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履行勞動改造特赦不殺人

毛澤東履行勞動改造特赦不殺人






1975年，已經82歲高齡的毛主席突然問身邊的人：“功德林裏，還有國民黨戰犯嗎？”，“還有，主席。”工作人員回答說，“還有200多名頑固分子在那裏接受改造。”毛主席歎了一口氣，說：“關這麽久了，再頑固也隻剩一把骨頭了。他們老了，做不了惡了，都放了吧。”北京中南海的辦公室裏傳來一聲歎息，82歲的毛澤東放下手中的文件，向身邊工作人員詢問起功德林戰犯管理所的情況。當得知仍有200多名國民黨戰犯在接受改造時，這位操勞半生的老人當即作出決定：全部釋放，給予公民待遇。這個看似突然的決定，背後藏著二十多年的深思熟慮。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如何處理國民黨戰犯就成為重要議題，共產黨內部爭論激烈，有人主張嚴懲不貸，有人建議區別對待。

毛澤東力排眾議定下基調：不殺一人，重在改造。這個決定既考慮到當時台灣尚未解放的現實，也顧及到國際社會對中國新政權的看法。被俘的國民黨將領們陸續被安置在功德林等管理所，開始接受係統的思想教育和勞動改造。

五十年代初期的改造工作並不順利，許多戰犯仍存有抵觸情緒，有的表麵順從內心不服，有的偷偷藏匿國民黨徽章。管理人員沒有采取強製手段，而是安排他們參與勞動生產，在工廠車間和田間地頭重新認識社會。隨著時間推移，不少戰犯開始轉變態度，原國民黨東北剿總司令衛立煌就是典型例子，這位昔日的“五虎將”在接觸新思想後，不僅公開支持祖國統一，還主動幫助其他戰犯理解共產黨的政策。

1959年迎來首次特赦，10名改造表現突出的戰犯重獲自由，這標誌著中央開始實施分批釋放策略。此後每隔幾年就有特赦名單公布，到六十年代末期已釋放五批共263人。

毛主席領導新中國，改造了大批日本戰犯和國民黨戰犯，並且有過6次特赦。

第一次特赦，1959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勞動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實行特赦。首次特赦共釋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戰犯33名。

第二次特赦，1960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釋放了50名“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

第三次特赦，1961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釋放了68名“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

第四次特赦，1963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偽滿洲國和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釋放了35名“戰爭罪犯”。

第五次特赦，1964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偽滿洲國和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釋放了53名“已經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

第六次特赦，1966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偽滿洲國和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釋放了57名“已經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

這6次都是對“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犯實行特赦，而1975年這一次就沒有這個要求，因此屬於無條件特赦。

1975年2月27日毛主席批示，內容是釋放所有國民黨戰犯，並且是無條件的。

1975年公安部擬定一個名單，上報中央《關於第七次特赦問題的報告》。報告提出13人繼續關押，不能特赦，其中有周養浩、謝代生。公安部的報告經周恩來審閱後，送到杭州。2月27日，毛澤東在杭州看了公安部的報告和準備在人大常委會的說明後，做長篇批示："放戰犯的時候要開歡送會，請他們吃頓飯，多吃點魚、肉，每人發100元零用錢，每人都有公民權。不要強迫改造。

都放了算了，強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土改的時候，我們殺惡霸地主，不殺，老百姓怕。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殺他幹什麽，所以一個不殺。

氣魄太小了。十五元太少，十三人不放，也不開歡送會。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給治病，跟我們的幹部一樣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

1975年3月17日下午，“這次特赦釋放的戰犯共293名。其中有：蔣幫軍官219名，黨政人員21名，特務50名；偽滿戰犯2名，偽蒙戰犯1名。至此，在押的戰爭罪犯，即全部處理完畢。”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對這次特赦釋放的全部在押戰犯，每個人都給公民權；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適當工作；有病的，和我們幹部一樣治，享受公費醫療；喪失工作能力的，養起來；願意回台灣的，可以回台灣，給足路費，提供方便，去了以後願意回來的，我們歡迎。釋放時，每人發給新製服裝和一百元零用錢，把他們集中到北京開歡迎會，由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並宴請一次，然後組織他們參觀學習。”

“願意回台灣的，可以回台灣，給足路費，提供方便，去了以後願意回來的，我們歡迎。”

