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梓兒的婚禮
這是在當年村裏的一場婚禮---時間大約在1969年春夏之交的時候。
新郎的大名已經忘了，就記得大家叫他桂梓兒。
村裏的後生們這類的名字差不多，依稀記得二旦/臭小兒/愣小兒……等等；
別說娃兒們，連大人們之間也都是叫外號，真正叫起大名來，別人不順口，連他們自己聽著都不習慣，甚至開大會時被人連續點名幾次，本人一點沒反應的事也是常有的！
一點不誇張。當年趙樹理筆下人物個個有外號，確實有依據！
插隊到了山西，深有體會！
桂梓兒就是個本村的後生，但他又與別人有所不同。
他初中考上了榆次縣城裏的一所中學，這在村裏是一件不小的事。
但因為他的父親是個中農，村裏也就不冷不熱地聽之任之。既不阻撓他上學，也不聲張。
桂梓兒好強，暗自使勁，據說在學校裏一直名列前茅。
不料，那一場轟轟烈烈的史無前例，把我們20多人從北京呼啦啦送到了這個村裏，也把他這個本地娃從縣城送回老家。
回家後的桂梓兒，鬱鬱寡歡。與村裏同樣大小的後生們，他已經不大合得來。
他自己以為與他們不一樣，愣小，臭小們也覺得他端個架子拿著勁，看他不順眼……
我們紮根到了這個村不久，就發現了這個離群索居的同齡人。
藍製服永遠是整整齊齊，幹幹淨淨，頭上從來不紮羊肚手巾，而是帶著一頂藍色的學生帽。
終於有一天，桂梓兒小心翼翼地來到我們的男生住處，名義上是借一本字典。
他介紹了自己，帶著靦腆，也帶著一點自豪。
他認為和我們這些插隊生是有共同語言和經曆的，但也表示自己是從小縣城出來的，差得很遠。
偶爾，也會對於他不能享受和我們這些從北京來的插隊生同等待遇感到隱隱的不平。
他經常來上我們這裏借書，聊天。
我們對他很客氣，客氣得我們自己都覺得有點別扭。
有時候我們這些插隊生可以與愣小，臭小們打打鬧鬧，胡說八道，甚至在地裏滾作一團，但對於這位“回鄉務農”的知識青年卻總是客客氣氣。
——客氣，實際上是一種距離和疏遠。
他成了一個遊離分子，既融不回原先的土壤，也融不進我們的集體！
他很敏感，也很聰明，他能感覺到這些。
但他已經無法改變自己了。
農村的後生結婚早，那年他也就剛剛到了法定的結婚年紀，家道還算殷實的父母就給他說下了這樁婚事。
在我們村裏，半大小子們都很羨慕他的福氣----城裏能上學，到時候就娶上婆姨（即老婆），婆姨眉清目秀，身體結實……
但桂梓兒還總是板著臉，一幅受苦受難的樣子。
就在大喜的日子前幾天，桂梓兒來到我們的住處。
他掏出來一包 恒大牌香煙，笨拙地給我們分發——因為他不會抽煙。
然後戰戰兢兢地提出他的要求，想請我幫他照相。
真的不愧是受過城裏教育的人，有這個想法，知道留個紀念。
我當然答應了他。
我還是第一次看到村裏人結婚的場景，有意思！
他問我要多少錢？
我也沒客氣——你把我們插隊生都請去吃席，就甭提錢的事了。
等我們回北京，給你放大一套照片！
於是，就有了這張，不對，還有其他整整一卷135底片的照片……
那天，我還真事兒事兒的，跑前跑後，上竄下跳，忙活了大半天。
等我忙得差不多了，老鄉們突然發現我還沒吃飯呢。
趕緊招呼我入席。
這席麵其實是很有講究的，就像排座次，排錯了很丟麵子。
那天來的都是雙方的長輩，還有雙方的有頭有臉的人物，但他們互相之間並不認識，或者說，就算認識也不熟悉。
互相推讓的結果，就是誰都不好意思坐主席。
這可是正經八百的“主席”——掌管席麵的位置。
可巧，我進來了。一看有個座位，就大大咧咧坐那兒了。
兩邊的來賓互相看了看，誰也沒說話。
折騰了大半天，餓了。
看誰都不動碗筷，忍不住了。開吃吧！
我一動筷子，眾人齊刷刷舉起筷子。
夾起來一塊肉，大家也伸到那碗裏。
再夾個丸子，眾人又伸向丸子。
正在此時，新郎新娘進來了，一看，心說，怎麽你坐主席位置了？嗬嗬!
我也正納悶呢，有人看出門道了——敢情這小子什麽規矩都不懂啊？
於是一聲“隨意吧！”
大夥才隨意了。
後來，咱特仗義，不但把照片回北京時用土造的放大機給他放了一套黑白照片，還把底片都留給他們----不知道他們是否保留到現在？ | |
看他的表情，麻木而痛苦！
鄉親們倒是很開心。嗬嗬嗬
桂梓兒後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