所沒有的，大力推廣增產措施，一要因地製宜，二要行之有效，防止搞欺騙行動。如何更好更快地發揮老專家的作用。專家都安排在領導崗位上，結果兼職多，會議多。高科技力量集中在北京，邊遠地區很少。

水利部的覃修典說：水電是解決農業還短缺的關鍵，今後10年以煤代油，應以水代油。水電隊伍處於半窩工的狀態，要調整。

黃興後代談革命

1983年6月7日，在政協六屆一次會議上，我采訪了黃一中。

黃一中是黃興的二公子。黃興因為投身革命被清朝政府通緝，被迫毀家亡命於日本。

黃一中1914年去日本求學，寄住在黃興的好朋友宮崎滔天家。1925年轉入京都帝國大學經濟係。南京國民政府先後任命他為財政部關務署科長。20世紀40年代，他是內政部戶政司司長兼統計局局長。當時，我國有四萬萬五千萬人，就是黃一中統計出來的。

我采訪時，他說的第一件事，我父親組織了華興會。康有為、梁啟超上書給清朝政府，孫中山也寫過。那時革命也很難。重要的是團結，不團結做不成事。孫先生和黃興一直在日本組織第三革命。孫先生與我父親談得很接近。孫先生提出要搞一個組織，我父親讚同組織華興會，我父親發起的。孫先生出來演講，得到大家的熱烈讚同。我父親推選孫先生當領導，大家沒意見。章太炎反對孫先生。革命黨人在日本，日本害怕，有一個商人送給孫中山一萬元。孫先生拿出兩千元辦《民報》。章太炎辦《民報》。後來辛亥革命成功了，章太炎在上海，讓我父親到南京組織政府。我父親第二天要去南京時，接到孫中山從日本起程回國的消息。我父親說，孫先生不在中國，我當。現在知道孫先生要回來了，我不能組織政府，太平天國就是爭權。我父親突然決定不去南京了，在上海迎接孫先生。第二件事，孫先生要讓位袁世凱做總統。袁派人刺死宋教仁。我們打電報，一份給胡漢民，一份給戴元凱，要討袁。他們回電說“現在不能起來”。孫先生要自己去上海打。我父親說他太冒險，勸他別去。結果我父親替他去了。這事情失敗後，孫先生提出要改組國民黨，要另外組織一個黨。我父親與孫先生意見不同。我父親認為，這個時候改組國民黨是把我們的人推出去，不是時候，要絕對服從孫先生的命令，要發誓，要打手印。孫要把我父親的兵讓給他兩年。我父親說，革命同誌為革命，你現在讓我把人交給你，辦不到，對革命不利。孫先生讓黃興休息兩年。孫說，幹成功了，回來辦政治。幹不成功了，再交給你。後來孫辭行去美國了。孫先生送給黃興一副對聯。蔡鍔問黃興：“起義的時候到了沒有。”黃興給蔡鍔寫信說，辛亥革命時，蔡在雲南，組織教導隊，把蔡救出來。蔡從北京趕到天津。到天津馬上跳上船去日本。蔡鍔起義把袁世凱氣死了。蔡與黃能這樣團結，革命才發展得這樣快。

黃一中建議中國的科學發展一定要趕上時代。他在政協會上講了日本的故事。他說，日本明治維新時，把軍閥割據權交給皇帝，讓皇帝管國家的事。過去的軍閥有社會力量，打朝鮮，向外擴張。日本的伊滕博文到歐洲跑了一趟，感到日本不行，搞建設隻有歐化，學歐美。日本埋頭搞建設。日本的總理權亞尼與孫中山、黃興的關係很好。權亞尼說：“你們不懂中國，不懂中國人。中國有一個民族性，有很深的文化底蘊。”我在日本讀書13年，學經濟的。中國1949年後，民族工業近代的高潮，人心大好。那時，毛主席提出抗美援朝。毛主席說：“這個仗非打不可。”斯大林看得很準，中國是一個榜樣。中國最近這二三十年可以做5個原子彈，可惜了，反右損失。葉劍英委員長把《憲法》修改工作完成了，這是大事，國家有了憲法。鄧小平提出搞“四化”。“四化”搞不好，唱調調不行。趙紫陽的報告要發展五年計劃，這一點很重要。要想長遠一點，五年計劃不要影響下一個五年計劃，我們走的路不要堵塞。

