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後《三年自然災害》

新中國成立後《三年自然災害》

 

 

1959-1961年是新中國成立後的《三年自然災害》期間，自從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以來，一直是走資派鄧小平們及其右派們反共分子們，以掀起反毛譯東，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勢力聯合並持續四十餘年時間裏一個卓有成效的攻擊武器。

根源在於：走集體化社會主義道路？還是包產到戶走資本主義道路？

以毛主席為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是堅持走集體化社會主義道路的。

以劉少奇鄧小平一線領導的是要包產到戶走資本主義道路。

退居二線的毛澤東發現後很快批評指出錯誤，及時糾正按原定的中共中央集體決定的方針政策進行。堅持走集體化社會主義道路，農村實行人民公社。在農村實行人民公社時，具體的一線領導劉少奇和鄧小平不但不配合搞，反而搞極左的一套。你毛澤東要搞人民公社嗎，劉鄧就搞“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一套來反抗。共產風，浮誇風，畝產萬斤等亂來。結果搞得亂亂的，必競人民公社是新生事物，誰也沒有搞過更沒有經驗。毛澤東在高位，下麵的官不配合，反而搗亂，何以能夠成事？此時，恰逢新中國成立後的《三年自然災害》。

很多時候，走資派鄧小平們及其右派們反共分子們，都是一體的，因為想要掘掉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就必須要向毛主席潑汙。

首先，有沒有《三年自然災害》即自然災害？當然有。

除了微博上的李爺在2014年就已經披露過的CIA解密資料有力證明那三年新中國確實遭遇特大自然災情，還可以查看郝治清的《中國古代災害史研究》和李文海的《中國近代十大災荒》，均有詳細論述。

1950-1958的九年中，年平均受災麵積為1971萬公頃，成災麵積877萬公頃，而1959-1961三年的年平均受災麵積就達到5728萬公頃，是此前九年的291%;成災麵積2251萬公頃，是此前九年的257%，為有記錄以來最大峰值。

所以，某些磚家叫獸說三年是“風調雨順，純粹人禍”，顯然是不顧事實。純屬《說謊》。並以此製造反共《謠言》打下基礎。

其次，那麽到底有沒有內部的人禍？當然有！有沒有餓死人？當然也有！

隻不過，誰的鍋，應該得搞清楚吧？

從1958年開始的浮誇風，就是最大的人禍。

關於浮誇風，即便是一發就被斃、就被夾，但經過去年2020這一年的互聯網大教育，很多人應該已經對浮誇風的曆史有了解了。

如果依然有疑惑，從曆史上去尋找這麽幾個答案即可：

① 1956年“八大”之後，毛主席退居二線(吸取斯大林逝世後蘇聯被一幫修正主義之徒搞的烏煙瘴氣的教訓)，被推上前台主持工作的，是這兩位：劉少奇和鄧小平，一位管黨、一位管政，同時將包括《人民日報》在內的輿論喉舌掌握旗下。鄧小平站在麥堆上高舉雙手高呼著“畝產萬斤的圖片還是很有領導風度的。站在平地顯現不出來。

當時毛主席為了要遏製浮誇風時，還不讓登《人民日報》。毛澤東的講話稿都不得不通過《黨內通信》在內部來傳達信息。一線領導劉少奇和鄧小平不想給大眾知道毛澤東的講話稿內容。一線領導劉少奇和鄧小平控製《人民日報》。

② “大躍進”這個詞是不是毛主席發明的嗎?   1957年11月18日人民日報社論首創“大躍進”，是誰負責審閱的，查查去就知道了。

③ 1958年8月12日，釀成河南信陽餓死百萬群眾慘案的吳芝圃，陪同毛主席視察農田，背後是誰指使的? 查查去——我教你怎麽查，查查吳芝圃在之前反右擴大化時是誰的馬仔，誰是反右的組長負責人。同時，再看看1979年1月24日，吳芝圃是被誰“平反”的。

④ 1958年7月，是誰在視察河北武清、香河兩縣時，提出“加速過渡到共產主義”?  查查去。1958年9月，是誰去的江蘇常熟縣考察時聲稱“一萬斤還能更多些嗎？”查查去。“一萬斤還能更多些嗎？就是一張圖片上的鄧小平高喊的。

⑤ 1958年9月13日人民日報刊登的著名的《高舉人民公社的紅旗前進》，是誰的手筆?查查去。

⑥ 1958年10月，又是誰在天津站上稻堆拍照? 查查去。這張照片是很有名的鄧小平的照片。

這些問題的答案，四十年來不讓說。

不讓說就不說，但至少作為鋪墊，我們需要知道1959年之前都發生了什麽。

從1958年10月到1959年4月，毛主席主持召開了足足五次會議（一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二次鄭州會議、上海會議），強力糾左、遏製浮誇風，情況逐漸好轉。

隨便舉幾例：

一、1958年11月10日，毛主席審閱修改《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一九五八～一九七二年)》初稿，將第四十條中“一切浮誇和虛構，都必須反對”這句話改為“浮而不實，愛好排場，謊報成績，表裏不一，這一切，都是要不得的。”

二、1958年11月21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第一次講話，共講了八個問題，第一條就是共產主義過渡問題，他說：“我們現在是一窮二白，還有一個一窮二弱。現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實，沒有反映客觀實際。建設社會主義，我們沒有經驗，現在吹得那麽厲害。我擔心我們的建設。有一種樹，叫鑽天楊，鑽得非常快，就是不結實，建設搞得太快了，可能天下大亂。這個問題，我總是擔心得很。……務虛名而受實禍，虛名也得不了，誰也不相信，說你們中國人吹牛。我看啊，是要謹慎一點。”

三、針對某些領導幹部要在水利工程中搞“一億九千萬土石方”的問題，毛主席說：“一千九百億土石方，總是多了，請你們議一議。你們如果一定要搞，那也沒有辦法，不能殺我的頭就是了。我看，明年水利工程照五百億土石方，一點也不翻。今年是五百億，明年是五百億，後年是五百億，你搞他十年，不就五千億了嗎？我說留一點給我們的兒子去搞也可以，何必我們統統搞光？比如鋼三千萬噸，究竟要不要那麽多？能不能搞那麽多？現在才搞到八百萬噸，就是六千萬人上陣，明年三千萬噸鋼，要多少人上陣？是不是定三千萬噸，值得考慮。這三千萬噸，還聯係到焦煤、煤、運輸等，請你們議一議………胡琴的弦不要拉得太緊，搞得太緊了，就有斷弦的危險。還有，農業的任務是搞多少？還是要議一下，總是要有實際可能。可能性有兩種，一種是現實的可能性，一種是非現實的可能性。能夠轉化為現實的那種可能性，就是現實的可能性。所謂非現實的可能性，就是空的。”

四、毛主席找胡喬木、吳冷西、田家英這些筆杆子們談話，說：“虛報不好，比瞞產有危險性。報多了，拿不出來。如果根據多報的數字作生產計劃，有危險性，作供應計劃，更危險。記者到下麵去，不能人家說什麽，你就反映什麽，要有冷靜的頭腦，要作比較。”

