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公民在瑞典因撒潑，深夜被趕出旅館並遺棄在郊外，引起吃瓜群眾關注。關注的焦點一是這家人不文明的舉止，二是瑞典警方執法有無程序和做法上的過失。瑞典警方報告尚未出籠，但我們可以先看看美國警方在類似情況下的要求，然後比照瑞典警方做法，是否有缺失。
美國警方在出警後，對犯事者無論是拘留或不拘留，都是有正當程序和做法要求，如果在保障犯事者權益上處理不好，會吃官司。
根據美國聯邦民權法規（美國法典第42章第1983節），如果警方在執法程序上有缺失行為，造成對個人或家庭傷害的，可以起訴州和地方政府官員侵犯其享有的憲法權利，以獲得金錢賠償。
最高法院和美國上訴法院表示，第五和第十四修正案正當程序條款提供了兩種民事訴訟的依據：（1）"special relationship" doctrine; 或（2） "state-created danger" doctrine。依據這兩條原則，產生相應的責任。
"Special Relationship" Liability
當公權力控製個人時就觸發了向該個人提供保護的義務，換句話說，當警方控製犯事人的同時，就有責任采取合理的措施來對其提供安全保障，確保該人員免受可預見的危險。
這類索賠可能是針對懲戒官員，也可能是針對獄警，甚至是針對在一個人被逮捕後，押送警的行為。例如，如果警察逮捕並銬住一個人並將他放入警車的後座運送，如果沒有用安全帶固定他，那麽如果有人追尾警車，造成被逮捕人受傷。警方就要對此違規行為承擔責任，因為你的囚犯無法自己綁上安全帶，你有責任在開車前替他綁好。
"State-Created Danger" Liability
這是比"Special Relationship"責任更常見的被訴責任，這類情況發生在，如果一個人犯事未到被拘留逮捕的程度而被放行，但因為警方的疏忽，這個人被其他人，或自然因素危害造成受傷或死亡。也就是說，如果警察的行為或疏忽使得被處警的人處於不穩定和危險之中，需要承擔"State-Created Danger"責任。
應用 "state-created danger" doctrine的例子比應用"special relationship" doctrine案件多很多，而且它們的事實往往更為悲慘。
Wood 案
華盛頓巡警Ostrander於淩晨2點半截停了一輛車，逮捕了醉駕司機，並將車輛扣押，讓其妻子獨自離開，後來其妻在路上被一名男子控製被強奸。上訴法院裁定，根據"State-Created Danger" Liability予以賠償。
Kniepp案
警察Tedder在一個冬天的夜晚，拘留散步的一個男人和他醉酒的妻子，由於這對夫婦離家不到一個街區，警察允許丈夫先回家照顧孩子，後來警方釋放了還未完全醒酒的妻子，在回家的路上，她摔倒在路堤上，遭受了嚴重的腦損傷。這個案子也適用於"State-Created Danger" Liability，警方被起訴。
Munger 案
警察Glasgow 接到報告，醉酒和好戰的芒格在一家酒吧鬧事，Glasgow 趕到，將芒格驅逐出酒吧，由於外麵溫度很低，芒格又隻穿著牛仔褲和T恤，他在外麵徘徊了一夜，在兩個街區之外凍死了。芒格父母提起訴訟，並獲得賠償。
現在回到瑞典警方驅趕中國公民案，當警方將人深更半夜丟到人煙稀少的地方，存在該家庭被打劫的安全隱患；當身體孱弱的老人被置於寒冷的冬夜，難保其身體不會受到更大的傷害，這些危險和不確定性都是警方可以預見的。比照美國警方的要求和做法，瑞典警方的執法顯然是有缺失的。
萬幸的是，這家人被遺棄在郊外未產生悲慘的後果，但瑞典警方的荒唐做法足以引起人們思考，是警方不夠專業，不能夠預見和預防危險事件的發生，還是警方不在乎危險事件發生在這家人身上，需要給出答案。
注：2016年3月，一名土耳其教授被警方拋棄在同一地點發病身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