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萊德曼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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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中記事——何大明

(2017-12-24 01:04:24) 下一個

何大明---同學暱稱之為何大，四中的初中同班同學。

還有文中談到的施以正同學。

在《二賢堂》上讀到此文，方知他已故去，且如此悲慘和意外。

去年校友會大家還談起他，為他的恢複而欣慰。

世事無常！

《中學文革報》《隻把春來報》《兵團戰報》《解放全人類》……那時候的北京中學生差不多都看過這幾份由中學生自己辦的報紙，而這些報紙幾乎都發端於北京四中。

這真是個有意思的現象。

不過，本人那時已在他校讀高中了，同學文革中，以及後來的狀況不甚了了。

互聯網是個好東西！

記何大明兄

·維一·

前不久，友人寄來中學時代的學長沈大偉的兩封舊信，那是四十年前大偉兄在緬甸從軍時寫給在北大荒插隊同窗的。此後不久，他就象此前的張育海兄一樣，也死在一場緬共部隊與緬甸政府軍慘烈的戰事裏麵。按說，二十郎當歲正該是刻苦攻讀，或是施展抱負的年華，可是那個時代的青年人為什麽要去參加緬共叛軍，這些舊話說在如今真有如隔世的奇談，絕非一言能夠道盡。

眼下又接到一封來信，告知我中學時代的另一位學長何大明在青島過世。幾天之後，我的小學同窗也夫兄告訴我：大明兄是被一輛汽車撞倒，死於一場眼下並不罕見的車禍。

說來慚愧，幾十年前，由於時代的變遷與社會的動蕩，我沒有得著機會完成高中和大學的學業，因而也就根本沒有這兩個學生時代的同學。後來雖然讀了幾年研究所，但學科冷僻，整個研究所不同專業的同窗加在一起也不過五個人。正是因為同學少，也就特別珍視這些難得的情份，而其中象張育海、象沈大偉、象何大明這些曾經給我的少年時代以許多啟示的學長都是我很看重的。“離別家鄉歲月多，近來人事半消磨”，沈大偉、張育海兄早在幾十年前就已亡故，雖然舊事重提仍然不免使人感觸良多，但舊日的傷痛畢竟漸漸撫平，而何大明兄新到的死訊卻無法不讓我細細回想那些往事，那些如果不是他的故去或許會被我慢慢忘卻的往日舊事。

一、

我和大明在手帕胡同裏的師大二附小就是同學，他高我兩級。按說年齡差上兩歲並不算多，但在小學生裏高一級就要成熟不少，再說大明人也聰明，尤其顯得如此，我也一直拿他當兄長看。

二附小的後身是東鐵匠胡同，跨過東鐵匠，對門是原先的一家俄語專科學校，簡稱“俄專”。到我上小學的時候，俄專已經沒有了，留下個俄專操場給了我們小學。操場雖然不算很大，但對一家小學來講也不算小，那裏是放學之後我們的樂園。當初大明足球踢得好，我也喜歡足球，我認識大明就是在俄專操場的足球場上。大明奔跑的速度非常快，而且起步突然，隻要球長傳到腳底，他就可以一路帶球沉底，往往讓人防不勝防。

後來我又知道大明並非隻是足球踢得好，他還愛看話劇。記得是我上四年級的時候，大明已經要考中學了。那年的六月有個“話劇月”，我那個時候除了京戲還迷話劇，差不多隔天晚上就要去看一場。去得最多的是王府井北口人藝的首都劇場，如今記得起來的戲碼有田漢的《名優之死》、郭沫若的《蔡文姬》和曹禺的《北京人》之類。而每次看戲都能遇到大明，我好奇地問他，都快要升學考試了，怎麽還有興致來看話劇，他聽了隻是不置可否地淡然一笑。我還發現，他每次都是買最便宜的票，座位當然也就不大好。到了開場，燈光漸暗，隻見他身影一閃，就摸索到我旁邊的空位上坐下來。好在那個時候困難時期尚未完全過去，大家有錢最要緊的還是滿足肚子，一般戲票都不大賣得滿座，他也就多能如願以償。要是座位滿員，或者檢票的來轟他，他也還有辦法可想。那時人藝的劇場大約是蘇聯人幫助修的，每排座位的過道兩側都裝有折疊的加座，但並不售票，大多閑置。碰到這種情形，他就放倒加座的折椅看戲。雖然加座沒有靠背，一場戲下來腰都要直挺挺的，比台上的演員並不輕鬆，但散了戲一同回家，大明都會興高采烈地和我談論戲碼和劇情，有的時候還會傳授給我各家劇院買便宜票坐前排座的訣竅。後來聽他說起我才知道，他家因為父親被打成“右派”，幾年前已經從京城謫貶到青島去了。他一個人留在北京，雖然有個外婆照顧，但生活的一切都是自理，很小就懂得節儉，這又讓我對他不免佩服有加。