五、1959年4月15日，毛主席主持召開最高國務會議，在會議上說：“去年的大躍進，偉大勝利也確是真的。報紙上吹的那些東西，不能全信，我是不信的。什麽幾萬斤一畝，哪有那個事？那是並攏來的，禾秧要熟的時候，把許多畝並到一畝。這些浮誇現象要破除，要搞老實的。”

六、1959年4月29日，毛主席給六級幹部，從省級到小隊級的幹部發了《黨內通信》，專門講了農業的問題，他在信中說：“去年畝產實際隻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

可以看到，大刮無風期間，毛主席是最喜歡“潑冷水”的人，然而後世遵循81決議精神，卻將鍋甩給了他老人家………

隻不過，言歸正傳得說，惡果畢竟已經被種下，影響仍然蔓延：人禍的客觀存在，也不可避免地給某些勢力遞了刀子——西方媒體、港台勢力、大陸輪子，這三四十年來不斷地誇大數字：三千萬、五千萬、七千萬、一個億………

三年自然災害，中國到底餓死了多少人，真的是張口就來的“三千萬”嗎?  特別是，動輒要把罪過扣到毛主席身上嗎?

先說“三千萬”這個數字是怎麽來的，是誰發明的。

“餓死三千萬”這種說法，最早出自於香港大學荷蘭籍教授馮客的《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這是一本徹頭徹尾的反共的造謠書。書中大量圖片選用的都是民國時期蔣記國府治下的大饑荒圖片，如1942河南大饑荒的影像攝圖(白修德拍攝)。

這一招後來又被安徽鳳陽的大包幹紀念館抄了作業。

話說果粉們熱愛吹捧的“撐著油紙傘”的民國，發生過多少饑荒呢? 隨便列一列有史可尋的：

1920-1921年華北四省區大饑荒：死1000多萬人，災民3000萬;

1925年川黔湘鄂贛五省大饑荒，死人數不詳;

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饑荒：死1300多萬人，難民5000萬;

長江1931-1949年發生水災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兩次水災死人超過14萬，1931年災民1億人，水災後因饑餓、瘟疫而死亡的人數達300萬人;

1934年全國大旱災，導致饑荒餓死過600萬人;

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饑荒，成都盆地各縣外淪為災區，受災人數3700餘萬人，死亡人數不詳;

1941年廣東大饑荒，死亡人數不詳;

1942年中原大饑荒：僅河南一省即餓死300萬人;1942年，“水旱蝗湯”四大災害輪番襲擊中原地區的110個縣;

1946和1947南方大饑荒：兩年間僅粵桂湘三省就餓死1750餘萬人……

那麽問題又來了，馮客寫這本造謠書籍的經費從哪裏來？——台灣蔣經國基金會！出資100萬美元，責成書寫。

從台灣彌散，從此“餓死三千萬”成為抹黑中國共產黨、抹黑毛主席的“不鏽鐵證”。

之後，經過著名大陸外逃“曆史學者”、著名輪子辛H年在台灣香港和一些西方國家的“演講”，扯淡程度進一步升級：“1962年中國共產黨在10月間開了省委書記碰頭會，在這個碰頭會上，他們認為從1959年到1962年3月所謂的自然災害，實際上風調雨順的歲月裏，完全是因為人禍造成的4300萬人的不正常死亡，安徽，我的家鄉安徽700萬，山東900萬，河南900萬，天府之國，四川1000萬，這些數字是鐵的數字，是我親自記錄的！”

這扯淡真的扯的沒邊。

可就是這種扯淡，能夠幾十年來在各種西方媒體的“大雅之堂”上登來躍去，然後再出口轉內銷、由國內各個磚家叫獸二次三次加工創作，繼續升溫。

查證《毛澤東年譜》、《劉少奇年譜》和《周恩來年譜》等，根本就沒有中央在1960年10月舉行各地省委書記會議的記錄，事實上當時也壓根沒有“碰頭會”這種官方會議的叫法。

這“4300萬人死亡”，張口就來之膽大，實為輪子風範。

最後，除了境外勢力的造謠，過去大陸方麵同樣存在“官史錯誤”。

比如著名的1983國統局數據(1960年非正常死亡千萬人)與黨史二卷的計算錯誤，也造成了惡劣的國內國際影響(比如金輝、曹樹基、王維誌、楊繼繩等國內磚家的“研究”，又比如安斯利•科爾以中國官史數字為依據出版的《從1952年到1982年中國人口的急劇變化》)。

根據“某年當年歲末人口數”－“上一年歲末人口數”＝“當年出生人口數”－“當年死亡人口數”的公式，在1983官史數據中，從1957===1979年期間中的大多數年份中，上述這兩個應當相等的數字竟然出現了巨大差異。

這能夠作為論據以證明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餓死千萬、三千萬人嗎?

事實是：災害前的在1956—1959四年中，由於戶籍製度落實伊始執行不到位，有1072萬人從農村遷移到市鎮並在市鎮辦理了戶籍遷入手續，但是他們並沒有在原籍辦理戶籍遷出手續(《中國統計年鑒》1986)——這等於莫名增加了千萬人口，所以，也就造成了此後1960年看似“下降”了千萬人口的數字滑坡。

關於這段曆史以及不可隱去的官史漏洞，包括孫經先、楊鬆林、艾躍進、孔慶東等老師曾經年累月科普、辟謠，但是相比那些造謠的人四處出書演講賺得盆滿缽滿，播散真相的人卻真的是用愛發電。

[yongbing1993]

工人運動分國際共運和罷工運動






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主要是《工人運動》。《工人運動》主要分為兩部分：

一部分是《國際共運》，因為共產主義運動以《工人階級》為領導階級，《國際共運》很長時間以工人為政治力量的主體。毛澤東思想將《國際共運》以中國農民為政治力量的主體。

另一部分是工聯主義，或稱工團主義，主要以《工會罷工》為組織和領導，不謀求推翻資本主義，隻為工會會員爭取經濟利益。

如今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的形式，主要就是《工會罷工》。資本主義國家至今常有《罷工運動》事件的發生，就是《工人運動》的表現。然而，如今的《罷工運動》也不僅僅是工人了，凡是領取薪金的人都組織工會。工會也不局限於工人與私人雇主的階級鬥爭了，教師工會，公務員工會，都是與政府談判薪酬的政治力量，他們本身就是知識分子，社會精英層，但他們的政治運動以工會的形式出現，仍然屬於工運一部分，而且，在歐美發達國家中，這還是工運重要的組成部分。

例如：《加拿大航空飛行員罷工 薪資談不攏》《美國波音公司約3.3萬名工人罷工》《加拿大鐵路9300名鐵路工人史無前例罷工》《要求加薪44%! 三星在印度家電廠無限期罷工》等等。

《罷工》，對於低收入低技能的勞動者，一旦發起罷工，就必須麵臨一個現實的問題：因為工作的可替代性比較強，他們的工作位置是否會被雇主臨時招募的員工所替代？為了給雇主施加更大的壓力，他們往往采取一些“強製措施”，包括占領車間行為，大規模糾察行為（使得外人無法靠近工廠）。但是，這樣的強製措施違背了自由資本主義的基本原則：每個人享有行動上的自由，以及財產權受到法律保護。

