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上神聖殿堂 改進人大宣傳

 

年輕的時候，風風火火，無暇想一些事情。1996年，當我離開記者隊伍，加入到老年人的行列時，坐在電腦前，許多往事從心頭湧上屏幕。於是，點擊聲嘀嘀噠噠地響了起來。

35年的記者生涯，彈指一揮間。但它給我的人生留下了精彩的華章，同時也留下了永久的遺憾。

作為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時政記者的我，在那座莊嚴、雄偉的人民大會堂裏也不知采訪過多少次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重大活動以及外國領導人訪華的情景。其中，我尤以宣傳過我國人民代表大會製度和社會主義民主法製建設而自豪。

因為，人民代表大會製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製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我國的最高權力機關。在我的筆端曾記載過這個機關製定和修改國家基本法律的過程；選舉我國政府領導人的結果；審查和批準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決議的情況。

宣傳人大的工作，就是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就是宣傳黨的領導，宣傳社會主義。因此，我把采訪人大，當作黨和人民交給我的政治任務來完成。

建國50年來，各行各業在變，整個國家在變，我國的民主與法製也在不斷地完善與加強。

在宣傳人大製度的行列裏，我是一名積極分子，也是人代會新聞報道改革的見證人、實踐者和受益者。

從1954年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到1998年召開的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除了劉少奇和李鵬兩位委員長外，其他5位委員長朱德、葉劍英、彭真、萬裏、喬石的活動我都采訪過。還隨萬裏訪問了加拿大、美國，隨喬石訪問了烏克蘭、俄羅斯、古巴、希臘和加拿大。

新聞記載了曆史。廣播電台在不同時期對人大的宣傳程度也不同。從我采訪人民代表大會製度的軌跡中，可以看出我國人大製度宣傳改革的進程。

小事，左的表現

1963年12月，剛剛做時政記者還不到一年的我，從人民大會堂東門拾階而上，進入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會場。當時能采訪這樣活動的記者並不多。20世紀60年代北京的冬天，天格外冷。但我感到人民大會堂這座宮殿是那樣輝煌、那樣溫暖。

開大會時，我坐在禮堂後區，由於好奇，我舉著望遠鏡看毛澤東主席在主席台上與青年勞動模範邢燕子握手的場麵，也許是我的那件紅色中式罩衫太顯眼。“你在幹什麽？哪個部門的？”突然，一聲男低音把我嚇了一跳。這個人示意讓我把望遠鏡收起來。我把頭上的小辮子一甩說：“怎麽，看看主席都不行？”

大會結束後，我的組長陳寰老大姐到主席台的後麵找劉寧一副委員長審稿。由於要補充的內容比較多，陳大姐臨時把我叫到後台幫忙。誰知惹得中宣部副部長姚臻大發雷霆。他批評陳大姐不該讓我也上主席台。年輕人肝火旺，我大喊一聲：“怎麽？我還能扔個炸彈！”在強調階級鬥爭的那個年代，建國僅10多年的政治生活就是如此，發生這些事情是不足為奇的。當時的人大會議很難對記者開放。他們把記者的采訪與人大的工作對立起來，基本不予配合。當然，也說明我這個年輕記者涵養性差。

競爭，記者的職責

廣播的優勢之一是時效性強。從我當記者的第一天起，老新聞工作者就手把手地教我如何搶新聞，如何快發稿。如何發揮本媒體的作用，讓聽眾在最短的時間內了解到我國所發生的重大事件。

1964年1月4日，第三屆全國人大進行選舉。當時的選舉方式非常落後，沒有表決器，現場沒有可視大屏幕。發票、投票、計票都是“手工作業”。廣播電台想盡快把這一消息傳送給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當時我們沒有手機、呼機、對講機，就采取老中青接力的方式發稿。即廣播事業局副局長顧文華在大會現場聽計票結果；廣播電台時政組組長陳寰站在大禮堂東門口看顧文華的手勢；我死把著禮堂南邊的電話亭，不讓任何人使用。隻要陳大姐的手一揮，我就立刻通知編輯部可以向國內、國外廣播。由於事先已把劉少奇當選為主席、董必武當選為副主席的未定稿翻譯成英文，選舉結果一出來，兩分鍾就向全世界廣播了。這樣的時效在當時通訊設備還極其落後，外國記者不得入內的情況下，算是驚人的。

