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公開報道的人大討論

在最高權力機構采訪

我多次采訪全國人大的活動。重要的新聞一般都要趕在《全國聯播》節目中播出，所以每次活動都很緊張。對於會議的內幕，當時沒時間去思考，現在翻看我的記錄，還是值得整理一下。

五屆人大第十二次常委會

1979年11月27日，鄧穎超主持會議，討論大中城市安全，維護法製問題。她要求會議開得活躍一點。

王府井百貨大樓售貨員張福桂說：聽了武新宇作的說明，很受教育，強調進一步加強社會主義法製，維護大好形勢，保證“四化”順利進行。社會風尚不夠好，不如解放初期，犯案很多已影響安定。我們搞“四化”，群眾有“四怕”。上班後家裏的門能不能不被撬鎖。我們單位就有，不改變這樣的情況，沒法搞“四化”。王府井是人口比較集中的地方，是個門麵。人身沒有保障。犯罪分子非狠狠打擊不可。作一個戰役來打，犯罪分子大部分是在校學生，對屢教不改的要發配到邊疆，成批地進行改造。還有一些人大法不犯，小法不斷，屢次抓，屢次放。存在的實際問題，有的青年安置不了，遊手好閑。大小夥子出去轉轉，鬧事。公安人員挨打，我們為什麽不動他，讓壞人打好人？過去壞人怕好人，現在好人怕壞人。農民的錢，壞人硬掏。發現一個處理一個。

紅色資本家、全國工商聯主席榮毅仁說：治安問題的確要加以整頓。有了法非執行不可。1966以前，社會情況怎麽樣？“四人幫”把治安搞亂了。“四人幫”要審判。搞過打砸搶的，後來又擔任工作的人要撤職。否則，打砸搶沒事。西單牆是民主牆還是革命牆，是反革命牆，撤掉；是民主牆，留著。不能聽外國人的。我們的事自己管，不能讓外國人左右。

農工民主黨創始人、全國政協副主席季方說：要給予控江路那5個人處分，不處分不足以平民憤。上海市委難道沒有責任嗎？他們在上海做官當老爺，控江路事件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是地上來的。有部分人就業就滿足了，還有多數人沒有就業怎麽辦，至少要了解了解這些情況。公安局前麵抓，後門放。有條例很快就好起來。開放自由市場，有投機倒把、賭博擺在大街上，要宣傳。

共青團中央書記李瑞環說：直接影響到黨的關係。沒有安定環境，沒有億萬人民團結一股，“四化”是完不成的。宣傳上有自由化傾向。一、關於民主化的問題。基層幹部很軟。每前進一步都要與無政府主義作鬥爭。幹部老說話，難免有錯，也難免得罪人。基層沒有這股勁，把底下搞軟了，上麵能硬得下去嗎？西單民主牆開始就不是正常出現的，對我們的民主是個侮辱，好像隻有西單有民主。貼大字報的人哪一個是認認真真讀書，一年上不了幾天班。二、反特權，宣傳上有毛病，黨風是有毛病。傳統遭到破壞，但是不是要在報紙上來糾正。這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這是火上加油。一個一個問題否定，這個不好。這不是抹黑嗎？點多了也是黑的。一個軍人把我們的弱點告訴敵人。這是有來曆的。老幹部絕大數是好的。為什麽不宣傳那些好的呢？壞的在黨內處理。中國是個小資產階級多的國家，很深厚。小資產階級常見的“你窮了，他笑話你。你富了，他生氣”。往往把群眾覺悟估計得過高。目前報上煽動成這樣，好處在哪兒？三、對文化大革命的宣傳。文革是“四人幫”的破壞。黨風上幹了大量壞事。但直接教訓不能離開當時的背景，不要離開“四化”總目標。把黑暗時期變成光明時期。中央花了好大的力氣。離開了總任務、總目標鬧不好。報紙提法不明確。宣傳張誌新，是為什麽？是為了恨“四人幫”，是為了抓人嗎？不是。蔣愛珍打死人，沒罪，登這幹什麽。判魏金生，《光明日報》登“政治理論可討論”。報紙究竟有領導還是沒領導，算不算工具？如黨性人民性的問題，趣味性與科學性的問題，客觀報道，宏觀多了。輿論上有一種不統一，離開總任務，離開馬列主義原則。有些事上辦的有毛病。基建方針為什麽30年老弄不好，一會兒上去了，一會兒下去了。第一屆人代會我就提了，結果一下子招了很多人。基建怎麽樣集中呢？沒法綜合平衡。集中是相對的，為什麽不研究研究。30多年來凡是集中的工程絕對周期縮短了，工期效益降低了。沒有把基建看成一門科學。建議一是理論討論要有方針，要進一步討論實踐，不光是檢驗，特別是辯證法要好好學習，現在片麵性絕對化不少。二是搞安定團結的大宣傳，大造輿論。集中力量宣傳青年人的前途問題。