另一方麵，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者無時無刻不受到壓迫。在一個工廠中，勞動者必須麵臨雇主的經營管理特權。這種經營管理提權是法律所賦予和確認的。事實上，法律關於勞動者的定義，一個典型特征就是《服從》。另外，雇主還從雇傭合同中獲得對勞動者的壓迫權，比如競業限製協議賦予雇主限製雇員前往競爭對手公司工作的權利。雇主的控製權還體現在，有時候雇主甚至“強迫”勞動者接受權益被侵害的現實，因為勞動者依附於雇主。典型的就是雇主克扣工資的情況。這種壓迫最後導致的就是階級的不平等，資本主義社會中少數人控製了社會的大部分財富。

資本主義的辯護者堅持資本主義提供了最公平的工作分配和最公平的社會生產獎勵。但是現實中，資本主義從根本上限製了勞動者的自由，使得他們被資本家階級剝削和壓迫。何談自由？

在這個意義上來說，《罷工權》是無產階級抵抗資產階級剝削壓迫和實現工人無產階級新自由的有效手段。

但是《國際工運》如今基本不存在了，工運都是各國自己的事情，沒有國際聯合。即便在一個國家之內，各個工會也未必聯合。如教師工會和汽車工人工會可能就不會聯合行動。而且，工運已經基本和共運脫鉤，不像早期那樣。部分工運最初是共運一部分，因為按照馬克思階級鬥爭學說、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學說，工人叫做無產階級，是最先進的階級，是資本主義社會最主要的政治力量，如今工運不僅僅不是共運一部分，甚至與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劃清界限，完全脫離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但這不妨礙工運依然是西方發達國家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

在資本主義各個政黨的政綱中，都言必稱為了勞動人民的利益。無論新民主黨、自由黨還是保守黨，所有政客都揚言要保護勞工利益。工運甚至走到共運的反麵，來反對共產黨。即發達國家的工運不僅不再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的共運一部分，而且已經淪為歐美帝國主義的幫凶。

例如英國的工黨和加拿大的新民主黨，早年都是以《工人運動》起家。即歐美政壇上相當一部分的工人政治力量，歐美政壇上的大部分左派勢力，也已經淪為歐美對外帝國主義政策的工具。加拿大共產黨對工運的影響微乎其微，而且，是一個不入流的被邊緣化的小黨。新成立的人民黨尚且可以在每個選區都推出自己候選人，共產黨隻是寥寥幾個選區有候選人，議會中長期沒有席位，甚至每年維持注冊的政黨都有風險，原因是黨員太少，差點就達不到全國注冊政黨的要求。加拿大共產黨也聲稱代表工人利益，為工人利益奮鬥，但其對工人的號召力，幾乎為零。

所以西方的《工會罷工》幫不了窮人。例如加拿大美國有沒有剝削？

有。美國加拿大是全球最大的人口販賣市場，這些被販賣到美國的黑人黑戶，其勞動強度之大和勞動薪金之低，就是一種剝削。他們的勞動所得，不足以養家糊口，隻能養自己，不能形成勞動力再生產。

但就算是這種剝削，也不在產業裏的剝削，如性奴等，是在消費領域裏的剝削，他們既不形成政治力量，也不在全球經濟財富創造的主要生產模式內。

還有一類在財富創造的生產領域裏，如拉美以零時工簽證到美國農場的季節工。他們的勞動收入，低於美國公民的貧困社會保險收入。即他們的勞動收入低於美國公民無需勞動的收入。

勞動力密集型的農場勞動，不是今天人類社會的先進生產力，這些農場受剝削的季節工不屬於先進的工人階級。

馬克思理論中的無產階級，是社會最先進生產力的主要生產模式中的工人階級。美國今天這些被剝削的人在美國是被社會邊緣化的少數群體，不是發達國家工運和工運的受益者。

《工會罷工》提高的工資，不是這是黑人黑戶和季節工的工資。工會罷工爭得的弱勢群體的基本生存條件，難以惠及人販子販到美國的黑人黑戶，也難以惠及到拉美季節工。

實際上，北美生活沒有保障的群體，都不是工會會員，而是那些在餐飲業中沒有合同的鍾點工，他們長期處於半失業狀態。

北美最大的產業工會是汽車製造工人和鋼鐵工人。大學工會不僅僅包括教授，也包括許多工人。大學裏一個上夜班的清潔工時薪17元，折合成人民幣其收入也相當於中國的技術員甚至工程師的收入。

工人有獨立屋，有退休金，投資股票，住房條件在本世紀初相當於中國部長級條件。汽車製造業的產業工人時薪超過30元。鋼鐵廠隻生產有技術壟斷的市場價格高的產品，工人工資高，包含了北方國家剝削南方國家的壟斷利潤。機師工資更高，造飛機的工人工資也很高。

而且，這些產業工人已經不代表先進的生產力了。

如今先進的生產力的高科技，是大批的程序員。 全球經濟已經進入信息時代了。發達國家工會勢力很大，但已經不足以左右全球經濟的生產模式。勞動密集型的大規模生產已經讓位於高科技而不再是先進的生產力了。工程師技術員程序員才是現代先進生產力的勞動大軍。以穀歌華為為例，其主體生產力就是程序員而非藍領工人。因此，繼續為工人經濟利益而鬥爭的《西方共運》完全脫離了全球經濟先進的生產力和主導生產模式。

《工會》在西方政治中已經成為一個利益集團，為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惜損害公眾利益，綁架公共資源為其自身物質利益服務，而且設置了就業門檻，成為勞動力市場的局內人，扭曲了就業市場，使得畢業生和青年就業更加困難，尤其是阻礙了新移民的就業，實際上成為北美勞動力市場白人隱性歧視有色人種的一種形式。記住，美國《排華法案》始作俑者就是愛爾蘭工會。

恩格斯在給1888年英文版的《共產黨宣言》寫的前言中有這樣的表述，就是無產階級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自己。即如果西方左派共運要為共產主義奮鬥，就應該發展剝削，而今天全球經濟中的剝削，主要表現為北方發達國家通過壟斷利潤剝削南方發展中國家。西方工運罷工爭得的經濟利益，並不是減少了全球經濟體裏的剝削，而是爭取了西方工人分配到的剝削南方發展中國家的財富的份額，就是西方工人爭得更多的剝削南方國家人民的剩餘價值。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第一部分中寫道，共產主義社會是物質豐富的社會，因此是一個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社會。也就是說，社會發展到了物質豐富的階段，就應該進入共產主義。那麽，什麽時候才是物質足夠豐富呢？西方發達國家是否已經達到物質足夠豐富呢，是否還需要繼續占有發展中國家資源，繼續剝削發展中國家人民來豐富物質呢？

如今西方社會問題和醫療衛生問題都源於物質太豐富。西方窮人健康水平較差，表現為肥胖症，是營養過剩，疾病為三高，是富貴病，是吃得多，勞作得少。西方很多經濟活動是圍繞這種物質太豐富引發的問題而來的。如健身房，減肥，減肥飲食等到一係列產業，都是為了應付營養過剩而來的。這是以增加消費來消沉消費過度引起的健康問題，這是一個惡性循環，消費過度引發問題——又妄圖以增加消費來消除這些問題。結果社會需求虛胖的旺盛，不增加人的實質福祉。

