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記者眼中的鄧大姐

共同的感受把女人與女人的心連在了一起。

在我近40年的記者生涯中，凡接觸過的女國王、女總統、女議長、女總理、女部長都很自然地成為我關注的亮點。

政治舞台上的女領袖給曆史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在眾多的中外女領袖中，我最難忘的是采訪鄧穎超大姐的活動。我在工作崗位上時，因忙於搶發廣播新聞稿，許多事情來不及想，沒有落筆。現在退休了，隨時都能寫出幾件事。

鄧穎超同誌出生於1904年。早在1919年五四運動時，她在天津就參加了學生愛國運動。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過二萬五千裏長征，曾任第四、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六屆全國政協主席。她是全中國人民愛戴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社會活動家、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

幾十年，不管男人或女人都親切地稱呼她為“大姐”。

第一次走進鄧大姐的家

1979年6月27日，我第一次走進中南海西花廳，采訪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鄧穎超會見日本公民黨委員長竹入義勝（1971年，竹入義勝為恢複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了貢獻）。

西花廳小院綠樹成蔭，鮮花盛開。這裏也是周恩來總理工作和生活過的地方。文化大革命前，周總理經常在這裏接待外賓。文化大革命後，才把一些外事活動搬到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1976年周總理去世後，西花廳交公了，東西收到儲藏室。但鄧大姐一直住在西花廳後院裏。

我環顧四周，房子是舊的，屋裏的陳設還是老樣子，非常簡樸。客廳裏擺著17個沙發、8個茶幾和一個屏風。我用的茶杯邊已經掉了磁。

會見前，我望著周總理的像，陷入沉思，再看看與他相濡以沫的鄧穎超大姐，我的眼淚立刻流出。沒想到，被細心的鄧大姐發現。她輕輕地在我耳邊說：“堅強些，沉著些！”我解釋說：“我是第一次來，心裏很激動。”話音剛落，外賓就走進了客廳。隻見鄧大姐很快就恢複了平靜，笑眯眯地與客人握手、交談。

這件事使我想起許多，1989年7月，我看過李先念親筆題寫的優秀紀錄片片名《我們的鄧大姐》。片中用大量照片和實景介紹了鄧大姐的革命業績和高尚品德。影片也描寫了周總理與鄧大姐之間的革命情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20世紀80年代，鄧穎超到八路軍西安辦事處舊址參觀的時候，她慢慢走到丈夫工作過的屋裏左看看，右瞧瞧，然後對身邊的人說：“讓我一個人在這裏坐一會兒。”還有一個鏡頭也令人難忘：周總理去世後，鄧大姐一個人坐在自己家的沙發上，聽錄音“送戰友，踏征程。默默無語兩行淚，耳邊想起駝鈴聲。……戰友啊，親愛的戰友……”。我們的鄧大姐把自己的思念、悲傷、緬懷都深深地藏在自己心裏。不僅如此，她還經常勸別人。

15年後西花廳又一次重新啟用

竹入義勝是中國人民熟悉的老朋友，多次來中國訪問。周恩來會見過他。為了表達對客人的歡迎，1979年6月27日，已經15年沒有接待過外賓的西花廳今天又一次重新啟用。

鄧大姐對日本外賓說：許多人都見過，抱歉，廖公（承誌）病了，不能來。你們來了這麽多朋友，來多少都可以，我都歡迎。在家裏接見你們表示親切和友誼。

鄧穎超指指這座房子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周恩來被選為政務院總理，一直到1974年他因病住院，在這裏住了25年。他死後，我又住了近30年了。文化大革命前，周總理接待中外來賓、辦公都在這個院裏。文化大革命以後，所有的活動都在人民大會堂，這裏沒有用過。原來的陳設都還是老樣子。房子不用了。周總理逝世後，房子交公了，由公家使用。東西收到儲藏室裏了。這次竹入議員來，為了表示歡迎，為了表示友誼才把房子重新布置了一下。15年沒有用，今天第一次接待日本朋友。房子雖然很小，但竹入一定很滿意。高興的是在我們的房子裏增加了許多藝術品。竹入送給我們的櫻花磁盤，江西景德鎮出的周恩來瓷像，因為這個像比較像恩來同誌。“學習周總理一心為人民”幾個大字是南京雨花台雨花學校的學生冒雨揀的石頭鑲成的。

竹入：中午我剛聽說，您要接見我們，這是誠心誠意的友情，我感到十分感動。我永遠不會忘記您對我的心意。我表示衷心感謝。

鄧穎超：這裏是帝王宮。中南海的西花廳，李先念住的是東花廳。清朝辛亥革命前，溥義為攝政王修的房子。剛修好，清朝就被推翻了。他沒住進來。

我們住進來時，北京解放了。舊政府也在這兒。昔日帝王居，今日人民所有。過去帝王規定不能超過1000間，最多隻能修到999間。這裏屬於人民，後已增加了很多，超過1000多間了。

您為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了貢獻，在締結條約上做了積極努力。1971年您首次來，後來又多次來中國，提出恢複日中邦交和五項主張。

鄧穎超副委員長陪同竹入參觀了周恩來辦公的地方，他們一起在庭院裏漫步、交談。

我坐在汽車裏寫稿，719點10分寫好，719點20分請接待單位負責人定稿，719點30分，用電話向廣播電台發稿。那時，記者還沒有手機和電腦。

我是遵守紀律的

1979年6月25日，鄧穎超和廖承誌會見日本客人鬆下。

會見前，鄧大姐對廖公講：我是很遵守紀律的，你舉行的宴會，你講話，我出席。接待計劃是這樣寫的我就這樣辦。

鬆下說：這次是應中日友協的邀請來中國訪問，他們熱情接待。我抱著友好的願望。這個願望實現了。我感到由衷的高興。去年（1978年）10月，為交換日中友好條約議定書，鄧小平到日本參觀了彩電視機廠。我對鄧小平表示過一個信念：21世紀是貴國文化的繁榮時代。我在貴國時間非常短促，但我盡量坦率，加強日中友好，為貴國的經濟發展作出貢獻，為21世紀的繁榮的世界打基礎，為我們的合作打基礎。廖承誌給我送來了趙樸初滿懷深情寫的《天壽之歌》。我非常感謝。

三個彩燈關掉兩個

1979年7月4日10：30，鄧穎超副委員長會見日本自由黨婦人部友好訪華團。鄧大姐談到今年4月訪問日本時受到的接待，感謝參議院、眾議院議長們的熱情。

安西愛子團長告訴鄧大姐，代表團成員都是日本各地做婦女工作的。

這時是11：00，鄧大姐突然告訴工作人員把三個彩燈關掉兩個，為的是節約電。

安西愛子說：周總理是我們最尊敬的人，能多活幾年是我們的幸福。鄧穎超以偉大的夫人的力量支持總理，值得每一個婦女深思。

鄧穎超說：中國偉大是毛澤東的完整、準確的思想。恩來是九億人口中的一員，做的工作不算多，有黨的力量，有領袖的力量，有人民的力量，個人的工作是微不足道的。

簽定日中條約，恢複邦交這兩件大事。必須取得日本的合作，使源遠流長的曆史有了新的發展。我拜訪了田中，到他家裏，相聚增進了我們的友誼，同時也拜訪了大平。大平、田中對中日建交起了作用，我是懷著敬佩與感激的心情去的。在中日友好方麵，自民黨有很大的貢獻，我表示感謝。

咱們是同行。說點行話。你們都是做婦女工作的。婦女與男子不同。來訪把一些家務都丟開了，組成一個代表團不容易。做婦女工作比做一般工作要複雜，困難多，需要很大的耐心、細致。遇到困難時不要灰心，還要繼續做。因為婦女的進步覺悟與整個國家政治水平，社會進步不能分開的。婦女工作是為了婦女能得到解放，不是表麵上與男子一樣，而是使婦女在政治、社會和家庭上真正得到男女平等的權利。婦女長期處於被歧視的地位，做婦女工作不要有自卑感，要照顧婦女的特點。婦女工作做好了對家庭、丈夫、子女、鄰居都可以發揮作用。要有魄力，使婦女實現男女平等，使民族得到解放，通過黨的組織做婦女工作會取得統一的步伐，成效會更大。

安西愛子說：我第一次來中國訪問，有收獲。婦女有教育下一代的義務。每個國家有長處，每個國家有曆史。無論文化和精神是什麽，都有優點，要教育子子孫孫傳下去。我們還要發展兩國的友誼。

會見國民黨總統府顧問蔣勻田

1979年7月上旬的一天，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副委員長鄧穎超會見國民黨總統府政策研究顧問蔣勻田和夫人楊若蓉。副委員長史良、全國政協副主席陸定一、李維漢參加了會見。

蔣勻田過去寫過書，周恩來總理看過，當時總理批示“暫時不理”。這次蔣勻田到上海、南京、蚌埠探親。

葉帥進到會客廳後，首先與記者們打招呼。

鄧大姐說：老人家好！漁叟。我讀了你的詩。

葉帥見到陸定一說：“定一啊，來來，坐下。”

蔣勻田到以前，葉帥和鄧大姐談了一些情況。共產黨條件很寬。蔣經國與蔣介石不一樣。他沒脫離貴黨。如果明年到期，他會工作。1972年周總理對一批青年人說：台灣政策沒定，具體的問題還要與台灣商量。蔣介石與基辛格關係密切，並打電話問：“與總理談話要注意些什麽。”民社黨主席要不要提？因為解放時，宣布過民社黨是反動黨派。民社黨與青年黨都反對中美和談。

關於這次活動發消息的問題，鄧大姐說：即使發了消息，蔣勻田所在民社黨，台灣也不會有什麽震動。葉帥說：還是聽蔣勻田的意見。

蔣勻田來到大廳，葉帥同他握手並說：歡迎你歸來。然後他們合影。

葉帥說：去了上海、南京？

蔣勻田說：還去了杭州、蚌埠。

鄧穎超說：書收到了，有許多資料。

蔣勻田說：我7月15日前走。

葉帥說：下次來，好好參觀參觀。老家在哪裏？

楊若蓉說：在常州。

史良說：79歲了。

鄧穎超說：金陵大學的。

蔣勻田說：75歲。

葉帥說：自己租的房子，還是買的？

蔣勻田說：繳四分之一的錢。

葉帥說：黑人多不多？

蔣勻田說：舊金山不少。

葉帥說：美國四年一選的製度改了沒有？蔣勻田在哪裏上學？

蔣勻田說：1958年我去研究社會主義。

後來他們都談些什麽，我在筆記本中沒有查到，因為按照鄧大姐的意思當天隻發一條簡單消息。

不能讓我一個人獨說獨唱

1979年9月8日，鄧穎超會見台灣體育代表團。代表團的成員來自美國、香港、日本、巴西。陪同的有王猛、羅青長、林麗蘊、榮高棠、鍾師統、童小鵬、路金棟。合影前，鄧大姐發現團長陳木森有點拘束，問他：“多大年紀了？”團長答：“60歲。”鄧大姐忙說：“親切一點，活潑一點。在國內可以活潑一點。我有三張女扮男裝的照片。我在天津搞募捐，演新聞記者。那時，男女不能同台演出。在保安，我和恩來演姐弟，我演姐姐。演《搖籃曲》，我在後台伴唱。”

大家鼓掌。

鄧大姐請大家入座。客人還是拘謹。鄧大姐又說：“隨便坐，不分前後，不分上下，要表現出運動員的速度嘛。”這時，攝影記者對準鄧大姐照相。鄧大姐立即擺手說：“你們不要有首長觀點，光照我。”然後很關心地問：“從國外回來的，能聽懂普通話嗎？運動會開幕前，我們見見麵，因為我們是同胞。台灣還沒有回歸祖國，見到你們倍感親切。有的從海外回來，有的從國外歸來，我表示歡迎。祝你們取得優異成績。見到你們，我想到在台灣和海外各地的同胞，希望你們回來看看，共同為實現台灣回歸的祖國大業作出努力、作出貢獻。”

大家再一次鼓掌。

鄧穎超說“摩托組有位受傷的，請上海運動員帶去我的問候。告訴他不要著急，以後還有機會。9月15日，運動會開幕，在半個月裏，要預防疾病，保證健康，賽出好成績。國外回來的多參觀一些地方。”

客人說：參觀了人民公社。

鄧穎超說：百聞不如一見，過去沒回來過的，回來看了有什麽意見可以提，可以說感想。哎，不能讓我一個人獨說獨唱啊。不要盡說好話，任何地方都不是全好。總的形勢，1976年10月，我們粉碎了“四人幫”，不等於全麵都好，特別是受過不同程度的外傷和內傷。去年十一屆三中全會轉移了重點，實現四個現代化，尤其在轉移過程中，不能過快，要慢慢來。

以你們為主，請你們發言。你們在競賽時，誰也不甘落後，發言也要爭先。

陳木森說：與鄧穎超一塊合影、交談非常高興，看到您身體很好，希望您繼續保持健康。有一天，去台灣看看。黨中央對這次比賽很重視。我們一定賽出好成績來。

鄧穎超問：知道這是什麽廳嗎？

眾：台灣廳

鄧穎超說：29個省，每個省都有廳。這些風景畫都是台灣的。沒有回台灣坐在人民大會堂的台灣廳，也像回家了。

訓練中遇到什麽困難啊？可以說嗎？不肯開口這不好。也不像骨肉同胞，歡聚一堂。

林老說：在台灣廳，好像回到台灣了。我出來29年了，特別想念台灣的老朋友。回來前，我任台灣會總幹事。年紀越大越想自己兒女、兄弟、老朋友，遇到過年過節，總想來往團聚。最近形勢好些了。

日本在台灣統治了50年，1948年，國民黨最後一次舉辦運動會，那時我回來很高興。總分第一。現在都是年輕的運動員，爭取賽出好水平，要緊的是完成政治任務，促進台灣早日回到祖國懷抱。好幾年了，我都想見見鄧大姐。