一個知識分子的遭遇

1983年6月，在政協六屆全國會議上，羅明橘講了他在曆次政治運動中的遭遇。他在唐山大學學土木橋梁，1926年畢業，做了6年的土木工程師。然後公費出國，在美國學航空和土木，1934年畢業，得了碩士。1935年在美國理工學院麻省做研究工作，1936年回國，在軍隊做了一年工程師，然後改教書。1936年到1937年在廣東教書，1937年到1944年在北洋大學當係主任。1944年出國考察美國和加拿大的航空事業。當時，德國剛剛投降。美國讓我留下，在飛機場做事。後在西安大學學造船。1959年，我在廣東華南工學院造船係當一級教授。1984年麻省理工學院成立50周年，寫信給我邀請我去美國。25周年時，也給我寫信，我不敢回信。好久沒有通過信了，結果文化大革命還真搞到我了。說我裏通外國。其實，我沒有通過一封信。結果不讓我加入共產黨。1955年，香港請我去講課，我沒去。整我的人說我偷渡，我沒偷渡。還說我罵林彪，攻擊副統帥。我說，我沒見過副統帥。我說，中央首長我隻認識周恩來和楊秀峰部長。我當過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1968年，周總理打電話要保我。1972年6月1日，我被解放了，看5頭水牛，每月381元的工資降為40元。1972年12月14日，又無緣無故鬥我，說我攻擊江青。我從來沒罵過人，沒講過閑話的人，怎麽會攻擊“文革”的領導人？抄我的家8次。1972年，尼克鬆訪華。讓我回工學院掃地。後來讓我去航運局修船。有一條船，工人搞的需要134萬元，容300噸，而且不能出海，隻能在內河用。我搞的船隻用50萬元，容800多噸，比工人的減少84萬元，還可到海南島運礦砂。一個“反動”學術權威能做對人民有利的事情。當時，陶鑄書記讓我去搞軍用機場。18噸的轟炸機，挖六七米深，已挖了600萬立方米的土，一年左右的工程。我計算了一個星期。文化大革命前，我都是義務勞動，沒報酬。康生讓我去，我不去。造反派就說我罵了他。我是1972年6月1日解放的，突然接到12月14日的通知，讓我簽字，說我攻擊“文革”首長，屬於革命性質，因為我對社會主義建設有貢獻，當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戴反革命帽子，沒抓我。我兒子1967年畢業，7年沒工作，在家閑著，耗費他12年零8個月時間，一直拖到1978年。康生死，讓我去參加追悼會，我不去。周總理去世，我不能不去。周總理對我關懷，打了兩次電話。華南工學院人事處的李同誌，告訴我確實有這事。總理追悼會，我去了，用《詩經》體裁寫了挽聯，把桑比作好人。“交交黃鳥愛集於桑，音容宛在令德難忘。交交黃鳥愛集於棘，獻身莫瀆，意何有極。”那時“四人幫”掌權，工學院不願開追悼會。我的學生從國外回來想來看我，也不讓進。1978年6月，工學院讓我簽字，說要給結論。結論裏說我“犯了一般的政治性錯誤”。革委會的人讓我簽字。我兒子說：“不簽”。拿毛主席著作辯論。專案組不敢辯。過幾天他又改改，簽了三四次。我兒子在多倫多攻讀博士，今年我到美國開會。我把1600美元交給政府了。我懂法、英、德三種文字。廣東省派一個副局長到我家談話，後來我才知道是方毅副總理的關懷，北京要開科技大會。我們要趕上世界先進國家，質量要相同，數量也不能少。人家有的咱也要有。

六屆人大和政協會前

六屆全國人大和六屆政協召開前夕，中共中央邀請了130多位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和各有關方麵負責人民主協商各個領導機構的人選問題。

1983年5月31日，胡耀邦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談六屆人大和政協的領導人候選人名單。這次會開得很長。

胡耀邦把中共中央醞釀的有關國家主席、委員長、政協主席、總理、軍委主席的名單向民主黨派全盤講了。這個名單是經過了長期醞釀、反複研究、同各方麵反複交換意見後形成的，醞釀時間長達一年之久。他透露了黨內嚴，黨外寬的原則和注意到三個梯隊的問題。

然後，薄一波受黨中央的委托做了補充。他講了各民主黨派的特征。他說，這些同誌鬥爭曆史長，他們不管遇到什麽曲折，與中國共產黨都是生死與共，休戚相關，他們在國內國際上都有崇高的威望。他指著許德珩說：“像這位老先生九三學社，93歲了。”這時，全場都笑了。第二天又聽取各民主黨派的意見。

第二次黨外人士會

1983年6月1日，黨外人士繼續進行會議。

中國民建中央谘議委員會主任孫曉村說：88歲的胡厥文對第三梯隊很感興趣。他腰疼，胃切除，癌細胞擴散。他看了候選人名單，不疼了。他說，這次名單的安排對開創統戰工作新局麵產生很大影響。

九三學社中央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許德珩說：這個名單反複考慮，仔細審查，來來往往經過了很長時期，使我受到很大教育。昨天開完會，我回去以後同大家商議，大家一致擁護。茅以升打電話給我，說在副委員長裏沒有科學家。

全國政協副主席、開國上將董其武說：完全擁護，保證投票。一波同誌講六屆人大的名單是反複調查提出來的，一是大量的共產黨員退出，避免職務的重複。增加了專家學者和知識分子。黨內年老的退出，在各民主黨派裏卻不限製。領導人青年化，這是黨的事業興旺發達的表現。

全國工商聯名譽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胡子昂說：政協也應成立個顧問委員會。

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名譽主席朱學範說：領導人年輕化對“四化”建設，對統戰工作有好處。我國的民主是通過協商的真正民主。民主有兩種，一是為國家為民族的利益，一是為少數人的利益。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是為少數人的利益。隻有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條件下提的意見是廣泛的民主。

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王光英說：建立第三梯隊是中國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這是長治久安的問題，完全擁護。

民盟中央代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胡愈之說：新憲法有很重要的特點，一個是民主，一個是對知識分子極為重視。搞“四化”建設，沒有知識不行。中國共產黨花這麽多力量搞出個名單不容易。配備一二三梯隊很有必要。民主黨派與共產黨風雨同舟，肝膽相照。我們要繼續與黨合作，在人大和政協做出貢獻。

胡耀邦作了《展望未來五年》的發言。他說：今後五年對台灣收複主權總要有個步驟，台灣回歸祖國不要遙遙無期。台灣的變化也有四個階段：20世紀50年代，那時我們驕傲了。60年代他們天天叫囂反攻大陸。70年代後，他們的氣消下來了，無所適從，有的人開始感到走投無路，完全分崩離析了。近來情況繼續走下坡路。不知你們對台灣研究過沒有，可能在1997年前收回香港。我們要從各方麵努力加強港澳工作。我們這一代人來實現祖國統一的任務。