另一個方麵就是西方消費經濟對環境的破壞。占全球人口5%的美國人的人消費全球30%的資源。如果這還不是物質充分豐富，則我們需要6個地球以上的資源來養活全球人口。占全球人口四分之一的發達國家人口消費全球四分之三的資源。如果這還不算物質充分豐富，那麽物質豐富的社會需要3個以上的地球來養活全球人口。第一個方麵說明發達國家物質豐富得已經成為社會的累贅，第二個方麵說明物質消費的繼續增加將毀滅生態毀滅地球毀滅人類。

共產主義原則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發達國家的社會福利保障，教育醫療保障，就是按需分配原則。西方左派不應該在執著於物質利益的鬥爭，而應該在現有物質條件下，在工人階級勞動人民的現有生活水平下，充分發揮每個人的潛能，各盡所能地為社會服務，以達到個人的自我實現和社會的和諧發展。如今西方工運的理由就是99%的人還沒有過剩百萬富翁的生活，那是不可能的也是沒有必要的。西方工人都有私家車了，為什麽還要想私人遊艇和私人飛機呢？完全沒有必要也不可能。

西方的社會問題，不是物質不豐富的問題，而是生活態度囿於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要個人的利益最大化，物質已經足夠豐富裏還要爭取更多利益，這就是資本主義的貪婪心態，資本主義的以擁有財富為傲的虛榮心，甚至包含了白人至上的潛意識，那就是白人的生活就不能過得比某些發展中國家的人的生活差。

所以，西方左派正確的指導思想，第一應該是反對剝削，反對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就應該打破西方壟斷，就應該反對美國霸權，反對軍工集合體為了一己私利製造戰爭毀滅財富毀滅和平，反對金融壟斷阻礙全球經濟發展；第二應該要提高西方國家全體人民的共產主義覺悟，不要糟蹋財富，不要濫用物質。不要以經濟利益最大化為人生目的，那不是共產主義的境界，那是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

工會罷工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西方左派要完善社會，必須教育廣大民眾，喚起民眾的共產主義覺悟，不能深陷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而不能自拔。發達國家科技先進，物質豐富，善用已有的豐富的物質需要新思想新文化，需要衝破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束縛。西方社會的物質條件已經具備，需要的不再是物質利益最大化的鬥爭，而是思想和文化的大革命。

[yongbing1993]

為什麽《反共》的人《雙標》？







在博文《反共謠言之一：餓死千萬至上億》中的評論：

《野彪》評論：“以前的確是餓死過人，但餓死多少，很難統計。我覺得關鍵是不能雙標。例如你說南京大屠殺死了多少人，他們馬上就有人跳出來說人數不對，不是三十萬，是二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他們會說你在撒謊。

他們說那幾年餓死了三千萬，你一反駁，就是五毛紅粉大外宣。

我覺得過去的事情，就過去了。中共也承認錯誤了，後來改的也很好，現在國家發展的也不錯。如果揪著中共半個多世紀以前的錯誤，讓中共下台，這辦不到。

就像我們如果現在揪著日本半個多世紀以前犯的錯誤，要日本一命還一命，那也是不行的。因為那些侵略中國的日本兵早就死了。現在的日本人同那場戰爭沒有關係。

所以，大家都需要向前看。

我們怎樣才能在美國過得更好，這才是最重要的。“

回複《野彪評論》：認同你的觀點。

但想說的是：問題不是你想的那麽簡單。

為什麽《反共》的人《雙標》？為什麽《一反駁，就是五毛紅粉大外宣。》？因為《反共》的人也知道這是製造的《謠言》，所說的全是《謊言》。沒有真憑實據，但就是要說。但凡細心留意一下，《反共》的人，《反共的華人》，磚家叫獸學者名人等在各種文章，演講，講話，博文中，傷痕文學中，電視電影作品中，甚至是一切《反共》文章中都會說：這時段餓死人的事。謊言說上一千篇就成了“真理“。更重要的是：為《反共》。為否定社會主義社會製度。

更重要的是：關係到中國共產黨內在新中成立後走什麽道路的之爭。以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一派人堅持走社會主義公有化道路。而以劉少奇鄧小平一線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內另一派人堅持要走資本主義道路。

自從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以來，一直是走資派鄧小平們及其右派們反共分子們，以掀起反毛譯東，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勢力聯合並持續四十餘年時間裏一個卓有成效的攻擊武器。即造謠說大躍進人民公社餓死幾千萬人。

根源在於：走集體化社會主義道路？還是包產到戶走資本主義道路？

以毛主席為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是堅持走集體化社會主義道路的。

以劉少奇鄧小平一線領導的是要包產到戶走資本主義道路。

退居二線的毛澤東發現後很快批評指出錯誤，及時糾正按原定的中共中央集體決定的方針政策進行。堅持走集體化社會主義道路，農村實行人民公社。在農村實行人民公社時，具體的一線領導劉少奇和鄧小平不但不配合搞，反而搞極左的一套。你毛澤東要搞人民公社嗎，劉鄧就搞“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一套來反抗。共產風，浮誇風，畝產萬斤等亂來。結果搞得亂亂的，必競人民公社是新生事物，誰也沒有搞過更沒有經驗。毛澤東在高位，下麵的官不配合，反而搗亂，何以能夠成事？此時，恰逢新中國成立後的《三年自然災害》。

很多時候，走資派鄧小平們及其右派們反共分子們，都是一體的，因為想要掘掉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就必須要向毛主席潑汙。

1950-1958的九年中，年平均受災麵積為1971萬公頃，成災麵積877萬公頃，而1959-1961三年的年平均受災麵積就達到5728萬公頃，是此前九年的291%;成災麵積2251萬公頃，是此前九年的257%，為有記錄以來最大峰值。

所以，某些磚家叫獸說三年是“風調雨順，純粹人禍”，顯然是不顧事實。純屬《說謊》。並以此製造反共《謠言》打下基礎。

其次，那麽到底有沒有內部的人禍？當然有！有沒有餓死人？當然也有！

隻不過，誰的鍋，應該得搞清楚吧？

從1958年開始的浮誇風，就是最大的人禍。

關於浮誇風，即便是一發就被斃、就被夾，但經過去年2020這一年的互聯網大教育，很多人應該已經對浮誇風的曆史有了解了。

如果依然有疑惑，從曆史上去尋找這麽幾個答案即可：

① 1956年“八大”之後，毛主席退居二線(吸取斯大林逝世後蘇聯被一幫修正主義之徒搞的烏煙瘴氣的教訓)，被推上前台主持工作的，是這兩位：劉少奇和鄧小平，一位管黨、一位管政，同時將包括《人民日報》在內的輿論喉舌掌握旗下。鄧小平站在麥堆上高舉雙手高呼著“畝產萬斤的圖片還是很有領導風度的。站在平地顯現不出來。