改進，觀念轉變的標誌

任何一種傳播媒介對於國家政治生活中重大事件的反應程度、傳播深度，在一定意義上是這個國家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和民主化進程的一張晴雨表。

1954年至1966年，廣播電台報道全國人大的稿件，大部分來自新華社，帶音響的節目很少，記者隻能參加北京一些重大的活動，不能到人大機關和地方人大機關深入采訪。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因為人大本身的工作不正常，新聞報道也相應地處於停滯狀態。1975年至1978年的第四屆全國人大，就是那段曆史的“畸形兒”。開了一次會以後，再也沒了下文。基於這種狀況，新聞媒介無法報道，廣播電台就更無所作為了。

粉碎“四人幫”使黨和國家避免了一場大災害，被“四人幫”長期搞亂了的路線是非基本上得到澄清，經濟上扭轉了倒退下降的局麵。在這種形勢下，1978年2月召開的第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按理說，應該出現新氣象。然而，就是在這次會議上又一次強調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深入開展階級鬥爭”。“左”的路線充斥各個方麵直接影響到宣傳人大製度的工作。主要表現在：

 

那時，參加采訪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的記者少，文字記者隻有新華社對內、對外部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3家。

新聞報道跟著立法程序跑，煩瑣、重複，聽眾不易理解。通過一部法，需要好幾道程序，好幾次會議。

人大沒有專人聯係記者，會前無人通報會議議程。報道尺度難掌握、法律用語生疏。記者到現場不知找誰，采訪受到限製，會上不發給記者材料，寫稿前到處抓材料，有時隻好悄悄地到代表席上“偷”文件。

審稿太慢、太嚴。幾個副秘書長一齊審閱新華社的一份稿件。逐段、逐句、逐條的修改，你一言、我一語，審稿時間太長，有些重要稿件趕不上當晚的《各地聯播》節目。

廣播電台記者一再要求人大辦公廳給予特殊照顧。但副秘書長們不可能同時審兩份稿，他們沒有意識到廣播的優勢。新華社是國家新聞發布總匯機關，大小消息都要發；出席會議的名單很全、字數多，立法程序與新聞稿沒有區別開；不適合廣播。這些都說明當時的人大領導還沒有意識到人大製度宣傳改革的迫切性。

隨著時間的推移，第五屆全國人大的第三次會議開始吹來一股民主的春風，改革的春風。開大會時，中央領導同誌與其他代表一起入座，不像過去那樣，等代表們和主席台後排成員都入座以後，才登上主席台前排，全場起立，長時間鼓掌。主席台上不掛領袖像，而是掛國徽。一些領導同誌作為普通代表在小組會上同大家一起討論問題，而不是像過去那樣，以領導人的身份去小組看望代表。國務院一些部門的負責人就代表的谘詢作出回答。華國鋒同誌不兼任政府總理，幾位老同誌辭去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職務。

一個有趣的故事。五屆全國人大會議召開常委會期間，服務員在每個人的座位前擺好帶著黑色竹葉圖案的空茶杯。坐定後，服務員走到你麵前，倒上滾燙的白開水。假如你要喝茶，就交一角人民幣。開始，我不知道這個規定，就交了錢。會議要天天開，以後再去人民大會堂參加常委會的活動，我就用紙包點茶葉上會。還有一次，下午因審稿晚了，記者在人民大會堂的餐廳吃了一頓工作餐。過了幾天人大財務處打電話給我，讓去交5角錢的夥食費。我馬上從人民大會堂的東門進去，在南通道的左側交了錢。那時，我一個月的工作是56元。