“我宣布，從現在開始，‘撫順戰犯管理所’撤銷了，改成了貴賓招待所；‘戰犯’這個稱呼也不存在了，你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是我們的同誌，先生！”一片“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被特赦人員心情激動，紛紛表示感謝黨和政府的寬大。

“被特赦釋放的人員在北京可以到工廠、農村、學校參觀訪問，……你們熟悉舊社會，你們可以回顧過去，看看現在，對比一下兩種社會，兩種製度。”“我國人民隻用了二十多年的時間，把一個貧困落後的國家建設成為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再用二十多年的時間，一定能夠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大家要同全國人民一道，為實現這一宏偉目標而努力奮鬥。”

黃維、文強代表特赦人員發言，他們說：“我們過去維護萬惡的舊製度，瘋狂反共、反人民，把中國拖到了絕境，罪惡滔天。今天我們被特赦釋放，獲得新生，並給予公民權和妥善安置，這隻有在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中國才有可能。我們一定不忘共產黨的恩情，決心努力學習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認真改造世界觀，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祖國統一貢獻自己的力量。”他們十分激動，一邊念稿子，一邊帶頭喊口號。會議達到高潮。

毛澤東決定再給每個被釋放人員增加200元錢，100斤糧票。那時，中國工人絕大多數是二級工，因體製全民所有製、集體所有製，輕重工業、工種不同，在北京地區工資隻有35.5到43元不等，學徒工第一年隻有十幾元。那時的200元至少相當於現在的2000元。而許多地區一個農民一年的口糧是430斤，還是帶皮的原糧，100斤糧食可以夠五口之家吃一個月的。

會後，特赦人員參觀，會晤親友，前門飯店人來人往，熱鬧非凡。4月2日，北京的活動結束，大部分特赦人員分散到各省市安置，前門飯店隻留下10名報名回台灣的特赦人員，他們是王秉铖、周養浩、王雲沛、蔡省三、段克文、楊南邨、張鐵石、趙一雪、陳士章、張海商。他們的親屬在台灣。因為宣布是來去自由，無須講明理由，隻要報名就批準。

4月13日，這10人高高興興登上南下的飛機。14日由深圳到香港，中國旅行社香港分社安排他們住在蘭宮飯店和帝國酒店。他們除忙於接待記者采訪外，紛紛給台灣的子女、舊部打電話，告訴他們，已到了香港，用不了幾天就可以回台灣團聚。他們的行蹤、言論，頓時成為海峽兩岸關注的熱點，成為全世界輿論關注的焦點。

1934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為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的圍剿，保存自己的實力，也為了北上抗日，挽救民族危亡，從江西瑞金出發，開始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裏長征。一路上，紅軍戰士擊潰了敵軍無數次圍追堵截，他們跋山涉水，翻過連綿起伏的五嶺，突破了烏江天險，四渡赤水，越過烏蒙山，巧渡金沙江，飛奪瀘定橋，爬雪山，過草地，最後翻過岷山，曆經十一個省，於1936年10月到達陝北，總行程二萬五千餘裏，是人類史上一個偉大的事件。

萬裏長征是人類曆史上空前的偉大壯舉，《七律·長征》是詩歌創作史上不朽的傑作。這首詩形象地概括了紅軍長征的戰鬥曆程，熱情洋溢地讚揚了中國工農紅軍不畏艱險，英勇頑強的革命英雄主義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

56個字，負載著長征路上的千種艱難險阻，飽含著中國共產黨的萬般豪情壯誌。它是中國革命的壯烈史詩，也是中國詩歌寶庫中的燦爛明珠。無論對革命史而言，亦或對詩歌史而論，它都是裏程碑之作。長征如此偉大複雜的題目，毛主席以一首短短的七律濃縮了它的景觀， 其中包括了多少驚險，多少曲折，多少悲壯，多少感天地泣鬼神的故事。 詩人就長征的題材寫過《憶秦娥·婁山關》、《十六字令三首》、《念奴嬌·昆侖》、 《清平樂·六盤山》，這些詩都是寫一景一地，並以此來表達心情， 著重在於側寫。而這首《長征》，從題目就可看出，是寫整個長征的經過與感受， 詩人從正麵挺身而出，運酣暢之筆朝四麵八方抒寫，景致轉換向前， 一首八行七律擔當了二萬五千裏，擔當了一個龐大的包羅萬象的主題。