鄧穎超說：做自我批評。你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

林老說：去年年底有點消息。我的孩子是領隊，孫子是運動員，四代運動員。一家為台灣運動服務。父親是自行車運動員。祖母親也是運動員。

鄭：國內對台灣的統一是否具體落實一下？

鄧穎超說：關於台灣回歸祖國，黨和國家既有方針原則性的決定，也有具體決定。過去提解放台灣，中美建交後，排除了解放台灣的障礙。完成統一祖國神聖任務，提法不同，做法也不同。過去放在武力的解放上。金門、馬祖天天打炮。采取和平統一祖國，加重了你們肩上的責任。不僅要做運動員，而且要做宣傳員，向台灣的親友、家庭宣傳祖國的統一方針和國內形勢。承認台灣的現實。蔣經國說：台灣的生活比國內好。他是爭取台灣人心。

不降低台灣人的水平。台灣與各國有貿易關係，維持經濟貿易活動等總的實現台灣統一後，中央會有人到台灣，研究台灣的具體政策。要台灣逐步前進了。，再來討論具體問題。

台灣隻能承認是中國的一個省。不能承認是另一個中國。外交關係是統一的，把國民黨旗幟放下來。具體政策還要按台灣的實際來辦。我們不了解台灣，不能亂說。在台灣沒有回歸祖國以前，改成台灣島外體育。人大有台灣代表。

來自西德的棒球運動員說：我離開台灣13年了，非常想念故鄉，想念在台灣的兄弟姐妹，今年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很受鼓舞。希望海外同胞加緊步伐，為統一祖國作出貢獻，希望國內的同胞加緊步伐，努力工作，希望台灣回歸一定用和平的方式，除非萬不得已。中央政府對島內人的心態要研究。快百年了。他們為什麽有離心的想法？

鄧穎超說：你提的意見很好。

羅青長說：周總理生前與台灣同胞交換過意見。台灣由於有曆史原因。日本統治50多年。周總理教導我們注意台灣同胞的心理情況。嚴格把台獨同一般反蔣，對祖國不了解的人區別開，要做耐心細致的工作。1972年我見過台灣七八批學者、教授，還有許多青年學生，增加了他們對祖國的了解，增進了對祖國的感情，溝通了同祖國的聯係。要耐心與台灣同胞交換意見。台灣獨立不可能，台灣從曆史上就是與祖國不可分割的。台灣從大陸飄過去的。有一個青年與周總理辯論說，新加坡80%是中國人。周總理說：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神聖的領土。台獨骨幹不多。

鄧穎超對榮高棠說，讓代表團的人自由地看看大會堂。

羅青長介紹了周總理做台灣工作的情況。

林麗蘊說：有一批有離心思想的人。有一次，周總理同他們談到早上三點。為了台灣，他重病在身，全心血的灌輸在這個思想中。有一些同胞回去後思想轉變了，變成了離心思想。1984年國民黨加強了反共宣傳，使許多同胞不了解黨的政策。

我為什麽回到祖國？過去台灣迎來了“豺狼”，所以出了二·二八起義。在日本時，心更貼上祖國。靠國民黨，台灣得不到真正的前途、幸福。所以一定要回到祖國。都回祖國，多看看，疑慮就會消除。像回到自己的家裏一樣，把自己的所見所聞講講。多溝通，多來往，貿易、通航的可以。這是曆史的重任。在島內、海外與祖國人民團結在一起。總有一天，台灣島會見到親人。

鄧穎超說：加快步伐，先從第五屆運動會著手。台灣省運動員願意來，這是一件好事，受到台灣的控製。要加快步伐，通過你們使台灣內部發生分化，使他們心向祖國。不是哪一方麵的事，是大家的責任，爭取機會，宣傳政策。我們時刻懷念台灣，我們不僅是宣傳員，而且是統一祖國的戰鬥員。設台灣廳，是總理親自選、布置、審定的，畫是從故宮拿出來的。他很關心台灣的回歸。總理生病時說，你們可以看到，我可能看不到了。總理的骨灰撒以前就放在台灣廳。總理沒有在生前看到台灣回歸祖國，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開，當時我把總理骨灰親自捧到台灣廳。

打破照相規格，不站中間

1979年10月13日，下小雨，穿著黑色平絨上衣的鄧穎超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朝鮮婦女代表團。她提醒服務員“今天應該把絲絨窗簾拉上，保暖。我們應該做的”談話前，記者要照相，鄧穎超說：“我要打破這個規格，照相時我不站在中間了。”

鄧穎超說：咱們是戰友、姐妹，我表示熱烈歡迎。這是聚會，又是離別。蔡暢同誌有病，不能見大家，她讓我轉達對你們的問候。朝鮮人民的偉大領袖、中國人民的好朋友金日成主席身體健康。我們很高興。今年五月，我訪問朝鮮，金主席一直陪我，對我們無微不至的關心、接待。這表明了我們的深厚的友情。當地人民也熱烈歡迎，留下難忘的印象。我參觀了萬景台。請轉達對她的問候祝他健康長壽。

康占淑說：鄧穎超是老革命，是社會活動家。鄧穎超訪問朝鮮，加深了中朝兩國的友誼。看到中國人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的成績，學到很多東西，現在中國婦女響應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爭當三八紅旗手，為四化做貢獻。對中國取得的成就我們把他當作同誌的成就，感到很高興。我們要為兩國人民的友誼作出貢獻。由有毛主席、周總理、金日成培育的中朝友誼鮮花今天在鮮花盛開。

鄧穎超：中朝友誼不同於一般的兩國關係，不僅有傳統的悠久的革命傳統，而且有發展，是用鮮血凝成的，久經考驗的牢不可破的友誼。朝鮮婦女在建設自己的國家和抗擊外來侵略方麵表現出勤勞、勇敢的精神，值得中國婦女學習。

我們建國30周年，最重要最有紀念意義的是開了紀念會。葉帥做了報告。指出了成績，說明了我們所犯的錯誤。

新聞報道要確切

1979年10月16日，鄧穎超會見台灣國民黨前行政院顧問彭德夫婦。照相時，鄧穎超一邊往邊站，一邊說：“我要打破這個框框。”

鄧穎超說：你們有愛國主義思想，在統一祖國的大業中做了不少工作。

彭德說：感謝你們無微不至的接待。

鄧穎超說：民族政策在“四人幫”時，受幹擾，現在已經挽回了。在民族宮辦了個展覽，內容豐富，應該多看看。

彭德說：我參觀了內蒙古，了解了牧民的生活，讓台灣同胞了解統一後的台灣的未來。

鄧穎超說：你為台灣回歸想到這一點。你是四代台灣人，能決然毅然離開台灣到美國去，很佩服。

彭德說：那不是自己的家鄉，總有許多不方便。

鄧穎超說：你晚年選了那麽一個工作，很重要。你的作用比我們大。你與台灣有聯係，我們隔斷了。台灣越來越孤立。

彭德說：台灣的有誌之士，還沒有爆發，控製嚴。

鄧穎超說：對台灣工作有便利的一麵，也有困難的一麵。積蓄力量，等待時機，埋頭做長期的工作。

會見結束，鄧穎超主動要看我寫的新聞稿。她說：“這種事情，我們要慎重。我們應該這麽做。最近我發現新華社的稿子，人家唱了兩首歌，一首是《在北京的金山上》，一首是《懷念敬愛的周總理》，結果稿子上隻寫了一首。新聞報道就是要確切些。”

送禮不要報道

日本創價學會中有各界人士。其中婦女會員有300萬。日本創價學會名譽主席是池田大作，曾三次訪問中國。

1979年10月30日，鄧穎超副委員長會見日本創價學會婦女部代表團。

八矢虧子團長首先說，我們滿懷熱情來中國訪問，感到幸福和愉快，希望中日友誼世世代代。

鄧穎超說：這是共同的願望。我們要共同努力，不僅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而且要讓中日友好之花盛開。她請八矢虧子給池田帶回去一個煙灰缸。鄧大姐說：這是我用一元錢自己買的。她麵對我說：送禮的事可不要報道。

鄧大姐說：創價學會這個組織有1000萬人，是中國很重視的。希望創價學會取得新的成就，在日本的政治上、家庭上越來越發揮作用。我們彼此之間都要為中日友好發展在原有的基礎上再向前飛進。兩國的友好和強大在亞洲能發生很大的影響。

陪同會見的是全國婦聯副主席吳全衡。鄧大姐看了看全衡穿的衣服。吳全衡不好意思地說：“太花了。”鄧大姐說：你還不敢穿，我都76歲了。

接受日本首相送的櫻花

1979年11月18日，鄧穎超副委員長會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的秘書早阪茂三。早阪茂三這次是受田中的委托給中國送櫻花的。11月17日，早阪茂三與林業部舉行了櫻花交接儀式。

鄧穎超說：在中日關係中斷了不算長的時間，田中首相恢複了邦交，使兩國關係正常化。作為中日友好的創始人，我非常佩服田中。

她說：這次送櫻花的消息，中國人民早就聽說了。這次要把這些櫻花樹苗分布在黃河、長江兩岸，將在中國更廣闊的土地上培養起中日兩國美好的友誼之花。中國政府和人民非常喜歡你們做的這件事，很重視這件事。

鄧穎超說：考慮一個國與一個國的關係，不能單從這個國家考慮，要從世界形勢來考慮。對付北極熊，不僅是中、日、美三國的事情。加強關係有利於全世界人民的利益，有利於我們三國的利益。

鄧穎超熱切希望田中角榮第二次訪問中國。

早阪茂三說：田中本人也說不久訪問中國。中國人民邀請他在櫻花盛開的季節來。

鄧穎超說：這是中國最好的季節。這次送的櫻花是真正的友情，是中日友好的象征，還送來了栽培方法。過去我們種了兩棵，由於不得法，樹的周圍是洋灰地，看起來很茁壯，後來死掉了。周恩來在工作之餘經常去看看。

早阪茂三說：剛才我去參觀了周總理展覽，知道中國人民如何走過了艱難的道路，使我很感動。周總理的傑出的，最偉大的政治家。周總理是飽經風霜的，久經磨練的巨人。所以田中對周總理的逝世感到非常惋惜。田中認為鄧穎超是周總理最親密的同誌，良好的伴侶，對您是非常尊敬的。

鄧穎超說：感謝田中對周總理的評價。你看到的展覽，他所做的是為他的國家，為他的人民，為黨的最終目的和信仰，不是他一個人，是有許多人，與他共同戰鬥的戰友，與中國人民緊緊站在一起，做了他應該做的事情。

早阪茂三希望把周總理展覽拿到日本。

鄧穎超說：你的建議轉達給政府、團體來考慮。

穿著舊裙子改的上衣見外賓

1979年12月6日，鄧穎超副委員長會見日本國會議員羽田。鄧大姐今天穿的黑平絨上衣是用她出國時做的一條長裙改製的。

鄧穎超說：今年4月，我去日本訪問，眾議院和參議院熱情接待，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我舉起茶杯表示歡迎你們。1972年中日恢複邦交，田中首相和大平首相都做了貢獻。你們也是參加締結中日友好條約的人。

羽田說：1973年到中國訪問時見到了周總理，今天又見到夫人，很高興。中國大，曆史悠久，為和平作出了貢獻。

鄧穎超說：在許多國際問題上，彼此有相同之處，今後無論在經濟合作方麵，人民之間，希望國會議員多加關照。中國的安定團結對日本有利。“四人幫”禍害10年，現在實現四個現代化，進行調整，工人是否能吃透。我們要很好地宣傳現代化。

兩天五場活動

1979年12月6日，鄧穎超在會見日本中國友協婦女代表團前對康克清說：“我兩天有五場外事活動。”康大姐說：“我們也想盡量減少一些你的活動，人家不幹，誰也代替不了你。”

這一天比較冷，秘書趙煒隨手把我的那條藍黑小格子的氫綸長圍巾給鄧大姐披在肩上。記得是在人民大會堂南門接待廳。

鄧穎超說：有機會見到日中友協的老朋友，很高興。昨天大平首相在北京訪問，上午見了幾個議員。這兩天我是生活在中日友好的氣氛中。

中村紀伊說：我們參觀了周總理展覽，看到鄧穎超大姐與周總理合影的照片，很感動。我是第二次來訪。中國人談話非常坦率。中國正在變化，我們很關心今後的發展。

鄧穎超說：我們經過了艱難困苦，從勝利到失敗，經過了曲折的道路，幾十年的革命。前進是好事，但有困難。不能因為前進了就看不到困難。要在前進中看到出現的問題，想辦法解決。建設受到“四人幫”極大的幹擾和破壞。我要把真實的情況告訴你們。日中兩國是友好的鄰邦，相互都很關心。朋友們想多了解中國，我也很感動。

她說：從作風上講，“四人幫”時，用極左的作風，講假話、大話、空話。他們說別人一切都是錯的，隻有他們是對的，把老革命、取得勝利的人、有經驗的幹部統統都否定了。在文化方麵，他們否定了取得勝利後的文化發展。中國有8億人口，隻能唱8個樣板戲，幾十台節目都不讓演，這是中國封建的法西斯專治。我們要講真話，做老實事，提倡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工業要有選擇，該壓縮的壓縮，看起來是退步了，實際上恰恰是向前進。

她說：為了經濟的發展，20世紀50年代，整個都學蘇聯。文化大革命中破壞了幹擾了。現在又回到原來的方針政策上了。農業發展是重點。使農民的生活與城市接近，增加了農民的收入。在城市人口方麵不得不提價，城市工資合理的加以調整，增加補助。我們采取的方針是正確的，有信心，一心一意搞“四化”。要得到友好國家的幫助。革命前30年，有28年搞武裝鬥爭，對經濟方麵不懂得做生意。列寧曾提出：共產黨人要學會做生意。我們做生意與資本主義國家是不同的。登廣告，可以互相交流，並不是剝削式的競爭，因為是全民性的，過去報紙不準登廣告，現在盈虧可以平衡。