創新，有了條件

理想終於變成了現實。1983年6月召開的六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為廣播電台的時政記者開闊了新天地，拓寬了新思路。

跑人大的新聞單位由過去的3家增加到10多家；80多歲高齡的彭真委員長經常召集新聞單位的領導和記者座談，共同研究如何搞好法製宣傳；審稿人固定為有林副秘書長和王漢斌秘書長；當時全國人大雖然還沒有宣傳機構，但記者一走進會場，秘書處的同誌就會把一大摞材料送到你手中。廣播電台因為要爭取時效，需要事先做點準備，先編稿，並且要留給編輯部一份，以便於電話定稿。我們幹脆到文件處拿稿。全國人大研究室的同誌每次都把《簡報》草稿先複印，分給急需材料的記者。

改進是一步一步的，而且是由簡單向健全的方向發展。

從1984年下半年起，每次召開常委會以前，都有一位副秘書長召集記者吹風會，提前通報會議議程，專門請起草法律的專家講解某項法律的爭論焦點及宣傳中應注意的事項。

最令人興奮的是，允許電台記者根據本單位的特點自己寫稿，這就大大調動了我們的積極性。有人撐腰，我就敢於創新。對於不適合廣播用的一萬多字的法律草案的說明，我敢不發；對於一長串名單，我敢少用；對於重複性的議程，我敢於避免；對於一些法律的起草背景，我敢去搞錄音訪問。

我保留了1985年1月15日寫的新聞稿，一共600字，我寫好後，交人大常委會秘書長王漢斌審查。王簽閱“請丁關根同誌審定”。丁關根時任人大副秘書長，1985年6月後，當了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宣傳部部長。丁關根於1月15日簽發後，寫著“請有林同誌審定”。有林時任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有林在稿子上畫了個勾。1月16日，王漢斌再一次簽發“已閱”。這樣我才拿到廣播電台發稿。

稿件的第一頁是這樣寫的：“本台消息：六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期間，代表提出的兩千六百九十七條建議、批評和意見，到去年11月底，全部（原稿是都字）處理完畢。並且答複了代表。

這些建議涉及立法、經濟體製改革、教育、科技、民族、文化、衛生和全國人大工作等（王漢斌加許多二字）方麵。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把這些建議分別交由國務院有關部門、中央軍委辦公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有關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大常委會、人民政府等一百四十多個單位研究處理。”

采訪人大常委會的次數越多，我就越加感到有需要改進的地方。

改進思考之一：廣播稿不再照發最高權力機關的每條公文，而是把一些程序性的材料變成新聞稿。這樣做雖麻煩些，但符合新聞規律。從稿件條數和字數上來說要比報紙、通訊社減少很多。

改進思考之二：開始采訪人大常委會的小組討論。過去常委會小組審議各項議案時，一連幾天都無聲無息。新華社發的小組會的報道長達兩千多字，廣播節目難以容下。從六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第八次人大常委會開始，廣播稿報道小組討論內容時，不再一一點出發言者的名字，隻發主要內容，高度概括，每條稿300字左右。編輯部對這一改革非常滿意。這種做法一直延續到今天。

改進思考之三：通過新聞媒體，竭力改變西方媒體散布的“中國人大常委會是橡皮圖章”的錯誤說法。

六屆人大第十一次常委會一共有22項議程。隻是廣播這22項議程就需要430字，會議開了7天。我做了大膽的創新。

20世紀80年代，全國人大的宣傳還不夠開放。我采訪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活動次數越多，就越感到采寫這樣的消息需要改進。事實證明也完全可以改進。

比如，每次常委會，都要審議一組法律、決定和草案。會議結束時，都要通過10幾個決議、決定。過去廣播這些消息是一條一條發稿。每通過一條法律都要由國家主席發布主席令，過去，報道所通過的法律是先播出一個法律，緊接著播出為這個法律發布的主席令幾號幾號，而且是一字都不能改動。