除了踢球和看戲，大明的功課也很好。記得他臨大考之前不久，我又在俄專操場上踢球碰見他，好奇地問他報考哪家中學。他似乎不大願意跟低年級的同學談論這樣的人生“大事”，就擺出一份不經意的樣子說：“四中吧，我想。”

我聽了心中一驚，他口氣還不小。那個時候北京的小學生聽了四中，猶如高中畢業聽見清華、北大，尤其一般的成見是：體育好的功課一定不好，功課好的體育大半差，所以大明此言一出，他又是拿著那份無所謂的表情，真還讓我對他刮目相看。好在牛皮很好驗證，再過兩個月一切都會立見分曉。

過了暑假，大明果然進了四中。雖然小學裏不見了他的身影，但他的名字卻還常掛在老師們的嘴上，尤其是我們忘乎所以，不努力讀書的時候，老師就會說：你們鬧歸鬧，但要有上兩班的何大明那樣的本事再鬧也不遲。

二、

上了中學，剛剛開學我就在足球場上又見到大明。這時候的大明已經是中學足球校隊的主力右邊鋒，因為他奔跑的速度快，控製中場的前衛分球給他，他能迅速擺脫身後追趕的對方後衛，將球一直推向底線，然後突然側身一腳傳中，其威力不啻於角球，往往會給趕上來的隊友帶來破門的機會。我那時剛剛踏入中學校門，見識到四百米標準跑道環繞的足球場，對大明的身手至為傾倒。等他下了場，我趕緊湊過去敘舊，大大稱讚了他一番。他還是那份無所謂的樣子說：“不行，我百米才十二秒六，將夠三級，也就是爆發力好一點，起動快。”我趕緊問：“那二級呢？”他不假思索地告訴我：“十一秒三，我明年的目標，”說罷揚長而去。

大明也不總是對“低年級”的我態度輕慢。記得我們那年從初一的英語課就改用新課本，難度加大了許多，據說比大明他們初三的程度還要高。開學不久，有天大明突然跑到我們班找我，對我說：聽說你們的英語難度加大，今後能不能課下多交流？

我聽了忙說，我們才初一，怎麽能趕得上你們？大明不以為意地說：年級不在高低，學到東西就成。後來又拿出他在家自學的英文課本《Essential Englsih》來，那是文革之前幾乎唯一影印的外國英文教科書，上麵密密麻麻的是他的筆記。多少年之後，我從雲南插隊歸來，百無聊賴，曾重新拿起這份課本惡補英文。有天母親他們出版社外語編輯室的同事來家中小坐，偶然看到竟驚訝地說：這樣的課本眼下大學生也讀不下來呀。大明的努力終於讓我開了眼，知道天外有天的道理，也是這段交往讓我後來始終沒有放棄自學的習慣，即便是在文革之後窮途末路的日子裏。

其實大明很在意和旁人交往的態度。記得那是我上初三的時候，大明已經升入本校高中。有一次是少年宮的足球隊跟我們“年級隊”叫板，可是卻被我們踢敗了。這在當時對他們來講可說是奇恥大辱，因為少年宮足球隊有專門的運動場地，有專職的教練輔導，隊員又是從各個學校裏挑選出來的足球尖子，平素放了學就是一門心思練球，所以少年宮足球隊輸給我們，就如同現在中國的“國足”敗在一個中國人連國名都念不利落的小國腳下。於是他們一定要到我們學校的“客場”上與四中校隊比一高低。這時我們聽說他們的幾個主力隊員大都是地安門中學的，住在那邊附近的同學都知道地安門中學旁邊原先有個棺材鋪，所以地安門中學的外號就叫“棺材板兒中學”，尤以學生功課差，逃學多著稱。於是我們就同仇敵愾地拿“棺材板兒中學”作笑談。