胡耀邦說：今後五年搞得好就是使經濟一年比一年好，要不斷安定團結，奮發圖強，孫中山講的團結奮鬥，振興中華。我們下決心必須在今後五年中使我們的國家一年比一年更加興旺發達。在黨內、各民族、各民主黨派要更加團結，發奮圖強，目的是爭取使國家一年比一年更好。

最後，胡耀邦用“勿忘團結奮鬥，致力振興中華”做了結束。

民主黨派談共產黨的文件

1984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習仲勳召集各民主黨派、全國工商聯、無黨派人士座談中共中央將要提交到十二屆三中全會代表大會上的文件。此次活動沒有報道過。

起草文件小組的林澗清首先解釋，關於起草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三中全會的文件，鄧小平說，最理想的是搞一個文件。十一屆三中全會在政治、經濟上都起了很好的作用。這次能否搞一個改革文件，這個文件將對全黨的各項工作起重大作用。書記處的同誌一致同意。他說，耀邦、紫陽等6位領導同誌負責起草文件。在此以前，中共中央於4月召開了議題為三中全會的會議，幾個同誌研究文件起草工作。六屆全國人大期間，征求了江蘇、廣東、安徽、四川、福建等省市領導對文件起草工作的意見，與經濟部門進行了座談。大家認為，三中全會應著重討論城市改革及經濟體製問題。小平的講話起了決定作用，使文件的指導思想更明確了。9月初，稿子經過多次修改。9月中旬，中共中央委員、候補委員、中央各部門的主要負責同誌、各大軍區黨委常委，包括20個大企業的單位常委分別對這個稿子進行了討論修改。一致認為，總結了近幾年城市改革的經驗，提出現行弊端，從理論和實踐上提出了意見，反映了各族人民的共同願望，符合“四化”建設中的客觀要求，架子基礎是好的。這樣就又修改一次，擴大會議討論，原則通過，準備將文件提交三中全會。

林澗清說，農村改革已取得很大成功。這個文件沒講這方麵的問題。城市是經濟中心，是各個國家各種命脈的樞紐。城市改革不可能不牽動全國的經濟問題。圍繞這個改革又涉及到價格，涉及到整個改革的體製。行文中提城市和整個國民經濟的體製改革。文件分十節。第一、二節是講在當前形勢下改革的迫切性和根本任務。改革的任務一方麵提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取得的成績，一方麵比較完整地概括了這種模式的弊端。我國原來經濟體製過於集中，使企業缺少活力。企業與職工缺乏管理的積極性、創造性。這是至關重大的事情，是一個關鍵的問題。文件指出，主要確定國家與企業、企業與職工兩方麵的正確關係。解決捆住企業手腳的製度，使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商品者。把企業資金搞好，保證勞動者的主人翁地位。

文件的第四、五部分講改革計劃體製，運用價值規律和經濟杠杆的問題。運用價值規律的問題，過去，長期以來忽視商品經濟的發展。在發展商品經濟的問題上，文件指出，商品發展是不可逾越的階段，社會主義也不能例外。商品經濟的廣泛發展必然產生盲目性。這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是能夠做好的，所以實行計劃經濟通過杠杆來統一，不是相互排斥。我國的商品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商品發展與交換的主人翁是工人階級和全民的。在資本主義國家是不同的。這是馬克思主義與我國實踐相結合的綱領性文件，必將使社會主義認識實踐提高到新水平，使國民經濟發展有一個新飛躍。十二大的文件將起重要作用。

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說：中央委托我們邀請各民主黨派和各方麵的人士開這樣的會。這個文件不是短期內形成的。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文件，請大家提意見。第一、我們希望這個文件更完善，更好地發揮經濟體製的作用，在實踐時比較順利。民主黨派比我們有經驗，有見解，也要照顧到你們的身體。身體好就來。第二、文件發給大家，拿回去看。也要注意保密，現在開會，消息也飛出去了。第三、現在討論文件，將來在執行中希望各位更要與我們共事共行。已有4000人參加了對文件的討論，政治局討論了，各民主黨派不要以為已經通過了，還要集思廣益，廣泛民主嘛。

第三次黨外人士會

1984年10月13日，黨外人士座談會繼續進行。

中國民建中央的孫曉村：文件是劃時代的文件。農村大好形勢。城市改革迫切跟上去。我們國家建國以後用蘇聯的一些做法。重要物質采用調配的方式。國民黨搞了22年，把經濟搞得千瘡百孔。在這種廢墟上我們開始建設，當時是有必要的。1949年12月，全國掀起漲價風，上海、武漢搶購糧食、紗布。結果集中優勢把糧食和布運到上海。當時，毛主席提出要調動兩個積極性，中央和地方的積極性。在北京過年沒菜吃，隻有大白菜，到夏天蔬菜多了，分配有問題，大批扁豆、洋白菜、西紅柿在街上過夜。每年對菜的政策性貼補。商業企業沒有自己的責任。你搞得好取得利潤，就可多勞多得。應該把城市的菜變成經常性，改善人民生活，提高農民收入。中央遠見卓識，改革了計劃經濟。建議人事製度也要改革。沒有大學文憑也要用。如有一個機關，要幹部，不要工人。工人來了隻能幹勤雜工，這個工人能寫也不行，這個青年有能力就是不能當幹部。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為什麽鴻溝還那麽深？

全國工商聯名譽副主席、80歲的古耕虞說：過去僵化的模式是蘇聯的。弊端是官商不分、職責不分、條塊不分。兩個缺點，一個缺點是過去沒貨就發票證。人家說社會主義不搞商品生產，生產力不發展，沒有商品，不用票證限製也不行。價值規律似乎不起作用了，不講流通，不講供應。一方麵沒貨，一方麵倉庫的東西又堆積如山。我們的市場變成了買主的市場。第二個缺點是分配中的平均主義嚴重。文件把弊端點出來了。4000個學者總結出的經驗，說我們要搞改革。35年的經驗與教訓，今天非下決心改不可。作為國民經濟來說，每人240美元，翻兩番，與世界稍微發達的國家差距還很遠很遠。