我采訪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1次會議開始，我決定不用新華社的通稿，而是根據廣播簡短明了的特點自己寫新聞稿。區別是：1.電台的稿條數少。一次常委會有很多議程，新華社是每個議程發一條消息，而我的稿發綜合新聞。2.重複性的法律程序，電台的新聞稿不再一一列出。3.從字數上來講，電台的稿幾百字，比新華社的稿少六七倍。4.把國家主席令也編在稿中發，不單獨發，避免重複。比如在第11次常委會閉幕的消息中，我是這樣寫的：

“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草原法》，李先念主席（18日）發布主席令第26號，宣布草原法從今年10月1日起施行。”我覺得這樣寫比較清楚，既有新聞價值，又適合聽覺接受。

關於人大常委會的小組會議，按照日程，往往要進行三四天，假如幾天都不發稿，似乎也不妥，但像報紙、通訊社那樣，每天發兩千字的稿件，也沒必要。廣播稿不能這麽長，這樣的稿件主要是摘要張三李四的發言。廣播稿很難摘要這些講話。

我從第八次人大常委會開始就把當天討論的議題是什麽，寫成新聞稿。在討論這個議題時，讚成的意見是什麽，反對的理由是什麽，不用每個人的話，隻用觀點。每條新聞三四百字，編輯非常滿意。

這僅僅是一些小小的改革，但我還是不滿意。每次會議上我都注意探索新的改革方案。

六屆人大期間，人大製度宣傳的改革與委員長有密切關係。彭真委員長為推動我國民主進程，為立法費盡了心血。他有許多新思想、新觀點，走到哪兒就講到哪兒。掛在他嘴邊的話是：“我們都要按憲法辦事。”他多次講過：“我國的民主製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每製定一部新法律，他都一次一次下基層，一次一次開座談會，一次又一次提出修改意見。有一次會議期間，彭真同誌一夜沒睡，在自己房間裏渡來渡去，臉憋得通紅，清晨3點把秘書叫去，口述第二天的發言稿。

全國人大關心廣播

六屆全國人大的領導同誌也很關心廣播事業的發展，支持廣播節目的改革。1985年1月5日，台裏讓我去人民大會堂找彭真同誌為《廣播節目報》改名為《廣播之友》題詞。他卻開玩笑地說：“你叫我寫什麽，我就寫什麽。”這位慈祥的長者欣然揮筆寫道：“努力辦好廣播報，為廣播聽眾服務，供給聽眾以豐富多彩、健康的精神食糧。”

秘書長王漢斌和法律專家張友漁還為中央電台1983年開播的專題欄目《法製園地》命名。

改革會議消息是一些審稿的同誌、領導、受眾和記者共同的願望。

一篇探索稿

以1985年6月17日六屆全國人大第11次常委會的聯組會的報道為例，這條消息在《各地聯播》和18日的《新聞報摘》節目播出。沒想到一篇普通新聞居然得到很大反響。

這一天我很忙，沒有時間與別人交換意見，記錄了幾個人的話。第二天早上8點多，剛上班，我提著水壺去打開水，迎麵走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聞中心副主任張振東。他對我說：“今天早上播的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報道有點味兒。”

上午9點，新聞老前輩、我的領導陳寰對我說：“今天早上的稿子不錯。”

10點，我去人民大會堂參加人大的小組討論會。全國人大法工委負責同誌曾普說：“我正要告訴你，今天播的稿子的路子是對的。我很欣賞。”

10點多，參加人大工作的著名播音員王歡說：“早晨稿子我聽了，有新意！”

10點半，中國法製報記者閆軍說：“你在稿中說這次聯組會有三個特點，我感興趣。”

11點，散會後，全國人大政策研究室的肖榕（鄧小平之女）隔著幾十米遠，好幾排凳子嚷嚷道：“今天早上一上班，政策研究室的幾位同誌都在議論你的報道符合事實，有新的突破。”政策研究室主任張虎生接過話題說：“有統一，有分開寫，基本精神一致。”