當時毛主席為了要遏製浮誇風時，還不讓登《人民日報》。毛澤東的講話稿都不得不通過《黨內通信》在內部來傳達信息。一線領導劉少奇和鄧小平不想給大眾知道毛澤東的講話稿內容。一線領導劉少奇和鄧小平控製《人民日報》。

② “大躍進”這個詞是不是毛主席發明的嗎? 1957年11月18日人民日報社論首創“大躍進”，是誰負責審閱的，查查去就知道了。

③ 1958年8月12日，釀成河南信陽餓死百萬群眾慘案的吳芝圃，陪同毛主席視察農田，背後是誰指使的? 查查去——我教你怎麽查，查查吳芝圃在之前反右擴大化時是誰的馬仔，誰是反右的組長負責人。同時，再看看1979年1月24日，吳芝圃是被誰“平反”的。

④ 1958年7月，是誰在視察河北武清、香河兩縣時，提出“加速過渡到共產主義”? 查查去。1958年9月，是誰去的江蘇常熟縣考察時聲稱“一萬斤還能更多些嗎？”查查去。“一萬斤還能更多些嗎？就是一張圖片上的鄧小平高喊的。

⑤ 1958年9月13日人民日報刊登的著名的《高舉人民公社的紅旗前進》，是誰的手筆?查查去。

⑥ 1958年10月，又是誰在天津站上稻堆拍照? 查查去。這張照片是很有名的鄧小平的照片。

這些問題的答案，四十年來不讓說。

不讓說就不說，但至少作為鋪墊，我們需要知道1959年之前都發生了什麽。

從1958年10月到1959年4月，毛主席主持召開了足足五次會議（一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二次鄭州會議、上海會議），強力糾左、遏製浮誇風，情況逐漸好轉。

隨便舉幾例：

一、1958年11月10日，毛主席審閱修改《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一九五八～一九七二年)》初稿，將第四十條中“一切浮誇和虛構，都必須反對”這句話改為“浮而不實，愛好排場，謊報成績，表裏不一，這一切，都是要不得的。”

二、1958年11月21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第一次講話，共講了八個問題，第一條就是共產主義過渡問題，他說：“我們現在是一窮二白，還有一個一窮二弱。現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實，沒有反映客觀實際。建設社會主義，我們沒有經驗，現在吹得那麽厲害。我擔心我們的建設。有一種樹，叫鑽天楊，鑽得非常快，就是不結實，建設搞得太快了，可能天下大亂。這個問題，我總是擔心得很。……務虛名而受實禍，虛名也得不了，誰也不相信，說你們中國人吹牛。我看啊，是要謹慎一點。”

三、針對某些領導幹部要在水利工程中搞“一億九千萬土石方”的問題，毛主席說：“一千九百億土石方，總是多了，請你們議一議。你們如果一定要搞，那也沒有辦法，不能殺我的頭就是了。我看，明年水利工程照五百億土石方，一點也不翻。今年是五百億，明年是五百億，後年是五百億，你搞他十年，不就五千億了嗎？我說留一點給我們的兒子去搞也可以，何必我們統統搞光？比如鋼三千萬噸，究竟要不要那麽多？能不能搞那麽多？現在才搞到八百萬噸，就是六千萬人上陣，明年三千萬噸鋼，要多少人上陣？是不是定三千萬噸，值得考慮。這三千萬噸，還聯係到焦煤、煤、運輸等，請你們議一議………胡琴的弦不要拉得太緊，搞得太緊了，就有斷弦的危險。還有，農業的任務是搞多少？還是要議一下，總是要有實際可能。可能性有兩種，一種是現實的可能性，一種是非現實的可能性。能夠轉化為現實的那種可能性，就是現實的可能性。所謂非現實的可能性，就是空的。”

四、毛主席找胡喬木、吳冷西、田家英這些筆杆子們談話，說：“虛報不好，比瞞產有危險性。報多了，拿不出來。如果根據多報的數字作生產計劃，有危險性，作供應計劃，更危險。記者到下麵去，不能人家說什麽，你就反映什麽，要有冷靜的頭腦，要作比較。”

五、1959年4月15日，毛主席主持召開最高國務會議，在會議上說：“去年的大躍進，偉大勝利也確是真的。報紙上吹的那些東西，不能全信，我是不信的。什麽幾萬斤一畝，哪有那個事？那是並攏來的，禾秧要熟的時候，把許多畝並到一畝。這些浮誇現象要破除，要搞老實的。”

六、1959年4月29日，毛主席給六級幹部，從省級到小隊級的幹部發了《黨內通信》，專門講了農業的問題，他在信中說：“去年畝產實際隻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

可以看到，大刮無風期間，毛主席是最喜歡“潑冷水”的人，然而後世遵循81決議精神，卻將鍋甩給了他老人家………

民國，發生過多少饑荒呢? 隨便列一列有史可尋的：

1920-1921年華北四省區大饑荒：死1000多萬人，災民3000萬;

1925年川黔湘鄂贛五省大饑荒，死人數不詳;

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饑荒：死1300多萬人，難民5000萬;

長江1931-1949年發生水災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兩次水災死人超過14萬，1931年災民1億人，水災後因饑餓、瘟疫而死亡的人數達300萬人;

1934年全國大旱災，導致饑荒餓死過600萬人;

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饑荒，成都盆地各縣外淪為災區，受災人數3700餘萬人，死亡人數不詳;

1941年廣東大饑荒，死亡人數不詳;

1942年中原大饑荒：僅河南一省即餓死300萬人;1942年，“水旱蝗湯”四大災害輪番襲擊中原地區的110個縣;

1946和1947南方大饑荒：兩年間僅粵桂湘三省就餓死1750餘萬人……

那麽問題又來了，馮客寫這本造謠書籍的經費從哪裏來？——台灣蔣經國基金會！出資100萬美元，責成書寫。

從台灣彌散，從此“餓死三千萬”成為抹黑中國共產黨、抹黑毛主席的“不鏽鐵證”。

之後，經過著名大陸外逃“曆史學者”、著名輪子辛H年在台灣香港和一些西方國家的“演講”，扯淡程度進一步升級：“1962年中國共產黨在10月間開了省委書記碰頭會，在這個碰頭會上，他們認為從1959年到1962年3月所謂的自然災害，實際上風調雨順的歲月裏，完全是因為人禍造成的4300萬人的不正常死亡，安徽，我的家鄉安徽700萬，山東900萬，河南900萬，天府之國，四川1000萬，這些數字是鐵的數字，是我親自記錄的！”這扯淡真的扯的沒邊。

可就是這種扯淡，能夠幾十年來在各種西方媒體的“大雅之堂”上登來躍去，然後再出口轉內銷、由國內各個磚家叫獸二次三次加工創作，繼續升溫。

查證《毛澤東年譜》、《劉少奇年譜》和《周恩來年譜》等，根本就沒有中央在1960年10月舉行各地省委書記會議的記錄，事實上當時也壓根沒有“碰頭會”這種官方會議的叫法。

這“4300萬人死亡”，張口就來之膽大，實為輪子風範。

最後，除了境外勢力的造謠，過去大陸方麵同樣存在“官史錯誤”。

比如著名的1983國統局數據(1960年非正常死亡千萬人)與黨史二卷的計算錯誤，也造成了惡劣的國內國際影響(比如金輝、曹樹基、王維誌、楊繼繩等國內磚家的“研究”，又比如安斯利?科爾以中國官史數字為依據出版的《從1952年到1982年中國人口的急劇變化》)。

根據“某年當年歲末人口數”－“上一年歲末人口數”＝“當年出生人口數”－“當年死亡人口數”的公式，在1983官史數據中，從1957===1979年期間中的大多數年份中，上述這兩個應當相等的數字竟然出現了巨大差異。這能夠作為論據以證明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餓死千萬、三千萬人嗎?