文革中為什麽不殺了鄧小平。但又想殺了鄧小平,  會不會還有劉小平、張小平、王小平.....當初就講,  對文革理解的人不多,  反對的人不少。張國濤理解文革說是為百姓平等反修等。而在當時中國共產黨的高官中幾人能懂?  老百姓更不懂?  留下了鄧,  讓鄧自己證實"翻案不得人心"的事實,  複辟資本主義的事實。一個很好的反麵教育。人民群眾是需要真反兩方麵的教育才能認識真理的。當然認識真理是要付出代價的。這就是毛澤東在文革中要人民群眾學一點哲學的道理。也說明了實踐真理要靠自己,  不是靠神仙皇帝。人民群眾不被逼到走投無路時是不會造反的。剝削壓迫越重政權就越不穩固, 剝削階級執政者也明白這個道理,  所以現在的資本主義也有許多社會主義的成分。人類社會應該說是在進步的。

每次特赦都嚴格把關，既要考察思想轉變程度，也要評估社會承受能力。被釋放者中有的選擇留在內地安家，有的申請前往港澳，政府都給予路費和生活補助。

進入七十年代，國內外形勢發生重大變化，聯合國恢複中國合法席位，中美關係開始破冰，台灣問題愈發受到國際關注。

毛澤東意識到，剩餘戰犯的處置問題已到關鍵時刻，這些平均年齡超過六十歲的老人，經過20多年改造，既無能力也無意願對抗新社會。繼續關押不僅耗費資源，還可能被境外勢力借題發揮。

1975年3月，中央下達第七批特赦令，這次特赦打破常規，不再設置任何條件，將全部在押戰犯293人盡數釋放。

政府為每人發放新製服裝，按級別發放100到200元安置費，還特意在夥食裏增加魚肉供應。

最讓人意外的是，允許戰犯自由選擇去向，有十人提出赴台申請，政府不僅批準還幫忙聯係船隻。可惜台灣當局拒不接收，導致其中一人絕望自殺，其餘九人最終選擇定居海外。

這次大規模特赦引發連鎖反應，被釋放的老兵們寫信感謝政府，有人把積蓄捐給災區，有人主動協助統戰工作。

原國民黨將領黃維在特赦後潛心研究水利，他設計的黃河治理方案獲得專家認可。更深遠的影響體現在兩岸關係上，不少獲釋人員與台灣親友重建聯係，客觀上促進了民間交流。

功德林最後的戰犯離開時，管理人員特意準備送別會，這些白發蒼蒼的老兵摸著嶄新的中山裝，很多當場老淚縱橫。

他們中有人參加過抗戰，有人參與過國共內戰，半輩子恩怨隨著特赦化作青煙。政府履行承諾給所有人辦理戶口，安排住房和工作，讓這些古稀老人真正回歸社會。

[yongbing1993]

《不到長城非好漢》出自毛澤東








《不到長城非好漢》出自毛澤東所寫的一首詞《清平樂·六盤山》。這首詞原名《長征謠》，是1935年10月7日紅軍翻越六盤山時，毛澤東登上山頂所作，定稿是在當年的12月。1935年8月，毛澤東主席帶領中央紅軍粉碎了張國燾分裂紅軍的路線。9月中旬，中央紅軍攻克天險臘子口。10月7日，中央紅軍在寧夏六盤山的青石嘴，又擊敗了前來堵截的敵騎兵團。當天下午，中央紅軍和毛主席等中央機關一鼓作氣，翻越了六盤山。此詞即是作者毛澤東翻越六盤山時的詠懷之作。此詞最早發表於《詩刊》1957年1月號。

《清平樂·六盤山》

作者：毛澤東

天高雲淡，望斷南飛雁。

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二萬。

六盤山上高峰，紅旗漫卷西風。

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

清平樂：詞牌名，原為唐教坊曲名，取用漢樂府“清樂”、“平樂”這兩個樂調而命名。雙調，四十六字。上闋押仄聲韻，下闋換平聲韻。也有全押仄聲韻的。

六盤山：位於寧夏回族自治區南部，甘肅省東部，是隴山山脈的主峰，南北走向，長約240公裏，主峰海拔2928米。六盤山上下約60裏，山勢險峻，山路曲折險窄，要盤旋多重才能到達峰頂。

這首詞回顧了萬裏長征的行程，表達了紅軍戰士們勇往直前的鋼鐵意誌和抗戰必勝的堅定信念。這是一首在戰鬥中前進的勝利曲，是一篇振奮人心，激揚鬥誌的宣言書。

萬裏長征的紅軍戰士們是指中國工農紅軍在長征期間（1934-1936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戰士。他們在中國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戰敗後，戰略轉移，艱苦跋涉了“二萬五千裏”（實際裏程更長），最終抵達陝北，譜寫了中國革命英雄史詩，展現了不畏艱難、英勇頑強的革命風範。?