14點，人大辦公廳秘書處的老同誌脫若男處長說：“不錯，早上的報道好。”

16點，中國新聞社記者李偉在人大常委會上對我說：“早上報道，我讚成，挺好！”

17點，新華社的記者在常委會上帶來了新華社領導對這篇稿件的反映。散會後他對我說：“我們社長表揚了你的稿子，問我們為什麽不這樣寫。”

18點，我風風火火闖進中央電視台，把人大常委會閉會的定稿送給電視播音員。正好廣播電視部的幾個部長都在場。其中有：謝文清、馬慶雄、王楓。一位戴眼鏡的同誌與我說話。我猜想他就是一個小時前，在人大常委會上由李先念主席新任命的廣播電視部部長艾知生。他問我：“早晨的稿子是你發的嗎？”謝文清說：“報道全國人大的消息還沒人這樣發過？”艾知生說：“就是這樣才能開創新聞節目的新局麵。”他鼓勵我說：“你還應該再大膽試驗，到播音室自己播！”馬慶雄副部長接過話茬說：“應該像你在國外那樣，自己從人民大會堂把聲音傳回來。”中央電視台台長王楓見我滿頭大汗，呼哧呼哧直喘，讓我坐下。艾知生還問我哪個省，哪個縣的人？並說：“普通話還可以。”

為什麽一篇普通稿件，會得到這麽多人的關切？

經濟體製改革搶先了一步後，人們的精神需求有所提高，思想上要爭脫掉那個被桎梏的年代。

采訪經過是這樣的：1985年6月17日，人大常委會第11次舉行聯組會。上午9點，常務委員許滌新、楊乃俊、江家福、袁雪芬相繼發言。會議進行中，主持會議的陳丕顯副委員長突然宣布：“由於要求發言的人太多，請大家考慮下午是不是繼續舉行？”話音剛落，全場鼓掌，表示讚同。

這掌聲讓我靈機一動，腦子裏突然有一種想法：“誰說人大常委會是橡皮圖章？”形成了我的報道的第一段。

我望著會場上的每位委員。在他們中，有的是久經考驗的老革命，有的是學識淵博的專家，有的是各界知名人士，有的是一個地區或一個部門的領導。

我暗下決心，一定要打破原來寫會議消息的框框，就是要與別的記者的寫法不同。用記者觀察的形式，把自己看到的，感受到的如實擺在聽眾麵前，圍繞一個主題，筆鋒一會兒對準會場，一會兒又拉到會場以外。

接著寫到：“上午11點，小組會仍在熱烈地進行著，80多歲的彭真委員長認真聽，認真記。每個人發完言，走下主席台前，老人家還要與他握手相送。

上午的會還沒有結束，馬木托夫·庫爾班委員用他那不太熟練的漢語，介紹了新疆的教育狀況。陳鶴橋委員揭發了製造假藥、販賣假藥的違法行為。剛剛做過眼睛手術出院不久的羅叔章大姐也爭著發言。會議主持者對準話筒說：‘祝羅大姐健康長壽！’”

回到辦公室，一邊吃飯，一邊想，應該把會議的民主氣氛反映出來。

於是，寫下了這篇稿子的第二段：“這次常委會已經開了7天。記者感到這次會議有三個特點：一個是委員們在審議四個法律、條例草案時，聯係實際，充分談出了自己的看法。另一個是，委員們帶來了基層人民的意見，並且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措施。再一個就是會議很好地發揚了民主空氣。”