會議開到這裏，主持人鄧穎超說，會議延長兩天。

第二天，也就是1979年11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繼續舉行大組座談。

全國政協副主席楊秀峰說：完全同意首先在大中城市堅決打擊破壞社會治安分子，堅決保障“四化”的進行。怎麽辦？公檢法被砸爛後，現在要支持他們的工作，要配合，不要束縛他們的手腳。他們的工作不好做。這個時期社會治安很壞，九·九事件不過是突出的，怎麽來的？“四人幫”殘餘在表演，流毒在起作用。有工作上的原因，主要是敵人的流毒影響，勞教的人立足於強調改造，把他們從“四人幫”流毒之下改造過來，爭取過來。發言中要注意處理人民內部糾紛問題，處理不好就要轉化。上訪的人這麽多，主要是人民內部矛盾，這樣的人要依靠基層，要解決糾紛。我們注意刑事而不大注意民事。基層組織要多做工作。原來的法可以重新頒布一下，宣傳要慎重。報紙評論員文章稍微有一點不夠全麵的黨風，就會發生意想不到的後果。李瑞環反映了基層幹部的意見，“四人幫”把基層幹部整得不輕，對青年上山下鄉要繼續宣傳，不宣傳，將來怎麽辦？每年有七八百萬報名考大學，錄取的隻是30萬左右，隻占4%。96%做什麽？光是城市安家、就業，安置不了那麽多。上山下鄉，農村需要，國家需要，要率先到農村，不然城市的人越來越多。安置待業青年，北京做得很有成績。抓緊對壞分子打擊，問題不難解決。人大會要盡量出席，受人民的委托，這是權利，盡量發言，表表態也是必要的。這是我應盡的責任。

老紅軍袁任遠說：大字報的問題，解放以後到1957年，沒大字報。大字報原來有規定，不準涉及秘密，不準涉及男女生活。文化大革命大字報性質完全變了，變成林彪、“四人幫”篡黨奪權的工具。用大字報吹捧人。粉碎“四人幫”後，有一個時期大字報很少了。去年大字報又多了。今年三四月後就集中到西單了，封為民主牆，不僅北京有，上海、天津也有。大字報弊多利少，應禁止。現在大字報變了，變成否定無產階級專政。要恢複1957年大字報不要上街的規定，要刹住這個車，如不禁止，幾個月後可以遍及全國。

董天禎說：維護社會治安要有個良好的團結局麵，才能保證“四化”順利進行，否則會受影響。要看到帝修反敵人。建議中央、全國人大和有關部門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應看到與群眾盼望的有距離。這些原因固然很多，但首先是“四人幫”的流毒，派性沒有根除，貫徹法律不夠嚴，給犯罪分子造成可乘之機。人大怎樣發揮委員作用，搞一個簡報、刊物，讓京外委員看。老前輩廖承誌、葉帥積累了寶貴的經驗，有目的組織一些檢查工作組，監督落實檢查情況。對投機倒把分子不能手軟，對刑事犯罪分子有點手軟，大張旗鼓地搞社會治安，造成強大的政治攻勢，要總結宣傳報道上的不足。要做點自我批評，既要解放思想，又要穩妥。民主有階級性，有具體的，沒有抽象的民主。這些少數人的目的究竟是幹什麽，是不是全心全意在為國家著想。解決冤假錯案，不采取這種方式就不能解決嗎？在當前來講不利於“四化”。