我們在更衣室裏正在一邊說笑，一邊換上四中“道袍”一樣的隊服。大明聽見我們的議論就正色說：“話可不能這樣說。我們不能管人家功課差不差，那‘棺材板兒中學’的話更千萬不要提起。你看就是這身‘道袍’人家也能笑話咱們。”確實，四中當年運動隊的校服就是一件深紫色的粗布上衣，而且為了任何人都可以穿戴，做得異常肥大，跑起來呼呼生風，形象極為猥瑣難看，被戲稱為“道袍”。據學校專門管理體育器械的付師傅說，這還是五十年代做的，為了省錢，一直湊合用了十幾二十年，每次校隊不管什麽比賽出征，都是披掛這身“道袍”上陣。大明以一個學長的口氣對我們說：到了比賽，其它什麽都不管用，贏了才算真本事。這話說得我們心服口服。

那次我們學校以一比零勝了對方。記得還是文化革命後成為男高音歌唱家的那個後衛罰的“角球”，大明一個縱身頭球破網。盡管後來邊旗說那個“角球”劃了個“Ｓ”形弧線，在空中已經出界，進球不算，由此還發生了爭執，但我至今寧可相信我們的結果。大明說到了，也做到了：到了比賽，其它什麽都不管用，贏了才算真本事。

時過幾十年，那幾個當年對手的名字已然記不住了，但仍舊記得“棺材板兒中學”，記得大明告誡我們：戰勝對手不在於取笑人家，而在於自家有本事。當初他那份認真的神氣，現在想來仍然曆曆在目，那時候大明也就是十七、八歲的光景罷。

三、

但讓我真正對大明另眼相看是到了文化革命。不過我看到的並非是大明“造反”的能量，而是那個時代並不被人們看中的一種本事——經營。

事情的開頭似乎倒是與文化革命中的事件緊密相聯，這就是學生裏關於“對聯”的爭論。剛開始在我聽來“對聯”不過像是一句玩笑話，爭論的是老子與兒子成器的關係，叫作“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聽到後來便覺得漸漸不對了，兩造居然認真了起來，似乎真有這麽個道理在裏邊，而且什麽叫作“反動”都荒唐得不著邊際。為此“好漢”的一邊覺得自己仿佛真是了不起，還動手打人，學校裏簡直沒有了體統。這個時候，大明班上有個叫牟誌京的同學就辦起一份叫《中學文革報》的小報，刊登出後來風靡一時的文章叫作“出身論”，要和當時占了上風的“好漢”一派爭個高下。當然到底還是形勢比人強，這份小報不但被政府勒令停刊，撰寫“出身論”的作者遇羅克居然被抓了起來，最後政府一不做，二不休，還把遇羅克槍決了事，鬧出文化革命裏以言治罪，並且以罪治死的絕大冤案，這些都是後話了。

《中學文革報》剛剛問世不久，為了響應當時的爭論，以成犄角之勢，大明他們班的幾個同學又辦起另外一份文革小報，並且起名叫《隻把春來報》。後來聽說這個報名是張育海的主意，沈大偉，吳景瑞和大明等人都加入了進去。我那個時候樂得成天不去學校，正在家裏組裝帶有兩級高放的收音機，興趣全在提高接收短波信號的靈敏度，收聽世界各地的廣播，尤其是有關文化革命的消息。況且我也不在他們年級，年紀到底小了兩歲，對政治尤其懵懂厭煩。

記得有一回是大明到我家，看到我裝的收音機可以接收《美國之音》和英國的《ＢＢＣ》，有的時候偶然還能收到德國的《Deutsche Welle》，十分羨慕，就說想個辦法也給他裝一個。那個時候信托行裏老日本的話匣子價格十分便宜，隻有十幾塊錢，要是不響的，兩三塊錢的都有。我就挑了一台自己修理，送給了大明。