細心的鄧大姐

1980年3月31日，鄧穎超會見斯裏蘭卡大使德辛哈前見到我與我熱烈握手，並說：“你很像新華社的梁麗珍。”

鄧大姐對外交部副司長付順和說：“你胖了，吃中藥有效。你們是適逢當年。我們是隻‘逢時’。‘逢時’是逢了20世紀80年代，搞四化建設的‘時’。但不是‘當年’，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

鄧大姐看看接待廳擺放的鮮花。她對秘書趙煒說：瓜葉菊是紫紅色的，放在花瓶中間顏色顯得太暗。應該把迎春花放在前麵。

德辛哈：我清楚地記得周總理訪問斯裏蘭卡時的情景。他是中斯友誼的見證人，。訪問後，兩國很快就建立了外交關係。周總理還與日本簽訂了條約，與美國建立外交關係。中國與西方一些發達國家的關係更密切了。周總理在貴國的四化建設中起著重要作用。我讀了許多資料，周總理很多年前就談到四化問題。我任職18個月，派了19個代表團訪問中國。我要去馬來西亞工作了。我要與貴國的大使保持友好，貴國同蘇聯的關係進一步惡化，在重大的外交政策方麵都奉行和平共處的政策，譴責越南、蘇聯在柬埔寨的侵略行徑，譴責蘇聯在阿富汗及世界上的擴張主義。

鄧穎超說：大使在中國任職很努力，你雖然離開我國，換了新的國家還願意繼續發展我們兩國的友誼。特別高興的是兩國在重大問題上有相似的觀點。蘇聯實行霸權主義，她插手柬埔寨，侵略越南。最終它都會與許多國家的關係搞壞的。對蘇聯霸權主義不能害怕，更不能擔心，重要的是加強團結，一致對付它的稱霸世界的力量。

她說：至於你對周總理的高度評價，中國依靠的是共產政府和人民。他僅僅是黨的領導人之一。我們還有其他黨的領導，事情是集體做的，很多事情都不是他一個人做的。周恩來同誌做的事情是黨、政府、全國人民共同決定的。具體工作是周總理。我們兩國友好也不能算在周恩來一個人身上。中斯建交是相互的同樣要感謝斯裏蘭卡的領導。我們兩國在外交、貿易方麵比別的國家的關係順利些。我1977年曾訪問國貴國。我親眼看到斯裏蘭卡人民對我的熱情接待。在康堤這個英雄城市，為了抵抗外來侵略者，一直奮戰到最後。我參觀了斯裏蘭卡的手工藝。

大使說：桂林比康堤更美麗。

鄧大姐說：每個國家都有每個國家美麗的地方。

大使說：發達國家製定了許多法律。我是律師。中國應該有貿易法。你們頒布的投資法有不合理的部分。

燈開得太多了

1980年4月14日，人民大會堂是的接待大廳燈光通明。鄧穎超會見西德婦女代表團時說：“燈開得太多了，浪費。”

鄧穎超說：兩國人民的友好關係得到了新的發展。德國民族是個偉大的民族。馬克思出在你們國家。恩格斯也出在你們國家。他們的著作成為民族解放的理論。希特勒遭到人民的譴責。你們還出了許多偉大的科學家。希望你們這一代對現在的世界作出應有的貢獻。

他們談到婦女工作，還談到計劃生育。鄧穎超說：我們國家計劃生育工作抓晚了。我身邊工作的兩個工作人員都是隻有兩個孩子。關於人口問題極其複雜，光采取獎懲製度也不行，男女雙方都要采取節育措施。婦女解放要靠整個社會。

送果脯

1980年10月22日，鄧穎超會見路過北京的泰國朋友，並與他們共進晚餐。鄧大姐送給他們兩包北京特產果脯。

不能把日本朋友晾在那裏

河南嵩山的少林寺是少林拳的發祥地。40多年前，日本的宗道臣在那裏修得了少林拳。然後他回到日本後，在日本開創了日本少林寺拳法，發展了90萬少林拳士。宗道臣對少林拳的發祥地懷有深厚的敬意和感情。為紀念宗道臣重訪故地，在少林寺建立了一座歸山紀念碑。1980年4月17日，宗道臣專程來我國參加紀念碑落成儀式。

1980年4月26日，鄧穎超副委員長在北京會見了宗道臣一行。

鄧穎超說：我每次會見外賓都要看材料。昨天晚上，來電話說，烏蘭夫生病了，不能見你們，讓我見，我隻好答應，否則把你們晾在那裏了。

宗道臣說：我來五次了。很榮幸見到你。去年您訪問日本期間，我生病了，失禮了。

鄧穎超說：那沒關係。體育活動將來還會發展的。

宗道臣說：新的精神寄托，以鍛煉身體為手段。

鄧穎超說：中日友好深入人心，現在你可以大搖大擺地上嵩山了。中日兩國應該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鑒真和尚像第一次回國

日中兩國的交流史長達2000多年。中國的文字、佛教、繪畫、雕刻、建築、醫學等各方麵傳入日本，對日本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其中，1200年前唐代高僧鑒真和尚去日本開辟了日本的宗教。這在文化史上是件了不起的事情。為了紀念這位中國的和尚。日本做了鑒真像，這是日本的國寶，一直傳到今天。日本人把鑒真和尚像運回到中國展出。

1980年5月4日，在北京舉行了有3000人參加的開幕剪彩儀式。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主持。對外友協會長王炳南講話。鄧穎超副委員長參加。班禪獻了白色的哈達。

鄧穎超說：鑒真和尚像回國，在日本、在中國已經產生了很大影響。這是中日兩國人民非常關注的事情，是一件盛大的喜事。它將增進兩國的相互了解，能喚起中日兩國人民回憶我們悠久的曆史，鼓舞我們繼續努力。

讚揚康克清不袒護孫子

1980年5月13日，鄧穎超副委員長會見由日本主婦同盟議長牧野可祝率領的日本主婦同盟訪華團。

日本主婦同盟經常為提高家庭主婦的社會地位，反對公害，反對戰爭，實現世界和平。這個組織為締結日中友好條約作了不少努力。

會見前，鄧大姐對我說：“你是記者，像梁麗珍。”

鄧大姐對康克清說：“你是婦聯主席，又是保衛世界兒童委員會主席，要管幹部子弟，包括你的兩個孫子。”

康大姐說：他們都是共產黨員。他們的事，我交給組織去辦，而且，我還要核實。

鄧大姐說：你還好，又把他們交給所在的組織處理，又核實。有人還袒護呐。

牧野可祝：我是第一次來中國。

鄧穎超說：中日兩國是近鄰，又是友好的鄰邦。離別就是再見的開始。請轉達我對池田的問候。我與池田夫人結識兩年多了。創價學會對中日友好作了很大貢獻。我對池田部長非常敬佩。你們每天進行的工作與國家的經濟發展，與國家的大事連接在一起，發揮了主婦同盟對國事的作用和力量，為兩國友好起過重要的作用。婦女地位的提高必須與整個民族的發展，與國家的經濟聯係在一起。國際形勢的發展也使婦女不得不關心國際大事。婦女工作得到發展，關係到家庭成員的男女老少，關係到全國人民。你們衝破的主婦圈子，視野會更擴大的。婦女都是熱愛和平的，希望孩子得到幸福。我們兩國都麵臨著威脅。你們現在領土主權還不完整，戰爭一起來，每個家庭都會受到影響。

會見進行中，一位家住嵐山腳下的日本家庭主婦說：池田大作讓我把周總理在1919年4月5日寫的詩《雨中遊嵐山》錄了下來，樂曲是高端譜的，舞蹈是我自己編的。日本人翻譯的詩與我們翻譯有些不同。第一段是：“雨中二次遊嵐山。兩岸蒼鬆，夾著幾株櫻。人間的萬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見一點光明，真理愈覺妖豔。”

這位日本婦女要求給對鄧大姐跳舞，並說她要稍微做點準備。

片刻，她穿上了日本和服，換上一雙白鞋，手拿紙扇，腰圍金黃色的帶子，伴著音樂，跳了起來。

鄧穎超說：感謝你，你的任務完成得很好。

這位家庭婦女激動地說：我回去一定告訴池田先生，我用舞蹈表達了我對周恩來的尊敬。鄧大姐訪問嵐山時，人多，看不清。沒想到這次能有機會見到鄧副委員長。這是最高的榮譽。這是我一輩子都難以忘記的事情。

日本團長：她是第一次跳舞。

會見大廳沉浸在懷念周總理的氣氛中。

日本人流淚了。陪同的人流淚了。我也流淚了。

鄧大姐反而安慰大家：不要流淚，我們要堅強。死的人已經死了，活著的人要堅強，要更加努力的為人民服務。看到你們的淚水，我很感激。謝謝你們。我不流淚。

大家說：這是高興的眼淚。您要多保重身體，長壽。

最後，鄧大姐帶頭笑著用日語說：“撒喲那啦（再見）！”與大家告別。

會見結束，因我過於激動。又從人民大會堂坐外賓的車跟到北京飯店，想繼續采訪，但這位婦女因晚上另有活動，到賓館後她急著換衣服、化裝，更重要的是。我沒有翻譯，無法采訪。

1980年5月16日，這一天，我的丈夫因患癌症，住在空軍醫院。

她愧不敢接受別人的稱讚

1980年11月14日上午11：00，鄧穎超副委員長在人民大會堂安徽廳會見泰國皇家陸軍軍官夫人協會代表團。4年前成立的這個協會主要是為部隊家屬做些工作。團長是泰國陸軍副司令訕上將的夫人。

鄧穎超首先談到她今年2月訪問泰國時受到的熱情接待。

團長說：周總理的名字，您的名字在泰國享有很高的聲譽。你對光明事業的貢獻，成為我們和下一代光輝的榜樣。

鄧穎超說：你對我個人的稱讚，我愧不敢當。軍人家屬在平時和戰時都很重要。不僅減少軍人的後顧之憂，而且還可以鼓舞軍人。

團長說：要向你們學習。

鄧穎超說：學習是互相的，我們的經驗隻能做參考，不能硬搬，各國都要按自己的實際情況做。軍官工作做好了對保衛世界和平，反對霸權鬥爭可以起很大作用。我們有共同的曆史遭遇，又是近鄰，沒有理由不發展友好關係。越南小霸權主義侵占柬埔寨後，泰國也受到威脅。要保衛自己國家的獨立、中立，正是你們也發揮著很大的作用。

勸給宋慶齡的孫女做工作和睦相處

1981年5月29日，國家名譽主席宋慶齡去世。轟動全國上下和海內外。她的親屬紛紛從國外趕來奔喪。6月4日，宋慶齡的骨灰要移送到上海安葬。

宋慶齡的丈夫是孫中山。孫科是孫中山的兒子。孫穗英和孫穗華是孫科的親生女兒。孫科與嚴藹娟所生的孫穗芳也來中國吊唁。但孫穗英和孫穗華並不承認孫穗芳。認為她不是孫科爸爸的正式妻子生的。雙方矛盾很大。他們的分歧給我們的接待工作造成很大麻煩。鄧穎超給他們做了很多工作。6月3日，鄧大姐說，我們尊重你們的意見，追悼會上把穗英和穗華送的花圈放在台上，把穗芳的花圈放在台下。明天（6月4日）我們到上海。我們盡量尊重客人意見。明天不讓孫穗芳去，她要有意見。我們不可能準備兩架飛機。希望尊重我們的安排，你們坐前艙，他們坐後艙。偉大的祖母是全家的光榮，偉大的祖父是偉大的革命家。都學習祖母，如果這樣的話，我們就好辦些。不可能分開墓地，也不可能甩開孫穗芳。提倡和睦，和為貴。你們是孫科先生的女兒，葬父親時合過影的。我們要相互尊重。

林大光說：我是顧全大局的，我為什麽還是注意她們的關係，從她的個人行動來講，她如果是完全熱愛祖母的感情，我會同意的。

鄧穎超說：我們歡迎名譽主席的親戚關係都來。你們的名字擺在一起。她（孫穗芳）不炫耀自己，談得很好，使我們了解華僑來了多少次，一點消息都沒發，華僑會對我們有意見。我與廖承誌講，舊社會發生的問題，留到新中國了。我們隻好教育她，不要借孫科名義炫耀自己。

陳燕說：您是個和事佬。會見孫穗芳是時，鄧小平、胡耀邦說，宋慶齡是偉大的政治家，為中國人民和世界和平作出貢獻。希望你節哀，化悲痛為力量。

鄧穎超說：你能趕來參加宋慶齡的喪事，很好。你們遠道而來，應該招待。林教授來過了。你們來的很少。我們有一定的原則。

作為學生回答歐洲議長的問題

1981年7月22日，鄧穎超副委員長在煙台會見了54歲的歐洲議會議長韋伊夫人。歐洲議會是由歐洲各國2700萬議員選舉產生的。

一年前，鄧副委員長率領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團訪問法國時，她們在斯特拉斯堡見過麵。今天再次重逢感到很高興。

鄧穎超說：我沒能在北京見你，抱歉。今天到煙台來感覺怎麽樣？

韋伊：在飛機場看到到處都是莊稼，莊稼長得實在是太好了。安置我們住的賓館有花草，很美麗。

鄧穎超說：你感覺美麗、愉快，我就高興了。自從得知我要見你，我就一直關心你每天的活動。李副主席是國家很好的領導人，他主管外事，見了夫人。報道、電視看了，廣播聽了。你來前對新華社的談話，我是很欣賞的。你在北京時，有兩個問題沒來得及談，這任務交給我了。