彭真說：大家都關心大城市治安問題。現在全國治安情況是好的，特別是鄉村時好時壞，特別是最近幾個月，有些突出問題。北京、天津、上海八九十三個月殺人案89起，每天平均有一起。強奸案141起，搶劫案616起。“九·九”控江路事件引起了注意，台灣很注意這個問題，“十·十”有6個犯罪分子結夥搶劫，然後到飯店大吃大喝。天津有40多個流氓分子到處攔車輛，見商店就搶，傷了14人。廣州、太原也有類似情況，毆打警察，光是廣州一個市三個月內就達82起。刑事犯罪猖獗的地方群眾不滿意。女工下班父母接，上班請保鏢。過去是壞人怕共產黨，現在是共產黨怕壞人。有人說，粉碎“四人幫”三年了，連這個都弄不好，有法不依，這個問題非解決不行了。從法的方麵解決這個問題，要不有些人沒法處置。有些人小事不斷，大法不犯，氣死公安。有的派出所成了他們經驗交流的場所。現在20歲左右的人恰恰是林彪、“四人幫”時長大的，他聽到的是“打砸搶”。今年就業1400萬人，今年已解決800萬。上海解決了45萬，還有十三四萬沒安置。犯罪的人50%是中學生，還有小學生拿刀捅人。林彪、“四人幫”10年的破壞。三年工作有很大成績，離我們的理想還遠得很。許多父母給領導機關寫信。有的人被打得半死，出去還幹。工讀學校不好辦。有人提出電影的影響。有一個殺人犯說，尼羅河慘案就是這麽幹的，殺了好幾個。對青少年要選擇一下，什麽都是為政治服務，專門討論對青少年的教育問題。這次治安會的共同意見：

1.集中力量打擊刑事犯罪，殺人、強奸、搶劫、行凶頭頭、教唆犯。加強社會主義法製教育，“四化”要人搞，堅決煞住大城市破壞秩序的歪風。

2.注意政策，區別初犯和慣犯。18歲以下的要分輕重緩急處理，沒有輕重，光有法也不行。工程、礦山、商店、學校、機關、街道、家庭全部黨員齊心協力來搞，看你壞人往哪裏跑。專門機關要與群眾相結合，教育學生，鼓勵打擊少數。對青少年18歲以下的要耐心教育，對於慣犯、教唆犯要法辦。對凶殺犯要嚴肅謹慎，壞人有時找替死鬼。打擊要犯，及時破案、法辦。很快破，很快法辦，打得穩準，不管你是什麽人。嚴禁逼供信，防止誣陷，防止派性幹擾，防止林彪、“四人幫”殘餘轉移目標。該辦的辦，該捕的捕，可殺可不殺的不殺，力求少捕少殺，一下搞那麽多人容易出錯。法律是個準繩。如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你說你那是對的，這裏不是空話，是社會秩序，工作秩序，人民生活秩序。

3.注意敵情。這是實打實的，要組織力量對那些已經暴露的，群眾要求法辦的，已掌握的可破案的，組織力量抓緊處理，早一天早一個小時好。首先要處理一批典型的案件，有選擇的在中央和地方報紙上公布，進行法製教育，做教材，少而精，不要登得太多，不要登錯誤的，不確實的東西。做好犯罪分子家屬的工作，盡可能把壞人改造成好人。坦白好的從寬處理，對自動交出凶器的，要區別對待，沒有犯罪的要區別對待，沒犯的不追究。罪行輕免於處罰，要加強治安管理，要組織力量進行巡邏。我們的幹部思想混亂，缺乏用法律工作的經驗，單群眾著急得不得了。要有步驟有計劃地進行。頭腦要清醒，戒驕戒躁，急躁則欲速不達。堅持不打無準備之仗。

4.領導與隊伍。黨委要統一領導，統一認識，統一行動。黨政軍民學一起行動，並在工作過程中發揮軍民團結如一人的光榮傳統，恢複老傳統。有的軍人見了也不管，消除軍民隔閡。公檢法采取集體辦公，分頭處理，防止公文劃圈。加強機關、廠礦的治安保衛工作。軍隊是個很大的力量，要積極支持，恢複軍民團結，協助地方維護秩序，任何軍人要製止犯罪，將犯人扭送公安局。

5.要動員宣傳。省市區主要負責人，黨委書記要親自抓，報道案件要少而精，不要引起錯覺，肅清“四人幫”的流毒。

6.善於運用法律武器，要重新登一下法律。對少數人利用西單牆搞非法活動。大家很憤慨。因為憲法上有一條。這個問題怎麽處理，調查各方麵的意見，胡愈之建議交地方政府處理。他們有權有能力處理。北京市黨政領導去做。對青少年還是采取耐心教育，他們是“四人幫”害的，娃娃們沒責任。