大約是外電的廣播傳送出不少與政府的消息大相逕庭的報道，大明把這件事說給《隻把春來報》的那幾個人聽，並介紹我與他們認識，此後我也就多少了解了一些他們辦報的來龍去脈。據說辦報最初的那卷筒紙還是一個偶然的機會得來的，這才使原先隻是紙上談兵的辦報念頭付諸實現。然而有思想，有文筆，並不等於能將文稿變成鉛字印刷好的報紙，其間的這個變化過程就是我從旁觀察到大明的手筆。

據我的觀察，《隻把春來報》上的文字出自大明的手筆並不多，但將文稿變成報紙卻幾乎出自他一人之手。如何將文字送到排字車間，如何校對，如何通版，如何上機，如何開印，每個環節雖然都是由印刷廠的工人操作，但每一步驟，每一環節沒有辦報人的監督都會功虧一簣，而大明就是這個人。有幾次，我出於好奇曾經跟大明一起跑印刷廠，跑車間。看到大明那副內行裏手的精明作派，那口讓人不辨真假的行話，我不免問他這些本事是從哪裏學來的。他隻是笑笑說，邊看邊學罷。

或許也是看到大明那副駕輕就熟的樣子，讓我誤解了出版過程的複雜。一直到後來，和曾經在出版社工作多年的母親說起他們的工作，我還一再堅持認為出版業務簡單，連從無經驗的中學生一個人都可以遊刃有餘，運轉自如，而他們出版社居然要養那麽多的人，簡直是笑話。多年以後，我自己的書在出版社出版，才多少明白出版一本書著實不易，從而感歎大明的無師自通。

《隻把春來報》大概總出了七八期，我還隨著大明到西單路口幫他賣過兩回。雖說是過了一把發行報紙的“票友”癮，但隨著形勢的逆轉，風聲日緊，《中學文革報》被定為反動報紙，抓了“出身論”的作者遇羅克，同班的牟誌京也在審查，大明他們的小報也就偃旗息鼓了。但由此使我與大明的這幫朋友也結下了友情，其中包括後來在緬甸死去的大偉和育海。多少年過後，我在德國讀書的時候，有年寒假到英國劍橋大學訪問，得到係主任侖弗魯教授的關照，負責中國文革圖書文獻的管理員對我網開一麵，特意開放他們的收藏給我看。在報藏專櫃裏我居然發現有裝裱妥善的《隻把春來報》，真是不知今夕何夕，不由得讓我想起當年的大明兄和其他的幾位學長。

四、

在那一波風潮裏，《隻把春來報》似乎並沒有受到什麽衝擊，成了漏網之魚。至今我都不大清楚，後來到底是什麽罪名逼得育海遠走緬甸，盡管那個冬夜臨行之時他在民族文化宮前的身影直到今天都還時時在我的眼前徘徊。不過大明開罪當局的原因我總算在幾十年後清楚了一點眉目。

我是在一九六九年的年尾上出走雲南的。在此之前我曾到山西、內蒙去“嚐試”過“插隊”的生活，但都不盡如人意，最終還是“距離產生美”的幻想作祟，和幾個朋友去了西雙版納。我也想到大明，此刻學校裏堅持下來的“老叁屆”學生已經很少，我見大勢已去，便勸他和我們一起去雲南共享快活。但他不為所動，說是北京有個外婆要人照顧，再說實在不行就去青島他父母那裏。聽他這樣說，我當然不好勉強，但至今想來，福禍相依，如果當初他和我們一起去了雲南，或許後來的生活軌跡就會是完全不同了。

關於大明出事，我是到雲南很久以後才輾轉聽說的。出事的原因並不清楚，傳話的人隻是說，當時學校責令留下來的“老叁屆”必須到學校挖防空洞，以防禦“蘇修”的進攻。而所謂的“防空洞”隻不過是把原來學生食堂冬儲大白菜的菜窖略作加固。“插隊”固然可以找借口堅持不走，但抵抗“蘇修”卻是人人有責，況且當時管理校方的“工宣隊”很容易找個借口進行“政治問題”隔離審查，不由得大明不準時到校報到。據說大明當時受到“審查”的思想壓力已經很大，組織施工的隊長又一定讓大明到防空洞裏挖土。有天扯到洞裏的施工照明用燈突然熄滅，大明覺得這是當局預謀的詭計，是要設法將他活埋在防空洞裏麵，於是整個神經崩潰錯亂，跳出洞坑，狂跑不止。