長征背景即中國工農紅軍戰略轉移的起因：1934年，中國工農紅軍在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中失利。?

長征的開始：1934年10月，紅軍從江西中央蘇區和南方蘇區出發，開始了戰略轉移。?

紅軍的組成：中國工農紅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隨著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

長征的艱辛與裏程也就是“二萬五千裏”的由來：盡管長征的實際裏程比“二萬五千裏”更遠，但通過中國工農紅軍的回憶錄和史料推算，平均每天行軍70裏，最終得出長征約25000裏的裏程。?

地理跨度與困難：中國工農紅軍穿越了極其艱險的地形，包括高山、雪山、大草原等。?

曆史意義?即長征精神：:長征精神是偉大的革命精神，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革命風範，具有激勵後人的重要意義。

革命轉折：:長征是中國革命從挫折走向勝利的重大轉折點。長征為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建設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新國家開辟了光明前景。

長征是一麵鏡子。在這麵鏡子麵前，什麽是忠誠，什麽是勇敢，什麽是犧牲，什麽是崇高，什麽是卓越……都讓後人看得清清楚楚。而這些，恰恰都是一支軍隊戰鬥力生成中極端重要的組成部分。

力量是由多種要素組成的。中國工農紅軍二萬五千裏長征，首先是精神的長征，其次才是身體的長征。若比體能、比武器裝備，紅軍不如“白軍”；若比意誌、比信仰，比戰鬥精神，“白軍”不如紅軍。長征比拚的正是信仰和意誌，最終信仰突破了“圍追堵截”，意誌戰勝了艱難險阻。

中國工農紅軍長征都是在力量對比十分懸殊下的被迫戰略轉移，說白了，就是打了敗仗。中國自古以來，鮮有敗軍成事者，李自成九宮山的敗亡，石達開大渡河的覆滅，成為當年所有預言家預測紅軍前途的參照係。但曆史沒有重演，紅軍跳出了曆史的覆轍。為什麽紅軍敗而不倒，潰而不散，上下同欲，百折不撓？靠的就是信仰。紅軍有別於其他所有軍隊的本質特征就是，紅軍是信仰的集合，而不是雇傭關係、金錢關係和權勢關係的集合。

長征時的中國工農紅軍構成中“老幼病婦”占了很大的比重。長征途中歲數最大的當屬“五老”，林伯渠(48歲)、徐特立（57歲）、董必武（48歲）、謝覺哉（50歲），再加上朱老總（48歲）。他們和年輕戰士一樣長途跋涉在萬裏征途上。徐特立老人頭發斑白，牙齒脫落，但很少騎馬，得空就給紅軍將士們上課。謝覺哉老人隨身帶著一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內務部”的印章，過草地時，他把唯一禦寒的毯子都扔了，但仍把印章掛在脖子上跋山涉水，完好地將它帶到了陝北。

在長征的隊伍裏，“紅小鬼”是一個獨特的群體。胡耀邦、蕭華等都曾是有名的“紅小鬼”。中央紅軍從江西出發時，有些十二三歲的孩子一定要跟著紅軍走，誰也勸阻不住。這個年齡段，正是需要父母嗬護的時候，但他們已經嚐盡了人間的艱難困苦。人們後來所熟知的蔡暢和警衛員“紅桃”的故事、陳賡和“紅小鬼”的故事等，在長征途中何止成百上千。一個地方的老鄉，聽說附近有一些老紅軍犧牲了，當地蘇維埃政府動員他們去掩埋屍體，走近一看，哪裏是什麽“老紅軍”，分明是一夥“小紅軍”，稚氣未脫，老鄉們潸然淚下。

紅軍中還有一批女戰士，這是長征途中一道特殊的風景線。著名作家丁玲在延安采訪這些女戰士時感慨地說了一句話，“長征最苦的是，苦了女兵”。據統計和考證，紅一方麵軍參加長征到達陝北的女紅軍有：鄧穎超、康克清、賀子珍等30位；紅二方麵軍有李貞、陳宗英等22位；紅二十五軍有周東屏、戴覺敏等7位。紅四方麵軍的女紅軍人數最多，共約8000餘人。她們克服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與男同誌們一起行軍打仗，風餐露宿，還要擔負起救治傷員、宣傳鼓動等多項任務。她們被稱為“政治戰士”，行軍途中要奔前跑後，往往要比一般的戰士每天多走10多裏，因此，周恩來讚譽她們是走了三萬五千裏的人。