聯組會於下午繼續舉行，又有三個委員發言。他們不僅審議了本次會議規定的議程，而且還談了許多議程以外的問題。這又一次體現了委員們在製定法律時的求實精神。因此，我把鏡頭拉到聯組會外，寫了這篇稿件的第三段：“會議期間，記者看到委員們對符合憲法規定，符合實際的法律草案，就希望能早日通過，有疑問的就向有關部門提出質詢。比如審議《草原法》，委員們對上一次常委會，也就是第10次常委會審議通過的修改稿進行了討論。這次會上許多委員提出，草原主要分布在少數民族地區，建議在《草原法》中增加‘促進民族自治地方經濟的繁榮’這樣的話，還要增加一款，就是‘國家建設在民族自治地方征用或者使用草原，應當照顧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作出有利於民族自治地方經濟建設的安排。’根據委員的意見，增加了防止汙染的規定。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今天在會上，再一次作了說明。這次審議的《草原法》是第14稿。”

新聞稿寫到這裏，又把鏡頭拉遠一點。稿件的第四段是：“委員們在審議《礦產資源法草案》和關於設立國家教育委員會，撤消教育部議案的時候，對立法程序和有關內容提出意見。地質礦產部、教育部的負責人分別到小組向委員們匯報工作。據了解，《礦產資源法草案》、《計量法草案》還要修改，下一次常委會再審議。從今天聯組會上看，委員們認為，設立教育委員會是加強教育工作領導的重大措施。同時又對教育方麵存在的問題提出意見。有的委員強調，應該重視少數民族地區、邊遠地區和革命老根據地文化教育工作。”

新聞稿的第五段是概括了發言的內容。而新華社的稿是每個委員的發言都各摘一段，顯得很長。

新聞稿的結尾，我沒有列出一大串領導人的名字。這也是個突破。我寫到：“一些副委員長、李鵬副總理認真聽取了委員們的意見。”

稿子寫好後，下午送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有林同誌審閱。他加了“符合實際”四個字，然後轉送秘書長王漢斌審閱。王漢斌把稿中的“文化界思想教育問題”改成“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真實的反映現場是新聞記者的生命。我在報道中之所以能有一點創新，首先是現場的民主氣氛感染了我。往常的會上到處可以聽到言不由衷的“正確”“擁護”“沒意見”之類的話。但記者觀察到，這次會上每個委員都在認真行使自己的權利。他們的發言都是經過思索的。比如，在審議國家教育委員會議案時，委員們感到太突然，成立教育委員會的理由不充足。教育部部長兩次到會作說明。委員們審議礦產法時認為：這個法寫的雜亂，重點不突出。地質礦產部副部長朱訓、溫家寶到第二小組匯報工作。常委、老將軍莫文驊的發言很有意思。他說：“我在考慮，大會通過這個議案時，我舉手吧？不了解情況。要是舉手了就是隨大流。不能這樣做。不舉手吧？這是國務院提交的議案，怎能不認真對待呢？棄權吧？也不妥。”

其次，既然是討論問題，必然會有不同意見。這樣才能發揮每個委員關心國家大事的職責。所以，我在新聞稿中寫了審議《礦產法》和《計量法草案》的分歧意見，以體現民主。

另外，關於領導人名單的處理我也比較大膽。我想，既然召開的是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當然應該出席，沒必要一一列出。

在當時的條件下，這篇會議報道算是個稀罕物，值得留下來，看來最高會議的報道也可以突破。

七屆全國人大進一步為記者開路

1987年3月16日到4月14日，我參加了六屆人大五次會議和全國政協五次會議的報道。

 

從1988年6月30日，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開始，新聞改革的步子又大了一些。

改革開放的20年，也是宣傳人大工作不斷發展的20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的新聞工作者為改革開放鼓與呼，立下了汗馬功勞。人民群眾對新聞工作、對黨和政府的輿論工具是信賴的。各級人大在社會主義民主法製與人大製度的新聞宣傳方麵做了許多改革。這些改革表現在：