事實是：災害前的在1956—1959四年中，由於戶籍製度落實伊始執行不到位，有1072萬人從農村遷移到市鎮並在市鎮辦理了戶籍遷入手續，但是他們並沒有在原籍辦理戶籍遷出手續(《中國統計年鑒》1986)——這等於莫名增加了千萬人口，所以，也就造成了此後1960年看似“下降”了千萬人口的數字滑坡。

[yongbing1993]

反共謠言之一：餓死千萬至上億







轉載《“餓死三千萬”是謊言還是史實？》 (2011-09-29 00:00:15)

作者：金筆

按：這是一篇有理有據的好文，故推薦之。歡迎留言，但筆者希望所有留言者能看完全文再發留言。筆者要說的有三點：第一，我不否認這三年有餓死人的現象，但絕對不可能幾千萬的。不過，有很多人餓死就是政府失職。第二，楊繼繩在他的《墓碑》一書中“估計”餓死了四千多萬人，這個說法明顯沒有科學依據。楊繼繩就是跑遍全中國也是不可能得出這個數字的，這樣的數據是需要根據統計資料，再建立數學模式，然後還要驗證這個數學模式是否正確，然後才能得出結論的。而楊顯然沒有這方麵的學識。第三，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大陸移民外出的人民估計也有五十至一百萬，而其中在六零年出生的人不會少。此文作者在文中，顯然沒有將這群人估計進去，所以他的反駁應該是更有力的。


《"餓死三千萬"的謊言是怎樣出台的?》

作者：張揚123

來源：人民網

1959～1961年間中國發生了因嚴重的自然災害所引發的饑荒，在全國一些地方造成了死亡，但死亡人數一直沒有準確的數字。

1964年中國政府進行了建國後第二次人口普查，數據沒有公布。

在1982年進行了第三次人口普查之後，兩次普查結果和曆年戶籍統計資料一起在國家統計局1983年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鑒》裏公布。

其中根據統計顯示：1960中國人口總數較上一年減少了整整一千萬。

發現這個情況後，“熱心”的Ashton等四位美國人口學家以及美國人口統計局Banister博士先後運用“美國式的科學方法”，替中國“估算”出：在1959年－1961年這三年裏，發生在中國的饑荒一共造成了近三千萬人死亡這個聳人聽聞的數字。

這個1983年版中國人口統計數據是某些人攻擊毛主席“餓死三千萬”唯一的根據，他們眾多的“研究成果”無一不建立在之後由“熱心”的美國人運用“科學”的方法，從國家統計局所公布的人口數據上“估算”出來的“三千萬”的數據之上，並在此基數上添枝加葉、隨意擴充，大有語不驚人死不休之勢。

除此之外還極力編造各種駭人聽聞的故事試圖證明“餓死三千萬”的真實性。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這些攻擊都出現在1983版的中國人口統計數據公布之後，而在此之前，所有從那個年代生活過來的中國人都不知道自己以及家人曾經處於悲慘的“餓死威脅”之中，除了記得那三年中糧食確實短缺，經常吃不飽之外，從未看到過餓殍遍地的景象，直到遠隔重洋的幾位“熱心”的美國人經過對一組數字加加減減乘乘除除然後替中國人“估算”出三年中餓死了三千萬人之後，中國人才發現：原來親眼看到的情況“都是假的”，而美國專家在家裏組合數字研究出來的東西才是真的。

從那時起，一些“之前一直處於失憶狀態的”的國人突然恢複了記憶，腦筋終於開了竅，開始根據美國人提供的“設計圖紙”來編織這個“餓死三千萬”的謊言大筐，運用他們那剛剛康複的大腦展開豐富而大膽的想像，力圖“真實呈現”與當年六億中國人所聞所見截然不同的全新曆史，毫無畏懼地承擔起了“曆史塗鴉者”的重任。

這份83年版人口統計中最關鍵的數據：

1960年末人口總計：66207萬人；出生人口數是：13,915,080人；

中國在1990年進行了“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在中國統計出版社出版的《1990年人口普查資料》中，顯示出這樣的數據：

1960年出生，年滿30歲的中國人，截止1990年7月，有14,443,119人生活在中國境內！

數據表明，出生在1960年的中國人，經過30年時間，在1990年進行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時，仍然生活在中國境內的竟然有14,443,119人！比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時增加了50萬人。

中國在1995年10月1日完成了全國人口1.04%抽樣調查，在中國《統計年鑒》中，顯示出這樣的數據：

1960年出生，年滿35歲的中國人，至1995年10月，仍然有14,491,481人生活在中國境內！

也就是說，在經過35年後，出生於1960年的人口數，至1995年10月時，不但沒有減少，反而較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時的結果增加了近60萬人。

如果當年真出現了大批餓死人的情況，那麽新生兒將是死亡率最高的群體。其父母都要餓死了，哪還有奶水去喂養嬰兒呢？

可是1990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在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時公布的1960年時出生的人口到了1990年，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又增加了五十多萬人。

這說明1960年出生的新生兒，在經曆了1960、61兩年的大饑荒後，在1964年進行全國第二次人口普查時，不但有1444萬人存活下來，而且民間還存在大量漏報的情況。

在某些人所渲染的那樣一個“饑餓絕望”的年代，新生兒的出生存活率居然如此之高，竟然達到1444萬人之巨，僅1960年這一年的人口出生量，就相當於同時期美國“五年”的人口出生量總和（美國當時有近兩億人，年平均出生人口280萬人）。

這是為什麽？

這像是一個全國人民時刻麵臨“餓死威脅”的國家所應出現的現象麽？

而且1960年出生的嬰兒，應該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在1959年裏懷孕，曆經十月懷胎，在1960年中出生，而且幸運地捱過了60、61年持續兩年的饑荒。

在這裏不得不問：如果真如“控訴者們”所說：1959、60年時全國人民都餓得奄奄一息了，那麽誰還有心情造人？而且全年一造就是1444萬？

這個數字即使放在已經有了十三億人的當今中國來看，也是驚人的。

另外根據1964年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1964年6月30日全國勞動力年齡人口（指男子16～59歲，女子16～54歲）為341,491,424人，占總人口的49.17％。

據1950年頒布的婚姻法規定：“男二十歲，女十八歲，始得結婚。”。

從上麵的人口數據中可以推算出1960年時正處於20～30歲間適育年齡的人口數，當然這些人不會同時選擇在60年中生育，所以人數還要打折。

通過1960年這一年中“1444萬個新生兒”的出生，說明在當時那種被某些人形容為“民不聊生”的困境下，竟然有“1444萬對夫妻”、也就是說有近3000萬人選擇了要生“下一代”，在當時中國隻有六億多人口的情況下，這3000萬男女的人數在20～30歲的適育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應該是相當高的。