韋伊說：希望您來答複。

鄧穎超謙虛地說：我不是答複，我是作為學生來回答你這位來訪的先生的問題。六中全會在國家建設、人民前途幸福、經濟發展方麵上有極其重大意義，影響深遠。中國10億人口，共產黨員有3800萬，幾千萬共青團員。不能說不會出現少數不同意見的人，即使他堅持他的觀點，也不會形成妨礙主流的作用。這個問題議長提得好。中國事實上有這樣的問題，你的政治見解比較清。六中全會經過了一年半的醞釀時間，最後討論通過有4000人次。黨和國家的幹部進行討論，六中全會通過了建國以來重點是32年來回顧黨成立的60年曆史。這個決議是反複討論的，認真嚴肅，每個字每句話都認真推敲，希望這個決議經得起曆史的檢驗。

鄧穎超說：講到我們與世界各國的關係，正如你所說，歐洲非常重視中國的作用。反過來說，中國也非常重視與西歐的關係。這不但像李先念所談的。我們與西歐沒有利害關係。今天亞洲受到北方國家的威脅。北方鄰國是戰爭的策源地。相信依靠各自國家的力量，能對付這種威脅。我們與西歐各國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任務，保衛世界和平，遏止戰爭。

韋伊說：我想要一份六中全會決議的全文。我與歐洲所有議長不論黨派和國別，都十分重視與中國人發展關係，加強增進對話。這樣有利於發展我們的關係，有利於世界和平。像你說的那樣，我們有共同的利益，沒有分歧。

鄧穎超說：到青島後，給你找一份法文的版本。

當天晚上，韋伊出席了鄧穎超在煙台東山賓館舉行的宴會。反常的是韋伊先講話。外事場合沒見過。

韋伊說：你在中國的地位，你對中國人民的貢獻。你們為中國人民的繼續鬥爭，為改善人民的生活，你在困難時期參加了革命鬥爭。你的一生都與中國人民聯係在一起。你剛剛病了一場，但你仍然在鬥爭。你這種堅忍不拔的精神，是我們這些搞政治的人的學習榜樣。要維護和平就要互相支持。

鄧穎超說：希望我們之間的關係更真摯，更加強，更發展。感激你友好的話，對我個人的讚揚，我不配。我們都知道你在歐洲、在國際上有很高的聲望，做了許多工作，所以我們尊敬你。

宴會進行中，突然停電，沒有空調，屋裏很熱。服務員趕快點上蠟燭。煙台地委的同誌很緊張，一直道歉。鄧大姐不但沒生氣，還幽默地說，很好嘛，西方宴會上專門點蠟燭。鄧穎超說：要很好接待。在北京會談，在西安參觀可能有點勞累，在煙台安排不要緊，看工藝品，輕鬆點，可以好好休息。我給山東省帶來很多麻煩。

韋伊在煙台期間，本來要為她準備一台文藝節目，鄧穎超建議讓客人看一場電影。我記得是《喜盈門》。所以，1981年7月24日離開煙台前，鄧穎超在賓館門口歡送她時，首先問她：電影好看嗎？看得懂嗎？這天一大早，鄧大姐就打電話給接待組問外賓幾點出發，吃飯沒有，並關照“時間不要安排得太緊張，要注意休息！”

你好麵熟啊

1982年5月19日，胡耀邦主席在中南海會見朝鮮黨中央書記、副議長許貞淑以後，外交部長韓念龍正在給我審稿子。鄧穎超副委員長突然來到大廳，一邊走，一邊說：“韓念龍，我來看看你。”韓念龍忙說：“大姐，我應該去看您。”

鄧大姐指著我說：“這麽麵熟，咱們在日本見過吧？”

由於在日本沒有見過鄧大姐，所以我一時也不知怎麽回答好。

鄧大姐又問新華社記者柴世寬：“你是哪裏人？”

柴福寬柴世寬說：“河南人。”

我說：“鄧大姐也是河南人。”

鄧穎超說：“我出生在廣西，祖籍是河南人，在天津上學時，廣西聯誼會和河南同鄉會都請我。我哪個都參加。”

中辦要勤儉持家

1982年7月6日，鄧穎超在談到中共中央辦公廳的工作時特別指出：中辦要勤儉持家。水源那麽緊張，我們浪費不行，長明燈、長流水不好，要改變這種狀況。

教科書問題影響中日關係

1982年8月17日，鄧穎超會見日本第三次近畿青年洋上大學訪華團。日本的近畿地區包括大阪府、京都府和6個縣。全團有527人，有學生、教職員、工業、農業、醫務、新聞各界的人士。

鄧穎超首先談到她去日本奈良參加周總理詩碑的揭幕儀式受到很高的接待。向99歲的吉村言三表示問候，祝他活到100歲以上。聽說他今年7月還跳過舞。自從石碑建成後，保護得很好。你們帶給我的嵐山公園畫片，我表示感謝。中日兩國之間的友好淵源流傳，產生過災難，不能忘記過去，不能不吸取慘痛的教訓。發生了事情不妨礙中日兩國友好繼續發展下去。

團長說：1979年我訪問了陝西省。陝西與京都府結成了友好城市。

鄧穎超說：結成友好城市後，除了相互訪問，還可以做一些有利於雙方友誼的事。教科書問題，不僅受到日中兩國人民的反對。日本的民間組織、各民主黨派都起來反對，篡改教科書，對教育下一代不利。

團長說：很遺憾。

鄧穎超說：共同努力，使這一問題得到公平、合理地解決。否則會影響兩國的關係。

刹那間的采訪

1983年的春節是2月13日，2月11日，北京醫院的醫務人員提前同鄧穎超一起過春節。

北京醫院院長林鈞才、副院長耿德章，主任陶桓樂、張惠芬、周佩溶，副主任王淑雲、顧紅敏等拿著鮮花到鄧穎超的病房。醫務人員給鄧大姐拜年。

林鈞才說：醫生和護士能同鄧大姐一起過春節，非常高興。全國人民都很關心大姐的健康。

鄧穎超說：我現在好了，感謝你們保證了我的健康。請護士長轉達我的謝意。今年的春節不比往年。我同所有的同誌一起過年，包括重病的同誌都特別高興，特別愉快。我要借這個機會講講北京醫院對我的關心，在治療上，從醫院到各科室對我關心非常辛苦。在這一點上，我有說不完的感謝的話。讓我這個老牛破車身體恢複後，繼續為人民服務，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以後如果說我有成績也好，如果說我還能工作也好，那是醫生的工作，特別是在座的幾位。張惠芬主任是三八紅旗手，陶主任都是直接管我的，再加上我們家裏那幾位，都很關心我，所以使我能與你們見麵。

院長說：謝謝大姐對我們說的勉勵的話，全國人民知道大姐健康一定很受鼓舞。大姐在這裏住院，給我們增加了春節的愉快。大姐同我們配合得很好。大姐的科學態度值得我們醫生護士學習。

鄧穎超說：如果說，我配合得好，我作為一個病人，住在醫院裏，我既是病人又是學生，我學了很多知識。這些同誌給我治療，我需要配合。我信賴他們，他們說怎麽辦，我就怎麽辦。胡耀邦說要實行改革。北京醫院已掀起改革之風，預祝你們的改革取得成績，將來服務得更好。我與同誌們一起照個像。

這時醫務人員都在緊急排隊。攝影記者也正在對準鏡頭。這時我發現是個采訪機會，在記者快按動的一刹那，我說：“大姐，要過春節了，您對全國的聽眾說幾句”。鄧穎超說：“向全國所有的廣播聽眾，向全國各族人民祝賀春節，祝她們節日愉快，身體健康，希望大家積極參加這場革命意義深遠的改革工作。”

照相一結束。新華社記者張孟儀埋怨我說：“鄧大姐的話是對你們的聽眾說的，我們的讀者怎麽辦？”

中央電視台的記者也埋怨我說：“你采訪時，給我打個招呼，我好錄音”。

同行們的抱怨是沒有道理的。因為事先我也沒有思想準備，不知道有一個采訪鄧大姐的機會，完全是臨時動議。第二天，我看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新聞，把“廣播聽眾”四個字去掉了，籠統改成“全國人民”。

鄧大姐實事求是的精神無處不在。這一天，鄧穎超還關照電視台記者有些鏡頭不要上拍電視機。她說：還讓我坐沙發，還有花，這麽漂亮的屋子，人家一看就知道這不是病房。

看望商震的夫人和兒子

1983年6月16日，已故國民黨駐日代表團商震先生的夫人安田作子和她的26歲的兒子商偉立，從東京到中國給商震掃墓。20多天裏，客人參觀了山海關、大同、敦惶、內蒙古草原。

7月17日，鄧穎超會到商震的住宅看望了安田作子和商偉立。這是一座二層小樓的院，院裏有假山、楊樹、柳樹和銀杏樹。

鄧穎超說：你去的過地方，我沒去過。騎駱駝了嗎？

58歲的安田作子說：我爬上去，馬上就下來了。兒子騎著駱駝轉了一圈，還照了像。

鄧穎超說：女兒是跳舞的，在哪兒演出？

安田作子說：在美國紐約。

鄧穎超說：女兒結婚有孩子嗎？

安田作子說：不要孩子。台灣有許多人想回來看看，怕麻煩你們。

鄧穎超說：不麻煩，希望台灣同胞回來看看。有顧慮的可以不發表消息。台灣對祖國的情況了解得太少了。我們對台灣的具體情況也了解得不多。你來過10次了，中國算你半個家，希望能常住下來，不要客氣。

安田作子說：我是身在日本，心在北京。我與商震共同生活了31年，小孩是吃中國菜長大的。

換屆換人是一場革命

1983年8月27日，全國婦聯領導開會，討論第五屆全國婦女代表大會的準備工作。五屆婦代會是一次換屆的會。

鄧穎超在討論會上說：準備工作做得好，會就開得好。五屆換人了，這也是合理的。年齡一天一天大了，應該找別的工作，換屆換人是一場革命。不要覺得我一個人退出去了，以後沒著落了。執委與一般的婦女不同，要心懷壯誌，不懈地進行工作，正確對待。去年我打報告退休，中央沒批準。我擁護這次新老交替，要服從組織需要。你們有豐富的經驗，新中國婦女、共產黨員、共青團員都應該正確對待，心懷祖國，為最高目的奮鬥。不要認為婦女工作就輕人一等。我們廣大各族婦女做了極大的貢獻，而且有了創造。婦女是半邊天，革命意誌不能動搖。全中國的婦女有很高的物質文明生產力，搞四化，不能靠婦聯做，開創社會主義新局麵的婦女，應該感到自豪和光榮，就看我們做工作是勤奮還是懶惰，上升還是消沉。這對加強四化建設，促進社會主義發展，統一祖國、發揚愛國主義旗幟都有好處。每個人任何時候都會有工作做。

我搞了60年婦女工作，現在還在做。老一輩革命工作者首先認識自己怎樣做好傳幫帶，傳得怎麽樣，帶得怎麽樣，應幫的積極幫，擁護的熱忱擁護。青年一代向老同誌學習經驗，要多看老一輩的長處，以嶄新的姿態出現。你們有誌氣、有能力、有才幹，有堅忍不拔的精神。無產階級解放全人類，我們婦女才能解放。她本身是婦女就應該做自己的工作。

男同誌紀念“三八”是社會進步的表現

1984年3月8日，鄧穎超說：各位同誌，兄弟姐妹！今天屬婦女的節日，對革命的男同誌也表示歡迎。這說明國際社會進步，男同誌的覺悟水平提高。三八這個日子起源於1905年美國芝加哥。他們提出了宗旨和目標，遊行示威。1910年，共產國際蔡特金在丹麥哥本哈根召開世界大會，確定三八作為國際勞動婦女節。

中國婦女1924年在廣州舉行過一次規模不大的會，都是婦女，男同誌不來。那時沒有這麽大的房子。

在天津中學一個課堂能裝50人，參加會的有40多人。

以後大革命發展起來了。

1960年三八節，所有國家都紀念。那一次，中國婦女揚眉吐氣，在人民大會堂開會，一萬多人，外國朋友也來參加。

今天我向在座的同誌們致以節日的祝賀和親切地的慰問。男同誌來參加，象征著社會文明和進步。我們要加強團結，把各方麵的工作做好。

1985年紀念三八節的活動改在人民大會堂的宴會廳。鄧穎超說：中國紀念三八節與往年不同。像今年這樣同各國朋友一起這樣大規模的，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舉行招待會，隻有在社會主義中國，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才能實現。我們要加強婦女的團結，加強與各國婦女的團結，為保衛世界和平不懈地鬥爭，不分中外，不分男女，祝你們節日愉快。

中日友好班交給青年一代

我每次參加鄧穎超的活動都不會主動走向前，同鄧大姐握手。1985年3月28日，鄧穎超會見日本二階堂進前。我站在會見客廳邊。鄧大姐來到我麵前一邊與我握手一邊說：怎麽那麽麵熟？秘書趙煒介紹：小劉是廣播電台的。

外賓來了。鄧穎超對客人說：當我知道田中因病住院了。我很惦記，同時我寫了一封信去慰問他。你們來是為了加強中日友好，不能不使我們想起12年前，為中日邦交作出貢獻的田中先生。這次自民黨因為由田中生病受到影響。自民黨內部以大局為重。更好地團結，使政局穩定。

二階堂進說：中日兩國在經濟上要互相幫助，在亞洲和平事業上起積極作用。

鄧穎超說：中日關係定下四項原則，推進到21世紀。我們已經做了青年一代的交接班工作。增進青年一代的友好關係的發展。

一把打開中日友好的鑰匙

鄧穎超副委員長訪問日本時，被命名為奈良榮譽市民。1979年7月3日，日本奈良市市長健田忠三郎來中國訪問。鄧穎超接見他。

鄧穎超說：我見過許多日本朋友，都表示熱情接待。今天見的奈良客人與一般的接見不同。我不光以中國人民的身份接待你們，還以雙重身份。兩個月前，我訪問奈良被奈良接受為榮譽市民。4月17日，我受到奈良老中青少的熱烈歡迎，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們有共同性。我與奈良市的關係還要繼續下去。