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的徐萌山說：文件的第29頁說“全黨必須明確對外開放不是暫時的權宜之計，而是一個世紀，是戰略國策”，這很重要。

87歲的胡子昂說：開國以來，有今天這樣的文件不容易，經過多少人的手。我在床上病了17年，每天聽廣播，常常有驚人的語言，如“一個國家，兩種製度”。大家都在注意這件事。

陶齋說：文件有16000字，今天不可能逐字逐句改，第32頁講了科技教育的體製，但也應加上文藝戰線的體製。第10章對肅清“左”的流毒沒提。這次提出要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要根除整人的惡習。在這一條中加上一段“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肅清‘左’的流毒”。

孫曉村說：文件中應加上“過去習慣單純用的行政手段，而不善於用經濟杠杆的管理經濟體製”。

古耕虞說：知識分子的工資問題應該盡快考慮。一個大學生的工資還趕不上保姆收入。

第四次黨外人士會

1984年10月14日，民主黨派的座談會繼續進行，還是討論趙紫陽的政府報告。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副主席錢昌照說：要改革就要有兩個前提，一是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毛主席多次講到要調查。為了少犯錯誤，在對外開放上必須大興調查之風。這樣才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否則對內可能搞亂。對外可能吃虧上當。第二黨內要製造一種空氣，教育是先導，尊重知識。各個行業，各個部門都要明確，教育應與經濟平起平坐。搞現代化建設，科學是關鍵，教育是基礎。中小學是基礎，高等學校要抓精神文明建設。不搞好教育，怎能搞好現代化建設，一些地方文盲很多。1939年毛主席提出，要掃盲。對農村是這樣，對城市也是這樣。加快農村的改革步伐。農村經濟發展為城市提供條件。必須加快經濟立法，對內對外需要健全法製。要抵禦資產階級的侵蝕。黨的思想作風必須為總的任務服務。這樣黨就充滿活力，才能保證黨順利前進。

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農工黨中央名譽主席、曆史學家周穀城說：抓住重心，要在社會主義計劃下，充分利用價值法則，杠杆作用，不要一統就死，一放就亂。應該是統而不死，放而不亂。個人不吃集體的大鍋飯，集體不吃國家的大鍋飯，做到人盡其才。天下的事情就是走鋼絲。教育是最最要緊的。人才不是從天降，教育還須猛著鞭。

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科協名譽主席周培源說：報告總結了35年的經驗。僵化模式就是故步自封。振興中華表現在社會主義積極性上。

孫越歧說：黨的體製改革先從農村下手，經濟承包責任製，各式各樣的農村養雞。種花的專業戶。商品生產大大增加了，必然要衝擊到城市。現在要搞活企業，執行價格政策，政企分開。搞好國家與企業的關係，做好利改稅。搞好企業與職工的關係。生產力的發展要解決企業的活力，也像農村一樣，用承包製。價格與價值不要脫節。光改變生產關係不行，要依靠科學和其他方麵的幫助。我們多少年都是隻重視手，而忽視腦力勞動。我參觀日本豐田汽車廠，他們有三個研究所，一個研究當前發生的問題，一個研究設計的新模型，一個研究將來汽車的新變化。腦比手重要。這裏牽扯到知識分子政策問題，不調整中小學教師的工資不行。

中國民建中央副主席、土木建築材料專家黃大能說：改革的目的就是發展生產力。秦皇島迫切需要民建和工商聯提供人才。中年知識分子普遍希望工資改革。物價漲幅快，人心浮動得很。一方麵需要大力培養人才，同時把現有的人才合理使用。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老記者浦潔修說：農村改革形勢非常好。農村包圍了城市，這使城市必須改革，城市不改革，農村也不能鞏固和發展。建議在文件上加上“減少扯皮的事情”。不要鼓勵青年人消費，有了錢自然會去花。

第五次黨外人士會

1984年10月15日，中央繼續舉行各民主黨派座談會。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王兆國到會。他首先與程思源握手，並說：“程老，你好？”王兆國對在場的人說：“有什麽事要我辦的。辦公廳就是辦事的機關。”程思源說：“久仰，久仰，我在電視屏幕上見到過你。”

華僑領袖洪絲絲說：文件裏提到“鼓勵消費”，不適合我們的國情，提得太早了，會有副作用。日本提高生產、高工資、高消費。他們的汽車有新式樣的，舊的就不要了，家具舊了也不要了，衣服穿了不洗就扔掉，是浪費。消費不能解決生產過剩的問題。我們還沒有到東西多得不得了的地步。你現在鼓勵消費，生產的東西還沒有那麽多。有許多青年用錢沒有老一輩那麽節儉。青年在飯館吃飯大吃大喝，結婚有“幾個腿”的。農村婚喪喜事鋪張浪費。還提鼓勵消費，有副作用。兩個弊端，一是你也要買，我也要買，引起物價上漲。老百姓看形勢好，主要看菜籃子。國民黨為什麽垮台？一個是抽壯丁，不得人心，一個是通貨膨脹不得人心，二是不利於治安。青年人有錢就攀比，互相學。文件的第30頁“啟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支宏大的隊伍”，偏重於才，而不重視德，應加個“廉潔公正”。