是什麽原因讓他們在“隨時麵臨餓死威脅”的情況下仍敢於大膽造人？

如果說是由於“缺乏避孕手段”，懷孕了而不得不生，那麽就又回到上一個疑問：

為何新生兒存活率如此之高？

而且孕育中的胎兒在得不到充分營養的情況下，又能否懷滿十個月後順利出生？

肯定有人會這樣解釋：“83版所公布的1960年出生人口數據是在三年大饑荒結束、新生兒已經大量死亡後的1964年統計而得的“幸運逃過死亡”的出生人口數量。

如果按這種解釋，那麽以1962年2688萬人的出生人口做對照，就算在1960年出生了2500萬人，假設其中死亡了1000萬人，存活了（1995年1.04%抽樣調查給出的）1449萬人，但是仍然無法解釋為何在置身於饑餓死亡的威脅當中、在看到社會上新生兒的高死亡率和明知撫養的艱難性的情況下，竟然還會有2500萬對夫婦（也即5000萬人，占1960年六億總人口的十二分之一）敢於“不畏餓死，大膽造人”。

即使以實際出生1449萬新生兒為準，百分之百全部存活，沒有死亡一個，也就是說有1440萬對夫妻（2880萬人）選擇了造人，這個2880萬的人數在1960年時全國六億多的總人口中，在年滿20～30歲處於生育年齡的人口中仍然要占大多數。

計劃生育在我國在20世紀70年代後才全麵推行，在1982年定為基本國策。有資料顯示，在三年自然災害結束後的1962～1970這八年間，年平均出生人口達到2688萬人。

也就是說，在大饑荒剛剛結束的1962年當中，就出生了2688萬人，而這2688萬中的新生兒當中，應該有絕大部分是在所謂“三年大饑荒”最後一年的1961年裏懷孕，通過十月懷胎，而在1962年分娩的。

1961年時饑荒尚未結束，饑腸漉漉的人們就敢於大規模造人，真是匪夷所思。要知道，即使是當前，在中國已經有了十三億人口、已經全部擺脫了饑餓，而且在農村政策允許下的第二胎和違法超生嚴重的情況下，一年也隻有六、七百萬的新增人口。

由此可以看出，在1959～61這三年中“勇於造人”，並且在61年形成更大規模，以致造成62年出生了2688萬人的中國人並未感受到什麽“餓死”的威脅，所以才敢於“放心大膽”地孕育迎接下一代。

也證明了在1961年形勢好轉之後，在前兩年裏選擇了“推遲造人”的夫婦也全部加入到了造人大軍，所以才會形成第二年2688萬人的驚人人口出生量。

另外以美國1920～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時期做參照：

美國這一時期出生的兒童身材普遍矮小，後來被稱作“蕭條的一代”。由於長期的營養不良，當美國參加二戰需要補充大量兵員時，應征的青年因體質不合格而遭淘汰的達到40%！

而反觀當今中國，在童年和少年時經曆過1959～61年的自然災害，目前處於四、五十歲年齡段的這一代人的身體素質卻是最好的，是當今中國的基石，為中國的繁榮昌盛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現在二、三十歲的青年人都不及他們吃苦耐勞，這又做何解釋？

為什麽美國的饑荒導致了“蕭條的一代”，而中國的“饑荒”卻造就了堅忍的一代？

也許有人會繼續質疑，會祭出“偉大的母愛”來作武器，說餓死的都是大人，新生兒沒事，父母為了能讓孩子生存下去而自己餓死了。

這種說法簡直就是無理狡辯了，如果父母雙亡，繈褓中的嬰兒要讓誰去撫養呢？指望別人？可是別人也自身難保了，又有誰有能力收養呢？就算當年在中國的大地上發生了上千萬次的“奇跡”，使這些“父母雙亡”、或者隻餓死了雙親中一個的孩子都“幸運”地存活了下來，那麽這一千多萬“幸運而艱難”地存活下來的60年人肯定會永遠記住那個讓他失去雙親的年代，一定會“現身說法、毫無保留”地向大家講述他不幸的身世，讓大家記住那段曆史。

可是查閱國內數以百計的大小網站、博客上關於這個“餓死三千萬”的討論回帖，幾乎沒有一個人實名聲稱自己的父母或其中一個在那三年裏餓死，（其實是有的，見後文）這是為什麽？

難道那“三千萬甚至五千萬”死者的親人以及後代都不上網？

但罵歸罵，就是沒有一個人肯現身說法，編造出他的父母或爺奶是在那三年裏餓死的悲慘故事來蠱惑世人。

由此可見：即使是最卑鄙最惡毒的反毛者，也尚存天良，都不願拿自己的父母爺奶冒充“餓死鬼”用來攻擊偉人。（轉帖者：其實並不完全如此！《墓碑》的作者楊繼繩就是為數不多的一個，聲稱自己的父親就是活活餓死的！不過網上已經有喜歡追根尋底的網友根據《墓碑》所提供的情況以及楊繼繩家鄉同一地區的村民們提供的回憶做了調查和分析。楊繼繩的父親其實是死於食道癌、胃癌一類的惡性腫瘤，並不是因為沒東西吃而餓死，而是因為不能吃東西而最終死亡！楊繼繩的母親、兄弟姐妹和他本人都活得好好的，怎麽就隻餓死他爹一個呢？他們家的人心夠狠的啊！）

另外諸如：如此大量的死亡（當時中國有六億多人口，如果這個由美國人“估算”出來的三千萬屬實，那麽比例接近20：1），遺體是如何處理的？又將耗費多大的人力物力？

所有杜撰“餓死三千萬”小說的國內外作者都沒有“科學而合理地”解釋這個問題，似乎這三千萬人在他們的筆下從人間蒸發了，沒有留下任何痕跡，隻有在他們的“小說”裏才會讓人記起。

更有一些居心叵測之徒一直試圖用中國八年抗戰中的死亡人數和這個“三年餓死3000萬”的虛構數據作對比，完全不顧邏輯，妄圖混淆視聽，其卑劣用心昭然若揭，其心當誅。

另外大災之後為何沒有暴發瘟疫？在那種“人口大規模集中死亡”的“假設估算”下，一場大瘟疫似乎不可避免，但是至今沒有任何證據顯示當時中國爆發過大瘟疫，而“饑餓”小說家們基本也都回避了這個情節。

迄今為止，還沒看到有人在網上以實名發布自己長輩父母親友在那三年裏餓死的文章。

近20：1的死亡率，結合那個年代多子女多洐支的家庭結構，如果幾十人的家族中有數人餓死，肯定會給晚輩留下極深刻的記憶。

如今當年那些失去親人的“幸存者”都已經步入中年或老年，這麽多年裏不可能沒有一個人出來“現身說法”。

而且最奇怪的是：在諸多堅信美國人這個三千萬“估算”的正確性，並據此對毛主席百般詆毀的“控訴者”們的文章和發言中，卻幾乎都沒有其父母以及親友被餓死的描述，而隻是“津津樂道”由“道聽途說”來的所謂悲慘故事。