談到大城市的治安，彭真說：有些城市的秩序很不好，原因很多。鄉村秩序一般比較好，城市秩序有好有壞，比較嚴重的是北京、上海、廣州。最近北京秩序好一些。大中城市治安不好。

1979年11月23日開了會，22日，公安、法院、衛戌區部隊專門集中力量解決大中城市治安，重點是打擊凶殺、輪奸、搶劫的。過去警察挨打，壞人打警察。解放軍放哨，老百姓來打，隻好不還手。這次開會集中力量打擊殺人、強奸，嚴重的特別是團夥、成幫結夥的頭頭。八九十月北京殺人99起，強奸141起，搶劫600起。北京有一個人捅死支書，一共殺了支書家8口人。六十幾中有一個學生，說要他繳學費，偷東西，見到他的同學，結果把同學殺了。問他為什麽殺人，他不在乎。光靠公檢法不行。有一年遊行，毛主席問我，群眾組織起來沒有，後來就組織了居委會，解決民事糾紛。上海有個人權月報，有許多是王洪文的小把兄弟。王洪文的人權受點限製了。成立個社團要登記，期刊也要有條例。婚姻法送到法委好久了，規定多少歲可以結婚，意見不一致，還有計劃生育，既然大中城市治安問題嚴重，黨政軍學都來解決這個問題。

九三學社中央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許德珩說：上海的事，令人很憤恨。怎麽一年來公安就一點沒發生作用？公安機關不執行公務的原因是什麽？再這樣下去怎麽得了？國家非常憂心。壞分子藏在什麽地方？居委會為什麽不知道？公安機關為什麽不管？1949年12月25日，北京大學學生到東單看電影，晚上兩個美國兵強奸女學生。在帝國主義眼裏把我們看成殖民地，這是萬萬不允許的。現在西單為什麽搞這個民主牆？有許多帝國主義特務在那裏。壞分子讓他這樣橫行，如魏京生，怎麽得了？帝國主義再騎到我們頭上，與“四人幫”的殘餘聯係起來。不想個辦法，不充實我們的公安人員不行。現在北京鬧到八九點鍾，晚上不敢走路了。這樣下去，我們怎麽搞四個現代化？1.充實公安人員。2.居委會增加力量。3.上訪、民主牆要想辦法。不要讓他們得意。他既然給我們下不來台。我們要一萬個不能容忍。中國人口多也是問題，那是十八二十歲的人，現在是10億以上人口，再不抓計劃生育，再過20年，怎麽搞生產？大家要發動起來。魏京生出賣祖國，蘇聯寫信保他，有條例就要執行，做到安定團結。英國女王的旁邊就有一個蘇聯間諜，不能說是太平世界。這個問題到了很好認識的時候了。

開國上將韋國清說：要發揮無產階級的威力，上下一致，針對破壞治安的少數分子，統一來搞，亂抓也不行，問題是怎麽落實。

彭真說：管政法的同誌開會。他們很氣憤。講民主不講專政，講民主不講集中，講長官意誌，長官不能有意誌。讓大家都發表意見，不要光是我一個人說。

1983年6月26日，全國人大開會。

許德珩說：全國有192000個案件，還有已掛號的案件24000，一共21萬多。最大的貪汙犯1200萬元之多，這是超過曆史上所有案件，是階級鬥爭。中紀委處理了130000，還有60000個案件沒有處理。非常擁護這個報告，對於大案要嚴厲打擊，決不能手軟。數量不少。解放初期，在天津處理了兩位，一個叫劉清山，一個叫張子善。現在全國搞經濟建設，一定要團結起來，努力奮鬥，不放過一個貪汙犯。

經濟學家許滌新說：經濟領域的犯罪不是一次打擊就消滅了的。規章製度很重要，定了製度必須遵守。如果牽扯到中央，也要判，那樣大得人心。因為我們是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

陳丕顯說；報告很好，很重要。從1月到現在，打擊經濟犯罪的鬥爭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通過這場鬥爭，打擊了一批經濟犯罪，基本上遏止了猖獗一時的經濟犯罪活動，鬥爭的進展是健康的，對案件的處理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因此，沒有引起不利的社會震蕩，對內搞活經濟政策的貫徹執行起了很大作用。因此這場鬥爭大得人心，受到廣大幹部的熱烈擁護和支持。在我國進行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的條件下，開展打擊經濟領域的犯罪是非常必要的，而且要長期進行下去，這是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和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重要保證。我們要有兩手，一手是要堅持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的政策，一手就是堅決打擊犯罪活動。沒有打擊經濟犯罪這一手，不但對外開放政策要失敗，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也不行。