趙啟正說：寶鋼能不能遲點開工，那個地方不適於搞這麽大的工廠。現在我國的文盲有2億5千萬。

大鍋飯裏沒有飯

1984年10月16日，黨外人士座談會繼續進行。

周穀城說：國家不吃大鍋飯，吃聰明才智飯是大節約。過去中國最大的浪費是人才。現在吃學問飯、人才飯可以發大財。

胡耀邦說：明年召開黨的代表會議，根據黨章第十二條規定1989年9月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黨的縣級和縣級以上在必要時可以召開黨的會議。這次會議議題有兩個：一是討論通過七五計劃綱要紀要。二是人事安排，明年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退下來一點，補一些新人。這是十二大黨章上規定的，可以補4-5%，明年可補47位。主要是50歲以下的。明年黨代會會有相當大幅度的人事安排。

胡耀邦說：參加黨代會的代表有1000人左右。分5個方麵：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300多；中顧委委員172人，重要的是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補上這三個委員會的省、自治區、大軍區黨政軍群各個部門主要負責人20多位；十二大以來做出突出貢獻的幾個同誌、有些中青年幹部，經濟、科技、文教330左右；名額分配到各省、各部門、解放軍推選，報中央審批。

他號召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為完成第六個五年計劃，為迎接黨代會的召開而努力奮鬥。

顯然，胡耀邦的話沒有說完。於是，他於1984年10月19日又在黨外人士座談會上講話。胡耀邦說的第一部分是經濟改革問題。他說，有一個稿子，到昨天才改出來。改的地方很多，幾百個地方。初稿改了9次，9次量衣，不是7次量衣嘛，比較穩妥。現在來看，在經濟改革的理論上，重大決策上，怎樣改革，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要不要改革，經過反複考慮可以站住了腳。前幾天周穀老（周穀城）說要萬無一失。如果從理論上決策上講，比較穩妥的話，我們覺得是可以的。周穀老好心腸，希望我們萬無一失，但在實際工作上會不會萬無一失，希望萬無幾失就差不多了。萬無八失、九失這個也很難免。聽了周穀老的講話，把明年的四件大事抓好，經濟上兩件：一是改革；二是七五計劃。政治上兩件：一是繼續整黨；二是調整班子。這兩件事由我親自抓。胡啟立第二梯隊，50多歲了。希望明年在主要事情上不出現大的紕漏。出了大的紕漏，明年的人代會、黨代會不好交賬。中央自己把精心指導的任務擔當起來。文件公布以後，明天中午廣播，後天見報，肯定會引起國內國際強烈反映。國內反映是會有所不同的，這是因為許多同誌對這個問題接觸的深淺不同，利害關係不同，所以有不同的反映，不同的看法。在1億1千6百萬職工來說，其中有8千多萬是企業幹部、知識分子、科研幹部。這裏麵，絕大多數是歡欣鼓舞的，因為直接關係到他們的切身利益。因為這樣做，可以使幹部放開手腳幹，收入很快就可以增加。大鍋飯是習慣用語，實際上也不科學。大鍋飯裏沒有飯，是大鍋稀飯，大鍋湯。這是個習慣用語，現在不一定改了。搞了30幾年的革命，大鍋裏沒有飯。今天徹底砸碎了那個吃大鍋飯的問題，革命與職工的利益結合了起來。他們為什麽不歡欣鼓舞？起碼是絕大數人擁護。首鋼調查結果：1萬多人，大概有百分之六七表現不好的人罵娘。這些人吃大鍋飯習慣了。他們說：“媽的！這個辦法可把老子累死了。”這是一些懶人，想占便宜的人，但絕大多數的人是歡欣鼓舞的。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的同誌，包括各民主黨派、學校、科研單位，2100萬左右。這2100萬職工、幹部、知識分子反映可能不一樣。許多人是讚成的。特別是文件細細想想，會想通的，一部分或者一少部分同誌不關心。他們首先關心工資增加不增加。前幾天我聽到一個反映，問這次會議允許不允許知識分子搞第二職業。我說，沒有。他說：沒有就很遺憾。還有一些人，在具體問題上讚同。有些經濟部門的同誌還想不通。他們瞎指揮慣了。中央說要簡政放權，來用新辦法領導企業。他隻相信他自己長時期積累下來的錯誤的辦法。現在讓他適應新情況，他怎麽能通？他一下子適應不了，不適應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農村改革文件，可農民卻興高采烈，抵製的是相當一部分農村幹部，當權派。經濟改革也有一部分人反對，那是經濟改革的領導幹部。三種人並不多，也查出一部分思想不通的人。有歡欣鼓舞的，有興高采烈的。在短期內發生這樣那樣的議論、謠言不奇怪。所以要冷冷靜靜地加強領導。

胡耀邦說：宣傳上不要亂宣傳。昨天我寫了個意見，一個是物價問題，一個是宣傳上的意見。也可以發給民主黨派的人士看看。隻要預先分析情況，組織各級領導加強討論，不可怕。亂不亂得起來？改革這麽個大事情，會不會亂下去？我說，不會亂下去。實際上改革已經醞釀了三四年了，如利改稅、打破兩個大鍋飯的辦法、工資與企業掛鉤、采取責任製，所以亂不起來。當然啦，我們曆史上的改革。一種情況是改革失敗，受到挫折就灰心了，或者說另找個機會再來。宋朝柳宗元也是改革派。改革後寫了一首詩，鷹擊長空。他是大文豪、詩人、改革家。還有一種是開始改革，希望改革，又擔心改革，而改革真上陣了又害怕，又擔心，叫臨陣而懼。我的意思是講改革臨陣而懼，徘徊不前的同誌們最擔心的主要是物價問題和工資收入。隻要精心指導就不怕。如果不涉及物價。這個改革是改革不好的。我們要按經濟規律辦事，這是改革成敗的關鍵。在物價改革、調整上現在有兩種思想，有一種叫正確的思想。改革體製是為了把生產搞得更好一些，更快一些，人民生活更富裕一些。有人想乘改革之機抓一把，多提價，拿來發獎金。有人說，三中全會是漲價會。開始還考慮要不要打招呼。我說，不要打招呼，提早打招呼會發生搶物資。讓他媽的上個當去。一種思想讓我們的經濟上去。