這些“控訴者”為什麽這麽“幸運”？

在他們所形容的那樣“悲慘”的境地下，為什麽他們全家竟然沒有一人餓死？

對於這些明顯的漏洞，為何“控訴者們”一向都避而不談，從來都不去探究？而隻是死抱著那組由“熱心的美國人”“估算”出來的數字堅信不疑，喋喋不休？

1960年出生的1449萬人口足以證明這個由美國人“估算”出來的“餓死三千萬人”純屬謊言，至於那些誇張到“四千萬、五千萬”的說法當係瘋人癔語，在此不予置評。

既然當年並不存在因饑餓而大量致死的情況，那麽那個人口減少一千萬的數據該如何解釋？

可信的解釋是：由於當時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嚴酷封鎖，加之國內持續的嚴重自然災害，致使相當一部分處於適育年齡的夫婦考慮到自身的撫育能力，在1959年做出決定，把“造人計劃”推遲；而且有資料顯示，由於營養不良，當時中國婦女閉經的發生率很高，閉經即可導致不孕，但並不會從此絕育。

正是上述原因導致了60年新生人口數量的嚴重下降。出生率下降了，但是當年人口自然死亡率並沒有下降。

如果將1960年1444萬的人口出生數與結束三年自然災害後的1962年激增的2688萬出生人數作對比，兩者之間竟相差了1200多萬人。

再加上1964年人口普查時民間的不重視，造成了大量的漏報（在1983年版《中國統計年鑒》中公布的1964年人口普查數據中，僅1960年一年出生的人口就漏報了近60萬，那麽全部年齡的漏報肯定是個不小的數目），上述幾點應該就是官方數據中1960年總人口減少一千萬的原因。

“熱心而又聰明”的美國專家運用“科學的估算”方法，把上述一千多萬根本沒有出生的和漏報的人口統統視為“餓死”，跟其他通過各種方法“估算”後七拚八湊得來的數據累加在一起，得出了這個三年“餓死三千萬”的結論，並厚顏無恥地將這個漏洞百出的“研究成果”公開發表，用這個以不嚴謹的“科學方法”“估算”出來的謊言愚弄了全世界，並試圖籍此把中國推上道德的審判台，妄想再次以審判者的傲慢姿態俯視中國。每一個有尊嚴的中國人都應該認清這些洋專家的真正用心，他們泡製這個蹩腳謊言的動機對中國充滿了惡意，沒有任何善意的成分，其目的就是要醜化新中國。

最可悲可鄙的是那些被老外誣蔑攻擊扇了耳光後還在幫忙吆喝自輕自賤的國人，他們的人格和尊嚴都已經墮落淪為西方的痰沫和笑柄。當然他們之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從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並以做“香蕉人”為榮，對於這些數典忘祖的無恥漢奸，就連西方人也瞧不起他們。

另外有人造謠說1959、60、61這三年間中國並未發生過全國範圍的嚴重的自然災害，但事實是當時確實發生了，這個在網上有證可查，懷疑的人請自己擺渡。
本文隻是擺事實講道理，無意否定那三年中一些地方確實餓死了人，針對的隻是“三千萬”這個駭人聽聞的數字。

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時期，都會發生因凍餓死人的事件，這不是什麽見不得人的事。即使被香蕉人吹噓為“天堂”一般的美國，這類事情也屢見不鮮，所以中國人不必因此就背上幾個美國人丟過來的這個虛構的“三千萬”十字架，被早已被美國無視的什麽“犯罪感”壓得抬不起頭來。

美國在1920～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中，一方麵大批工人失業、數千萬人掙紮在死亡線上，另一方麵資本家卻把大量的小麥堆起來燒掉、六百萬頭生豬一次性投入密西西比河，寧可銷毀也不肯施舍給窮人，根本無視人民的死活。

據1932年9月《幸福》雜誌估計，美國有3400萬成年男女和兒童，約占全國總人口的28%的人無法維持生計(1100萬戶農村人口未計在內)，流浪人口達200萬，僅紐約一地1931年一年中記錄在案的餓斃街頭的案件就有20000餘起。這一時期出生的兒童身材矮小，後來被稱作“蕭條的一代”。全美有330萬兒童失學，女孩子為了養家糊口冒著懷孕的危險以10美分一次的價格到街上賣淫。由於長期的營養不良，當美國參加二戰需要補充大量兵員時，因體質不合格遭淘汰的達 40%！

胡佛總統曾經要求喜劇演員通過給人們以歡笑減輕大家的心理壓力。紐約大街流行這樣一首兒歌：“梅隆拉響汽笛，胡佛敲起鍾。華爾街發出信號，美國往地獄裏衝！”——摘自《富蘭克林·羅斯富全傳》

有“證據”顯示：美國1930年大饑荒至少有800萬人以上被餓死, 約占當時美國總人口的7%。以下美國人口數據是從美國人口統計局和勞工部的網頁查得。

1900年7621萬
1910年9222萬
1920年1億602萬
1930年1億2320萬
1940年1億3216萬
1950年1億5132萬
1960年1億7932萬

美國自立國起每十年一次人口普查，應該很有經驗和準確。我們做以下統計和比較，就可以得知美國人口在各年份增長的情況：

1900～1910年，增加1601萬人；
1910～1920年，增加1380萬人；
1920～1930年，增加1700萬人；
1930～1940年，增加 896萬人；
1940～1950年，增加1916萬人；
1950～1960年，增加2800萬人。

以上數據顯示：在從1900年～1960年期間，美國平均以1700萬人(每十年)的速度增長，但在1930年～1940年出現了異常情況，人口僅增長了不到900萬人，比正常情況減少800多萬人。而1930年～1933年美國暴發嚴重的經濟危機，發生了遍及全美國的大饑荒和普遍的營養不良，導致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最保守的估計，至少有800萬人以上被餓死，約占當時美國總人口的7%。

如上所知：即使沒有經過“科學的估算”，也顯示美國當時餓死了八百萬人之多，有人替美國通過“美國式的科學方法估算”，竟然得出死亡人數超過一千八百萬的驚人數字。

中國1960年人口減少1000萬，就被熱心的美國專家“估算”出餓死“三千萬”，而且裝聾作啞不接受任何解釋，至今仍堅持這個偽造的結論以圖攻擊中國的偉人。

而美國人口減少了800萬，這些專家卻都緘默不語，完全無視這800萬人的“生命”。

兩岸三地一些香蕉人一直在忠貞地替主人辯護，說當時美國的糧食太多了，多得隻好銷毀！

但卻不解釋為什麽美國資本家不肯把這些“多得不得不銷毀”的糧食施舍給窮人、幫助窮人度過饑荒，而是冷漠地看著窮人大量餓死。

而且他們還自作聰明地替主人把這800萬餓死的人口解釋為“移民去俄羅斯等國尋找新的天堂”了，這對一向被他們吹噓為“天堂”的美國不啻是一個諷刺。

這些香蕉人驢唇不對馬嘴的表忠辯解展示了他們的奴顏卑膝與愚蠢可笑。