在奈良拍的紀錄片，唐朝建築和沿途歡迎的情景，在中國放了三天。全中國人民都可以看到。日本人民把藕節栽到中國，讓它在中國開出友好的荷花。我想自己培育，武漢園林局派人拿走了。鑒真和尚要回國探親。

鄧穎超開玩笑說：你們變成我的領導了。不管加不加“榮譽”二字，是不是特別公民。我與你們的市民一樣。你們說我指導、顧問，不敢當。不過我應該對奈良有一份關心的責任。上次我訪問奈良時，給我印象很深，市長一直陪著我，我記得很清楚，他是不抽煙的。奈良有中日友好的傳統。

健田忠三郎把奈良榮譽市民的證書、鑰匙和奈良燈籠交給鄧大姐，並說：這是一把能打開任何一個門的鑰匙。你是奈良的特別公民。已故周總理曾對日本國奈良市寄予深切的理解。奈良、西安市作為友好城市是很相宜的，因而1974年2月兩市結成了友好城市，您繼承總理的遺願，為中日友好親善繼續努力。日前您訪問奈良時答應可以做奈良的特別名譽市民。這是對我們子子孫孫友誼的表示。今借此訪華機會，謹贈以奈良市特別名譽市民稱號，感謝你的友情，並祝願日中兩國奈良西安市的友好關係世世代代發展下去。

鄧穎超說：結成友好城市五周年了，來！咱們以茶代酒，幹杯！

健田忠三郎說：你下次訪問日本時戴上這把鑰匙。

鄧穎超說：我就是不戴鑰匙，奈良人民也會特別關心我。

健田忠三郎說：同西安結成第一個友好城市是周總理提議的，

城市。感謝周總理這位介紹人、媒人。

鄧穎超說：鑒真和尚已經有1300多年的曆史，象征中日友誼。中日友好合作強大，不僅符合兩國利益，對亞洲和世界和平產生好的影響。

鄧穎超對外賓送的東西從來都不貪為己有。她對中日友協的孫平化說：日本園田送給我的東西，我已轉送給東城區少年宮了，是通過共青團組織轉的。在日本時給我的東西，我也向人大常委會匯報過了。給我的鑰匙和燈放在哪裏，你們研究一下。我也沒地方擱。

會見結束，新華社記者王傳國給鄧大姐與我們照了合影。

“恩來不能做奈良女婿”延安紅棗送客人

1985年6月8日，全國政協主席、中國人民對外友協名譽會長鄧穎超在中南海西花廳會見日本奈良前市長鍵田忠三郎。

西花廳門前有兩棵核桃樹。會見以前，鄧穎超問孫平化：你喜歡吃核桃嗎？我每年都摘好多。這院裏有桃子、柿子、有梨，等著工作人員來摘。他們不來，結果被小鳥叼吃了。

鄧穎超1979年訪問日本時，作為奈良市市長的鍵田忠三郎向鄧穎超授予奈良榮譽市民稱號。

鄧穎超對鍵田忠三郎說：今年請你到我家見麵。這裏是前清末年的古老住宅。我是奈良的榮譽市民。

鍵田忠三郎：看到你健康很高興。

鍵田忠三郎是地震研究專家。鄧穎超說：你的工作很重要，對各國人民有利，祝你繼續不斷取得成就。中曾根來華訪問時，我們見麵時間很短，他提議在西安建一個象征友好曆史的建築——詩碑。這個詩碑與周總理在日本嵐山的詩碑相輝映。

鄧大姐把延安人民送給她的紅棗轉贈給鍵田忠三郎。鄧大姐對西安市的同誌說：請轉謝延安人民。她開玩笑說：恩來不能做你們的女婿，我今天送你一本剛剛出版的《周恩來選集》（下冊）。

浪費可恥  節約光榮當一輩子老黃牛

1985年10月8日，鄧穎超在全國政協會上的講話。她希望大家對七五計劃提出意見和建議。她說：國內外、黨內外受到重視，引起世界注目。有人說是又一次裏程碑，革命中的又一次革命。這是其他國家所沒有的。

七五計劃的一係列目標是穩定的，對今後5年的國民經濟協調發展、體製改革順利進行起指導作用。

關於七五計劃，趙總理先講原則，對這一計劃，不限於這次提意見，到明年1月隨時提，使這一計劃更加完善、穩妥，更符合現在的經濟情況。

宣傳不容易，政協委員提出批評，要做到勤儉建國，必須反對浪費，形成浪費可恥，節約光榮的好作風。各民主黨派、工商聯要支持政府，獻計獻策，在統一祖國中發揮作用。

關於幹部的年輕化，要從組織上保證我們黨的路線的連續性，以適應越來越繁重的任務。老同誌帶頭改革幹部的終身製。新老幹部會團結合作，相互愛護，同心協力。為實現黨的興旺發達的氣象，說明黨的強大生命力和活力。老同誌不要忘記自己是共產黨員，不要當成個別人，而是從接班的整體去看老同誌退下來的問題。新老交替是老一代交給下一代，不是接當官的班。中青年要堅持接老一輩英勇精神的班，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班。

過去，在七大聽了毛主席說的兩點：第一，、愚公移山的精神，從七大以後可以看出愚公移山的精神取得了勝利，1945年、46、47、48年我們黨中央進了北京。把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統統挖掉了，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事物的發展與預期的目的有差距。要求新當選的中央委員會的領導，不要為做官，而是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當一輩子老黃牛，即使個人取得一點成績，也要歸功於黨，歸功於人民，一個人做了多少事情不能衡量。第二，、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不僅新幹部要學，老幹部也需要學。馬列主義理論從來不是教條的，而是學習它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現在我們常說的實事求是，對共產黨員來說黨章上有要求，對政協委員是不是也要求？政協章程上說要學習，引起更多的人來學。

現在搞四化，要學新的知識。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新方法，解決建設中的新問題。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正確認識形勢，既要看到宏觀，又要看到微觀。過去辦什麽事都是一刀切，一哄而起，現在黨中央看到問題及時抓，對一些不夠好的地方，需要大家去做，要掌握這個特點看形勢，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主觀世界，可以永葆革命的青春。

第三，、政協工作有成績，開展了外事活動。政協工作存在著差距，思想工作、政治工作做得不夠，尤其是加強精神文明的工作，使每個人都發揮自己的才智和力量。

關於落實政策問題要認真抓下去，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房子問題。我去一個地方問有幾個教堂。他說：八九個都落實了，隻有一個教堂的房子被別人站占著沒有落實。這說明還有一個沒落實啊。

希望全體政協工作人員緊緊團結在黨中央周圍，努力奮鬥，再展宏圖。

女政治家的幽默

1979年8月13日，鄧穎超副委員長會見斯裏蘭卡總理普雷馬達薩前，秘書趙煒站在她旁邊等候外賓。鄧大姐對秘書說：“你的鞋上還繡著花。”實際上是趙煒的鞋上有一個洞。

平易近人  嚴於律己

鄧大姐那慈祥的笑容，讓人從來都不感到拘束。1976年12月，鄧大姐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後，立即有人提出要給她換汽車。鄧大姐誠懇地說：“我對我的司機和其他幾個工作人員做工作，不要換車。要給我加警衛員，我堅決反對。我從1958年就自動精簡了警衛員。”1978年底，鄧大姐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增補為政治局委員，又有同誌提出要給鄧大姐增派警衛員，當時就被鄧大姐婉言謝絕了。她說，她隻需要秘書、服務員、司機、廚師四個工作人員。我經常看到的工作人員也隻有趙煒和高振普。

公私分明毫不含糊

二十20世紀的五六十年代，我國物資十分匱乏。鄧穎超和周總理外出，一般不同意別人請他們吃飯，如果吃了，他們總會如數付給糧票和菜金。記得，1964年，我去人民大會堂的二樓餐廳找周總理審稿，隻見他一個人在用餐。鄧大姐擔任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期間，要求參加常委會的成員都要自掏飯費和茶葉錢。作為去采訪的記者，我也掏過一角茶葉錢和工作餐費5角、糧票半斤。以後喝茶就不用買了，全國人大也不管記者飯了。

鄧大姐和周總理不準工作人員以他們的名義辦私事，也不準接受地方送的禮品。我親眼見鄧大姐把自己家種的鮮花作為送給新西蘭專家路易·艾黎的生日禮物。

1979年10月30日，鄧大姐送給日本創價學會婦女部代表團八矢虧子一個煙灰缸。鄧大姐說：這是我用一元錢買的。她麵對我說：“送禮的事就別報道了。”

1980年10月22日，鄧大姐送給路過北京的泰國外賓兩包北京特產果脯。

1980年1月8日，鄧穎超會見日本知名人士義都宮德馬時，送給他一套淄博產的瓷器。這是鄧大姐自己買的。

1985年，鄧大姐把延安送給她的大棗轉送給日本奈良前市長健田忠三郎。

鄧大姐對外賓送的禮品從來不貪為己有。1979年7月3日，鄧穎超副委員長會見日本奈良市市長健田忠三郎時說：“兩個月前，我訪問奈良，被授予奈良榮譽市民稱號。你們變成我的領導了。不管加不加‘榮譽’二字，是不是特別公民。我與你們的市民一樣。你們說我是指導、顧問，不敢當。不過，我應該對奈良有一份關心的責任。”她對中日友協副會長孫平化說：“原田先生送給我的東西，我已通過共青團組織轉送給東城區少年宮，其他人送的禮品，我也向人大常委會匯報過了，今天健田忠三郎送的鑰匙和燈放在那哪裏？你們研究一下。”

最後的告別

1992年7月12日，敬愛的鄧穎超大姐離開了我們。

手捧中央公布的訃告，我淚水漣漣。

鄧大姐的一生是光輝的戰鬥的一生，是為中國人民的革命和建設作出了卓越貢獻的一生。可是，大姐卻留下遺言：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不開追悼會，不保留骨灰，不搞故居紀念，不要對親屬進行特殊照顧……

為了尊重鄧穎超同誌的遺願，中央關於鄧穎超同誌喪事的宣傳報道指示是：喪事從簡，不提西花廳，不寫吊唁，不講遺體告別，不是有組織的活動，不邀請外地人來北京，不通知各駐華使館……

這一連串的“不”，叫我這個時政記者束手無策，幾乎想退卻。可是，當我想起大姐那光輝形象，立刻就有了主意。

我多次采訪大姐生前會見外賓和出席重大政治會議的活動。在我心目中大姐不僅是一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形象，更多的是一位和藹可親的老媽媽、德才完美的老大姐。

此刻，作為普通記者，我不可能用大量篇幅去頌揚鄧穎超同誌的豐功偉績。我主要是通過她的“偉大”的一麵的背後，去觀察她那“平凡”的一麵。我用淚水、汗水、墨水匯成了稿件中的情、景、聲，完成了我30多年記者生涯中最難忘的采訪。第一篇是1992年7月12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各地聯播》和次日《新聞報摘》播出的錄音報道《鄧大姐！人民永遠懷念您》。特點是帶著感情，投入現場。第二篇是1992年7月17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重點欄目播出的錄音報道《送大姐》。特點是細致觀察，如實描寫。第三篇是1992年7月19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重點欄目播出的錄音報道《忠骨撒江河》，特點是運用音響，震撼人心。

中南海一角  7月12日，星期日

原先我接到的任務是到中南海西花廳，采寫張學良侄女張閭蘅委托呂正操向鄧大姐送花籃的簡明新聞。張學良是西安事變中逼迫蔣介石抗日的國民黨高級將領，後來被蔣介石軟禁在台灣54年，直到2001年死在夏威夷。呂正操原來是張學良的老部下，中顧委常委。張閭蘅是張學良同父異母5弟張學壽的女兒，在美國讀書。1979年回大陸。1982年來北京見到楊虎城的兒子全國政協副秘書長楊拯民。在張閭蘅的安排下，1991年3月10日，失去自由達半個世紀的張學良終於離開台灣去美國。

1991年5月23日，呂正操到紐約看望了張學良。兩個耄耋老人的手緊緊握在一起。

1992年12日早上8點，我來到周恩來和鄧穎超工作、居住過的中南海西花廳。這裏布置得莊嚴肅穆。

大廳正中掛著鄧穎超同誌的巨大遺像，花白的短發，既精神又瀟灑。細邊眼鏡下透出了智慧，嘴角微笑，顯得非常和藹、可親。

前來吊唁的人三五成群，一撥兒接一撥兒。

工作人員特意把擴音器架在窗下，一遍又一遍地重複播送著那催人淚下的哀樂。

在我的一生中，我曾經采訪過許多領導人和知名人士的喪事活動，還從來沒有見過今天的場景：在鄧穎超同誌的遺像下，正中擺的是鄧大姐身邊工作人員敬獻的花籃。鄧大姐的秘書、警衛、司機、護士、炊事員站在遺像左側。那本來是死者家屬應該站的位置呀！

想到這裏，我沉痛的心情中又更加了一層悲傷。大姐沒有親生兒女，可她的兒女有千千萬。我背著采訪錄音機，情不自禁地默默站在工作人員的身後。

身經百戰的老紅軍陳錫聯抑製不住感情，竟然哭出了聲。

老作家謝冰心一早就提筆寫下“痛悼人生第一知己”的緞帶，並托外孫送來一束精致的白花。

6歲兒童哭著說：“我想看看鄧奶奶！給鄧奶奶請個好醫生。”