胡耀邦說：關於物價問題有三點指示：一、中學課本可以適當提價，隻能保本為利，決不要從小孩子身上賺錢。二、物價由全國定，今後物價怎麽管，大家必須遵守。三、正確調整物價。這是決策，什麽物品需要漲價，需要研究。有些人不管產品質量。這是歪風。我看亂不到那裏去。重要的基本生活資料由國家掌握，隻要自己不犯錯誤，柴米油鹽醬醋茶煤漲不起來，國家定的。2100萬國家幹部的工資來個徹底改革。分基本工資、職務工資、資曆工資和考勤鼓勵。明年一月開始。拿出幾十個億來漲工資。不會因物價的某些調整而影響這部分人的生活。中小學教師也要增加工資。如果物價工資解決了，還有什麽可懼的呢？一是不束縛，一個是壞份子，一個是工作上犯錯誤。這是國內不同的反映。國際上反映也會強烈。無非是兩個問題。一些友好人士，好心腸的人會同情我們，讚成我們。有人對改革要造謠的，咒罵我們的。我們要盡量爭取朋友。增加經濟往來，不搞霸權主義，不搞老子黨，資本主義世界，社會主義國家都有一部分人走自己的路。順乎潮流，適乎人心，維護世界和平。多數人反霸。我們反霸。人民希望國家富強起來。這就是人心。人心得天下。國家人民更快地富強起來是我們黨想辦的最核心的事情。

撤掉小籬笆  丟掉小算盤

胡耀邦在第七次黨外人士會上講話的第二部分。那是1984年10月16日，他說：中央比較開明，廣開門路，不是一個開字嘛，開放政策不是一個開字嘛，開創新局麵，不是一個開字嘛。你又開，又明啊。這不容易啊！大家希望中央好，希望中央的任務健康長壽。主要靠什麽？一要靠正確政策，調動10億人民的積極性，著眼於10億人民，這就叫全局開明，叫有本事。隨時隨地了解廣大人民的願望，要代表人民的意誌，把人民的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結合起來，做人民的代理人，要當人民的勤務員，不做違背人民利益的事情。這幾年靠人民，人心所向，金石會開。二靠我們的健康的政治生活。把兩千多萬工人階級、老幹部、新幹部、黨內幹部、黨外朋友、工農出身的人團結起來，群策群力，大家同舟共濟，息息相通。不要隻相信少數人，不要迷信少數，更不要少數人說了算；不要搞親屬關係；肝膽相照，榮辱與共。不要搞小團體利益，要想大局，不要計較小團體利益；廣開言路，集中起來，不要怕人講怪話，不要怕人講不同意見，撤掉小籬笆，丟掉小算盤，把大家的聰明才智充分發揮出來。三、要長期打算，把後起之秀提上來，好好培養下一代，關心後一代。這是全國全民族的大事。老同誌要傳幫帶。信息社會，我們從中央就不懂。真理不怕講透。我們講了不要打人。打人反過來說明你那個真理不高明。順乎人心，水到渠成，誌在騰飛，無愧前人。

香港問題回歸前的輿論

1984年8月24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台長楊正泉傳達了中央宣傳部有關報道精神。

關於中英談判，現在已進行到第二階段的第21次，還要進行三到四次。9月下旬兩國政府草簽一個文本，還有兩個附件。

關於香港問題的12點政策，草簽以後發消息。全文刊登聯合聲明，發表社論和文章，闡明我國政府鮮明的立場。報道內地、香港、台灣對聯合聲明的反應，草簽聯合聲明後要對大陸進行教育。英國要麽全盤否定，要麽肯定，不能修改。兩國政府通過立法手續進行修改。我國10月底，11月初正式交到人大討論，能不能批準，還不一定，如果有效的話，要經過三個階段，草簽、通過、簽字。除了公開宣傳以外，還要向國內人民進行宣傳教育，內部要搞個宣傳提綱，宣傳解決香港問題的重大意義。自從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人受屈辱。香港問題的解決是民族在消除恥辱上邁出的一大步，是大事。對於增強民族意誌，增進愛國心是一大發展。雙方要互相尊重，為其他國家解決爭端提供範例；要宣傳香港的特殊條件，宣傳香港恢複以後，充分照顧香港的現狀；一個國家兩種製度；宣傳香港的國防、外交由中央管；財政收入不上交中央；可以以中國香港與世界各國發展旅遊等；自治並不等於是獨立；宣傳過渡時期港英政府有責任使香港繁榮與穩定；希望香港人以當家作主的態度關心香港；宣傳香港特區政策，製定基本法；宣傳我國這個問題政策不是多邊，我們相信香港的前途充滿希望。宣傳上要有針對性，同時照顧到三方麵的對象。不要把香港說得一無是處；不要涉及澳門；開始宣傳，規模不宜搞得過大，要實事求是。香港問題有利於中國人民，有利於英國人民。可綜合各國的反應。通過外國人反映我們的觀點；對反動觀點要加以批駁。台灣是國內的問題，性質截然不同。這兩個問題不能混淆，解釋性的宣傳，態度要溫和，隻提港人治港，不能講台人治台。台人治台是支持台獨；講香港地理位置、現狀；請有關人士發表談話。不要套在台灣問題上，不回避曆史的三個條約。

 

