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的疫情已造成社會的極度恐慌、社會失序,究竟這場瘟疫是否值得大家如此恐慌,“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我們不妨一起靜下來、跳出恐慌的情緒,借鑒曆史並用科學的方法分析一下,可能得出的結論與大眾的想法大相徑庭。
先用一個例子考考你的判斷力:
場景A:麵對1千元虧損,你是願意接受事實,還是冒險賭一把,這有50%可能讓你分毫無損,但還有50%可能損失2千元;
場景B:麵對1千元盈利,你是願意落袋為安,還是冒險賭一把,這有50%可能讓你一分不得,但也有50%可能得2千元。
請問,在上述場景中,你會選擇賭還是不賭呢?
如果在場景A中,你打算賭一把碰碰運氣,而在場景B中卻想著落袋為安的話,那麽恭喜你:猴子也是這麽想的(耶魯大學從事猴子知覺研究的三位科學家用蘋果對猴子做了相同的試驗,與人類的結論完全一致),其實以上二個問題是完全等值的,但超過80%的人和猴子會選擇與你相同的答案。它告訴我們:我們的非理性行為究竟從何而來?也許我們生來就帶有這些缺點。我們與黑帽卷尾猴曾經擁有共同的祖先,直到3500萬年前我們才與它們在進化上分道揚鑣。因此,我們的“幼稚”可能已經延續了3500萬年之久。所以說人類非理性及盲動是先天帶來的。
以上現象在經濟學上稱為框架效應(framing effect),芝加哥大學經濟係的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稱其為多數人是不理性的,說白了就是多數人是愚蠢的,他獲得了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其實我們老早就有“朝三暮四”的傳說:宋國有一個養猴的老人,喜歡猴子,把它們成群養著,他可以理解猴子的意思,猴子也可以理解老人的心意。養猴的老人寧可減少他與家人的食物也要滿足猴子的需求。不久,他家裏的糧食缺乏了,他將限定猴子的食物的數量。但又怕猴子不順從自己,就先欺騙猴子說:“給你們橡實,早上三顆然後晚上四顆,夠嗎?”猴子們都站了起來並且十分惱怒。他又說:“給你們橡實,早上四個,晚上三個夠了吧?”猴子都非常高興然後一個個都趴在地上。同樣一天七顆,效果完全不同,這就是框架效應中國古代的解釋。
舉這些例子我是想說,當前人們對疫情的判斷盡管具備壓倒性的一致,但卻是不正確的。我們就用框架效應(framing effect)來分析一下當前的疫情。
眾所周知,冠狀病毒傳染性強、致死率也不低,有百分之幾,確實令人緊張和害怕,事實是不是這樣呢?同樣的疫情,不同的描述方法會讓人們得出不同的判斷結果。五個人競賽同樣是第三名,用第三名還是倒數第三名是不是效果完全不一樣。有人既沒旅行史又無接觸任何可能的患者,突然一下就成了陽性,我們可以理解為冠狀病毒並非從武漢才有,可能很早就有隻是毒性很弱,感染後略有不適或根本沒感覺,傳染源眾多,直到有一天在武漢人或動物或試驗室病毒發生變異,毒性突然增強,釀成武漢的悲劇,到這個時候開始,武漢出來毒性強的與眾多毒性弱的傳染源共存,如果有人感染上的是毒性強的一支,將麵臨百分之幾的死亡率;而染上弱的一支,同樣是陽性,不會有比流行性感冒更大的危險。所以武漢、伊朗、意大利均為毒性強的一支傳染源爆發,而其他幾萬人檢測陽性但輕微發病甚至無感的感染是來自於那些存在已久的弱性傳染源,而且這些弱性感染者由於大部分都未安排檢測,故數量可能驚人,由此也可以推斷出死亡率極低,可能隻有流感的幾十分之一甚至幾百分子一。總結一下,如果是毒性強的病毒感染者死亡率應在百分之幾;毒性弱的病毒感染者死亡率應在萬分之幾,而後者在武漢以外的地區有極高的占有率。以德國為例確診3000多,死亡5例,別忘了茫茫人海中無症狀的感染者,可能有3萬還是30萬,大家可以去想象了。遠離毒王一支傳染源,你我都是非常安全的,想象一下我們周圍有眾多的弱性病毒感染但健康的人,我們沒有理由害怕,同樣的事實用另一種方式描述,結論差別如此之大,為什麽?框架效應(framing effect),“朝三暮四”與“朝四暮三”的區別。
“世上本無事,庸人自擾之”,這是我們中國人的說法。“Much Ado About Nothing”是莎士比亞的說法。動蕩很快會過去,明天會更美好。
武漢疫情對世界的影響以及海外華人的尷尬處境,請關注我下一篇博文:我不殺伯仁,伯仁卻因我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