老紅軍劉瑞龍說：打擊經濟犯罪對保護社會主義建設十分有利，應在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中傳達，使大家知道這個精神。我自己深受教育，鼓舞人心。報告表明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全黨全國人民開展鬥爭是英明的、正確的，是非常必要深得人心的，至中央指示下來，一擁護，二擔心。經濟犯罪活動是不是能攻得動，轟得開，是不是打下去，是不是隻拍蒼蠅，不打老虎。這些都有點擔心。中紀委對犯罪分子打擊十分有力，作了全麵事實求是的評價，十分鼓舞人心。整黨十分必要，通過整黨推動社會風氣的根本好轉。

老紅軍段蘇權說：我們要有充分的信心。價格問題，社會主義製度隻能起調節製約作用。亂漲價，生產資料也亂漲價，怎樣起調節作用？亂發獎金，亂花錢。最近幹部住房麵積調查涉及到與群眾的關係問題，如果不解決好，經濟發展起來了，我們失敗了。如果我們閉關自守，社會主義優越性體現不出來，也是個失敗，這個鬥爭是長期的，經常麵臨的問題，同壞人壞事作鬥爭的是少數，謀私利的是少數。想個人利益多了。同壞人壞事作鬥爭遭到排擠打擊，有人保烏紗帽。

民建中央顧問羅叔章說：我眼睛不好，在家，一天聽5個小時的廣播。

打擊嚴重犯罪分子

1983年8月25日，公安部長劉複之向人大匯報了全國打擊刑事犯罪的情況後，彭真委員長在人大常委會上說：嚴重犯罪分子民憤很大，是當前全國最大的問題。全國的團夥犯罪有四萬多，菜刀隊隨便砍人。我們要集中力量從重從快打擊一切犯罪。這要靠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動員起來，徹底消滅各種團夥。曆史上我們這個國家做到了。五一、國慶百萬人集會，我們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不是不可能做到。工人階級領導的無產階級人民民主專政曾經做到過。有人與美國比。他們有多少人，我們有多少人，要與自己的曆史比。

陳丕顯說：什麽時候要宣傳，什麽時候不宣傳，要動腦筋。我們也不怕外國記者歪曲。他們掐頭去尾，斷章取義。這次報道說得好。

1983年8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

著名電影導演謝鐵驪說：北京市公安局采取的措施大快人心，對全國也有影響，犯罪分子的囂張氣焰打下去了。逮捕的人數不確切，可能是三四千，一般人反映說“抓的不夠”。在京采取行動時保密工作做得不好，有的潛逃了，要引起公安部門的重視。宣傳工作做一些，教育人民，教育失足青年。

武漢的張秀龍說：要準要狠。犯罪分子太猖獗，特大案件有1400起，殺人犯占12.7%，強奸犯占10.6%，二王在武漢三進三出。公安人員被打死。在九江盜槍，在廣濟打死食品部門一個女同誌。1983年4月19日，巴東縣有一偷東西的罪犯用斧頭尖刀殺死李玉蘭家四口人，砍傷一人。武漢一中學教師散發七次反革命傳單，與台灣掛鉤，搞破壞活動。打擊刑事犯罪迫在眉睫。

陳丕顯說：8月13日、14日武漢抓了4659人，河南抓了28806人。犯罪分子家屬還圍攻公安，說“還我女兒”。人大常委會本身手軟。

科學院院士王之卓說：廣大人民群眾擁護，大快人心，對推動社會風氣的好轉起很大作用。

大慶油田功臣周占螯說：大慶抓了400多人。人民幹警拍手稱快，合乎民心，合乎民意。這樣可以挺起腰杆幹“四化”，挺起腰杆走路了，挺起腰杆敢鬥爭了，保護了人民的利益，集中力量搞“四化”。對刑事犯罪從重從快是非常必要的，非常及時的。1983年1月至7月大慶市發生52起案件，大案4起。7月份殺人案8起，手段很凶殘。

1983年6月27日繼續討論打擊犯罪問題。

以上這些內容沒有公開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