一位養花工閻師傅哭著非要留下買花圈的錢，並說：“你們不收下，我就不走。”兩個人攙著他，他還是一個勁往下墜。

特殊的場景，一幕幕都是短暫而過，但它的內涵卻很難用語言形容。我懷著對鄧大姐無限崇敬的心情，抓住瞬間機會進行采訪。

二十世紀20世紀60年代以來，一直被周恩來總理、鄧穎超同誌關懷的首都一家5個孤兒。當時才隻有15歲的老大周同山，現在是北京電力管理局副局長。老五周同義當時才3歲。全家15口來到西花廳。他們對著我的話筒講了感人至深的話。

曾經在10多部電影、電視劇中扮演周恩來總理形象的王鐵成，講了大姐一貫堅持實事求是的高貴品德。

從香港來的張閭蘅小姐代表伯父張學良先生和夫人趙一荻送來了花籃。

湖南9歲男孩毛寇英聽到鄧奶奶去世的消息，連夜坐火車趕到北京悼念救命恩人。那是1982年11月1日下午3點，小寇英降生在湖南醫學院。母親因血小板減少而難產，托人打電話到中南海求助。當天下午4點，鄧穎超處的同誌就與熊清泉代理省長聯係上。很快解決了止血藥。鄧大姐關心老百姓和雷厲風行的辦事作風在群眾中廣為流傳。

全國政協常委沈其震早在二十世紀全國政協常委沈其震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與周恩來和鄧穎超相識。今天，他剛剛做完膽囊手術，不顧傷口的疼痛，坐著輪椅從醫院趕到西花廳表示對大姐的哀悼。

即將率隊出征西班牙，參加第25屆奧運會的何振梁，代表全體運動員表示一定要用優異成績，告慰敬愛的鄧穎超同誌。

我錄下了以哀樂為主的環境音響，錄下了各種哭聲，尤其是6歲兒童周爽喊著“要看鄧奶奶”。另一位女聲說：“鄧奶奶，我們再也看不見您了。”這些話都撕心裂肺。我在錄音、整理稿件和複製音響的時候，每聽到這裏，鼻子就酸，眼圈就發濕。這些音響首先打動了我。我想它肯定也會震撼聽眾。

中午，買了兩個麵包一邊吃，一邊構思稿子。

在動筆寫錄音報道的連接詞時，我著意用事實說話，用貼近群眾的樸素無華的語言來表現鄧大姐的高大形象。寫到稿件的結尾，我思緒萬千，感情的浪潮急促地拍打著我。我想，今後我再也不能報道鄧大姐的活動了。我們的聽眾也聽不到鄧大姐的聲音了，淚水再一次蒙住了我的眼睛。

於是，我翻閱了資料，重聽了1988年春節，采錄到的李鵬總理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向鄧穎超同誌拜年時的一段錄音。本來過年和治喪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氣氛。我精選出與主題有關的幾句話，作為鄧穎超喪事的第一篇錄音報道的結尾：“一個共產黨員，他所做的貢獻是無止境的，到他的生命結束。他做的成績究竟有多少？他不能自滿，別人也不能對她過譽。”

事後看，這段音響用得貼切。它不僅已成為寶貴的曆史資料，而且比用任何詞匯來描述鄧大姐的品德都更加傳情寓意，耐人尋味。

14：30文字稿寫好。

15：30找播音員路陽同誌錄音。他在稿中改了兩處。在第一句中加了“盡管”二字；在西華廳布置處加了“工作人員把幽靜的……”。

17：30複製節目結束，到總編室問中宣部有什麽指示。總編室的同誌說：“沒有收到。”

18：00請示部長艾知生，艾部長說：“先播，然後再等新的意見。”

第一篇報道《鄧大姐，人民永遠懷念您！》在18：30分在《各地聯播》節目中頭條按時播出。

19：00中共中央宣傳部彭同誌來通知說，不讓在稿件中出現“西花廳”。中央有精神“不提張學良送花籃”。

20：00重新複製節目，並又給艾部長打電話，給中宣部值班室打電話，主要是我不想重新複製。

21：00改稿。

21：30送審稿件，重新找播音員錄音，找技術機房複製合成，由於路陽已下班，改成傅華錄音。

22：30第二次的複製結束，節目6分55秒，直到零點才回家吃晚飯。

 

告別時刻

曆史記載下了這個難忘的日子：1992年7月17日。

這一天，大姐真的走了，走向人們不願意讓她去的地方。

早上7點，我趕到位於首都東單的北京醫院。

大姐的遺體靜靜地安臥在鮮花翠柏之中。鮮紅的中國共產黨黨旗覆蓋著她那為人民耗盡光和熱的軀體。

鄧大姐活著的時候，一無所有。去了，也一無所求。今天，她依然穿著30多年前做的那身黑色華達呢西服。工作人員對我說：衣服的領子、袖口破了。5個扣眼全脫了線。衣服的裏子有三種不同顏色的補丁。褲腰有一尺多長是補過的。用秘書的話說：“全身上下沒有一樣新東西。”

這就是勞苦功高，為革命鞠躬盡瘁一輩子的鄧穎超同誌。

那天中午，我坐在辦公室一邊寫稿，一邊聽錄音。當我聽到這段時，淚水再一次遮住了我的雙眼。我“吧嗒”一聲把錄音機關掉，稿紙推到一旁，爬在桌子上痛痛快快哭了一陣。

人們隻能用鞠躬的方式作最後的訣別，為了錄上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徐瑞新領喊“向鄧穎超同誌三鞠躬”的實況，我被擠到告別室的小角落。襯著這段音響，我寫下這樣的解說詞：“一鞠躬，緬懷這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光輝戰鬥的一生；再鞠躬，敬仰這位德高望重的革命家高風亮節和崇高的共產主義情操；三鞠躬，告慰這位身受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愛戴的老大姐名垂千古，萬世流芳！”

7月17日8點，早早趕到北京醫院。鄧大姐靜靜躺在告別室。咖啡色方格頭巾，深色西服。我問秘書趙煒：大姐穿的衣服的確是她交待的那身西服嗎？趙說：是！全身上下沒有一件新做的。菊花、馬蹄蓮和君子蘭簇擁著遺體。四周擺滿了花圈，有8層。遺體前的花圈緞帶上寫著非常醒目的就一行大字：“鄧大姐身邊工作人員。”過去采訪這樣的活動，別人的花圈緞帶上要寫幾排幾代人的名字。

8：30分，在哀樂聲中，鄧穎超的透明靈柩由解放軍戰士抬出北京醫院告別室。

黨和國家領導人江澤民、楊尚昆、李鵬、萬裏、喬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環、薄一波、宋任窮等目送靈柩上車。每個人的心情都是沉痛的，眼噙淚花，有的用手帕擦眼鏡。

四周一片肅靜。雖然隻有8名戰士抬靈柩，可他們的腳步聲確實卻是那樣的沉重，那樣的有節奏。嚓—嚓—嚓。我繞過人群，幹脆把話筒的方向對準戰士的腳，加大音量，清晰地錄上了這些現場主題音響，使報道有了立體感，讓聽眾如臨其境。

不知群眾是不是知道鄧大姐靈車開出的時間，也不知他們從什麽時候起就在街頭等候。從北京醫院到八寶山，沿途18公裏的大街兩旁，站滿了為大姐送行的人。

天安門前國旗低垂。許多婦女用手帕擦眼淚。年輕的爸爸用肩膀馱著兒童送別鄧奶奶。人群中還有不少是殘疾人，有的拄著拐杖，有的坐著輪椅。有些青年人騎著自行車追趕靈車西行。一位老人竟然跨過馬路隔離礅，站在街中間，長時間彎腰作鞠躬的姿勢。許多不同膚色的外國人對著靈車拍照。此時無聲勝有聲。這一切都表達了人民對這位偉大共產主義戰士的敬仰和無限的依戀。

李鵬總理代表黨中央、國務院把鄧穎超的遺體護送到八寶山。

火化前，前往八寶山革命公墓向鄧大姐遺體告別的車一輛緊接一輛，自動排隊入場的人一隊接一隊。凡是走進靈堂的人都是一步一回頭，有的人邊走邊鞠躬。

一位3歲兒童由父親領著來到鄧奶奶的遺體前跪下三拜。他是1988年3月5日出生的。鄧奶奶給他取名叫“來來”。

鄧大姐的遺體於16點火化，火化前先做石膏像。18點30分取出骨灰。20點，鄧大姐的骨灰盒運回西花廳。戰士和工作人員全都跪著迎靈。場景令人感動。按照中央要求，八寶山的治喪活動沒有報道。

骨灰撒江河

1992年7月18日，鄧穎超的骨灰從西花廳運往天津海河。

我於早上6點到廣播電台，6：30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新聞廣播。7點就到西華廳。

鄧硬超的遺像上黑色繡球飄著黃色的帶子鄧穎超的遺像上黑色繡球飄著黃色的帶子。

遺像下是骨灰盒。骨灰盒上覆蓋著中國共產黨黨旗。

骨灰盒正中是工作人員送的花籃。

7：15分，溫家寶、洪學智、曾慶紅、聶力走進靈堂。

7：25分，我在西華廳采訪，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溫家寶特意從大廳東邊走到我麵前，對我說：“你早上那條新聞很好，昨天我聽了，今天又聽一遍。很好。”我說：謝謝！隻為表達對大姐的感情。7點30分，啟靈的時刻到了。宋平、陳慕華等在遺像前三鞠躬。警衛高振普，把大姐的骨灰盒取下，交給趙煒捧著。高振普捧著遺像。兩位禮兵引路。

人們在哀樂聲中，一步一拍，一拍一步走出西花廳。

小院裏，一叢叢灌木都插上了朵朵白花，戰士脫帽肅立在柳樹下的小路旁。鄧穎超同誌遺像由一位穿少將軍服的秘書高振普舉著。後麵，鄧穎超的骨灰盒由跟隨大姐近30年的秘書趙煒捧在胸前。在西花廳門口，趙秘書扭過身來，麵對西花廳那古老的建築哽咽說：“鄧大姐！今天您離開了住了幾十年的西花廳，永遠離開了……”

靈車啟動前，聶榮臻元帥的女兒聶力從人群中跑過來，把臉貼在骨灰盒上哭著說：“鄧媽媽！讓我再親親您呀！”

天津是鄧穎超早年投身革命的地方。天津也是她結識周恩來，他倆並肩戰鬥、工作過的地方。

靈車進入天津市區，幾十萬群眾夾道迎接鄧大姐回到第二故鄉。

沿途群眾飽含深情，舉著一條條感人至深的挽聯。

烈日下，天津天虹服裝廠73名女工舉著長長的橫幅，表示對鄧媽媽的懷念。這些女工在1976年曾經親手為鄧媽媽縫過絲棉襖。

繁華地帶，肅立的群眾足有四五層。

正在高空作業的建築工人，停下了手中的活。

靈車經過鄧大姐學習、工作過的天津女師南開大學門前，橫幅上寫著“親愛的鄧大姐！海河兒女懷念您！”

11點40分，鄧穎超的骨灰被捧到塘沽新海門號客輪上。

汽笛長鳴，飽含著億萬人民對鄧大姐的深情。20分鍾後，客輪到達海河入海處。

鄧大姐生前交代，她的後事由所在的黨支部辦理。支部書記、秘書趙煒和秘書高振普輕輕地把大姐的骨灰撒到海河入海處。16年前，曾經在飛機上在這裏撒過周恩來骨灰的高振普，一邊撒，一邊泣不成聲地訴說著，他的心情真是難以言表。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書記處候補書記溫家寶，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婦聯主席陳慕華等向江河撒入了拌著骨灰的粉紅色月季花瓣。月季是天津市花。

船上的人們哭成了一團。老炊事員林師傅手扶欄杆，哭得身子左右搖晃，口裏還聲聲喊著：“大姐！我為您做了30年飯。如今，您再也吃不著我做的飯了！”

記者不可能是旁觀者。此刻，我也代表我的同行，我的朋友，我的聽眾將花瓣一把一把地撒入海河伴忠骨。

利用中午吃飯時間沒吃午飯，我趕快采訪了天津市長，然後往北京掛一長途電話，說明發稿計劃。下午3點，從天津坐汽車回北京。在顛簸的車上，我歪歪斜斜地寫著稿子。

17點45分，回到北京辦公室，首先為當晚的《各地聯播》趕寫一篇文字消息。19點40分，為次日早上的《新聞報摘》準備一篇錄音報道。

說起來也差點出問題。按照中共中央宣傳部的要求，中央一級新聞單位是不報道天津市黨政領導吊唁活動的。中午，臨時接到通知說“中央新聞單位也可以報道”。幸虧我多了個心眼，已經錄了中共天津市委書記譚紹文和天津市長聶壁初的講話。否則，這些音響是無法彌補的。因為，我下午三點已離開天京了。

7月18日這一天是個星期日，稿子寫好後，找不到審稿人，天氣炎熱，一天滴水未進，口幹舌燥，頭腦發脹。當時，我是多麽想能有一個人幫我把把關呐！

21：30，找審稿人，值班的王明華不審。主管栗國安、李向明已下班。

22點，在漆黑的走廊裏遇到高級編輯王燕春，求他幫助審稿。優秀播音員於芳錄了連接詞。她一遍又一遍地重複著稿件的結尾：“滔滔的海河水，帶著人們不盡的哀思流向大海。人們對鄧大姐的懷念將與江河永存！”

鄧大姐去世後

1992年7月23日，全國婦聯的幾屆書記座談，深切緬懷鄧大姐這位婦女領袖。

1935年參加“一二·九”運動，1936年入黨，唯一一個見證過第一屆婦代會到第十屆婦代會的黃甘英說：我看見鄧大姐，告訴她婦聯的好多同誌想你。大姐說，替我謝謝大家。我說，好好保重。大姐說，謝謝你甘英。我說，不要緊。一個多月的時間，大姐竟然那麽快可就走了。她的一生是大義凜然，無私奉獻的