後來，大明的父母黯然將他接到青島的家中療養，從此大明從我的視野裏消失，音訊全無。即便是七二年我從雲南回到京城之後，從朋友和同學的口中聽說大明的消息大都語焉不詳，象是說起多年前死去的大偉和育海。

再次得到大明的消息還是三四年前的事。這時我已經移居美國十多年，閑暇時為了朋友之間詩文唱和，在網上開辟了“二閑堂”。有天接到一封大明中學同班同學的來信，說起人在青島的何大明想和我取得聯係。吃驚之餘，我大喜過望，趕緊給大明去信聯係，這樣失去三十多年聯係的故人才重新話舊。

不過，通信之間我仍然不敢重提過去的舊事，怕傷到他的痛處，引發他的舊疾。倒是他似乎並不在意，而且還發來他的不少文稿，一再回顧舊日的事跡。其中一篇關於《隻把春來報》的回憶，我認為很好，還放到“二閑堂”上，讀者的好評不少。從大明這些回憶的字裏行間，我終於了解到，當初大明出事的直接原因是他與在緬甸的育海之間的通信。育海在信中調侃“上山下鄉”運動的無稽，而大明將此信轉發給了在各地插隊的同學，其後這些書信漸漸傳到全國各地的知識青年手中，成為眾口交譽的文章。此事一出，當局自然不肯善罷幹休。遠在緬甸的張育海鞭長莫及，近在咫尺的何大明還是可以手到擒來。於是才有了立案審查一說，以至最後逼瘋了大明。

不過此時我見到大明總算走出舊疾的陰影，聽說他終於成婚，有了家小，我也很高興。那幾年，我時常打電話給在青島的大明，他約我回國時一定到青島與他相聚。有一次他還告訴我，他讀了陶洛誦的《生之舞》後，激起了創作的熱情，也有了一個寫作計劃，想將那些年的經曆寫成回憶錄，不能在國內發表，就放到“二閑堂”上，讓更多的人了解那個時代。不過我偶爾從旁聽說，大明的病情仍有反複，精神時而消沉，時而亢奮。我怕他情緒波動太大，影響身體，勸他此事可以從長計議。後來，散落在各地的舊日同學看到“二閑堂”上大明的文章，向我打聽他的下落。我除了告知大明的聯係之外，都免不了囑咐他們：大明的精神可能會觸景生情而引起波動，千萬不可過多提及往事。

後來，在香港的施以正兄還專門到青島去看望過大明，回來後告訴我說，大明恢複得很好，根本看不出原來有過精神上的毛病。聽到這些舊友的反映，我十分欣慰。隻是沒有想到，就在我計劃下次回國要去青島看望大明的時候，突然傳來大明死於車禍的噩耗。

更加沒有想到的是，過了幾天，又收到也夫兄的第二封來信。信中說：“大明事故的司機找到了，因為事情發生在銀行門口，有攝像頭，所以比較容易找到。是一輛載重大車。基本定性為自殺，因為人碰到的是後輪，司機表示不知道。我的一個同學，大明的表弟，認可這一判定。遺體告別沒有看遺體，據說撞得慘不忍睹。大明原本是他的家庭和親屬中最優秀的，悲劇早就注定了。”

五、

我在六九年底去雲南插隊之後就再也沒有見過大明，近年來給他打過不少電話，也收到他寫給我的信件和文稿，但對他目前的生活細節和情緒波動並不大了解，我不得不接受“自殺”這一事實，我也同意這樣的說法：“大明原本是他的家庭和親屬中最優秀的，悲劇早就注定了。”