1930年代的中國，處於抗日戰爭烽火中。1935年10月，在國民黨的圍追堵截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央工農紅軍經曆萬裏長征，來到陝北。由於受到國民黨的軍事圍困和新聞封鎖，那時的延安猶如白色海洋中的紅色孤島，外界對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了解，隻是被國民黨妖魔化的形象。

“中國共產黨究竟是什麽樣的人？”為什麽有成千上萬中國人冒著被處決的危險加入共產黨、加入紅軍？憑著職業敏感，美國記者斯諾相信，國民黨“長城”般封鎖線後的延安，是“中國唯一值得采訪的消息”。在宋慶齡引薦下，他抱著“無論付出什麽代價”都一定要去的決心，突破重重關卡，曆經艱險，最終於1936年7月13日抵達當時中共中央駐地保安。

　　當晚，他就見到了毛澤東。就著微弱的燭光，他們進行了許多次徹夜窯洞長談。通常從晚上9點多鍾開始，一直到晨光熹微。正是在這些談話中，毛澤東第一次完整敘述中國工農紅軍從無到有的發展過程，全麵闡述根據地的建設及其各項政策。第一次預言了中日戰爭的發展前途和中國必勝的結局；全麵闡述了共產黨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表達了對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誠意。第一次談到中國共產黨和世界事務的關係，論述了中華蘇維埃政府的外交政策，表示中國願同友好國家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建立更大的合作。斯諾被中國共產黨人所從事的事業、毛澤東的魅力和博學深深吸引、折服。他深感毛澤東的曆史是中國整整一代人豐富的橫斷麵，毛澤東的不凡之處就在於他是中國人民大眾、特別是農民的代言人。這段經曆被斯諾稱為“生平經曆過的最寶貴的談話”。

周恩來對斯諾承諾“見到什麽，都可以報道”，並為斯諾製訂了一份92天的訪問計劃。斯諾得以遍訪上百位紅軍將領，赴前線采訪紅軍戰士和紅軍的日常生活，並廣泛接觸普通民眾。他捕捉到的最真實的第一手資料，與國民黨長期的宣傳大相徑庭——做了十年紅軍領袖的毛澤東，所有財物是一卷鋪蓋，幾件隨身衣物，在戰士沒有鞋穿的時候，他也不願穿鞋；周恩來土炕上的蚊帳是“唯一的奢侈品”；彭德懷穿著用降落傘縫製的背心；“財政部長”林伯渠耳朵上用線繩係著斷了腳的眼鏡。

紅軍戰士大都出身中國農民和工人，參軍是因為“紅軍幫助窮人，救中國”；官兵平等，指揮員傷亡率很高，因為他們向來都同士兵並肩作戰；年輕的戰士們臉頰紅彤彤，情緒愉快，精神飽滿。蘇區辦了免費的學校，貧苦孩子可以念書識字；劇社不售門票、沒有包廂、沒有雅座，領導人都分散在觀眾中間。陝北孩子把紅軍叫做“我們的軍隊”，農民談到蘇維埃時用的是“我們的政府”，這裏徹底消滅了鴉片，貪官汙吏從來沒有聽說過，奴役和乞丐已經絕跡，尊重和保護婚姻自由……在回民區，紅軍每到一地就派人守護和打掃本地清真寺，他們“小心翼翼尊重伊斯蘭教風俗習慣的政策即使在最多疑的農民和阿訇中間也留下了印象”……

當斯諾問“怎麽看紅軍”，一位赤腳農家少年說“紅軍是窮人的軍隊，為老百姓的權利打仗”。當斯諾問“你們怎麽知道農民真的愛紅軍”，戰士們說“他們親手替我們做了一千雙、一萬雙鞋子。每戶人家都送子弟參加我們紅軍。”“我們紅軍就是人民。”