在海河，受到她老人家的教育。永遠不能忘記，但我們還要好好活下去。

徐民說：大姐見到普通工作人員，每次都說：“你們辛苦了。”我現在一合上眼，大姐那和藹可親的形象就浮在我眼前。大姐的精神我永遠不忘，要完成大姐的遺願。

一生。她把一生的高尚思想貢獻給了黨和人民。她的遺願，幾百字，震撼了全黨，震撼了人民的心，是偉大無私的遺囑。1949年她籌備了第一屆全國婦代會。1938年我與大姐一起，在她的培養下取得過成功，受過她的表揚也受過批評。她說：大姐分配你在這個崗位上工作，難道你覺得你做的很好，你都不願做，你挑肥揀瘦。我也參加過重要外賓的座談。我印象最深的是鄧大姐認真了解外賓的情況。外賓對中國有哪些疑慮。她每次根據不同特點，介紹情況。她從來不忘記講我們國家還有些不足之處。她思想活躍，反應敏捷，當外賓講話時，她從來都是仔細聽，決不打斷客人講話。她說：千萬不能強加於人。在鄧大姐領導下，有學不完的財富，以鄧大姐為榜樣，學習她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心，無私奉獻，戰鬥不止的精神。

河南鄧縣人，曾任教育部副部長的楊蘊玉說：中央對鄧大姐做了評價。全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敬佩。1948年我認識鄧大姐，當時召開各解放區婦女工作會議，因為我長期在基層工作，第一次到中央開會。她非常平易近人，反應敏捷，關心人。這次會上我受到很大教育。有兩點：一是婦女工作；二是不實行個人負責製，而實行代表製。1948年製定了第一部婚姻法。1954年，叫我去波蘭。我說：我是山溝裏滾出來的。鄧大姐說：你是土包子，你不會學？你不會外語，你不會學？把我批評的啞口無言。1957年回到婦代會。阿拉伯與以色列的代表說不到一起，鄧大姐做細致的工作。她對工作上要求嚴，但對每個幹部都很關心。她常說：一個女幹部要自力，要堅強，要把自己的事擱在一邊。

毛澤東秘書田家英夫人、《新中國婦女》雜誌副總編董邊說：大姐愛穿白襯衫，藍色工褲，口若懸河。20世紀60年代前鄧大姐做婦女工作。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值得我們每個人學習。她的精神代代相傳。

湖北孝感人、南京中央大學畢業的王慶淑說：鄧大姐對事業充滿信心，立場鮮明，愛憎分明。抗戰期間她寫給國際民主婦聯寫封信。

1912年生於湖南，1937年入黨，曾任交通部副部長的郭建說：中央對鄧大姐的評價，她當之無愧。鄧大姐的形象在我心中是抹殺不了的，我從心裏熱愛她。她團結人。10年前，鄧大姐給我一封信，我丈夫死了，安慰我，在關鍵時刻讓我終身難忘。她說“親愛的郭健同誌，首先讓我向你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慰問，逝者已經離去而不能複返了。生者必須很好地活下去。為了共同的崇高的理想，為了我們的共同的革命事業，以及時代賦予我們的任務，幸存的人，擔負著加倍的責任，都要求我們繼續很好地奮鬥。我知道也相信你是能夠正確對待的，並能經得起這場沉痛地打擊和悲痛的，務望能節哀！”

王雲說：鄧穎超對婦女工作經常做指示。對老政協委員，對民主黨派的關心無微不至。1976年十裏長街人們悼念周總理的場麵，完全是出自內心的。他們是一代英豪。

張元於1992年7月9日去看大姐。她說：她在病房也要聽重要文件，聽報紙上的重要文章。她每天關心總理的生活起居。她在病中按時作息。每天上午散步。鄧大姐嚴守機密。她有政治家的愛心，所有接觸過她的人都接受過她的關心。周總理排行第七。祖父輩周家幾十人，凡是周家的親屬來往，鄧大姐全承擔下來，不讓總理操心。大姐的工資由我領。每月收入三個人結帳，報大姐審查，每月剩餘不多。20世紀50年代、60年代，花工老周兒子上大學，需買自行車，大姐拿了50元給花匠老周。老鄧花匠退休了，鄧大姐把天藍色的緞子背麵給了他。老鄧說：舊社會在這裏的大官們都不瞧我們，解放後，在西華廳工作，大姐他們與我們打招呼，還接濟我們東西，真正是兩重天啊！永遠也忘不了。

7月17、18號，他們一家三代從18公裏外趕到長安西街，到西華廳送別大姐，送大姐離開。當時西華廳大門的兩邊都是儀仗隊，一點聲音都沒有，送別的人忍不住大聲痛哭。鄧大姐的司機嵇書林寫了三頁紙的信。他找了出租車去西華廳吊唁。大姐革命的一生為黨為人民做了大量工作，但她要求不留骨灰，撒在海河，受到她老人家的教育。永遠不能忘，但我們還要好好活下去。

徐民說：大姐見到普通工作人員，每次都說：“你們辛苦了。”我現在一合上眼，大姐那和藹可親的形象就浮在我眼前。大姐的精神我永遠不忘，要完成大姐的遺願。

小人物心中的大姐

這是鄧大姐去世後的第三天。一天的采訪任務已經完成，本應該回家吃晚飯了。但中南海西花廳那莊嚴肅穆的氣氛，低沉的哀樂，每個工作人員悲痛的麵孔，撕扯著我，久久不願離去。這是1992年7月13日晚上。

還沒有離開吊唁現場的鄧穎超大姐的秘書、護士、司機、醫生和炊事員懂得了我的心情。他們幹脆坐下來對著我的話筒，伴著淚水即席說了起來。

首先搶到話筒的是跟了總理和鄧穎超大姐30年的秘書趙煒。她對我說：鄧大姐的一生在中央發的訃告中已概括了。我不再多說。訃告概括得很好，符合她老人家。一個共產黨員，老無產階級革命家，品德高尚。鄧大姐與周總理一樣。首先，我覺得鄧大姐有堅定的共產主義思想。有一個青年說，從我認識鄧大姐30年，從來沒聽到她發過一句牢騷，說過一句不滿的話。我對這句話，非常欣賞。在中國革命的各個時期，誰犯有不符合黨的方針的錯誤，她會首先批你。 有一個青年說：鄧奶奶比正統者還要正統。這是符合實際的。不論她在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期間或者當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期間，她的誓言都是“我生命不息，戰鬥不止。人老心紅誌更堅”。確實是這樣，全國婦聯舉行三八婦女節紀念會那天，我在會上向姐妹們轉達了大姐人老心更紅，誌更堅的精神。她的思想始終是跟黨保持一致的。我希望大家看看她的生平簡介，概括的很好。在重大的政治問題上立場堅定，始終不動搖。動亂時期，她給北京市民的信。文化大革命中，她保護了許多被“四人幫”打倒的老同誌。後來，中央號召老幹部退下來。1982年1月1日，她第一個作出響應。她那天早上住在醫院裏。她說：“趙煒，您給我拿出紙和筆，今天是1月1號。我要做一件重大的事情。”我問：“什麽事？沒有現代化，沒有複印機。”她說：“我要求退下來。我們老了讓年輕人來接班。老人精力不行了，身體不行了，早交班，使我們黨少受損失。”

趙煒說：1979年中央委任她為中央對台小組組長。根據當時的曆史條件。中央再三說，目前不是你退下來的時候，從她在海內外的影響，在台灣的影響，台灣有許多故舊老朋友。她發揮的作用是任何人都代替不了的。因為她在大革命時期是國民黨黨員參政員。鄧大姐服從中央，一切聽中央的安排。中央讓她當全國政協主席，她也覺得年齡大了不合適。但是，老同誌中輪到大姐了，她拚命幹。每次開政協常委會，她都出席、講話。每次大會都去。小組會，你怎麽勸她別參加了，都不行，她專門去港澳台、婦女、少數民族、文藝組，廣泛開展工作。

趙煒說：在鄧穎超的訃告中說她是社會活動家。這一點體現在政協工作上。黨外人士年事已高，一提到鄧大姐都佩服得五體投地。她長期做統戰工作，在國統區接觸的方方麵麵的老人都敬仰她。她要親自去看胡子昂。胡老非要親自來看大姐。兩人爭。大姐說：您老人家比我年紀大。胡子昂和錢昌照都是老黨內的副主席，聯係黨外副主席，從政治上關心他們每個人。多黨合作的政治製度體現在具體問題上的合作，集思廣益。六屆全國政協非常出色，機關建設上有變化。在全國政協副主席、副委員長裏如果誰有病了，大姐必須打電話或者派我去問候。她時刻關心別人。秘密接見過好多台灣同胞。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就做這個工作。每次宣傳我們中央對台方針，苦口婆心宣傳，不厭其煩。有的訪問團人太多，她說：見一個也是見。你們要有政治頭腦，不要把人分成幾等。

趙煒給我講了個故事。日本婦女之翼代表團100多人，鄧大姐與她們握手8分鍾，其中一個日本老婦女非常感動。1979年這個老太太她沒錢，拄著雙拐。老太太說：“我一定來中國看看。女兒結婚前一定來華看鄧大姐。”試想，假如鄧大姐不見他們，她們會是什麽心情。這都是從政治上考慮的，鄧大姐沒私心。

趙煒說：每次外賓送東西來，我可愁了。東西多了往外送，少了大家分。大姐說：“我真怕送東西。”秘書說：“你怕，我更怕。”日本竹入冬天送兩箱橘子來，100多個。她往外送。當時街上沒賣的。她有事不在家，我就在冰箱裏給大姐留了80個，用紙蓋著。大姐對別人說：我算了一下，怎麽這橘子老吃老有啊？秘書瞞著我留下80個，說橘子對我的身體有好處。

趙煒說：大姐是黨和國家領導人，作為她來講，相當民主。她對工作人員說：你們不要光從生活上照顧我。你們最主要的是要從政治上幫助我。大姐比我們這些人的歲數差不多大一截子。我們的水平低，在重大問題上還與我們商量。她說：你提的意見對的我接受，你提的不對，你趙煒可以想想，你為什麽不對，從中接受教育，從實踐工作中培養你。作為我趙煒23歲進西花廳，今年60歲。大姐跟了37年。我在這裏得到鍛煉成長，能幹點什麽事都是總理、大姐身教言教的結果。我努力不夠，我一天忙著接電話。大姐說：你光用腦子記不行，你們年輕人要留東西，不寫保密的。否則30幾年後，腦子像一張白紙，白癡，後悔也晚了。奉勸年輕人自我鍛煉。她說：你們跟著我們。你們學多少，能學多少是多少。她對我要求比較嚴，很關心愛護我，從政治上培養我。

有一個先生曾經問趙煒：你與周恩來、鄧大姐有什麽親戚關係？趙煒告訴他是組織派的。

趙煒想：為什麽那麽多人黨會派我去做這個工作？至於我在周總理這裏能呆多久？是他們看我工作行才留我。另一方麵也是我的努力，得到他們的信任。我沒有親戚，組織選來工作。我與大姐是黨員與黨員的關係，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從個人來說，我是晚輩。她無兒無女，我是作為晚輩盡孝。作為女兒，我對我父母都沒有這樣。1982年大姐動手術，她一動手術，我月經不停，走路發慌，血色素低，做了子宮切除。我想還差6天大姐就出院，等大姐出院後我再住院。醫生說：不行，有危險。醫生去報告大姐，我隻好於31號住院。大姐6號出院。她關心我。她說：她有病等於我有病。我動手術時，把北京醫院折騰的夠嗆。大姐擔心我，老打電話給醫院。人家不知我是個什麽人物，父親是一般老百姓。她把我父親接來。大姐對趙煒的父親說：“我剝奪了你的女兒，沒讓孩子為你盡孝。”我父親回答：“我女兒做的對。你對革命有功。我是個普通老百姓。她把你們照顧好了，全國人民都放心。我這老人沒關係。我能自理、自力。”大姐很感動。

被大姐稱為八大員的趙煒，在鄧大姐家什麽活兒都幹。趙煒說：我與大姐的關係不一般。病重期間她老叫我。1992年7月9號中午大姐叫我：“趙煒，我與你見最後一麵。”我心裏難過，但沒哭，我不能在她麵前哭。那天，她自我感覺不好。她很堅強。她有很高的榮譽。我的一生與大姐對我的培養教育是分不開的。我是大廟裏的小菩薩。鄧大姐牌子大。我們大家都是蘿卜頭。她事事做模範。我們工作人員也事事小心。比如在節約上，我們大家都留著紙盒、繩子、襪子等，不論那方麵都節約。大姐傳下的一雙襪子可收回來。大姐15年前交待我她喜歡的一套衣服。褲子也用的不行了，還在用。房子刷了一下。她在中直機關講課3個小時，在她的心目中沒有想到自己。她在政治上敏感，特別擁護我們新的領導班子，她說新上來的領導都是幹事的，實幹的。她認為我們黨有希望。新的黨中央成員都稱她為鄧媽媽。李總理也是叫她鄧媽媽。鄧大姐說：“別叫我鄧媽媽，叫鄧大姐就行了。”總書記說：“我是晚輩。”去年（1991年）8月鄧大姐病重時，上午睡了，中午醒了她說：“你那麽忙，不要來看我了。”江總書記說：“大姐！你好好養病，不要著急。”她說：“我知道，我是老共產黨員。我的位置是養病。你總書記的位置是抓好黨的建設，抓好改革開放。我有護士、醫生。”李鵬訪問中東回來。鄧大姐說：“你訪問的消息我都聽了。”手術前，她時刻關心國家大事，關心國際大事。聽這聽那，聽完還議論，她對中東、對東亞、對國際形勢都很關心。鄧小平南下回來，我對她說了一遍，今春在醫院。中央下了文件，我給她念了三遍。鄧大姐說：“好！關鍵是把改革開放搞好，鄧小平視察了廣東、珠海，大家按小平同誌說的辦，尤其是廣東、深圳更要走在前邊。”在鄧大姐的腦子裏都是國家政治大事。去世的10天前，季大夫來醫院看她。她說：“你們比我的兒女對我還好。你們自己也是有兒有女的。”我開玩笑說：“大姐！你煩我了。”她說：“我不煩你們。我知道你們，你走了還有人來。”大姐說：“晚年我無兒無女，但我是最幸福的，非常感謝你們這些人。是我把你們耽誤了。”