一、時政記者盼望已久的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新聞局終於在1988年第七屆全國人大誕生了。從此，跑時政的記者有了主心骨，每次到新聞局都有一種賓至如歸的感覺。從此，全國人大的新聞宣傳工作立刻有了進展。會議報道不斷得到改進和加強；報道範圍越來越寬泛；數量一年比一年多，質量一年比一年高；不僅導向正確，而且貼近群眾；形式豐富多彩，上上下下普遍感到滿意。

二、1988年5月27日開始舉行新聞發布會，除各新聞單位外，還邀請港澳台記者和外國記者參加。廣播電台除派時政記者采訪新聞外，還可派法製記者寫稿。

三、二、閉會期間的經常性報道越來越被重視。全國人大代表到外地執法檢查，都有記者隨團采訪。1995年，我隨聶力、黃玉章委員到寧夏、甘肅貧困地區執法檢查，很受教育。參觀甘肅婦聯召開的全省婦女培訓班，本來沒有報道任務，但我發現其中有建國以來東鄉族、保安族和裕固族培養的第一批女幹部。這在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前宣傳我國的《婦女權益保障法》，宣傳《民族區域自治法》意義重大。於是我利用業餘時間獨家采寫了一篇錄音訪問：《少數民族婦女的心聲》。此稿被評為第二屆首都女記協好稿。

四、三、1991年全國人大新聞局開始組織首都記者團到農村、工廠、街道、學校采訪。我有幸參加過赴山東、黑龍江、雲南、貴州、湖北的記者團。這種方式集中兵力、集中時間、集中問題、準備充足、接觸群眾、采訪深入，有利於寫出好作品，為人大製度的宣傳，為提高記者的業務水平開闊了新天地。

在這個天地裏，可以看到我國民主與法製生活中的鮮活事例。對加強地方人大工作，推進基層民主政治建設也有好處。在黑龍江綏棱縣，歡迎記者團的大標語橫跨街中心。縣委書記對我說：“我們縣從來沒有接待過北京的記者。這次要把你們寫入縣誌。”

在這個天地裏，記者可以采製出發揮廣播特點的精品。記得在山東一些縣采訪時，每天發一篇稿。電台用不完，就給《法製日報》用。在濟南郊區采錄的反映村民委員會作用的《石都莊村見聞》、在昆明采錄的反映《殘疾人保障法》執行情況的《遠東第一家》，在荊州采錄的反映黨委、人大、政府關係的《監督·支持·鼓勵》3篇錄音報道分別獲第一至第三屆宣傳人大製度好新聞一等或二等獎。

五、四、人大工作的開放口子越來越大。1988年5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秘書長辦公會議通過“新聞發布工作規則”。從此，經常公布常委會會議議程安排、法律解釋、代表視察活動。更值得一提的是，參加新聞發布會的記者除首都各家新聞單位外，還增加了港澳台和外國記者。

六、五、立法的報道有了明顯的加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的立法工作進展很快，已製定了300多個法律。因此，從七屆全國人大後期開始，強調了把法製宣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上，要讓人民學法、懂法、知法、用法。廣播電台除了派時政記者發新聞外，還派《法製園地》節目的記者到會采寫專稿，入情入理地把法律送到千家萬戶，更好地發揮了新聞媒體在民主法製建設中的作用。

六七、人大的監督與輿論監督做到了密切結合，收到很好效果。輿論監督的特點是：問題公開；傳播迅速；影響廣泛；揭露深刻；導向明確。這樣可以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及時改進工作。加大人大監督力度後，徹底改變了過去“人大是橡皮圖章”的形象。駁斥了那種“人大舉手、政協拍手、黨委揮手”的流言蜚語。

七八、中國人大製度新聞協會的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軌，真正成為聯係記者的橋梁。這個協會承擔的宣傳人大製度好新聞評選工作已被中宣部確定為12家國家級新聞評獎之一。