在陝北的100多個日子，斯諾為心中的疑問找到了答案，他感受到一種獨特的“東方魔力”，並斷定這是古老中國的“興國之光”。他稱共產黨人是“在中國十年以來所遇見過的最優秀的男女”，有著優越的“軍事紀律、政治信念和製勝意誌”，“堅韌卓絕，任勞任怨，是無法打敗的”。他深情地寫道：“我和紅軍相處的四個月，是一段極為令人振奮的經曆。我在那裏遇到的人們似乎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國人。在那些獻身於他們認為完全正義的事業的人們身上，我強烈地感受到了充滿活力的希望、熱情和人類不可戰勝的力量，自那以後，我再也沒有如此強烈的感受。”

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中文版序言中說：這本書能風行各國，不是因為它的風格和形式，而是因為它的內容。這些故事是中國革命青年所創造、所寫下的，是毛澤東、彭德懷、周恩來等人口述的，我隻不過把他們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辭”所作的長篇談話給予了原始記錄。使他們不可被征服的那種精神，那種力量，那種欲望，那種熱情，是人類曆史本身豐富而燦爛的精華。

回到美國後，斯諾仍然向美國和世界宣傳中國的抗戰。他說：“從根本上說，真理、公正和正義屬於中國人民的事業。”1970年，斯諾再次回到中國。毛澤東邀請他登上天安門城樓，並與他並肩微笑的照片，是斯諾一生與中國革命不解之緣的高光時刻。

1972年，斯諾臨終前的一個星期，時任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黃華在去紐約的途中，特意繞道日內瓦，帶去毛澤東對斯諾的問候。毛澤東、周恩來派去為斯諾治病的馬海德醫生回憶道：“我們兩人（馬、黃）曾經和斯諾一起在保安窯洞裏度過了無數的日日夜夜……斯諾一眼就認出了我們，他驚喜地坐了起來說，‘好啊，咱們三個老赤匪又碰在一起了’，我們忍不住同他一起笑了起來。”

今天，在中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的湖畔，一塊石碑上用中英文寫著：“中國人民的美國朋友埃德加·斯諾之墓”。斯諾說：“我熱愛中國。”正如他在遺囑中所希望的那樣，他長眠於他所熱愛、同樣熱愛著他的中華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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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是由付林作詞，王錫仁作曲 ，卞小貞演唱的歌曲 ，該曲創作於1976年 ，後收錄在付林於1996年1月1日發行的專輯《一萬個溫柔》中 。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主席逝世，中國人民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出於對偉大領袖的懷念和崇敬之情，付林寫下了《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的歌詞。作曲人王錫仁拿到歌詞時，由於唐山大地震剛發生不久，他當時還住在地震棚裏，為了創作，他竟走出了沒有電燈的地震棚，冒著餘震的危險，來到了空無一人的宿舍樓裏徹夜創作，第二天早上便成功完成了譜曲 。

《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從歌詞到曲調都自然平和、朗朗上口，樸實得就像說話一樣，一改歌頌領袖的歌曲唱起來硬、高的調子，給聽眾一種耳目一新的驚奇和喜悅。該曲不是簡單、單純地去變現一種悲情、沉痛，而是回歸了對毛澤東主席的熱愛和敬仰，完全摒棄語錄似的口號，富有真情實感，平實樸素，唱出了人民對毛澤東主席的無限敬仰和懷念。品味該曲，仿佛毛澤東主席並沒有離開人世，而是就在聽眾身旁 。

歌曲歌詞：
太陽最紅
毛主席最親
您的光輝思想永遠照我心
春風最暖
毛主席最親
您的光輝思想永遠指航程
您的功績比天高
您的恩情比海深
心中的太陽永不落
您永遠和我們心連心啊
您的功績比天高
您的恩情比海深
心中的太陽永不落
您永遠和我們心連心啊
您永遠和我們心連心啊
是您砸碎了鐵鎖鏈羅
奴隸翻身做主人
是您驅散了雲和霧啊
陽光普照大地換新春
是您開出了幸福泉羅
千秋萬代流不盡
是您開辟的金光道啊
我們堅定不移向前進
太陽最紅
毛主席最親
您的光輝思想永遠照我心
春風最暖
毛主席最親
您的光輝思想永遠指航程

《大海航行靠舵手》是由賈世駿演唱的歌曲，創作於1964年。該曲由王雙印譜曲，李鬱文填詞 [2]，收錄於1970年1月1日發行的專輯《東方紅》中。

《大海航行靠舵手》是一首歌頌黨的領導思想光輝的革命歌曲。它以親切生動的，非常群眾化的語言和音調，揭示了“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這個真理。這首歌曲表達了革命人民對毛澤東思想的無比熱愛和熱情讚頌。