1985年調到鄧大姐身邊工作的保健醫生季建華對我說：“ 22歲來西花廳，已經7年。三句話：她既是尊敬的首長同時又是慈祥的長者，還是良師益友。”1976年為大姐工作，擔負保健處處長。“革命老大姐在各方麵關心我的成長，關心我們保健處的全體同誌，讓我做好他們的工作，經常總結存在什麽問題，哪些同誌進步了，哪些同誌存在什麽問題，大姐提的很具體。接觸首長，關心首長健康，勝過她自己。季大夫參加學習期間，去看望大姐。她說：‘你不要來我這兒，你要多關心其他同誌。’對我的家庭也關心。我自己有病了，大姐派人送東西。”

1982年到鄧大姐家工作時才19歲的宋振茹已經27歲了，是1990年離開的。她對我說：“我的人生起步從鄧大姐家開始，懂得了如何麵對人生。鄧大姐從政治上、工作上、學習上關心。我比較愛看文學書籍。她就推薦書給我看，送我一本20世紀30年代的詩集，讓我欣賞。我在青春期，她推薦我看怎麽對待錯誤的戀愛觀，實在讓我佩服。在生活上關心我們所有的年輕人，誰要是結婚了，她總會送一份禮物。這一點做的特別突出。我結婚時送我的禮物讓我感到意外。別人都是送個福字，送給我的是她親筆寫的祝願詞，特別重。內容是愛人之間也要有原則，要團結，做互愛的伴侶，夫妻也不能忘記政治立場。鄧大姐在寫這個條幅時，宋振茹、蒲洪升一群女孩子都圍著秘書，都要看。鄧大姐反複寫了三遍，結果女孩子們都爭著要寫錯的那張，想拿回去受教育，留作紀念。”

1980年到1988年在大姐處工作8年的鄭燕梅說：“大姐對我很關懷。中午我給大姐念念報紙、參考消息。關鍵的字念錯了，她聽後有些名詞還經常考考我，好多外國人的名字記不住。大姐就讓我第二天，下班後學習，以後又忘記了。她就經常鼓勵我。還鼓勵我學按摩，學心電圖，學理療。她說，以後都用得上。在生活方麵的確也很關心，我來了不久，1983年結婚。讓趙煒送兩個貓形狀的壺。後來大姐聽說我怕貓，大姐還解釋說：對不起，抱歉，挑壺後才彌補了這次的失誤。我送的不是活貓。大姐還祝賀我生了女兒，讓孩子將來接我的班。女兒8歲，來西花廳三次。我的丈夫是一個團市委的教師。1987年我第二次走進西花廳，帶孩子給大姐過生日。大姐教育孩子長大後好好學習。海棠花開花時，我們全家來北京照了像。以前孩子看電視經常看到太奶奶。這次聽到大姐去世，孩子猛一下傻了，所以，我利用星期日帶孩子來西花廳吊唁。”

1980年，鄧大姐要求護士謝淑華到基層了解一些情況，並督促她寫成調查報告轉送到中央信訪辦公室。大姐說：我們要為國家做點事，為老百姓做點實事。讓老百姓生活過得滿意。

安振常原來在人民大會堂做宴會工作，1969年當炊事員。他原來認為，國家領導人比較講究。可是他來到鄧大姐身邊後才覺得與他原來想的大不一樣，尤其是鄧大姐的艱苦樸素作風，更使他感動。

安振常說：比如在吃飯方麵，鄧大姐經常是一個菜一個湯。我怕首長嫌菜太少了，有時就故意多炒一點。大姐怕浪費，這一頓吃不了留著下頓再吃。要是吃餃子，我就加一點小菜。鄧大姐就問：“老百姓吃餃子還吃小菜嗎？”從政治上關心我們，發了文件，督促我們學習，經常教導我們。我家屬是農村的，經常問我家裏的生活情況。吃飯有什麽困難嗎？1990年，我得了一場病，動手術。手術這天，鄧大姐派保健醫生親自到我住的醫院。手術完了，大姐才放心。我出院以後，大姐經常問，還在經濟上關心我、照顧我、幫助我。

趙煒突然想起一件事，她說：1991年5月6日，鄧大姐看了掛曆。這本掛曆一共12張，每張都有毛主席像，畫了10個不同的姿勢。她一張一張地翻，對毛澤東是真心實意地愛戴。去年，要求季大夫我們要堅持毛澤東思想。她說：毛澤東思想代代傳。1992年7月11日去世，7月6日那天，大姐喊我過去。她說，大夫們很辛苦，告訴錢主任，讓我安樂死吧。她昏迷後，每次醒過來都不嚷。她說：不要做工作了，結束我吧。她說了幾十次了。她委托幾個人。我對大姐說：“我們不能這樣做。我不能做殺人的劊子手。”從感情上，我希望再伺候她。她老是說耽誤我們了。在病中，除了談保健，就是談時事方麵的東西。大姐死的前5天說：趙煒，你是我的秘書，你跟我這麽多年，你了解我。我的遺囑早上交了。趙煒說：“大姐的問題中央批準才行。大姐安心治病，不要說這些。你一貫說聽從組織意見，咱們共同分享痛苦，艱苦奮鬥，還得與醫生好好配合。”她說：“對！對！”

彭濤說：7月11日，大姐喊我“小彭，謝謝你們了！”我拉著鄧大姐的手說：“您不用客氣。”她說：“你給我做護士這麽多年，我心裏非常難過。”大姐緊緊拉著我的手不放。”第二天她的身體情況就不好了，怎麽叫也叫不醒她！頭一天，她還老喊著“熱，熱！”

張小名：“大姐1992年7月6日那天，對我微笑，謝謝我，我當時就很難過。”

孫喜成：“1982年開始給鄧大姐開車，10年了，一直受到大姐的關懷。我在這裏工作感覺心裏特別舒暢。大姐老奶奶教育我10年。經常送我東西。有時，辦一件事，就讓我把別的事也順便辦了，她怕浪費汽油。昨天給大姐熨衣服，我看到那麽破，心裏很難過。”

王燕平：“我今年54歲。大姐去世了，走了。別看她接見外賓時穿的很莊重。她去世前交代我們，死後就穿她以前那件黑色華達呢。”

趙煒補充說：“總理去世時，大姐就說過這話。”

談到這件衣服破到什麽程度，王燕平接著說：“袖口都用其他布補過的，幾個扣眼兒脫了線，底邊都破了。衣服的裏子有三處補丁。褲子也都破了，裏子有三處不同顏色的布。我不忍心。昨天，小孫在整理衣服時，也埋怨我們，提出怎麽讓大姐穿這件衣服走？可大姐有交待啊！”

趙煒：大姐一輩子艱苦樸素。總理去世以後，大姐對我說：“這件衣服不要穿了，留著。”這是她最喜歡的，無論如何要按她的意見辦。我們還挑了一件黑毛衣，破了，曾經買過一件加厚的紫紅色毛衣。10天前，大姐告訴小李，惦記著這件紅毛衣。

從河北來的李玉芝說：“1998年我到鄧大姐處工作，問我的生活情況，還關心我的婚姻戀愛問題，問起過對象。她提醒我，戀愛不要太早了，一定不要一見鍾情。適合的話，兩人相親相愛，不要鬧矛盾。工作上鬧小脾氣，大姐還給我道歉，我覺得過意不去。讓我到北京醫院學按摩，鼓勵我。她在病重時經常叫我。最後走時，我也沒見到她。最後一句話是找老李，找安師傅，她要吃飯。”

1986年到鄧大姐處做警衛戰士的王玉瑞說：“我在大姐家工作了幾年。我從河南老家帶點水果和玉米麵回來，麵磨的細點。大姐還要給我玉米麵錢。關心農民的糧食收成怎麽樣。過春節時，我值班，鄧大姐在中午和晚上都問我吃飯沒有。”

1976年，唐山地震時，王新梅正在西花廳服務，20歲的她覺得大姐住的房子很危險，始終沒翻修過。王新梅說：“開始首長叫我稱呼她大姐，我很不習慣，我們之間差好幾輩呐。大家都這麽叫，我也隻好這樣了。1988年11月份，我的孩子5歲，我想大姐，我們都把這裏當作是自己的家。我們家（指西花廳），從大姐到司機、醫生，大家都像兄弟姐妹一樣，沒有摩擦，沒有隔閡。家裏的任何人有了困難，每個人都會幫助你。我當時是小孩，大姐還說我們是老校友。她說，我現在出去的機會很少，隻能看書看報。我希望你能回來，經常給我講講見聞。大姐也很關心房改問題。住院以後，她還關心交通、蔬菜問題。大姐希望我做她的眼睛、耳朵。關照我保護自己的眼睛，把視力搞好，趟在床上不能看書，光線暗，車上不能看書，累的時候也不能看。大姐的報紙也很多，每年的報刊費，要付幾百元，各種雜誌，隨便看。大姐從政治上武裝自己的頭腦，肯學習，在政治上站穩立場。海灣戰爭爆發，她的收音機早上全開著，一個放在自己身邊，一個讓工作人員聽，特別關心這些問題。住院期間，老大姐曾經昏迷，醒來後，身體稍好一點就要報紙，催著我們要聽廣播，讓我們念報紙給她聽。大姐住院將近一年時，天天聽新聞。”

周總理的警衛秘書高振普說：總理去世，大姐當我們麵不哭，實際上眼淚哭幹了。她背著我們流淚。我也盡量克製自己的感情。我在兩位老人身邊工作，我18歲進中南海。5年以後23歲到了兩位領導人身邊，很幸運。30多年時間。現在50多歲了。我送走了兩位老人。我在她身邊工作，應很好學習老人。我的成長離不開周總理。這兩位老人確確實實是黨的楷模，是黨的模範夫妻，有共同的事業，受到全國人民的尊重，這樣的偉人很難找了。我們要學習老人家對黨的事業的忠誠，為共產主義，為人類的解放事業，堅定不移地奮鬥。在危難中，在白區時，鄧大姐，始終與敵人鬥爭，隨時都有犧牲，但她的共產主義信念從來沒有改變。

高振普說：去年7月27日鄧大姐住院，8月1日病重。我們很緊張，由於手術的原因，頭腦糊塗一些，說夢話，還在講緊跟毛主席，堅持毛澤東思想，社會主義不能丟，她一直在講。當時，我就聯想到周總理病危時，鄧大姐喊著：“恩來，你放心吧！有毛主席健在，你放心吧！”鄧大姐的一生也是這麽過來的，時刻不能忘記這一點，特別是共產黨受到挫折時，教育我們，相信這個事業一定會勝利。共產黨人更應如此。另外，我要學習他們的品德，對人誠懇、忠懇、忠厚，一心想著別人，不想自己，關心別人，上至毛主席，下至一般工作人員，對毛主席的安全、健康很關心。文化大革命到1972年，總理經常召集保健醫生開會，當時總理自己的病很重，沒有忘記主席的健康。1975年以前，找主席醫療小組6次開會，總理得了絕症，還在關心毛主席。他隻要知道誰有病，隻要給總理一個電話，總理都去看他。像有名的教授，北京醫院離病房有好幾米遠，總理不坐車，怕影響別人休息，自己去。在醫院，總理問楊秋玲演員解放沒有。後來1975年，楊秋玲出來開始演戲，總理就很想親眼看看。包括鄭鳳榮、鄭敏之。住院期間，總理說有一件事，老想看看運動員的食堂，你們派個人去看看，回來給我說說。1975年運動員站著吃飯，改善他們的生活。大寨陳雲貴代表大寨去看望總理，總理關照他們要改變大寨麵貌，改善人民環境，糧食解決了，多栽樹。

高振普說：總理沒把我當成外人看待。總理住院時，我要回家，七八年沒有回家，家裏來電報了，說我的老人快不行了。鄧大姐馬上給我100元，說一點心意。我不肯接受。大姐說：“我這不是給你的。”我們的兩個孩子的名字，都是大姐起的。一個叫高高，一個叫高又高。大姐一生生活勤儉，不占國家便宜，公私很清楚。兩個老人沒兒沒女。總理去世時存款才隻有5000元。用的東西全是自己拿錢買。拿別人的東西，他們都給錢，不收錢，他們就不要東西。買水果，吃的貴重的東西都是這樣。1963年總理去杭州治療，大姐也去了。大姐說：這次我是作為自己去杭州的，住房拿錢。她就是這麽做的，跟的公務員，也由她出錢。鄧大姐吃的飯很簡單。魚、鴨、蔬菜交錢，按頓交錢。她說：我不給這裏留下什麽麻煩。這兩個人廉潔奉公一輩子，不要稿費。總理侄子周二輝老伴去世，有困難，欠2000多元。大姐說：“有什麽困難自己解決。”去年（1991年）3月拿3000元替他還賬。有一個叫胡愛梅的，與鄧大姐沒有親戚關係，隻是同誌關係。大姐知道她有點天賦，從北京幼師，保送到音樂學院學習，大姐找趙煒說，她在音樂上有才能，給她5000元，花3000元買了架鋼琴。我仍負責買運到她家裏。大姐廉潔，水池沒水了，土地種點菜，用水澆了地，到秋天大姐真的付了錢。院裏的水果歸機關事務管理局。核桃、梨留下吃的也給錢。她認為樹是公家的，不是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