大明是文革裏凶險的環境和日後的生活導致了他的悲劇。平心而論，大明雖然不是那種治國平天下的人，但以他的資質和才幹，絕對是可造之材。在一個常態的社會環境下，他應該能夠發揮其長，施展自己的抱負，於己於社會都會有一個不錯的回報。然而大明在社會陡變的環境下卻無法適應，當年對他的不公平一直是造成他後半生的陰影。誠然，如今時過境遷，人們可以不屑一顧地說，文革裏立案審查司空見慣，任何人都會遇到這樣的飛來橫禍，不是還有那麽多的人幸存下來了麽？是的，在惡運麵前，你可以自行了斷，你可以精神崩潰，你也可以苟活下來，端看你人生的態度和意誌的堅忍程度。大明不適於凶險的生活環境，並不說明他的品質不優秀，正如自然界裏優秀的物種並不見得在任何環境裏都能存活。我始終不明白，對自然界而言，人類尚且要改善環境以利培養優秀的物種，而我們為什麽不去設法改善社會環境，讓優秀的人才也能有其立足之地，而非要“改造”他們不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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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住在華洋雜處的波士頓，依著這裏接納外來習俗的規矩，華人陰曆上的節日會依照陽曆來過。本來陰曆七月十五日的盂蘭盆會1)就放在陽曆七月的第三個禮拜四。前日是陽曆七月的十七號，正好落在第三個禮拜四，波士頓南郊森林小丘墓園裏一年一度的盂蘭盆會在這天傍晚如期舉行。自十年前盂蘭盆會在這裏開辦以來，我們年年與會。

墓園裏訪客如織，日式招魂大鼓手的和服，還有蘇格蘭風笛手的呢裙，是會場裏最搶眼的裝束。而沉悶的咚咚鼓聲和悠遠尖厲的風笛聲將日落時分的墓園籠罩在一片肅穆與安詳之中。

盂蘭盆會最後一道活動是眾人將故去的親朋好友的名字和對他們的祝願寫在燈籠上，點燃裏麵的蠟燭，然後將燈籠放進墓園裏小湖的水麵上。大多訪客“入境隨俗”，也隨著中土的習慣，請華人義工在燈籠上寫上“永愛”、“希望”之類的祝辭。湖麵上的微風吹過，燈籠便順風向湖心漂去。伴著漸漸暗下去的晚霞，湖麵上一盞盞幽幽的燈火像是一葉葉劃向天人永隔彼岸的小舟，載去眾人的思念。

今年我有所不同，除了那些慣常的辭句之外，為了表達對剛剛逝去的大明兄的由衷祝願，我在燈籠的一側特意寫上：

“大明兄：來生擇時”。

Ｏ八年七月，盂蘭盆會後三日，記於二閑堂。

[匿名] 新浪網友

明天上午，我們去參加何老師的百日祭禮。有篇舊文，曾話及何老師。如下：

《度小雪山》油畫誕生記

後花園五號，很少人知道他的所在。

它是海邊的一座小院，有三間房和幾棵梧桐。朋友常來聚會，展示作品或交流觀點。來者，有高鳳翰-揚州八怪之一的後裔；有泰安知府何毓福-抓獲太監安德海的那何大人的子孫。凡學有專長，即為這裏的朋友。有人在此則難以立足；因為，小院的主人石雕家君修目光嚴肅犀利，無聊之徒望之心驚肉跳。

管彤先生是這裏的常客。他，身高一米九0，一頭銀發。這位昔日省隊的籃球投手、今日的畫家，其真實的職業是建築師。在高樓林立的青島中央商務區，便有他的作品。一年二度的俄羅斯畫展是島城的文化盛事；為此，先生嘔心瀝血。

這是一個藝術沙龍。有時，爭論很凶如鬧市吵架；有時，寧靜安謐若神聖殿堂。我老調重彈，一有機會便講“法顯”。一天，我說山西將舉行法顯學術會議。“何時”？先生問。“離開幕還有20多天”，我回答。二周後，先生來電說：他為會議準備了一件禮物。在先生的臨時畫室，人們看到《度小雪山》油畫赫然矗立！“法顯取經，同行者11人。途中，有人退回有人病故。小雪山是進入‘西天’前的最後屏障。僅剩的三位，在此又失去一人”，先生如是說。

2007年10月。法顯紀念館奠基式和學術會議，在山西臨汾舉行。會上，先生的油畫《度小雪山》和高於倬先生的《佛國記》長卷引起關注；人們爭相與兩幅作品合影留念。媒體稱：這是青島藝術家奉上的“珍貴贈品”。五台山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肖黎民教授讚曰：“兩位藝術家真乃奇人奇才也！”臨汾市領導常富順先生雲：“這兩幅作品是法顯紀念館的鎮館之寶。”

先生道德高尚謙衝和藹。先生很想用畫筆將法顯西行作全景式的展示。祝願先生的夢想，早日實現！

石門 2008年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