25、馮玉祥兒子的三封信

2004年2月，我找出裝滿名片的紙箱子。那些名片都是我做政治外事記者時積攢下的。退休後，這些工作關係的人，基本上用不著了。在清理名片的過程中，突然發現了馮洪誌先生的名片。上麵寫著他是美國泰山工業公司總裁，地址：美國新澤西州伊莉莎白市斯達勒斯街153號。

我端詳片刻，顯然是在北京的某次活動中留下的。

記憶把我帶回到1992年10月21日。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禮堂，舉行紀念馮玉祥先生誕辰110周年座談會。

當時，各新聞單位都及時做了報道。在座談會上講話的有：民革中央副主席賈亦斌，全國政協副主席洪學智、程思遠，曾長期擔任馮玉祥先生的秘書、原中國駐聯合國副代表、外交學會副會長賴亞力，全國政協常委、民革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委、吳茂蓀夫人王楓，胡景通，於誌恭，馮玉祥先生的女兒、海軍總醫院副院長、全國政協委員馮理達。這麽多人發言，新聞單位肯定不可能一一報道出去。

當時，座談會上還散發了馮玉祥兒子馮洪誌的材料。在當天的新聞稿件中無法一一寫出。我隻發了300字的消息。幾十年後的今天，我才把這些材料整理出來。這對台灣還沒有回到祖國懷抱前還是有紀念意義的。

馮玉祥，1882年出生在安徽巢縣，11歲就當兵。1948年7月13日，馮玉祥一家登上蘇聯“勝利號”油輪，準備到蘇聯轉道回國。9月1日，在黑海航行途中，因放電影突然失火不幸遇難。骨灰安葬在泰山。

馮玉祥是我國近代史上傑出的愛國主義者，著名的軍事家和政治家，反對內戰、反對蔣介石獨裁的民主鬥士。他是中國共產黨的真摯朋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

馮玉祥參與過我國近代史上的許多重大事件。1924年，馮玉祥軍隊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發動北京政變，囚禁曹錕，驅逐溥儀。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他積極投入抗日救亡運動。抗日戰爭勝利後，他堅持國共合作，反對國民黨當局的內戰、獨裁和賣國政策。1947年11月，旅美中國和平民主聯盟在美國紐約成立。馮玉祥被推舉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發表過《我為什麽與蔣決裂》、《致蔣介石的一封公開信》等。

1941年，馮玉祥60大壽時，周恩來副主席親自撰文發表在《新華日報》上，盛讚他“為人所不敢為，說人所不敢說”、“屹然成為抗戰的中流砥柱”、“豐功偉業已舉世聞名”。

馮玉祥將軍逝世後，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致電馮玉祥的家屬，表示痛悼，稱譽馮將軍“置身民主，功在國家”。1982年，在馮玉祥誕辰100周年時，鄧小平說過：“馮玉祥是很值得我們紀念的人物。他一生有相當時間為國家和人們做了許多好事。他也是同我們黨長期合作的朋友。”

1992年10月21日，民革中央舉行馮玉祥誕辰110周年座談會那天，我看到馮玉祥的兒子馮洪誌寫給國民黨當局的三封信。這些信有的刊登在國外，有的刊登在範圍不廣的機關報上，過去我都沒有看過，更沒辦法寫進我的消息中。現在回過頭來看看，這些信寫得有情有理，字字句句都透著馮玉祥的後代對祖國的熱愛，對統一祖國的關心，對推進國共談判，實現一國兩製有著現實意義。信寫得文采飛揚，我實在舍不得丟掉。摘錄一些留作紀念。

當時，國民黨政府堅持與共產黨“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立場。1987年9月16日，蔣經國嚴正重申“反共基本政策不變，光複國土目標不變”。他們堅持“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大目標”。

在這種形勢下，馮洪誌先生以自己特殊的身份、與蔣家的特殊關係一連三次給國民黨當局寫信。

第一封是旅美華僑馮洪誌1982年10月29日致蔣經國的信。不知是什麽原因拖到1987年8月21日才刊登在華僑報上。

信的開頭稱蔣經國為“仁兄大監”，然後深情地回憶起30年前馮玉祥的兒女也就是馮洪誌的哥哥馮洪達，姐姐弗伐和他本人與蔣緯國在德國共同留學“以學書學劍之誌，同懷報國之心”的情景，以此拉近關係。

接著，談到馮洪誌利用父親百年誕辰回到祖國，與兄弟姐妹，“共沐先父之德蔭，承祖國政府之優渥待遇”，“借機一覽祖國河山之壯麗”。他為祖國在建設社會主義中的蓬勃發展而感到信心百倍。

信中用很大篇幅寫了蔣經國的先父和馮玉祥早年追隨孫中山，後來國共合作失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蔣家遠適台澎，立元稱國。還稱讚1981年葉劍英發表的九項統一發展方針，大仁大意，昭信全國，合情合理順應人心，海外僑胞，無不欣然盼其早日實現祖國統一。

信中說：“素念吾兄愛國情殷，卓識高見，必能順乎人心，適乎潮流，率土歸來，完成統一大業。不囿仍斤斤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為詞，堅持分裂之局。”信寫到此，馮洪誌先生寫了一大段自從孫中山逝世後，祖國大陸的建設實現了先生的藍圖，而蔣介石在台灣，以三民主義為詞，堅持分裂祖國。

信的最後說：“歲月無情，人生易老，吾人均已年屆垂暮。先人所係之鈴，由吾兄解之，則上無愧對先人，下無累及子孫後代，對國家民族負責，對曆史負責，利害去從訣於一念，是非功罪定諸百年，吾兄明達，善自決之，時維新秋，諸希珍攝。”