1964年6月，《大海航行靠舵手》在哈爾濱舉行的歡迎朝鮮領導人崔庸健的晚會時被王雙印演唱，後經周恩來總理幫忙修改詞曲，正式推向全國。

20世紀60年代初，全國掀起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熱潮。 該歌曲的詞作者李鬱文以哈爾濱歌劇院編劇的身份深入基層，記錄了工農兵的語言：大海行船靠舵手，我們幹革命的舵手就是毛主席……萬物生長靠陽光，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經過歸納整理，完成該歌曲的詞作部分。

《大海航行靠能手》創作於1964年，當時，舉國上下正掀起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熱潮，王雙印被工農兵群眾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熱情所感動，內心萌發了創作的衝動，便與同在哈爾濱歌劇院工作的詞作者李鬱文合作，譜寫了這首歌頌毛澤東思想的革命歌曲，最初的歌名是《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 [3]。後來，詞曲作者接受北京電視台（中央電視台前身）文藝部副主任王敬之的建議，將歌名改為《大海航行靠舵手》 。

歌曲歌詞
大海航行靠舵手
萬物生長靠太陽
雨露滋潤禾苗壯
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
魚兒離不開水呀
瓜兒離不開秧
革命群眾離不開共產黨
毛澤東思想是不落的太陽
魚兒離不開水呀
瓜兒離不開秧
革命群眾離不開共產黨
毛澤東思想是不落的太陽

《大海航行靠舵手》是一首歌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歌頌毛澤東思想光輝的優秀革命歌曲。它以親切生動的、非常群眾化的語言和音調，揭示了“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這個真理。這是人民群眾在革命實踐中的深切的體會。這首歌曲正表達了革命人民對毛澤東思想的無比熱愛和熱情讚頌。

這首歌曲分為兩段。前四句是第一段，它借喻於“大海航行靠舵手，萬物生長靠太陽，雨露滋潤禾苗壯”這些生動而鮮明的形象，來說明“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這個主題，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四句表達了革命人民由於有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使革命事業永遠勝利前進的歡欣鼓舞的心情。尤其是“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這一句，曲調的音區雖然比較低，但是更能表達出誠摯的感情——人民由於有了毛澤東思想而產生的幸福感和對毛主席的衷心愛戴。

第二段是從“魚兒離不開水呀，瓜兒離不開秧”開始，它的旋律稍帶跳動，節奏比較緊湊。為了更加突出歌曲的主題思想，這一段歌詞以同樣曲調重唱一遍。最後，旋律不斷上行，形成高潮；所以要以嘹亮的聲音，滿懷激情地歡唱“革命人民離不開共產黨，毛澤東思想是不落的太陽。”隨著情赭的高漲。最後一句有必要放慢速度,在“不落”一詞的“落”字上延長一倍時間，使感情得到盡情的抒發。

《大海航行靠舵手》是一首歌頌毛澤東思想的歌曲，反映了當時中國工農兵群眾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熱潮，在“文革”時期廣為傳唱。 [15]
1965年初，《大海航行靠舵手》在《紅旗》雜誌發表的《大唱十首革命歌曲》中位居榜首。因其通俗易唱，又契合當時的時代背景，很快成為文革時期著名的革命歌曲。

1967年11月29日，林彪為 “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首次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 題詞 “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12月26日，郵電部以此為題材發行 “文8” 郵票，麵值8分，題詞燙金，背襯大紅底色。而題詞並非林彪首創，是源自1964年的流行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

歌曲被篡改
1989年，《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曲調，突然又在全國城鄉響起來，大街小巷都在播放著這首曲調，味道全然不對勁，歌詞已麵目全非，把“大海航行靠舵手”改成了“大老爺們愛老婆”歌詞之庸俗低下，不堪入耳；演唱得陰陽怪氣，油腔滑調，讓人無法忍受。王雙印憤然拿起法律武器到北京告狀，他的親密合作者李鬱文也在報刊上發表文章聲援戰友。他的正義行動得到最高人民檢察院、廣播電影電視部、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支持，嬴得首都法律界和新聞界的大力支援，勝訴而歸，全國報刊多有報道。王雙印對此舉說得明明白白：“在我看來，這不僅僅是在篡改《大海航行靠舵手》這支歌，更是在篡改一個時代的標誌。我所捍衛的不僅僅是個人的著作權，更是在維護曆史的莊嚴與真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