我采寫的特寫、錄音講話、錄音報道一連三年獲一等獎。

過去隻見記者寫過人大開幕會、閉幕會的特寫。我采寫的《主席團會議上的一次討論》獲第二屆宣傳人民代表大會製度好新聞一等獎。評語中說：“三峽工程舉世矚目。記者在參加主席團會議期間，看到場內氣氛熱烈，及時采寫了這篇特寫。全文500多字，集中反映了領導、教授、工程師、民主人士的意見。主題集中、語言簡練，卻反映了一個大主題，即人民代表對重大議題反複審議的認真負責的態度，充分體現了人大行使權力機關的職權和行使民主監督的職能。”

八九、1994年12月13日開始，各新聞單位被允許進入人民大會堂江西廳采訪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這是人大製度建立以來的第一次，也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新聞發布製度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人大的監督與輿論的監督做到了密切配合，駁斥了那種“人大舉手，政協拍手，黨委揮手”的流言蜚語。也就是說，從八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開始，原來每次常委會開會以前的會議議程的新聞發布會不再舉行了，而是改成在每次常委會會議以後，圍繞所通過的重要法律和其他議案，舉行記者招待會或新聞發布會，以增加新聞報道的實質內容。由於是第一次參加這樣的會，所以我記憶很清楚。那天，1994年12月13日上午9點，喬石委員長和各位副委員長、秘書長先後來到江西廳，在橢圓形的會議桌前落座。

全國人大各專門委員會副負責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和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有關局室、法工委的負責人分坐在第二排。

比較顯眼的是從這次委員長會議開始新增加了記者席。參加當天委員長會議的記者分坐在兩側。西側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中央電視台的記者，東側是新華社、人民日報和法製日報的記者。

這次會議主要討論了第十一次常委會日程安排。委員長還建議：為了妥善地安排好年前的工作，第十一次常委會會議的日程安排要緊湊些。會上重點討論了1995年八屆人大三次會議召開的時間和議程。討論了199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要點。有的副委員長還就自己在視察中所看到、聽到的問題發表了意見。坐在第二排列席委員長會議的各方麵負責人，也不時圍繞會議議題插話，補充有關情況，發表意見。喬石作為會議的主持人，不斷總結歸納大家的意見，同時也不斷發表自己的看法。會議在熱烈、生動、活潑的氣氛中持續了兩個小時。

在場的記者深切地感受到了一股清新的政治空氣。

按照原計劃，我是去采訪委員長會議的，發一條消息就算完成任務了。但出於記者的新聞敏感，覺得八屆人大的委員長會議開始向新聞單位開放是建國以來的第一次，說明我國的民主與法製建設又向前推進了一步。於是，在現場，我一邊寫會議消息，一邊琢磨應該起草一篇特寫。散會後，請全國人大新聞局局長審定，於當晚《各地聯播》播出，次日《法製日報》刊出。如果我的手稍微懶一點就會放過這篇有意義的特寫。

建國50年來，我國新聞事業取得了巨大的變化。通訊設備的更新換代，國際互聯網的形成，電腦的普及，交通工具的改善，大大減少了記者的繁瑣勞動，提高了新聞時效，保證了新聞質量。這給新聞改革帶來了機遇，同時也麵臨著挑戰。人大會議成了記者強烈競爭的陣地。

1987年3月16日到4月14日，我參加了六屆人大五次會議和全國政協五次會議的報道。

在這塊陣地上，各個新聞媒體都極大地發揮了自身的魅力。大批朝氣蓬勃、受過新聞專業訓練的年輕記者登上了人民大會堂這座神聖殿堂。可以預示：21世紀的人大宣傳定會彩霞滿天、碩果累累。

2001年，全國記協組織了征文活動，我寫了自己的采訪經曆。讀者評語：

《登上神聖殿堂，改進人大宣傳》是一篇應用性論文。該文從宣傳人大製度的一個側麵，反映了我國的新聞事業在不斷發展。文中所列事實準確、語言流暢、脈絡清晰。作者僅用5000字就記載了我國幾十年來，人大製度宣傳的軌跡。字裏行間都稱讚了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和法製不斷完善和加強，在廣播界有一定的保存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