這封信之後，海峽兩岸的形勢多少有一點鬆動。蔣經國在“探親”問題上，有點順應民心。

1987年7月，在“七七事變”50周年之時，馮洪誌又給蔣經國寫一封信。這封信寫得更加熱情、坦誠、直白，表現出作為馮玉祥的後代盼望祖國統一的急切心情。

他在信中說自己旅美40年，一直保留中國國籍，潛心研究科學，未入政介。也就是為了他父親的事，屢訪祖國大陸。看到了國家的變化和統一的大勢所趨，“飽覽建設新貌，深受鼓舞，尤其順利解決香港問題，使遜清喪失百年之主權，指日收回，開古今中外曆史之創舉，樹和平解決爭端之楷模，國人振奮，舉世矚目。台灣問題雖屬內政，但援例實行，並更優渥，衡情度理，義無反顧。吾兄明智，尚能順應民心，當機立斷，依然與大陸對話，親手實現和平統一，則不僅兩岸同胞額手稱慶，妻離子散者得以團聚，僑居海外者增添光輝，即以台灣黨政諸公而論，也可彌隱患於未來，保殊容於當世，何樂而不為哉？”信中直接勸蔣經國“民族存亡，不容計較舊怨”、“保殊榮於當世”。

信中說：“國人如此，政黨亦然，綜觀現代中國曆史國共兩黨離合，關係國家安危，民族興衰，事實昭彰，義理明著。”信中列舉“國共兩黨再度攜手，全國軍民浴血奮戰，曆時8載，終於贏得勝利”。

愛國愛家的馮洪誌一貫把“立身處世，忠孝為先，敬老尊親”作為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為了打動蔣經國，他回國還特意到浙江慈溪看望了蔣家墳墓和舊居。信中講了他培土、瞻仰、祭奠、參觀的全過程。信中說明他到南京拜謁中山陵墓的感受，很希望權厝台灣的靈柩能歸葬於風景秀麗的紫金山鹿，可見馮先生的用心良苦。

在香港、澳門已經回歸，在台灣問題還沒有解決的今天，回顧馮洪誌先生寫給台灣當局的信很有意義。

在我翻閱1991年10月23日民革中央辦的報紙《團結報》時，我再次看到馮洪誌於1991年9月16日寫給台灣總統李登輝的信。他希望台灣當局力排幹擾與大陸開誠談判，實現“一國兩製，和平統一”。對於這封信，我不想摘要了，全文如下：

登輝先生錫鑒：

久慕清光，未親××，緬念起居，遙祝康泰。洪誌早歲負笈西歐，進入中年後旅居美國40載。平日秉承煥章公（馮玉祥）遺訓，除從事專業外，心係祖國安危，力圖有所報答。1982及87年曾先後致信蔣經國兄籲請早日與大陸當局對話，開放人員往來，促進祖國統一。不久，旅台同胞得回大陸探親，兩岸對峙局勢開始有所緩和。我公執政以來，一再聲明隻有一個中國，並逐步放寬大陸人員訪台限製。不久前同意非法囚禁54年之張學良將軍至美探親，張將軍與先兄交誼素篤，其婿與洪誌在德國同學而有過往，得訊不勝雀躍。最近又正式宣布結束長期堅持之“戰亂時期”，使兩岸關係耳目一新，中外人士莫不讚賞，具見老成持重，高瞻遠矚，審時度勢，不同凡響。然而古人有雲：“理亂解絲，貴用快刀，排疽怯毒，不惜斷指。”衡以目前我公種種措施竊以為顧忌叫多，步調迂緩，尚不足以慰廣大兩岸同胞及海外僑胞喻喻之望。

即從兩岸交通而論，尚未完全解除限製，實現雙向交流與直接通郵通航，因而造成諸多困難。例如辛亥革命乃中國近代曆史上推翻帝製、締造共和之重大事件。今年是辛亥革命80周年及“九一八”60周年，兩岸人士理應隆重紀念，但據洪誌所知，大陸許多有關人員欲去台灣參加紀念活動，因入境難獲批準仍須繞道港澳或其他地區，不僅費時費事，而且經濟負擔增多，難以成行。其餘探親、探病也有類似情況。有些大陸專家學者可以在其他國家與台灣專家學者自由切磋，而在同屬中華國土之大陸與台灣卻相互隔絕。凡此種種，均不利於民族團結及經濟文化交流。相反，曾經屠殺我千百萬同胞國家的人員與台灣之間不但可以來去自由，直接交通，且於入台灣以後，還特為設置‘紅燈區’，任其恣意進行侮辱中華姐妹人格之享樂。對比之下，能不令人發指！

更有進者，當前，國際形勢風雲變幻，台灣物產富饒，市場活躍。某些異邦久欲得而甘心。甲午之役，“九一八”之後，殷鑒不遠，如我炎黃子孫不能團結一致，共圖振興，則株受一隅，終難立於不敗之地。先父生前為因團結禦侮，曾與介石世叔捐棄前嫌，攜手合作，取得顯著成果，洪誌一介書生，致力於科技事業，向不參加任何政治派別，鑒於祖國統一大業出現可喜曙光，前景美好，因而不揣冒昧，坦率陳言。還望我公當機立斷，力排種種幹擾，毅然與大陸當局開誠談判，實現一國兩製，和平統一。首先實行兩岸直接通郵通航，便利對等交流。則國家幸甚，民族幸甚。為此如有驅策，洪誌義當效力。並頌時安！

馮洪誌先生的三封信代表了海外千萬同胞的心聲。在今天台灣當局執迷不悟，幻想推行台灣獨立的形勢下。我們可以想到有多少黨和國家領導人，多少專家學者，多少民主人士，多少僑胞在為祖國的統一做著貢獻。待到台灣徹底解放的那一天，人們不會忘記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